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2025年第14期：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特辑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杨志敏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墨西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目  录

学之探究 | 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变迁

国外经验 | 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特征及重点议题

观点集萃 | 墨西哥三位代表性学者介绍

 编者按： 本期前沿聚焦墨西哥的区域国别研究。墨西哥作为拉美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之一、第二大经济体，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独特的文化。独立200多年来，其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对外交往等方面发展历经重要变迁。当前，它正以一个长期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对外交往与合作多元、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全球影响力地区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墨西哥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断演进，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美国、拉丁美洲、中国、欧洲、亚洲等地区国别。其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墨西哥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也体现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鉴于墨西哥的区域国别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本期前沿以此为起点来追溯、梳理和分析，努力为读者呈现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清晰脉络。本期共设置三个栏目，“学之溯源”栏目（王淞博士撰写）聚焦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变迁，具体包括对墨西哥的区域国别学科发展、代表性区域研究机构、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刊物，以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演变分析；“国外经验”栏目（芦思姮副研究员撰写）关注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特征及重点议题，详细阐述两方面内容：一是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特征与趋势，二是主要研究议题和发展方向；“观点集萃”栏目（林博博士撰写）着重介绍墨西哥三位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墨西哥学院教授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Liliana Arsovska）和墨西哥学院教授白佩兰（Bai Peilan），专栏分别对他们的个人背景、学术成就和重要观点做了总结。

学之探究 | 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变迁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墨西哥的区域国别研究不断演进，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美国、拉丁美洲、中国、欧洲、亚洲等地区国别。其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墨西哥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转变，也体现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

一、区域国别学科发展

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和科研教学主要依托高校国际关系专业（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展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文化、社会等专业的部分学者也在从事相关研究。

1951年，墨西哥城学院（Mexico City College）^[1]成为首个开设国际关系专业的机构。专业设立之初主要服务于居住在墨西哥的美国人，目标是培养针对拉丁美洲的美国外交官。同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简称UNAM）国家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开设外交学专业，旨在培养能够保护“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公民利益”的外交官员, 课程设置倾向于法律、历史、以及与外交相关的课程^[2]。1967年，外交学专业转变为国际关系专业；1977年的《专业指南》指出，本科毕业生可以开展的活动包括“收集和分析其他国家的信息，以加强旨在增进墨西哥与其他国家双边合作的研究”^[3]。1980年的《专业指南》则指出，“该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理解、分析和解读全球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方面国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墨西哥外交政策问题的能力”^[4]。墨西哥学院（El Colegio de México）于1960年开设国际关系专业，致力于在冷战背景下为国家培养专业的外交人才。1967年，国际法学者莫德斯托·塞拉·巴斯克斯（Modesto Seara Vázquez）组织成立了墨西哥国际研究所，后于1982年更名为墨西哥国际研究协会（Asociación Mexicana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简称AMEI），协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目前汇集了一千多名国际关系专家^[5]。1974年，墨西哥外交部下属的马蒂亚斯·罗梅罗外交研究所（Instituto Matías Romero，简称IMR）成立，专门提供进入外交领域的预备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到1990年，墨西哥仅有三所高校开设国际关系专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墨西哥公众对全球化进程及经济开放战略的持续关注，同时受墨西哥深度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许多墨西哥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了相关专业，如瓜达拉哈拉大学（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蒙特雷科技大学（Instituto Tecnológico de Estudios Superiores de Monterrey）, 北部边境学院（Colegio de la Frontera Norte）, 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经济研究与教学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conómicas）等。表1比较了墨西哥4所代表性机构的国际关系专业。根据墨西哥全国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协会（ANUIES）的记录，2023-2024学年墨西哥国际关系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项目数量超过100个^[6]。

表1 墨西哥代表性机构的国际关系专业

注：表格内容参考Covarrubias Velasco（2019）^[7]。

一般来说，国际关系专业学制为四年半，教学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有分析和批判能力的专业人才，使其能够应对墨西哥融入国际社会时面临的问题。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专业中，普遍存在偏重于经济和政治的倾向。从课程设置来看，有七个基础学科领域，分别是：（1）理论与方法论，（2）国际政治，（3）国际经济，（4）国际法学，（5）墨西哥历史与当代史，（6）墨西哥外交政策，（7）区域研究。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墨西哥缺乏本土国际关系理论成果，主要跟随英美学术界，追踪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一些墨西哥学者也尝试推广拉美本土原创的依附理论。在区域研究方面，美国研究在科研和教学中居于优先地位，墨西哥院校普遍重视对美国的了解以及与美国为邻带来的问题。不同院校课程所关注的区域研究领域有所差异，一些课程仅深入研究拉丁美洲、北美和东南亚地区，另一些则纳入了关于（西方）欧洲或中东的研究，还有一些包括了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国家。只有少数大学，如美洲大学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在课程设置中涵盖了世界上所有地理区域。^[8]

二、代表性区域研究机构

第一，墨西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中心成立于1960年，由时任墨西哥学院院长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创办，目的是培养国际关系学者，使他们能够了解墨西哥在世界上的处境，并以最专业的态度开展外交。目前，该中心研究领域涵盖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共管理和政治理论等方面。^[9]

第二，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1964年，墨西哥学院建立东方研究系，后更名为亚非研究中心。该机构重点关注非洲、中国、日本、中东、南亚和东南亚等区域国别。研究方向包括：语言学研究和原始资料翻译、历史学、古代史和现当代历史问题、国际关系与国家和国际安全、宗教史、思想和观念，以及特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该中心是拉美最早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机构，主要关注古代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及中拉关系。^[10]

第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br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中心于1979 年成立，最初名为拉丁美洲研究协调和发展中心，2007年更名为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旨在通过跨学科研究，系统分析拉丁美洲地区的共性特征与发展进程，推进墨西哥与拉美地区的知识联结。^[11]

第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北美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bre América del Norte）。1988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设立美国研究项目，后更名为美国研究中心。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的推进，为加强对加拿大的研究，再次更名为北美研究中心。现有23名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安全与治理、经济一体化与发展、移民与边界、身份与文化进程、思想与政治制度等。^[12]

第五，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China-México）。该中心成立于2006年，是墨西哥首个专门以双边方式研究涉华问题的大型机构，目标是加深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了解，强调中墨两国之间的长期双边关系。^[13]

第六，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非洲研究常设研讨会（Seminario Permanente de Estudios Africanos）。该研讨会成立于2007年，目的是“创建一个围绕非洲的宣传和反思空间，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培养针对该地区的专业人才”，并“为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内以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非洲课程和地区研究研讨会提供支持材料”，研究方向包括非洲地缘政治、墨西哥—非洲外交政策、非洲地区冲突、殖民化、地区发展问题等。^[14]

