朱锋

王婉潞博士（以下简称“王”）：朱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编辑部的访谈邀请。近年来南海局势复杂多变，南海问题殊难开解。可以请您介绍南海问题的由来，以及南海研究的重要意义吗？

朱锋教授（以下简称“朱”）：从古至今，南海首先是我国重要的海上通道，其次是渔业捕捞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南海一直是中国海洋空间发展的重要领域。海南省保存下来的《更路簿》证明，古时的中国渔民早已在南海捕鱼，也证明中国早已对南海岛礁利用开发与实际主张。晚清末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先后出巡外海，不仅发现日本商人已经占领东沙岛的事实，还巡视复勘了西沙群岛，对西沙群岛的14个岛礁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并在岛上宣示主权。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在东沙岛上设立观象台，得到了国际承认。但是这一时期，南海也出现一些争议，例如1930-1933年著名的“九小岛事件”。当时，法国殖民主义者从其殖民地越南出发，占领并宣称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为法国领土，民国政府进行抗议并表示南沙群岛有关岛屿“仅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上确认为中国领土”。同时，广东省政府针对法国诱骗中国渔民悬挂法国国旗，命令各县长布告，禁止在南沙群岛及海域作业的中国渔船悬挂外国旗帜，并给渔民发放中国国旗，要求悬挂。可以说，中国政府对这个事情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反应。此事件后，法国依然企图进占西沙群岛，国民政府意识到西沙群岛设立气象台关系领土主权，应及早进行。经过多次协调，于1936年在西沙群岛创建了气象台、无线电台和灯塔等。

20世纪上半叶，另一个与我国就南海产生争议的国家是日本。除了刚刚提到的东沙岛事件之外，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扩大在东亚的扩张范围，除了侵略中国之外，也出兵东南亚，对南沙群岛有过实际的军事占领并在岛礁上留下了一些日本军事侵略者的足迹。时至二战结束，中国政府接收南海诸岛、法国重新挑起主权争端之后，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公布《南海诸岛位置略图》，在南海划定“十一段线”，“十一段线”成为中国在南海岛礁主权、历史权利，以及在南海海洋权益的基本主张。由于相关东南亚国家曾经是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等）的殖民地，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完全接受“十一段线”（日后被称为“九段线”）的主张，并不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间的具体竞争和领土争议。概言之，中国政府强调了在“十一段线”内对南海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且当时的西方国家对此持接受态度。

为什么如今南海问题形成争议？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一份智库报告称，南海海底蕴藏丰富的海洋石油资源，南海因此成为重要的石油产地。由此，取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始提出实质性南海诸岛战略，试图通过挖掘石油等方式对中国的南海岛礁主权以及海洋权利提出争议。此时，受到国内政治进程的负面影响，尽管我国最早提出断续线范围内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都是我国所拥有的历史权利，但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南海的实际控制确实相对来说较弱。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之后，通过区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外大陆架等不同海上区域，公约实质上对各个沿海国家的海洋权利与主张做出了整体上和实质上的法律与规范更新。南海问题也受公约出台的影响，这些南海声索国希望利用海洋法强化他们在专属经济区（EEC）以及外大陆架的权利，以此来对抗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南海局势的真正突变源自于2011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重返亚太”，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原本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持立场，然而当美国开始锁定中国作为所谓“最大战略竞争者”和“最大的威胁”时，南海的主权争议变成美国进一步挑拨中国与东盟关系、离间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提升所谓对中国的战略打压和战略遏制能力的重要筹码。尽管美国是南海的域外国家，但事实上美国对于如今南海事务的插手和干预范围在不断扩大。

中国的南海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内局限于历史问题研究，随着南海岛礁主权、海洋权益争议以及东亚地缘战略竞争不断进入海洋和海权争夺领域，国际法研究、国际政治以及围绕着南海问题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开始不断兴起。当前，南海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的战略性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在中国从陆地大国走向海洋大国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南海研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维护和保障，更是中国从陆地强国走向海洋强国的重大话题。南海的海洋资源、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中国成为海洋大国所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重要海洋战略资源。

