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孙喜勤 | 区域国别学：热从何来？ ——《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述评

暨南大学张云教授的《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出版于2023年3月，距离区域国别学2022年9月被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仅仅6个月。从时间线上说，《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的出版，可能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这一重大事件的直接受益者，必将在区域国别学最终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的学科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按照众多学者的解释，区域国别学成为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级学科，是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脱胎于研究域外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由来已久，二十四史中大多数史籍都有《地理志》和《外国传》。《地理志》和《外国传》的内容，除记录各个朝代疆域政区内地理情况之外，对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经济发展等内容也有记录。正史除二十四史之外，还有一些官方文书：如实录、会要和通典等，补充了二十四史记载的不足。有些个人史地著作，比如三国吴的《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晋代法显的《佛国记》，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清代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谢清高的《海录》、徐继畬的《瀛环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对周边地区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情况有或多或少的记录。这些史籍中有关周边地区的记录，虽然按照科学研究的标准，算不上是规范的研究，甚至有些记录本身的准确性、真实性都值得探究，但它们的价值却不容低估。中国史籍对周边地区的记录，不仅时间悠久，而且记录的连贯性也很强，还有结构严谨、叙事紧凑等优点，要说中国对周边很早就开展了区域国别的研究可能不太准确，但要说中国很早就已关注周边区域，大致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这些史籍中有关周边区域的记录，即使算不上规范研究，但应该算得上是研究区域国别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贸易等重要问题的参考书目。

随着区域国别学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多，已经有学者开始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溯源”，有些溯源的结论多少有些惊世骇俗,说明区域国别学的热度虽然高，但学科的成熟度还比较低，人们对这个学科的认识高度有很大的落差。在人们对学科的认识还存在很大落差的前提下，区域国别学的骤然走红引来了很多学者对区域国别研究进行学理总结，从学科逻辑方面梳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基础，进而建构新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体系。

一、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

随着区域国别学被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很多学者开始从学科逻辑、研究的历史溯源、学科体系的构建等方面讨论区域国别学的内涵和外延，各种观点纷纷公之于世，令人眼花缭乱。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在“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公众号上撰文指出，谈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区域国别学的学科逻辑是什么？在赵可金教授看来，区域国别学的学科逻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的逻辑，另一个是实践的逻辑。关于区域国别学的知识逻辑，赵可金教授并没有给予直接界定，而是道出了建立区域国别学的直接动力是来自对两个霸权的反对和两个优势的借助。两个霸权，一个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的英语霸权，另一个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政治学理论霸权。反对这两个霸权，一来可以为非英语、非通用语种的教师提供一个成长空间，二来为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提供新的平台。两个学科优势，一是经济学优势，二是历史学优势。经济学是显学，整个学科的容量非常大，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研究有利于迅速壮大区域国别学的阵营。中国的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史有着深厚的积淀，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的靠山。区域国别学今后的建设方向，应该就是借助两个优势挑战两个霸权。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实践逻辑，赵可金教授认为，实践逻辑来自中国“走出去”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实践需要，而要实现“走出去”和提高国际影响力的目标，需要区域国别学的武装，要满足这种政治逻辑的需求就要建立一个区域国别学学科。总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是一个基于知识体系的建设，也是一个基于实践需求的建设。

江时学认为，在学术界，“区域和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是不加区分的。这一观点本身就反映了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一些学者从对区域国别学在西方溯源这个角度进行学科体系的概述，但角度一致，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关于区域国别学的起源，任晓提出：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得以迅速扩张，进而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原本孤立存在的各个区域逐渐融合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在“全球化”浪潮中，各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人们对外部区域的认知需求也日益凸显。因此，为满足人们的基本知识需求，推动对外部区域的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殖民活动，其中不乏对土著的奴役和对土地的移民垦殖。与此同时，大量的传教士、医生、政务随员、教育工作者，以及慈善组织成员等，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世界各地。这些人员从不同角度对当地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观察、记录与研究，从而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早期“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欧洲多个国家的汉学研究，以及随后人们所称的中国研究，均是按照这一路径逐步发展与壮大的。钱乘旦将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根源追溯至18世纪。在他的观点中，这一时期的西方正广泛地进行殖民扩张，覆盖全球。

