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2025年第19期：伊朗学研究特辑（下）

本期特邀责编: 

刘国庆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杨晨颖  石河子大学讲师

目  录

国内动态   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历程与展望

学人访谈   伊朗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巴哈尔博士谈伊朗学与汉语教育发展

编者按：伊朗地处亚欧大陆的地缘枢纽，既是连接中东、南亚与欧洲的战略通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重要合作伙伴。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逐步确立了独特的“教俗合一”政治体制——宗教领袖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同时通过民选机制产生总统与议会，形成宗教权威与世俗治理相融合的国家管理模式。尽管长期处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伊朗仍展现出强劲的战略韧性，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复杂的政治现实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区域国别研究中极具学术价值的分析样本。

从学科发展来看，伊朗学研究长期由欧美国家主导。自荷兰学者发端，英、法、德等国学者在文献整理与历史考证方面奠定了学科基础。直至19至20世纪，随着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国家学者的加入，以及伊朗本土学术力量的成长，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才逐渐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三世界区域研究的重要分支，伊朗学的发展轨迹与殖民历史密切相关——每一次学术突破不仅体现研究方法的演进，也往往伴随着研究对象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重塑，反映出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之间的深刻连结。

为系统梳理伊朗学研究的整体图景，本部特辑分为上下两期。本期聚焦两大核心议题：其一，追溯伊朗学的学科起源与关键发展节点，厘清其从“东方学分支”向“独立区域研究学科”演进的内在逻辑；其二，系统评介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朗学研究机构与核心学术期刊，并梳理四位里程碑式伊朗学学者的学术贡献，呈现学科发展的制度支撑与学术传承脉络。

通过上述系统梳理，本特辑旨在为全球伊朗学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视角与实践参照。在区域国别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唯有推动伊朗学研究实现真正的本土化与去殖民化，强化伊朗本土学者的学术话语权，打破西方单一学术话语的垄断，构建融合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融汇多元文明视角的研究范式，方能使伊朗学研究持续焕发学术生机，并为全球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生态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国内动态 | 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历程与展望

中国与伊朗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文明古国，两国互动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这种跨地域文明对话为中国伊朗学研究奠定了历史基础。中国伊朗学研究历经数千年文献积累与近百年现代学术建构，逐步发展为涵盖多维度的综合性学科。从《史记》中对安息王朝的记载，到21世纪独立研究机构的兴起，从早期转译文学作品，到基于波斯语原文的深度探索，其进程既折射中伊文明交流的深化，也反映中国学术视野的拓展。

一、从古代到近代：文献积累与早期形态

中国对伊朗的关注始于西汉，当时伊朗处于安息王朝统治时期，两国通过丝绸之路建立联系。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虽未形成系统研究，却为后世留存了珍贵资料。

《史记》首次系统记载安息王朝的风土人情与中伊交流，《史记・大宛列传》描述其“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善市贾，争分铢”，展现了安息的经济特征与商业传统。[1]这些客观描述为了解古代伊朗历史与中伊早期关系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文献依据，标志着中国对伊朗认知的开端。

元朝的建立推动中伊文化与语言交流向纵深发展。元朝确立蒙古文、波斯文（回回文）与汉语为官方语言，使波斯文成为行政、外交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促进了波斯文化在中原的渗透。同时，穆斯林经堂学校兴起，波斯诗人萨迪的《古洛司汤》（现多译为《蔷薇园》）成为重要教学内容，其道德训诫与生活智慧通过教育传递给学生。此时，波斯语学习与文学传播从官方延伸至民间教育，为波斯文化扎根与后世伊朗学研究积累了实践经验。[2]

明代对波斯语的研究进一步系统化，形成早期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明代设立“四夷馆”，其中“回回馆”专门教授波斯语、培养外语人才，还编撰了中国最早的汉语—波斯语分类词汇集《回回馆译语》。该书按天文、地理等类别收录大量词汇，为汉波互译提供标准化参考，标志着中国对波斯语的研究从应用转向系统整理，其影响延续至清代，成为明清中伊语言交流的重要工具书。[3]

