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卢雪花博士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兰佳晶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任雪华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 录
观点集萃 | 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历史概括
学之探究 | 国内研究机构的内容与特色
学人访谈 | 语言研究的智能跃迁
编者按: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经济变迁以及文化交流,将中国朝韩语研究推至区域国别学的战略交汇点。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区域国别学勃兴的今天,中国的朝韩语研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战略纵深。同时,这一领域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需直面学科升级的深层命题。如何在守正与创新间把握平衡,在承继学术薪火的同时回应国家战略需求,成为当代研究者共同的历史课题。
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学科史,是一部与国家战略需求同频共振的能力建设史。改革开放初期的语言教学体系建设,奠定了跨境交流的基础能力;中韩建交后的文化阐释转向,聚焦朝韩经济互动与文化传播,拓展了区域认知的学术视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数字化转型,则催生了语言数据与战略分析的深度融合。当语言成为地缘政治的密码本,朝韩语研究便天然具备了双重属性:既是跨境交流的文明纽带,更是洞察东北亚变局的战略透镜。当语言研究从符号解析升维至战略资源生产,学科便成为大国博弈中不可或缺的“软基建”。
东北亚的文明互动与地缘博弈,始终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朝韩语研究作为解码这一命题的语言钥匙,其发展轨迹不仅关乎学科自身演进,更映射了中国从“区域认知”到“战略能力”构建的深层逻辑。
中国朝韩语研究历经数代学人的深耕,不仅守持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也逐渐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中国朝韩语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学界公认的研究流派标准划分,该分类具有策略性建构特征,实际研究中存在交叉融合现象。如,“东北边疆语言学派”依托地缘优势深耕跨境语言本体研究,强调田野调查与活态语料库建设;“首都战略研究派”聚焦地缘政治与中朝韩战略互动,注重政策导向型研究;“江南数字人文派”推进朝韩语研究的数字化转型,开发智能语言处理工具;“岭南文化阐释派”解构朝韩文化符号体系,阐释韩流影视的跨文化传播机制;“西部交叉学科派”突破传统语文学边界,构建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
在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国家战略能力建设重要抓手的今天,如何将语言研究的学术传统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型知识生产,如何在新文科浪潮中实现方法论迭代与价值重构,如何在全球学术对话中确立中国视角的主体性——这些命题构成了本辑述评的核心关切。
本辑述评绝非简单的学术编年史,而是一场关于“中国视角”的方法论自觉——在历史纵深中校准方位,在空间布局中积蓄势能,在方法碰撞中寻找突破。内容主要以“战略纵深”为观察主轴,试图通过历史脉络、机构布局与方法创新的三重叙事,呈现中国学界在朝韩语研究领域的独特探索,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理镜鉴。脉络方向设置“观点集萃”“学之探究”“学人访谈”三个栏目。“观点集萃”追溯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历史叙事,揭示语言能力建设如何服务不同阶段的战略需求;“学之探究”解剖重点机构的差异化路径,找寻地缘关联与学术创新的耦合逻辑;“学人访谈”收录本期特邀责编卢雪花教授对复旦大学毕玉德教授的专访,探讨AI技术如何重构语言研究范式,揭示数字技术融合创新的现实挑战,在历史文本的语义层理中破译战略密码。
述评无意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试图通过战略纵深的透视,激发对学科本质的再思考。探讨内容虽未穷尽所有问题,但试图证明:中国朝韩语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区域特殊性,更在于为全球区域国别研究贡献方法论的“中国方案”。
观点集萃 | 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历史概括
在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界始终致力于在不断演变的区域政治格局中动态调整策略研究,以更好回应国家战略与区域现实的双重诉求。从历时性角度审视,可大致划分为初创探索期、系统发韧期、数字化拓展期等三个阶段。早期研究深受当时社会环境与主导价值等影响,整体呈现出在特定导向逐步展开、稳步探索的发展特征。然而,伴随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格局的深刻演变,语言研究赖以支撑的认知范式与理论视角也随之发生了系统性重构。中国的朝韩语研究逐步突破了过去以单一立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建设,实现了范式上的根本跃迁:从政治主导的单维度视角,走向兼具语言、历史、文化与国际关系等多学科交叉的立体化分析路径。从固有的认知窠臼迈向更具开放性与理性对话精神的学术空间,最终逐步孕育出一种既立足本土语境又面向国际前沿的区域国别研究新范式,彰显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在朝韩语言研究领域的理论自主性与实践创新力。
一、初创探索期(20世纪40年代初-70年代末)
作为同根异枝的语言共同体,朝韩语的历时发展轨迹始终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相互呼应、深度共振,这一特质也奠定了中国学界对二者的独有学术基调。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从服务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朝鲜语研究,到对“敌对阵营”语言保持审慎的韩国语研究,中国朝韩语研究体系在这一特殊时期表现出显著差异,逐渐形成了带有鲜明国家政治色彩的区域语言研究框架,并构成了中国特色对外语言研究的早期实践蓝本。
一方面,基于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我国在表述朝鲜半岛事务时,通常以朝鲜为主要参照对象。同时,朝鲜语作为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语言,相关研究不仅自然而然地延续了以“朝鲜语”“朝鲜民族”为代表的规范用语,构建“语言+民族”的双重认知框架,更逐步演化为初具“语言为基、教育先行”政策导向的整体性格局。在时代变局与区域冲突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1942年在昆明创设的从事东方语言与研究的高等院校,旨在推动亚洲邻国之间的交流协作;1946年建立的南京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朝鲜语专科,标志着中国朝韩语高等教育研究的肇始。北京大学(1949年,其前身为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对外经贸大学(1952年)、洛阳外国语学院(1956年)等高校随后相继设立朝鲜语专业,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路径和研究空间。此外,与新中国同年创立的延边大学,凭借其独特的地缘、学缘和人缘优势,肩负历史使命、承担时代重任。自1951年开始,延边大学受北京大学委托设立了“北大班”,负责每年一期代为培养朝鲜语专业学生,直至1957年,北京大学共派遣88名学生来此进修。1964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吉林大学成立朝鲜研究室,成为教育部直属院校第一批建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但由于后期特定历史阶段,中朝关系降至冰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遭受重创,北京大学和洛阳外国语学院也曾一度停招。随后,中朝两国关系破冰,延边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于1972年增设了朝鲜语专业,至70年代末期,人才市场渐趋于饱和,才无奈只得取消或暂停招生。[1]尽管外部环境不利,延边大学仍保持了对朝鲜语语言学研究的学术热情。李世龙、崔允甲、金学连、方长春、金祥元等学者,自主编写语法、语音、句法教材,为中国朝鲜语语法体系的本土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延边大学印刷厂出版的一批誊写本教材,更是堪称特殊年代中国学术坚韧精神的重要见证。[2]
而另一方面反观中韩两国,这一时期正值冷战格局主导下的国际环境,远东地区局势紧张,仍处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敌对状态,直接促使中国的韩国学研究深受影响,数量既少,内容亦偏,留下了冷战时代的深刻烙印。主要表现为研究领域偏重于政治、外交,尤注重对美批判与揭露,例如社会制度和政策多持否定态度,限制了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与客观性;少数反映韩国的论著深受地缘政治制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容片面,难以全面反映韩国社会的真实发展状况与变迁过程。[3]
