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刘国庆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杨晨颖石河子大学讲师
目 录
学之探究 伊朗学的学科定位与概念演进
国外经验 当代伊朗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与经验
编者按：伊朗地处亚欧大陆的地缘枢纽，既是连接中东、南亚与欧洲的战略通道，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重要合作伙伴。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逐步确立了独特的“教俗合一”政治体制——宗教领袖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同时通过民选机制产生总统与议会，形成宗教权威与世俗治理相融合的国家管理模式。尽管长期处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伊朗仍展现出显著的战略韧性，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复杂的政治现实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区域国别研究中极具学术价值的分析样本。
从学科发展来看，伊朗学研究长期由欧美国家主导。自荷兰学者发端，英、法、德等国学者在文献整理与历史考证方面奠定了学科基础。直至19至20世纪，随着俄罗斯、日本、中国等国家学者的加入，以及伊朗本土学术力量的成长，这一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才逐渐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第三世界区域研究的重要分支，伊朗学的发展轨迹与殖民历史密切相关——每一次学术突破不仅体现研究方法的演进，也往往伴随着研究对象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重塑，反映出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之间的深刻连结。
为系统梳理伊朗学研究的整体图景，本部特辑分为上下两期。本期聚焦两大核心议题：其一，追溯伊朗学的学科起源与关键发展节点，厘清其从“东方学分支”向“独立区域研究学科”演进的内在逻辑；其二，系统评介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伊朗学研究机构与核心学术期刊，并梳理四位里程碑式伊朗学学者的学术贡献，呈现学科发展的制度支撑与学术传承脉络。
通过上述系统梳理，本特辑旨在为全球伊朗学研究者提供多元的研究视角与实践参照。在区域国别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唯有推动伊朗学研究实现真正的本土化与去殖民化，强化伊朗本土学者的学术话语权，打破西方单一学术话语的垄断，构建融合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融汇多元文明视角的研究范式，方能使伊朗学研究持续焕发学术生机，并为全球区域国别研究学术生态的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学之探究 | 伊朗学的学科定位与概念演进
一、学科概念界定与早期萌芽形态
伊朗学（Iranology）作为系统研究伊朗文化、文明及其语言发展的综合性学科，其定义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该学科最初隶属于“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框架，由早期东方学者构建而成，专门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被称为“伊朗学家”（Iranologist）。从学科本质而言，伊朗学致力于全面探究伊朗文明的各个维度及其表现形式，并将这一成果引介给世界其他民族，以确立其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恰当地位。
英语中的“伊朗学”（Iranian Studies）自18世纪下半叶就已见于学术文献，著名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于1922年曾使用“伊朗主义”（Iranianism）来指称这一领域。[1]在伊朗本土，历史学家艾哈迈德·卡斯拉维（Ahmad Kasravi）在1928年首次提出“伊朗学”（ایران شناسی）这一术语，次年又创造了“伊朗学家”（ایران شناس）来指代研究者。[2]这一术语随后被易卜拉欣·普尔达乌德（Ibrahim Pourdavoud）等学者广泛采纳。1946年，亨利·科尔宾（Henry Corbin）向巴黎铭文与美文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提交报告时首次使用“Iranologie”作为该术语的法语对应词，标志着这一概念的完全国际化。[3]
从学科性质来看，伊朗学是以伊朗地域范围内的文明、文化与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它不仅承袭了传统东方学下的古典学术遗产，更突破了自古至今的时空界限，发展成为一门涵盖古代波斯文明与当代伊朗内政外交的综合性大学科。现代伊朗学涵盖艺术、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跨学科领域，形成了一种综合性强、多维度的理论框架，能够系统回应文明研究中的复杂问题。
广义来看，对伊朗文明的研究可追溯至古典时期。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20年）与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前355年）等古希腊学者早已从政治制度、军事组织与社会风俗等角度记载波斯帝国，形成了西方对伊朗的早期认知。[4]然而，这些记述仍属于“他者”视角的片段观察，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直到中世纪后期，随着伊朗学者撰写的史学、地理与哲学著作（多以阿拉伯语写成）被译介为拉丁语，伊朗才开始成为欧洲学术研究中的研究客体。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仍带有明显的“异质化”倾向，即把伊朗文明建构为与西方文明存在本质差异的“他者”。
17世纪见证了欧洲伊朗学研究的制度化进程。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推动：一方面是大航海时代带来的地理知识扩展，使欧洲与亚洲之间的交流路线更为畅通；另一方面是萨法维王朝与欧洲国家（特别是荷兰与英国）为对抗奥斯曼帝国而建立的政治经贸合作，推动了欧洲对伊朗的文化认知进程。
1590年，巴纳贝·布里松（Barnabé Brisson）的《波斯君主国志》（De regio Persarum principatu libri tres）被视为欧洲最早的伊朗研究专著。这部以拉丁语写成的著作主要依据古典文献重新解构波斯政治制度，开创了系统研究伊朗的先河。[5]此后，荷兰凭借其海上贸易的优势与自由的学术环境，成为欧洲伊朗学的重要发源地，莱顿大学则成为东方语言研究的中心。
