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的港澳研究：历史、现状与特色
作者简介：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香港研究所所长、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
按语：南京大学的港澳研究是历史视野下的港澳研究，是一种聚焦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互质对话。研究者主要是历史学院的教师和研究生，涉及两地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虽然南大从事港澳研究的人员很少，也不占地缘优势，但经过多年积淀，已在学界拥有一席之地，并形成了自身特色。
虽然历史研究为现实研究提供认知逻辑和学术基础，但是史学研究者不甘于为社会科学当注脚，他们拥有自己的独特价值观。在所有学科中，似乎只有史学可以公然声称无关现实。不过，史学又常常宣示自身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港澳历史研究能否经世致用？我们的研究是否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例如，智库决策咨询的终极目标是为党和国家政策文件出台提供参考并深度参与政策制定。但是，港澳历史研究甚或整个港澳研究大概很难达到这一目标。象牙塔中的研究者恐怕绝少有校园之外的职业体验，很多高谈阔论体系、机制、权力、结构的大学教授，其管理经验不会多于一个中学班主任。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历程中，那些港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并非依据抽象的法学或政治学理论去建立和实现他们的目标，历史通常也仅是政策考量的背景因素之一。港澳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有的是职业革命家、政治家，有的是主政一方的政府官员，还有的是外交官、新闻工作者。这一群体不乏专业精英，他们中有法学家、经济学家，甚至院士级别的科学家。他们的实践经验，远非从校园到校园、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者所能企及。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法学，一些法学研究者亲身参与到香港宪制设计和管治实践，他们自有政策研究的条件和施展空间。但港澳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或许不能也不可能呈现为政策研究。况且，港澳问题政策性强、敏感度高，政策研究也一直由官方主导，是官方研究系统的主业，绝大部分学者甚至无从着手。港澳历史研究与“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践，理想状态当然是“学用相生”，心中潜影依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香港史课题组。但是，那是一个可一不可再的机遇期，往事不可追。
此外，在当前高校的考评体制下，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工作并非相互促进，反而变成了矛盾对立。其实质并非三项工作本身的问题，而在于考评体制被考评者和被考评者有意无意地误解、误用或滥用。简单来说，考评最终呈现为表格，只有把三项工作折合为论文、项目、奖励、批示的形态才能填入其中。考评的功利化导致研究者的工作不再围绕所要探究的学术问题，而是关乎能否填入表格，因为唯此才能带来认可和收益。港澳研究的许多工作是很难填入那些逻辑乖张、形制教条、量化为主的表格中。港澳研究往往内容敏感而难以把握，发表困难众所周知。在“不发表就出局”的高校考评逻辑笼罩下，研究者生存艰难，遑论发展。在社会服务方面，绩效考评的依据是能否得到各级领导批示，姑且不论“唯批示”之偏颇，事实上，港澳研究的许多社会服务工作不可能以得到批示的形式去验证其实际效果。至于教学评价，更是一言难尽，大多数评价标准与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学感受和教学效果，老实说，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真正尴尬的地方远不止这些问题。我们自诩的“占领话语权高地”“建构自主话语体系”往往有可能沦为“用大政方针解释大政方针”，这些“车轱辘话”不是学者应该说的，也不是学者擅长说的，国际社会更是无法理解。港澳研究只有坚持学术性才有可能在发挥智库作用层面独立地做出自己的研判。对于史学而言，更是要坚守“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的底线。道理是这样，不过，史学仍然要正面回答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能总以“无用之有大用”去搪塞人们的疑问。针对本人开设的“香港：历史与现在”通识课，我做过一个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历史所占比重过多，建议多讲些现在。这两年，我在不同场合听到一位前特区政府高官说：“法学研究已经足够多了，香港经济未来怎么办？”可惜，这一问题港澳历史研究也回答不了。既然港澳历史研究的经世致用可能无法呈现为直接发挥实际效用的政策研究，那么，它还有未来吗？如果有，方向又是什么？
为此，本期前沿特刊聚焦南京大学的港澳研究，在“学之探究”中介绍中国内地学界港澳历史研究的发轫和南京大学的起步，“发展历程”主要介绍南大香港研究所的建立及其工作，“未来方向”结合历史学和区域国别学视野对南大港澳研究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设想。
学之探究 | 中国内地港澳历史研究的发轫与南京大学的起步
南大的港澳历史研究，是中国内地学界港澳历史研究发展脉络中的一支。就内地学界总体情况而言，在历史研究中，港澳研究处于边缘。在港澳研究中，法学是主干学科，经济学、政治学亦有其相应位置，历史学则相对不太受重视。
