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途 |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 政策导向与知识生产的双重变奏

【摘要】作为地区研究的分支，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萌生、冷战时期走向繁荣、越战时期达到高峰、越战结束后陷入低谷、冷战结束后岌岌可危、21 世纪以来重获新生。美国东南亚研究的起落，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不无关系。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历经从“知识服务政治”到“知识反抗政治”，再到“知识超越政治”的发展历程，其间产生的学术成果对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理论创新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关键词】地区研究；东南亚研究；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政策导向；知识生产

【作者简介】李途，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就广义而言，作为地区研究的一部分，东南亚研究一共经历了三波知识化生产的浪潮。第一波是西方殖民国家对东南亚殖民地的研究；第二波是冷战时期在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学术机构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第三波是冷战结束后亚洲和东南亚国家本土的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互联互通的实现，东南亚研究开始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作为承前启后者，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既发展出不同于欧洲殖民研究的学术特色，其确立的研究范式又对后来东南亚本土的地区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农业内卷化”“弱者的武器”“想象的共同体”“地缘机体”等概念的提出不仅成为东南亚研究的核心概念，也为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南亚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在区域国别建设热潮的当下，对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进行必要的历史回顾，并从中挖掘出有助于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一 、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回顾，主要以英文文献为主，且多集中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段，如越战结束后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学术界对东南亚研究进行了深度的反思和总结，但是缺少对整个历史时段，尤其是21世纪以来最新进展的追溯。特别是，在社会科学追求严谨理论框架与科学分析方法的推动下，地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传统学科回归的趋势，导致研究进一步细分化和庞杂化，也使对东南亚研究的整体总结和概括更为困难。在国内方面，近些年来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热潮的推动下，国内对美国地区研究进行的回顾与总结的文章较多，但整体来看对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介绍相对较少。

其中，温北炎在《美国对东南亚的研究》一文中将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分为四个历史时期：起步阶段（1898年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全面开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至50年代末）、高峰时期（越战至70年代初）、从低潮至复苏时期（越战结束至今)，这是国内最早对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进行历史回顾的文章，但是由于完成时间较早，缺少对冷战结束以来的动态的总结。此外，周荣进的硕士学位论文《知识与政治：冷战时期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聚焦冷战时期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提出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以现代化理论作为主导模式和解释框架”。

还有一部分研究从学科的视角分析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发展。例如，包茂红从东南亚史的角度对欧美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的东南亚研究以及东亚的东南亚研究进行了全景式追溯，但受制于篇幅，对美国的东南亚研究着墨较少。周建新、郝国强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回顾，提出西方人类学对东南亚的研究早期由英法主导，美国后来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越战时期达到高峰。

这也与美国东南亚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刘琪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冷战时期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进行了归纳，提出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和其他地区研究的区别在于，东南亚研究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和微观研究色彩”，个中原因正是“人类学的介入”。

也有学者从国别研究的视角对美国的越南研究和新加坡史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其中，杜雨晴、牛军凯提出，学科“去殖民化”进程推动了美国的越南研究由政策导向型的研究模式转向“以越南经验、文本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张倍瑜也是从去殖民化和反殖民主义的角度分析东南亚研究的，但更多着墨于东南亚本土知识生产（新加坡史）的转型和变化。此外，还有学者从学术机构的角度对美国东南亚研究的起源进行了追踪和回溯，这些机构包括康奈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越南研究所，分析了这些机构的跨学科组织经验和人才培养模式。

纵观这些文献，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包括冷战与知识生产、去殖民化与知识生产等。正如任晓所言，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推进与发展，“不完全是学术服务于对外政策的结果，而是有着社会科学知识积累、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一个学术探索的过程”。那么，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如何从冷战时代的产物发展为全球东南亚研究的主导范式，其间的知识和政治到底处于怎样的关系，是本文探讨的关键。受制于篇幅，本文主要关注美国高校学术机构的东南亚研究，包括各类东南亚研究中心，以及以东南亚研究专长的学者的成果，兰德公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等专门的智库研究机构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二 、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前身