学术建设方面，托马斯·埃尔佩尼乌斯（Thomas Erpenius）作为莱顿大学首位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教授，开启了对波斯语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不仅包括语法与词汇，还试图通过语言比较的方法，证实波斯语与欧洲语言之间存在的亲缘关系。随后，雅各布·戈利乌斯（Jacob Golius）进一步推进波斯语研究，编撰了早期波斯语—拉丁语词典，并在1642—1643年间得到伊朗驻德国使节哈克沃尔迪（Haqverdi）的协助，反映出当时东西方学者之间的直接交流。[6]
语言学基础的奠定是17世纪伊朗学的重要成就。1639年，路德维希·德·迪厄（Ludovicus de Dieu）在莱顿出版《波斯语语法》（Rudimenta linguae Persicae），这是欧洲首部系统性的波斯语语法著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支持。此外，德国学者卢伊纳斯·沃纳（Levinus Warner）于1644年编纂出版《波斯谚语与格言一百则》（Proverbiorum et sententiarum Persicarum centuria），可能是最早将哈菲兹的抒情诗译为拉丁语的欧洲人，为伊朗文学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开辟了一条至关重要的途径。1651年，格奥尔格·根蒂乌斯（George Gentius）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萨迪蔷薇园》（Gulistan）波斯语原版，1654年又有学者推出荷兰语译本，标志着波斯文学正式进入欧洲读者的阅读视野。[7]
二、研究重心转移与研究转向
18世纪，伊朗学的研究重心逐渐从荷兰向英国与法国转移，研究内容也从单纯的语言学扩展到宗教、历史与文献学领域。19世纪则是欧洲伊朗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研究范围涵盖语言学、文学、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化的学术网络。
各国亚洲学会纷纷设立伊朗研究分支，大量波斯文学经典被译为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语言，如弗里德里希·吕克特（Friedrich Rückert）的波斯诗歌译介在德语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包括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于1700年出版的《伊朗古代宗教史》（Historia religionis veterum Persarum eorumque magorum），该书首次系统梳理了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与仪式，尽管其中仍掺杂若干想象成分，但标志着欧洲对伊朗宗教传统的学术关注正式启程。[8]
18世纪的伊朗学由昂克特·杜佩隆（A.-H. Anquetil-Duperron）开创，以其对《阿维斯塔》（Avesta）的研究为起点；[9]自18世纪末起，欧洲对伊朗古代历史、宗教、语言及整体文化艺术的认知开始形成体系。事实上，这些伊朗学家（最初的《阿维斯塔》研究者）在两百多年间始终不懈努力，发掘并整理了大量《阿维斯塔》文本及相关的巴列维语（Pahlavi）文献，将其从尘封中推向公众视野。这一成就不仅为欧洲提供了理解琐罗亚斯德教的一手文献，也推动了阿维斯塔语（Avestan）、巴列维语等古伊朗语言的系统研究，成为18—19世纪欧洲伊朗学的核心分支。
与此同时，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1786年发表演讲，通过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了波斯语与希腊语、拉丁语等同属印欧语系，为现代伊朗语言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参与创立的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784年）也成为东方研究的重要机构，其后欧洲各国纷纷设立类似学会，推动了伊朗学在中东研究框架内的制度化进程。[10]
除了正规的学术研究，18世纪的旅行文学也为伊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彼得罗·德拉·瓦莱（Pietro della Valle，1667）、沙尔丹（Jean Cardin，1711）、坎普法（Engelbert Kämpfer，1712）、尼布尔（Carsten Niebuhr，1788）与莫里埃（James Justinian Morier，1812）等旅行家的游记，与伊斯兰旅行家的著作一道，构成了历史地理学最珍贵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文献的不足。[11]
德国学者在这一时期贡献尤为突出，他们的研究可分为三个主要方向：考古学领域涉及发掘伊朗各地的古代物质遗存；语言学领域继续深化对伊朗语族的研究；历史与文化领域则致力于重构伊朗的文明发展脉络。
在语言学与铭文学方面，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于19世纪40年代成功释读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中的古波斯楔形文字，为重构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奠定了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欧洲学者系统搜集、整理并校勘了大量波斯语、巴列维语与阿维斯塔语手稿，如法国学者詹姆斯·达尔梅斯泰特（James Darmesteter）对《阿维斯塔》的批判性校订，标志着伊朗文献学进入科学化阶段。[12]（该参考文献并没有提及“詹姆斯·达尔梅斯泰特”部分）
不久后，尤斯蒂（Ferdinand Justi）在威廉·盖格尔（Wilhelm Geiger）与恩斯特·库恩（Ernst Kuhn）主编的《伊朗语言学纲要》（Grundriss der iranischen Philologie）中撰写的条目，从新的角度审视了伊朗古代历史。这位德国伊朗学家还撰写了《伊朗人名录》（Iranisches Namenbuch），收录了与伊朗地理及文化相关的所有已知历史名称，为世界伊朗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3]
考古学作为新兴学科，也为伊朗学研究注入新动力。法国考古学家马塞尔·迪厄拉富瓦（Marcel Dieulafoy）与雅克·德·摩根（Jacques de Morgan）率先在伊朗开展系统发掘。特别是在纳赛尔丁·沙（Naser al-Din Shah Qajar，1848—1896年在位）统治时期，赫尔茨菲尔德（Ernst Herzfeld）通过系统性的考古工作，为伊朗考古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研究的全球化拓展与本土化实践双重进程
20世纪伊朗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转型特征，其发展轨迹体现了从西方主导向全球多元参与的深刻变革。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不仅体现在研究地域的扩展和研究主体的多元化，更反映在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范式的革新上。