三、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学术刊物

第一，《国际论坛》（Foro Internacional）。该期刊于 1960年由墨西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创办，致力于发表墨西哥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关注国际关系、政治、比较政治、墨西哥政治和公共管理等主题。

第二，《亚非研究》（Estudios de Asia y África）。该杂志由墨西哥学院于1966年创刊，当时名为《东方研究》（Estudios Orientales），1975 年起采用现在的刊名。这是一本跨学科综合性期刊，致力于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学以及亚非人民的文化研究。

第三，《国际关系》（Revista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a UNAM）。1970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成立国际关系中心，并开始出版《国际关系简报》，后于1973年更名为《国际关系》。该期刊主要关注国际政治、墨西哥外交政策、地区研究、国际法、国际合作、人类发展、国际经济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第四，《墨西哥对外政策评论》（Revista Mexicana de Política Exterior）。由墨西哥外交部马蒂亚斯·罗梅罗研究所出版。自1983年创刊以来，它为传播墨西哥外交政策、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做出了贡献。主要刊登外交部官员、墨西哥外交部成员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学者撰写的专业文章。

第五，《拉丁美洲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Latinoamérica）。该期刊于2000年创刊，原为《外交事务（西班牙语版）》，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和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ITAM）共同发行，专注于讨论拉丁美洲关注的国际问题。

四、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演变

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历经冷战格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深化和战略竞争四个阶段，其研究范式从单一地缘政治视角逐渐转向多维度全球治理分析。

（一）冷战时期（1945-1991）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美苏地缘博弈为核心，美国方向聚焦美墨关系不对称性，拉美研究追踪古巴革命和拉美左翼运动，欧洲方向则关注欧洲一体化和苏联问题。中国研究尚处萌芽期，以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为主导。中东研究初现端倪，关注阿以冲突与石油地缘政治。

冷战格局下，美国和苏联在拉美地区陷入长期的地缘政治博弈。美国奉行遏制政策，扶持反共政权，对地区国家进行干预。墨西哥作为美国邻国，受美国政策影响的同时，保持不干涉的中立立场。墨西哥学者主要关注美墨关系、美国外交政策、拉美冷战动态、古巴革命影响等议题。关于美墨关系，墨西哥学者通常强调双方关系的不对称性。例如，丹尼尔·科西奥·比列加斯（Daniel Cosío Villegas）在《美国的极端》（1949）一书中讨论了美国的思想和实践如何塑造墨西哥社会，从墨西哥的视角出发强调了美墨关系的不对称性。^[15]洛伦佐·迈耶（Lorenzo Meyer）在《美国与墨西哥》（1987）一书从墨西哥视角回顾了1821-1985年两国关系的历史，探讨了美国的主导地位、墨西哥的防御性立场，以及美国对墨西哥内部发展的影响。^[16]关于古巴革命和拉美左翼运动，奥尔加·佩利塞尔（Olga Pellicer）在《墨西哥与古巴革命》（1972）中指出，墨西哥在采取不干涉政策的同时仍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17]

20世纪中叶，墨西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开始起步。当时，一批受邀访华的墨西哥友好人士在回国后发表了介绍中国情况的作品，如维森特·朗巴多（Vicente Lombardo）的《新中国旅行日记》（Diario de un viaje a la China nueva）；墨西哥陆续翻译了一批关于中国概况和新中国建设的著作，如《人民中国及其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18]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方向偏向传统汉学关注的中国历史、社会，出版了《楚汉之争：纪念司马迁》《18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1800年后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拉美》和《中拉关系的起源和发展》等著作。^[19]

20世纪80年代，苏联陷入停滞，改革探索举步维艰。一些研究探讨了苏联趋向解体的经济政治原因，^[20]分析了苏联内部重组过程中的法律问题。^[21]在中东方面，墨西哥学者主要关注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分析地缘政治动态。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墨西哥学者开始重视中东地区变局对墨西哥的影响。墨西哥学院是墨西哥自1980年以来就中东问题发表成果最多的学术机构。^[22]

（二）后冷战与经济一体化时期（1991-2000）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转向经济整合：在美国方向，分析北美一体化路径；欧洲方向系统研究欧盟单一市场建设，为墨西哥参与多边贸易提供参照；中国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但尚未形成体系；亚洲研究启动亚太经合组织（APEC）机制分析。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生效标志着墨西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转折。这一时期，墨西哥学术界的研究议题集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对墨西哥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预测墨西哥与美国的一体化进程，^[23]分析北美三国合作的目标和策略，^[24]探讨协定对墨西哥制造业的影响^[25]等等。

苏联解体后，全球秩序进入一段不稳定时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系》期刊在1992年专门出版了题为《苏联解体与独联体的出现》的专刊，从社会主义视角对苏联解体及相关问题进行反思。^[26]另一方面， 欧洲一体化是墨西哥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议题，研究重点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和经济动因，及其对拉美区域合作的启示。1993年，墨西哥学院《国际论坛》期刊刊发了关于欧洲一体化的专刊，涉及欧洲和拉美一体化的比较、欧洲单一市场的建立、欧共体法院的作用、欧洲人权公约、区域贸易协定等议题。^[27]2000年，墨西哥与欧盟签署《欧盟—墨西哥全球协定》，成为首个同时与北美、欧盟、亚太签订自贸协定的国家。

在亚洲方向，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的改革经验。例如，墨西哥学院亚非中心学者欧亨尼奥·安吉亚诺（Eugenio Anguiano）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政策进行解读。^[28]1993年，墨西哥成为APEC成员，APEC机制缺陷和发展策略也因此受到学界关注。^[29]

（三）全球化深化与新兴经济体崛起时期（2001-2016）

这一时期墨西哥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围大幅扩张，研究议题呈现多样化特征：美国方向聚焦移民人权与跨境毒品问题，拉美研究重视区域一体化问题，中国研究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中国对外战略以及中拉经贸合作，欧洲方向深化在欧盟扩员、欧洲债务危机等重大事件影响下的欧洲一体化研究，中东研究转向海湾国家外交政策，非洲研究开启非裔文化溯源。

在美国方向，移民问题是被研究最多的议题。墨西哥学者从人类学、经济、地理、历史、政治等不同学科视角展开分析，取得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移民的模式、原因和影响，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边境管控措施的人道主义影响，移民对墨西哥和美国的经济社会影响等。例如，豪尔赫·杜兰德（Jorge Durand）和道格拉斯·梅西（Douglas Massey）合编的《跨越边境：墨西哥移民项目研究》（2004）一书基于墨西哥的移民项目数据，挑战了关于移民的两个主要“神话”：一是移民主要是贫困者，二是边境执法是唯一解决方案。^[30]近年来，跨境毒品问题成为美墨关系的焦点，墨西哥学者对涉美毒品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毒品贩运的历史、经济影响以及禁毒政策的效果。例如，路易斯·阿斯托加（Luis Astorga）在《毒品无国界》（2003）一书中探讨了美墨毒品贸易的跨国性质。^[31]

