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佳 | 学科与经验研究之间：《区域与国别之间》简评及延伸

【作者简介】梁永佳，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吴小安教授的《区域与国别之间》是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前后的一部力作。书中论及了区域国别与华人华侨研究的诸多重要问题，精细的论述不乏智慧的火花，每次阅读都有不小的收获。本文将以该书的几章为线索，回顾某些重要的论述，并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一般问题做一点拓展。

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专注于学科方法论，探讨了多个重要议题，包括“东南亚研究与东南亚华人研究”“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以及“华侨华人学科建设的反思”。这些论述不仅厘清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脉络，还为后续学科的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下编则转向专题个案研究，深入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形成、中日与东南亚的历史互动、华人社会的结构、方言的传播以及家族的社会功能等。这些个案研究不仅丰富了理论视野，也为实践提供了具体案例。

尽管书中大多数章节此前已发表，但在书写过程中，作者重新进行了文字梳理，增加了新的内容，显著提升了全书的连贯性和可读性。在区域与国别研究尚未成为独立学科时，这本书就已经展现了高屋建瓴的学科视野，并针对学科建设可能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深刻见解，充分展现了一位历史学家非凡的学术功力。吴小安教授的这部作品，是区域国别学的奠基之作，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在《导论》中，吴小安准确地总结了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在国家战略层面推动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引领，以各主要外国语大学为主体、依托周边具有区位优势的大学而展开的新一轮外国研究与新一轮外语学院的学科调整。传统的名校、专业的外国语学院与具有区位特色的地方大学，三驾马车，鼎足而立。”（第2页）。吴小安指出了中国区域研究的一个特色：生力军是大国的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研究，这与国际上以亚非拉和全球南方为特色的研究相当不同。

吴小安认为，属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区域以及民族国家范畴之外的区域都可以称为“区域”研究。国别也是如此，美国主导的亚非拉范式和大国包含在内的中国特色研究，都可以称为“国别”研究。如果说这还算不上新颖的看法，那么吴小安对欧美区域研究的谱系追溯则十分有见地，认为存在三大智识来源。

“其一，欧洲以古希腊古罗马为本源，以语言、文本、人文为传统的古典学；其二，欧洲对于亚洲，特别是以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古文明为基石，以文本、考据、地理为传统的东方学。其三，西方殖民地和其他地区原始部落，以人类学为主要特征的殖民研究。”（第10页）

这三个智识来源准确地总结了当前国际区域研究的源头，前两个源头尤其容易被忽略。欧洲古典时代对世界的想象，如《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叙述看似久远，实则对今天欧美想象世界的方式有着奠基作用。例如，今天的“东方”“亚洲”“欧洲”“专制”“帝国”等表述均来自这个叙事。这不仅是区域国别的源头，更是欧洲思想的源头，是启蒙思想所激活的当代学术“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些想象与《圣经》叙事结合，形成了后来蔚为大观的东方学传统，即针对其他文明的经典文本研究、对世界的地理探索，以及对东方的专制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想象。全球殖民的过程固然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但不同的圣经叙事所引发的争夺，即伊比利亚大航海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新教全球播撒，同样是驱动地理发现的动力。1500 年左右开始的伊比利亚半岛殖民扩张，是教皇反制新教改革的手段。殖民者和传教士几乎对所到之处的人们都做过这样的评估：这些人是否以及如何改信基督教。他们如果有经典，那么这些经典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与欧洲的经典相提并论。像《论语》《吠陀》这样的东方经典，起初也是依据《圣经》里的观念翻译成西文的。