自大航海时代开启以来的500年历史中，大国竞争是海权竞争，是国家间海军的军事能力竞争，也是各国对海洋的实控能力，以及对海洋影响力的竞争。这是因为，在工业化时代，对于一个崛起大国而言，拥有足够的海洋权力意味着其不仅可以保证贸易通道的和平、通畅与安全，同时也可以借助海洋通道，超出自己的地理边界范围进行海外影响力的投送。同时，过去500年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方为什么能够将殖民主义侵略带向全世界。这正是因为西方国家首先引领了第一波工业革命。所谓“船坚炮利”是近现代西方的海外扩张能力、海外资源掠夺能力，以及在海外势力范围内制造能力与保障能力等最生动最鲜明的标志。反观中国，在历史上很长时间中国都是一个陆地大国。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也是进口油气资源和矿产资源最多的国家，所以对中国来讲，保护海外利益越来越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保护中国海外的安全利益很大程度上需要强大的海军，需要强大的海上影响力和通过海洋向外的投送力。虽然中国面向黄海、东海和南海，但是东海和黄海的海洋资源相对来说较少，海水也较浅，只有南海这种深海才适合大型舰艇船舶的运行和停泊。对于正崛起成为一个重要海权大国的中国来说，今天的南海是不可替代的海洋资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海问题上维权维稳对中国越来越重要的根本原因。并且，中国享有南海断续线内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这是祖宗留下来的资产。所以从中国的发展来说，祖产一寸也不能丢，这是我们现在坚定维护中国在南海权益的重要目标。

美国现在通过插手干涉和拱火南海地区的主权争议，进一步打压中国、孤立中国和遏制中国。美国已经肆无忌惮地将南海的主权争议变成一个战略抓手，帮助其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挑起阵营对立，组建针对中国的“包围网”。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南海政策是不介入南海沿岸国的主权争议，只是表达对南海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战略性关注。但近10年来，美国的南海政策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美国不仅通过挑战和否定中国的南海主权与权益主张，来增强其从外交到军事深度介入南海事务的合法性，更是通过全面否定中国的南海主张来扩大其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影响力。目前南海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初对于海洋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议，中美两国的南海竞争不仅涉及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也涉及南海议题上的话语权竞争。南海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美大国博弈的中心话题。

王：谢谢朱院长！南海研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作为国家级南海研究智库，南京大学中国南海中心及其南海研究具有哪些特色呢？

朱：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为“南海中心”）创立于2012年7月，并在2013年成为教育部第一批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南海研究是最典型的多学科、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想要对南海问题有客观清醒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就需要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我们在南海的维权维稳，不仅要显示我们坚定意志和决心，同样也要有效运用国际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正当权益。在目前的联合国海洋法框架内，一方面我们要批驳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偏激和错误，另外一方面要就中国对南海岛礁主权的国际法依据做出更加明确清晰的解释，要对其他南海声索国在南海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进行驳斥。除开南海地区自身，南海周边的南海沿海国和东盟国家研究也是南海研究的组成部分。中国要如何与周边国家一道稳定南海局势，进一步加强中国—东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东盟国家进行非常深入详细的研究，对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状况进行分析和了解。尽管现在国内的南海研究已经在包括美国、日本、印度这些所谓域外国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这些域外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南海政策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加强对域内国家的关注。如何进一步拉动和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如何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如何探索跨越南海主权争议，深化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现实政策路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对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背后，影响其南海主张、南海立场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具有非常深入的、准确的、清晰的认识。为顺利开展上述工作，南海中心启动多项建设作为支持。

第一，平台建设。南海中心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围绕基础研究、动态监测、战略决策等三大方向，构建“南海史地与文化”“南海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南海法律研究”“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稳定”“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南海舆情监测与传播管理”“南海遥感动态监测与情势推演”“南海问题政策与战略决策支持”“南海国际关系研究”九大研究平台。不仅有来自国际关系、历史学科的研究者，也有关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法律专家，还有聚焦在南海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交往的哲学与文化学者。南海中心也是重要的文理协同的平台。保护南海海洋权益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海洋的地质、生物和环境等资源进行保护，而想要对各类海洋资产进行准确清晰的定位、跟踪、了解，就需要包括海洋遥感、测绘在内各种高新技术的发展。这些同样是我们南海中心的重要的研究、工作内容之一。

