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王建斌 卢雪花 兰佳晶 | 语言、文化与民族性格

周敏：语言文化视域中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王建斌：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德”之何来

卢雪花、兰佳晶：交融、博弈与平衡：语言外壳下民族文化个性的演变逻辑与发展路径

【编者按】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会局限于自然资源地理或政治经济军事之类硬实力”，还会深入探究这些“高政治”议题背后的“软实力”。本期刊载的是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为此组织的一次专题对话的精彩内容。三位长期在国内高校从事外国文字、语言和文化教学科研的专业人员，为我们展示了区域国别研究这一方兴未艾领域之又一特色拓展路径，以及他（她）们的独特思考和建议。

周敏 | 语言文化视域中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围绕语言与文化差异，语言与人类存在及语言与民族身份，本文探讨分析了语言文化在区域国别学建设和理论建构中的核心性和基础性作用。进而指出，区域国别学学科化之后，要从“致用”转变为“求知”，否则将会重走东方主义的老路。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以一种看起来非政治化和区域化的方式，达到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政治化的、崇高的目标——构建中国的全球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语言；文化；民族身份；区域国别学；全球文化领导权

【作者简介】周敏，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化理论、加勒比文学、区域国别学。

非常感谢王逸舟主编的邀请，“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是个很大的话题。应该说，无论是在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领域、世界史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等，都是一个被经常讨论的话题，这种“经常性”，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意味着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更意味着要就这个话题谈出新意，也是不容易的。不过，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语境是区域国别学，作为这两年最为热门的“新兴”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一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学科的发展更是如此。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国地区，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提供信息，美国政府开始大力资助大学的区域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得到了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政府资助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的大量资助，美国多所大学建立了专门研究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中东和东欧的中心和研究所，包括中国不少学者都访问过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始建于1955年）。这些研究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通过提供对这些地区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见解来为美国海外战略利益做出贡献的专家。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就囊括了一批包括费正清、傅高义、孔飞力等在内的汉学家。对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日中国来说，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意义是无须赘述的。从学科建设过程来说，区域国别学十年前以“国别和区域研究”位列外国语言文学学科。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中，首次将“国别与区域研究”纳入外语学科，与外国语言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共同构成外语学科的5个领域。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被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明确其“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外国语言文学”隶属“文学学位”，自然也属于区域国别学的范畴。而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领域，其二级学科方向并未单独列出，目前普遍的做法与“外国文学”下的学科分化一样，按照特定的区域展开，比如“英国文学”“英国区域研究”等。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界定是：“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与区域发展进程的理论和实践，提倡与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相关学科的交叉渗透”。根据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所述：“区域国别学的任务，是打通原来分属于各独立学科的知识领域，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规律和走向，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显然，学科化的区域国别已经不是简单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作为研究领域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的学科要义乃在于打通和交叉，打通是手段，交叉是目的，统合是效果。打通也好，交叉也好，统合也好，都离不开语言和文化这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毕竟，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是我们了解世界的起点，与各地的历史和现状都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在一国一区域之DNA里的核心要素，因此是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各个学科都有密切关系的一个点，从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的视角切入区域国别学学科思考，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建构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语言文化的相关理论应该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理论来源之一。

对于以学科交叉为核心的区域国别学来说，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应该得到充分认识。首先，语言文化是通往区域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最佳通道。没有语言文化的支撑，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该地区的政治经济背景、社会习俗和价值理念，不可能构建对该地区的全面认识。只有掌握该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研究者才能与当地人展开有效沟通，获取第一手资料，开展深入研究，才能验证信息真实性及理解地方特有的表达方式。一手资料的阅读必然能够加深对该区域的历史理解，帮助研究者更准确地理解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毕竟，大部分历史文献、文学作品、法律文件等都是用当地语言编写的。其次，了解一个地区的语言文化可以帮助研究者更精确地解释数据、情境和行为，避免误解和偏见，提高研究质量和精准度。而且，只有掌握了该区域的语言文化，才能对与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进行比较，洞察跨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模式，加深对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差异的理解。因此，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中，语言文化不仅是学科研究的对象之一，也是该学科建设的重要工具和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区域也好，国家也好，离开对它们的语言文化的所有研究，无论是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经济研究，还是文学研究等，都必定是浅薄和牵强的。这是因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更是文化的载体和基础。文化是民族个性的来源，也是民族个性的重要表达，民族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语言文化得到强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文化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出发点，语言文化理论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理论。