古典学和东方学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第三个源头，即“以人类学为主要特征的殖民研究”。萨义德在回顾东方学产生过程时指出，它构成了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诸多当代社会科学的源头。拿破仑对埃及的征服——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带回法国，并组织学者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这是东方学的一个开始，体现了一种“知道的意愿”，即通过了解对方而控制对方的意愿。早期对非西方社会展开的人类学研究，虽然有意摆脱殖民羁绊和基督教叙事，但它从启蒙时代一路继承下来的理性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神秘主义的思想传统，仍属于一种广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用查尔斯·泰勒的话说，1500 年以来的欧洲世俗化思潮，仍然是新教改革后与基督教共享同一语法的思想传统。这一套思想形成了一系列“社会意象”（social imaginaries），对于解读今天的世界构造有着奠基性意义。

吴小安论述的西方区域研究的三大传统，其实是一个源自希腊的、一以贯之的思想框架和术语体系，笔者称之为“希腊罗马认识域”。认识域（episteme）由福柯提出，指“在一个给定文化及其给定时刻，定义全部知识可能条件”。福柯认为，这样的“认识域只有一个，不论这些知识表达为理论还是被默默实践着”。在希腊罗马认识域中，知识的制造遵循一个固定的语法。想象世界的方式看似自由实则有限，我们熟悉的社会科学术语，大都是这个认识域的产物。就区域国别研究的欧美理论来说，以逻各斯结尾的学科探索，大都追求重新利用某个希腊概念。人类复杂多样的支配形式被还原成各种以“-cracy”结尾的希腊文术语。治理得一塌糊涂的“失败国家”只因存在形式上的选举而荣膺“民主”行列（如当代索马里、20 世纪 90 年代的卢旺达），而联姻家族以政教互补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体制不管多么有效，一律称为寡头政治（如沙特阿拉伯）。事实上，区域国别研究中，仅仅形容当代政体的政治学词汇，就很少走出过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理想国”。用怀特海的话说 :“对构成欧洲哲学传统最可靠的一般描述就是 , 它是对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脚注。

如果经验世界无限复杂，而社会科学能看到的部分只占极小的比重，那么这一套术语体系就不能被视为唯一的体系。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学术脉络的当数“后殖民”研究。1978 年萨义德出版《东方学》后，区域国别研究中出现了强烈的“后殖民”和“去殖民”倾向。其中，南亚学者和阿拉伯学者对以往区域国别叙事的解构相当成功。例如，庶民研究的代表人物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就在《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尖锐地指出，印度的历史一直被解释成失败或者缺失的历史，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革命。这本身就反映了原有的大历史观的内在缺陷。他主张将单一进程的进化史观（第一种历史）和特殊历史的后现代史观（第二种历史）结合起来，重视“翻译”（translation）和“转换”（transition），鼓励历史研究重视不同“在世存有”之间的翻译能力。简言之，他主张不能简单地用欧洲的概念理解南亚，但可以将南亚本土的概念“翻译”成外部可以索解的经验。查克拉巴蒂的观点对很多中国学者来说应该可以感同身受。例如，很多中国史专家都意识到，我们惯用的那些从日语借用来的分析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贴切地理解史料。

正是因为后殖民研究的努力，如今用当事国学者的眼光解读自己的历史已然成为某种学术研究的政治正确，似乎西方学者天然有着殖民主义的原罪。但这种主张对于区域国别研究来讲是致命的，因为它拒绝了跨文化、跨时空研究的可能。去殖民或者后殖民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纠正原来的殖民想象，发掘那些不受重视的过程和数据。但是这些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希腊罗马认识域”的产物，其思想源头仍然来自葛兰西、汤普森、福柯这样的左翼学者，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他们所宣称的“去殖民化”。换言之，区域国别学仍然像吴小安所说那样，依赖三大智识来源。