由此可见,尽管中国与朝韩地理上毗邻、历史文化渊源深厚,但对朝韩语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偏爱有加、冷热分明”的格局。朝鲜语犹如“掌上明珠”,受到体制内外的高度重视与资源倾斜,逐渐开始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研究体系。相较之下的韩国语却似“墙角之花”,虽有生机,却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边缘位置,缺乏系统研究与政策支持,学术界对其关注程度远不能与朝鲜语比肩。而该研究生态的形成,既源于冷战思维延续下的外交策略考量,亦受制于意识形态分野的深层规约。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韩语研究的历史特点,不仅反映了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主导下学术发展的局限性,也为后冷战时代中国韩国学研究的全面转型与多元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系统发轫期(20世纪80年代—1992中韩建交前)
1980年代,随着中美、中日、中欧关系的深化以及苏联东欧剧变带来的国际局势变化,中国对外政策呈现出多元化、务实化特征。中国政府逐步开始接触韩国政商界。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层面对韩国语研究的态度已逐渐松动。虽然“朝鲜语”依旧是官方专业名称,但教育与科研体系已默许引入韩国语言元素,学术界以更加客观的态度逐步突破意识形态壁垒,开始由朝鲜语主导向朝韩语并重转型,并加以对比与探索朝鲜半岛南北两国的语言文化。同时基于对外经贸发展的不断推进,韩语人才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种转变反映了我国在语言规划上逐渐从“政治优先”转向“实用导向”。
1983年,北京大学朝鲜语教研室开始展开一系列对外跨境学术交流活动,不定期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并刊行出版研究成果,显著推动了国内外朝韩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同时也为朝鲜语领域的研究者搭建了一个展示与互动的平台。1986年该教研室成功召开《朝鲜语言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首届朝鲜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邀请朝鲜、韩国、日本及中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政治对峙的背景下,实现朝韩代表面对面交流,此举在国际学界具有开创性意义。次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朝鲜文化研究所,[4]标志着中国朝韩语研究在高校体制内开始逐步迈入专业化、系统化新阶段。
此外,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举办,使汉城(今首尔)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公众首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接触到韩国的现代社会形象和文化生态,这一历史契机显著激发了中国学界对韩国语言变体的兴趣,推动研究者关注“标准韩国语”与“朝鲜语”在词汇、语音、语用等层面的差异,并在学术表述中引入“韩国语”相关的术语体系,逐步形成朝韩语言间更为均衡的研究视角。同时开始突破冷战对立的意识框架,尝试从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将“朝鲜语”与“韩国语”视为同源异体的平行演化体系,在语言演变、社会语用与语体分布等维度展开跨国对比研究。同年,吉林大学将朝鲜研究室扩建为朝鲜研究所,为区域性朝韩语研究注入新动能。
在中国朝鲜语语法研究领域,延边大学崔允甲教授于1980年出版的《朝鲜语语法》(辽宁出版社)被普遍视为具有奠基意义的代表性著作。该书系统涵盖语音学、语法学与句法学三大板块,凝聚了作者多年教学与研究的经验,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契合中国语境的朝鲜语语法体系,长期以来被高校师生、中小学教师及语言工作者广泛使用,成为重要的工具性参考文献(刘银钟,1987)。此后,中国朝鲜语语法研究逐步走向体系化发展,相关专著陆续出版,推动了学科框架的深化与细化。例如,徐永燮的《朝鲜语实用语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东北三省朝鲜语语法编撰小组的《朝鲜语语法》(延边人民出版社,1983)、金镇镕的《现代朝鲜语》(延边教育出版社,1986)以及姜银国的《朝鲜语语法》(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等著作,均在语言结构、功能语法与教学实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拓展了语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除了语法领域,词汇学与语义学方面的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如崔应九的《朝鲜语词研究汇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全学锡的《朝鲜语拟声拟态词》(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6)、刘银钟的《朝鲜语词汇论》(延边大学出版社,1991)等著作,在词汇系统分类、语义功能分析等方面填补了早期研究空白,大大丰富了中国学界对朝鲜语词汇体系的认识。与此同时,语体学与修辞学研究亦有所突破,构成了朝鲜语研究的重要补充方向。代表性成果包括崔应九的《朝鲜语文体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及《朝鲜语修辞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等,深入探讨了语言风格、表达手段与修辞机制的演进逻辑,提升了对朝鲜语表达系统多样性的理解。
在朝鲜语史研究方面,较为有名的专著当推安炳浩著的《朝鲜语发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崔允甲著的《中世朝鲜语语法》(延边大学出版社,1987)、李得春著的《朝鲜语词汇史》(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上述一系列著作不仅为朝鲜语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后续中韩语言对比研究奠定了坚实学术基础。
在中韩建交之前,初创探索之后,中国的朝韩语研究处于快速起步和积累阶段,其研究以语言教学和实用交流为导向,逐步向语言文化研究拓展。虽然当时尚未系统形成国家话语体系与区域战略语言服务之间的联动机制,但这一阶段的研究为2013年后“朝鲜半岛区域话语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中的语言支撑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数字化拓展期(1992中韩建交后-至今)
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双边关系迈入全面合作的新阶段,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一历史性转折不仅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相互隔绝的冷战格局,深刻重塑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也极大推动了中国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学术关注,尤其在高等教育与研究领域,带动了朝韩语高层次人才的培养热潮,促使高校加快构建相关研究平台。自1992年起,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1992年)、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1993年)、中山大学韩国研究所(2006)、中国海洋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07)等相继设立,标志着中国高校在朝韩研究领域逐步实现从早期的学科布局到后期的多元协同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研究机构的建立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更加稳固的研究基础,也体现了中国高校在区域研究能力建设方面的战略自觉。在研究内容的演进方面,朝韩研究已由初期的系统性研究范式,逐步迈向“多维度语言文化深度对比”的复合型模式。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语言结构和语法体系的传统式研究,而是将触角延伸至社会语言使用差异、语言政策等,乃至语言与国家认同、外交话语之间的关联性分析。在文化与历史层面,中国研究者则愈发注重以跨学科形式,从文明对话、意识形态变迁等宏观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朝韩文化演进路径,探索其对当代语言表达和社会认知的深层影响。这一系列跨学科、跨语境的研究范式推动了朝韩语研究范畴的实质性扩展。
