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婉潞 | 区域话语视域下南极主导性话语及其特征

【摘要】区域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亦是人为构建。作为域外世界的组成部分，全球公共区域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断开拓出来的新空间，其中密集遍布美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同时充斥着这些国家塑造的话语。在全球公共区域诸多话语中，主导性话语对全球公共区域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南极主导性话语致力于使南极现状合法化，反过来这种认知进一步塑造各行为体对南极的共有观念，进而指导行动。自19世纪人类发现南极以来，南极相继出现殖民话语、科学-资源话语、生态环境话语三种主导性话语。在话语塑造过程中，南极主导性话语得到强势国家/集团的支持，话语内容的道德含量不断升级，三种话语呈现出递进关系。当前，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应着力塑造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导性话语，寻求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有机结合的制度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新疆域国际治理，促进南极全球性挑战的真正解决。

【关键词】区域话语；全球公共区域；南极；话语塑造；区域国别学

【作者简介】王婉潞，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提供全球各个区域和国家的情景知识。但正如福柯所言：“世界从未以清晰的面目（legible face）呈现其自身”，区域情境与现实并非不言自明。当今世界脱胎于殖民体系与霸权世界，欧洲殖民列强和英美霸权制造强势话语、在不同区域完成话语塑造，使今日的区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在全球公共区域尤为如此。一般而言，区域国别学是对域外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化、社会、法律、宗教、气候、环境、地理等各方面进行整体性、多角度、全息式的分析。对于那些没有人类原住民，甚至主权归属尚不明确的全球公共区域，以传统的区域国别视角视之，似乎很难接纳。不过，从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区域国别学是对域外世界的研究。所谓域外世界，既包括传统上的主权国家体系，也包括尚未被国家主权所覆盖的全球公共区域。这类区域最早在欧洲国际法的话语系统中被称为“无主地”（Terra Nullius），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先后被赋予“高边疆”（High Frontier）、“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等战略名称，中国则称之为“新疆域”（New Frontier）。新疆域包括深海、极地、外空、网络和数字、人工智能，是随着人类科技不断进步而拓展出来的新空间，不仅指涉地理空间，也容纳虚拟空间。新疆域因蕴含大量资源而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平台，亦因制度供给不足而呈现严重的治理赤字。如何实现新疆域的有序治理，是中国全方位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新疆域理应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 2022 年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的一级学科以来，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共识。如何形成中国自身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知，建构完整且客观的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成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能促使中国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塑造客观的域外知识体系，亦能打破西方话语的全球垄断。全球公共区域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打造话语体系的切入点。

全球公共区域遍布美西方国家等先行者的制度和规则，同时也充斥着这些国家塑造的话语，这种情况在南极地区尤为显著。目前，学术界有关南极区域话语的研究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第一，少数学者关注南极知识与语言，以及特定时间段的南极叙事。汉娜·E.F. 尼尔森（Hanne E. F. Nielsen）概述南极知识、语言与教育的发展情况，指出思考南极存在不同的思维方式，讨论南极时所选择的语言将影响个人和国家对该地区的看法，也为各方如何相互影响创造了条件。部分学者从后殖民、帝国主义等角度分析南极，其中后殖民视角下的南极叙事得到较多关注，例如尼科莱塔·布拉泽利（Nicoletta Brazzelli）认为后殖民国家广泛参与南极事务，现今的科学竞逐依然可以与“英雄时代”（heroic era）相联系；亚历杭德拉·曼西拉（Alejandra Mancilla）指出，作为前殖民地的阿根廷和智利同样以殖民主义思维处理南极事务。

第二，南极时代主题与南极政治发展阶段可被视为区域话语的显现，相关讨论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南极研究界普遍认为南极政治先后经历了英雄时代/地理探险、领土竞争、科学合作、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时代主题。其中，1959年签订的《南极条约》与1991年签订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南极治理中的里程碑事件，通常被视为南极政治发展的时间节点，陈玉刚等以此将南极地缘政治分为领土驱动阶段（1820-1959 年）、科考和资源驱动阶段（1959-1991年）、环境生态驱动阶段（1991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在不同的南极话语下，南极本身的意义经历建构与再建构，南极地缘政治越来越表现为各种概念、符号、知识体系和意义系统的竞争。

概言之，现有研究触及南极话语叙事的一些重要层面，且从不同视角展开深入分析，指出不同的话语塑造出的不同意义空间，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然而，既有研究注意到南极地区相继出现的诸多话语，但未能在区域话语视角下对这些话语进行统合研究，也未能辨明几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此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南极治理的不同阶段，南极地区存在不同的主导性话语，这些话语不仅是特定时期南极治理原则与规则的体现，反过来，这些话语框定人们的思维，指导各行为体展开行动，对南极治理产生重大影响，决定南极治理的走向。鉴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南极地区出现了哪些主导性话语？这些话语具有哪些特点？南极区域话语的形成和发展是拥有先发优势的国家之间权力博弈和利益争夺的产物，了解这个过程将为中国参与区域话语塑造提供重要启示。

