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熙宜 | 江苏特色——基于区域国别研究视角的一种追踪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历史上中华文明的重要聚居地与当代中国重要的次级区域，江苏在文化、经贸、治理创新等诸领域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在中文互联网与民众的认知当中，提起江苏，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几个关键词或一两个短句，但对于“江苏究竟有怎样的区域特点？这些区域特点如何呈现？以及其如何影响江苏之发展？”等问题，人们往往缄默寡言。

在既有的关注次级区域的研究中，诸如美国的得州、加州，中国的浙东、闽南、广东，法国的巴黎大区等地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对其内部特点与外部影响实现了有效的梳理与分析。然而，针对江苏这一在中国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的区域而言，如何基于内外板块的良好结合，生动立体地呈现出江苏的特色仍是一个成果相对缺乏的研究领域。

基于此，本文致力于在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角下，建立以文化、经贸、治理为核心要件的理论框架，用相对精练的语言准确概括出何为江苏特色，阐释江苏特色的主要内容，并分析江苏特色对于其取得如今成就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为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理论知识库和读懂中国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概念界定

针对“何为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区域？”“如何划分区域？”以及“区域特色应当包含哪些内容？”等问题，目前学界尚缺少达成共识的概念界定。因而在进行江苏区域特色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讨论。

首先是“何为区域国别视角下的区域？”。学界一般认为，近现代具有学科意义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发源于欧洲。任晓教授指出区域国别研究诞生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该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通过对殖民地风俗、人情、社会、经济与政治进行分析来服务于欧洲列强的殖民活动。现如今，作为一门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呈现出高度的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融合特性，注重强调通过对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方法的交叉运用，以实现对研究对象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深入认知。在研究对象上，区域国别研究既包括区域综合研究，亦包括国别研究，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何为“区域”的问题上，以刘鸿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对象不能仅局限于某一国家或超越单一国家范畴的地区，而应首先注重对中国自身不同区域、次区域及所属位置、族群、文化、地理、资源等情况的深刻了解，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对此，王逸舟教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当鼓励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贯通，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外部大区域与国内小区域的复合研究，是富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本文亦认为，区域国别视角下对区域的研究是不能建立在内外区域割裂的基础之上的，分析中国范围内各区域的特色，对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库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如何划分区域？”。有学者认为，对于区域范围的框定，需要综合考虑包括自然地理、行政区划、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习俗在内的四个因素。一方面，“区域”无疑是囊括一定范畴的地理空间，自然条件奠定了不同空间天然的相对独立性。但是，由于人类活动的深入发展，自然条件被不断突破与改变，自然地理上的山川阻隔不再构成区域分割的主导因素，不同政治权力、经贸活动、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越发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这就使区域与具体的地理地域并非构成恒定不变的联系而往往与整体的时代背景和认知演化息息相关。这种“区域”与古典意义上由自然划界的区域既有区别又相互重叠，彰显了当代研究中“区域”的复杂性。正因如此，在当下的区域划分中，人文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另一方面，“区域”的划分不仅源自事实上因自然与人文双重因素所形成的客观相对独立性,亦伴随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过程。换言之，即便某一地域确实有其独特的地理风貌与风俗民情，但是本地民众彼此之间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同一区域，外地人亦对其知之甚少，那么这也不能被当作研究对象的“区域”。例如，当提起“江南”之时，人们会同时联想到其所指代的空间地域与文化格调，而在提起诸如“豫东”“湘北”等词语之时，人们却只能意识到这是单纯的地域指代。这种差异的产生，即在于缺少对后者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最后是针对“区域特色应当包含哪些内容？”的问题，可供参考的类似概念有二，其一为“区域形象”，其二为“城市特色”。“区域形象”被视为一种基于客观存在的主观评价，是一个整体区域在民众认知中形成的印象与评价的综合，可在相当程度上将其视为“区域软实力的直接近似表征”。另一可供参考的概念为“城市特色”。哈佛大学彼得·罗（PeterRowe）教授认为，城市特色包含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两个维度，前者源自时间与空间的多重作用，后者源自人的社会化作用；因而，应当通过“时间”“空间”与“人”三个维度来对城市特色进行整体性认知。鉴于此，本文基于空间、时间与人文的三重视角，将区域特色界定为“某一特定区域相较于其他区域的差异化表征”，主要包含“历史文化积淀”“经贸领域的物质生产与交换”以及“社会发展层面的治理模式”三个维度。从空间视角来看，某一区域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自然环境底色，并参与建构了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习性与风俗民情；从时间的视角来看，某一区域的发展史即是该地的特色生成史，由此既构成了不同区域之间的不同特色，也构成了同一区域内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看似矛盾的元素在当下同一时空中的和谐共存；从人的社会化作用视角来看，文化的产生与传承、物质资料生产以及发展模式的更新迭代皆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离不开在历史中所形成的知识传统，否则便难以形成针对“叙述框架的连续体”。从不同维度来看，在文化格调层面，“区域特色”指代了某一地区在文化传统、历史积淀、人物性格、文化产业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包括该地区独有的传统节庆、民俗风情、艺术表现形式等文化元素，以及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所体现的独特创意和风格，反映了区域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对区域特色的形成和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经贸层面，“区域特色”描述了某一地区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创新能力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独特性，包括该地区特有的产业集聚效应、区域品牌优势、科技创新优势等，反映了区域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对区域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社会治理层面，“区域特色”涵盖了某一地区在社会组织形式、文化氛围与价值观念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性，包括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社会组织的发展模式、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等，反映了区域的社会稳定性和治理效能，对区域特色的塑造和维护起到关键作用。