最初对香港历史开展学术研究的是西方人士。1838年出生于德国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港英政府官员欧德理（Ernest Eitel，又译“艾德”）所著《欧洲在中国：从开埠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Europ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Year 1882）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曾任港英政府教育司的佘义（Geoffrey Sayer，又译“佘雅”或“塞耶”）著有《香港：诞生与成长（1841－1862）》（Hong Kong 1841-1862 :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出版于1937年，他的《香港：沉寂的年代（1862－1919）》（Hong Kong 1862-1919: Years of Discretion）在二战前也已完成。战后，颜德固（George Endacott，又译“安德葛”）在香港大学讲授香港史，他的《香港史》（A History of Hong Kong）于1958年出版，迄今仍堪称英文香港通史类著作“经典”。由于1841年以后香港的关键性文献，尤其是政府档案几乎皆由英文书写，西方学者得其之便，以总督施政、贸易兴衰建构起英帝国框架中的香港历史脉络。二战前后，许地山、简又文、罗香林、饶宗颐等在香港任教的中国学者以历史遗迹和古籍中的文献记载为史料基础，用类似“风物志”的形式，论述古代香港与中国内地密不可分的历史文化渊源。
尽管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范文澜等学者就提出推动香港史研究，但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内地只出版过一两本小册子。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和香港回归的迫切需要，构成推动香港史研究的两大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为内地香港史研究重镇，前者于中外关系史第二研究室中设立香港史课题组，并从英国购买殖民地部档案缩微胶片，耗费数万英镑，这在外汇储备稀缺的年代绝对是“大手笔”。香港回归前后，内地学者撰写的香港通史著作在两地中文出版市场一度热销，其中的代表著作有：余绳武、刘存宽、刘蜀永等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和《二十世纪的香港》、邓开颂等主编的《粤港澳近代关系史》以及刘蜀永主编的《简明香港史》等。
较之于香港史研究，澳门史则相对“小众”。不过，由于澳门是第一块被西方人占领居住的中国领土，有着400余年的“历史纵深”，澳门史研究源远流长。印光任、张汝霖编撰的《澳门纪略》出版于1751年，被普遍认为是最早的澳门史著作。80余年后，第一部英文澳门史著作《早期澳门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出版，它的作者是瑞典学者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中国内地的澳门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集中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以及南京大学。此后，上海、北京、福建等地学者也加入研究行列。
可以说，内地真正成规模、系统化、学术性的港澳历史研究，皆是从20世纪80年代展开的。原因显而易见，中英、中葡关于香港和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是港澳历史研究的最大推动力量，大批专业和非专业人士纷纷投身这一领域，港澳历史文化的论文和学术书籍累牍连篇，纪实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不乏大量“以文乱史”之作。1997年前后，港澳历史研究尤其是香港史，一度成为“显学”。只是这股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南大的港澳历史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谈到南大的港澳历史研究，就不能不说黄鸿钊和陈蕴茜两位先驱，他们皆已故去。黄老师生于1935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高校教师；陈老师生于1965年，是改革开放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
黄鸿钊老师是广东中山石岐人，那里近代以来就是“省港澳”（即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部分，这或许是他后来致力于港澳历史研究的原因之一。他于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转业后求学于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翻译系，于1957年肄业。一年后转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攻读本科及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国际关系史学科奠基人王绳祖先生，1965年留校任教。黄老师1986年12月至1991年1月任历史学系副主任，1991年晋升为教授，1996年退休。曾担任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等。
