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 | 美国区域研究的动力机制与范式生成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区域研究快速发展，并在主要高校完成了制度化建设。作为一种学术范式，区域研究以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多学科应用、关注特定“区域”和当代问题导向为主要特征。这一范式生成既源自学术内部的创新机制，又与现实需求激发的外部力量密切相关。本文追踪了以学术共同体、私人基金会和行政机构为核心的“官私机制”形成的历史，考察三者从各自目标出发资助区域研究的观念基础与核心诉求。本文认为，区域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产生与“官私机制”产生的动力密不可分；这一动力机制也是理解区域研究相关争议的关键，进而可以探究区域研究在美国逐渐走向衰落的原因。

【关键词】区域研究；官私机制；范式生成；普遍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张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冷战史、美国史、知识社会史。

美国对域外知识需求的增强，与其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储备非常不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参与到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中，美国急需有关盟友与敌国的各种知识，以便形成正确决策。这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区域问题专家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OSS）和美国新闻署的前身“战时新闻处”（OWI），进行诸如“士兵忠诚度”“日本文化”“德国城市的摧毁程度”“苏联抵制纳粹侵略的成功概率”等的研究。根据著名人类学家约翰·库珀（John M. Cooper）的观察，“可能有一半”人类学家在从事“全职战争活动”。 战略情报局的研究部门被后世学者称为“主席分部”，因为它汇集了至少 8 位未来的历史学协会主席和 5 位未来的经济学协会主席，其余知名学者更是不计其数。

一般认为，区域研究多学科组织方式的兴起要归功于战略情报局苏联分部，以及该部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罗宾逊（Geroid T. Robinson）。1941 年 9月，罗宾逊被征召参与组建即将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并在第一候选人菲利普·莫斯利（Philip Mosely）选择到国务院任职后就任苏联分部主任。罗宾逊就职后立即开始搜罗各大学，特别是常春藤盟校中对俄罗斯“有任何专业知识”的学生和学者。也就是说，他只考虑候选人是否掌握有关俄罗斯的知识，而不考虑资历或学科。罗宾逊的方法最终取得成功，苏联分部由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组成，被称为“聚焦一国的社会科学”部门。这种围绕区域国别而非学科来组织研究的方式，在战时取得巨大成功并得到广泛推广。

对区域研究的专业培训制度有重要影响的是美国陆军特训项目（ASTP）。该项目实际是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部署在此前不甚了解的地区，对当地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另一方面，美国参战青年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多高校出现了财政危机。为解决上述难题，1942 年年初，美国军方与高校合作开设了陆军特训班。特训班以区域文化和语言为主科，也加入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课程。培训班学员数量庞大，1944 年年初该项目被取消时，陆军一次性撤出的学员约有 11 万人。战争结束时，包括陆军特训项目和其他战时培训项目，美国高校一共建立了 68 个区域研究基地。

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出美国对域外知识的缺乏，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地方偏狭观念（provincialism）。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亦促进了以团队为基础、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文化。 实际上，“跨学科”迅速成为学术“时尚”。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的行为科学运动（第二次）、区域研究规划运动、社会关系理论和现代化理论都是以“跨学科”为主要特征的。然而，战时经验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战后实践，也很难说区域研究的学术范式和学科体制已经在战时建立起来。一方面，学术界反对区域研究建制的声音仍然很强。这种反对不仅因为学科利益之争，更因为战时区域项目的功利取向，并未展示出其有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将大量社会科学家带到美国以外的土地上，进而引发他们对域外研究的学术兴趣，但在和平时期能否获得区域研究所需的经费，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区域研究为何强调社会科学取向？一方面，这与美国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逻辑有关。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哈佛大学教授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多次强调，区域研究是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一代人以前，社会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够进行如此广泛而协调的区域研究的水平”。另一方面，战后美国学术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冲破阻力，支持区域研究在美国高校的制度化建设，是相信其可以贡献于社会科学的智识议程。

其时，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核心使命是发展“普遍社会科学”。包括帕森斯、希尔斯（Edward A. Shils）在内，战后美国顶尖社会科学家不仅在建设宏大理论方面有着超强的自信，而且相信通过拓展有关人类行为的知识，可以为增进“人类福祉”提供最大保障，其重要性不亚于自然科学创造的知识产品。而“普遍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这些现代社会科学，其概念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思想和制度的产物，视角和参照系都是西方文明。很明显，“普遍社会科学”需要来自“东方”的经验，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必须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制度、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进行考察。盖源于此，学术需求赋予区域研究以内部的合法性。