20世纪初期，国际学术界对伊朗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03年，哥伦比亚大学印欧语言教授威廉姆斯·杰克逊（Williams Jackson）对伊朗进行的系统性实地考察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伊朗：过去与现在》（Persia 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通过对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贝希斯敦（Behistun）、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等重要遗址的详细考察，为伊朗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地记录。[14]随后，在1937年，埃里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率领的芝加哥大学考古队在波斯波利斯遗址取得了重大发现，不仅发掘出大流士时期宫殿遗迹，还新发现了一批薛西斯时期的楔形文字铭文，这些成果系统收录于三卷本《波斯波利斯》（Perspolis）中，极大推进了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认知。[15]
与此同时，文献学研究也取得重要突破。1929年保罗·施瓦茨（Paul Schwartz）出版的《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笔下的伊朗》（Iran im Mittelalter nach den Arabischen Geographen），通过对伊斯兰旅行家记载的系统整理，为伊朗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研究标志着伊朗学从传统的文献考证向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范式转变。[16]
在这一时期，伊朗本土学术力量开始崛起。穆罕默德·加兹维尼（Mohammad Qazvini）和普尔达乌德等先驱学者通过借鉴欧洲东方学研究方法，开创了本土伊朗学研究传统。他们的工作使伊朗学界认识到本土学者在研究本国文明中的主体地位，为后续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7年伊朗学基金会（Iranology Foundation）的成立是伊朗学研究制度化的重要里程碑。作为统筹伊朗学研究的核心机构，基金会确立了跨学科研究方法论，致力于伊朗文化的全方位研究。2002年基金会创办德语期刊《伊朗学研究》，为国际学术交流搭建了重要平台。在学科建设方面，基金会与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Shahid Beheshti University）合作，自2004年起开设系统的学术课程，初期设立四个硕士专业方向，后增设手稿研究与版本整理方向，并获准开设博士课程，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伊朗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伊朗学专业建设也取得显著进展。德黑兰大学、阿拉米·陶塔巴伊大学（Allameh Tabataba’i University）、沙希德·贝赫什提大学等顶尖学府相继设立伊朗学专业。以德黑兰大学为例，其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设置了涵盖古代与当代两个研究方向的课程体系，包括古波斯语、阿维斯坦语、巴列维语等语言课程，以及系统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课程，培养学生在历史、文学、考古学、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研究能力。
学术交流层面，伊朗学界建立了多层次国际合作机制。除了定期举办全国伊朗学会议和“波斯湾国际学术会议”（或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Persian Gulf）外，还积极参与“世界伊朗学家大会”和“欧洲伊朗学会议”等国际平台。同时，本土形成的“伊朗学研究大会”（Iranian Studies Conference）及“菲尔多西千年纪念大会”（Millennial Congress）等专题会议，有效促进了特定研究领域的深化发展。
20世纪后期，伊朗本土学者在研究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阿巴斯·扎利亚布（Abbas Zaryab）与伊拉杰·阿夫沙尔（Iraj Afshar）等学者在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标志着伊朗学实现从“被研究的客体”向“研究的主体”转变。在巴列维语文本研究领域，继早期学者开创性工作后，新一代研究者持续推进相关研究，丰富了学科内涵。
这一时期伊朗学发展的显著特征还体现在研究视野的拓展上。学科研究范围从传统的伊朗本土延伸至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波斯文化影响区域，展现出更加开阔的文明研究视角。通过建立系统的学科体系、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20世纪的伊朗学完成了从区域研究向全球化学科的转型，为当代伊朗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伊朗学的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轨迹。从最初的东方学分支，到如今成为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伊朗学不仅拓展了研究领域和方法，更在研究视角上实现了从“他者”到“主体”的重要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研究队伍的构成上，更深刻地反映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创新中。
当代伊朗学既保持着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又不断发展出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体系，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东西的重要学术桥梁。随着全球学术界对文明对话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伊朗学这一学科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做出新的贡献。
注释：
[1] در آمدی بر ایران شناسی، زهره زرشناس، پژوهشگاه علوم اسانی و مطالعات فرهنگی، سال ۱۴۰۴.