2013年,我国提出“周边外交优先”战略,首次明确“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想,东北亚事务由此在中国整体外交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同年,韩国朴槿惠政府提出“朝鲜半岛信任进程”,中韩关系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经济合作稳步推进,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可以说,2013年是中国东北亚战略转型与区域格局重构的关键时间节点,标志着中国朝韩语研究由此走出学科边缘、走向战略前沿,开始在国家安全、周边外交、区域治理等多个关键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学科发展维度上,自2013年起,中国多个高校与研究机构加强了对朝韩语学科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延边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先后设立或加强了朝韩语语言文学、地区研究、国际关系等交叉型学科方向,并逐渐探索“语言+战略”“语言+治理”等复合型研究路径,开始与区域安全研究、国际传播、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等议题深度结合,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了语言支撑和智力支持。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的全球传播,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逐步提上日程。在此过程中,如何构建符合国家战略目标、具有地区特色的朝韩语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新议题。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以语言教学、文学研究为主的研究范式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国家对外语言服务的综合需求。近年来,一种以政治语言学、跨文化传播、国际话语分析为核心的研究体系逐渐形成,拓展了朝韩语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空间。同时,语言资源的数字化管理也进入快速发展期。一批覆盖朝韩语语料的数据库与语料库平台相继建设,如延边大学“面向东北亚诸语言的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系统” [5]不仅为语言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系统化支持,也为语言政策分析、社会舆情监测、智能翻译开发等提供了数据基础,进一步体现了当代朝韩语研究“战略价值”与“技术支撑”的双重属性。
在国家安全层面,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中国对语言、文化、认知等“软安全”议题的重视不断加强。朝韩语不仅是语言传播的工具,更是理解朝韩两国政治认知体系与文化逻辑的重要钥匙。学界开始推动将语言研究与地缘政治、民族问题、认知战略等议题融合。例如,对朝鲜政治话语的术语研究、对韩国媒体意识形态偏向的语篇分析等成果不断涌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时代的朝韩语研究更加注重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软实力传播。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战略导向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借助多元媒介手段,在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构建具有传播力与影响力的中国叙事体系,已成为当前国际传播与区域话语权研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尤其是在朝韩语影视文化产品、文学译介工程以及新兴数字传播平台等多维传播路径的整合利用方面,亟需开展更具系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探索,以实现中国声音在东北亚舆论场中的有效嵌入与持续扩散。与此同时,韩国语言学界对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动向亦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和持续关注。部分学者指出,中国在传统语言学、文献整理与对朝鲜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方面,积累深厚、成果卓著,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更具启示意义的是,中国学界近年来在朝韩语研究中展现出强烈的跨学科融合意识,注重将语言研究与国家治理、社会稳定、区域秩序构建等宏观战略相结合,逐步拓展了语言学的社会功能与战略维度。这一转向不仅丰富了语言学的理论资源,也为韩国学界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与对话空间。在国际传播格局加速重构、东北亚地缘政治持续演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朝韩语研究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推动学术界在语言政策、跨文化传播、区域认同建构等方面展开更加深入、务实、协同的研究与实践合作,不仅将有助于提升中国朝韩语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也将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中朝韩关系注入更加坚实的人文基础与舆论支撑。
综上所述,自1992年至今,中国朝韩语研究完成了从“语言教学”向“服务战略”的跨越,实现了理论范式、研究内容、技术支撑与应用场景的多重转型。在国家地缘安全压力与全球话语体系重塑的双重背景下,朝韩语研究正逐渐成为中国参与东北亚事务、构建国家话语权、推动区域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随着人工智能语言技术的持续突破、国际传播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跨学科融合研究的不断深化,朝韩语研究的战略地位与现实价值有望进一步显现与提升。这不仅体现了对东北亚文明多样性和语言生态的学术性守护,更将为区域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独特而深刻的语言学视角与智力支持。可以预见,朝韩语研究将在构建中国特色语言战略体系和提升全球对话能力的过程中,发挥更加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
参考文献
[1] 牛林杰:《中韩建交以来两国文化教育交流综述》,《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5期,第110-115页。
[2] 毕玉德:《朝鲜语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管窥》,《中文信息学报》2011年第6期,第166-169页。
[3] 金京善:《论中国的朝鲜语/韩国语教育》,《亚非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9-130页。
[4] 金光洙:《中国朝鲜语历史研究》,《中国朝鲜语文》2019年第3期,第14-30页。
[5] 姜宝有:《中国朝鲜(韩国)语教育的现状与课题》,《东疆学刊》2022年第1期,第88-93页。
学之探究 | 国内研究机构的内容与特色
当前,朝韩语研究逐步从传统语言学向区域国别研究拓展,形成以语言为媒介、文化为根基、区域为框架的多维研究体系。中国朝韩语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综合性大学、外国语院校及东北边疆地区高校,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战略研究”三级架构。这种学科布局既反应出中国对半岛问题的战略关切,又凸显出语言研究在区域认知中的基础性作用。
语言作为解锁全球智慧的钥匙,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张蔚磊(2024)在《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认为,区域国别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中国内部区域进行研究,另外一种是对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区域的文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语言等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整体性、透视化、综合性研究。很显然,对于具有地缘特色的朝韩语研究看似“形散”,是围绕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区域的各领域所展开的,但其背后与我国的各领域研究和发展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朝韩语研究机构的特色化发展,本质上是对“语言—文化—区域”认知链条的持续重构。当研究视角从语言结构分析转向话语权力解构,从文化特质描述转向文明互鉴机制探究时,学科建设已超越单纯的知识生产范畴,成为国家区域认知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当前研究机构未来发展方向呈现三大趋势:其一,研究范式的“双轮驱动”,即语言本体研究与区域问题研究的深度融合;其二,方法论体系的“技术赋能”,推动语料库建设从规模扩张向智能分析升级;其三,学术共同体的“跨界重构”,通过建立多国联合研究网络,突破单一国家视角局限。因此,朝韩语研究机构所探讨的问题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语言学本体的深耕与创新。中国朝韩语研究机构始终将语言本体研究作为学科根基,在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比语言学等领域形成显著优势。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系统揭示了语言演变与半岛社会结构转型的互动关系,并通过长期跟踪中朝边境地区语言接触现象,为语言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此类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语言本体的理解,更通过语言差异透视中朝韩三国的文化认知距离。