格雷伯和温格罗在《人类新史：一次改写人类命运的尝试》里犀利地指出，很多历史上和今天的社会现象都很难用“近乎粗浅”的术语来解答，因为当代智识传统迫使我们用帝国的语言来解答问题。这种语言已经暗含着解释，似乎只有用这些术语才能理解远方的社会一样。实际上，现有的辩论几乎无一例外源自古罗马，来自罗马法术语。的确如此，我们常用的分析性词汇、描述性词汇，实际上已经隐含了结论，这是难以克服的。我们不仅习惯于用各种“-cracy”形容世界政治体制，也习惯于用欧洲经验描述所见一切，例如国家（state），仿佛它是一个不言自明且贯穿人类历史的现象。但细究下去，会发现“国家”只是政治学家的某种预先定义，并不见于经验世界。查尔斯·蒂利就将“国家”理解为“具备强制力的组织，不同于家庭和亲属组织，国家在一定领土上的某些问题上，清楚地比其他组织具有优先地位”。按照这个定义，或许只有今天的排他性领土组织可以称为“国家”。英国在很长时间内算不上国家，波斯、蒙古、巴比伦、印加、施鲁克、巴厘、日本各“王国”“帝国”可能也算不上“国家”，因为它们并没有所谓的“领土”概念。那些自称“无远弗届”的帝王，虽然号称自己统治宇宙，实际控制区域却只有方圆一百米左右。它的官员只是名义上忠于它的土皇帝、大名、万夫长、节度使。总之，当我们用支配、阶级、性别、占有、流动、结构、族群、能动性、财产等概念分析自己和他人的时候，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些概念其实只是古罗马帝国对自身社会的描述概念，以及那些概念的延伸。我们把它们拿来描述分析全世界，就像《红楼梦》里的史湘云用“阴阳”谈论一切事物一样，不算错但也不能说都对。

因此，当吴小安继续论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应该仅仅对标思想市场里那些“大理论”。历史的终结、修昔底德陷阱、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对当代学术有重大影响的理论，都有更为根本性的源头。它们来自一个久远而持续的学术传统。它们固然是被希腊罗马认识域中的元叙事所塑造，但其严谨程度和开放格局，又是任何其他替代性努力都应该感到望而生畏的。它们固然有战略意义和实用考量，但其思想基础和学术脉络，又是任何现实考量都无法涵盖的。一味说明中国例外，或者仅从实务角度论述中国利益，有可能让新兴的区域国别学流于注解现有欧美区域国别研究的境地，无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如果希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别开生面，就不能仅仅做例外性论述、实用性考量，而是需要自己的底层逻辑。问题是，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我们是否有自己的“古典学”“东方学”“人类学”？这些是否引起了区域国别学家的注意？我们能从《荀子》《水经注》《真腊风土记》中吸收什么养分？

吴小安用“之间”二字巧妙地点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希望采取开放的态度，将中心与边缘、霸权与弱势、固定与待定、明确与模糊、交叉与平行等问题都纳入区域与国别研究，希望包容区域研究并超越区域研究。他期待的是出现好的专题研究（monograph），“一个不变的原则是：某一学科的深厚基础、经验个案的深度研究始终是无法回避的，地域、族群与文化的空间基本依托，依然是无法回避的。”（第17页）笔者同意这一主张。就现有的研究队伍和资源导向来说，写出一系列基于扎实田野研究的专题研究，恐怕是这个学科目前最现实的选择。

正是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吴小安展开了他对华侨华人研究的论述。本书的上编大致可以总结为“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华侨华人研究。

“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看似针对同一区域，实则来自不同的脉络。南洋研究是一个以华人和华文为基础的研究脉络，可以上溯到 1927 年的暨南大学和 1956 年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在新加坡则可以上溯到 1932 年《星洲日报》和 1940 年成立的南洋学会以及 1956 年成立的南洋大学。南洋研究承袭了中国史学界的史地研究传统，其背景在于南洋地区的大批华裔移民。吴小安认为，南洋研究一开始就是以研究华侨华人为特征的，也是以中文、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的。许云樵、姚南、张礼千等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笔者心目中还要加上陆地东南亚研究的先驱人物方国瑜）。南洋大学、新社、亚洲学会、华研中心等机构和当地华文出版事业成为南洋研究的支撑力量。