一、全球公共区域的话语类型与主导性话语

区域既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想象、被重构。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区域是人类生产活动的载体，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首先生活在一定区域之中。同时，话语不断重构区域，同一片区域，由于有了不同的命名方式，便被赋予新的身份、新的定位，乃至国际结构中的新分工与地位，形成外界对其的新印象。

话语是主体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影响他人及舆论的文字、言语及图像符号等社会实践存在，可以构建意义，生成权力，使那些赞同它的人来解释某些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连接成连贯的情节或阐释。一般而言，区域话语的供给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完全由区域本土供给、区域本土与外部共同供给、完全由外部供给。自古以来，各国普遍处于认识外部世界与被外部世界所认识的不同阶段，完全由区域本土供给的话语几乎不存在，绝大多数区域的话语都由本土与外部共同供给。这样，区域的话语供给呈现两种特殊情况，而它们都在真实世界发生。一种是本国或本区域处于“失语”状态，其本土知识被外来强势权力压制，话语生成由外来强权者支配，典型代表是近代被殖民国家和区域的知识生产与话语叙事。与殖民活动相伴，殖民者使用文明话语，将破坏、征服与掠夺的殖民活动合理化，“文明使命”“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感”等话语相继出现。在这种话语中，殖民地成为所谓“文明国家”的势力范围。另一种特殊情况发生在全球公共区域，由于没有原住民，这些区域的书写完全由外部完成。随着外部世界的权力转换，话语呈现竞争态势并出现剧烈变化。

与人类居住与生活区域的话语不同，全球公共区域话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迄今为止，全球公共区域至少出现过以下话语。第一，殖民话语。就本质而言，全球公共区域是尚未被国家主权体系所覆盖的区域，这类区域没有明确的主权归属，因此，区域中“先到先得”“先用先占”的做法较为普遍，在殖民时代尤为如此。第二，安全话语。全球公共区域通常是战略高地，是各国相互争夺的战略制高点，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尤为严峻的是，各区域之间相互联通融合的可能性增加，构成新的博弈态势，例如网络与太空、深海相结合，乃至与传统安全领域产生联动，构成新的作战空间。这些区域急切需要防止军事化，防止被用于军事目的。第三，资源话语。全球公共空间蕴含大量的资源，这其中包含解决未来问题的重要选项，获得这些资源成为许多国家开展行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第四，科学话语。全球公共区域得以开拓源于科学技术水平提升，这使其天然具有极高的科学属性，拥有先发技术优势的国家具有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公共区域蕴藏丰富的科学资源，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理想条件。第五，环境话语。全球公共空间的环境具有复杂性，该区域的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性风险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国际社会的安全，例如极端脆弱的南极环境、太空垃圾、深海塑料，等等。

在全球公共区域的诸多话语中，有一种话语拥有特殊地位，其他话语围绕它而汇聚，这种话语受到参与方的认可，并塑造特定的意义空间，参与方的利益被界定并在该话语指导下展开行动。具有主导地位的话语在全球公共区域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对全球公共区域治理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这种在特定时期内拥有主导性质的话语称为主导性话语。主导性话语致力于使全球公共区域的现状合法化，它不仅塑造人们对该区域的认知，反过来这种认知进一步塑造区域秩序乃至人们关于这一区域的观念，进而指导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规训”作用。纵观南极历史，可以发现在不同阶段，南极地区存在不同的主导性话语。在同一套主导性话语下，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解释方式，塑造不同的意义空间，国家的南极利益由此被重新界定。

二、南极区域的三种主导性话语

以1959年《南极条约》出台与1991年《议定书》出台为时间节点，南极先后出现殖民话语、科学—资源话语、生态环境话语三个主导性话语。在不同的主导性话语下，南极一再被重新界定，不同的意义空间由此被塑造出来，隐含着不同的权力变化。正如尼尔森所言：“当我们谈论遥远的南极时，我们选择使用的语言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对那个地方的看法。”

（一）殖民话语（1820-1959年）

普遍认为，人类在1820-1821年首次发现南极。尽管英国、美国、俄国都声称本国人首次发现南极，但直至今日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于1820-1959年的话语属性，一部分研究将这个时间段称为“英雄时期”，这个定义体现了探险特征与对国家荣耀的追求，而探险与荣耀最终表现为对南极部分领土的主权占有。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领土竞争界定这个阶段。陈玉刚等将这个阶段定义为“领土驱动阶段”，该定义指出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列强将深入南极大陆探险作为欧洲向外进行空间扩展和殖民扩张的一部分；阮建平认为，这个阶段南极政治的时代主题是“地理探险”与“领土竞争”。不过，领土诉求几乎是每一个南极声索国的根本逻辑，只是在1959年《南极条约》冻结主权之后由明线转为暗线。直至今日，领土主权仍然是声索国和声索保留国维护声索、制定国家南极战略与政策的最大驱动因素。基于这种考虑，本文选用“殖民”取代“领土”，将殖民话语界定为南极区域的首个主导性话语。