黄老师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史和港澳历史研究，据澳门基金会创办的“澳门虚拟图书馆”统计，他撰写及主编（含合著、合编）书籍35部、论文125篇。在港澳历史方面，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港澳大全》《澳门史纲要》《澳门简史》《澳门史》《中葡澳门交涉史料》《香港史》《香港近代史》等十余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其中，《澳门史纲要》曾作为高校历史教材，影响不小。2017年出版的《镜海微澜：黄鸿钊澳门史研究选集》是黄老师三十余年学术活动的总结，也是他对澳门发展历程的梳理，内容涉及澳门发展史、葡萄牙殖民统治史、中葡交往交涉史、澳门海外贸易史、澳门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相关重要历史人物。在研究中，他曾驳斥“葡人驱盗得澳”之说，指出葡人入居澳门是大量贿赂地方官吏的结果。黄老师年过80仍笔耕不辍，直到2022年仙去。他曾说：“通过研究拨开历史的迷雾，探明历史的真相，表彰先贤的业绩，感悟人生的真谛，使人感到无穷乐趣。既然历史有如此魅力，我又何乐而不为呢？”
陈蕴茜老师1983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港澳研究方面，她开设“港澳概论”课程，于1999年出版《港澳概论》一书。1997－2000年，她还撰有《论香港回归对两岸统一的促进作用》《澳门港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前景》《台湾对澳门政策的演变及前瞻》等若干篇论文。其中，《港澳概论》定位于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应当是陈老师多年授课和研究成果的结晶，用15章、300多页的篇幅分述香港和澳门的历史与回归前夕的状况，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多个层面。
港澳研究似乎并非陈老师的学术志趣，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个人教学研究需要配合院系学科建设和社会需要。陈老师留校任教正值90年代，此时南大历史学系从80年代起步的当代台湾研究方兴未艾，港澳回归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之一，人们迫切想要了解与祖国内地发展历程并不完全一致的台港澳地区的过往。加之南京与台湾和香港，皆有特殊历史渊源，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台港澳研究”一度成为南大历史学系学科重点发展方向。因此，陈老师担负起开辟新领域、开设新课程、培养相关人才的重担。她的相关研究也就不局限于历史，而是更侧重于现实。她通过研究呈现港澳地区独特的历史魅力，揭示“一国两制”深湛的历史逻辑，她应该是南大学人中第一位将台、港、澳三地历史与现实打通研究的学者。进入新世纪后，陈老师的研究逐渐进入新境界，尤其是她2001－2003年在哈佛大学及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访学后，转向以新文化史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2009年，陈老师出版了她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陈老师攻读博士研究生时以孙中山崇拜为选题，穷十年之功完成这部著作。陈老师后来未再专注于港澳研究，但之前的学术积淀或许给了她一些启发，例如，她曾在课堂上提及台、港、澳三地孙中山崇拜的异同以及三地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近代史记忆。陈老师教学与研究的魅力之一在于，她总能以共情的力量，推动人们跨越文化隔阂，去尊重和理解彼此不同的记忆与情感。2020年，陈老师英年早逝，哲人其萎，令人感伤不已。
随着港澳研究方向的设立，南大开始招收研究港澳历史的硕、博士研究生，吴志良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吴先生出生于广东连平，198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在澳门工作一年后，他获得奖学金，1986年赴葡萄牙留学，先后在里斯本大学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学学习。此时正值中葡关于澳门前途谈判，吴先生担任《澳门日报》特约记者，发回不少报道，记述葡萄牙政治和社会文化状况。留学归来后，吴先生进入澳门基金会工作，推动中葡学术合作，鼓励澳门学生赴内地读书，因此，他产生了继续深造的想法。1993年，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邀请，吴先生到访南京大学，结识著名历史学家茅家琦教授，此后，他在茅先生的指导下从事澳门研究，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吴先生博士毕业，博士论文以《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为题，于澳门回归前夕出版。后来，吴先生担任澳门基金会主席，在他大力推动下，《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清代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等相继出版，澳门学日益成为学者们深耕细作、具有全球视野的研究领域。
发展历程 | 香港研究所的建立与港澳历史研究再出发
港澳顺利回归，给人一种“Game Over”的错觉，内地学术界风光一时的港澳研究，尤其是香港史研究成果呈现“断崖式下跌”。虽然仍有一些学人以某段历史或某些历史事件、人物为研究对象，但是，确实很难说，内地还存在着一个专业香港史研究群体。澳门史研究状况要好于香港史，原本就十分“小众”，加之回归后澳门“波澜不惊”，反而有利于转入精深的纯粹历史研究。