事实上，学术共同体的区域研究规划运动从战争后期已经开始。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率先承认区域研究对改进社会科学研究和培训研究人员的意义。其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全国研究理事会（NRC）合作，共同资助了数个调查项目，并连续召开世界区域研究相关的规划会议。被公认为区域研究奠基文献之一的《区域研究：兼论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简称《霍尔报告》），核心任务就是考察“区域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报告确认区域研究是促进“知识的基本总体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贡献于社会科学发展，弥合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距。在 1947 年年底在纽约召开的“世界区域研究委员会”会议上，与会学者达成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在理论和科学层面，区域研究的目标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目标，即发展一门关于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普遍科学。

除了“普遍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支持区域研究规划运动的还有两部分知识群体：一部分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另一部分是实用主义者。文化相对主义者承认美国对非西方文化认识的不足，也承认以西方的标准来观照非西方文化的局限性。时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批判美国学术上的地方偏狭观念。他相信区域研究是对社会科学赖以建立的前提及其方法论程序的重要检验。汉斯·摩根索亦主张区域研究的智识目标应当是传达文化相对性的经验，以使“我们”能够基于自身的智识判断、道德评价和审美旨趣来公正地对待外国文化，同时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应对外国地区的问题和挑战。他进一步指出，区域研究能够增强对所有文化的所有表现形式的理解，因而提供了智识和审美上的满足。

实用主义者看到了美国加强域外研究的实际需求，并刻意强调要与过去的“东方学”研究传统分离。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美国追求的全球自由市场，以及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使美国无法停留在对外国区域语言、文化和地理的人文理解上。美国要同新世界秩序下的“东方”新兴国家接触，必然需要熟知这些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蕴含的力量和因素，“他们的民族意识、经济自决的愿望、文化状况、人口压力、地区理解，等等”。因此，借助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几乎是必然的。正如费正清在写给彭德尔顿·赫林的信中所说，区域研究不能受已有学术传统影响。在亚洲研究的大多数部门中，社会科学方法落后于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文主义方法。这已使亚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斯拉夫研究。尽管在区域研究后来的发展历程中，有关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审美取向与实用主张之间的争论始终存在，不可否认的是，区域研究范式的生成与其时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趋势是一致的，有极强的内部驱动力。

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印迪杰特·帕玛（Inderjeet Parmar）认为：私人基金会是美国东海岸外交政策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打造全球霸权的事业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这一霸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文化和知识传播建立起来的”。基金会通过加强和动员美国学术界，通过支持外国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学科，为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奠定国内智识基础。 应该说，以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为代表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确可以被视为美国战略决策机制的组成部分，是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战略的参与者和实施者。而几乎没有人反对，私人基金会是区域研究在高校建制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没有基金会的资助，区域研究就不可能在学术壤中扎下坚实的根”。那么，两者之间如何关联？区域研究为何成为美国战后所谓“自由”议程的核心指向？事实上，“和平”正是战后美国自由主义议程的核心表达。美国建制派精英认为，必须打破战争引发的世界萧条状态，以及将世界分裂为相互竞争性集团的封闭局面，促进一个开放和非歧视的世界经济体系，进而实现和平与安全。

在围绕“一区”项目进行的内部讨论中，罗恩·盖瑟（H. Rowan Gaither, Jr.）等人认为，该项目主要涉及国际和跨文化理解，“通过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中检验科学知识不仅可以促进科学知识，对这一问题的注意还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时任基金会主席霍夫曼（Paul G. Hoff man）很快认可了这一说法。在就任主席的首次董事会会议上他正式宣布：区域研究是“和平”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或许没有人比霍夫曼更适合来主导这项工作。霍夫曼是东部建制派精英的代表。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密友、马歇尔计划的首任管理者，被后世传记家称为美国对外援助的“设计师”。事实上，区域研究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进而有助于战后美国自由主义议程，已经是私人基金会、学术共同体和行政机构的共识。此前召开的关于区域研究规划的多轨会议上，来自联邦政府、基金会和学术界的代表都赞同：美国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上重要的地区和人民……在不同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目标的人民之间发展更好理解的基础；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使其有义务发展一切有助于和平处理国际事务的科学和学术资源。