[2] احمد کسرو، « شهریان گمنام»، انتشارات نگاه، سال ۱۴۰۱.
[3] Hermann Landolt, “Henry Corbin, 1903-1978: Between Philosophy and Oriental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9, No. 3, 1999, pp. 484-490.
[4] Touraj Daryaee, “The Study of Ancient Ir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ranian Studies, Vol. 42, No. 4, pp. 579-589.
[5] بارنابه بریسون - Barnabe Brisson : https://iranologists.org/barnabe-brisson/
[6] J. T. P. de Bruijn, “Iranian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Iranian Studies, Vol. 20, No. 2/4, 1987, pp. 161-177.
[7] Ibid.
[8] Thomas Hyde, Historia religionis veterum Persarum eorumque magor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00.
[9] George Sarton, “Anquetil-Duperron (1731-1805),” Osiris, Vol. 3, 1937, pp. 193-223.
[10] William Jones, “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 (delivered 2 February, 1786, by the President, at the Asiatick Society of Bengal),” https://www.eliohs.unifi.it/testi/700/jones/Jones_Discourse_3.html.
[11] پرویز رجبی:تاریخچه ایرانشناسی. مرکز دائرةالمعارف بزرگ اسلامی.سال ۱۴۰۳.
[12] Peter T. Daniels, “RAWLINSON, HENRY ii. Contributions to Assyriology and Iranian Studies,” Encyclopaedia Iranica, 2009, https://www.iranicaonline.org/articles/rawlinson-ii/.
[13] پرویز رجبی:تاریخچه ایرانشناسی. مرکز دائرةالمعارف بزرگ اسلامی.سال ۱۴۰۳.
[14] A.V. Williams Jackson, Persia Past and Present, MacMillan & Co., 1906.
[15] Erich F. Schmidt, Persepolis I: Structures, Reliefs, and Inscrip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16] Paul Schwartz, Iran im Mittelalter nach den Arabischen Geographen, Nabu Press, 2012.
国外经验 | 当代伊朗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与经验
一、全球伊朗学学术机构与期刊出版格局
全球范围内开设伊朗学研究课程、设立研究中心（所）的学术机构分布广泛，研究领域涵盖中东研究、伊斯兰研究、宗教研究、哲学、东方研究、近东研究、语言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等多个学科，构成跨领域的学术研究网络。
从地域分布来看，因欧洲是最早涉足伊朗学领域的地区，相关学术机构早期主要集中于欧美，亚洲的伊朗学研究相对薄弱。其中，美国拥有多家顶尖研究机构：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埃桑·亚沙特尔伊朗研究中心（Ehsan Yarshater Center for Iranian Studies），哈佛大学设中东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斯坦福大学开设哈米德与克里斯蒂娜·莫加达姆伊朗研究项目（Hamid and Christina Moghadam Program in Iranian Studie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有普尔达乌德古代伊朗世界研究所（Pourdavoud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Iranian World）。欧洲的核心机构包括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朗研究中心（Centre for Irani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牛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法国巴黎新索邦大学伊朗研究学院（Institut d'études iraniennes），德国哥廷根大学伊朗研究所（Institute of Iranian Studies）、汉堡大学亚非研究所伊朗研究方向（Iranian Studies, Asia Africa Institute），荷兰莱顿大学莱顿地区研究所的伊朗与中亚研究方向（Irani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Leiden Institute for Area Studies）。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学院设伊朗语言学系，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则成立俄罗斯—伊朗中心，共同构成东欧地区的伊朗学研究力量。[1]
当代伊朗学研究的发展高度依赖全球学术平台，这些机构通过专业期刊构建起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目前国际学界约90余种伊朗学期刊，覆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学科，既展现波斯文明的悠久传统与世界文化贡献，也揭示伊朗作为中东重要国家的战略地位。这些期刊多由知名学术机构支持出版，形成完整的学术传播网络。
在综合性研究领域，1967年由伊朗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Iranian Studies）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创刊的《伊朗研究》（Iranian Studies）是标杆性期刊。其以跨学科特性著称，涵盖古代至现当代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政治等领域，凭借广阔研究视野与严谨学术标准，成为学界核心参考资料，尤其在语言学研究与伊朗历史全时段覆盖上保持独特优势。英国波斯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1963年创刊的《伊朗》（Iran），是该领域历史最悠久的同行评审期刊之一，聚焦考古研究与历史遗址考察，刊载伊朗重要历史遗址的发掘成果，为伊朗物质文明研究提供关键实物证据支撑。