余生也晚，2003年进入南大历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时，黄鸿钊老师早已退休，陈蕴茜老师也已改换研究领域。当时，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硕士生招生目录中虽设有“台港澳事务”研究方向，但选择此方向的硕士生基本都是研究当代台湾和两岸关系的。我的导师是陈谦平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华民国史和中外关系史。谦平师鼓励学生根据兴趣确立研究方向，当时，研究国民党统治下的“党国体制”正是热门，我选择研究国民党如何“以党领军”，硕士学位论文以1927－1937年国民党军政治工作制度为研究对象。攻读博士学位后，我本打算将硕士论文选题继续深入做下去，谦平师建议我放宽视野，以中外关系史为研究选题。爬梳先行研究和史料时，我发现，在中英关系方面，太平洋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在香港问题上频频做出主动姿态，当时存在着一个收回香港的历史契机，但不了了之。因此，我以此为博士论文选题，得南大学术交流便利，攻读博士期间辗转海内外收集资料，所获颇丰。
人生有缘，2008年受香港利希慎基金会“内地优秀博士生访港计划”资助，我以“访问研究助理”身份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交流学习。居港期间，梁元生教授和卜永坚教授惠我良多。缘结香港，我有幸结识香港史研究权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蜀永先生。刘老师196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79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师从余绳武、刘存宽两位大家，毕业后在近代史所工作，是香港史课题组骨干。1997年7月1日前后，刘老师作为嘉宾与央视主播徐俐一起主持香港回归特别节目。退休后，刘老师赴港继续从事香港史研究，担任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香港志》副总编辑。私淑于刘老师，是我的幸运，正是在谦平师和刘老师两位恩师指导下，我由中英关系史入香港史，确立了研究起步的基点。
研究香港史，除了误打误撞的机缘巧合，也是学术和现实交汇，提供了契机。就学术而言，南大学人有研究中英关系史和香港史的传统，在研究方法上强调中英文史料的比照对应，尤其注重档案史料的研读。上世纪30年代，王绳祖、蒋孟引两位前辈学者负笈英伦，他们利用英国外交档案与中文资料相互印证，分别留下《马嘉理案和烟台条约》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两部史学名著。茅家琦先生于198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也正是沿循这一传统的力作。前辈先贤，成就斐然，后学驽钝，只能望其项背，然而，心中潜影如是，依然渴望在学术研究中继承这一传统。就现实而言，香港回归之后，一度如日中天，虽经2003年跌宕，至2008年前后，似乎一切重归向好，香港居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攀至回归后新高峰。然而，居港半年，因有切身体验，深感香港社会之复杂。香港中联办首任主任姜恩柱曾说，香港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诚然如此！回归后，“一国两制”成功实践，香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我隐约感到香港社会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
留校任教后，我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增补后，以《无果而终——战后中英香港问题交涉（1945－1949）》为名，于2014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补内容的《国民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处置（1937－1949）》作为“香港文库·学术研究专题”第一种，于2017年12月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当年12月14日，出版社在香港中环三联书店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并邀请我做专题演讲。两部拙作，基本还是延续南大中外关系史的学术传统，将香港问题置于中英双边关系框架中研究。同时，我也试图揭示香港特殊社会生态形成背后的中英角力。从2011年起，我在南大开设“香港历史专题”全校公选课，借授课契机，迫使自己持续关注香港问题，观察“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有感于香港历史上社会风波不断。1925－1926年省港大罢工长达16个月，曾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工潮，亦是香港迄今为止持续最久的社会动荡。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20余年，香港虽然经济飞速增长，但普罗大众未能及时分享到发展成果，社会动荡频仍，此段历史，学界罕有研究。故此，我申请并成功获得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战后香港****件与港府对策研究（1945－1967）”。那一段时间参加学术会议，有些同仁惊讶于还有人研究早已“过气”的香港史。对此，我回应说，从历史上看，香港从来就不是一座“风平浪静”的城市，恐怕还会有波折。
果不其然，2014年，延续79天的非法“占中”事件发生，香港问题再一次走入人们视野，关心香港的人似乎变多了，相关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经刘蜀永老师推荐，我成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2017年，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之际，鉴于回归后有关香港历史、政治与社会的研究明显不能满足政府与公众需求的情况，为恢复南大港澳研究的学术传统，已经由系改院的南大历史学院于当年7月成立香港研究所，并任命我担任所长。研究所的成立在海内外引起一些反响，“大公网”“紫荆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做了报道。需要说明的是，香港研究所是学院提供的虚体平台，和大学中的许多研究机构一样，是“无经费、无人员、无地点”的“三无”研究所。也就是一个老师，带几个研究生，基本上是用自己申请的竞争性研究经费做研究。
