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自己是有局限的。不过，对于专业研究人员而言，真正理解这种局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尤其涉及发现和承认认知的盲区。从理论上讲，由于各种惯性思维、灌输或预设的说法或环境条件，研究者无法全面和恰当地收集、提炼和处理信息，就会出现思维扫描的死角即认知盲区。认知盲区的成因很复杂，有的来自外部的约束，有的源于自身的不足，有些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什么因素造成，人在认知盲区的作用下，对接收到的意外信息及不同见解，可能要么缺乏欣赏意愿，要么做出有偏差的判断。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看上去对身边的信息唾手可得。然而，深刻又全面的知识反而离我们远去，多数人很少考虑真正的知识与便宜的信息有何不同。对“认知盲区”的讨论，有助于把日常扑面而来的东西做出分类、看看哪些构成（或不构成）有效的知识，反省在自身肉眼或心灵无法触及的那些部分、哪些需要做出提醒甚或“补课”。无论对于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最糟糕的不是有缺失或犯错误，而是对缺失无感，或有问题却无法纠偏。
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当大量的资源集中用于少数重要对象的时候，就可能使看上去不那么重要的大片区域和国家无人问津。中国有这么多的高校、这么多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却很少有小国分析和边缘区域研究的高水平且有影响的专家，因而整体而言较少掌握真实世界的全貌。这就是一种认知盲区，算是数量意义上的认知盲区。再加追究，即使涉及重点研究对象，我们很多工作的关注点，主要还是热点问题和“有用知识”，而对那些长久存在却静默的人、事、物，对很多暂时看不到实际需要的地方，常常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结果是指认的目标有形无神，分析问题时缺乏纵深。这一类则属于质量方面的认知盲区。
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是各式各样“想象的区域”，比如有民族国家和更大的地区，有国际社会及全球村，有充斥丛林法则的对抗集团，有国内的政经架构和社区层次，有各种阶级、族群和人种，有国际国内的双层博弈等。各式“区域”实际是头脑中的“想象”，是各种认知的叠加与复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为什么爱或憎，怎样判断彼此关系的近和远，是形而下的利益还是形而上的赏析，这些都深植于人的想象，是一个复杂的习得过程。想象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站位，特别是认知盲区的大小。经验表明，对认知盲区的自觉或无感，很可能导致同样环境生长、掌握同样资源的研究同行之间，产生大相径庭的判断及分析深度。
就大国、强国而言，认知盲区问题另有一层与中小国家不同的含义。在比较小的国度，人们对外部的压力和冲击比较敏感，听到的声音来自不同方向，研究者掌握着除国家通用语言之外的不同语言及信息源。大国特别是幅员辽阔的超大国家，人们天然可以不依赖外部供给，从物质到观念自成一体地生活和工作；若有内部体制、富裕程度和固有观念等加持，大国、强国的普通人便会降低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性，特别是对比自己弱小得多的那些区域及其人民的知晓兴趣。多数美国人不习外语，对他国法律与风习无感甚至不尊重，便是典型之一。这是一个貌似悖论的现象：大国、强国拥有更多资源、理应较少有认知盲区，但实际上它们时常区隔和构建了更多的认知盲区。
当代中国借助改革开放实现了整个国家民族日常生活和气质风范的伟大跃进，虽然这个进程远没有到头。因而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沿着这个进程顺势向上，为更多避免或减少认知盲区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