出于对殖民地的治理需求，以及对异族文化的浓厚好奇，西方学者开始深入探索和研究殖民地的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这一学术探索催生了如“东方学”和“埃及学”等新兴的学术分支，这些学科即为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韩东育持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初起源于西方，特别是美国，随后逐渐传播至东亚地区。

从源头上看，区域国别学，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是体系复杂的一门学科。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复杂性，一是体现在学科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上，二是体现在学科人员的复杂性上。以中国的东南亚学为例，中国的东南亚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起源可追溯到近现代时期，举凡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和著述，都可以归入中国的东南亚学这个学科当中，尽管区域国别学这个学科的名称出现得很晚，但东南亚学的出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到21世纪初叶，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的东南亚学形成了一个体系庞杂的学科。从研究的内容看，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国别研究，如印度尼西亚学、泰国学、越南学、缅甸学等；二是地区研究，如东南亚史研究、南洋史研究、东盟研究等；三是专题研究，如东南亚政治体制、东南亚经济发展、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东南亚殖民主义、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从事东南亚学研究的人员既有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学术背景，还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具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学术背景。现阶段，中国的东南亚学，研究队伍遍及中国南北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研究领域遍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语言、民族、民俗、文化、教育、宗教、军事、华侨华人、国际关系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

二、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的二元化

关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历来有不同的认识，且多为二元化的区分。例如，有关东南亚学研究，学者大多以“软科学”“硬科学”加以区分。张玉安将东南亚学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包括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文学、历史、宗教、民族等在内的人文学科，二是包括东南亚国家政治、外交、安全、经济、法律在内的社会应用学科。人文学科是“软科学”，社会应用学科是“硬科学”。从从事这两个学科研究的人员规模看，从事“硬科学”的人数远多于从事“软科学”的人数，这也符合历史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总趋势，因为经济（包括科技）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相较于对东南亚学的“软科学”和“硬科学”的二元化区分，有学者对区域国别学进行了“对策研究”和“基础研究”的划分。对策研究的重要作用，是因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紧密结合时代进程，回答高质量发展和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和现实功能。区域国别学的对策研究同时也是应用研究、战略研究，它们的功能或者价值，体现在服务、引导、评价等诸方面。对策研究在区域国别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与赵可金教授所提出的区域国别学的实践逻辑是相符的，那就是区域国别学的出现，观照的是中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现实需要，对策研究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支撑，反映的也是这种需求的强盛。基础研究，指的是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用来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在区域国别学当中，很多学者都在强调要正确处理对策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从学科建设的平衡角度看，这种强调是必要的，我们的区域国别学应该坚持“重视基础研究，加强应用研究”的方针。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固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但人文和历史等基础性研究同样也不可忽视。学科建设需保持均衡、全面的发展态势，可以有重点，但不可有偏废，不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否则学科的发展也不会长久。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差异，因此，一个研究者，很难同时做到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样熟稔的地步。区域国别学必然要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大板块，两大板块的平衡发展，才是区域国别学健康发展的根本。

三、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与区域国别学的兴起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与全球化进程的变化息息相关。按照《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的知识逻辑，全球化发轫于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原有的近乎隔绝的世界、不同区域因为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而产生了日益密切的沟通和交流，这样就产生了全球视野下的区域认知。由于认知的不同，区域性的治理实践陆续在近代化、全球化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成熟，到21世纪，形成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进而形成了不同的区域治理模式。在这种形势下，不同地区的区域化实践远远超出了传统区域研究的理论视野，“区域治理”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这个学术概念，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还是公共政策和政策实践的工具。