有关殖民主义的概念存在着不同理解和广泛争议。本文采用亚历杭德拉·曼西拉对殖民主义的定义，即通过对领土的政治和/或经济控制进行统治的一种做法，这通常包括建立殖民地，使其在政治上忠于殖民大国。在传统殖民主义的定义中，被殖民者是必要条件，然而南极不存在被殖民者，曼西拉的定义突破了这一必要条件，强调通过政治和经济控制来征服和占有土地与自然资源。

南极发现于19世纪殖民时代，这一时代背景为南极带来浓重的殖民底色。起初，对南极资源的幻想吸引欧洲探险家赴南极寻找宝藏。从18世纪开始，源源不断的捕捞者来到南极地区捕杀海狗和海豹，20世纪，鲸成为主要的捕捞对象。在各国资源竞争中，获得主权以彻底获取资源的逻辑逐渐明晰，这使逐利演变为领土竞逐。在19世纪末的一场著名演讲中，陆权论代表人物、英国政治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称：“……现在正接近于大发现浪潮的尾声。两极地区是留在我们地图上唯一的大块空白区。”地图上的空白引发欧洲殖民列强的疯狂竞争，20世纪伊始，南极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有待发现与征服的地区”，以英国、法国、比利时、挪威为代表的欧洲列强展开领土竞逐，最终目标是达到南极点。1912年，英国和挪威争夺首次到达南极点，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的壮举被时人描述为“最后的大探险”（last great quest）。

作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性话语 , 殖民话语塑造了人们看待南极与开展南极活动的方式。相较于有主权延伸的北极圈，南极大片的无主地引起英国的强烈兴趣。通过发现、吞并、绘制地图，以及命名等方式，英国成为首个单方面声称其对南极的主权的国家。英国的行为引起多个国家效仿，最终导致七个国家对南极部分区域的主权提出主张。从1908年开始，英国（1908年和1917年）、新西兰（1923年）、法国（1924年）、澳大利亚（1933年）、挪威（1939年）、智利（1940年），以及阿根廷（1943年）七个国家先后以“发现”“占有”“扇形原则”等理由提出对南极大陆的主权要求。

在这一阶段，殖民国家通常通过管理殖民地的国家部门来管理南极。例如，法国杜蒙·德维尔在1820年踏上阿德利地后，举行了传统的占有仪式，声称附近的海岸线为法国所有，还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为阿德利地。1924年，法国基于这一“发现”对阿德利地进行声索，将之置于殖民地事务部（Ministère des Colonies）的管理之下。将南极视为殖民地并为此举行占有仪式成为这一阶段的通行做法。殖民话语框架下产生了多种声索与彰显主权的形式，为强调自身对主权的占有，主权声索国创造出一系列声索方式，包括绘制并出版地图、发行邮票、开展公共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在本国声索区升国旗、地理命名、开展科学活动、管制捕鱼、接待孕妇，甚至建立教堂。澳大利亚 1939 年版的南极地图结合了最新的发现，是当时最新、最全面的英语命名优先的南极地图，“着力强化了澳大利亚对其南极地块的主权主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为了加强对南极阿德利地的声索，开展了建造基地、绘制地图、进行科学考察、树立牌匾以及发行邮票等一系列主权声索活动。1955年，阿德利地与南印度洋上一部分群岛共同成为法国的海外领地。在主导话语的框定下，本身是前殖民地的阿根廷和智利同样采用连续性原则、历史性权利、军事部署等方式对南极采取殖民行为。这些行为延续至今日，成为国家证明其南极存在（Antarctic presence）的重要方式。

殖民话语还塑造了这个时期思考国家利益的总体框架。以美国为例，“直到1958年年初，美国国内外一直在讨论美国是否应该，或不应该提出主权领土要求，这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一些要求发生冲突”。反对者同样在殖民框架下思考问题。美国参议院海军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罗伯特·海恩认为，发现新大陆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建立殖民地，保护这些殖民地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而会消耗美国的人力和财力，且建立海外殖民地也有违与欧洲陈腐、贪婪的君主立宪制形成强烈反差的美国自由、民主的国家形象。

（二）科学—资源话语（1959-1991年）

为创造和平、结束南极地区的无序状态，1959年，美国等12个国家签订《南极条约》。《南极条约》冻结领土主权，围绕科学展开的国际合作成为条约唯一鼓励的活动。该条约是一个仅由14个条款构成的框架性条约。但在这一极简的条约中，共有17次提及“科学”。自此，殖民话语的主导地位让位于科学，在此后三十年中逐渐形成的科学—资源话语成为南极区域新主导性话语。