与此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东南亚研究”则以英文为基础。早期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美国的亚洲学会都有设在新马的分支和针对东南亚的期刊。1968 年，新加坡成立的“东南亚研究院”和 2001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的“亚洲研究院”（笔者曾在此供职四年有余），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东南亚研究基地。吴小安认为，东南亚研究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国族建设考虑和现实取向。除了新加坡，很多东南亚国别的研究水平，明显呈现国际水平高于国内水平的状态，如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国际水平就高于印度尼西亚本土学者的水平（近年形势则大有改观）。但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南洋研究，同样无法抵御东南亚研究的规模和质量，逐渐式微。如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本地区域研究，已经明显呈现东南亚研究主导的模式。

在这个背景下讨论华侨华人研究，很多问题都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对于一个相同区域来说，南洋研究只是想象这个区域的一种方式，更有活力的研究当属以英文为主要载体的东南亚研究。虽然后者崛起的时间同于甚至晚于南洋研究。由于有英国、荷兰、法国的东方学基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康奈尔大学等高校为基地的美国社会科学的强力参与，东南亚研究已经迅速拉开了与南洋研究的距离。东南亚华人学者早已“出走”南洋研究转向东南亚研究，有的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奠基性学者。例如，在英文学界开创华侨研究的历史学家、95 岁高龄的王赓武先生，他当年的很多主张在今天仍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南洋研究重视华人、中文文献，沿袭史地之学，依托有限的研究机构；东南亚研究则重视各种人群和各语种文献，有成熟的欧美社会科学支撑，有强大的资金和机构支持。两者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差距已然毋庸置疑。

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必然要消化东南亚研究的知识体量，超越单一语言研究和简单的口号重复。对于华侨华人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吴小安教授的忧患意识溢于言表：“华侨华人研究，远远超越了以中国为传统坐标来界定的，以政治意识形态或先验的地域文化血统论为导向的，以密封的或孤立静止的华侨华人个人、家庭和社区层面为唯一研究要素和分析单元的学科范畴。”（第 68 页）他接着说，华侨华人研究“不应该是宣传的、主观的和误导的；在宏观研究框架上，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中心的、没有居住地国家与社会为现实依托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共同体；在具体的研究范围、对象和形式上，更不应该是大而空的、明显于经验（empirical）材料收集和分析无法操作的剪刀加浆糊的拼凑；不应该是学界常见的冠以‘学术研究’的、实际却往往是通俗或朴素意义上的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人物故事、宣传报道、总结报告或者其他杂烩”（第 69 页）。这个评论既尖锐又令人警醒。

吴小安以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再次指出了专论研究的重要性。他本人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留学期间，完成了《马来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华人家族商业网络（1882—1941）：吉打州和以槟城为中心的地区互动背景下的考察》。该研究详细分析了华人社区的包税制度、稻米贸易、法律纠纷、典当行业等，考察了华人家族商业网络的地方权力关系、与马来国家的关系。该研究横跨欧亚两洲，系统查阅了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档案、马来亚最高专员署档案，以及大量的通信、中英文报纸、年鉴、判例等，此外还收集了在福建和广东的族谱、墓志、方志等。这个研究几乎穷尽性地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原始史料，最终形成了一部英文专著。

正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之上，《区域与国别之间》的上编论述了大量对照性的甚至模糊的概念，如华侨与华人、中国与中华、中国人与华人、华裔与离散中国、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等问题，并就文化关怀和比较视角展开了独到的论述。总体上，这些论述都是在“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的张力之间展开的。例如，吴小安对“文化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辨析，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这一概念的政治性，超越了大陆几乎不加审视地接受“文化中国”的做法。再比如，吴小安对华侨华人特征的归纳，很大程度上区别于现有的论述。他认为，华侨华人文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风俗、传统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但并没有体现祖籍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完整性、多样性与制度性。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融合型、开放性的多元文化，其本质是一种重商的、资本主义文化，一种移民社会的边缘性文化。仔细忖度，这样的判断对于华侨华人研究有着相当大的启示作用，让我们警惕那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和叙事。