全球治理的最近一次变化，是冷战的结束。按照《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的观点，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的表现形式逐渐从整体转向局部，区域单元有了更多的独立性，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开始了以区域为单位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区域化”成为国际关系的一种新发展态势。各种类型的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在后冷战时代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战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冷战格局（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相对独立于两个阵营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解构和重构，区域治理的新实践，催生了区域主义（地区主义）的浪潮。在各种区域组织不断探索适合本区域的治理方式的过程中，各种冠以区域名称的区域主义理论应运而生，比如欧盟区域主义、东盟区域主义等，反映出区域治理理念的多样性。对于这种状况，《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认为“区域治理”这个概念容易被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容易被滥用，学者难以在研究范式上达成一致。区域主义（regionalism）、历史主义（historicism）、现实主义（realism）、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区域研究中纠缠不清，各执一词，各领风骚，这说明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区域治理”不仅需要更加规范的学科阐释，还需要通过新的区域案例进行观察和研究。

“区域治理”还有一个特点，治理实践往往走在治理理论的前面，其中，东盟的“区域治理”尤为典型。东盟“区域治理”形成的一些独特模式，比如“政治合作优先、先政治后经济”模式，“亚洲价值观”治理模式，求同存异的“东盟方式”，这些都是先有实践然后才有理论解释的范例。因为有了东盟“区域治理”模式的独特性，学者甚至把东南亚当作区域的样本。张云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一书中，认为是东盟塑造了东南亚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塑造了东南亚区域的“国际社会化”进程，然而在东南亚这个地区，民间社会基本上感受不到东盟的存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学者在解释东盟的时候，许多理论范式显得缺乏解释力，显得顾此失彼，理论往往容易“搁浅”。现实主义学者推崇的制度化安排，往往推导不出东盟的成功是制度化安排的必然结果，而建构主义虽然能够部分解释东盟的成功，但它强调的观念和文化规制，对东盟物质性力量的脆弱性估计不足，也有悖于支撑国际关系的权力法则。在特定范式无法解释东南亚的“区域治理”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对不同的学科元素进行系统的整合。

所谓整合，就是要通过一种系统的思维对东南亚研究进行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再建构，而在再建构的过程中，区域治理可以作为学术工具，把不同的行为体统合在一个区域系统当中，提供一个从整体上观察东南亚区域合作及区域内行为体互动关系的学术路径。

在区域国别学逐渐成为“显学”的背景下，学科体系的整合显得越来越重要。冷静地看，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整合，不是简单地分割蛋糕，而是要形成各个学科的科学配置，通过科学配置，形成内涵明确、外延清晰的学科体系。在区域国别学研究样本的东南亚研究中，围绕区域治理的研究，始终是东南亚研究的一个核心。在论述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理论框架时，张云首先对东南亚的历史编纂与“区域”塑造进行辨析，指出，东南亚的历史编纂，特别是作为整体史的东南亚史的编纂，实际上就是东南亚区域塑造的过程。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东南亚，它的历史书写呈现出明显的当代史特征，也就是说，东南亚历史是建构出来的历史，而东南亚这个区域，又是在建构区域史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东南亚区域史的编纂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的一批史学编纂者在有限的文献与史料基础上，开始搭建东南亚历史的整体框架。这批学者当中，来自西方的史学家，比如乔治·赛代斯（GeorgeCoedès）、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他们编撰的东南亚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主要反映的是东南亚“印度化”时期的历史，尽管高估了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但第一次确立了东南亚史的基本范式，为后来的东南亚史的编撰提供了启示与借鉴。霍尔以及后来的约翰·卡迪（JohnCardy）、尼古拉斯·塔林（NicholasTarling）等学者都是通过对《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的批判，转而强调东南亚区域的本土元素“村社社会”是东南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以此来搭建东南亚史的基本框架。霍尔的《东南亚史》和尼古拉斯·塔林的《剑桥东南亚史》都比较关注东南亚历史的本土元素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一个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史框架被建立起来。