实际上，科学话语并非此时首次出现。自人类发现南极大陆后，科学话语随之产生。一方面是南极科学本身具有价值，例如澳大利亚学者穆勒在1884年的维多利亚地理学会会议上提出，南极将为“地理科学”提供“某些至关重要的结果”，其讲话得到德国和英国科学家的积极呼应；另一方面则是将科学与国家荣耀相联系，增强殖民扩张中的国家显示度，例如英国皇家学会观测委员会在1828年指出，这种科学上的获取有助于“使英国处在当今世界文明国家的最高点”。然而，在美国的有意塑造下，科学话语成为新的强势话语。在话语塑造的过程中，美国凭借各国的科学诉求将科学推崇至无以复加的高度。在实践中，美国通过“科学”完成了将南极公域化的战略目标，有效抵御了英国等七个声索国将南极私有化的企图。

《南极条约》签订后，整个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科学的十年”。科学研究是决定南极未来发展的因素之一，科学也因此被誉为国家参与南极事务的“资本”。一方面，南极蕴藏丰富的科学资源，具有极大的科研价值。科学家在南极的发现不仅增加了人类对南极的理解，也加深了人类对整个地球系统的理解。另一方面，南极参与国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进入南极的资格、参与南极治理的权力，以及国际威望。南极治理依赖大量的科学数据和信息。任何治理机制首先需要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然后制定治理的目标和机制。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清晰地展现在南极协商会议中，而协商会议制定的决策离不开科学成果的支撑。 英语国家在这些协商会议中占压倒性优势，加强了科学知识生产与政治影响和决策之间的联系。

除超级大国推动之外，各国亦有进行科学合作的强烈诉求。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完成在南极的科考与科研，国家间合作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人员与设备，因此得到各国的认可与支持。科学的重要性也体现在南极非政府组织上。1958年成立的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ientific Committee on Antarctic Research，SCAR）是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ce Unions）下属的一个多学科科学委员会，其成立时间早于《南极条约》的签署时间。作为南极治理中的重要国际非政府组织，SCAR负责国际社会南极研究计划的制定、启动、推进和协调，长期以来为南极条约体系提供大量科学咨询建议，是国际南极科学的最高学术权威机构，在南极条约体系的签订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伊始，资源问题打破了南极地区的平静。一方面，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起发达国家的恐慌，当时从地理学上的推测以及南极科学考察过程中的偶然发现均显示南极蕴藏石油资源；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出现近海渔业枯竭，而南大洋中的磷虾是全世界最大的渔业资源，具有世界上最高的生物生产力。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科学研究的进步激发了南极条约体系国家对开发南极资源的诉求。由此，科学—资源逐渐成为南极地区的主导性话语。

作为主导性话语，科学—资源话语重新定义了南极的区域意义以及国家利益，科研合作和资源开发成为各国在南极的主要活动，重新赋予国家参与南极的合法理由，并指导其行动。在科学方面，各国自觉将南极活动限制在科学考察与科学研究层面，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南极科考活动。从1961年第一届协商会议开始，科研合作与信息交流被连年列入会议议程，并出台相应的建议。科学赋予南极条约体系进行南极国际治理的合法性，在《南极条约》生效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南极成为通过科学研究达成国际合作的典范。在资源方面，1972年矿产资源进入协商会议议程，1975年海洋生物资源被列入议程，随后协商国围绕这两个议题连年展开讨论，各国的南极活动以合理获取南极资源为导向。1980年，协商国签订《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其后于1988年签订《南极矿产资源活动管理公约》（以下简称《矿产公约》）。

在重新定义南极的同时，科学—资源话语反过来也构成新的等级制。《南极条约》正式将科学上的要件设定为判断一个国家南极治理参与程度的标准。科学使人类在南极的存在合法化，为了获得《南极条约》协商国的地位，各国必须通过在南极进行实质性的研究活动来表明它们对南极的兴趣。《南极条约》第9条第2款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研究的条约成员国，才有条件被赋予协商国资格。条约并没有对“实质性科学研究”做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通常被默认为建立南极科学考察站。因此，虽然条约向联合国成员国开放，但是只有建立科考站的国家才能获得协商国身份，进而获得协商会议的决策权。科学既是国际地位的文明标志，又是将行为体对南极利益合法化的社会表现。某些国家以科学之名展开竞争并强化科研的合法性，维持国际不平等。