从 2005 年开始，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先后工作了 12 年。我的研究虽然没有涉及传统的华侨华人研究，但耳濡目染也对这一领域有所反思。我很赞同吴小安的判断，认为当代的华侨华人研究必须在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之间找到一定的平衡，尤其要消化浩如烟海的东南亚研究成果。这个挑战是巨大的。一位中国东南地方史领域的著名学者就说过，他一度动过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念头，但经过长达一年的文献梳理之后，发现需要彻底搞清东南亚历史。这对于一个年过六旬的学者来说，任务过于艰巨，只好作罢。这是智慧的选择。也从反面说明了，现有的华侨华人研究需要消化的研究成果何等艰巨。实际上，即使在英文学术内部，也时常有“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割裂的慨叹。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奥斯本在写作《东南亚简史》的过程中，就抱怨那些研究华侨华人的西方学者自成体系，不愿意跟东南亚研究充分融合。仅就区域国别研究来说，以华文为主要文献来源的史学家，不仅很少使用丰富的英语、荷兰语、马来语材料，甚至对东南亚各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也所知不多。

例如，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我们很多学者会天然地认为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有着强烈的故土情结。这一看法固然有很多证据，但反证同样很多。有些同样是海外地方政治经济环境中的人，早已融入了当地社会，失去了对故国的记忆。日子过着过着就变了，这原本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土生华人（peranakan）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马来词，类似“血统”，大致指生在马来群岛的、习俗已然当地化的非穆斯林人群。多数土生华人的母语已经是洋泾浜化的马来语、英语、荷兰语、暹罗语、爪哇语，但仍然过中国节、穿当地化的中式服装。他们内部的差异很大。其中，生于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槟城、马六甲的土生华人最有名，他们自称峇峇 - 娘惹，这都是马来语。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很少且都是男子，他们会跟当地人通婚。据说，很多爪哇、巴厘、武吉士的女奴被运到马六甲和槟城给华人华商做配偶，但是她们往往很高兴，因为婚后经常能得到尊重。她们不懂中国的习俗，但又会根据丈夫的意见变通，在磨合的过程中为家庭带来了新的文化样态。她们就是最早的娘惹，丈夫就是最早的峇峇。峇峇 - 娘惹的人口多起来了，也互相通婚或者嫁给新来的华人，形成了很大的势力，有的富甲一方，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精英人物。李光耀就是一位有土生华人血统的客家人。

峇峇-娘惹普遍富裕，穿着用具都很讲究，很讲融合。他们的烹饪融汇各地特色，在东南亚闻名遐迩，称为“娘惹菜”。土生华人代表了海外移民的一种存在形式，即华人与当地文化高度融合后的新形式，中华文明与马来、印度、暹罗、欧美文明在他们身上高度融合，又不失自己的中华特色。在土生华人看来，那些我们熟悉的、以方言宗亲为基础的移民是“新客移民”，跟自己不一样。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称这个现象叫“克里奥”（Creole），就是某种融合，似乎还不是很贴切。土生华人融合了各种文明的要素，形成了新的身份，而不必有那么强的“根”的感觉。今天我们习惯于“纯而又纯”的身份是很晚近的观念。其实，那些表示纯正的各种要素，仍然是杂糅的结果。

类似土生华人的很多海外移民已经基本与当地人同化了。例如，菲律宾就有加入天主教的“美斯蒂索”华人；沙特阿拉伯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穆斯林群体定居。美国有很多当年华工的后裔。他们今天已经不会说中文，也忘记了祖籍甚至姓氏。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已经融入了印度教的神灵体系。土地神、财神就跟印度教的象头神一样摆在路边，而不是像中国民间宗教那样尽量盖一个小庙。泰国也有很多华人成为当地人，甚至成为当地军政要员。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时期，很多华人不能接受华文教育，改成了当地的名字。但是，这些高度当地化的华人，同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要素，他们自己未必有意这样，甚至毫无察觉。但是，主观上失去故国记忆，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再传承源自中国的文明要素。这些要素是渗入在衣食住行里的，会默默地传递，不一定要表达成文学艺术、哲学思想这些所谓的“高级”文化形式。