此时，香港史书写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日益严重，特区政府推行国民教育遭到挫折，国家历史框架中的香港史书写遭到一些人讥诮，还有个别激进人士要求建立一种聚焦于本土身份、拒斥国家观念的历史叙述。这种观念在香港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催化之下变得逐渐激进，最终导致本土分离史观的冒起。几本非专业人士撰写的香港史论著，带有明显的分离主义倾向，更有甚者公开声称其著作就是要为“香港民族”书写“民族历史”。相关书籍暗合部分香港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心理，成为香港社会动乱的思想和心理诱因。内地和香港的几位历史学者呼吁正视这一现象，全国港澳研究会委托我们针对这一新情况进行研究。在学院支持下，我们组织召开了“新时代香港研究的进路”学术研讨会，来自港澳和内地的与会者就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此外，需要着重说明的是，香港研究所成立之后，于2018年9月从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的李庆老师来南大任教，澳门史研究也开始恢复了。李老师于2009年进入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系，师从戚印平教授，专注于16至17世纪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并完成了一篇有关传信部与中国礼仪之争的硕士论文。毕业后，他于2011年前往澳门大学历史系，师从澳门学奠基人之一的汤开建教授，深入研究早期澳门史以及16至17世纪的东亚海域史，逐步将研究重心从宗教传播史转向东亚海域的贸易史。李老师自言，他的学术历程似乎暗合了当年葡萄牙人所追寻的两大目标：天主教徒与黄金。李老师来南大任教后，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香港研究所成立之后，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呼吁并参与建立国家历史框架中的香港史论述体系，同时，从中国近现代史视野重审香港史价值。二是探索对港澳社会讲述国家历史、尤其是新中国历史的合适路径。我们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件事情。
在研究方面，我们逐渐聚集到一个问题：香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究竟是怎样一种角色？这一问题受徐国琦教授启发。徐教授提出用“共有历史”（shared history）的视角研究中美关系，有次他来南大参加会议，和我们说，也可以将“shared history”用于一个国家之内，例如讨论香港历史，探索香港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对此，他还举出香港留美幼童周寿臣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五千多年文明史、八十年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多年奋斗史三个维度指出，香港同胞一直以来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其中，第三个维度的学术视野即是党史中的香港史，这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学界在既往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较少涉猎。
如何从党史框架中理解香港历史？对于20世纪的中国，再没有比中国共产党更重要的政治力量，尤其在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新国家支柱，凝聚为统率一切领域的领导力量。并且，中共从建立之始就没有离开过香港，且最终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在1997年之后责无旁贷肩负着掌控“一国两制”发展方向的重任。从参与建党到筹备建国再到改革开放，香港在中共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段历史未得到整全、充分的学术研究。如今，1949年之前的中共香港地区革命史已基本“脱敏”，我们遂于2022年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香港地区革命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9）”。我们注意到，英美等国的公私藏档中，有不少涉及到中共香港革命历史的文献。例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确立联合英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并在香港付诸实践，中共游击队与英美盟军在香港并肩作战，相关情况在英美两国的军事和外交档案中都有记载。时任英军服务团团长的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Lindsay Ride）和时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的传教士欧戴义（Merrill Ady）也都留下了详实的个人资料。以这些文献为基础，结合比对中文史料，我撰写了《抗战时期中共国际统一战线在香港的实践》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其实，1949年以后香港爱国阵营的研究也许更有现实意义，香港学者吕大乐等有一个重要观点，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香港爱国左派是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系统，与港英政府治下的主流社会平行共存。我以为，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爱国阵营的引领者，本身也内化于香港社会，成为其政治生态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推动香港社会发展的力量。然而，这一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尚未“历史化”，有许多史学研究无法触及的禁忌。