区域知识最初产生于地理学知识，来源于用一定的标准在地球表面划分的地理单位。区域史的建构，直接奠定了区域知识的基础。随着区域知识的不断丰富，区域知识逐渐扩大为“环境—人文系统”，形成现在的知识体系，也就是区域研究的多学科基础。现在的区域研究反过来又对区域的划分产生新的影响，区域划分的依据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特质也成为划分区域的依据。与此同时，区域研究的学科体系出现了另一个发展趋势，即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发展与普及。张云教授列举了几个这样的研究范式，比如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新地理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乃至“区域合作”“区域主义”“区域一体化”在区域国别研究中都能各领风骚，经济学的演绎和数学推理、国际关系的结构分析、社会学的新功能主义等新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推动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张云对区域治理的理论探讨还包括区域研究知识论的批判、“区域”单元的发生学意义。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可谓对目前区域国别学研究所处地位的精确判断：“虽然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研究领域自主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国际关系研究具备了统摄不同学科的前沿性，区域单元具备了突破学科专业主义的潜质，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具有发生学的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摆脱传统学科的单一性，向多元、多维、多向的方向发展，从而不断适应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

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还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那就是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理论创新热潮消退的尴尬局面，区域国别研究更多地转向公共政策领域，国际关系学科越来越与区域治理的实践趋同，区域国别学所涉及的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问题研究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叉。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具有导向意义的理论研究通常被称为国际政治研究，它是在全球层次上的以“国家”为元单位的国际系统的研究，区域国别学着重研究区域和国别，应用的是诸如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理论方法，重新回到国际政治研究的原点。表面上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方法沿袭的还是国际问题研究的方法，并不具备认识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基于此，张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面对两个关系微妙的问题：一方面，国际关系知识是普遍和客观的；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知识的来源、生产和服务又具有区域国别的特殊性。同样地，就国际问题研究中的国际政治知识而言，它与区域国别学的关系也是如此。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将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理论和范式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四、区域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领域

张云在《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一书中，第一次把区域治理当作一个专门的学术概念和研究范畴，从而有别于过去那种区域治理研究被零星分散在多学科的学术丛林里的状况，也改变了区域治理概念的应用被虚化和模糊化的状况，这在研究范式上算得上是一次创新。在东方语境和西方语境中，“治理”一词很早就已经出现，且词义也比较接近。在汉语世界里，“治理”一词的重点在治，即强调管理和统治，在西方，治理的本义是管理，引申出来的意义大抵都是围绕管理而形成的，其中就包括管理的艺术这种富有新的时代特征的词义。至于区域治理，它大致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当作全球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种自然延伸。其中，东盟等新兴区域的治理由于与传统的区域（如欧盟）治理有一系列的不同，因而形成了新区域主义和对新区域主义理论的探究。新区域主义是传统的区域主义向深层次、多维度方向发展的结果，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新区域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种多边合作的一体化形式；二是新区域主义强调区域内聚力和区域认同等政治理念的建构。随着人们对新区域主义研究的逐步深化，随着区域治理的不断深化，以区域治理为核心的区域国别研究，越来越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性，从而成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工具，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运用。