吴小安将华人华侨研究放在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两个脉络中考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领域的成绩和不足。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之间”的原因所在。东南亚是民族国家情绪相当弱小的地区，华人华侨也是中国社会中相当边缘的群体。两者的历史叠合需要更为细致的研究手段，融合南洋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两个脉络，这是上编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

如果说上编反复强调华人华侨研究对东南亚研究的观照，那么《区域与国别之间》的下编则是落实这一主张的一个个文本。该部分的六篇文章均对东南亚历史文化背景有高水平的论述，涉及东南亚国家形成、中国与东南亚、日本与东南亚、中华性与华人社会、移民族群与认同、槟城家族个案。笔者将评述两个章节。

第8章“试论东南亚国家与国家形成：形态、属性和功能”，探讨了东南亚现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吴小安认为，东南亚现代国家的形成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民族主义的经典论述认为先有民族而后有国家，东南亚则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国家成立之后，国族建设才真正开始。吴小安准确地指出现有国家理论的缺陷（笔者前文提出的蒂利的国家理论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注脚），认为早期东南亚国家由于地广人稀，“国家强大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不是对领土疆域的控制与扩张，而是对人口劳动力的控制。巫术、占星术、仪式庆典活动、个人魅力等，一直成为早期东南亚国家重要统治手段”（第 169 页）。16 世纪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东南亚早期国家的遗迹已然所剩无几，且早已被人们遗忘。似乎，国家从来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织。知名的王国如吴哥、蒲甘、满者伯夷、扶南、占婆、室利佛逝，要么占据港口，要么深居山坡，但都称不上久远绵长，甚至昙花一现。国家也并不致力于好大喜功，而是象征性的展演和辐射性的合纵。曼陀罗、星系政体都是些松散的政治组织。

当殖民者到来的时候，连这样的国家都所剩无几。殖民者所建立的殖民地是通过彼此的欧洲条约划分的，并形成了东南亚现代国家的雏形。这一时期国家的共同特色是“无主权”。每个殖民地国家就像是一具无头的躯干，附庸于遥远的帝国中心。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当地汲取资源，并因此产生了对移民劳工的巨大需求。在这个体系中，“被大量引进的外国劳工，如华人和印度人，他们自己的族群内部事务本质上是自治的，殖民主义统治者并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把它们整合到东南亚地方政治管理体系中。殖民主义列强把东南亚各殖民地更多的是看做行政单位，而不是主权意义上的国家”（第 182 页）。

随着我们熟悉的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东南亚国家纷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吴小安侧重指出这些国家的特征：第一，各国制度大相径庭；第二，种族冲突不断；第三，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建国进程中作用巨大；第四，国族建设挑战巨大。其中，吴小安对国族建设与伊斯兰教的论述尤其精彩。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它与马来西亚的合作与冲突对理解东南亚历史乃至整个民族主义问题十分重要。马来西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把伊斯兰教确立为国教，而印度尼西亚则极力将伊斯兰教非政治化。其后果，“在战后建国进程中，马来西亚确定威胁来自国外西方阵营，而印度尼西亚则认为威胁来自国内的伊斯兰教。这种判断前提的决然不同，也造就了结果的惊人差异”（第189页）。吴小安指出，在马来西亚，尽管伊斯兰教与马来穆斯林群体在政治文化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华人和印度人一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保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与印度尼西亚华人备受歧视的处境大相径庭。尽管马来西亚也有种族骚乱，但从未发生过印度尼西亚那样骇人听闻的排华事件。这一解释相当有见地，有效地说明了华人在马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巨大区别：将威胁视为来自西方的马来西亚，华人反而有自己的空间；而将威胁视为来自内部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则数次成为替罪羊群体。