聚焦国内东北地区的中朝边境地带。延边大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学科优势的高等学府,其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充分彰显了在语言文学领域的卓越实力,成为国内朝韩语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标杆。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学术贡献,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朝韩语研究阵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的前身是1979年成立的延边大学朝鲜问题研究所,2001年更名为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并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1]该中心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朝韩语资源,深入挖掘朝韩语言文化内涵,推动了朝鲜韩国学的学科建设。中心承建朝鲜韩国学交叉学科,承办《东疆学刊》和《朝鲜半岛观察》等刊物,主要围绕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研究、朝鲜半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研究、朝鲜半岛与周边大国关系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经济合作研究等领域展开。
该研究中心汇聚了一批精通朝韩语的专家学者,主要以中朝韩三国的语言、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朝韩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基础语言学问题的深入剖析,解释了朝韩语的独特语言规律和发展脉络。并通过语言分析朝鲜韩国文学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推动语言教学与文化传承的创新,为中朝韩三国的语言文化及文学交流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中心还积极开展朝韩语的翻译研究,推动了中朝韩三国文化在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与互鉴。在文学领域,中心深入挖掘朝鲜韩国的文学景点,通过对其文学作品的系统梳理和深入解读,展现了朝鲜韩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促进了中朝韩三国文学的相互理解和欣赏。
语言是开启区域国别研究的钥匙。跨学科研究作为该中心的一大特色,集中致力于突破传统学科界限,整合国际政治、经济、历史、法学、文化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力量,形成了多学科协同研究的良好格局。在国际政治领域,该中心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动态,深入分析其对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经济层面,该中心主要探讨朝鲜半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对外经济合作,并研究中朝韩三国在能源、交通、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与可行性。对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如中日韩自贸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展开研究,并为推动中朝韩经济合作,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在文化方面,该中心主要是对朝鲜韩国的社会结构、人口政策、教育体系、媒体传播及文化特色等展开研究从社会制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角度出发,对朝韩社会的异同进行比较,推动中朝韩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和互通互鉴共享。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要依靠地域特色、学科交叉融合、国际化合作等方面形成自身研究特色。研究中心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靠近中朝边境,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且依托朝鲜族民族特色,形成“地域优势+民族特色”研究模式,开展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韩国研究,推动中朝韩文化交流与合作。该中心所建有的朝鲜韩国文献资料室和“朝鲜半岛研究信息共享平台”专题数据库在国内朝韩语研究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受东北地区地理位置及地域特色的影响,加之延边大学与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等院校建立合作与友好往来,中心能够通过特殊交流渠道购入并收藏大量朝鲜国内珍贵的文献资料,因此,朝鲜韩国文献资料室是国内高校中有关朝鲜韩国文献资料藏书量最多的资料室,并成为国内外学界查阅朝鲜文献资料的“中心”。与此同时,中心举办“图们江学术论坛”“朝鲜半岛高等论坛”“中国韩国学国际学术会议”等国际学术会议,其中“图们江学术论坛”是邀请中朝韩三方学者汇聚延边大学所进行洽谈交流的重要学术会议。这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也成为东北亚区域各国开展交流活动的重要学术平台。
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作为朝韩语研究领域的代表性阵地,通过多维度、多方位的研究与国际化合作,不仅为延边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更为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以及国家的对外交流与区域合作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
着眼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自1999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以来,作为国内首批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始终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该中心围绕东北亚地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深入探索,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历史、社会发展等多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综合优势,逐步形成了多学科融合、问题导向鲜明、应用价值突出的研究格局。在中心的多个研究方向中,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尤以朝鲜韩国研究所为代表。该研究所前身为1964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朝鲜研究室,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机构之一。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首批外国问题研究单位,该所不仅奠定了中国朝韩问题研究的基础性地位,也为朝韩语言文化研究积累了深厚的学术资源和研究传统。2017年,该所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中心,标志着其在国家区域研究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再度提升。
在朝韩语研究方面,研究所长期关注朝鲜半岛语言政策、语言变迁、跨文化传播等领域的动态发展,并致力于将语言研究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对外传播等议题相融合,推动语言研究向服务国家战略方向转型升级。朝韩语作为连接东北亚区域认知与沟通的重要媒介,其研究不仅有助于促进中朝、中韩关系的深入发展,也为中国构建具有区域影响力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基础与文化支撑。与此同时,东北亚研究中心在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区域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与合作机制、图们江流域国际开发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强化了中心在东北亚多边合作和区域治理研究中的学术引领作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以朝韩语言文化研究为支点,以区域问题为导向,正持续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话语体系建设,在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塑造中发挥着日益突出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功能。