清代至民国时期，伊朗学研究呈现文学译介与宗教探索并行的特征。清代末年，文廷式在《纯常子枝语》中首次系统探讨拜火教（古代于中亚与中国内地广泛传播的一种经过演变与变异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在华传播，结合文献与传说分析其传播路径、社会影响与文化融合，虽篇幅有限，却开启了中国学者对伊朗宗教研究的先河。

民国时期，波斯文学译介迎来高峰。天津阿訇王静斋将萨迪《蔷薇园》重译为《真境花园》，结合中国文化语境进行本土化诠释，在回族经堂学校广泛流传。同时，穆斯林学校继续将波斯语学习作为核心内容，使波斯语传承与文学传播形成良性互动。不过，这一阶段研究仍以民间教育与宗教传播为主，未形成现代学科体系，内容集中于语言应用与文学普及，但为20世纪20年代后现代伊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20年代—20世纪60年代：以文学译介为基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引发思想解放浪潮，新知识分子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引介外国文学，波斯文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进入学者视野，成为中国现代伊朗学研究的开端。这一阶段以波斯文学翻译与译介为核心，虽有局限，但标志着中国对伊朗的认知从传统文献积累转向现代学术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伊朗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波斯文学领域，翻译诗歌、小说与神话故事是核心任务。因当时国内掌握波斯语的学者极少，作品多从英译本转译，存在文化误译、语义偏差与信息损耗等问题。但首批译本的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首次系统将波斯文学经典引入中国。

郭沫若作为最早关注波斯文学的学者之一，1924年翻译出版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海亚姆诗歌富含哲理，郭沫若译本文笔流畅、理解深刻，引发国内文学界对波斯文学的关注。1928年，章铁民出版《波斯故事》，收录波斯民间故事与小说选段；1929年又出版《波斯传说》，介绍波斯古代神话，为当时国内波斯神话研究这一薄弱环节注入新的活力，逐步构建起中国读者对波斯文学的认知框架。[4]除专著与译本出版，各类报纸、杂志也成为宣传波斯文学的重要平台。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翻译海亚姆的诗歌《希望》，将波斯诗歌引入主流文化视野，并赋予其思想启蒙意义。1923年，闻一多在《创造》杂志发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注：莪默伽亚谟即海亚姆）评论，从诗歌形式、意象与思想维度解读海亚姆作品，首次将波斯诗歌纳入中国现代文学评论范畴。1934年，伍实在《文学》杂志发表菲尔多西的诗作，让中国读者接触到波斯史诗文学的魅力。

这一阶段伊朗学研究虽以文学译介为主、范围狭窄且存在不足，但标志着其正式进入现代学术轨道。学者通过翻译、评论与传播，初步构建起中国波斯文学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积累经验、培养人才，也为研究领域向历史、宗教等拓展奠定基础。

三、20世纪70年代—20世纪末：多领域蓬勃发展

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中国伊朗学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随着新中国翻译体制完善与1971年中伊建交，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逐步拓展至宗教、历史、政治等领域，形成以文学为核心、多领域协同发展的格局。波斯文学译介进入系统化阶段，宗教与历史研究登上学术舞台，研究方法更规范，成果更丰富，标志着伊朗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在此阶段，波斯文学研究摆脱早期转译局限，进入以原文翻译为核心的系统化阶段。随着波斯语教育发展与翻译队伍专业化，高水平学者直接从波斯语原文翻译经典，避免转译偏差，推动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

