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远比我们通常理解得更加博大精深。早年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问题，读书时接触到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美学家卢卡奇的学说，印象最深的不是被广泛提及的他的社会历史建构过程的总体性论点、物化与异化理论，而是他针对苏联、东欧国家出现的弊端所言“理论与实践脱节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悲剧”的分析。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青年学子感受的不同于以往正统说法的思想震撼，是笔者重新认识马克思思想价值的初始触点。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国际关系和外交学领域，读到且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非凡小人物》一书，它把多个鲜活生动的故事置于广阔的历史内，解说了“人”如何大写的核心命题；那些反抗资本机器征服人性的英国早期纺织女工，那些中世纪后期游走在意大利街头巷尾、被称为“革命点火者”的鞋匠，那些为争取劳工权益举行大罢工的芝加哥工人群众，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抵抗美法侵略军的越南丛林游击队员，那些在一些昏暗酒吧或劣质舞台演奏爵士乐曲的傲骨不羁歌手，在他（她）们看似边缘、难言丰功的行动轨迹深处，作者发现了创造历史的微观线索、促进变革的渐积力量、散发人性的持久光束。它再次让习惯于平日会议和书斋学理的笔者，看到新的观察隧道和测量尺度。近一二十年，个人阅读了一些并非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自认是马克思门徒的一些批判理论家的论述，如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结构和日常交往行为的分析，福柯关于权力话语的形成及其生产过程的解释，罗素有关知识的来源和对不同知识类型的梳理，某些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著述等；感觉它们都与马克思的精神有着若隐若现的接通，都善于洞察惯习规制下不易看到的微光区带和深层问题。学生时代受到的第一次思想冲击、进入专业研究领域的第二轮学习、步入中年后的第三回反思，让我不断理解为何说马克思是最有启发性的思想家，为什么很多前辈都认定他是自己的“同时代人”。
说这些对于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何启示？我想，它的一个启发是，为避免“现存的即合理的”思维束缚，须学会创造性解析研究对象。这里试着做一番“三读”，看看可能有哪些不同。
一读由直觉触发，在物理范畴和日常所见有关。平日讲的边界，多半称天然边界或自然疆界，是指利用山脉、河流、湖泊、海洋、沙漠、森林或荒漠等自然特征划分的国家边界，一般由有关国家商量确定并以协议形式所规定。复杂一些的研究，需观看地球仪或世界地图上标识的国家边界，比如非洲大陆的一些国界，可以发现很多横平竖直的经纬线；看上去是对自然边界的强行切割，实质体现的是西方宗主国给当地留下的殖民主义遗产。这是区域概念的第一次解读。当媒体和公众谈论世界各个区域时，多半是站在自然边界和物理角度加以观测与评价，比如富含油气资源的海湾地区，遍布森林和淡水资源的北美大陆，人口密度最高的东亚各国，经济技术较为发达的西欧北欧，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根据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寿命长短、社会保障等确定的衡量指数。一些敏感的研究者同时认识到，这些数据的追踪无法充分解释为何相同自然条件和历史阶段的近邻国家会有大相径庭的现状，为何不同地区的国家选择了同样或类似的政治体制和外交方略乃至相互结盟；因而较深入的答案还需对特定对象国内变化及其对外政策之关联性的分析，需要超越自然疆界而进入地区性文化历史的透视（例如文明圈层的比照）。从全球史的角度观察，那些留下深刻历史印记的区域，多数跨越了自然边界和主权范围，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领地、儒家文化圈、近代以降西欧列强建立的宗主—殖民体系，其间族群、文化、宗教及自然生态，加上征伐战争、权力斗争和土地分配，起了重要作用。
由此进入区域观念的二读，即发现区域构成的历史性、文化性和民族特征，挂钩特定的国际关系（如宗主征服殖民地或宗教皈依过程或文化圈层融合）。现当代各种国际区域的塑造，不断打破传统的界限与束缚，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性体系的不同板块；在这个体系里，用任何单一的“边界”尺度，都无法涵盖实际过程的互动、衍生、色泽。此类努力不断提醒人们，譬如说学科建设的早期，不应把“区域国别学”（姑且称作“学”，哪怕不成型）限定在传统疆界内，而不去考虑自身的变化及次区域关联；或仅关心政策层面的互动，如“一带一路”或“中美博弈”之类主题，而不去了解技术改变、思想传播等流动因素，以及草根层面的跨国性话语、心理和习俗。研究美国外交难道不需要了解美国的社会与族群？讨论上合组织是否需要考虑中国西北边疆族群构造？语言学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和管理学、自然科学诸专业的同人，是否需要摒弃彼此间“鸡同鸭讲”的陋习，或重大国轻小国、重经济安全而轻文化语言的“鄙视链”？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其边界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借用温特的说法“国家不是给定的、而是建构的”，亦可以认为，区域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取决于后天的认知及塑造，呈现动态的、人为努力的演化进程。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经济的发展和周期的更迭，多呈现“创造性破坏”而非平顺伸展；因循守旧的方式即使一时有优势，在新周期来临时却常被突破和颠覆。同理，区域国别研究的初始阶段，亦须重视这个规律。
区域观念的三读，本质上属于本体论（ontology）和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范畴。它的要求是，在进入具体的观念和价值评判之前，首先要反思研究者的认知是如何发生的，它有什么样的特定背景与条件，人对事物及其本质的各种看法包含着什么潜含的、未言明的假设（或共识），这些背景与条件、假设或共识究竟有何长处与局限。然后对已形成的或将出现的区域定义及其推理做出评估，包括它的范围及弹性、准确性与模糊性、政策效用（“可用性”）与纯粹学理欣赏价值之类。由此看到既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局限，并努力寻求改变思维定式的可能性。当代科学哲学和知识成长论，对此经常使用所谓“元理论探究”（metatheoretical inquiry）的路径。它并非简单否定传统的定义，而是扩展思考的空间，重视反思和纠错的工作。它注重的是既有研究的不充分，要求避免把狭隘的教条变成所有命题的标尺。它瞄准区域国别研究类型的知识动态形成，鼓励探究潜含的、尚未成熟和共识的命题，将后面这些要素作为构造区域观念的基础，看到理论之树分叉繁茂的前景。从哲学角度来说，它对经典实证主义认识论提出挑战，因为实证主义与既有经验联系在一起，后者说的“现实”，是已存在的、权威的事实、有形易感的对象，把现实的说成合理的，导致自我循环的闭锁和妨碍知识的增长。需要的是鼓励注意力转向未知的世界和隐含的假设，学会对不确定性和学科交叉过程的包容。方法多元论将得到培育，理论学术将真正百花齐放。上述科学史观有助于拓展区域国别的时空。例如，它可以促进对区域各种主体的想象。国家层面往下有地方、民族、部落、家庭、商业企业及政党，研究国家的对外政策包括地区方针，势必进入具体的单元与实体；国家之外有周边区域及联盟，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有跨国企业和运动，涉及更多经济的、功能的、组织的和族群的内涵，分析广义的“社会关系”而不只是狭隘的“国家间关系”。它可以促进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互动的探讨，看重全球政治画面中或平行的，或交叉的，或重叠的场景，在各种行为体之间架设更多的研究桥梁。尤其是强化对知识形态的追究。好比就餐时顾客第一眼看到的是既有菜单的品种及价格，好的研究者会细究餐馆财政的状况、厨师背景、就餐人数和口味变动等因素对餐馆老板制定菜单的影响，看到推出其他菜单的可能性。
保持三读的态度，会让“区域”观念更加丰富，使研究更有创造性和想象空间。它有助于起步阶段的学科建设，有助于学子和用户发现各自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