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研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开始出现，但是东南亚研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殖民时期。16世纪以来，东南亚先后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对当地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的观察和记录，构成了现代东南亚研究的前身。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对其殖民地的研究如英国对缅甸和马来亚的研究、荷兰对东印度群岛的研究、法国对法属印支半岛的研究，以及美国对菲律宾的研究。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最早也可以追溯到1898年美西战争后对菲律宾殖民地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1903—1907年，美国历史学家爱玛·海伦·布莱尔(Emma Helen Blair)和詹姆斯·亚历山大·罗伯逊(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共同编纂的 55 卷本巨著——《1493—1898年的菲律宾群岛》( The Philippine lslands,1493-1898)；后来成为美属菲律宾内政部部长的迪安·科南特·伍斯特(Dean Conant Worcester)的《菲律宾群岛及其人民》( The Philippine Islands and Their People，1898)、《菲律宾的过去与现在》( The Philippines: Past and Present，1914)及菲律宾总督卡梅隆·福布斯(Cameron Forbes)的《菲律宾群岛》( The Philippine lslands，1928)等。但是，除了上述几部关于菲律宾的历史和人类学著作以及少量的对菲律宾资源的调查，美国并没有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当时的美国无论是对菲律宾还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兴趣，也没有专门研究东南亚的机构。

这一时期的东南亚研究主要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副产品，服务于统治和管理殖民地的需要，但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东南亚”这一概念在学术界的传播。这些早期的研究成果，标志着西方东南亚研究的开端，尽管此时的东南亚还没有被当成一个完整的地区来看待。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学者，特别是地理学和人类学领域的学者，比美国学者更为广泛地使用“东南亚”一词，但其本意是为了表达一种方向或位置，而不是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服务政治

“东南亚”概念的出现和传播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东南亚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随着政治和军事重要性的提升，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东南亚并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区来看待。1943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决定组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South East Asia Command)，任命蒙巴顿为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从此，“东南亚”开始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概念出现并被广泛使用。作为一个人为创造的概念，当时的“东南亚”与今天的东南亚有很大区别，因为它不仅包括锡兰和英属印度的东北边疆，还排除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美属菲律宾。所以，有学者提出,“东南亚”一词是“创造出来的”，用以支撑美国亚洲战略的“概念装置”。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也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的军方项目为契机和发端的。为了获得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优势，美国召集了国内的东南亚各国研究专家充当政府顾问，并给准备派往东南亚的部队举办讲座。例如，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家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战时即被征召进美国国务院，专门负责研究东南亚。与此同时，为了使军官和海外驻军快速掌握当地的语言和知识，美国军队还与大学合作，开办了东南亚各国语言短期培训项目，由学者来制订培养计划和授课内容。

战时培训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军官无法进行深入学习，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老师，更遑论提供地区研究所要求的跨学科课程，这也导致语言培训成为这些项目的主要目标，而不是“增进对对方的文化、历史和社会的理解”。但是，这批经过短期语言培训的军官，在东南亚地区获得了亲身的经验，后来成长为东南亚问题专家。例如，现代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开创者——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美军的外语培训项目中接受了荷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的初步训练，为其后期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学家弗兰克·戈利(Frank Golay)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征召进海军情报处，从此培养出了对菲律宾的浓厚兴趣。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ord Geertz)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也曾在美国海军服过两年兵役。

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需要大批通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化、历史、社会和经济的人才，并为此加大了对地区研究的投入。东南亚作为美苏争夺的前沿，其重要性和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可以说，对冷战的关注以及美国精英人士认为，美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国际作用，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地区研究得以确立并获得资助的“主要推动力”。正是受益于这波地区研究的热潮，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实现了自身的蓬勃发展。其中，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的推动功不可没。

出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忧以及对当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趣，美国私人基金会和大学管理层大力支持地区研究，研究重点包括政治、当代历史，以及其他宏观社会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大学内部开始涌现各类东南亚研究机构。1947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耶鲁大学建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1950年，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东南亚研究阵地。195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南亚研究中心，1960年又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两者在1969年合并为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这些机构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趋势。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也加入私人基金会的行动，加强对地区研究的支持。受苏联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刺激，美国国会于1958年通过《国防教育法案》(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以加强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其中第六条授权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资金，在美国大学建立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项目。该法案旨在培养足够多数量和高质量的专家学者，以满足美国日益增长的国家安全需求。时任美国教育部国际教育项目服务处主任拉尔夫·海因斯(Ralph Hines)表示，“在该法案通过前，对于世界四分之三以上人口使用的非英语语言，美国很少有大学能够提供这些语言项目，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学者来研究或者教授这些语言”，凸显出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研究的紧迫性。

20世纪60年代，在《国防教育法案》以及地区研究热潮的推动下，美国掀起了第二波东南亚研究中心建立的高潮。1961年，密西根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1963年，北伊利诺伊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其前身是和平队对东南亚志愿者的培训项目。20世纪60年代初，威斯康辛大学成立了一个东亚与东南亚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于1973 年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根据东南亚地区委员会(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ouncil)1972年的统计数据，全美一共有14所大学开设了东南亚研究项目，包括美利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夏威夷大学、堪萨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北伊利诺伊大学、俄亥俄大学、南伊利诺伊大学、华盛顿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耶鲁大学。