语言学与文献学研究领域，1957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印度—伊朗杂志》（Indo-Iranian Journal）最具代表性。由德容（J. W. de Jong）、柯伊伯（F. B. J. Kuiper）等知名学者主持，专注印度—伊朗语系比较语言学，长期发表梵语、阿维斯塔语等古代语言的文本与语言学研究，以深厚学养与精准文献解读成为细分领域核心阵地。法语学界的《伊朗学研究》（Studia Iranica）则延续欧洲大陆学术传统，深耕古代伊朗语言与文献研究。
文学研究领域，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的《国际波斯文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rsian Literature）影响力显著。自2016 年创刊以来，由主编阿里礼萨・科兰吉（Alireza Korangy）与霍马・卡图兹安（Homa Katouzian） 定位为波斯文学研究核心平台，每年出版一期，研究范围覆盖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及高加索、中亚、印度次大陆等波斯文化影响区域，侧重波斯文学传统的当代阐释与跨文化解读。
区域性研究期刊构成重要分支：《伊朗和高加索地区》（Iran and the Caucasus）聚焦区域文化互动，《帕提亚》（Parthica）专攻帕提亚时期历史文化，《伊朗古物》（Iranica Antiqua）集中刊载古代伊朗考古与历史文献研究，它们与《波斯》（Persica）等期刊共同构建起伊朗区域研究体系，提供专业化学术交流平台。
伊朗本土学术出版亦具特色，《伊朗学研究》期刊依托伊朗学基金会，以深化伊朗文化、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研究为宗旨，发表高质量论文阐释伊朗民族与宗教身份，整理研究伊朗文明繁荣时期的历史资料，体现伊朗学界构建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努力。
这些期刊多附属于高校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形成兼具专业深度与跨学科广度的全球研究网络。它们不仅促进学术共同体内部知识交流，也为理解伊朗文明历史脉络与当代发展提供动态学术视角。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多数期刊建立电子出版平台，扩大成果传播范围，推动伊朗学研究向系统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这种多元化出版格局，既保留传统研究深度，又拓展当代研究广度，保障了伊朗学研究的旺盛学术生命力。
二、四位里程碑学者与学科独立发展之路
20世纪，伊朗学研究领域涌现出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者，他们以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和系统的学术建树，共同奠定了现代伊朗学的学科基础。这些学者不仅在各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更通过卓越的学术组织工作和学科体系建设，推动了伊朗研究从传统东方学的分支领域向独立系统化学科的重要转型。他们的学术遗产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研究成果中，更在于所建立的学术范式与研究传统，这些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全球对伊朗文明的理解方式。
沃尔特·布鲁诺·亨宁（Walter Bruno Henning，1908—1967年）被公认为中古伊朗语言与文献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他在哥廷根大学师从著名伊朗学家弗里德里希·安德烈亚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系统接受了严谨的伊朗学训练。亨宁的早期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突厥斯坦出土中古伊朗语摩尼教文献》（Middle Iranian Manichaica from Chinese Turkistan）的整理与出版工作，这一三卷本著作以其精湛的文献学功底、准确的文本考订和卓越的翻译质量，为摩尼教研究确立了新的学术标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环境中，即便被拘禁于马恩岛的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完成了《粟特语研究》（Sogdica），这部作品不仅系统梳理了粟特语（Sogdian）的语言特征，更为中古伊朗语词典编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亨宁的学术贡献呈现出显著的多维度特征：在摩尼教文献研究领域，他系统整理并译注了大量中古波斯语、帕提亚语（Parthian）与粟特语文献，为理解伊朗摩尼教的教义体系与历史演变提供了关键材料；在粟特学研究方面，他不仅成功确定了“粟特古信札”的确切年代，还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佛教与基督教粟特语文献的解读工作；在铭文学研究领域，他对“琐罗亚斯德圣祠”三语铭文的开创性解读，他首次明确证实该铭文记载的是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取得的重大胜利，这一发现为萨珊王朝历史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证据。亨宁晚年的学术精力主要投入于《花剌子模语词典》（A Fragment of a Khwarezmian Dictionary）的编纂工作，虽然这一宏大学术工程因他的逝世而未能最终完成，但其所构建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论体系已构成该领域的学术高峰，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指明了方向。[2]
埃桑·亚沙特尔（Ehsan Yarshater，1920—2018年）的学术生涯体现了伊朗学术传统与现代西方学术制度的深度融合。他早年在德黑兰大学的执教经历为其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而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工作则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学科建设能力。亚沙特尔于1961年出任哥伦比亚大学哈戈普·凯沃基安伊朗研究讲席教授（Hagop Kevorkian Professor of Iranian Studies），并于1968年创立该校伊朗研究中心，这些制度性建设对伊朗学在西方学术体系中的确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术研究方面，亚沙特尔创造性地开创了基于田野调查的现代方言研究新路径，其代表作《米底方言研究I：南塔蒂语方言语法》（Median Dialect Studies I: A Grammar of Southern Tati Dialects）通过严谨的语言学分析，提出了关于伊朗语言谱系的重要修正观点，对传统研究范式构成了挑战。他主持编纂的《剑桥伊朗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第三卷成为该领域的里程碑著作，其中他所撰写的长篇导论《帕提亚和萨珊历史概览》系统性地重构了从希腊化时期到伊斯兰文明兴起期间伊朗的政治结构、宗教意识形态与文化交往模式。亚沙特尔最具持久影响力的贡献在于其系统的学术组织工作，他主持的《伊朗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与《波斯文学史》（Persian Literature）项目，以其全面性和权威性为全球伊朗研究学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参考体系。此外，作为《波斯文本丛书》（Persian Texts Series）与《波斯遗产丛书》（Persian Heritage Series）等多套重要学术丛书的总编辑，他构建了系统的波斯文献出版体系，这些学术工程不仅体现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更反映了他将伊朗学建设成为系统化学科的远见卓识。[3]
