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高质量的评价机制，作为新时代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当然也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目标之一。
纵观当代世界历史不难发现，现代国家是用数字进行管理的，好的评价机制则是精细化管理的前提。农业社会不会要求精细管理，农人依据日升日落和季节转换耕田种地。封建专制制度下，“朕即王法”，将相诸侯多根据个人好恶定夺百姓起居和生杀大权。到了资本崛起年代，现代国家逐步发展了评价制度，以规范的形态、精确的计算及工具理性推进。在大航海和殖民扩张时代，欧美列强对其他民族野蛮的征服，依靠的是罗盘、航海图、蒸汽机和枪炮，对奴隶买卖和所得利润的精算，以及管控不同地区殖民地的科层官僚体系。20世纪国家形态普及全球后，各国政治目标和生产方式虽有很大不同，历史与文化传统仍起作用，但国家的现代性持续推进，尤其体现在算法和评估指标的深化改进上。
上通下达的政策效率评价，是实施成功管理的基础。需求层次理论揭示，随着人们获得满足程度的增长，新的欲望会不断增加，较高层次的需求者有更难满足的冲动。随着国家公信力基础的不断改变，政府面对的社会要求和公众批评会越来越多。政府机关作为民众代言人和国家守更者，不得不接受批评和审核的安排。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是决策者能否以通达的心态和有效的调控机制。从中国实际来观察，建立完善的外交评价机制也有迫切需要。比如经常听到公众的不解与质疑:“一带一路”建设在疫情和战乱严重的国家有什么损失;阿富汗和斯里兰卡这类失败国家有多少，具体涉及中国哪些投资和援建项目。网上还有各种说法，担忧中国政府暂停77个国家的债务偿还，可能造成国内纳税人不应承担的代价。这些信息带来部分网民的负面情绪，对国家公信力造成压力。信息的真假怎样?实际情况如何?有多少国家属于推迟偿还?哪些是免除性质?哪些是减免性的?依据是什么?暂停、减免、豁免债务对于我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有哪些短中长期影响?需要的话，这类问题还可延长下去。纳税人的问责意识，中产阶级的权利要求，普通人的好奇心，会始终存在。如果相关质疑没有得到解释，大道信息不畅通，一定是小道消息满天飞。信息来源多样化的公众尤其是年青一代有自己的看法是自然的。
这里的重点，是评估已有政策的效果，找出存在的问题，明确改进的步骤。从能力建设角度来讲，一定要有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赋予相应机构以必要权限;重视吸纳部门外和社会上的建言献策和批评意见，加强横向的交流与沟通渠道;允许媒体和公众有一定知情权。媒体报道和公众关切有助于这一过程的持续展开(即使后者有时信息不全、判断不准)。任何国家、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好的制度在于发生失误时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差的制度或政府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没有恰当的评价和制衡。即使在同样一个制度和文化下，亦有可能出现正反事例(如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航天竞争领域自身缺陷的反思改进，以及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在中东外交的执迷不悟与重大损失)。俄罗斯当下在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中之所以步履维艰，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内部的评价机制显然出了问题。这方面，有许多值得吸取的外部教训。
外交评价机制应当是一种容错、反思、改进的开放系统，不仅可以让外交人积极尝试，对可能出现的失误及时发现和调整，也可以有必要的包容谅解。理论上，现代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是一种增量改进，思路征集、效果评价、政策完善等都在其中的过程，吸纳不同的智慧形成合力，为制度、政策和观念的进化打下基础。一个部分是有正式的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专门委员会等)，包括听证、咨询、评审、讨论和投票等环节，也有半正式和相对自由的专业咨询和媒体监督。政策执行部门把拟出台的策略和步骤做出汇报和接受审议，与社会、民间、智库保持互动。另一个部分是政策方针的效果评价，针对外交工作的日常部分，涉及办案、谈判和协商，比如使领馆的信息汇总评估、部门内部的总结、与其他部委的协商和征求意见、特定范围向社会公众的通气等。针对所发现的问题，既有表扬奖励，也有检讨惩戒;有口头说明，也有文字记录;有担责的对象，也有负责改正的环节，必要时还有机构的新设、撤销、合并。通过试错和纠偏，总体方针得到落实，失误和漏洞及时被纠正，社会对国家的期许被更好地满足。
讲完了外交工作，再来谈学术研究。笔者深以为，我们现在的区域国别研究虽然看似红火兴旺，实则存在隐忧，最关键的还不是理论方法的不成熟、学科属性的不确定、人才队伍的刚刚起步之类的问题，而是缺乏好的评价机制。各执己见的人们要么不打照面、各说各话，要么据守自家门户、相互排斥甚至鄙视，鲜有心平气和的学术争鸣和严肃细致的学理批评。这几年笔者从自身工作出发，深感需要评价的问题多多，学术评价机制的健全依然任重道远。例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全国高校上百所区域国别研究院(所系或中心)有多少是有专门资金、人员和项目，有多少仅仅是领导挂帅、立一个牌子便于“跑马圈地”或“弄个响声”?从事这个研究领域据说数量上千的博士生、硕士生里面，各自的研究方向、学习课程和毕业论文，有多大比例真正是与所谓的区域国别学有关的?当然，从宽容灵活的立场出发，我们姑且认为现状是初级阶段的体现，属于成长的烦恼，那么，可以持续发问的下一组问题出来了。目前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存在哪些不同类型和路径，它们的优点、长项和缺点、弱势各自何在?如何鼓励不同单位扬长避短、各尽所能，防止雷同、单一的不良倾向，逐渐形成有比较优势的研究品牌、学术模块、特色成果?我们有关部门和主管单位的激励手段是否够用，是否恰当，是否有利于各个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带头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研究者不拘一格、锐意创新?还是个别时候顾及条条框框，未能创建破“五唯”的体制氛围?那些发展势头相对不错的区域国别研究院(所系或中心)持续进步，究竟是原有基础较好、学科交叉有效所致?还是各守初衷、“丢卒保车”的策略奏效?抑或原有的或引进的学术带头人和青年才俊发力带动的能效?若综合各种要素加以权衡，能否看出什么样的战略和步骤具有“牵牛鼻子”的性质?什么样的做法看上去事倍功半、低水平重复?知识社会学有关学科成长一般规律的认知，对区域国别研究这门新兴学科的现阶段有何启示与助力?历史学、语言学、外交学、人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理论等相对“实”的工具箱，同复杂性学说、混沌耗散学说、科学哲学、普遍认识论与狭义知识社会学等相对形而上的学问，对尚未成熟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促成过哪些好的案例?又如何将之运用到当下我们探讨的区域国别之“学”?以上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开放的态度，更需要大量的调研案例、丰富的数据支撑、严谨的分类整理、细致的对照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