（三）生态环境话语（1991年至今）

《南极条约》签订以来，环境保护一直是南极治理的固有议题。为了保护南极环境，协商国先后签订了《保护南极动植物议定措施》（1964年）、《保护南极海豹公约》（1972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1980年）、《矿产公约》（1988年，未生效），以及《议定书》。与条约相配合，南极条约体系还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区、科学活动、废品处理、环境影响评估、关于旅游和非政府组织活动等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阶段，南极环境保护具有不同目的与意义，20世纪60年代的南极环保主要出于军事上的考虑，70年代的环保源于对南极资源的担忧，80年代则开始将环境和南极生态联系在一起。1991年《议定书》之所以有里程碑的意义，就在于其宗旨是保护南极自然生态，成功地将环保引导到生态保护上来。《议定书》将南极界定为用于和平与科学的“自然保护区”（nature reserve），是迄今为止南极条约体系中最为全面和综合性的南极环境保护条约，反映了环境保护目标在南极国际治理中从边缘到中心的地位变化。《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全面保护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第七条明确禁止开发南极矿产资源，标志着协商国在南极的价值取向上从资源利用向环境保护的转移。自此，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南极条约体系内压倒一切的议题，生态环境保护话语随之成为南极治理的“政治正确”，取代资源话语，成为新的主导性话语。

作为主导性话语，生态环境话语重新定义了南极的区域意义以及国家利益，重新界定国家在南极活动的主要方式，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南极治理的重心转向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在实践中，协商国主要通过设立南极环境保护区来保护南极环境，这导致环境保护区议题成为21世纪以来唯一能出台“措施”的议题。在南极条约体系组织内部，为实现《议定书》及其附件而设立的“环境保护委员会”（Committee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EP）获得相当的权力。与其他体系内机构相比，CEP拥有独特的地位，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位次不断升高。自2009年第32届协商会议起，CEP报告被列为《最终报告》第一部分第二项，仅排在协商会议《最终报告》之后，这一排序延续至今。同样地，环保非政府组织也因此获得相当的权力。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政府组织在南极治理中兴起，一度改变了南极治理的方向。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在南极治理中的影响力有很大差异。其中，成立于1978年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南极和南大洋联盟（Antarctic and Souther Ocean Coalition，ASOC）致力于保护南极地区的环境，近年来已成为拥有最大自主性的南极行为体。在环境话语驱动下，环境保护成为南极治理中的焦点议题。南极大陆的南极特别保护区与特别管理区、南大洋的海洋保护区都是近年来南极平台上讨论的焦点议题。

第二，各国的国家宣示与法律制度凸显环境保护的核心地位。在《议定书》出台后，各国展开国内立法。1997年，美国环境保护署颁布一项临时规则，来约束美国组织或从美国前往南极的非政府活动，以便美国能够在《议定书》生效后立即履行其根据《议定书》承担的义务。并且，美国国务院连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及美国环境保护署共同执行部分国内南极立法，如共同负责审查并批准美国的南极探险组织活动及南极的旅游活动，以使其符合南极环境保护的相关义务要求。2018年中国已启动南极立法进程，将“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列入第十三届立法规划一类立法项目，交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起草和提请审议。

第三，各国围绕环境保护展开行动，并作为在南极事务“可见度”的方式之一。澳大利亚的南极战略将“保护南极环境并考虑到南极环境的特性及其对本国产生的影响”列为其国家利益之一。开展南极外交和推动南极环境保护成为提升南非在南极事务中“可见度”的途径之一。在国际环境合作方面，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南非期间，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南非环境事务部共同签署《海洋与海岸带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中南双方据此加强在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三、南极区域主导性话语的特征及其联系

自人类发现南极至今200余年的时间里，南极区域相继出现三个主导性话语。南极区域主导性话语致力于使南极现状合法化，在不同的主导性话语下，国家塑造不同的意义空间，国家的南极利益由此被重新界定并据此展开活动。然而，南极主导性话语的塑造并非易事，它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相反，后来出现的主导性话语必然要打破此前强势话语所构筑的屏障，这使其亟须得到强势国家/集团的支持，不断提升话语的道德含量，主导性话语整体上呈现出递进关系。

（一）主导性话语受到强势国家/集团的支持

南极地区始终存在强势国家与强国集团，有学者将这种集团界定为垄断集团，在南极事务中掌握优势地位和话语权，主导南极治理的议程设置和规则制定。主导性话语不是由强势国家/集团创造，就是受到强势国家/集团的认可和支持并得以推广。殖民话语作为主导性话语与英国的支持密不可分。19世纪末，南极成为大英帝国的最终殖民目标。当时，阿根廷和智利以1494年《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为证据，确定了他们从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继承下来的南极“历史性权利”（historic rights）。在殖民话语框架下，作为前殖民地国家的阿根廷和智利采用“连续性”和“毗连性”（continuity and contiguity）原则、历史性权利、军事部署等方式对南极采取殖民行为。然而，这些说法与举措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英国凭借其强国地位将南极塑造为“无主地”，取代“历史性权利”。基于“无主地”这一国际法理论，七个国家相继对南极领土主权提出要求，试图瓜分南极。