越南战争时期，由于政府政策的需要以及公众关注度的提升，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一方面，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政府对东南亚专家的需求急剧上升；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深深地卷入这场战争，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东南亚事务。以校园为基础的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引发了学生对东南亚研究的极大兴趣。彼时，美国几乎所有的重点大学都出现了对东南亚相关课程的巨大需求，教师职位出现空缺，东南亚研究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生供不应求。1970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成立了东南亚研究分会，标志着东南亚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充分认可。

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下，反共、民主和现代化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主要议题。特别是越战爆发后，许多美国决策者和社会科学家都把越南战争看作检验美国在“新兴世界”击败共产主义能力的试验场，同时也把现代化作为一种最有效的回应手段。例如，乔治·卡欣(George Kahin)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与革命》(1952)一书，论述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起源及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反抗荷兰的斗争，成为现代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开山之作。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1963)分析了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问题，提出“农业的内卷化”这一概念后被广泛运用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美国的学术环境决定了学者必须关注“应用领域”(applied fields)以获得研究资助，如对政治学、近代史以及后来的人类学的研究，但是对古代史、哲学文学和考古学则缺乏兴趣。这也凸显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实用主义特色。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Scott)后来批评称，如果以欧洲的标准来看，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像是一个“怪胎”，发展很不平衡，在政治学和人类学领域过于强势，在文学、艺术、音乐、古典文学研究以及当代流行文化方面又非常薄弱。这种强调对当代问题的关注，以政策研究为导向，试图以假定的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东南亚地区的当代问题，既创造了美国东南亚研究区别于欧洲“东方学研究的特色，但又由于忽视问题背后的历史、文化、社会和宗教根源，最终导致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惨败。

四、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反抗政治

1969年尼克松总统上任后，决意放弃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宣布在亚洲实行战略收缩，减少对地区事务的介人。1973年1月《巴黎协定》签订后，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随着东南亚对美国战略价值的下降，东南亚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随之下降，美国的东南亚研究陷入低谷。诚然，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东南亚研究学者查尔斯·赫希曼(Charles Hirschman)提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美国东南亚研究从扩张到衰落的转折点，但这并不仅仅受到越战或美国东南亚政策调整的影响。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霸权的衰落、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减少，以及地区研究在美国大学地位的下降”。

根据亚洲研究协会对其成员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人数出现显著下降，从1978年的610人减少至1988年的528人，整体下降了13%；而同期亚洲研究协会的成员总数却在不断增长，1983—1988年，增长了25%。除了专门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人数出现明显下降，美国东南亚研究的队伍也在老化；越来越多的学生离开这一领域，那些在越战期间完成学位论文（东南亚近代历史或政治）的学生中的佼佼者，要么前往澳大利亚或加拿大“避难”，要么彻底离开学术领域。学者的减少也意味着课程的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美90%以上的大学或学院都无法提供东南亚相关的课程。

越战对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影响还不仅限于此。越战后，学界与政界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也遭到了显著破坏。越战前，许多学者供职于政府，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国务院也经常派遣外交官去高校学习东南亚的语言以及驻在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课程。20 世纪6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公开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美国在第三世界推广的民主和现代化计划“不怀好意”“行不通”“不利于生产”“谋私利”“对它们声称要帮助的国家的穷人毫无意义”。卡欣即其中的典型。作为印度尼西亚研究专家的卡欣在越战后将研究重点转向印度支那，与约翰·路易斯(John Lewis)合著《美国对越战的介入》(1967)，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成为反战运动的代表人物。

此外，随着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兴起，一些地区研究专家成为公众质疑和抨击的对象，受左翼思想影响的学生们批评学者帮助美国政府发动越战，地区研究的科学性和独立性受到质疑。例如，以现代化理论著称的白鲁恂(Lucian Pye）因为坚定地支持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被学生指责为犯有反人道罪行，他与越战的关联不断地在一些学术著作中遭到谴责。1967年，康奈尔大学的航空实验室(Cornell Aeronautical Laboratory, CAL)因受国防部委托帮助设计在泰国的反叛乱项目而频频遭到指责，最后不得不从康奈尔大学剥离出来。参与这一项目的学者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学生的猛烈抨击，其中就包括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学者泰国问题专家夏普。