一、语言与文化差异

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看似老生常谈，实则错综复杂、常常在人们习焉不察中影响着彼此，塑造着对方。这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更反映了特定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和习俗，体现了一个社会的集体经验、历史和世界观。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语言是“人类作为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及其文化参与者用以交际的约定俗成的说话和书写系统。语言的功能包括沟通、表达自我身份、娱乐、表达想象和释放情感”。特定的语言往往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概念和观点。一种语言的词汇、语法甚至结构往往包含着文化规范和概念。例如，有些文化中一个概念可以由多个词语来表达，这也反映了此概念在该社会中的重要性。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今称因纽特人）的“雪”这个词汇。1911年，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其著作《美洲印第安语手册》（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的序言中首次指出，爱斯基摩人（今称因纽特人）用来描述雪的词语远比英语中的单一词语“snow”丰富，比如“aput”表示地面上的雪，“qana”表示飘落的雪，“piqsirpoq”表示堆积的雪，以及“qimuqsuq”指雪堆，等等。“爱斯基摩人有着数以百计有关雪的词语”这个说法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他们看雪的时候跟其他文化的人的感受不同。下雪时，一般人看见的只是雪，而爱斯基摩人就能够以大量及不同的词语去形容下雪的详细情形。爱斯基摩人虽然可以在若干选择中挑出形容雪的词语，但他们却不会将所有七个（或多个）词语通通归类成“雪”，因为对他们来说，每一个描写雪的词语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意思，爱斯基摩人使用大量丰富且具体的词语来描述雪，显然与其他文化中的描述方式不同。不仅仅是爱斯基摩语用丰富多彩的词汇来描述他们寒冷的环境，在许多方言里面，与海冰相关的词汇甚至更加丰富。人类学家伊戈尔·克鲁普尼克（Igor Krupnik）发现，在阿拉斯加威尔士的因努皮克方言中有大约70个与海冰相关的词语，比如“utuqaq”表示年复一年的冰；“siguliaksraq”表示的是海水开始结冰时形成的晶体拼凑层；“auniq”的意思是像瑞士奶酪一样充满孔洞的冰。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端和俄罗斯的萨米人也至少使用着180个与雪和冰有关的词语。从这些例子可见，语言与使用者的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同时，这种语言的丰富性也不足为奇，因为语言的发展，正是为了适应语言使用者生活中那些最为重要的想法和需求。“这些人需要知道是否适合在冰上面行走，或者是否会沉入其中”，北得克萨斯大学的语言学家威廉·德雷伊斯（William Dreiss）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或者更“索绪尔”一点地说，语言的能指，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区域国别的实用性角度视之，纯粹的对于“雪”或“冰”的词语的研究或许属于语言学家的自娱自乐，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则是，正如王逸舟教授为本次专题所设计的讨论问题，语言文化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和文化差异，是一个区域的价值观、信仰、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一面镜子。文化的差异在各种语言中都有着丰富的体现。以时间为例，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英语的人经常使用与金钱相关的词语来谈论时间（“save time”表示节省时间、“spend time”表示花费时间），这反映了英语文化对效率和生产力的重视。不同的语言结构也可以揭示不同的文化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我们知道，日语有着复杂的敬语系统，表明说话者和听者的相对社会地位。这些语言特征反映了这些文化中社会等级、尊重和形式的重要性。语言还可以反映某一社会对性别的文化态度。例如，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等性别语言都有阳性和阴性名词，这可以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相比之下，一些语言，例如，芬兰语和匈牙利语，不使用性别代词，这可能反映了更加平等的性别观点。语言还可以表达说话者与环境的关系。来自与自然世界密切联系的文化的语言通常拥有与动植物和景观特征相关的丰富词汇，凸显了自然对于这些文化的重要价值。根据不同语言中那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我们也可以看出，什么样的情感、价值观或经历是为这个文化所看重的。例如，丹麦语中的Hygge，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舒适、欢乐的满足感或幸福感，它的意思是营造温馨的氛围，与优秀的人一起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我们可以说，烛光的温暖光芒很Hygge；和心爱的人一起看电影——这也很hygge；与朋友和家人围坐在一起，讨论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很hygge。这是在丹麦文化中受到高度重视的一种生活。也许hygge可以解释为什么丹麦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同样地，日语特有的“wabi-sabi”（侘寂）概念，wabi-sabi取自日语单词“wabi”（“少即是多”）和“sabi”（专注的忧郁），指的是对尘世事物短暂性的认识，以及对带有这种无常标记的事物的相应快乐，其所代表的是一种以接受短暂和不完美为中心的世界观。侘寂源自15世纪日本茶道的美学哲学，是一种在不完美、无常和不完整的事物中寻找美的美学。总之，文化的差异在其语言和词汇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往往能体现出说话者的集体身份、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要想做好区域国别研究，坚实的语言基础一定是必不可少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应该对自己的目的区域和国家的语言非常熟悉，才能辨析各种地域文化的细微差异，很多时候，正是这些细微的差异，决定了我们的重要决策和观察的可信程度。

二、语言与人类存在

语言除了是文化差异的表达符号，同时也是人类互相交流的工具。符号表达也好，交流工具也好，其所反映的都是一种语言的工具论的思想。潘文国曾收集了中外68种关于语言的定义，其中，列宁关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这一科学论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交际工具说’最早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提出来的……后来列宁加上了‘最重要的’这个修饰语，再经过斯大林的阐发，便成了社会主义诸国对语言性质的经典定义，反过来又为西方国家所采用。”语言当然是工具，其实这一观点古而有之，可以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伽达默尔就指出，《克拉底鲁篇》就体现了柏拉图的语言工具论思想：“语言是工具，是对来自原型、事物本身这一类东西的描摹、制作和判断。”江怡也认为，把语言理解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为我们提供的起点，他的逻辑著作被命名为《工具论》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工具论的语言观相比，语言更是人类存在的本质，虽然这一点并未被广泛认识。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乃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存在者的“家”，因为它提供了存在者展现自身和被理解的空间。我们在世界的存在体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这是因为，世界正是通过语言才被揭示出来，而存在者也是通过语言来揭示自身的存在。语言是存在论的观点强调了语言的本体性作用，反映了我们在世间存在的方式，在语言中，我们才存在，语言和世界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不单是词汇和句子，还与我们对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的理解紧密相连。与海德格尔相比，伽达默尔的语言观似乎没有流传得那么广，实际上，他对语言的本体性讲得非常明晰：

语言并不是意识借以同世界打交道的一种工具，它并不是与符号和工具——这两者无疑也是人所特有的——并列的第三种器械。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但这和我们使用语言的词汇大不一样，虽说我们也是把已到了嘴边的词讲出来，一旦用过之后又把它放回到由我们支配的储备之中。这种类比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我们用学习讲话的方式长大成人，认识人类并最终认识我们自己。

显而易见，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不是工具，相反，语言先于自我和对世界的认识与表达。世界是人的世界，但是人的这个世界只有在语言中才能得到述说。“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的”,“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所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当语言的界限成为世界的界限，就意味着语言与存在的某种重合。关于语言作为人的存在的讨论虽然抽象，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语言与个体存在和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却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前文的讨论比较抽象的话，我们可以看看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在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与存在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微观和宏观，国外和国内的研究都有很多。比如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拉博夫（William Labov）在《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y，1966）中，通过运用统计学的控制变量方法，根据某些单词特殊的发音方式，研究其所反映的说话者的社会阶层。例如，他的研究发现，在纽约，年龄越小的人说的[r]音越多，并且说[r]音最多的是中产偏下阶层（lower middle class）的人，而不是上层社会（upper class）和中产偏上阶层（upper middle class）的人。对于其中的原因，他认为是对语言过于纠正（hypercorrection）造成的。在他看来，[r]音是上层社会的语言标志，中产偏下阶层的人非常急切地想要达到上层社会的语言标准，于是就在自身英语中刻意添加[r]音，因此导致不是[r]音的词语也带上了[r]音。拉博夫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一批语言学研究者，引发了语言变体使用者的语言态度与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热潮。这个例子说明，不单单是词语，甚至是发音方式都与个体的身份或阶层有关。