20世纪80年代波斯文学研究迎来高潮。1983年，潘庆舲出版《郁金香集：波斯古典诗选》，收录9至19世纪波斯经典诗歌，译本忠实原文、语言优美，保留诗歌韵律与艺术特色，成为重要参考资料。1993年，张鸿年出版《波斯文学史》，以9至20世纪达里波斯语文学为脉络，梳理发展历程，分析流派、作家与作品，呈现千年演变轨迹，开创了国内波斯文学“史”类著作研究的新局面，成为后世必读书目。在张鸿年带领下，湖南文艺出版社于本世纪初推出《波斯经典文库丛书》，涵盖鲁达基、萨迪、海亚姆等作家的经典作品。所有译者均具备深厚波斯语功底，从原文直接翻译，确保译文准确权威。该丛书的出版，系统引入波斯文学经典，推动研究学术规范化，使中国波斯文学研究与国际前沿接轨。

20世纪末，伊朗宗教研究逐步成为伊朗学的重要分支。随着中伊关系深化与学术视野拓展，学者开始关注伊朗宗教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与琐罗亚斯德教，出版代表性著作，推动宗教研究从零星关注转向系统探索。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什叶派的著作，梳理其起源、分支、教义与实践，分析其在伊朗历史与社会中的地位，为学者了解伊朗宗教体系提供基础资料。1995年，林悟殊出版《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是中国首部研究拜火教在华传播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著作。他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拜火教传入后的传播路径、活动与影响，探讨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为国内该领域研究搭建了基础框架。[5]1997年，元文琪出版《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以《阿维斯塔》及帕拉维语文献为基础，研究琐罗亚斯德教与摩尼教核心思想，重点探讨拜火教二元神论，运用多学科方法，提升国内拜火教研究水平。[6]

这一时期，伊朗历史研究也取得显著进展，从史料翻译逐步转向专题研究与通史编撰，涵盖古代与近现代历史，成果丰富。1980年，何高济翻译出版《世界征服史》，该书由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撰写，记载成吉思汗后裔远征历史，部分篇章详述13世纪中叶帖木儿统治波斯地区的事件，为研究中世纪波斯历史与蒙波关系提供一手资料。[7]1992年，李铁匠选译出版《古代伊朗史料选集》，汇集伊朗上古至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史料，为古代伊朗历史研究提供系统参考。[8]1993年，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白色革命”研究》，是中国首部系统研究伊朗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的专著。该书梳理改革背景、过程与内容，分析成效与局限，探讨其与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关联，为近现代伊朗现代化进程研究提供参考。[9]2002年，王新中与冀开运出版《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是中国学者编撰的首部伊朗通史，以“文明交往理论”为框架，梳理伊朗从史前至20世纪末的历史脉络，涵盖多领域内容，补足了国内伊朗通史类研究的缺环，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系统的学术范式。[10]

四、21世纪以来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多元化与专业化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伊朗学研究迎来发展机遇。随着中伊多领域合作深化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伊朗受学术界高度关注，研究呈现多元化、专业化与国际化特征。独立研究机构陆续成立，研究领域拓展至多个维度，学术出版与国际合作兴盛，学科体系完善，标志着伊朗学研究进入成熟阶段。

（一）研究中心陆续成立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伊朗学研究机构多以西亚研究所或国际关系研究院为依托开展相关研究，如1990年北京大学成立伊朗文化研究所。进入21世纪后，我国伊朗学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上海外国语大学伊朗研究中心（2005年）、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2006年）、西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2006年）、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2007年）等一批伊朗研究中心相继设立，且均配备专门的伊朗学研究团队。 

这些伊朗学研究中心既是国内伊朗研究的学术重镇，也是国家处理对伊外交事务的重要智库。一方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东研究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21世纪以来，全国以伊朗为研究主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达20余项，相关博士及博士后论文有70余篇。另一方面，除开展学术研究外，这些中心还承担为国家决策建言献策的咨询职能。各研究机构依托自身优势学科方向，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与地方重大战略，积极开展咨政建言与社会服务。近年来，进一步加强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家部委及研究机构的联系，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大量研究报告。