此外，本文认为检验“区域特色”概括是否恰当的标准有四条。其一，在每一单一维度的特征概括上，该地都必须呈现出明显的偏向性。例如，若认定某一区域经济发达，那么其应当在与其他同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比中明显位居前列，而不能仅居于前50%。其二，不同维度的特征描述应当相互协调、彼此一致，既符合现实，也契合逻辑。例如，若一方面认定某地区的人物性格趋于保守、传统，另一方面，又认定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模式充满创新精神，则既违背基本逻辑常理，也大概率不符合客观实际，缺少可信度与说服力。其三，不必拘泥于在每一单一维度上的特征都是完全与众不同的，相反，单一维度特征的概括并不忌讳与其他地区在事实上可能存在的类似，但必须保证当所有的单一维度特征综合起来后，能够形成对所描述区域独一无二的指代。其四，必须已经形成有关区域特色的持续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意味着这一特征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认知的一部分，或许在学者进行探究之前，其尚未得到学理化的概括与阐释，但应当已经在民众生活的经验层面达成一定深度的共识。

基于上述概念界定、评判标准与江苏的发展实践，本文从文化、经贸和治理三个层面。具体而言，在历史文化积淀、经贸领域的物质生产与交换以及社会发展层面的治理模式三个不同领域，江苏特色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最终，在以文化特色为底蕴、以经贸特色为依托、以治理特色为保障之下，江苏，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如图1所示。

首先，以文化特色为底蕴。其一，求新寻变以“拓荒”。敢为人先、锐意进取的先驱足迹与思想光辉，赋予了江苏孜孜不倦求变求新的精神文化元素。从晚清到近代，从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实业救国家”张謇到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江苏人不甘人后的进取精神与筚路蓝缕的开拓意识顽强地传承到了现在。当部分省份因思想领域的历史包袱而裹足不前之时，江苏早早便吃透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要义，以自身的实际情况为立足点与出发点，积极盘活好“社队企业”这一宝贵资源，开创了改革开放初期10年内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其二，坚韧不屈以“破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给予江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上乘时代东风谱绚丽华章的勇气。当政企矛盾愈加尖锐之时，各级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与勇气推进了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与现代法人制度的建立；当企业面临资金困境，地方政府通过税收让利、勒紧裤腰带自建工业园区、全流程助力企业上市等方式为江苏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保驾护航。与此同时，江苏的地方领导者、创业者、知识生产者总体上保持了相对清醒的头脑与危机意识，没有躺在已有的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放眼全域、着手未来，既躲过了市场偏好转移所蕴含的风险暗流，也避免了政治因素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其三，腹有诗书以“献智”。源远流长的历史经验与重学重教的文韵气质，赋予了江苏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做出正确决策的智力资源。欲茂华实，必固根本；欲彰光澜，必深源流。良好的文教氛围使江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政治改革家和企业创新家，建成“天下第一村”的华西吴仁宝、打造“昆山之路”的老书记吴克铨、推动中国电商企业迈上新台阶的京东刘强东、打造世界级纺织帝国的恒力陈建华、范红卫夫妇等。他们倾尽全力，为江苏乃至全国的发展之路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与创造。