三、语言与民族身份

如果语言仅仅是工具，其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就是偶然的、暂时的，否定语言同一个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无法证明语言形式和民族个性之间的联系。在中国，否定语言与民族精神和文化之间不可选择的亲缘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五四前后直到三十年代一直流行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那句口号，表面上把语言文字问题提到了中国文化生死存亡的高度，实际上只不过预设了一个前提性的暗示：汉字是汉字，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抛开汉字汉语继续存在，甚至将得到更大的发展”。鲁迅先生当时提出的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看法，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都在它的语言里。语言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

笔者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最后一课》，印象非常深刻。这篇课文取材于19世纪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发表于1873年的一部短篇小说。故事发生在阿尔萨斯的一个村庄里。那时，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中失利，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划归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在这个地区推行德语教育，学校里禁止讲授法语。周日的早上，迟到的小主人公发现很多村民都来到了教室，老师韩麦尔先生也比平时穿得正式。原来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堂法语课，韩麦尔深情地告诉孩子们，一定要永远记住自己的语言，因为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语言，就掌握了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这部小说于1912年被胡适翻译成中文。小说传入中国之时，正是中国刚刚推翻帝制，五四运动前夕，《最后一课》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部分地区只允许当地人学日语，与小说中的情景类似，这篇小说更是引起了国人的共鸣。1920年，《最后一课》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白话文苑》，自此长期被收入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2016年秋季，《最后一课》被收入人教社出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也称“部编本”教材）。2017年秋季起，修订后的部编本教科书（简称“统编本”）将《最后一课》移出了教材。

《最后一课》的故事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充分反映了语言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彰显了爱国主义情怀的小说之所以被移出中国的教材，背后有着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小说所传达的法语是阿尔萨斯的语言有所不同的是，阿尔萨斯的语言和民族认同其实是错位的。历史上阿尔萨斯与德意志部分地区关系密切，后来经过了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洗礼，阿尔萨斯人受到社会契约与自由平等价值观契定的现代国家认同观念影响，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法兰西的一部分。1870年，拿破仑三世发起普法战争，结果普鲁士大获全胜。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签订《法兰克福条约》，获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无论是战败的法兰西还是战胜的德意志帝国都将语言作为凝聚爱国主义的重要手段。德意志帝国要求当地学校使用德语教学，而当地人坚持说法语和阿尔萨斯语，成为抵制德意志化的抗争手段，正如《最后一课》所表达的那样。阿尔萨斯这段复杂的历史恰恰反映了语言在身份认同和表达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充分说明了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不仅是研究工具，还反映了丰富的当地历史文化政治语境，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如果说阿尔萨斯地区的语言之争是表现为法语和德语之争的话，那么，当代的加拿大魁北克省，则因为语言而产生的身份认同问题直接影响到了加拿大的基本国策（多元文化主义）。在魁北克省，超过70%的人口是最初讲法语的移民的后代，他们的法语受到了同化的威胁。2011年，反对党魁北克人党（Parti Qurbrcois）的一名委员宣称：“多元文化主义不符合魁北克的价值观”（Multiculturalism is not a Quebec value）。时任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也承认：“在许多魁北克人的眼中，多元文化主义一词是讲英语的加拿大人强加于他们的”。基于此，魁北克省提出并实行间性文化主义以替代多元文化主义。与联邦多元文化主义下的“文化马赛克”不同，考虑到魁北克的历史，间性文化主义敦促移民群体把法语作为公共领域的共同语言，开放少数民族的文化空间，以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主流文化。

毋庸置疑，身份认同是“动态的”，形塑于历史基础之上，而又与现实紧密相连，如同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直接影响到个人、集体和民族的认同，在影响这些认同的因素中，无论是历史的、现实的，还是政治的、文化的，其中一个最难以被忽视的因素就是语言。

四、语言文化作为区域国别学的根基

通过对语言与文化差异、语言与人类存在以及语言与民族身份的简单探讨可见，对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来说，语言文化相关的研究绝不可偏废。语言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关系中一个更大的启示是，区域国别研究应该将全球视角视为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的出发点，因为只有全球视域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才具有普遍意义，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才能为国家提供更好的战略建议。我们必须认识到，区域研究不应该只是区域研究，因为当今的区域都是在全球化程度加深和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存在的。区域国别学，必须通过超越区域国别的研究自觉才能实现区域国别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区域国别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应该具有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的比较自觉，唯有如此，才能反映不断变化的全球关系，为全球事务的复杂性提供见解，为外交、经济和文化理解做出贡献。此外，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中进行区域研究，必须借鉴来自不同领域的方法和理论，包括全球化、后殖民和批判理论等方法。此外，区域国别学的建设应该秉承全球对话主义理念，充分借鉴域外经验，不仅在国内大学开展教学和研究，也要能把教室和课堂搬到对象区域和国家，在对当地语言、文化、经济、历史等的充分体验上，获得第一手资料，在学习他者的过程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把中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理念带到对象国，在培养我们自己的“外国通”的区域专家的同时，培养知华友华的“中国通”。毋庸置疑，这些研究都离不开坚实的语言文化基础。

坚实的区域国别研究，如果没有对象国语言的支撑，而多依靠英语翻译，甚至连坚实的英语底子都没有，只是根据翻译的信息，依赖作为旁观者的逻辑判断得出对于对象国的判断，其后果说轻了是隔靴搔痒，无法反映重要文化差异的语言的精微含义，说重了则是会误国误民的。1956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发表演讲时说了一句话，原文是“Мы вас похороним!”。这句话可以直译为“我们将埋葬你们”。然而，赫鲁晓夫的意图并非字面上的威胁，而是表达了一种信念，即共产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句话被翻译成英语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恐慌，因为它被解读为苏联对西方的直接威胁。实际上，赫鲁晓夫可能是在表达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胜利，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军事威胁。但这种强硬的翻译无疑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一个著名的例子与1963年6月美国总统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在西柏林的演讲有关。为了表达对西柏林人民的支持，肯尼迪说“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尽管大多数德国人能够理解他的意图，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Berliner”在某些德语方言中有“甜甜圈”的意思，会被误译为“我是个甜圈圈”。不过，这种说法并未如赫鲁晓夫的“我们将埋葬你们”那样引起更大的误解，因为在肯尼迪演讲的语境中，他是引用了两千年前“我是罗马公民”（civis Romanus sum）的表达，以此说明作为一个可以代表自由世界的柏林人的自豪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精深的语言基础，是难以体会并参与对这些“争议”的讨论的。这些重大的外事例子都说明，研究和理解不同区域所使用语言的细微差别，将能够有力深化和精细化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众所周知，1958年美国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NDEA）和外语与地区研究奖学金（Foreign Language and Regional Studies Scholarship，FLAS）都为语言和地区研究教育提供了大量资金，认为这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NDEA也促使美国大学建立了很多语言和地区研究中心。现在，美国区域研究倾向于将语言培训与特定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跨学科研究相结合，以便避免其发展过程中所遭受的批评，即美国的区域研究是为其地缘政治服务的，就像人们对东方主义的批评一样。