第二，学术队伍建设。南海中心从建立开始，组建的是多学科、跨学科的协同创新团队，包括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地理海洋学院、历史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外语学院等院系单位的相关研究力量。研究重点就是从区域国别角度，从国际关系、历史、法律、经济、海洋资源与遥感、外语和新闻传播等领域开展多学科、交叉学科基础上的有组织研究。

第三，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从事南海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在南海问题上的维权，那我们一定就要从外交、政治、安全、经济、文化、法律、历史等多视角，全面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的南海维权的故事。为支撑南海证据链建设、南海周边区域国别研究，南海中心与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建设南海特藏室，提供了综合性、全方位、跨学科的南海研究资料库，这是南海中心在沈固潮老师的带领下通过将近20年的努力建设而成。南海特藏室藏有南海及周边国家资料和档案，是国内在该领域独一无二的专门资料室，资料涵盖南海地理、历史、文化等文献资料、地图、档案等，整合南海民国档案、明清档案和外国档案，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数据化处理。目前，已建有南海文库数据库、南海文献数据库、东南海疆研究数据库。

第四，期刊建设。南海中心编辑出版《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这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唯二的涉海研究学术期刊，另一本是《太平洋学报》。南海中心所主编的《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内容涵盖亚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聚焦亚太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区域热点等诸多现实问题，开辟亚太热点透析、区域安全探讨、海洋动态观察、南海专题研究、国际政经聚焦等栏目，使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相结合，特别强调论文要在多学科、交叉学科的视角下，深入推进对南海问题的客观、准确和科学的研究与认识。经过多年努力和发展，《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业已成为我国区域安全与海洋研究成果汇集平台，逐步形成具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术品牌。2023年，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南海中心的多学科、跨学科建设思路同样体现在中心举办的系列活动中。从2013年开始，南海中心每年主办年度学术高端项目——“南海论坛”，至今已举办11届，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论坛受邀专家涵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所涉及和关注的多学科和多领域。譬如，今年刚刚结束的南海论坛，中心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南海研究所的副所长苏凤珍教授，分享有关南海岛礁信息化处理问题的一系列科学进展。此前中心亦曾邀请高之国大法官（联合国海洋法法庭原法官），以及邹克渊教授、金永明教授和余敏友教授等国际法领域的专家。在南海问题上，外交和国际安全视角不可或缺，中心已形成专家团队，主办中日东海海上安全对话、中美南海安全系列对话、中国-东盟对话等。南海中心举办或承办的国际和国内学术活动，宗旨是在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视角下共同推进我国涉海研究的发展。

王：南海中心做出一系列可贵的探索与实践，也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宝贵经验。人才培养是当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焦点议题之一。可以请您介绍一下南海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哪些特色吗？

朱：区域国别研究一定要有更强的人才培养意识，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科研院所要成为培养高精尖专业性人才的基地。我于2014年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来到南京大学，一直担任南海中心的执行主任。南海中心主任是今年已经86岁的王颖院士，王院士一直十分关心南海研究的进展，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南海海洋地理科学研究。在王院士的关心和支持下，南海中心从2014年启动多学科、跨学科的“南海计划博士生项目”。

南京大学非常支持南海中心的“南海计划”项目，中心每年招收20个“南海计划”博士，这20个博士来自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地理海洋学院、历史学院、经济学院、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外语学院等院系，涉及到11个专业。南海计划的博士生不仅有从事海洋地质、海洋遥感这些理工科专业，也有国际法、国际经济、国际安全，包括世界史等这些人文社科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南海中心的科研和师资力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心的全职科研团队，另外一部分是依托各个协同创新平台，以南海中心的特约教授、研究员为主的科研系列。可以说，南海博士计划完全是一个鼓励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的培养项目。