“一区”项目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区域研究的走向。其一，通过资助来规范区域研究的重点问题域。鉴于美苏对峙的大环境，在讨论“一区”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时，福特基金会特别强调对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研究。若要考察苏联及其“卫星国”领导人的决策和行为，必须了解本土因素、利益或思想。要争取苏联以外地区的人民（的支持），必须对各个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在亚洲，应初步分析各国人民最容易接受的态度和呼吁，并分析每个地区和国别，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等国特有的要素。同样的方式也适用于东欧和中东。更多情况下，私人基金会将类似研讨会议委托给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等学术机构组织。也就是说，基金会通过资助偏好，决定性地将区域研究引向对当代特定问题的考察。这是区域研究范式区别于“东方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二，支持区域研究在高校的制度化建设。美国某私人基金会从 1950 年设立外国区域奖学金项目（FAFP），影响极其深远。到1977年，共投入3510万美元。FAFP 明确其资助目的是“使有关亚洲、非洲、近东、苏联和东欧的研究在高校处于有竞争力的地位”。翌年，福特基金会又设立国际训练与研究项目（ITR）。该项目在其存续的 14 年中，共提供了大约 2.7 亿美元，主要用来支持美国大学的区域和国际研究。与此同时，其他基金会也对区域研究进行了资助。1946—1954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区域研究投入的经费是 800 万美元。1954 年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和外国区域研究的资助增加了五倍。私人基金会不仅帮助选定的高校建立区域中心，设立奖学金项目，资助专业协会和全国性会议，还支持区域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田野考察等活动。这些基本符合沃勒斯坦界定的学科制度化的基本要素。可以说，私人基金会对区域研究在高校的学科建制至关重要。

战后美国在全世界加大了力量投送，加之美苏关系恶化后，各行政机构对区域专家的需求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异常急切。由于区域专家稀缺，政府各部门出现了“争抢”区域专家的现象，以致中情局敦促各机构要达成一个“绅士协定”，将大学教员留在校园，以通过这些人进行教育培训，实现资源共享。1951 年年初，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建议下，政府各部门和高校联合发起了一个“培训区域专家”计划。初步准备培训 1000 名区域专家，以满足行政部门的需要，同时避免政府机构从高校区域研究中心“抽干”（draw off ）教学研究人员。战后初期成立的三大俄国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的俄国研究所、哈佛大学的俄国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很重要的功能是为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培训人员。

然而，即便如此，区域专家的数量仍然不足。一方面，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启的“现代化工程”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对第三世界冲突的深度介入，特别是诸如“反叛乱”“低烈度”等战略的实施，军方对区域研究人员的需求也在上升。从情报和信息的角度看，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有所增强，但对诸如印度尼西亚、印度这样的重要国家仍知之甚少。1956 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共同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美国国务院才惊觉对南亚和中东研究的欠缺。虽然私人基金会一直资助南亚研究，但相对于苏联、中国这样的“关键”区域，对南亚的投入力度要小很多。

1958 年，在“苏联卫星事件”影响下，联邦政府为保证美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通过了旨在“加强基础教育”的立法——《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该法第六款用于在美国大学建立“语言和区域中心”。这些中心不仅要进行语言教学，而且为使美国能够“对使用这些语言的区域、地区或国家有充分的了解”，还要进行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教学。1961 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共同教育与交流法》，亦称《富布赖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该法正式授权美国行政机构向外国推行促进知识，加强全世界教育、科学和文化的项目；同时向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传授特殊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富布赖特—海斯法》可以被视为《国防教育法案》第六款的配套政策，分别指向海外和国内区域研究的能力建设。

联邦立法对区域研究的影响极大。首先，在资助主体方面，“官私机制”（public-private mechanism）正式形成。至少在 10 年的时间内，美国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原则与官方需求大致相同。美国某私人基金会内部文件回顾了外国区域奖学金项目在官方引导下的前后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外国区域奖学金项目由重点资助研究项目，转向资助教育和培训。美国高校虽然倡导“学术自由”，反感官方介入，但其对来自资助机构和捐赠者的市场信号反应最为灵敏。因此，《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后，高校表现出扩大区域研究中心的极强意愿。哈佛大学资助东亚研究的款项超过了政府的资助，20 世纪 60 年代初是后者的五倍多。因此，“官私机制”也被称为“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学术共同体”的联结网络。

其次，将区域研究进一步引向现实问题和“当代”问题，包括语言的教学和研究也是强调现代语言。著名印度学家诺曼·布朗（W. Norman Brown）这样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方”越来越成为现代工业化和政治变革世界的一部分。美国开始对“东方”世界的政治结构、社会制度、愿景、当前的经济能力和发展潜力、人们的行为模式，以及当代语言展开研究。私人基金会率先看到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政治学、政府学、国际关系和行为科学）进行外国区域研究的必要性，美国国会随后以立法形式确认了这一国家需要。