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的这些思考使我们认识到，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想产出不与各相关学科交叉就无法获得的知识，就必须从作为区域国别研究之基础的语言文化出发。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要成为大国之学，承担起服务国家之“用”的服务功能，还要成为大学之学，承担起构建知识生产和培养传播体系的“知”的学科建设重任。区域国别学能否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与“用”的结合，取决于如何以“用”促“知”，以“知”立“学”，“学”以致“用”，如何构建“知”“用”“学”的良性循环。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相关学科就必须走出自己的学科舒适区，要放下自我，移情区域和国别的实践场域，动态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对于区域国别学来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针对目标区域、目标国的研究，还需要将我们的相关区域国别知识与域外同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之间进行对话和交流，这其实对区域国别学提出了更高的语言要求。无论如何，作为建设之初的区域国别学，一定不能偏废语言文化训练。当然，语言文化训练的材料，则可与传统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不同，可以更多采用与区域国别相关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学科的语言材料来进行训练。从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其所秉承的，是以一种看起来非政治化的方式，达到我们最终想要实现的政治化的、崇高的目标，也就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以文化的方式实现真正的政治化——构建中国的文化领导权——的目标。

王建斌 | 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德”之何来

【内容提要】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本质特征。借助语言探究德意志民族的民族心理，了解其“文化立国”的主张，洞悉其对“精神生产”的特殊心结，对于在更深层面上认知这一民族有着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德意志；民族特性；文化立国；世界主义

【作者简介】王建斌，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德国研究。

“语言文化与民族个性”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切入点，而这些不同的点要想把它做好的话，需要我们有非常好的关于对方的思想史、文化史等相关知识的积累。我今天想讲几个点，这些点相互之间不见得有特别明晰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自己觉得它可能对于我们认识德语世界有比较重要的意义。我自己是翻译出身，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从事中德两国重大对话机制的翻译工作，如中德政府磋商、中德法治国家对话、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中国共产党和德国各个政党之间的对话。我的一些思考有一部分是从理论中来，还有一部分则来自我的翻译实践。

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德国是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源地，普通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正是在18—19世纪的德国形成的”。对于语言，尤其是语言观，德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奠基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有着非常精辟的表述。洪堡继承了康德的辩证思维，对于语言有三个二律背反的定义：

第一，语言是统一的，但是语言之间的差异又是无限的，这是第一个背反；

第二，语言是变化着的，但是语言又是相对稳定的。语言的变化，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够发现，但是语言的确也需要一定的稳定性，需要一定的规范化；

第三，语言是主观的，但是语言又是客观的。

今天我们在看现代语言学的时候能够发觉，其中很多根本思想都来自洪堡那时候对于语言所进行的哲学思考，而语言和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在德语世界里有很多非常好的表述，比如德国的语言学家施泰因塔尔（Heymann Steinthal）就讲，语言就是民族精神，语言就是一个民族的本质特征；格林（Jacob Grimm）自己也讲，“语言不是别的，它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遗产”。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发现为什么格林兄弟在自己一生中执着于两大事业。第一件事是收集整理我们所熟知的格林童话，而格林童话并不单单是为孩子们讲故事，还是借助童话构筑民族认同的方式。

第二件事就是1840年格林兄弟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之召，赴柏林主持编纂《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 von Jacob und Wilhelm Grimm）。该词典堪称当今世界上最早、最完整、历时最长的德语语文词典，格林兄弟在世时仅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词目，直到1960年方由民主德国语言研究所的专家续写完成。该词典篇幅浩繁，总计三十二卷。格林兄弟的这一壮举其实质意义是在通过语言构建民族国家。而在此前，马丁·路德从1522年至1534年，历时14年依据希腊文本将《圣经》以通俗的德语完整译出，不但使借助德语宣讲教义成为可能，使新教赢得了德国人民的支持，更使德国人民心中的母语意识被唤醒。

列宁指出，民族不是文化共同体，不是命运共同体，而是语言共同体。斯大林自己也曾经定义过到底什么是民族，他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的民族观，认为一个民族其实就是由“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组成的稳定共同体。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特征中，摆在第一位的还是语言，这也充分告诉我们语言在一个民族构建时所起到的实质性作用。

当我们面对德意志民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问，什么是德意志民族的特质？关于这个问题，德意志民族也常常自问，所以德国联邦议院前议长拉默特（Norbert Lammert）曾戏言：“Diekürzeste Antwort auf die Frage‘Was ist deutsch’ist diese Frages elbst”（什么是德国的，或者什么是德国的特质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德国）。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样不断追问着自己的民族认同。其他国家的民众（如英国人、法国人）很少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人因之得出结论，认为德国人缺少对自己的一种自信，不像那些成型比较早的民族国家，比如法国16世纪就已经实行中央集权，而17—18世纪时，德意志的土地上仍是诸侯割据，邦国林立。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德国则是1871年俾斯麦统一之后才有统一国家的存在，所以德国人总要问德意志的特质到底是什么。

了解德国人，不妨先了解一下他们如何认识自己。格林在《德语词典》里面讲：什么是德语？德语就是高贵的，是开放的，是清晰的（“deutsch bezeichnet das edle und treffliche”）；德国语文学家阿德龙（Johann Christoph Adelung）直言，德意志就是正直、率真、不扭曲（redlich，rechtschaffen，unverstellt）；瓦格纳（Richard Wagner）曾经举例说明，马丁·路德在翻译希腊语“barbaros”时，没有用“野蛮”来对应，而是用“不清晰”，这种不清晰就是非德意志的，德意志就意味着清晰。

在德语中，人们还常把德国的或者德意志的（deutsch）和动词使清晰、明示（deuten）两个词放在一起，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词源学意义上的关联。“德意志的”就意味着要讲清晰、直接、干净、世人皆懂的语言。