知识对政治的反抗，除了表现为学者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以及公众对学者的批评，也体现在地区研究自身的转变，开始偏离以政策研究为主导的框架。地区研究学者开始了更为明确的包括人文、历史和其他远离眼前政治问题的学术研究计划。也就是说，尽管美国的东南亚研究缘起于政府政策的需要，强调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关注和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但是随着政府政策需求的下降，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开始呈现出重视文化的特征。

越战的失败使强调预测性的、模型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遭受广泛质疑，人类学开始成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主导学科。越战之后，美国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从社会科学转向人文科学，以前致力于构建模型和范式的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些方法的价值，并转向对文化“信息”进行解读，那种预测性的、基于模型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越来越少。从研究趋势来看，1971年美国开始从越南部分撤军时，人类学取代政治学，成为美国东南亚田野调查中最受欢迎的学科。1975—1995年，超过三分之一的东南亚研究的论文都是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类学的参与，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东南亚研究的颓势，使东南亚研究呈现出与其他地区研究不同的文化特征。

这一时期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更为关注东南亚本土的概念体系，强调从东南亚自身的角度来理解东南亚，其关注重点也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问题，转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东南亚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探究。例如安德森在《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1972)一文中提出，印度尼西亚传统文化中“权力”的观念影响了当代爪哇人的政治行为。爪哇人对“权力”的理解类似于韦伯的克里斯玛型领袖所拥有的超能力。但是，与克里斯玛型权力不同的是安德森认为追随者所处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愿意相信领袖本人，而不是领袖散发出的个人魅力。格尔茨在《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1980)一书中倡导用巴厘“当地人的观点”来理解当地社会，他提出，与西方强调领土、主权与人民的现代国家观念不同，尼加拉是围绕巴厘本土的“典范中心观”而构建起来的“剧场国家”。公众仪式不是政治生活的装饰品，而是政治生活的核心。詹姆士·斯科特以关注东南亚农民的反抗运动与底层政治而著称，先后出版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1976)以及《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1985)，前者基于对缅甸和越南的个案，分析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东南亚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后者基于对马来西亚小村庄的田野调查，研究马来西亚政府推广“绿色革命”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影响。斯科特提出的“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隐藏文本”等经典概念，开启了当代农民反抗运动的研究奠定了其作为国际顶尖政治学学者的地位。

五、21世纪以来：知识超越政治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联的解体削弱了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研究的紧迫性。全球化带来的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性以及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跨国界问题，进一步挑战了地区研究将国家作为主要分析单元的有效性。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纷纷减少对地区研究的资助，开始将重点转向跨国问题研究。此外，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社会科学也在经历重大变化。在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都希望模仿自然科学，构建一种普遍的、科学的真理，以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科学范式”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大行其道。地区研究由于以特定的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被认为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不够“科学”，缺乏严谨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只能作为其他学科检验理论和模型的素材。以上因素共同引发了地区研究的危机。

在地区研究不受重视的情况下，东南亚研究的地位也日益下降。特别是，由于东南亚在国际事务中缺乏分量，在美国的战略考量中又不及中国、日本或中东地区，东南亚研究也不像非洲研究或拉丁美洲研究一样在美国国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当美国的地区研究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时，东南亚研究首当其冲，极有可能在美国的大学中被“完全边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似乎处于“最为危险的时刻”。安德森忧心忡忡地表示：“如今,除了美国不再享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对内面临着学科专业化的挤压，对外则面临着其他国家的挑战。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美国的东南亚研究面临着新的抉择与调整。

然而，正是由于政府重视程度的下降以及政策研究需求的减少，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发展，开始超越政治划定的边界，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当然，这也与当时美国人文科学发展的趋势保持一致。文化研究和反殖民主义对传统地区研究的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为21世纪的东南亚研究提供了更具创新性的分析框架。当时的认识论趋势是“寻求多样性而非相似性，回避西方和民族国家的框架，并拒绝承认当今世界上存在任何有边界的地理和身份概念的可能性”。

首先，正如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一样全球化也不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化，不同国家、地区以及社会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继续存在并持续扩大。为此，地区研究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义地区研究的地理和空间概念，新的空间和地理范围成为地区研究的对象。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成果包括边境和跨境研究、跨亚洲和亚洲间研究，以及从陆地和低地研究转向海洋和高地研究。以人类学为例，与以往的大区域观相比，人类学的东南亚研究更倾向于将比较的视野集中在次区域，如克钦山、婆罗洲中部、印度尼西亚东部、吕宋岛北部山区以及马来群岛，也不太关注“中心地带”或政治中心，而是东南亚的边境、边缘和外围，以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詹姆士·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2009一书即是其中的典型。斯科特使用“佐米亚”（Zomia）这一地域概念描述东南亚五国与中国接壤的边缘地带，挑战了传统地区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概念。他指出这些山地社会的共同特征是“无国家性”，他们通过有意选择的农耕方式、社会结构、口传文化和宗教信仰等方式来逃避国家的统治。