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独特性是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东南亚区域治理在长时段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多元治理模式，比如国家主导的一元模式、公司引导的市场模式和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市民社会模式，这三种模式在东南亚的区域治理中各自发挥作用。张云对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特点进行了总结，认为在东南亚区域治理中，东盟这个框架发挥了中枢的协调作用，带动并引领了其他治理层次的治理框架的参与。从治理框架的制度层面来看，欧盟和东盟分别代表了两种治理模式，欧盟依托理事会、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形成的“刚性制度”来进行区域治理，而东盟则依靠组织机构和会议机制构成的协商和交流体系等“软性规制”来进行区域治理。东盟的一系列规制带有弱制度、协商性的柔性特征，更多的是一种合作意向的表达，对效果的追求则没有那么强烈。实践证明，“东盟方式”这种治理方式显然更适合东南亚的区域特性，为区域事务的治理孕育出新的规范和原则，既能保证不同治理单位（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也能体现协同合作而非强制的治理精神。这种“软性规制”代表了东方外交智慧，是认识因素在亚洲环境的再建构，是保障东盟从复杂多变的亚太局势中突围的“软权力”。有关“东盟方式”，还有不同的总结和解释，比如不让渡国家主权的“协商民主”方式（以区别于欧盟那种部分让渡国家主权的合作方式）、“亚洲价值观”等。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其他特点，还体现在以下方面：比如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参与主体与被治理客体不平衡，东南亚区域治理借助但又不倚重“域外力量”，东南亚区域治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如何评估东南亚区域治理的成效，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要做到东南亚区域治理效果评估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需要有一个前提：东南亚区域的整体性，更多地体现为建构主义的产物，它是东盟通过制度安排才产生出的区域认同，因此，在评估东南亚区域治理的效果时，不能忽视东南亚区域认同基础薄弱这一前提。在对东南亚区域治理效果进行评估时，要注意到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特殊性，这是张云一再强调的。评价东南亚区域治理的效果，既要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在东盟搭建的区域制度框架范围内来分析，又要充分考察各个单位在不同框架中的作用，还要考虑这种进程多大程度上推动了区域认同。在考察东南亚区域治理时，需要同时注意它的四个维度：东南亚治理单位的多元性；治理单位的互动能力；区域治理的“国际社会化”过程；治理单位的连结性。从这些维度来看，东南亚区域治理在操作中表现出“对当代各种区域整合模式的抗拒，以及对东南亚合作特色的坚持”，这是需要肯定的地方。尽管相对于东盟三个共同体目标（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东南亚区域治理存在决策缓慢、效率低下等不足，但作为一个后发地区，东盟能在亚太大国关系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维持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局面，应该被视作区域治理的成功范例。

《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的最后两个部分，一个通过案例研究的形式来拓展东南亚区域治理的历史演进过程和治理框架的地域特色；另一个通过比较与拓展，将东南亚区域治理放在国际关系大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这些都是区域国别研究经常用到的分析方法。虽然常见，但张云所作的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关系分析，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基本建构起一套比较系统、完善的区域治理分析框架，以东南亚的区域治理理论和实践，为今后的区域国别学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从这个角度上说，张云以及他的《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足以在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史上留下厚重的足迹。

实事求是地说，张云的《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将研究重点放在东南亚的区域治理之上，正是当前区域国别学亟待强化的领域。过去的东南亚学，多重视国别研究，相对忽视了对东南亚这个区域的整体性的研究，《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将东南亚的区域治理提升到全球治理的样本高度，突出它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在东南亚整体性研究方面无疑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力求兼顾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某些方面难免显得顾此失彼。例如，对东南亚区域治理的理论分析，多是借鉴已有理论，比如运用制度主义、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来解释东南亚区域治理，缺乏基于既有理论的创新，而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更高目标。再如，在对东南亚安全治理案例的分析当中，对东盟在柬越战争中的协调作用评价过高。实际上，柬埔寨问题最终能够得到政治解决，取决于冷战末期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东盟的区域协调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以柬越战争来作为东南亚安全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多少有点儿牵强。相比之下，东帝汶危机中东盟的主导作用就更为典型，以此作为案例就显得合理得多。

区域国别学正在成为一门“显学”，它的“热度”来自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长期坚持和成果的累积。中国有着长久的研究区域国别的传统，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是应对国际局势动荡变革的必然选择，也是区域国别研究当中的政策研究功能得到认可的一种表现。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基础研究，为这一新兴学科提供了学理基础。所以说，区域国别学热潮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这门学科的综合性和特殊性，共同促成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几代学人的持续努力，终于结成了一级学科这样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