对于德意志民族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察方式和方法，可以借助他者视角，也可以通过德意志民族自己的视角看待德国人。如果用他者视角来看德国人的话，丘吉尔曾经讲过一句话，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对于德国人要么你扼住他的咽喉，要么你就臣服于他的脚下”。撒切尔也讲过一句话：“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在对外侵略和自我怀疑这两极中不断左右摇摆的民族”，这使我联想到陪同德国前总理科尔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就提到撒切尔当初对德国统一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在她眼中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让人难以预料的民族，当这样一个民族统一后，很可能因为走极端而对他人构成威胁。

德国人自我审视的视角也非常有趣：他们认为德意志民族一个非常大的特质是它为一个事情而去做这个事情，而不去问做这个事情的目的，也就是它的单纯或无目的性（Zweckfreiheit），很多德国人都把这一点当作德意志民族自己的特质。瓦格纳（Richard Wagner）自己也曾经讲过，无目的性实际上是德国人非常特殊的一种做事方式，不问这个东西的结果，而且也不问做这个事情可能会为自己带来什么益处，而是为这个事情而去做这个事情（“Deutsch sei:die Sache die man treibt，um ihrer selbst und der Freude an ihr willen treiben”）。

德国哲学家、翻译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曾说，德国人像敬天一样敬重艺术和科学（“Die Kunst und Wissenschaft bloß um der Kunst und Wissenschaft willen göttlich zu verehren”）。德国人讲的艺术、科学，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而不想其他，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不想其他的方式和方法以及这样的一种态度，才使得他能够达到相当的水准。

对于德国人这样的自诩，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可能有点儿集体自恋（kollektiver Narzißmus），但无论怎么样讲，他把它当作德意志民族精神生产中非常特殊的一种特质，也就是说，我所做的艺术和我所做的科学是一种精神的生产，这种精神的生产不以交易为目的，不是想用它来换取什么，而是为它本身而做：“die geistige Produktion wurde als ein An sich，nicht nur als ein Für anderes und Für andere sein，nicht als Tauschobjekt angesehen”。而正是这种无目的性，或者目的的单纯性，才使他把事情做到极致，才使德意志民族无论在哲学、文学，还是音乐方面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享有特殊的一席之地。

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一直有着“世界公民”和“民族国家”之争。18世纪德国的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曾经提出借助语言以文化立国的方案（ein Konzept der Nation als Sprachgemeinschaft），“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经由语言 教化而成”（“Mittelst der Sprache wird eine Nation erzogen und gebildet”）。这样的国家根植于公民共同经历的文化，而非共 同的政治或宪法所赋予的统一的力量。文化立国（Kulturnation）也成为歌德、席勒追求的目标。

在这样的理念中，德意志的特质应是超越地理界限的、跨民族的、世界主义的人类特质，正如犹太裔政治作家伯尔纳（Lugwig Börne）所言：“英国人就是英国人，西班牙人就是西班牙人，法国人就是法国人，德国人乃为人。”这个表述蕴意非常深远，他把德意志的特质当成整个人类应该共有的一种特质，也就是对最高尚东西的追求。伯尔纳所言可能有点儿“集体自恋”的味道，但他的观点代表了18、19世纪犹太受教育阶层对人类特质（Menschsein）的憧憬。

这一憧憬到了歌德那里演化出了其对建立世界文学的崇尚。歌德认为贸易的国际化及交通的便利化使各个民族相互之间共触、共融、相互启发，最后创造出世界文学。在这一点上歌德的想法也获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许：在一个相互连结的世界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德国的诗人、哲学家诺瓦里斯（Novalis）也讲过：什么是德意志的？德意志的就应该是世界主义的（Deutschheit ist Kosmopolitismus）。世界主义从文化的意义上定义国家，国家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在德意志民族的基因里“文化”享有崇高的位置，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德国的知识界曾经针对两个概念进行过大讨论，即“文化”和“文明”。在我们眼里文明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在德意志民族，尤其是在其文化基因里，文明是物质的，是工业化带来的大规模生产及对资源的过度掠夺造就的一种纯物质、纯功利、纯为目的服务的东西，它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对人的异化。德国知识阶层认为应该以文化代替文明，而不应该让文明抑制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von Wilhelm）受基督教同善会的委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本应将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搭建一座从欧洲通往中国的桥梁，但他却将“殖民的输出道路变为后殖民的引进道路”，“使这座桥梁在他的工作中朝着反方向生机勃勃地开启了”。卫氏搭建的这座新桥梁，正是中国典籍的翻译。1900年起，他开始苦学中文，研习中文典籍。两年后，他开始陆续发表《三字经》《圣谕广训》《诗经》《大学》《论语》《三国演义》等德文选译作品。1910年，他与德国迪德里希斯出版社（Eugen Diederichs Verlag）达成选题协定，首次在德语世界推出大规模的中国典籍新译系列《中国宗教和哲学》源流丛书，包括《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中庸》《易经》等。1920年6月15日，卫礼贤首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发表了他面向中国新青年的第一场学术讲演，题目是“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之关系”。在讲演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旧式的哲学，已经破坏，已经过去，我们必须变更其样式，而组织一个新的哲学”，其方法是将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好处联合，坏处去掉，成为一个新世界的新哲学”。这就是世界主义这个观念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产生深刻影响的体现。卫礼贤对于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所倡导的美国实用主义非常担忧，他认为，如果中国的文化走向英美实用主义道路的话，那实际上是对于文化，尤其是人类文化的伤害，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应该是以中德文化为底本，促成以人文主义为底蕴的一个世界文化的形成。