其次，具有东南亚背景的学者也成长为学术界的主力，为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注入了更多的本土和多元视角。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教授王爱华(Aihwa Ong)对全球化背景中流动性的关注，挑战了传统社会科学中分析单元的有效性，她的研究对象涉及马来西亚工厂的女工、美国的亚裔移民以及亚洲的超大城市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后担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的通猜·威尼差恭(Tongchai Winichakul)，对东南亚史和泰国史的研究独具一格，他提出暹罗（泰国）的国家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地图上的暹罗”这一概念创造出来的，地图成为一种权力工具强化了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权威的塑造。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rcharya)曾长期在东南亚任教，他对东盟和东亚地区主义的研究，也挑战了以欧盟为中心的地区主义研究范式。

知识超越政治的另一大表现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南亚研究更为显著地呈现出“去中心化”或曰“多中心化”的趋势，也即东南亚研究从美国、西欧澳大利亚、日本等几个著名的研究中心向多中心扩散。新的东南亚研究机构（有的以亚太研究/亚洲研究的名义）在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等大量涌现。对东南亚而言，它们不再是西方国家的研究对象，而是研究者和知识生产者本身，地区内的知名学者和原创贡献大幅提升，很多与东南亚研究相关的出版物和学术期刊都出自该地区。

这一趋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东南亚研究中心开始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向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地扩展。2000年，泰国法政大学开设东南亚研究的本科项目。2002年，朱拉隆功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的硕士项目，瓦莱岚大学也设立了地区研究的硕士项目。2000年，马来西亚理科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的辅修专业200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亚洲研究所，由著名的东南亚历史专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领导。到了2015 年，由亚洲五所高校发起的亚洲东南亚研究机构联盟(Consortium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Asia)在日本京都举行声势浩大的东南亚研究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参会充分说明“东亚和东南亚正在成为世界东南亚研究的中心之一，或许还可以说国际东南亚研究中心的重心正在向东亚和东南亚转移”。

东南亚本土的知识生产超越了传统的以欧美经验为中心的叙事，对美国的东南亚知识霸权构成了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本土的东南亚研究仍然深受美国经验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美国东南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流向东南亚的过程中，对东南亚本土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跨学科视角、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智库政策研究与知识生产的双轨运行机制。这一方面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有在西方学习或任教的经历，包括通猜·威尼差恭、蔡明发(Chua Beng Huat)、吴明兰(Goh Beng Lan)等，深受西方东南亚研究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东南亚研究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仍然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范式。因此，尽管东南亚本土学者的贡献在逐步增加，但是仍然无法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

六、结语

美国的地区研究是伴随着美国的对外扩张和全球性崛起而产生的，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霸权利益。作为地区研究的分支，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萌生、冷战时期走向繁荣、越战时期达到高峰、越战结束后陷入低谷冷战结束后岌岌可危、21世纪以来重获新生。美国东南亚研究的起落，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不无关系。作为冷战时代的产物，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自然有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现实考量。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开展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推广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以此扩大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也经历了政策导向与知识生产的双重变奏过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东南亚研究已经成为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独立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需要而存在。东南亚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试验场”，基于对这一地区的观察和研究提出的“剧场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地缘机体”等概念和学说，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发展与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在国际关系领域，“曼陀罗体系”“银河政体”“尼加拉体系”和“佐米亚”等概念的提出，超越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主权国家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假定，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多元理解和认识。这些概念还被进一步运用到其他地区研究，成为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研究的重要概念。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离不开参与其中的学者的不断反思与重构，包括对欧洲东方学式研究传统的摒弃、对美国政府越南政策的批评、对政策研究主导的偏离对东南亚本土概念的强调、对地区研究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传统的政治划定的边界的超越，以及对东南亚本土学术成果的吸纳与借鉴，等等。

地区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只有在对对象国和地区历史、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知识深度把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需要的对外政策。东南亚知识的重构与创新也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深度把控的基础上。因此，在地化研究，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对微观议题的把握，并充分借鉴东南亚本土的经验，才能深入了解东南亚内部，从东南亚的角度来理解东南亚，而不是从中国的角度或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东南亚，这才是我们应该从美国的东南亚研究中吸取的经验和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