东北亚研究中心作为全国较早聚焦朝鲜半岛问题的研究平台之一,中心在理论研究与政策咨询方面成果卓著,已多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的批示,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成为国家制定对朝韩政策和东北亚战略的重要智库支撑。在研究体系构建中,朝韩语研究作为核心板块之一,发挥着基础性与前瞻性双重作用。语言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区域话语体系、推动文明互鉴的关键纽带。中心高度重视以朝韩语为依托的区域语言政策研究、语料库建设与跨文化传播机制研究,力求通过语言视角更为细致地解读朝鲜半岛的社会文化动态和舆论演变趋势。中心具有跨学科研究优势,通过整合校内外多学科研究力量,聘任诸多从事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东北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深入剖析东北亚地区的复杂问题,提供全面、深入的学术支撑,形成了以“语言研究—舆论解构—政策建言”为主线的综合研究框架。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在东北亚问题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机构与高端平台,凭借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国际化合作的深度拓展,为深入剖析东北亚地区局势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为相关研究注入了强大动力,也为区域合作与发展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转向我国华北地区,山东省地处黄海之滨,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地缘优势显著,为我国开展朝韩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独特条件,作为区域研究的重要支点,山东大学长期深耕东北亚问题研究,尤其在朝韩语言文化、朝鲜半岛政治格局及中朝、中韩关系等领域积累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于2017年6月正式获批备案为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东北亚地区的区域和国别研究,涉及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等多领域、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是关于东北亚研究的智库型科研机构。其挂靠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设立于山东大学威海校区。[2]
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凭借智库型科研机构定位、“语言+”研究方向、优质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区位优势等突出特色,在国内朝韩语研究机构中占据前列。中心作为智库型科研机构,不仅注重基础研究,还重视对策研究。积极承担中央、部委、地方等有关部门的咨询任务,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不仅如此,该研究中心以语言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朝韩语的语法结构、方言分布、历史演变及社会语言使用规律等内容,并结合区域政治、历史文化、对外传播等多维视角,推进跨学科综合研究,逐步形成在全国范围乃至东北亚地区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阵地。中心积极与国内外大学进行人才交流与合作,通过设立实验班、与国外大学合作形成“2+2”人才培养模式,为东北亚研究领域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北部地区以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山东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为核心圈辐射四周,为朝韩语及多学科融合发展提供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研究平台,推动了山东省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集群。
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整合。随着“新文科”建设推进,朝韩语研究机构正在加速与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的交叉融合。多个研究机构将语言大数据分析与区域产业链研究结合,并系统追踪朝、韩官方媒体表述变迁与国家战略转向的关联性。这种跨学科实践在边疆研究中尤为突出,此类研究既保持语言学方法论优势,又形成对区域问题的立体解释框架。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1994年正式开展各类活动。该中心的研究内容丰富多样,涵盖朝鲜半岛多领域问题,主要围绕朝韩两国的语言学科领域及朝鲜半岛问题、东北亚国际关系等内容展开研究,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剖析朝鲜半岛复杂局势和发展动态。在学术成果方面,《韩国研究论丛》是由该中心主办的朝鲜半岛研究领域唯一一本CSSCI来源学术集刊,该集刊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前沿的研究视角和高质量的学术内容,成为朝鲜半岛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资源。《韩国研究论丛》涵盖了从语言文学到国际关系、从历史文化到社会经济等多个维度的深度研究成果。例如,韩国混合选举制的形成与发展、朝鲜王朝历史教育正统意识嬗变等。集刊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学术参考,也为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朝鲜韩国语言研究及最新动态搭建了桥梁。
通过对朝鲜半岛的系统研究,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在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语言研究方面,中心深入探讨了朝/韩语结构、演变及其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历史文化研究中,中心通过对朝鲜半岛古代文明、近代变革以及现代文化发展的梳理,揭示了其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内涵,增进了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认同与相互理解。国际关系领域,中心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深入分析其与周边大国的关系演变,为理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动态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该中心的突出特色为实行敞开式、滚动式的研究人员管理模式。兼职研究员有进有出,保持研究队伍的活力。[3]这种管理模式强调开放性和包容性,广泛吸纳来自不同机构、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不仅包括复旦大学内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学科的研究人员,还涵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档案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学者;模式注重人员的动态更新与调整,兼职研究员有进有出,根据研究项目的需要和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研究兴趣等因素,不断进行人员的补充和替换,保持研究队伍的活力。这种模式打破了学科界限,使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从多个学科视角对朝鲜半岛问题进行研究,多学科领域汇聚从而形成更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人员的动态进出机制更能激发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新进研究员带来新的思想和方法,为学术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受到新观点的影响,原有研究员也会受到新进人员的激励,不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扩展自身的研究思路。这种动态的人员结构有助于避免研究队伍僵化,保持研究中心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升了研究质量和影响力。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以其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色,在中国朝鲜韩国研究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为推动朝鲜韩国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4月26日,是由南开大学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共同组建的科研机构,即在中国大陆地区设立的十个亚洲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旨在通过资助学者的研究项目,推动亚洲区域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这不仅能够促进南开大学与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学术机构的紧密联系,也加强了亚洲各国学者间的学术对话与学术合作。通过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各国学者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交流研究成果,共同探讨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各类问题,促进学术的创新和知识的传播。