科学话语成为主导性话语最初源于美国的支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美国成为南极活动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反对此前声索国将南极私有化的行为，不承认“殖民话语”。失去强势国家支持的“殖民话语”逐渐被后来者“科学—资源话语”所取代。美国是“科学—资源话语”的塑造者与推动者。科学话语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科学能够赋予国家参与南极治理的权力与合法性。这不仅是大国的需求，也是中小国家的诉求。大国可以通过科研自由，随心所欲到达南极任何一个地区，不受领土主权声索的限制，并可以在科研合作中掌握对方的南极活动动态。中小国家没有超级大国的实力与财力，在1956年，新西兰的南极考察队需要美国海军的帮助才能到达南极；南非的南极科学研究只能靠其他国家的人力和经济上的支持才完成。通过科研合作，中小国家可以获得单凭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的材料与信息，完成运输与后勤保障。科学获得南极参与国最广泛的认可与支持。

生态环境话语成为最新的主导性话语与垄断集团制定的规则紧密相连。在1991年《议定书》出台后，环境保护成为南极治理中的核心议题。协商国保护南极环境的主要方式则是划设保护区，包括南极大陆特别保护区（Antarctic Specially Protected Areas，ASPAs）和南极大陆特别管理区（Antarctic Specially Managed Areas，ASMAs）， 以 及 南 大 洋 海 洋 保 护 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s）。在实施过程中，划设保护区逐渐成为垄断集团增强自身主权优势的新方式。这在保护区的设立国家及其数量上得以显示：现今共有7个南极特别管理区，其中5个区域由美国单独或联合他国指定；在75个特别保护区中，美国指定16.5个，占特别保护区总数的22%，居诸国第一位；七个声索国共申请46.41个特别保护区，占特别保护区总数的61.9%。由于垄断集团在南极事务中拥有显著影响力，这导致环境保护区议题成为21世纪以来唯一能出台“措施”的议题。然而，与环境保护区轰轰烈烈的设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护区的实际成效。现有保护区面积极其有限，68% 的南极特别保护区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很显然，仅依靠南极保护区无法有效、全面地保护南极环境，保护区已沦为垄断集团争夺南极主权优势的工具。南大洋目前已经建立两个海洋保护区，分别是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保护区与罗斯海保护区。这两个已设立的海洋保护区连同正在审议的三个海洋保护区提案，全部位于提案国声索区的海洋延伸范围内。

（二）主导性话语的道德含量不断升级

纵观南极三种主导性话语，一个显著现象是其话语内容中的道德含量不断升级。道德含量是指对构成社会的特定事务（如人的行为与活动、社会现象等）所包含的道德量。分析南极主导性话语的道德含量涉及道德评价，所谓道德评价，是“对社会中道德活动现象的善恶价值判断”，具体指“根据已确立的道德价值体系，对道德客体做出不同程度的肯定或否定，褒扬或贬抑”。南极条约体系同时提供三个层面的利益，即各行为体的私有利益、南极地区利益、全球利益。其中，各行为体的私有利益包括获得南极事务的参与权与话语权、获取南极大陆与南大洋相关资源、提升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等；南极地区利益主要体现在避免南极地区的冲突与战争、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全球利益则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系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全球和区域环境安全等。

在殖民话语框架下，各南极参与国追求的几乎全部是私有利益，他们希冀获得南极领土及其之上的资源，为此展开各种竞逐活动并将之上升到国家荣誉。在此之后出现的科学—资源话语的道德含量有所提升，但很难说科学是具有完全积极价值的话语，而更像是一种中性话语，这表现在科学存在运用的边界，在合理的范围内运用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比如各国开展科学交流与国际合作直接促成南极和平；若不加节制地无限使用则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比如科学发现催生出人们对开发南极资源的渴求、推动协商国聚焦南极生物资源与矿产资源的开发。需要肯定的是，由于科学促成国际合作，南极变成和平的大陆，这使其道德含量相较于殖民话语已有所升高。与科学—资源话语相比，“环境政策天然地具有道德”，生态环境话语的道德含量进一步提升，成为迄今为止南极治理中出现的道德含量最高的话语。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话语在南极日益得到加强。

南极三个主导性话语所蕴含的道德标准不断升级，这使协商国的主要目标表面上发生“由私到公”的偏转。然而，仔细审视南极历史可以发现这种道德含量的升级更多出于工具理性。科学话语取代殖民话语源于美国将南极公域化的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阻止声索国将南极私有化，美国将“自由国际秩序”应用于南极地区，并联合盟友共同构建南极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之上，表面上宣扬自由、平等、开放，但其实质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尤其是南极秩序创建之初，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能力和财力在南极开展活动，甚至无法到达南极，美国及其盟国垄断南极事务，对南极进行俱乐部式的秘密治理。