德意志知识精英将文化立国视为使命（Kulturnation als Weltmission）。这种使命感在下述诗文中表露得淋漓尽致：“世界的陆地归属法国人和俄国人，世界的海洋归属于英国人，但这个世界上梦想的空间永远属于我们”。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德意志民族对精神、文化的看重。对于这一现象，德国现代文学家、史学家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在他的著作《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Die Deutschen und ihre Mythen）中，有着令人信服的解释：明克勒认为，因为德意志民族长期缺乏政治统一，所以视艺术和文化来为自己所缺失的政治统一的替代物（“Kunst und Kultur als Platzhalter der fehlenden Verfassung und politischen Einheit”），虽然德国没有一个比法国、英国更早的国家概念，但是可以以文化来弥补这方面不如其他国家的这一缺陷，也就是说在这些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中，他们尊崇的是世界文化，而不是以领土为核心的一个国家的概念。席勒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他说，“德意志人是世界精神的天选，其至高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去创造人”（“erwählt von dem Weltgeist，während des Zeitkampfes an dem ewigen Bau der Menschenbildung zu arbeiten”），而这种创造的途径是以文化育人，以超越单个民族的世界文化作为认同，进而代替民族国家。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在《告德意志民族》一书中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德意志民族应该致力于一个永恒的人性的构建（“die ewig fortgehende Ausbildung des rein Menschlichen”），而德意志的那种特性就应该成为这个世界上一个有教化的行为方式的光的源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很多德国人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省。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学派，其中一个是德国思想家凯泽林（Hermann Graf Keyserling）在达姆施塔特创建的智慧学派（Schule der Weisheit），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还专门去达姆施塔特，在智慧学派的年会上做过关于中国哲学的演讲。凯泽林认为德意志更看重的是“Sachlichkeit”，所谓“Sachlichkeit”就是客观、为事而事，为这个事情而精益求精。一个人的社会声望源于他的专业能力（“Idee des Fachmanntums”），而不是源于他是否出身名门望族。无论是做工匠还是做一名面包师，自己的专业能力，应该是这个民族中非常为大家所敬重的一种特性，这可能和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城市文化形成得比较早有一定关系。在一个城市文化中人们敬重的是劳作，一切需要劳动来创造，人们所尊崇的是勤奋、节俭、内敛。我们在德国人的日常工作中都能观察到这些特质。但凯泽林认为，德国的世界意义不在于它的勤奋、它的劳动力及组织力，而在于它的“精神性”（Geistigkeit），“精神性对德国而言就像文化之于法国、政治行动之于英国”。

法国记者贝尔纳·努斯（Bernard Nuss）于1993年写了一本名为《浮士德综合症》（Das Faust-Syndrom）的书，探讨德国的民族特质。努斯认为，德意志民族的特质与这个民族的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德语语言特殊的结构可以使它具有高度的抽象能力及覆盖现实各个角落的具象能力。”

在20世纪之前德语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科学的语言，不是英文，也不是法语。

因为性、数、格的变化，在德语中非常不容易有歧义的产生。德语具备的高度抽象能力使脱离实物的抽象化的辩证和哲学的思维成为可能，就像哲学中所讲的“Sein”（存在），这样的词语是中文原来所没有的，同时德语所具备的极强的复合词造词能力使任何一个精细准确的描述成为可能。

在努斯眼中，德意志人都是浮士德的后裔，因为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一个不懈“追求”的人，“追求”成了他一切行为的动力源。努斯认为，在“追求”的视角下，德国人始终生活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可谓崇高和形而上的：德国人，或者说德意志这个民族总在追求极致，追求“精神上的伟大”，追求最终的东西，这种追求在第二个也就是实用的层面上会演化成超强的经济及技术能力，但这种不懈、无终止的追求也会导致第三层面，即无度、无止境及其带来的反人文精神的自我毁灭。

德意志民族对于极致的追求体现在各个层面，啤酒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早在15世纪，德意志土地上的各个城市就先后制定出啤酒酿造的纯度法规（如慕尼黑于1487年由大公阿尔布雷希特四世颁布Münchner Reinheitsgebot），规定啤酒只能含有三样物质：麦芽、啤酒花和水，超出这三样物质的饮品就不再是啤酒。努斯认为对极致的追求也导致了纳粹保持雅利安种族纯正的妄想。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日益增高，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活的世界有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区域国别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区域国别的研究不仅涉及对象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硬知识”，也包含“民族心理”这样的“软知识”。语言、文学是获取这样的“软知识”的最佳途径。正如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赫尔德所言：“我们的母语是我们最早见到的世界”“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全部思想财富”。而文学是一个民族“心灵的窗户”，借助这扇窗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民族性，也可以借助它搭建更好的“心灵沟通的桥梁”。

2023年第十四届中德媒体对话论坛在北京举行。这一论坛已经进行了13年，汇聚了中德媒体界众多重量级人物，德国前总统科勒、伍尔夫，前总理施密特、默克尔均参加或会见过与会代表。由于中美关系紧张、俄乌冲突爆发，再加上三年疫情阻隔，双方代表未能面对面交流，双方都担心会有一场“恶战”，但中方与会代表白岩松借助文学所做的引导性发言一下就触动了对方的心灵，使好打嘴仗的媒体人变成了“交心人”。白岩松开场讲道：“我不知道各位过去三年过得怎么样，我过得非常不好。过得不好不是因为我的家里有什么变故，而是因为我和我的孩子看不到世界的未来”。然后，他手拿2023年《三联周刊》关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的一本专刊告诉在座的德国人，过去这一年里，中国的年轻人最爱读的书是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Die Weltvon Gestern）。茨威格蜚声世界文坛，他出生于1881年，1942年离开人世，享年61岁。他的人生虽然不长，但却跨越了两个世纪。他经历了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文化艺术空前繁荣，也亲身体会了社会政治的动荡不安。在欧洲文化的摇篮维也纳，他与瓦格纳、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交往甚密。各位大师思想上的相互启发，使茨威格享受了人类文明的高光时刻，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他追求人性、渴望和平、梦想着成为一名世界公民。但纳粹上台后，他的书被禁止，他看不到世界的希望，于是逃离欧洲，远涉重洋来到拉丁美洲，最后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和夫人的生命。白岩松向论坛嘉宾发问：“一位奥地利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引起了如此的共鸣，难道我们这些享受了二战后和平红利的人不该为我们的孩子铺平和平之路吗？”白岩松的文学故事深深震撼到了与会代表的心灵，德国《时代报》副主编接过话题讲道，在过去70年里欧洲人都生活在确定性之中，这种确定性包括人们知道欧洲不会打仗，日子会越来越好，但现在这两个确定性都不存在了，这使得欧洲人茫然、不知所措。

这就是白岩松借助文学的视角，让大家通过共情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之中，进而进行理性、客观的讨论。这正是语言、文学这些“软知识”为我们在国际理解中赋予的“硬力量”。

2023年年底，我有幸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联盟议会党团进行的政党对话。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外宾抵京当天的第一项正式日程是中方举行的欢迎晚宴。中方代表团团长有着高超的德语水准，他当晚指示我协助他创造轻松、快乐的氛围，我们两个人在两个多小时的晚宴上分别用德语讲幽默笑话，代表团成员笑得前仰后合，大家拉近了距离，第二天的正式对话也非常成功。这也告诉我，语言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认知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赞同王逸舟老师所倡导的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语言、文学路径，借助这一路径，在更深的层面上认知对方，进而促进国际理解。