理查德·纳尔逊·弗莱（Richard Nelson Frye，1920—2014年）被国际学界尊称为“世界伊朗主义者的院长”（dean of the world’s Iranists），其跨越六十余载的学术生涯深刻塑造了现代伊朗研究的整体格局。作为哈佛大学近东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弗莱在美国建立了首个系统性的伊朗研究项目，这一制度创新为伊朗学在北美学术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的研究方法以“实地考察”为核心特征，其研究足迹遍及从开罗至喀布尔的广阔地域，这种基于田野的实证研究使其学术建构始终植根于历史现场，有效突破了传统文献研究的局限。弗莱通过《波斯的遗产》（The Heritage of Persia, 1962年）、《波斯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Persia, 1975年）和《古代伊朗史》（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1983年）等一系列著作，构建了完整的伊朗文明史叙事体系。这些著作以其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入的分析视角，共同构成了“直至13世纪中叶的伊朗史”的完整叙事框架。
在中亚研究领域，他的《中亚的遗产》（The Heritage of Central Asia, 1996年）从根本上修正了“中亚即突厥地区”的传统认知，创造性地提出“伊朗文明构成中亚最古老文明层”的原创性观点，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确立了新的范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弗莱在专题研究方面的贡献同样突出，他与普鲁登斯·哈珀（Prudence Oliver Harper）合编的《萨珊王朝遗迹》（Sasanian Remains from Qasr-i Abu Nasr: Seals, Sealings, and Coins, 1973年）展现了其在印章学与碑铭学领域的精深造诣，而为《剑桥伊朗史》第三卷撰写的萨珊政治史章节及附录的“萨珊国王名录”，更成为该领域学者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作为少数同时精通前伊斯兰与伊斯兰时期伊朗文明的学者，弗莱的学术遗产不仅体现在具体研究成果上，更在于他所建立的跨学科研究范式，这些至今仍在塑造着全球对伊朗与中亚文明的理解方式。[4]
伊拉杰·阿夫沙尔（Iraj Afshar，1925年—2011年）堪称伊朗本土学术传统领域中取得卓越成就的典范人物，其学术工作体现了伊朗学界从“被研究的客体”向“研究的主体”的重要转变。作为一位成果斐然的学者，他编撰或撰写了约300部著作与2000余篇论文，其中58篇以英、法、德等语言发表在国际知名伊朗学期刊上。阿夫沙尔在学术文献整理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主持出版的《马哈茂德·阿夫沙尔博士文集》（后更名为《波斯研究》）与《波斯论文索引》系统整理了波斯语学术成果，为伊朗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
在伊朗医学史研究领域，伊拉杰·阿夫沙尔的贡献可划分为前现代医学文献整理与近现代医学史研究两个方面。在前现代医学文献整理方面，阿夫沙尔参与了多部重要医学典籍的编撰工作，如《学生医学指南》等。其中，2008年出版的《学生医学指南》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波斯语医学专著，阿夫沙尔为该著作撰写了详尽的版本学评注；在近现代医学史研究方面，阿夫沙尔通过《杰出人物》等著作，系统梳理了609位伊朗当代杰出人物的传记资料，其中包含多位德黑兰大学医学院的知名医师。这些资料为伊朗现代医学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值得一提的是，阿夫沙尔在文献考证方面展现出高度的严谨性。例如，在《药物基础论》的序言中，他明确指出该文献是伊朗医学史上最早具有明确纪年的波斯语药物学文献，这一发现对伊朗医学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哥伦比亚大学亚沙特尔教授曾评价道：“伊拉杰·阿夫沙尔的离世，在当代伊朗研究领域留下了无可替代的空白。”这一评价充分肯定了阿夫沙尔对伊朗学术自主性建设产生的深远影响。[5]
以上四位杰出学者的学术生涯共同勾勒出20世纪伊朗学研究的发展轨迹与演进脉络。从亨宁的基础文献研究奠定的学术根基，到亚沙特尔的学科体系建设提供的制度保障，再到弗莱的跨文明比较研究开拓的学术视野，最后到阿夫沙尔的本土学术建构体现的主体性觉醒，他们的工作不仅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伊朗学的研究领域，更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推动了该学科从依附于东方学的分支领域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学科体系。
三、当代伊朗学政治研究的学术挑战与学界现状
伊朗政治体系的复杂性与独特性，长期以来构成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难题。这一研究对象既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理论价值，又呈现出非西方政治体系的特殊运作逻辑。纵观全球学术版图，不同地域的学术传统在理解伊朗政治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却也共同面临着认知伊朗政治体系的核心困境。
在伊朗本土学术语境中，政治研究始终受到双重因素的制约。从学术传统来看，本土研究长期倾向于编年史式的叙事模式，注重历史事件的时序铺陈与细节描述，却在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层剖析上显得薄弱。这种“重叙事轻分析”的学术倾向，使得本土研究难以形成对政治体系的系统性理解。[6]更为深层的是，社会政治环境的限制性因素始终存在，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空间受到明显压缩，导致研究者难以将学术焦点真正聚焦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层面。
欧洲学界的伊朗研究则在广义的历史框架下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欧洲学者多依附于波斯本土的史料系统，在研究方法与内容取向上深受波斯历史叙事逻辑的影响。这种学术依赖一方面保证了研究的史料基础，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同时，欧洲学术传统中固有的“形式法律结构优先”与“文化决定论”倾向，使得相关研究往往停留在描述性历史层面，将复杂的政治现象简化为文化特征、宗教遗产或个人特质的衍生品，未能构建起独立的分析框架。[7]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二十年来中东研究已在欧洲人文社科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但伊朗研究的学术权重仍然明显不足。与阿拉伯世界研究、阿以冲突研究及土耳其研究相比，伊朗政治研究获得的学术关注与资源投入都存在显著差距。这种研究重心的失衡，与伊朗在地缘政治与经济领域的重要性形成鲜明对比。