生态环境话语能被成功塑造出来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1988年，在国际社会重重反对声中，协商国出台《矿产公约》。1989年极地发生四起环境灾难，使人们联想到开发南极矿产资源可能也会引发诸如此类的事件。在环境非政府组织影响下，法国和澳大利亚首先宣布拒绝签署《矿产公约》，这种态度对各协商国造成一定影响，加之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发生变化，新西兰等已签署《矿产公约》的协商国纷纷退出公约。与此同时，南极条约体系正面临来自联合国的挑战。当时，在马来西亚等国的推动下，“南极洲问题”成为联合国大会议程，第三世界试图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性机制来替换俱乐部机制。如果《南极条约》及其补充规范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南极条约体系将会面临更多来自联合国或其他论坛的压力。在内忧外患中，协商国快速制定全面保护南极环境的条约。1990 年11 月，协商国在智利召开特别协商会议，讨论环境保护机制。1991 年，协商国迅速完成协商并推出《议定书》。《议定书》冻结南极矿产资源开发，将保护南极环境升级为压倒一切的议题，这使南极条约体系重新获得治理南极的合法性。

然而，生态环境话语不断被巩固，其中固然有气候变化的原因，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应对联合国冲击中，协商国的格局发生变化。在危机中，协商国为了获得南极治理的正当性，开放协商国的获取资格，以展现南极条约体系的公正与开放。1983-2005年，共有14个国家获得协商国身份。大批协商国的加入引发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一是南极格局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从数量上看，现今29个协商国中，有7个声索国、2个声索保留国，非声索国的数量则由1959年的3个骤增到20个。换言之，非声索国占协商国的比重从《南极条约》签订时的1/4骤升至2/3。虽然非协商国难以在短期内动摇垄断集团的优势地位，但其打破了俱乐部模式，开启南极格局结构性变化的进程。二是格局变化引发垄断集团产生恐慌情绪。历史上，南极曾因主权问题陷入安全困境，《南极条约》为此特别规定，在条约有效期间，任何活动均不能构成新的声索依据。反过来看，这也表明声索国担心其他国家在南极的活动会成为新的既定事实。为消除南极格局变化带来的劣势，垄断集团致力于巩固与增强自身的主权优势。南极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对垄断集团构成冲击，促使后者进一步争夺主权优势，而垄断集团采用的主要方式是环境保护，主要措施是设立保护区，包括南极大陆的保护区，以及南大洋海洋保护区。以至于有学者指出，南极看起来被保护得很好，但是从整个大陆角度来看，保护区系统对领土多样性的保护实际上非常有限。

尽管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南极治理中的焦点议题，但从总体上看南极条约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相当缓慢。进入 21 世纪以来，首先受到协商国关注的是环境保护区议题，其次才是气候变化议题。南极协商会议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始于2009年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提交的《南极气候变化与环境》报告。为了回应该报告，2010年挪威组织召开南极条约气候变化专家会议，但直到2017年才成立“应对气候变化附属小组”，该小组的主要任务是有效、及时促进气候变化工作计划的实施。截至2024年6月，该小组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至今仅召集完成5次会议，成员结构不稳定，议题亦处于讨论之中。

概言之，生态环境话语是当前的南极主导性话语，但是该话语中的生态环境意义不应被过分夸大。环境话语中的“委婉语”修辞能够掩盖环境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对受众发挥“规训”与“宰制”作用。从某种程度来说，生态环境话语是垄断集团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了获得治理南极合法性，继而获得新的历史性权利而制造的强势话语。

（三）三种主导性话语呈现递进关系

在南极地区依次出现的三种主导性话语中，前种话语的主导性地位虽然为其后的话语所取代，但前种话语并非全然消失，而是以另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主导性话语整体上呈现出递进的关系。

1959年《南极条约》出台，科学话语迅速代替此前盛行的殖民话语，殖民话语从南极政治中彻底消失。这一方面源自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全球性的殖民地危机，广大附属地世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动摇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四百年来缔造的庞大帝国的根基，殖民理念与当时的时代主题已不符合。另一方面则与《南极条约》总设计师美国的政策选择息息相关。就整个国际环境而言，殖民体系是战前国际秩序的重要特征，美国反对战后恢复殖民体系。美国这一立场服务于其战后安排。“美国要控制战后世界，就需要把广大的殖民国家和地区从宗主国的直接统治下剥离出来。”即将管理世界的美国对世界的安排前提是削弱原有殖民帝国。为打破七个领土主权声索国的南极领土主张，美国采用公域化的手段加以破解。《南极条约》第四条规定冻结南极领土主权，领土主权不再成为南极治理的讨论议题。