（二）当前研究的多元议题与进展

当前伊朗学研究视角持续下沉，研究方法论不断革新，推动研究议题向更专门化领域拓展，实现了学科内涵的深化与研究范围的拓展。针对伊朗“政教合一”的特殊政治体制，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与探讨，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李春放在《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中，从霍梅尼主义、伊斯兰共和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内政与外交三个维度，对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展开分析与探讨[11]；王凤在《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政策调整》中，通过综合分析两伊战争后伊朗国家政策的调整，探索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规律与趋势[12]；冀开运在《伊朗综合国力》中，采用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围绕伊朗国际地位、国家凝聚力、能源工业、农业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及外交军事体制等维度，剖析其软硬实力的互动机制[13]。

自1995年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以来，制裁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至军事领域，制裁形式也从单边制裁演变为单边与多边并行制裁，伊朗核问题已成为影响中东地区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变量，众多学者对此展开深入分析。李伟建在《从美伊交恶看对伊遏制政策面临的考验》中提出，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是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的必然结果[14]；蒋真在《美国制裁伊朗问题研究》中，系统梳理美国对伊制裁的历史脉络，分析其深远影响，并对美国核制裁政策的理论依据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度剖析[15]；吴成在《伊朗核问题与世界格局转型》中，以伊朗核问题为切入点，分析其作为伊朗实现政治大国诉求的战略工具属性，揭示美伊核博弈中体现的霸权实质与国际秩序重构困境[16]。

伊朗宗教势力掌控国家核心权力，神权凌驾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上。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政府力量与宗教力量的博弈便持续存在。姜英梅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中指出，伊朗当前面临改革的动力与挑战，宗教力量的“标签化”将是伊朗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现象受双方利益争夺、力量对比变化、民众诉求及国际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17]；刘中民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从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中提出，后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力整体呈下降态势，但仍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制约[18]；张超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政治改革进程与发展趋势》中认为，伊朗未来政治改革仍将在伊斯兰框架内推进，共和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兼容及平衡是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19]。

从巴列维王朝到哈梅内伊时期，伊朗虽对经济政策进行多次调整，但始终未能改变对石油产业的高度依赖，产业结构单一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加之美国的严厉制裁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大幅下滑，其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岳云华、冉清红在《兼论伊朗产业结构成长阶段特征》中，提出划分伊朗产业结构成长阶段的原则，从三次产业地位的相对变化及内部结构等方面，分析伊斯兰革命前伊朗产业结构特征，并围绕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探讨伊斯兰革命后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20]；韩建伟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现代化》中，以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现代化进程为研究对象，分析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变化，探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问题，并剖析制约伊朗经济现代化的内外因素[21]；陆瑾、王建在《中国和伊朗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与风险评估》中指出，中伊共建“一带一路”面临伊朗国内市场体系不完善、美国对伊政策不确定性及中东地缘政治风险等现实问题，并提出中伊双方应对挑战与风险的对策建议[22]。

波斯语作为小语种，此前长期存在教材短缺问题。近十年来，波斯语教学教材体系逐步完善：2008年李湘、滕惠珠编写的《波斯语教程》出版，并于2016年再版，成为国内开设波斯语专业高校的核心精读教材[23]；张立明、赵小玲编写的《波斯语视听说》《波斯语阅读》《波斯语写作》等系列教材，填补了国内波斯语专业在“听、说、读、写”专项教学中的空白[24]；杨涛、张立明编写的《伊朗概论》则为伊朗国情概况课程提供了专用教材[25]。此外，程彤在《基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视角的同源关键土著语课程设置研究》中，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视角，以波斯语、塔吉克语、达里语这三门同源关键土著语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历史渊源与本体相似性出发，论证主辅课程设计的可行性，以提升同源关键土著语多语教学效果[26]。