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的合作作为中心的特色之一,这种合作模式不仅为研究中心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还带来了国际化的视野和研究资源。在此合作框架下,中国朝韩语研究作为研究中心重点支持的方向之一,依托中韩人文交流平台的资源优势,正在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东北亚、面向全球的话语体系建构路径。特别是在区域语言服务、国家战略语言能力建设与区域认知体系构建等方面,朝韩语研究的战略价值愈发突出。研究中心鼓励青年学者围绕朝韩语语言演变、社会语用、政治语境下的话语机制等议题展开系统研究,推动该领域实现理论深耕与现实关照的双重突破。与此同时,中心亦积极拓展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机构的联系,通过设立联合研究机制、资助专题项目等方式,构建横贯亚洲的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网络。其资助项目覆盖社会科学的多个学科领域,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不仅拓宽了学术视野,也为深入探讨亚洲复杂多元的区域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朝韩语研究作为语言研究与区域政治文化研究之间的桥梁,也被赋予了跨领域交汇的重要角色。加之中心设立的“论坛资助”项目,重点支持杰出青年学者主持的小规模学术研讨活动,为青年学者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激发学术创新。研究中心通过多样化的研究资助项目和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在推动亚洲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围绕东北亚语言政治、朝韩语教育与传播、对外话语建构等议题的研讨频繁开展,注重学术之“新”,以年轻化、创新化为重点,鼓励青年学者为学术研究注入新鲜血液,逐渐形成区域语言研究的智库集群效应。
文化阐释的维度拓展。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各机构着力突破“民俗介绍式”研究窠臼,如通过对中韩两国文学典籍进行语义分析,实证儒家文化圈的知识传播路径等。对于当代文化现象,研究机构展现出敏锐的问题意识,将文化现象置于全球本土化语境中考察,避免陷入简单的文化优劣论争。
在我国西部地区的朝韩语研究格局中,四川师范大学日韩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试点)中的重要代表,自2020年正式成立以来,逐步发展为西部地区开展东亚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该研究院于2022年5月正式纳入教育部备案体系,其前身为2013年获批建设的四川省区域和国别研究重点基地——日本研究中心与韩国研究中心,拥有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与资源积累。
该研究院主要聚焦于教育共同体和科技共同体,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重点关注日韩文化与社会的多样性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近年来,该机构围绕日韩语言文化、社会结构与对外传播展开深入探索,特别是在“韩流”文化的跨国影响、日本的传统文化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等议题上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深度。通过对日韩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系统梳理,研究院积极探讨关于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与文化认同的影响,致力于为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为学术界提供高质量科研成果,为培养国家事业的专业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纵观中国南部地区的朝韩语研究格局,湖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自2018年成立以来,作为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备案基地,已成为南方高校中极具代表性的东北亚研究机构。依托湖南师范大学深厚的人文学科底蕴和完备的学科体系,中心根植于湖湘优秀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逐步在朝韩语及其相关区域研究领域构建起鲜明的学术优势于协同创新机制,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理论研究于战略服务并重的发展格局。该中心以“东北亚文明对话与区域和谐构建”为核心议题,聚焦包括朝韩语语言演变与传播、“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东北亚区域合作、周边大国战略互动等研究方向,力图从语言文化的深层结构出发,揭示区域认知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动力。尤其在朝韩语言比较、汉朝(韩)语互译、国家语言政策与文化传播等领域,积累了系统成果,服务于国家对东北亚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与周边外交认知体系构建的战略需求。
中心主要以建立国际合作关系,积极主动掌握学术话语权为特色,先后与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北亚研究所、俄罗斯社科院朝鲜-蒙古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定期举办学术研讨、学者交流,形成了东北亚研究的学术智库网络。[4]该中心高度重视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和对国家战略的支撑,依托其国际化学术平台和智库网络,广泛开展朝鲜半岛局势、边境语言文化政策,积极为国家周边外交战略与区域安全治理提供高质量的学术支撑与决策参考。湖南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在中国对朝韩语研究体系中的地位,正日益体现为连接南方高校资源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桥梁。
区域国别研究中,没有“语言”则不真,因为语言可以帮助我们掌握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没有“历史”则不深,因为仅关注问题表面的“象”,就难以触及问题底层的“理”。没有“哲学”则不高,如果只关注问题表面的“形”,就难以达到问题高处的“意”。没有“地理”则不实,如果仅关注问题表面的“变”,就难以发现问题基础的“常”。 中国朝韩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存在深刻的学科共生与价值互补关系,本质上是“术”与“道”的辩证统一——前者以语言为切口打开区域认知的微观视窗,后者以跨学科为经纬,编织区域认知的宏观图景。这种“术道相生”的学术生态,不仅推动学术范式的创新,更在实践层面构建起服务国家战略的“双引擎”系统。
参考文献
[1] 张蔚磊:《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2] 林敏洁, 吴凯:《中国区域国别学:现状审视、经验借鉴与路径探析》,《东疆学刊》 2025年第1期,第1-11页。
[3] 陈校语:《外语院校朝鲜语专业区域国别教学体系改革研究》,《科技资讯》2018年第31期,第210-211页。
[4] 石源华:《中韩建交二十年来中国韩国学现状及发展》,《当代韩国》2012年第3期,第12-16页。
[5] 王丽娜:《国内韩语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启示》,《中国电力教育》2014年第26期,第65-67页。
学人访谈 | 语言研究的智能跃迁
编者按:近日,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毕玉德教授接受本期前沿特邀责编延边大学卢雪花教授的访谈,就语言学、人工智能时代对语言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卢雪花(以下简称“卢”):毕玉德教授,您好!您作为计算语言学领域的领军人物,请问您是如何理解“人工智能时代”对语言学研究提出的新命题的呢?