《南极条约》出台后，殖民话语不再成为主导性话语，然而殖民话语并未消失，反而以另外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一方面，尽管《南极条约》实行“主权冻结”，但是声索国依然以各种方式宣示主权。在《南极条约》生效后，将声索地区命名为本国领土的方式在声索国内部广泛流行，澳大利亚称本国的南极声索区为“澳大利亚南极领地”（Australian Antarctic Territory, AAT）、新西兰称为“罗斯属地”（Ross Dependency）、阿根廷称为“阿根廷南极地区”（Argentina Antarctic Sector）、英国称为“英属南极领地”（British Antarctic Territory, BAT），等等。来自声索国的学者进一步将这种权利命名为“条约内主权”（treaty sovereignty），在理论上赋予主权声索合法性。另一方面，协商国在科学话语框架下，隐秘地实行殖民南极的目的。《南极条约》出台后二十年时间里，原始缔约国垄断南极事务，他们将南极制度设计为排他性制度，对南极实行俱乐部式的秘密治理。这种殖民南极的思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到第三世界国家反对。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并且承认在国家管辖权外的海床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引发如何管理南极资源的思考。其中，就有希望能根据“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南极管理制度。1980年，协商国开启南极矿产资源的秘密谈判。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无法参与谈判、无法参与南极矿产资源分配，其对南极秩序的不满形成合力，遂以联合国为平台向南极条约体系发起挑战，最终使联合国介入南极事务。

科学—资源话语的主导性地位被生态环境话语取代后，该话语并未消失，直至今日，科学—资源话语依然在南极治理中享有重要地位。只不过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人们将焦点放在生态环境话语上。如今，南极环境保护主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学数据来进行。各国开始围绕南极环境保护话语权展开竞争。南极环境保护话语权是由科学赋予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导致科学的作用越发关键。在近年来的南极焦点议题南大洋海洋保护区讨论中，科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截至2024年，南大洋已建有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保护区（2009年）和罗斯海保护区（2016年），东南极保护区、威德尔海保护区、南极半岛保护区三个保护区提案正在审议之中。这些保护区提案并不完备，缺少必要的科学指标与清晰的建设标准。对此，部分国家强调设立海洋保护区需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尤其中国强调在建立保护区之前需要确定“研究与监测计划”。然而，中国的提议遭到美国、法国、新西兰、欧盟等强烈反对，称“研究与监测计划”无关紧要，应当首先建立海洋保护区。概言之，相关国家为巩固自身的主权声索，在保护区制度建设尚未健全、科学依据不足的情况下坚持设立海洋保护区。不仅如此，这些国家隐藏通过保护区来争夺主权优势的一面，而将海洋保护区完全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等话语叙事相关联。进而，指责中国等国破坏南极环境保护进程。经由媒体宣传、学界引用，进一步制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对中国的南极参与构成挑战。

自美国塑造出科学话语起，南极主导性话语始终奉行所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即“以打压他国发展的方式来保持本国的相对优势，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当前，南极问题日益全球化，区域内与区域外问题相互交织联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已无法单独由南极相关行为体解决，南极问题需要国际合作。然而，南极垄断集团坚持小集团思维，致力于维护自身利益与主导优势，视集团外的国家为“他者”（the other），共同维护集团利益。这种小集团思维使垄断集团将巩固自身优势置于应对全球性挑战之上，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间竞争，极大地损害了南极条约体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妨碍了南极的有效治理。

四、结语

随着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正式提上日程。话语体系不单纯等同于语言，它是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全球公共区域是任何有抱负的国家必然要投入的领域，反过来看，这些区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不可缺少的一环，理应纳入区域国别研究之中。对全球公共区域开展区域国别视角下的话语研究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打破西方知识与话语全球垄断的重要切入点。

全球公共区域在特定时期存在主导性话语。拥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在进行权力博弈和利益争夺时塑造了全球公共空间的主导性话语，了解这个过程对中国参与区域话语塑造具有重要启示。作为全球公共区域的代表领域，南极地区先后出现殖民话语、科学—资源话语、生态环境话语三种主导性区域话语，显示该地区一再被重新定义、被重新塑造出新的意义空间。这些主导性话语通常由强势国家或垄断集团制造或支持，其话语内容中的道德含量不断升级，使之在价值理念上更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得到更多支持。在殖民时代，南极被部分国家视为“私域”，各参与国试图将南极的部分区域据为己有，行动完全出于私利目的；在科学—资源话语阶段，科学与资源成为行为体参与南极治理的合法理由，同时科学与资源的合法性经由主导性话语的框定而不断得到加强，隐秘地巩固了南极治理中的不平等；在生态环境保护话语阶段，环境保护一方面成为各国遵守的规范，另一方面成为垄断集团限制后来者的标准，且由于话语的道德含量不断升高，导致后来者重塑规则与话语将面临更大的阻碍。

对既有南极话语的考察表明，南极主导性话语的塑造既需要一定的历史契机，亦需得到强势国家的支持，还需符合一定的道德标准，并与此前的主导性话语紧密相关。以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在全球治理领域，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公共区域，中国提出“新疆域”这一自主概念。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南极是“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致力于打造“南极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从根本上改变南极的领土—资源逻辑，重塑南极价值理念。当前，中国参与南极治理应着力塑造出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导性话语，寻求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有机结合的制度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疆域国际治理促进南极全球性挑战的真正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