在拉美方向，区域一体化议题是研究热点。墨西哥在拉丁美洲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复杂而独特的角色。墨西哥是太平洋联盟（Pacific Alliance）的创始成员之一，积极参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并作为美洲国家组织（OAS）成员参与泛美事务讨论。墨西哥学者对拉美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合作的历史和挑战、经济一体化的进展以及政治和社会影响等方面。例如，马丁·普切特·安尤尔（Martín Puchet Anyul）等学者关注墨西哥经济向北美洲和南美洲进行一体化的进展和障碍。^[32]马里奥·巴斯克斯·奥利韦拉（Mario Vázquez Olivera）和法比安·坎波斯·埃尔南德斯（Fabián Campos Hernández）分析了过去200年拉美区域一体化倡议的意义以及它们对墨西哥产生的影响。^[33]墨西哥学术界对巴西、智利等拉美主要国家的研究呈现出动态演进的态势，其核心关切从早期的地缘战略平衡逐渐转向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议题。在巴西研究方面，墨西哥学界关注巴西作为金砖国家、G20成员国的全球治理参与。^[34]在智利研究方面，墨西哥学界将智利视为“拉美新自由主义实验室”，关注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效果。^[35]

在欧洲方向，欧盟分别于2004年、2007年和2013年三次扩员，成员数量增加近乎一倍。豪尔赫·爱德华多·纳瓦雷特（Jorge Eduardo Navarrete） 认为，欧盟新成员国的完全融入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欧盟将不得不关注内部问题，而无法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责任。^[36]伊万·门多萨（Iván Mendoza）分析了欧盟扩员对墨西哥的挑战和机遇。^[3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部分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兴遭遇严重挫折。圣地亚哥·卡普拉罗（Santiago Capraro）等学者探讨了欧债危机的两种主要解释，提出应建立一个有效运作的欧洲财政机构，通过促进协调一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实现更好的经济成果。^[38]

在亚洲方向，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拉经贸合作的大跨步发展，墨西哥开始建立专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心，如2006年成立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该中心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也兼顾对中国农业、哲学、历史、建筑、工程、语言、国际关系、政治学等领域的研究。这一时期，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扩展到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和中拉关系等方面。^[39]在中墨研究中心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学联盟的牵头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国学术网（RED ALC-China）逐渐建成，目前已拥有高校和科研机构成员35家。

在中东方向，2001年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等一系列事件，使得阿以冲突、美阿关系、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石油和水的地缘政治、伊斯兰教等议题受到关注。2008年以来，墨西哥学者对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外交政策的关注度持续上升。墨学者玛尔塔·塔维尔（Marta Tawil）认为，在中东研究中，有三个主题特别具有吸引力且前景广阔：（1）中等强国与地区权力（如墨西哥、土耳其、委内瑞拉、伊朗）；（2）处于民主转型期国家的外交政策（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以及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国家）；（3）殖民主义在中东、北非和拉美留下的影响。

在非洲方向，墨西哥学界对非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墨西哥学者参与了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CLACSO）在2008年开展的名为“拉丁美洲的非裔美国人研究和非洲研究”的项目。厄利·玛格丽塔·马林（Erli Margarita Marín）和玛丽亚·克劳迪娅·罗梅罗（María Claudia Romero）的著作《当南方思考南方》（2013）探讨了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人民开展“自下而上”南南合作的路径。^[40]

（四）战略竞争与全球秩序重构时期（2017-2025）

这一时期，全球秩序动荡变化，墨西哥区域研究呈现出多维度的战略关切。美国方向聚焦产业链重构，分析近岸外包机遇，关注非法移民、跨境毒品等负面因素对双边关系的冲击，批判门罗主义的干预逻辑。拉美研究通过疫情压力测试来评估区域治理效能，关注地区国家发展模式和一体化思路，追踪关键资源开发问题。中国研究关注中国经济崛起影响、中国对拉政策以及中拉合作潜力。欧洲方向剖析俄乌冲突成因和影响，关注欧盟新型贸易壁垒，并反思欧洲一体化困境。亚洲研究聚焦经济合作议题，中东、非洲研究则被置于全球南方合作视野下。

2017年以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华“去风险”和“脱钩断链”，不少美国企业在政治引导下将产业链转移至墨西哥，美墨近岸外包兴起。有学者探讨了墨西哥承接美国近岸外包的潜力、挑战和进展，强调抓住此次产业链转移对于墨西哥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41]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做了定期的跟踪研究,特别是协定升级为《美墨加协定》（USMCA）的谈判及其影响。^[42]非法移民和跨境毒品问题日益成为影响美墨关系的负面因素。西尔维娅·乔古利·索塞多（Silvia Giorguli Saucedo）和安德烈·包蒂斯塔·莱昂（Andrea Bautista Leon）合编的《支离破碎的权利》（2023）探讨了返回墨西哥的移民在社会权利方面面临的挑战。^[43]桑切斯·埃斯皮诺萨等学者从历史角度概述了墨西哥打击毒品政策及其与美国的关系。^[44]近期，卡洛斯·佩雷斯·里卡特（Carlos Pérez Ricart）和阿兰特萨·伊巴雷拉·加西亚（Arantxa Ibarrola García) 对芬太尼扩散问题展开研究，分析芬太尼等合成毒品兴起的背景下墨西哥贩毒网络的变化，试图理解这一转变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对美墨关系的影响。^[45]此外，对于美国的单边行径，墨西哥学术界认为，门罗主义思维依然主导着美国对地区国家的干预行为。^[46]

在拉美方向，2019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成为了检验拉美区域一体化的试金石。《国际论坛》期刊于2021年刊发了题为《Covid-19的全球和区域治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验》的专刊，相关文章分析了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和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比较了泛美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拉美疫情的表现。在巴西研究方面，学界关注巴西与墨西哥的发展绩效对比，^[47]探讨双方区域一体化（太平洋联盟对比南方共同市场）理念的差异。^[48]在阿根廷研究方面，墨西哥学者长期关注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阿根廷债务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持批评态度，^[49]呼吁拉美国家联合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些学者关注阿根廷政府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的政策取向和风险挑战。在智利研究方面，2019年智利“地铁票价抗议”后，墨西哥学者聚焦其宪政改革困境。^[50]近年，随着全球绿色转型加速，锂资源竞争加剧，一些墨西哥学者开始关注智利锂矿储备、产业政策及其实施成效。^[51]