第12章“移民、族群与认同：东南亚华人方言群的历史特征与发展动力”，着重考察了方言群体在东南亚的特征。今天，在殖民主义背景下的方言群体有着类似族群的政治经济特征，其职业形式深受殖民政策制约。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独立，方言群体身份越来越淡化。这一章是在大量的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于理解东南亚华人的社会肌理有着总体的借鉴意义。例如，客家人在锡矿开发中发挥的作用、海南人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在东南亚的结社、潮汕人独特的民间宗教、东南亚国家抹平华人方言差异的努力等。

不同于很多相关课题的研究，吴小安特别重视对所用学术概念的理论梳理。他在这一章里特别讨论了族群问题，认为“族群是一个原生性与情景性统在、排他性与多元性并存、历史性与现代性兼具的概念”（第206页）。由于现代人类社会移民浪潮、长距离贸易、工业革命、欧洲殖民主义、印刷资本主义、民族民主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等大进程和大事件，族群越发承载着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和历史的多重含义。就亚洲来说，“现代亚洲国家（日本除外）从未寻求理解境内各种族群体的差异性而进行所谓的科学分类。在亚洲民众的感受里，族群间的差异更多地基于文化而非基于生物学上的分类”（第207页）。这个容易被忽略的看法特别有意义。它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要从方言群体角度讨论族群，而且解释了为什么族群与种族在亚洲和欧洲有不同的背景。初到东南亚的人会很快发现，族群和种族基本上可以互换，但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在东南亚兴起之后的观念。在此之前，方言的族群特征非常明显，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海南人不仅长期没有彼此认同，甚至成为敌对的群体。因此，从族群角度探讨方言群体，的确抓住了理解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的要害。

奠基海外华人研究的王赓武先生说，他不同意把海外华人看成 diaspora（散居），坚持用“侨”字。“侨”在英文里叫 sojourn，指“逗留”，很符合海外华人的自我定位。“散居”原是形容犹太人的，指失去故土、遍布世界、却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人群。王先生说，海外华人没有失去故土，也没有排他的信仰，而且大都希望叶落归根，至少离开时如此打算。就算终究客死异乡也很少忘却故土。笔者自己也有这个印象。我看马来西亚的华人墓地，比较英国牛津郡的犹太人墓地，发觉彼此的“时空感”大不一样。海外华人墓碑上几乎都刻着祖籍，犹太人墓碑上却刻着标志信仰的大卫星。“侨”是暂时居住的意义，并不是定居，更不是无家可归，这种共同心态不得不说是理解海外华人的关键。

但在今天，随着老一代华人的故去，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则更多地认同自己的所在国身份。Chinese 也更多地成为一个与当地政治经济有关的概念，有着所在国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基础，与中国的联系反而在当地没有那么突出。在新加坡的华人，正式说法是“华族”，是一个基于新加坡多元种族主义建国理念所构建的、具有法律地位的群体。它是一个基于简化字和普通话两种与新加坡移民关系甚少的要素而拟定的整体，更多地体现了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尽管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很多世代，但在法律上属于马来人的客人。与被称为“大地之子”（Bumiputra）的马来人相比，华人在土地所有权、升学、参政、考取公务员等方面都处于弱势。他们拥有马来西亚公民身份，却属于“二等公民”，按人口比例分配而不是按业绩分配的“固打制”将他们有体系地排除在公共资源之外。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对国家的忠诚性长期受到质疑，因不信仰伊斯兰教而被边缘化，多次成为骚乱中的攻击对象。这一简单的比较可以为本书众多个案研究做注脚，说明当地视角对理解华侨华人的重要性。