在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香港历史专题”在开设十年之后升级为学校通识课“香港：历史与现在”，更新后的教学内容，更加重视对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讨论。此外，我们参与了学校台港澳办开设的“台港澳青年文化大讲堂”课程体系的设计和教学。我们培养的硕士研究生，大多以香港史为研究方向，毕业论文选题包括香港中共党组织沿革、香港与太平洋战争起源、冷战初期香港与新中国国家安全、20世纪70年代香港社会运动，等等。
2019年香港发生“修例风波”，香港研究所受到各方面重视，针对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提供有关港澳现实状况的观察报告、为来苏港澳人士授课、参与涉港澳政策咨询等工作任务接踵而至。2019年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第一，承担有关部门多项内部涉港澳课题，提交调研报告，参与政策文件制定的咨询工作。例如，我们就香港新开设“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中有关学生赴内地参访的内容，设计并优化香港青少年来苏参观考察方案。第二，接受媒体采访，参与舆论引导工作。“修例风波”期间，新华社就相关问题对我进行专访，新华社的内部调研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示。当时，我也参加了全国港澳研究会应对香港时局的一些研讨活动，并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时评。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我接受中新社、中评社、凤凰卫视等媒体的采访，就国家历史框架中香港史论述体系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中的成就与问题等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三，从2019年开始，我连续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南京大学国家事务研习课程”授课教师，讲授香港与国家安全相关内容，并参与课程体系优化调整工作。这些年，我还应邀为来访的港澳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开设有关香港以及国家历史文化讲座。此外，各级统战部门也找我开设有关香港问题的讲座。第四，经刘蜀永、刘智鹏等历史学者不懈推动，香港修志工作在香港回归20多年后终于启动，《香港志》各册于2022年开始陆续出版，填补了香港一个多世纪没有地方志的空白。我们也参与到香港修志的咨询和研讨等工作中。
未来方向 | 历史学和区域国别学的对话及启示
现如今，随着香港局势由乱到治的实现，中国内地港澳研究的大趋势总体又开始转冷，不过，港澳历史研究反而有了一些复苏的势头。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开始恢复香港史研究。但是，当下国际香港史研究的主流，仍然在英语学术界。2022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成立香港史研究中心（Hong Kong History Centre），号称“全球首个专注研究香港历史的学术基地”。据相关网页介绍，该中心由毕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和江伟欣博士担任联合总监，承续布里斯托大学于2015－2022年开展的香港史研究计划，该计划曾先后支持7名博士生及4名博士后人员的研究工作，促成大量学术论著的发表和出版，并曾在中国香港、英国及加拿大举办过多个学术研讨会。中国学界的香港史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南京大学的港澳研究未来需要拓展升级，真正做到经世致用。从史学角度而言，也许深化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提供未来的方向。
第一，史学的价值之一在于伟大的共情，而共情的前提是理解他人。内地研究者因缺乏“在地”经验，往往无法“内化”或“内在”地理解港澳地区。港澳历史研究或许可以回归“以人为本”的史学命题，去观察、理解以港澳为中心连接的人们。走向世界的中国劳工、川流东亚的各国革命者、息影于此的政要名流、开枝散叶的商绅大族、昌明国粹的南来文人、“认中关社”的“火红”一代、投资兴业的商界精英，以及无数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默默一生、埋头揾食的平民百姓。港澳这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大剧，溶入到每个个体悲喜的生命史中。或许惟有从个体生命的角度，才能揭开长久笼罩在这方土地之上的功利面纱，理解港澳社会复杂而纠结的家国情怀和身份认同，从而抛开宏大叙事去追寻共有的价值和尊严。
第二，史学的资料敏锐度仍是其他学科不具备的，故纸堆中仍有现实问题的答案。政策研究虽非史学之长，但研究者对中短（近）期历史（十年到五十年左右）的“复盘”或许可以提供某些重要启示。例如，相当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英国档案已经解密，给予研究者重审中英在香港问题上博弈及得失的契机。档案揭示的往往是表层历史之下的波谲云诡，英国香港政策的决策机制、英国管治香港的系统与手段、英国在谈判中的策略运用、英国在过渡期的政治布局，这些问题的答案隐藏在档案之中，需要研究者仔细、耐心爬梳。在冷战时代英美情报档案中，不难发现中国国家安全中香港的特殊方位。发掘这段历史，也有助于香港社会理解维护国家安全的意义。