当前，墨西哥学者的中国研究主要涵盖以下重点，一是中国经济崛起对墨西哥的影响，包括贸易平衡、投资和制造业竞争；二是中国对拉外交政策，包括中拉整体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倡议”等的影响；三是中拉在气候变化、科技创新、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例如，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长期跟踪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52]阿多尔福·拉博德（Adolfo Laborde）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墨西哥经济发展的启示。^[53]安娜·伯莎·奎瓦斯·特洛（Ana Bertha Cuevas Tello）和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Juan González García）分析了中国在21世纪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潜在领导力，认为国际社会已将中国置于领导地位的前沿，如果忽视气候变化造成的污染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福祉将受到损害。^[54]

在欧洲方向，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对全球战略格局造成深远影响。一些学者分析了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乌克兰的对抗，^[55]探讨了俄乌冲突爆发的深层原因，^[56]以及冲突对国际石油市场、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影响。^[57]在全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墨西哥学术界关注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地理标志保护条款、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等措施对墨西哥对外经贸的影响。《国际论坛》的一些文章分析了欧盟和拉美地区战略关系的演变，^[58]探讨了欧洲和拉美区域内和区域间经济不平等的变化。^[59]此外，一些学者深入分析欧洲一体化遭遇的挫折，如英国脱欧、主权债务和欧元危机、难民和移民危机等。^[60]

经济合作议题仍是墨西哥亚洲研究的重点。例如，费尔南多·冈萨雷斯·塞法（Fernando González Saiffe）指出，墨西哥对亚太的参与本质是“防御性区域主义”——通过嵌入CPTPP和APEC，规避被排除在亚洲价值链重构之外的风险。^[61]阿多尔福·阿尔贝托·拉博德·卡兰科（Adolfo Alberto Laborde Carranco）和奥斯卡·阿图罗·加西亚·冈萨雷斯（Oscar Arturo García González）分析了《墨西哥—日本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62]埃洛迪·布鲁恩（Élodie Brun）则将中东、非洲研究置于全球南方合作的宽广视野之下。^[63]（本节由王淞博士撰写）

注释：

[1] 该校于1985年分为美洲大学（Universidad de las Américas, A.C.）和普埃布拉美洲大学（Universidad de las Américas Puebla）。

[2] UNAM, Dirección General de Orientación Vocacional (1964), Las profesiones universitarias: Guía de Carreras. México: UNAM.

[3] UNAM, Dirección General de Orientación Vocacional (1977), Guía de carreras. México: UNAM, Secretaría de Rectoría.

[4] UNAM, Dirección General de Orientación Vocacional (1980), Guía de carreras 1980. México: UNAM, Dirección General de Orientación Vocacional.

[5] 参见AMEI官方网站，https://amei.mx/quienes-somos/que-es-la-amei/。

[6] 参见ANUIES官方网站《高等教育统计年鉴（2023-2024）》，https://www.anuies.mx/informacion-y-servicios/informacion-estadistica-de-educacion-superior/anuario-estadistico-de-educacion-superior。

[7]  Covarrubias Velasco, A. (2019).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México: Especial 100 años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udios Internacionales, 51(194), 131–144.

[8] Garbarino, María Cecilia Costero, and Zoumana Diaraba Keita. 2023. “3. Deconstruir los estudios africanos en la disciplina de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la migración de estudiantes africanos a México en el nuevo milenio.” Repensando los Estudios Africanos y las Ciencias Sociales en la Era Global: 51.

[9] 参见官方网站https://cei.colmex.mx。

[10]参见官方网站https://ceaa.colmex.mx。

[11]参见官方网站www.cialc.unam.mx。

[12]参见官方网站www.cisan.unam.mx。

[13]参见官方网站https://cechimex.org。

[14]参见官方网站https://www2.politicas.unam.mx。

[15] Cosío Villegas, Daniel. 1949. Extremos de America. Tezontle, México.

[16] Vazquez, Josefina Zoraida, Lorenzo Meyer. 1987.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Foreign Perspectiv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 Pellicer de Brody, Olga. 1972. MéXico y la Revolución Cubana. Me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18] 李兴华：《墨西哥汉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国际汉学》2021年第1期，第155-159页。

[19] 王晓阳：《墨西哥学院的中国学研究》，《国际汉学》2022年第1期，第131-135页。

[20] Gutiérrez del Cid, A.T. (1990). La Casa Común Europea: parte esencial de la nueva mentalidad de la política exterior soviética. Revist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de la Unam, núm. 49, 127-129.

[21] Gutiérrez del Cid, A.T. (1991). El proceso de reestructuración soviética. Argumentos. Estudios Críticos de la Sociedad, núm. 12, 101-124.

[22] Tawil, Marta, and María Fernanda López Portillo Alcocer. “El Estudio de Medio Oriente en la Disciplin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n México.” Foro Internacional, vol. 56, no. 3 (225), 2016, pp. 614–32. JSTOR, http://www.jstor.org/stable/44111982.

[23] Castro Martínez, P.F. (1990). México y la política comercial estadunidense, 1982-1988. Foro Internacional, vol. XXX, núm. 3(119), 481-496.

[24] Del Alizal, L. (1992). Una política exterior de transición. En Castro Martínez, Pedro F. (coord.). Las políticas salinistas. Balance a mitad de sexenio. México: uam-i, 35-54.

[25] Morales Aragón, E. y Dávila Pérez, C. (1994). La nueva relación de México con América del Norte. México: Unam, fcpys, fe, dgapa.

[26] 参见《国际关系》期刊官网，https://www.revistas.unam.mx/index.php/rri/article/view/49106。

[27] 参见《国际论坛》期刊官网，https://www.jstor.org/stable/i2775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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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经验 | 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特征及重点议题

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学术特色，研究范围覆盖拉丁美洲、北美、亚太、欧洲及非洲等地区。总体而言，墨西哥区域国别学始终以拉美为本位，通过外部区域研究（如北美、亚洲等）反观自身定位，形成“对内深耕”与“向外对照”的双轨模式。一方面，通过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CEPAL，以下简称“拉美经委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院（FLACSO，以下简称“拉美社科院”）等域内智库，与拉美各国学界保持密切合作，建立区域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与美国、西班牙、中国等域外机构推动联合研究，拓展跨区域学术伙伴网络。基于这一脉络，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不仅旨在面向学术理论建构，建立创新知识体系，更与国家政策制定、对外战略布局紧密关联，以期更有效地帮助墨西哥实现独立自主发展。

一、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研究特征与趋势

（一）跨学科性：理论与方法的多元融合

墨西哥的区域国别学打破了传统学科的边界，强调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以下四方面趋势：