卢雪花 兰佳晶 | 交融、博弈与平衡：语言外壳下民族文化个性的演变逻辑与发展路径

【内容提要】语言在文化的交融、权力的博弈以及语言共建的平衡艺术中不断交织，并碰撞出各种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为区域国别以及拓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国家间的“世界观”不同，其冲突和博弈也就在所难免。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探索不同语言、思维、文化间的演变逻辑与发展路径是当前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利用新技术平衡不同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个性的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中，语言的智能化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的同时，也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道路的全球传播。

【关键词】语言接触；区域国别；语言战略；语言智能

【作者简介】卢雪花，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兰佳晶，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国际关系在世界舞台上风起云涌。大国博弈的广度与烈度正逐渐上升。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演变，各国间的利益与冲突交织，合作与竞争也越发激烈。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全面深入理解周围世界，既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内容，也是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应有之义。

作为一门新生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与外国语言文学有着连理同枝的不解之缘。新时代背景下，外语学科如何在通过充分发挥其学科特色和潜力优势、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有效参与并促进区域国别学的内涵建制，进而应国家之需、担时代之任、答天下之问，已成为外语学人的当务之急和顺势之举。单一的以语言为核心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已满足不了国家战略的需要，语言教育的新需求正在产生，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亦已提上日程。

因此，以语言这一物质外壳为切入点，对朝鲜半岛民族文化个性的演变逻辑以及各国间的话语战略进行分析，通过语言共建的平衡艺术探讨如何利用语言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表达。

一、文化交融的新范式：思维、语言、民族中的交叉与融合

语言是人类的符号象征，它使人类成为人类，使人类保持着最独有的特征，是人类最原始、最天然的传播思想的媒介。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是人类在不同文化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直接表现。文化作为语言的产物，是人类思维的具象化，是语言承载和表现思维的显化。在思维层面上，凭借语言进行思维。这种思维正如我们日常所谈及的某些语言下的思维，如“英语思维”等。同理，就朝鲜语或韩国语来说，也可以存在“朝鲜人思维”“韩国人思维”或“中国朝鲜族思维”等。例如，在朝鲜语或韩国语中的“우리”体现的正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共同体意识。

朝鲜语中表达“나”（我）的时候经常使用“우리”（我们）这个词。即使是独生子或独生女，也会称呼自己的父母为“우리아버지/어머니”（我们的父亲/母亲），而不是“나의아버지/어머니”（我的父亲/母亲）。在对外称呼自己的爱人时，也会使用“우리아내/남편”（我们的妻子/丈夫）；在朝鲜或韩国的很多新闻报道中称呼自己的国家通常也会使用“우리나라”（我们的国家）的形式。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追溯其词汇最根本的含义。根据《어원사전》（《词源辞典》）中对于“우리”（我们）的解释：代名词“我们”从历史上看意味着“篱笆”。“篱笆”是指从围绕物品的部分、范围、周长等意义上逐渐抽象化，指代包含自己在内的代名词，成为表示复数的人称代名词。通过查阅朝鲜的《조선말대사전》（《朝鲜语大辞典》）以及韩国国立院研发的《표준국어대사전》（《标准国语大词典》）、国立国语院研发的《우리말샘》（《国语老师》）等韩国具有权威的官方电子词典不难发现，首先作为名词位列第一的含义解释为“짐승을가두어기르는곳”,即囚禁野兽的地方，相当于“권뢰（圈牢）、권함（圈槛）”等意思，亦作“篱笆”或“栅栏”等含义，意味着将某物围圈起来。通过其最根本的含义不难发现，在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乐于将同自己有共同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多名个体视为一个整体，使用“우리”来增强这种归属感和亲密关系。例如，初次见面的韩国人总是会询问对方的姓氏根源（血缘）或故乡归属地（地缘），抑或询问对方毕业学校、曾服役的部队番号（学缘）等内容，通过询问这些内容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试图达到“同频共振”。

“우리”（我们）一词代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但与其他复数代词不同，“너희”（你们）是指所有“너”（你）时所使用的词，“그들”（他们）是指包含多个“그”（他）时所使用的词，而“우리”（我们）则不是代表多个“나”（我）所出现的词。“우리”（我们）一词的使用可以是根据“나”（我）和“너”（你）的情况而包含其他人，但“우리”（我们）的使用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呼问题；从深层次讲，它所体现的更是一种民族思维与意识问题。在政治、经济、周边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韩国与朝鲜能够延续其悠久的历史，所依靠的正是“우리”（我们）这样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共同体意识的力量。朝鲜民族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主要民族之一，在其悠久的发展历程中，始终秉承着互帮互助、共同发展的传统，通过“우리”（我们）一词，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形成了共同体意识。这一说法从家庭、学校、同窗等众多亲密关系中显而易见。“우리아내”直译为“我们的妻子”，如果译者按照词语基本义进行翻译而不考虑语言背后的思维逻辑，则会出现严重的翻译疏漏，“우리아내”这一表达所代替的是“나의아내”（我的妻子）的含义，强调的则是丈夫与妻子作为家庭共同体的紧密关系。

但是朝鲜民族中的“우리”（我们）意识在其发展历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우리”（我们）”的出现，似乎没有包含将自己客观化的态度，通过“우리”（我们）很难进入客观地看待对象的第三人视角。因此，明确辨别公与私的意识相对淡薄。通常情况下形成了捆绑模式，构成了“우리”（我们）这一集团。这种态度可能会产生将“我们”与“他人”分离的排他性。因为当“우리”（我们）介入公共领域时，就很难确保其事物发展的公正性与客观性。

即便如此，社会发展越壮大，越需要有“우리”（我们）意识的存在。“우리”（我们）打破了“나”（我）和“너”（你）之间的隔阂与壁垒，将所有对象捆绑在了一道篱笆内，可以在宽容与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团结一心，避免因主观意识强烈而陷入个人主义。“우리”（我们）背后所蕴含的意识正是将民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汇成一股绳索，是一种文化与价值观的体现，更是一种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对和谐、互助的具象化。