（三）学术出版与国际合作日益兴盛

伴随伊朗学研究的深入推进，伊朗学国际学术会议数量不断增加，相关研究报告出版规模大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报告的编撰团队多由国内伊朗研究领域核心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学者组成，团队成员普遍具备英语与波斯语的双语学术背景。自201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伊朗蓝皮书《伊朗发展报告》已连续出版六卷，该报告由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主编，通过系统收集整理波斯语、英语及汉语资料，重点分析当年度伊朗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的变化特征与发展趋势。[27]2024年，赵建明编著的《“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伊朗卷》出版，全书分为基本国情研究、重大专题研究、中伊双边关系三篇，涵盖伊朗综合国力评估、人口结构、资源禀赋、政治生态、产业结构、营商环境等维度，重点分析伊朗中长期发展战略等专题。[28]

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分别于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2017年、2021年举办七届“伊朗学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均出版《伊朗学在中国》会议论文集。该研讨会是国内唯一以伊朗—波斯语言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有效促进了不同领域学者间的交流，推动中国伊朗学研究发展。2018年11月，由中国中东学会与安徽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院联合主办、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全国伊朗研究小组”联合承办的“‘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伊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召开；2023年11月，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中国和伊朗：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中国伊朗学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发轫，至今已历经百年，先后走过初期探索、逐步发展与日益成熟三个主要阶段。21世纪初以来，独立伊朗学研究机构数量逐步增加，中国伊朗学研究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学科演进维度看，伊朗学研究逐步从中东研究与西亚研究的范畴中分化，形成独立学科；研究领域亦从文学、历史等狭义范畴，向涵盖语言、宗教、历史、考古、诗歌等领域的广义现代伊朗学拓展。

然而，我国伊朗学研究仍存在三方面短板：其一，从研究布局看，现有成果多聚焦伊朗政治、对外关系、历史与文化领域，对宗教、社会经济的研究相对薄弱；且历史、经济、社会等领域的成果以概述性著作为主，具备深度分析的专著数量偏少。其二，从研究机构分布与实力看，国内伊朗学研究中心多依附于综合性大学，建设历史较长；而语言类高校的伊朗学研究起步较晚，与资深研究中心相比，学术成果产出量存在差距，未来需加大资源投入，并推动与优势院校在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层面的资源整合。其三，从国际化程度看，国内举办的伊朗学学术会议数量相较于波斯语专业高校的规模仍显不足，且缺乏固定举办周期，导致国际知名度较低。鉴于上述情况，有必要进一步拓宽国内伊朗学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国内伊朗学学者需增加对国际伊朗学学术会议的参与度，以提升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出版社2023年版。

[2] 姚继德：《伊朗学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3] 同上。

[4] 同上。

[5]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版。

[6] 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7] 何高济：《世界征服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8] 李铁匠：《古代伊朗史料选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2年版。

[9] 张振国：《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 王新中、冀开运：《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1] 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历史研究》2001年第12期。

[12] 王凤：《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政策调整》，《西亚非洲》1996年第4期。

[13] 冀开运：《伊朗综合国力》，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

[14] 李伟建：《从美伊交恶看对伊遏制政策面临的考验》，《国际展望》1996年第10期。

[15] 蒋真：《美国制裁伊朗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

[16] 吴成：《伊朗核问题与世界格局转型》，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

[17] 姜英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关系》，《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

[18] 刘中民：《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从拉夫桑贾尼时期至内贾德时期》，《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

[19] 张超：《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的政治改革进程与发展趋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版》2014年第5期。

[20] 岳云华、冉清红：《兼论伊朗产业结构成长阶段特征》，《世界地理研究》2001年第1期。

[21] 韩建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现代化》，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

[22] 陆瑾、王建：《中国和伊朗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机遇与风险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23] 李湘、滕惠珠：《波斯语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4] 张立明、赵小玲：《波斯语视听说》，世界图书出版社2015年版。

[25] 张立明、杨涛：《伊朗概论》，世界图书出版社2016年版。

[26] 程彤：《基于历史比较语言学视角的同源关键土著语课程设置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23年第2期。

[27] 冀开运：《伊朗发展报告（2018-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28]赵建明：《“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伊朗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