最后，美国区域研究范式区别于“东方学”的关键是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每一种研究范式都要回应时代的主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的三个主要潮流是非殖民化、全球化和美苏冷战对抗。就区域研究而言，一方面，与殖民系相关联的传统“东方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将“东方”视为全球进程之外的孤立文明，不符合世界政治走向；另一方面，美苏冷战曾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左右美国国际战略和国内政治文化。对美国冷战战略家来说，区域研究本身附带国家政治文化使命，其观照的对象（亚非国家）正处于力量上升时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突破文化和思想上的诸多边界，是冷战“人心之争”的天然工具。盖源于此，区域研究抛弃了“东方学”的“种族差异”叙事，转而试图发展一种“全球一体化”叙事。在此过程中，现代化理论成为区域研究学者广泛接受的理论假设。在“区域研究 + 现代化”模式下，非西方国家被视为一个线性发展的、具有潜在普遍意义的合理化和进步进程的产物。美国（西方）经验是这些国家仿效的对象。在此意义上，区域研究成为维护这一新叙事有效性，以及检验美国经验有效性的工具。这一范式转变暗合了美国学术界追求“普遍社会科学”的取向。同时得到支持“自由”议程的私人基金会的热情回应。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此总结说：在非西方社会转型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后，现代化理论进一步融入区域叙事中，聚焦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关联，或者关注后殖民社会发展研究。

不可否认的是，很少有一个学术领域受到如此多的外部影响。除了学术共同体本身，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的资助对区域研究的范式生成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了未来几十年有关区域研究学术身份的界定。迄今为止，区域研究引发的最大争议仍然是：区域研究是否有基础理论支撑，抑或主要借助学科理论来展开研究？区域知识生产究竟指向特殊性，还是贡献于普遍社会科学？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合而为一的，即在学术界持续很长时间的“区域学者与普遍主义者”或“区域研究项目与专业学科”之间的论争。

前文提到，由于受到现实需求的影响，区域研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指向一个“特定区域”，而非一般性区域的考察。区域研究之所以具有合法性，就是因为这些人为划定的区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而区域内部则因多种因素聚合成为一个整体。地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尤其敏感。对地理学来说，空间和区域本来就是其研究传统之一。因此，当区域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美国兴起后，地理学共同体曾经数次召开会议，讨论“区域研究”方法对地理学的影响。对地理学家来说，指向一般性区域的研究（学科）试图对世界区域进行分类，但“不考虑其在空间的位置和联系”；而特定区域的研究旨在“将世界划分为主要部分，这些主要部分再细分为相邻的分域，共同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也就是说，地理学对区域进行分类，是为了以各种方法（包括区域研究方法）来完善学科理论；而区域研究对世界区域进行划分则主要源于现实需要。

逻辑上讲，区域研究强调“区域”的特殊性，强调对特定区域的深度理解，表明其很难有一个普遍的理论基础，也很难贡献于普遍社会科学。然而，区域研究创生的最强学术动力就是为实现“普遍社会科学”的理想。换言之，社会科学家希望借助区域研究来发展一种“普遍”理论，适用于世界所有社会和文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约翰·林德贝克在内，许多社会科学家用“巨大的社会实验室”来形容区域研究的考察对象。即使到了 21 世纪，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确认区域研究对“宏大理论”的必要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社会学家马吉尔·塞特诺认为，为了保持这样的宏大理论，需要结合不同于激发其原始公式的现实叙述和经验数据；理论应该能够灵活地适应这些不同的现实，结合新的经验证据则构成了理论设计的一部分。换言之，区域研究有两个看似悖论的功能：一是从问题出发，生产针对特殊区域的特殊知识；二是从学术出发，为学科理论生产提供经验数据。