伊朗政治体系本身的特点，为学术研究设置了独特的认知障碍。其权力结构并非以显性的制度安排为核心，而是深植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这种权力形态随着人际关系、利益格局的变动而持续调整，呈现出高度的动态性与不确定性。在决策机制层面，关键政治决策的生成过程异常复杂，往往是多重力量——包括传统的人际关系、家族网络、派系集团以及现代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综合结果，而非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流程产生。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政治体系中“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的独特结合方式。权力最终汇聚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在最高领袖这一角色中实现了宪法赋予的正式职权与源于宗教传统、社会认同的非正式权威的有机统一。更具挑战性的是，伊朗政治实践中存在着显著的“表象”与“实质”的张力。政治体制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的权力运作逻辑往往大相径庭，这种差距容易导致研究者陷入认知误区。
尽管面临多重制约，欧美学界仍产出了若干具有奠基意义的研究成果。在伊朗国内政治研究领域，四部核心著作构成了该领域的学术基石。伦纳德·宾德（Leonard Binder）的《伊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发展》（Ir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Society）是比较政治学黄金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首次尝试构建系统性的分析模型来解读伊朗政治，其创新之处在于将历史视野与国际因素的探讨有机结合。[8]理查德·科塔姆（Richard W. Cottam）的《伊朗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Iran）以“民族主义”为核心概念审视伊朗政治的演变轨迹，对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进行了精深分析。[9]马文·佐尼斯（Marvin Zonis）的《伊朗的政治精英》（The Political Elite of Iran）代表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伊朗研究中的典型应用，通过系统的访谈与问卷调查揭示了伊朗政治精英群体的心理特征。[10]詹姆斯·比尔（James A. Bill）的《伊朗政治：群体、阶级与现代化》（The Politics of Iran: Groups, Classes and Modernization）创新性地引入“网络体系”概念，聚焦于阶级结构中的冲突与合作模式。[11]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三部核心著作勾勒出该方向的发展脉络。乔治·伦佐夫斯基（George Lenczowski）的《俄罗斯与西方在伊朗，1918—1948》（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 1918-1948: A Study in Big-Power Rivalry）作为早期研究的代表，以其扎实的史料基础和历史叙事的严谨性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12]鲁胡拉·拉马扎尼（Rouhollah K. Ramazani）的两部著作《伊朗的外交政策》（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1973: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Modernizing Nations）及其续作《没有自由的独立：伊朗的外交政策》（Independence without Freedom: Iran’s Foreign Policy），首次尝试构建伊朗外交政策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其中提出的“三组互动关系”分析路径和“自主性”概念为理解伊朗外交行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工具。[13]沙赫拉姆·朱宾（Shahram Chubin）与塞佩尔·扎比赫（Sepehr Zabih）的《伊朗的对外关系》（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Iran）则通过核心假设的提出与验证，深入分析了伊朗外交决策的权力结构特点。[14]
当前伊朗政治研究仍面临多重结构性障碍。权力本质的隐蔽性导致研究对象难以被准确捕捉，表层制度与深层运作逻辑的脱节容易引发认知偏差。研究工具的高门槛限制了研究者群体的规模与质量，而理论方法的适用性困境则表现为西方主流范式与伊朗政治现实的脱节。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学术投入的不足直接影响了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美国学界对区域研究的相对忽视，欧洲学界的碎片化倾向，以及本土研究的诸多限制，共同导致了伊朗政治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不足。伊朗政治研究不仅关乎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理解，更涉及非西方政治体系的认知范式创新，突破这一研究领域的困境实际上是政治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四、伊朗学的学科属性与批判性审视：从殖民遗产到当代争议
伊朗学作为东方学的重要分支，其学科本质与历史发展轨迹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这一学科体系虽由欧洲学者创立，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承袭了东方学的基本特征，却同时展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当代伊朗学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学科自身的内在价值，也凸显了其与殖民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Orientalism）中提出的批判理论为理解伊朗学的学科本质提供了重要视角。根据其分析框架，东方学家在构建东方知识体系时，往往通过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将欧洲塑造为理性、进步与现代性的象征，而将东方刻画为落后、专制与停滞的代表。[15]这种认知范式不仅为殖民扩张提供了正当性论证，更深刻影响了西方对伊朗的学术认知。西方伊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局限在于其难以摆脱的外在视角偏见。尽管跨文化研究本应超越本土视野的局限，但伊朗学的发展恰逢欧洲殖民主义高峰期，不可避免地受到种族中心主义的深刻影响。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东方学家的研究都隐含着西方优越论的基本前提，这种预设严重阻碍了对伊朗文化本质及其思想贡献的客观理解。