第三，帝国、殖民与去殖是世界历史历久弥新的主题。到19世纪晚期，世界上八成以上的领土被西方列强瓜分，沦为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发轫于英国的现代化也随之散播世界，香港问题产生于这一历史进程。法律和现代化是帝国的统治“技艺”，英帝国借此合法化侵略和掠夺并重新定义文明与野蛮，在香港建构起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肩负既要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又要实现现代化、建设富强国家的双重使命。中国收回香港并实施“一国两制”，含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指向与承诺，是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话语和反帝反封建实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把“钥匙”。
第四，“一国两制”浸透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需要从大历史和长时段去理解。坚持统一、承认并尊重差异性是古代中国的政治遗产。新中国为和平解放西藏达成“十七条协议”、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一纲四目”设想，都对“一国两制”具有重要启示。“一国两制”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高度混合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世界仍处于冷战格局下，中国却率先退出冷战，不仅宣称两种制度可并存于一个世界，亦可容忍甚至倡导两种制度并存于一个国家。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来看，“一国两制”丰富了人类文明内涵，为文明对话提供了制度性桥梁，拓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途径。
业师陈谦平教授一直强调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的国际化特性。犹记2024年春，王逸舟教授来历史学院调研港澳研究时的讲话，大意是港澳研究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领域，港澳兼具国内区域和跨境区域属性。现在想来，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也许可以为港澳研究“突围”提供新空间。就历史角度而言，晚清民国时期的“省港澳”就是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身。那时，铁路和班轮就将广州、香港和澳门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紧密连接在一起，“上省落港”“驰名省港澳”是彼时当地人们挂在嘴边的话。而港澳起初因鸦片贸易和南亚地区关系紧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香港还流通卢比，印籍警察自成一体，港澳帕西商人实力雄厚。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淘金热、种植园经济和兴建铁路，大批华工从香港流转世界各地，港商通过贸易将华南与美西、东南亚、澳洲紧密相连，称太平洋为“Canton Lake”。20世纪上半叶，香港是各国革命者往来东亚的枢纽，1930年越南共产党在香港成立。20世纪下半叶，香港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塑料玩具和塑料花产地之一。随着参与改革开放和回归祖国，至21世纪，香港从“jump starter”逐渐升级为“super connector”（冯炜光先生语）。这些变化不仅包含人们通常印象中代表经济全球化的香港中环，据麦高登（Gordon Mathews）估算，2007－2008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约有20%的手机来自九龙尖沙咀的重庆大厦，他把这一现象称之为“低端全球化”。跨区域流动的人群规模巨大，2019年香港有近40万名外籍家政劳工，其中55%来自菲律宾，43%来自印度尼西亚。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价值之一，在于推动中国对世界的深入理解，港澳的历史和现实，很多具有世界性意义。港澳的价值在于它们是中国的“例外”，“一国两制”保障的自由开放是这一区域最重要的标签，国际化仍然是港澳有别于内地其他城市的最大优势。倘若能继续保持上述特色并使国家安全得到维护，港澳地位无可替代，未来仍有无限可能。如何能实现这一前景？关键在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港澳应当识变、应变、求变。然而，“一国两制”容易被狭隘理解和简单解读为“不变”，这种思维的实质是把将来定位于过去，将历史作为现在追求的未来目标，它不符合从古至今人类的历史实践。史学强调时间，区域国别学强调空间，这两个学科对变与不变辩证理解的时空逻辑可以在“一国两制”实践中不断对话，由此提供启示。或许，这就是港澳历史研究真正的价值所在。
学人简介
孙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HNC）兼任教师。担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系江苏“紫金文化人才培养工程”文化优青培养对象。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政治史、外交史以及香港史。2018年和2024年两次获得南京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