事实上，区域研究与专业学科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区域研究最初在高校制度化时，的确与已有学科形成了某种竞争关系。官私机制的大规模资金注入，部分改变了高校原本的学科布局和学术方向。其时，美国高校内部的“东方”转向成为学术时尚。以著名的“芝加哥学派”为例，许多成员的研究取向发生了转变；一批杰出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原本从事理论研究或欧美研究，在新形势下转向了印度研究，进而成立了南亚研究委员会。区域研究兴起后，单一学科内部引发长期争议的是政治学。在私人基金会和联邦政府加强资助力度的背景下，政治学内部格局发生了改变，与区域研究有“亲缘”关系的比较政治学获得惊人的发展。1948 年，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所有分支学科中博士学位论文数量最多的。其时，在所有政治学学位论文中，只有不到 10% 属于比较政治学领域。然而，到 1958 年，超过 25% 的学生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再到 1968 年，这个数字已经略高于 35%。因同样的契机而得以快速繁荣的还有发展政治学分支领域。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区域研究创立的早期阶段，社会学科科学家对其评价以正面为主。地理学家一般将区域研究视为一种方法，以及“一种便利的管理工具和资金分配的装置”。政治学家白鲁恂则认为，对非西方世界的关注、引入区域研究的多学科方法，极大推动了政治学发展。然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对区域研究的批判逐渐占据了上风。这些批评集中于两点：其一，区域研究受冷战政治影响，研究议程与政府战略密切关联。这一点恐怕无法否认。很多学者在会议中或者在会议性质的访谈中提到，区域研究的优先顺序与“问题”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被视为“问题”，那么该区域的研究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其二，区域研究的“原罪”是缺乏科学性，以数据记录和经验研究为主，未能产生区域研究本身的科学理论。然而，追求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是学科的自我要求，区域研究并未以此为使命和目标。

应该说，区域研究在其发展历程中，借用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和文化阐释等理论，利用比较研究、田野调查、系统分析等方法，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它本身是地域和问题导向的，不以理论创新为核心诉求。但与此同时，区域研究也为地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所用，成为学科之下的“区域研究”方法。然而，两种场景下的“区域研究”，其目标和使命并不相同。专注区域研究的学者，致力于掌握一个地区的完整文献，以便获得超越自身的文化经验；专注单一学科的学者，虽然以外国区域为研究对象，但致力于获取世界不同地区的数据，以便贡献于某一社会科学理论。正是借助“区域研究”方法，后者才发展出诸如格尔茨（Cliff ord Geertz）的“剧院国家”、劳埃德·鲁道夫（Lloyd I. Rudolph）的“传统的现代性”、吉列尔莫·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的“官僚威权主义”、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弱者的武器”、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有限空间”等新的概念和理论。

当然，对于多数学者来说，终极的学术冲动仍然是建构一个理论。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是典型的东南亚专家，受过系统的多学科学术训练。但在 1977 年成为教授后，安德森才开始真正自由地、没有外在压力地写作，也才有了“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的诞生。只不过，根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文译者吴叡人的说法，随着该书的出现，安德森的身份也由一位东南亚区域研究专家，转变成民族主义研究的知名作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学术共同体、私人基金会和行政机构从不同需求出发，共同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学术规划及其在高校的制度化，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研究范式。通过近二十年的大力扶助，区域研究快速成长。以亚洲研究为例，1957—1967 年，“仅用十年时间，美国的远东研究学术团队在世界上无可匹敌”。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由 1957 年刚成立时的 1200 人，快速增长到 1970 年的4900 人，成为其时世界上最大的亚洲研究专业团体。通过突破学科界限、打破学术樊篱，区域研究推动了大众传播学、心理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新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亦催生了诸如女性研究和民族研究这样“应用跨学科方法”的新研究方向。从学术角度来看，尽管区域研究受到关于学科理论、有效性、政治介入等各个方面的批判，但其价值毋庸置疑。

然而，在特殊背景下为回应特定需求而生成的学术范式，一旦动力机制失灵，必然面临失去资助来源，进而走向衰落的危险。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内，一般认为，“区域研究的威望和合理性”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已经下降。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因官智合作，区域研究的学术伦理受到质疑。特别是反越战运动开始后，学术共同体内部出现分裂，区域专家带头批判政府的区域政策，被指责为“断裂”与“反噬”。 军方和情报机构的秘密资助自 1965年起就急剧减少了。其二，“自由”议程向“新自由主义”议程转变。尽管国会在《国防教育法案》后，又通过《国际教育法》，试图继续对区域研究进行资助。但历届政府从国会获得拨款的难度越来越大，直到里根政府时期决心完全取消第六款——拨款。其三，私人基金会的资助兴趣发生转向。对“和平”的重视转向对“平等”“正义”的关注，疾病、贫穷、环境与身份（政治）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四，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使其不能再为区域研究范式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如行为科学范式的衰落、后殖民主义冲击等。总之，整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区域研究学术共同体整体上处于反思和调整期。从更宏观的场景来看，全球化和世界权力多样化的现实已使美国范式的区域研究失去合理性，新范式正在形成中。

（本文转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5年第1期，第25-41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