其次，以经贸特色为依托。其一，为文化传播“搭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为江苏的多元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便利的窗口与渠道，为其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据一席之地扫清了障碍。伴随着江苏对外贸易的脚步，无数来自东海之滨的商人、货轮、产品如潮水般涌向世界，江苏地区的文化产品、艺术表演、节日风俗等得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舞台，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带去了独特的江苏文化震撼，夹杂着吴地、江淮口音的语言在各地回响，评弹、昆曲传遍全球，为中国的海外文化“符号”烙上江苏印记。其二，为智力交融“播种”。发达的区域经济吸引了众多有识之士，为文化的进一步多元璀璨提供了新鲜血液，为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群策群力的新视角与新方案。江苏良好的经济基础与发展前景，意味着更多创造财富与实现梦想的机会，由此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游客与怀揣梦想的有志人士来到这一方热土，彼此间的思想与文化交汇融合，进一步促进江苏成为一个涵容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万象之地。人的流入，不仅是文化的交融，亦是智力的碰撞。有识之士们带来了自己原有生活区域的思想观念、管理理念与治理经验，同当地人民共同探讨、共同合作，为地区的治理提供全新的思路与举措。其三，为创新创造“定心”。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为江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不可撼动的底气，为江苏的治理创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试错空间。伴随着发达的物质文明，江苏人民怀揣着对本土传统文化的骄傲情感，在精神文明领域孜孜不倦地传承与创造，为文化创新提供了永续动力；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则为江苏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坚实的外力支持与物质条件。与此同时，物质基础的保障，使江苏在面对重大历史关头与意外风险时，拥有更强的治理韧性和更多可供调配的资源。在不断地试错与探索中，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

最后，以治理特色为保障。其一，为稳健发展“护航”。稳中求进的改革理念，为文脉传承与经贸转型调试提供了驱动力与催化剂。江苏人骨子中厌恶政治风险的传统偏好与追求卓越的进取精神彼此牵制、相互协调，既避免了在政治气候反复之时的大起大落，也避开了工业化进程中对历史遗迹大拆大建的极端行径，千年文脉得以延续发展。与此同时，小步快跑的发展理念，使江苏既没有走上求险冒进的邪路，也没有陷入故步自封的老路；既没有在“GDP锦标赛”中急功近利、自乱节奏，也没有在取得阶段性优势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无论是面对奔涌时代洪流的冲刷，抑或是来自国际金融的狂风骤雨，江苏总是能以一种相对灵活、智慧且稳当的方式渡过难关。其二，为协调发展“掌舵”。注重协调发展的治理创新策略，让江苏在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保障了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与熠熠璀璨。江苏的协调发展，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更体现在精神与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当中。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浪潮中，江苏的领导干部较为充分地认识到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通过政策引导和投入，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避免了只重视物质文明而导致精神文明领域的空虚贫乏，既富了“口袋”，也富了“脑袋”。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保障。其三，为永续发展“扬帆”。内部各版块之间集中生智、你追我赶的创新劲头，为维持自身的文化自信与强化物质生产能力提供了骄傲的资本与不竭的斗志。江苏的文化自信不仅来自千百年文脉的岁月传承，更来自其在奋发图强的改革历程中所创造的诸如“四千四万”精神、“昆山之路”精神、江阴精神、张家港精神、苏州工业园区精神、“华西精神”和“三创三先”精神……这些精神瑰宝无一不成为令江苏自信自豪的文化资本。无论是“十三太保”的不甘人后，还是县域经济的敢为人先，其中蕴含着的均是江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呈现出的是如一泓清泉般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跨越江河，迈向世间。