一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发挥根基性作用。区域和国别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当地社会深层结构的理解之上，这是墨西哥学界的普遍共识。对此，历史学和人类学始终是该学科开展研究的基础，并构成独特的优势，如长时段历史分析。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的人类学研究中心（CEA）通过梳理16-19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档案，揭示加勒比地区种植园经济与当代种族矛盾的关联性。墨西哥人类学家吉列尔莫·邦菲尔·巴塔拉（Guillermo Bonfil Batalla）在其著作《墨西哥深渊：夺回文明》（México Profundo: Reclaiming a Civilization）中探讨了中美洲文明对墨西哥原住民及其他社群生活和理解世界方式的深刻影响。^[1]

二是以政治经济学为主导。聚焦区域问题时，往往需要整合历史背景、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等多重因素。例如，针对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有墨学者从经济结构视角阐释成因，^[2]也有基于民主化程度和制度水平透视域内各国政府应对危机能力的趋异性。^[3]立足中国发展问题，墨西哥学者常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其政治体制相结合进行分析，尤其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政府的有效治理关联起来。

三是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结合。受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影响，墨西哥区域和国别研究重点关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有学者从主权和边界概念出发，探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资源的跨界流动与共享不均问题。^[4]

四是引入社会学、生态学、文化研究范式。如民族志方法的创新应用，对中美洲原住民社会的研究结合语言人类学与生态学方法，并提出“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概念，跟随中美洲移民队伍穿越墨西哥领土，记录其生存策略与社群网络重构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历史和社会结构学方法介入，分析美墨边境社区如何塑造非正式的经济网络。^[5]还有像墨西哥学院（COLMEX）国际问题教授布兰卡·托雷斯（Blanca Torres）融合政策分析与环境科学方法，通过阐释贸易、投资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构间合作、基础设施发展之间的联系，评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NAFTA）签署后相关环境治理机制与规则运行的成效。^[6]

（二）区域聚焦：拉美本位与全球视野的双重维度

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和身份认同密不可分。自殖民时期起，该国作为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的核心，成为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行政与文化枢纽，这一历史地位使其学术传统天然带有拉美中心主义烙印。自19世纪初独立后，墨西哥学术界在构建民族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始终将拉美地区视为“命运共同体”，这种潜意识中的共识形态深刻塑造了该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定位。另一方面，鉴于对北美，尤其是对美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及无法忽视的“边境”及其衍生问题，北美和美国研究同样在其区域国别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近年来，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国家，墨西哥地缘影响力日益扩大，该国学界在区域研究研究范畴上出现了显著的拓展和深化。具体而言，研究维度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拉美本土研究的深耕。如上所述，作为拉美历史文化枢纽，墨西哥学者对拉美地区的研究具有天然的优势，学者能够深入参与区域一体化，并对这一进程展开密切的学术观察和评估，尤其关注中美洲一体化进程（如中美洲一体化体系SICA）、安第斯国家的政治生态变迁（如玻利维亚的“社群社会主义”），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去殖民化问题。此外，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支持，如设在墨西哥的拉美经委会中美洲分区域总部，长期跟踪拉美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问题，并定期发布报告，学术辐射力广泛；拉美地区最负盛名的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下设的拉美研究中心，聚焦区域政治经济，周期性出版季刊《拉丁美洲研究》（Revista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墨西哥学院同样为拉美本土研究提供了一个权威学术平台。

二是北美研究的战略地位。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墨西哥学界长期探讨NAFTA对汽车产业、劳工标准的影响，特别是以批判性立场，基于依附论和后殖民主义框架，分析该协定对墨国内经济部门的冲击，及其引致的社会不平等的加剧。有学者基于比较研究视角，解读北美与拉美一体化的制度差异，以文化视角论证北美一体化如何冲击本土文化，尤其是对语言和媒体的渗透，以及对消费模式的影响。此外，边境考察始终占据美国研究的核心地位，基于美墨边境的复杂性，移民权益、毒品贸易、环境危机、侨汇及文化融合等主题皆为墨学者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场域。UNAM下设的北美研究中心（CISAN），长年主导美墨边境研究项目。

三是亚太与欧洲研究视域的扩展，及南方国家视角的建构。墨西哥亚太和欧洲研究持续彰显的重要性，反映了该国对区域参与、经济多元化战略以及对全球权力格局变迁的高度关注。作为APEC成员和CPTPP签署国，墨西哥成为连接亚太与美洲的纽带，与北美研究相比，该国亚太研究以经济务实立场为主，没有强烈的地缘导向，更注重贸易和投资的经济机遇分析、跨区域合作潜力与经验借鉴，以及文化多样性互动考察。其中，中国研究是亮点和重点。与此同时，该国欧洲研究更强调历史连续性、文化认同重构以及多边主义合作框架。特别的是，近年墨西哥学界倾向于以“全球南方”视角审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选择，并以批判性的立场衡量与其他地区合作的利益取舍，特别是在二十国集团（G20）和金砖国家论坛中的定位。

二、主要研究议题和发展方向

（一）拉美研究：核心区域的多重透视

作为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核心对象，拉美研究呈现高度复杂性与动态性，具体聚焦以下维度：  

一是区域一体化机制。墨西哥学界持续追踪拉美区域组织的演变逻辑与效能表现，关注不同次区域机制的合作领域、制度弹性、竞争激励、政策偏好、对主权让渡的程度等等。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太平洋联盟和南方共同市场这两个拉美最重要的次区域组织上。

在太平洋联盟研究方面，作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墨学界重点分析其在贸易自由化、区域价值链及与亚太地区联系方面的成效和影响。例如，探讨成员国合作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合作机制方面的潜力；如何通过在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上的协调，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的路径，及未来扩员的可行性及其对墨西哥的影响方面。

在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下简称南共市）研究方面，尽管墨并非南共市成员国，但基于其地缘政治定位、经济战略选择及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墨学界对南共市的研究集中体现在比较视角下的批判性反思。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和位于墨西哥的拉美社科院分部都是长期研究南共市的重要科研力量。对于这一组织，学界关注的一个主要趋势在于同美洲自贸协定相比较，进而探讨墨西哥面临的战略选择。不少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认为长期以来，墨政府依附北美而忽视拉美整合进程，从而导致缺乏战略自主性。^[7]与此同时，南共市的纵深发展为地区一体化带来了巨大的经贸机遇，^[8]这为墨西哥降低对美依赖，以及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凝聚力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替代性选项。^[9]