再举一个例子。2011 年以来，新加坡民间围绕武吉布朗墓地的拆迁引发了较大争议。反对拆迁的当地人宣称武吉布朗是中国之外最大的“华人墓群”（Chinese cemetery），有着巨大的文化遗产价值。从外部来看，这是一个华人认同对抗发展主义的案例。但仔细考察他们展示的证据，则不难发现活动分子重视的是华人文化的地方特征，例如华人文化与印度、马来文化的和谐共处，华人与新加坡的国家奋斗之路的密切关系等。大家反复论述华人（Chinese），但几乎没有人提及中国（China）。实际上，很多华人墓地的后人，包括新加坡最高政要，早已不在乎自己祖先的源头和归宿，甚至在拆迁之前也不及时来认领祖先的骨灰。因此，理解武吉布朗华人墓地的拆迁争议，并不能从故国眷恋的角度入手，而是要看新加坡当时的地方政治纠葛、看民众对移民政策的抱怨、看选民对执政当局的疲倦。武吉布朗墓地拆迁争议对执政党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并引发了诸多新加坡内政的转向。新加坡就此放弃了用移民维持人口规模的政策，并收紧了移民法规。

《区域与国别之间》的下编，不仅将视野拓展到东南亚当地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框架，而且也捕捉到当代华侨华人的认同变迁。每个章节都有实实在在的分析和基于分析的见解，展现了将华人华侨研究从南洋研究拓展到东南亚研究的主张。其中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章节更展现了作者的这一关怀。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东南亚为中心的华侨华人研究。这正是人类学学者推崇的方法——“从当地视角出发”。人都是生活在具体情境的，只有从他的视角出发，了解他的关切，才能明白他的选择和他的行动。转换研究视角、扩展史料范围、提升对话质量，应该是在区域国别研究的宏大框架下展开华侨华人研究的大方向。对此，笔者能体会到吴小安的良苦用心。

《区域与国别之间》是吴小安教授多年耕耘的汇聚之作。它的立意很高，体现了作者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总体思考。它的经验研究又非常扎实，将华侨华人研究拓展到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高度，可谓近年来少有的力作。笔者作为一名对东南亚研究有所涉猎的学人，尤其推崇吴小安教授将华侨华人研究与东南亚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也分享了一些这方面不成熟的体会。

从“区域国别研究”到“区域国别学”，意味着这个领域不再是各种涉外信息的大杂烩，而是要建立一个有自己的命题、对象、视野的学科。我们不能用“学科交叉”取代“交叉学科”，因为与成熟学科相比，区域国别学的数据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因为它还没有识别和收集数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个学科的立足根本在于能否识别“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现象。田野调查、采访政要、发放问卷、观察产业、读财报政令、分析诗歌档案法律新闻，都是做研究的基本手段。把这些研究算成跨学科研究，反映了区域国别学还没有自己的处理、收集、分析原始材料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在这个意义上，《区域与国别之间》既具备基于历史研究的综合研究特征，又展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探索性特征。

欧美的区域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文明通过对自身和域外的研究发展起来的，他们的原创动力来自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启蒙思想等关键时期。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囿于“中西二分”的思维，或奉西方为圭臬将中国问题化，或以“西学”为样板仿制中文新经典，或弃西方如敝履就中国论中国。三者均纠结于一个自我构建却不见于欧美的“西学”。

区域国别学让我们有机会考虑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笔者称之为“以中释外”，即用中华文明的原创思想解读中国之外的世界，并在与现有欧美学术对该地区的研究展开细致对话的基础上，探索自己的优势。既然经验世界无限复杂，那么这种转换文明认识域的方式就有可能让我们看到原有范式没有看到的过程、实践、结构等规律。这有可能助力区域国别学超越“交叉”话语，形成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甚至有可能探索一种中国自主的社会科学路径。只要坚持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与国内外同行辩论，就有可能识别出大量“自成一类”的独特现象，从而建构一个能以理服人、不必自说自话的区域国别学路径。这样做并不是搁置西文研究，而是主动将自己的研究置于已有研究的脉络中，论述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正是经验研究的学术本质，也是笔者从吴小安教授的《区域与国别之间》一书中领略到的那种研究，更是区域国别研究急需的、使一个学科立足的、高质量的那种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