毕玉德教授(以下简称“毕”):在“人工智能时代”大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语言研究成为一个新命题,如何理解这一新命题,我想,应该从两个大方面考虑:一是学科内涵,二是研究范式。
AI for Science(科学智能)的提出,标志着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领域的深度融合,为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被视为“科学研究第五范式”。AI4S利用AI技术学习、模拟、预测和优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规律,以解决各种科研问题,从而推动科学发现和创新。历时地看,语言技术的迭代升级总能助力语言学的发展。从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到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计量语言学等新兴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出现和发展,语言技术的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在AI新背景下,我们可以将计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这些与“计算”和“数据”密切相关的语言学分支学科整合为“语言数据科学”,同时进一步探索“语言数据科学”这一语言学学科的新内涵。这种整合不仅能够实现多学科的协同效应,推动语言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还能够为AI技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实现语言学和AI技术的双向互动和共同进步。同时,基于“数据—技术—内容—解释—应用”这一基础路径,探索AI赋能的语言学研究从数据收集到实际应用的全链条创新,在各个环节中提供强大的工具和方法,为AI for Linguistics的研究范式提供一个解答,形成AI赋能语言学研究新范式。这不仅能够推动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还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智能化的语言技术解决方案,实现技术的社会价值。
卢:在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语言学研究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毕:传统语言研究在数字化、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浪潮下面临着多重机遇与挑战,这些变化既拓展了研究边界,也要求学者重新思考研究方法。
机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数据层面讲,互联网和数字平台提供了大量的文本和语音数据以及多语言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语言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如语法研究、语义分析、语言演变分析等)以及跨语言研究。第二,从技术层面讲,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发展使得语言自动化分析成为可能,如词法分析、句法分析、命名实体识别、情感分析、词向量等,这些技术可以辅助传统语言研究,提高研究效率和精度;另外,通过数据挖掘、统计分析以及可视化技术,可以发现语言使用中的潜在模式和趋势。第三,从学科角度讲,可以拓展学科研究的边界,实现跨学科合作,比如计算社会语言学,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复杂网络建模等数字人文方法研究语言使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挑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数据层面讲,尽管大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数据的质量和标注的准确性仍然是一个挑战,不准确或有偏见的数据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第二,从技术层面讲,传统语言研究方法可能需要调整以适应新的技术工具,这对研究人员的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说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第三,从学科层面讲,跨学科合作虽然带来了新的机遇,但由于跨学科合作的复杂性,也需要解决学科间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
卢:您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语言学之于探索“智能本质”和AI研究的独特意义是什么?
毕:正如郑南宁院士(2000)所言,创造和使用自然语言是人类高度智能的表现,而智能的本质是当代科学难题之一,对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有助于探索人类智能的奥秘和认识大脑思维的本质。不同的语言学理论对人类的语言现象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各种争论之所以相持不下,正是因为对语言的本质规律、对大脑智能活动的机理还未能透彻了解。要实现人类智能或机器对语言的理解,最终必须了解人是如何理解语言的以及儿童是如何学会母语的。这些都要依托于对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
语言学是一门科学,对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是其根本任务。“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只有知其所以然,才算是融会贯通,真正地掌握了事物背后的客观规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本身是一种抽象实体,由大规模文本数据亦或是汇集的个人言语语料驱动的研究及其成果(包括LLM)可能是我们完成语言学研究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之一,但不能用其来替代对语言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
语言学具有固有的人文属性,言语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语言学人文属性的重要体现,这就需要我们深刻把握语言学学科内涵,不断深化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当前人工智能范式的工程性和客体性比较强,符合自然科学的一贯做法。但语言本身恰恰是主体、客体不可分离的。借用先哲的话说,语言不是纯粹的客体,因为它除了具有某些模式或结构,同时也处于时间演进过程中,这两方面都统一于说话主体。因此,纯粹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完成语言学的根本任务。语言学研究的主、客体统一性,对于我们探索“智能本质”进而推动AI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
从助力AI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语言学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比如说,语言学研究者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投入到对大语言模型语言能力的研究中。大语言模型的语言能力是其性能的重要体现,而大语言模型语言能力的研究及模型性能的提升均离不开高质量的评测数据。在评测数据的构建过程中,语言专家可充分发挥自身的语言知识优势,提升数据的质量和指向性,从而助力语言智能技术的发展。
卢: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关于语言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您指出语言学研究需积极探索大语言模型,能否进一步阐释?
毕: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探索大语言模型具备哪些语言能力?不具备哪些语言能力?二是探索大语言模型所具备的那些语言能力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语言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第一个方面,比如说,语言学研究人员可以采用基于提示词的方法,巧妙构造大语言模型敏感的提示,引导大语言模型,观察其完成相关语言研究任务的水平,进而了解其语言能力。我们在文章中举了研究人员利用这种方法引导大语言模型输出特定构式的例子。
第二个方面则主要是构建大语言模型语言能力测试数据的工作,这项工作已有了一些研究,见文中举例。在这里想两次强调的是,在构建测试数据的工作中,语言研究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语言学优势,从而构建出质量更高、指向性更强的测试数据集。
卢:语言学作为人文学科,与以数学和工程为底色的AI技术之间融合有哪些关键壁垒与突破口?