在研究方法论层面，西方伊朗学表现出明显的偏差。学者们过度专注于语言细节、考古发现和文献校勘等技术性工作，却忽视了对伊朗文化与历史的整体性把握。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取向导致学界长期沉迷于考据工作，而未能深入探讨与当代伊朗社会息息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特别是在伊斯兰时期伊朗思想研究领域，尽管西方伊斯兰研究已积累一个多世纪的学术传统，但对伊朗思想流变的核心问题仍缺乏系统探讨。[16]什叶派政治思想研究的严重不足，不仅反映了学术重点的偏差，更揭示了其背后的政治逻辑——由于西方与逊尼派穆斯林群体的接触更为密切，学术资源自然向该领域倾斜。
伊朗的历史经验与萨义德分析的其他东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尽管19世纪伊朗遭受殖民侵略并丧失部分领土，但始终保持着政治独立。这一独特的历史轨迹使得伊朗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与许多后殖民社会不同，伊朗知识精英很少将西方文化影响视为对民族独立的直接威胁。相反，现代化倡导者往往将西化等同于进步，视其为国家发展的必经之路。这种认知倾向直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伊朗被占领后，才开始发生转变。随着民族意识的新觉醒，对西方的批判不再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逐渐拓展至文化维度。
伊朗学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了知识生产与权力结构的复杂交织。要突破当前的学科困境，亟需建立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范式：既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框架，又要避免陷入本质化的文化民族主义。未来的伊朗学应当在承认历史遗产的同时，积极探索跨文化对话的新路径，构建更加平等、多元的学术话语体系。这不仅需要对研究方法论进行深刻反思，更需要学者对自身立场保持持续的自省意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伊朗学需要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逻辑，在借鉴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坚守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自觉与自信，最终形成既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深度对话，又能真实反映伊朗文化本质的新型研究范式。
注释
[1] Khachik Gevorgyan, “Iranian Studies Departments and Centers in the World,” Aspirantum, December 20, 2020, https://aspirantum.com/blog/iranian-studies-centers.
[2] Martin Schwartz, “W. B. Henning 1908-1967,” Indo-Iranian Journal, Vol. 10, No. 4, 1968, pp. 308-313.
[3] “About Dr. Ehsan Yarshater, Founding Director,” Persian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s://persianheritagefoundation.org/about-us/about-dr-ehsan-yarshater-founding-director/.
[4] Ehsan Yarshater, “Obituary: Professor Richard Nelson Frye (10 January 1920–27 March 2014), A Distinguished Scholar of Iranian Studies,” Iranian Studies, Vol. 47, No. 4, 2014, pp. 649-652.
[5] Mohammad Hossein Azizi, “In Memory of Iraj Afshar (1925 - 2011), A Renowned Scholar of Iranian Studies,” Archives of Iranian Medicine, Vol. 14, No. 4, 2011, pp. 303-307.
[6] James A. Bill, “The American Analysis of Iranian Politics,” Iranian Studies, Vol. 10, No. 3, 1977, pp. 164-195.
[7] Ibid.
[8] Leonard Binder, Ir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9]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4; Richard W. Cottam, Nationalism in Iran: Updated Through 1978,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10] Marvin Zonis, Political Elite of Ir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11] James A Bill, The Politics of Iran: Groups, Classes and Modernization, Merrill Press, 1972.
[12] George Lenczowski, Russia and the West in Iran, 1918-1948: A Study in Big-Power Rival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49.
[13] Rouhollah K. Ramazani, Iran’s Foreign Policy 1941-1973: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 Modernizing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5.
[14] Sepehr Zabih and Shahram Chub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Ir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3.
[15]［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16] در آمدی بر ایران شناسی، زهره زرشناس، پژوهشگاه علوم اسانی و مطالعات فرهنگی، سال ۱۴۰۴.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刘国庆、杨晨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