二是政治经济模式转型与社会治理困境。拉美各国左右翼政权的周期性更迭与治理特征构成墨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议题。在政治浪潮与民主化研究方面，聚焦域内国家公共部门和制度的脆弱性、各国公民社会在打击腐败问题上的参与度，及其对捍卫民主、政治转型的推动作用。有学者探讨了拉美左翼运动的兴衰及其对区域政治的影响，^[10]也有学者立足历史和理论演进透视拉美各国的思想史和政治权力结构；^[11]在经济模式转型方面，评估新自由主义遗产，尤其是智利、阿根廷等国私有化改革的社会成本（如教育、医疗不平等），以及左翼替代性方案，如比较墨洛佩斯政府的“第四次转型”与巴西卢拉政府政策的异同，特别是能源国有化改革和社会福利计划；在社会运动及治理领域，聚焦原住民社群权利保障与资源分配、环境可持续发展及性别平等问题。

（二）北美研究：立足实践导向的地缘依存

美墨加三边关系构成墨西哥区域国别学的另一关切，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法律、环境、文化等多个领域，研究主题紧密围绕经济整合与主权博弈展开，兼具批判性与实践导向，核心内容在于如何通过北美区域合作实现公平发展，并维护国家主权与文化自主性。

一是移民与边境安全。墨西哥学界对北美研究的关注聚焦移民问题，尤其是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潮及其社会影响。研究重点包括移民政策、跨国社区的形成、移民权利，以及移民对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双向影响等。例如，有社会学家通过定量与定性方法记录了墨西哥移民的跨国生活模式，揭示了移民决策的结构性动因，并分析了移民网络的形成和对美墨两国经济的影响。^[12]也有学者批判了全球化如何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并解析NAFTA对墨西哥农业部门的冲击引致移民潮的现象。^[13]另一方面，美墨边境的军事化、毒品战争和跨境犯罪也是墨西哥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研究常涉及安全政策的人权影响与区域治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北美研究中心曾发布文章，批判了美国主导的安全框架如何边缘化墨西哥的治理需求，并呼吁构建更平等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14]

二是经济一体化与贸易政策分析。在NAFTA及之后的美墨加协定（USMCA）框架下，墨西哥学者持续评估该国在所构建的区域价值链中的角色与表现。有成果从历史视角深度剖析墨西哥的经济结构，并重点提到NAFTA加剧了墨西哥对美国的社会经济依赖，并进一步挤压该国产业升级的空间。^[15]特别指出的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系统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墨西哥经济的极化效应。^[16]此外，也有不少观点致力于评估自贸协定带来的经济整合对环境的多重影响，并就环境效益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平衡，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三）中国学研究：新兴领域的核心关切与战略探索

中国学及中拉关系研究是近年来墨西哥区域国别学者一个新的焦点。墨西哥学术界对中国学的研究在过去二十年间迅速拓展，尤其在两国经贸合作深化、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路径。不仅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还深入探讨中墨、中拉关系、中国对拉“软实力”的展现，研判全球治理中的中国定位对墨西哥地缘政治的影响等。此外，中国学研究还包括文学作品翻译、历史交往、文化比较等领域。这些研究不仅促进了中墨两国的人文交流，也为西班牙语世界提供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窗口，在此重点展现两个关键研究议题：

一是经贸关系领域。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FDI）、双边贸易结构（如墨西哥对华出口的原材料与中国对墨出口结构问题）、中拉国家发展路径的比较等议题均是讨论的焦点。对此，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墨西哥—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是中拉经济关系与中国对外投资领域的代表人物。该中心组织中墨两国学者撰写《走向对话的墨西哥与中国》（Hacia un diálogo entre México y China）一书，基于比较视角，从经济改革、扶贫、环保等领域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对墨西哥的启示。^[17]此外，特别强调的是，墨西哥学者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研究日臻成熟。杜塞尔教授主编的《连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基础设施与日常生活》（Connecting Chin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frastructure and Everyday Life），系统分析了中国对拉基础设施投资对当地就业、环保及技术升级的推动作用。书中指出，中国在拉美国家实施的250多个基建项目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岗位，并通过建设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显著提升了数亿民众的生活质量。例如，中远集团在秘鲁钱凯港的投资不仅优化了物流效率，还引入了环保技术，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18]蒙特雷科技大学教授丹尼尔·莱姆斯·德尔加多（Daniel Lemus-Delgado）通过具体实例和数据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传统西方主导金融体系之外的多元融资选择，特别澄清了“债务陷阱论”的虚假性，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在融资选择中拥有自主权，且强调中国投资更注重平等协商原则。^[19]综上，墨西哥区域国别研究学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既肯定其推动全球公平发展的贡献，也提出优化合作机制的具体建议。这些学术成果体现了墨西哥学者在跨学科、多语种研究中的前沿地位，为中拉关系深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

二是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近年来，在教育合作与学术交流领域，墨西哥学者在语言教育中积极融入中国元素。墨西哥高校图书馆收录的西文版中国学术著作日益增多；墨西哥学院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培养汉学家，课程涵盖中国政治、外交与当代文学，推动西班牙语世界对中国现代化成就的客观认知。在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领域，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大学与中国传媒大学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墨西哥研究中心”，通过联合论文集《中国与墨西哥：共建命运共同体》推动跨学科对话；墨西哥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Liliana Arsovska）翻译了20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她通过西班牙语译本向拉美读者展现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和社会现代化进程，展现了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国。尤其是其译著《道德经》在拉美成为畅销书，莉莉亚娜强调道家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拉美文化的契合，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在思想与哲学的比较研究领域，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白佩兰（Flora Botton），作为墨汉学奠基人，著有《儒学简史》（Historia mínima del confucianismo），书中系统梳理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形态、伦理观及凝聚力的塑造作用。^[20]

（四）新兴议题与发展方向

一是技术赋能数字经济与一体化研究。主要关注数字化转型中规则的重构，研究CPTPP和USMCA的数字贸易条款；运用大数据深化区域研究，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地理信息系统实验室”（SIG-UNAM）正在开发拉美社会冲突的动态地图，用于整合卫星数据与社交媒体舆情；以虚拟形式展开的田野调查，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墨学者开始通过线上访谈推动美墨跨境社群形态的走访考察。

二是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兴起。当今社会，生态、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凸显，这不仅成为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更是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围绕这两个维度，墨西哥学者正在积极构建相应的逻辑体系，如提出绿色区域主义，呼吁将碳中和目标纳入未来制度化协定，探索区域条款的绿色升级路径，以及旨在保护亚马逊雨林的跨国合作机制；开展可再生能源联盟可行性研究，对墨西哥与智利、哥斯达黎加组建“拉美清洁能源网络”的前景进行评估预判。

三是构建非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彰显。随着“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墨学术界呼吁加大对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批判，摆脱欧美中心主义，构建拉美本土理论框架，推动以“公平发展”为核心的拉美一体化替代方案。在数字技术领域，致力于揭露数据殖民主义的新形态，尤其是解读跨国数字企业通过信息平台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数据的行为，并系统阐释西方数字霸权对全球不平等与两极分化问题“推波助澜”的根源。在文化传播方面，推动西班牙语科研成果的国际化，扩大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学术影响力。