（三）文献综述

有关江苏区域特色的既有研究文献并不算多，但仍有不少颇具价值的观点。

在文化领域，杨明、郭广银、李克海等学者对江苏文化多元统一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该地区存在着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虽然“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但仍彰显出同一个共同体意识。朱锦程与邵春明在对江苏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评估后认为，江苏所拥有的包括吴文化、汉文化、六朝文化、明清文化以及民国文化在内的一批区域历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特色，兼具中国历史文化的代际传递功能与可持续开发、利用潜力。孟建、邵政达与刘金源等学者指出，江苏兼具中原、淮扬、吴越、金陵四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圈，具有典型的文化多元性；“人文自然和谐统一、南北文明多元共融”构成了其文化领域的特色形象，构成了其深层次的竞争力。范金民与张学锋通过对苏南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江南地域文化历史发展脉络进行研究后指出，江南地域文化是指由各界人士共同创造而且与时俱进的地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树槐则将江苏的基本价值观念概括为“求和平，求社会安定，求文化之发达，遇事诉诸理性，期望于温和的改革中求取进步”。在经贸领域，张伯伟与马骆茹通过对江、浙、沪、粤四地的经济发展与创新模式进行对比后认为，强势政府指导下的民营经济驱动与培育高新区构成了江苏在这一领域显著区别于其他省份的特征。陈丽静、孙琪、闫国庆通过对江苏与浙江、广东的外资利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同样得出了其在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等指标上高居榜首的结论。在治理领域，王霞林在对改革开放初期江苏的发展实践进行分析后，将其发展奥秘概括为“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蒋宏宾认为，江苏的成绩主要建立在大格局与长眼光之上，其能够较早破除“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旧思想，较早树立“跳出江苏看江苏、放眼全球看江苏”的大格局，较早明确“不能只重经济增长，不顾全面协调”的新理念。在发展模式上，程俊杰、刘志彪通过对江苏工业化道路的模式进行探究后指出，江苏模式在颇具示范效应的同时，具有浓厚的政府主导特色，由此奠定了其工业化道路先行者的地位。赵喜仓与李玲认为，江苏在区域协同发展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十分亮眼，在此过程中，政府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实践中的强力干预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既有文献对江苏的区域特色进行了较为有效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的不少观点颇具启发意义。但本文认为，既有研究依旧在如下领域有待完善。首先，缺乏新近的研究成果。在既有直接关注江苏区域特色的52篇CSSCI期刊文章中，41篇诞生于2012年以前，2020年以后发表的具有代表意义的专门性研究文章几乎没有。其次，相较于浙东、闽南、广东等地区，针对江苏的区域特色研究较少，而且单篇论文大都侧重于某一单一领域，如对外贸易、文化风貌等，缺少跨领域的贯通与讨论。必须强调的是，某一地区的区域特色一定是立体的、多元的，如果不能对其从不同侧面进行综合把握，最终得出的所谓“特色”往往是不得要领的。再次，对于江苏特色的提炼尚不鲜明。已有研究中大部分所谓的江苏特色与其说是“江苏之特”不如说是“江苏之有”。例如，既有文献中频繁提到的文化领域的“底蕴深厚”“人杰地灵”、精神领域的“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等很难被公认为是江苏独有的特点。相反，这些词语用来形容广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也完全适用。最后，在江苏特色与江苏发展成果的关系问题上，普遍存在分析流于表象、逻辑理路因果倒置的问题。如“劳动力质量高且充裕”“科技实力强劲”“资金充裕”等被视作江苏的特色在既有文献中被反复提及。但是这些是江苏取得重大成绩之后呈现出的结果，既不是江苏能够取得今日之成就的原因，也难以被单独视作江苏特色内核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本文致力于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秉持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角，注重国际大区域与内部小区域相结合，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并完善核心概念界定，以文化、经贸和社会治理为关键词，结合具体实践与案例，深挖“江苏特色”，阐释江苏特色在不同维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内部的联系，并分析江苏特色对于江苏取得如今成就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以期为读懂中国贡献一定的力量。

二、案例解读1：文化格调

相较于其他省份，江苏的历史人物以“文韵、智慧、坚毅”而闻名；江苏的区域文化以“包容、璀璨、强劲”而著称。共同建构出了“文映古今中外，人俱智义仁勇”的江苏文化。

（一）“文韵、智慧、坚毅”的江苏历史人物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某地民众的性格特点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例如，周恩来、徐悲鸿、朱自清、张謇等，无一不是兼具“文韵、智慧、坚毅”的江苏人物代表。