语言思维是语言符号的内在运行系统。思维由大脑产生，大脑中生成语言符号并产出词语、语句、语段或语篇等。思维生成语言的过程是“思”与“想”接触碰撞的过程。在该过程中，语言形成了独特的运行特质，即语言思维特质。思维生成语言，语言和语言间在交流与交往的过程中又相互接触和影响，使双方的语言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朝鲜语和韩国语追根溯源可以说是同源同根的语言，但历经时代的变迁以及语言接触过程发展演变至今，可以说二者正处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发展结果就使语言、思维间也要进行时时切换、过滤、过渡甚至是走向翻译的道路。例如，朝鲜语和韩国语在语音、语调上存在不同。朝鲜语在听觉上给人较为硬朗的感觉；韩国语则较为柔和。因此，在听觉层面，需要考虑两种语言语音、语调所带来的深层含义。不仅如此，两种语言在词语的选用上也有些许差异。韩国语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大量外来思潮的影响，在词汇层面吸收了大量外来词，也就是我们通常提到的像“커피”（咖啡，即coffee）“토마토”（西红柿，即tomato）等这类“创新性韩式英语”，但朝鲜奉行“守正”思想，在其词语构成系统中，固有词占比最大。

韩国语中所谓的“外来词”，指的是韩国语词汇中除去固有词、汉字词以及混合词之外的词语。19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宗教思想、语言伴随着对东方世界的侵略一并拥入朝鲜。为富国强兵以挽救亡国之难，朝鲜知识界提出了“东道西器”的主张，掀起了开化启蒙运动。1960年以后，随着近代产业技术革命的浪潮，西方外来词语再一次席卷韩国，韩国语在与其他语种的交流与沟通过程中出现了语言接触现象。如此一来，外来词成为韩国语中重要的语源。如“电梯”在韩国语中是“에스켈레이터”（escalator）而在朝鲜语中则为“계단승강기”（台阶升降机）；韩国语中吸收了“冰激凌”的英文词汇，称为“아이스크림”（ice-cream），但朝鲜语则称其为“어름보숭이/어름과자”（冰糕）；韩国语中将“方便面”称为“라면”（拉面），而朝鲜语中则将其称为“즉석국수”（即食面条）。通过想象事物的形态画面不难发现，朝鲜语至今仍然保留着形象描述法对事物进行指称。例如在上述举例中，同一事物在朝、韩两个国家所使用不同表述的案例还有很多，其根本原因主要是受到历史、政治、文化、民族思维等因素的影响，通过使用词语的不同，进而也可以判断出所看到的文本是朝鲜语还是韩国语。

语言作为最原始、最自然的媒介，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语言”，我们认识自然、认识思想、认识文化。借助语言，实现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思维间的交织，形成一种文化交融新范式。

二、权力博弈的新局面：区域国别中的语言战略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家间交往的日益密切，各国权力博弈的核心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性指标，语言战略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考量因素，各国也越发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纷纷制定并实施相应的战略。这些战略涵盖了从文化交流到国际外交等各个领域，旨在通过话语的塑造和传播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软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外交活动中，若能以对话沟通而非武力、制裁或其他对抗方式，让国家间紧张事态和缓，无异为极致的妙招。可见，语言不仅是权力意志的重要体现和大国博弈的有力抓手，更是有效推进多语种特色赋能区域国别研究，回答好时代之问、解决好国家之需的重要途径之一。

语言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的本质就是权力，且不可分割。因此，对语言的研究要重视语言的社会基础，任何合法语言都是国家体制所担保的某种符号权力的结果，语言的产生、运用、表达、传播和推广都与权力密切相连。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的核心机构，肩负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它不仅是联合国制定决策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且是唯一有权决定于何时、在何地部署维和行动的联合国机构。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均拥有一票否决权，即能对非程序性事项的安理会决议草案进行否决。因此，在各成员国进行投票时，五个常任理事国本身所享有的特殊权力直接导致它们的话语往往更具影响力。而其他非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虽然持有发言的权利，但其所述内容对于决议的最终结果往往影响有限，甚至微乎其微。由此可见，要想下好语言战略先行棋，实现从外交话语到外交话语权的真正转化，就要充分厘清语言与权力的内在联系，并深刻意识到权力关系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始终处于不败地位。通过语言的运用，具备影响力的人群、权力机构及各国政府等主体所形成的国际话语权，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国际舆论引导力。

语言技巧与策略是权力竞争的重要方面。从权力角度看，语言使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产生影响和说服力。在全球治理中，作为语言技巧、策略施展的场所和平台——话语场不仅是各国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而且其形成和演变往往受到权力竞争的影响。因此，若想在复杂多变的权力博弈态势中掌握主动权，如何真正实现语言观的战略转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语言战略，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道路、展示中国方案、弘扬中国智慧，是时代赋予学界和业界的重要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话语场，不断建构全球话语场域。话语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亦可作为国家范畴，是一个全球国际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包含着国家场域以及国际政治场域。在该背景下，中国积极利用语言技巧及策略，巧妙传达观点、引导思想，不仅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引领者，更是成为在经济、军事、太空及外交等实体空间领域建构的领跑者。在经济实体话语空间内，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强有力的话语主体发出了中国声音；在军事空间中，积极参加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联合国在非维和等任务，实现军事话语权；在太空空间中，大力发展大型航空器，赢得太空空间话语权；在外交话语空间中，从成都大运会到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从中国—中亚峰会到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活动中，主场外交也日益成为中国外交话语的新叙事路线。

随着外交范围不断扩大、参与行为体增加、博弈层次变得多元，拥有庞大经济和安全战略能量的东北亚区域已然成为大国博弈与秩序重构的焦点。作为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倡导者和参与者，中国在积极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的重要进程中，始终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同时深刻意识到在面对朝鲜半岛问题时，必须在全球视野下以宏观思维来认识半岛困境的时代之问。

自冷战结束后，朝韩两国的周边外交理念均出现多次转变，半岛局势也随之再添变数。通过对2016—2020年朝韩两国人员往来互通情况变化的数据整理不难看出，自2017年文在寅政府执政后，朝韩关系虽因国际制裁等未能“恢复如初”，但存在阶段性回暖信号，半岛局势有所转圜。文在寅作为进步派代表，在对朝政策上顺应当时地区国家和韩国主流民意与舆论，对朝推行以“构筑和平为中心”的缓和政策，开始向“和平”与“繁荣”两轴支撑的新阳光政策转向。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举办，两国间的友好互动更是解冻僵硬关系的又一转折点。但继2019年河内峰会“无果而终”后，朝鲜半岛局势再度陷入僵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