毕:这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存在壁垒并不奇怪。很多人都提到了跨学科融合的重要性,但实际上非常困难,因为不同学科之间大家的研究取向并不相同,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面向人的;而AI技术重在算法,是面向计算的。
从可行性角度,如果说语言学要融合到AI技术中,则一定要完成“面向计算”的转向,解决linguistics for AI的问题,就是将描述性的符号知识转化为只知道0,1的计算机可用的形式。语言学的研究中有一个小的研究分支叫做“计算语言学”,目的是构建形式化的、可计算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并最终在计算机上加以实现,可算是理论研究的突破口之一。此外,传统语言学几十年来形成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对语言的各个层面有了很多认识。语言学研究也可以借此着力构建具有一定完备性的关于语言的知识库,以供AI在进行推理、形成输出的过程中使用,最大程度提高AI输出结果的可信任性和可解释性。这也是应用层面的一种融合方法。
从必要性的角度,语言学和AI之间是否有必要融合,这应该是一开放的问题。原因在于,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无法厘清人的智能(或者说认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在文章中提到,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这是探索人类智能的一种方式;同样也应认识到当前的AI技术也是探索人类智能的一种方式。
语言学和AI之间是否有必要融合这个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实际上是符号语义范式和当前AI所属的联结主义范式之间是否有必要融合的问题。关于两个范式之间关系的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是否有必要融合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对人类智能本质的认识。之所以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目前可以假设,人的智能可能是部分符号的(比如语言、推理)、部分联结主义的(比如感知),在这个假设下当然需要融合;但也可以假设,人类智能本质是纯粹符号或是纯粹联结主义的,那自然不需要融合了。
此外,从促进语言研究发展的角度,两者融合或是采用面向计算的方法研究语言是能够促进语言研究发展的。语言研究是面向人的,以描述性知识呈现研究结果,追求描写的完备性。而“计算”恰恰就需要对研究对象具有很高的描写完备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可计算的研究成果,往往就意味着面向人的研究达到的描写的完备性。
卢:技术驱动是否会导致语言研究“工具化”或“形式化”?如何平衡技术效率与语言本体思维?(如何理解技术与语言研究的关系?)
毕:在“技术驱动”或是“技术赋能”语言学研究中,技术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会导致语言研究的“工具化”或“形式化”。我们在文章中提到,从历时角度看,语言工程技术的迭代升级总能助力语言学的发展。从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到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计量语言学等新兴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出现和发展,语言工程技术的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诸多语言技术和成果成为语言规律探索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如分词技术、词性分析技术、句法分析技术,等等。在人工智能时代,有理由相信新的技术成果也很有可能成为语言学研究新的动力源泉,甚至进一步催生新的语言学研究方向。
卢:目前的AI技术能在哪些层面有效地服务语言研究?
毕:正如前面所言,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目前的AI技术在词汇、句法、语义、语篇等不同颗粒度(或语言层级)的语言研究中都能挥作用。比如我们在文章中提到的,通过提示引导ChatGPT给出英语的“un-VERB”构式的例子;采用基于提示的方法进行语料库索引行分析的例子。其实这方面的研究案例目前已经很多了,比如有一些研究利用大模型微调技术来进行隐喻检测、语步标注、口语测试、作文评分等研究。
卢:《二语学术写作中的语言迁移:基于依存语法的研究路径》(Language transfer in L2 academic writings: a dependency grammar approach)中,您如何评估AI对语言研究的辅助作用?
毕:这是我们2024年发表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考察L2写作者的母语是否影响其英语学术写作。我们的研究从依存距离的视角切入,因为依存距离是语言处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句子的理解难度。前人研究探讨了依存距离在二语写作中的作用,但对母语如何影响二语学术写作中的依存距离知之甚少。我们首先从Scopus下载了220余万篇文章摘要作为研究数据,该数据集规模达到4亿余词,内容涵盖了艺术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分析了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二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的依存距离模式。该研究采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是句法解析器Stanford Corenlp 4.5.5,试想如果没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该项工作难以完成。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当母语的平均依存距离远远长于母语英语的平均依存距离时,其英语二语学术写作中的平均依存距离也会远远长于英语母语学术写作的平均依存距离,因此我们认为,母语确实影响英语二语学术写作中的依存距离。本研究的发现将加深我们对母语迁移对二语学术写作影响的理解,并对二语学术写作教育中的教学策略提供启示。
卢:面对AI技术不断更新迭代,您是否担心“技术”替代语言研究者的核心角色?
毕:AI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语言研究领域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了语言研究的方式,也对语言研究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AI技术的迭代升级,在机器翻译、文本生成等一些具体应用任务上的表现日益提升,甚至被认为超过了人类的水平。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于“技术是否会完全替代语言研究者”这一问题的担忧。
《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关于语言研究的思考》一文中,我们分析了语言学家及人工智能专家的一些观点,总的来看,目前的人工智能是对人类语言能力的模仿,大语言模型自身不具备人的“原生创造力”,且并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语言。而语言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语言的本质、规律,要实现人类智能或机器对语言的理解,最终必须了解人是如何理解语言的以及儿童是如何学会母语的。这些都要依托于对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
当然,AI技术的发展同样也为语言研究者提供了语言分析的工具,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加高效地处理大量语言数据,深入挖掘语言的微观结构和宏观规制,探索语言背后的认知规律和社会文化影响。因此,AI之于语言研究的关系应该是“赋能”的关系,而不应该是“取代”的关系。
卢:最后,您希望青年语言学研究者如何看待技术,如何保持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思考?
毕:在语言问题的探索上,我们认为语言学研究者,特别是青年语言学研究者,应该要打破学科界限,善于跨越边界,积极拥抱新技术,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把自然科学的思想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努力融合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两个学科,不同的范式相互促进,进一步推动对人类语言本质的认识。因为,基础研究可以拓展人类的知识边界,应用研究可以拓展人类的能力边界。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学科,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语言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而不仅仅是应用。因此,作为语言研究者,应一如既往地坚持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思考。同时,也应认识到,语言学既有自然科学特性,又有社会科学特性,我们应该将语言学研究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性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共同拓展对语言人类自身认识的边界。
最后,我想借用袁毓林老师的一句话作为结束,在大语言模型时代,语言研究人员,应当拥抱并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化,主动地了解新技术的成效、不足及其背后的原理,去更加精细地研究语言的结构形式和语义解释规律。
卢: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并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学人简介:
毕玉德,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是计算语言学、朝鲜语句法语义学,主要从事语料库、语言结构、语言知识库、本体等领域的研究。现任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计算语言学专委会委员、民文信息处理专委会常务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民族语文现代化专委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重大项目方面)1项以及多项军队重点、一般项目;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2部、编著2部、工具书3部。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卢雪花、兰佳晶、任雪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