四是中国学边界的进一步拓展。随着“数字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的推进，墨西哥面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正在经历从早期以贸易和投资为研究焦点，向多元学术领域的开拓，进一步探索新兴发展领域的合作潜力，主要集中在：科技与创新领域，墨西哥学界或将更加注重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新蓝海领域崛起的经验及其对墨西哥科技发展的借鉴启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尤其关注中国的光伏、电动汽车等新能源产业对墨西哥能源转型的影响；公共卫生合作，这得益于疫情期间中墨医疗物资合作与疫苗外交取得的正向外溢效应。未来，墨西哥中国学研究将主要从三个层面加强建设：一是语言能力，目前墨西哥精通中文的学者数量仍然非常有限，需要扩大汉学人才培养，目前墨多所高校正在积极筹划汉语硕士项目；二是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推动中墨两国在城市化、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对比研究；三是多元话语体系的推进，以期规避对美西方思维模式的系统性依赖，发展具有拉美特色的中国学理论框架。总体而言，墨学者将致力于继续秉持学术深度和实践导向，既通过翻译和教育合作促进文化理解，又凭借政策比价和历史分析提炼“中国故事”“中国智慧”的普适性，不断拓展两国发展互鉴的学科维度。（本节由芦思姮副研究员撰写）

注释：

[1]Guillermo Bonfil Batalla, “México Profundo: Reclaiming a Civilizatio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25, No.3, January 2008.

[2]Carlos Tello, “Estancamiento económico, desigualdad y pobreza: 1982-2009”, Economíaunam, Vol.7, No.19, 2010.

[3]Díaz Müller, “Deuda externa y democracia: el impacto de la globalización”, Informe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2004, pp.126-145.

[4] Adriana Povedano Amezola, Evelyn Téllez Carvajal y Manuel Becerra Ramírez, “la soberanía en la era de la globalización”, Informe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2010.

[5]Jorge Durand, Historia mínima de la migración México–Estados Unidos, Ciudad de México: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16.

[6]Blanca Torres, “A diez años de la firma de los acuerdos ambientales vinculados al Tratado de Libre Comercio de América del Norte”, ForoInternacional, Vol.44, No.3, January 2004.

[7]Carlos Heredia Zubieta, “México entre el Tlcan y el Mercosur: Economía Política de la Integración de América Latina”, Informe del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UNAM, 2007.

[8] Jorge Witker y Arturo Oropeza García coords., “México-Mercosur, los Retos de su Integración”, Informe del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ídicas, UNAM, 2019.

[9]Arturo Oropeza García, “México-Mercosur: un nuevo diálogo para la integración, México”, Informe de UNAM-Centro Argentino para las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002.

[10]Jorge G. Castañeda, La utopía desarmada. Intrigas, dilemas y promesas de la izquierda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 Joaquín Mortiz/Planeta, 1993.

[11]Enrique Krauze, Redentores: Ideas y poder en América Latina, Random House Mondadori, 2011.

[12]Jorge Durand y Douglas S. Massey, Crossing the Border: Research from the Mexican Migration Project,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13]Alejandro Canales, “Mexican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29, No.4, 2003.

[14]Erik Lee y Eric L. Olson, “El estado de la seguridad en la frontera México-Estados Unidos”, Informe del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bre América del Norte, UNAM, 2014.

[15]Juan Carlos Moreno-Brid & Jaime Ro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the Mexican Economy: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Enrique Dussel Peters, Polarizing Mexico: The Impact of Liberalization Strateg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0.

[17]Enrique Dussel Peters y Yolanda Trápaga Delfín, Hacia un diálogo entre México y China, Centro de Estudios China-México, UNAM, 2010.

[18]Enrique Dussel Peters, James A. Cook y Joseph S. Alter eds., Connecting Chin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frastructure and Everyday Lif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24.

[19]Daniel Lemus-Delgado, “Ten Years of Shared Benefits”, China Daily Global, 2023.

[20]Flora Botton Beja y José Antonio Cervera, Historia mínima del confucianismo, el Colegio de México, 2021.

观点集萃 | 墨西哥三位代表性学者介绍

一、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

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是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现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经济学院教授，并担任“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Cechimex)主任。他深耕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尤其关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中国及北美地区的经济互动。彼得斯教授的学术生涯始于对传统依附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后逐步转向全球化背景下“南南合作”的实践探索，致力于构建南方国家自主的区域经济分析框架。他曾在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ECLAC）、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担任顾问，是拉美学术界推动区域国别学“去西方中心化”的代表性学者。

在学术成就方面，彼得斯教授升级了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将传统依附理论中的“中心-边缘”模型扩展为“多极化嵌套结构”，如墨西哥在北美价值链中的半边缘地位与中国投资形成的平行网络。他认为墨西哥既是北美价值链的参与者，又通过中资项目构建平行经济网络，形成战略对冲。还对“依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发展，通过社会代谢理论分析NAFTA的极化效应，揭示自由贸易协定加剧墨西哥农业多样性丧失和社会不平等，推动政策界反思“发展代价”。同时，开发“产业政策敏感度指数”，量化中资项目对本地技术扩散的影响。倡导多源数据交叉验证，强调统计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彼得斯教授重视区域国别学的南南交流和对话，重视南方国家区域国别理论的新发展。彼得斯教授提出中拉经济关系的“四维分析框架”，主张从贸易、资金支持、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四个维度独立分析中拉经济关系。他认为，若将这四个维度混为一谈，易导致对合作效果的误判，并强调需结合移民、语言等非经济因素，全面理解中拉互动的复杂性。彼得斯教授突破传统区域国别学对“北南关系”的路径依赖，在拉美学术界率先提出“南方理论工具箱” 概念，强调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与拉美互动的独特性。

再次，彼得斯教授聚焦于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投资及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这一话题，通过分析数据，展现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动态变化，及其带来的积极影响，验证区域国别合作中的新实践。他在《连接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基础设施与日常生活》一书中系统分析了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如港口、能源、交通等）如何深刻影响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涵盖超过250个项目案例，创造了近80万个就业岗位，并推动技术扩散与区域发展。书中特别强调中国投资的多样化特征，如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以及从单一国家（巴西）向多国（墨西哥、智利、秘鲁等）扩展的趋势。此外，在《中国对拉丁美洲直接投资的多维分析》一书中，系统研究了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动态变化。他提出需区分“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并指出中国公共部门企业在拉美投资中占主导地位（85%以上），但私营企业参与度近年显著提升。该研究还揭示了投资行业从早期的资源开采（如矿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以及中国投资对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