南海中心在博士培养方案的制定中就特别强调博士生对南海问题的多学科、跨学科能力的训练。南海计划的博士生不论攻读哪个专业方向，他们既要完成本专业方向的学位课程学习要求，同时也需要完成南海中心给他们开设“国际安全理论与海洋安全研究”“南海周边地区政治与外交研究”以及“南海争端的历史演变与法律争议研究”这三门综合性公选必修课。我本人每年都会担任“国际安全理论与海洋安全研究”这门课的授课工作。总的来讲，我们通过开设公选必修课程，给南海计划博士生提供了多视角、多领域和多学科的知识传授。此外，南海中心的许多国际国内学术活动向南海计划的博士生开放并邀请他们参会。特别是2021年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建成立后，南海中心与国际关系学院相互促进，对推动南海国际化博士生项目的联合培养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目前，“南海计划”已超过69人获得博士学位，这些博士生毕业之后中心对他们的就业和工作去向进行长期跟踪。十年间，中心培养的南海计划博士生相继进入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为我国的涉海工作与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批博士毕业生正战斗在我们国家涉海工作的第一线。

王：南海中心培养出南海研究与实务人才，可以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国内不少学者认为，人才培养是区分“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在您看来，“南海学”和“南海研究”存在哪些区别呢？

朱：现在国内一些学者提出要建立“南海学”。我个人认为，“南海学”这个概念可以提，但核心问题依然在于中国的南海研究能否在相关的多学科和交叉学科背景下，在各个学科领域内都能够有所建树和专长，能够有足够的科研深度与向国际传送话语的能力。我本人并不是太热衷于所谓“南海学”概念的推广。如果学界要形成或者设计“南海学”的具体概念，首先应该在各自的学科领域真正形成高水平、高时效、高质量的科研团队和科研成果。

这同样是我对如今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看法。一方面，区域国别学现在已经成为一级学科，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认可；但是另外一方面，能推动一级学科有效发展的因素，其本质并不是制造新的概念，而是在相关已有概念的背后，能够形成综合、整体与深入的知识体系，在鼓励学科领域内的创新的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科研人才队伍。

王：南海中心已成为国内外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研究机构。请问在您看来，南海中心和南海研究的相关经验能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哪些借鉴？

朱：我认为，南海研究现在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提供的参考是多方面的。第一，结合过去二十余年南海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区域国别学学科的核心问题是要有更强的专业意识与自觉承担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责任意识。就像南海中心是个多学科跨学科的平台，中心的南海研究也始终强调交叉学科的共同研究，但对南海研究的基本定位始终不应该改变，即南海研究的本质是国际问题研究。我觉得这也是中心这些年南海研究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无论是从历史、法律、国际关系、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研究南海，最重要的是看到南海问题不仅是一个国际争议问题，更是一个在我国周边外交领域内突出的、严峻的维稳维权话题。因此，从事南海问题研究，不管研究者具有怎样的专业背景，一定要有良好的外语能力，以及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同样重要的是，不管是从哪个学科的角度，研究者在面对南海问题当前纷繁复杂局势以及严峻国际压力的情况下，要保持清晰准确的认识。研究南海问题的能力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理解能力，更重要是看研究者在国际问题研究的这个专业范围内，是否能对南海问题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国周边外交领域的安全问题，能具有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的清晰准确的认识。

第二，结合南海中心这十多年的努力来看，如果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要形成良好的学术影响力，来自南海中心和南海研究的经验是一定要打通不同专业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相关学科的人才、智力资源和培养体系要彼此交叉，相互兼容。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这几年写文章再三要强调的，即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是国际问题研究。我们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如果只是懂一些外语，懂一些历史，而对国家间外交安全政治斗争一概不清，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是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更核心的问题是，它在基本的方法论和核心的基础理论探索上，一定要紧密围绕着现在的国际斗争，一定要关注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如何去维护中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因此，这是南海中心在国内和校内外相关学术机构的支持配合下，能够有比较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和南海形势，南海中心的经验是要紧紧围绕着当前南海斗争，关注问题各国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南海周边国家各自地缘战略的变化和相关外交政策的变化，只有对这些问题保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加强自身研究的话语分量。

王：谢谢朱院长，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