彼得斯教授强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全球化具有独特性：以公共部门主导长期战略（如数字基建规划）、通过技术标准输出重塑区域经济结构（如中国电网在拉美的特高压技术适配），与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短期利润导向模式形成对比。他呼吁学界关注“基础设施的日常生活化”，例如中国援建港口如何改变拉美渔民的生计模式、光伏电站如何重构偏远社区的能源权力关系，以此揭示宏观政策对微观社会的渗透机制。

二、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Liliana Arsovska）

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教授是墨西哥著名比较文学学者、翻译理论家及区域国别文化研究学者，现任墨西哥学院（El Colegio de México）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兼任“西语中国文学译者行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她拥有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于西班牙萨拉曼卡大学、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精通西班牙语、汉语、英语及玛雅语系中的尤卡坦语。阿尔索夫斯卡教授的学术生涯，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研究范式为核心，致力于通过文学翻译与跨文化比较，探索中国与拉丁美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共鸣与差异。她长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明对话”项目顾问，并被授予墨西哥国家艺术与文学奖（2021），以表彰其在跨太平洋文化桥梁构建中的开创性贡献。

首先，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教授推动翻译研究的学科范式革命提出“文学作为跨文化解码器”理论，主张通过现实主义文学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教授重视术语体系重构，发明“语义弹性指数”衡量译本在拉美不同阶层中的接受差异（如余华作品在墨西哥城知识分子与恰帕斯农民中的理解偏差率达43%）。推动成立“西语中国文学译者行会”，制定《马德普拉塔标准》抵制英美出版社的“文化过滤”条款。

其次，区域国别学的认知论挑战。阿尔索夫斯卡教授在墨西哥学院开设从《红楼梦》到《百年孤独》“家族叙事比较”课程，要求学生同步撰写中国宗族与拉美大家长制（Cacicazgo）的混合民族志，开发“双镜映照法”研究工具，即通过中国农民工文学与墨西哥移民文学互读，解构“南方流动现代性”。

再次，阿尔索夫斯卡教授重视中拉文化共性与差异性研究，提出中拉文化在“人与自然关系”“家庭伦理”上存在深层共鸣：一是自然观，道家“天人合一”与玛雅玉米神崇拜均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她通过比较《道德经》与《波波尔·乌》（玛雅创世史诗），揭示两者对生态智慧的共同追求；二是家庭观，中国“孝道”与拉美“compadrazgo”（教父母制）均通过非血缘纽带强化社群凝聚力。她在翻译《一句顶一万句》时，将主角的孤独感与墨西哥“大家长制”（Cacicazgo）中的权力结构对比，凸显个体在传统伦理中的挣扎。

阿尔索夫斯卡教授认为，刘震云等作家的作品比学术论文更能真实反映中国社会，如《我不是潘金莲》中的信访制度，与拉美民众对官僚体系的批判形成了对话。她提出“文学解码三原则”：保留文化特异性（如不翻译“道”）、激活本土认知框架（如用“compadre”对应“兄弟”）、嵌入社会议题比较（如将中国城市化与拉美贫民窟问题并置）。

阿尔索夫斯卡教授还提出中国道家与玛雅文明共享“螺旋时间观”——《道德经》“反者道之动”与《波波尔·乌》中玉米“死而复生”神话共同诠释循环宇宙论。阿尔索夫斯卡教授英译本删除《废都》中的“埙”意象（中国传统陶笛），割裂了文本与关中文化土壤的关联；其主导的《马德普拉塔标准》要求译者保留此类文化基因，并通过平行文本（如拉美印第安乐器解说）实现意义再生。

三、白佩兰（Bai Peilan）

白佩兰教授是墨西哥著名历史人类学家、跨学科研究先驱，现任墨西哥学院（El Colegio de México）亚非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兼任中墨文明对话研究所所长。她拥有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精通中国古代史、西班牙殖民档案研究与数字人文技术。白佩兰教授的学术生涯以破解“文明断裂论”为核心，致力于通过跨学科方法（如考古学、分子生物学与区块链技术）重构中国与拉丁美洲的深层文化关联。她曾主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与太平洋文明网络”项目，并于2020年荣获墨西哥国家科学与艺术奖（历史学领域），是拉美学术界推动中墨文明互鉴的标志性学者。

首先，白佩兰教授推动历史人类学的范式跃迁，注重微观—宏观联结创新。她通过16世纪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瓷器残片DNA检测，重建福建德化窑工与墨西哥普埃布拉陶艺家的技术交流网络，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西班牙殖民档案与中国《明清实录》的智能关联。白佩兰教授认为，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其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她指出，中国文字体系、儒家思想及家庭伦理等传统元素至今仍深刻影响当代社会，理解传统是解读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关键。她通过对比希腊、中东等古文明的断裂，凸显中国文化的传承韧性。

其次，白佩兰教授积极促进中墨文化交流和互鉴，提倡学术生产机制改革。创建“移动教席”制度，鼓励中国人类学家需在墨西哥恰尔科村完成6个月田野工作后参与中墨比较研究项目。实施“知识反向流动”计划，将墨西哥对纳亚里特州中国渔场的研究范式移植到中国舟山群岛的拉美社区调查。白佩兰教授重视加强中墨文化交流。她指出，早期墨西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极为有限，甚至依赖传教士的间接译介。通过建立拉丁美洲首个中国学研究机构（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她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推动西语世界与中国经典与现代文化直接接触。她倡导“从传统到当代”的研究路径，主张通过语言教学、经典翻译和学术交流促进跨文明对话，认为中国集体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对比是文化互鉴的重要课题。

再次，白佩兰教授注重甲骨文到简化字的演变保持表意逻辑连贯，与玛雅象形文字的中断形成对比。白佩兰教授提出儒家“家国同构”思想至今影响基层治理，如中国社区防疫与墨西哥村社自治共享“伦理动员”逻辑；在微观层面分析福建窑工指纹与墨西哥陶器模具的匹配度，宏观层面通过区块链追踪白银流动对明清财税制度的影响。

白佩兰教授注重中墨互鉴的实践路径。她在墨西哥中小学推行“汉字—玛雅象形文对照课程”，用“水”字与玛雅“雨神”符号的形义关联来激活文化亲近感。她将《论语》“仁”译为纳瓦特尔语“yoltzin”（意为“心灵之根”），在墨西哥原住民社群中引发儒家伦理的本土化诠释。白佩兰教授认为，中国宗族通过族谱维系血缘认同，墨西哥村社依靠“教父网络”巩固地缘纽带；二者均以非制度性规范（如中国的“人情”与墨西哥的“compromiso”）调节个体与群体关系。（本节由林博博士撰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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