千百年来重学重教的诗书氛围熏陶出了江苏人“文韵十足”的精神气质。当提起江苏的历史人物，脑海中联想到的或是英姿飒爽、出口成章的小伙儿，或是手持书卷轻妆淡抹的闺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诞生于今时今日，而是古已有之，早在明末便有学者将江南与福建等地作比，认为“士大夫出而用世者，江浙以才胜”。可见，江苏人的文韵气质来自从古至今持之以恒的文教熏陶。以宜兴为例，在古代，其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孕育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如卢象升、王世贞、陈维崧、王夫之、王韬、王安石等；近代以来，诸如中国现代绘画事业的奠基人徐悲鸿、中国理论力学的主要奠基人周培源、中国现代计算机之父荣毅超等亦在此降生、成长、成才。时至今日，作为一个面积仅千余平方千米、人口略过百万的县级城市，宜兴已先后走出了26名两院院士、近百位高校校长以及一万余名教授，堪称“中国院士第一县”。宜兴在文教领域的斐然成绩，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实现的，而是来源于千百年来的尊师重道与崇教善考氛围的凝聚。更属不易的是，江苏的文教底蕴不仅仅局限在一县一地，而是全省皆然。据浙江大学龚延明教授的考证，中国历史上一共诞生了567名进士科状元，其中来自江苏的至少有73人，约占历代状元总人数的12.9%;明清时期，坐拥江南贡院的南京更是获得了“天下文枢”的美誉。时至今日，江苏依旧在高教领域雄踞一方，自1955年以来当选的约1800名中国籍两院院士中，有超过500名院士的籍贯为江苏，雄踞中国院士榜的榜首。在这一点上，江苏的特色在于，尽管中国的每一个省份在历史上都人才辈出，但是提到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时，总能第一印象联想到彬彬有礼、手不释卷的文韵气质。

良好的文教熏陶，使江苏人在解决问题时往往秉持“智慧为先”的解题模式。同为地缘意义上中华传统核心区的边缘省份，地处吴越故地的江苏并没有产生太多类似于山东人闯关东、闽粤人下南洋的远离故土的创业故事。对于后者而言，一往无前的勇气是其背井离乡、建功立业的不二法门，每个人都可以轻松讲出几个自己所知道的靠着一股子闯劲儿与干劲儿去南洋、关东闯荡而发家的历史故事，而江苏人并非如此。需要强调的是，这绝非说明江苏人没有勇气，而是其更擅长将自己的智慧与脚下的土地相结合，遇事诉诸理性，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创造灿烂的文明。例如，从土地肥沃程度来看，江苏本地土壤的肥沃程度远不及东北地区所拥有的黑土，但是聪明勤劳的江苏人以河湖沉积物母质为基础，通过长期水耕熟化，成功在祖土上孕育出了同样高产的水稻土。这种土壤富含有机质和养分，适合种植小麦、水稻、棉花等作物，并最终成就了“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谈。而着眼于现当代，在党和国家的缔造与发展过程中，江苏人崇文胜过重武的现象依旧十分明显。如在1614名开国将帅中，籍贯排名前十的省份当中并无江苏，而江苏籍的开国将帅总共仅有17位，且其中并无元帅、大将与上将等军衔，这一数量不仅远远逊色于江西、湖北、湖南等“将帅大省”，更远远少于拥有128位开国将帅的临近省份安徽。此外，在新中国官方早期评定的36名军事家当中，亦仅有周恩来一人来自江苏。考虑到江苏是革命文化资源强省，又是早期党组织创建与活动的重要地域，江苏人在革命战争中所涌现出的“战将”数量难免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早期评定的6位理论家中，瞿秋白与张闻天两位来自江苏，另有如周恩来、张闻天、陈云等被评为政治家。可见，战场上的江苏身影或许并不显眼，但其在理论界与政治界却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外表看似柔弱的书生气质之下，隐藏着的是江苏英雄人物“坚毅内敛”的精神脊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中国各省都不乏舍己为人、舍生取义之士。但是在慷慨、悲情之外，众多江苏籍的历史人物呈现出了“坚毅、内敛、隐忍”的性格特点。其典型代表人物如堪称中国经济工作“祖师爷”的薛暮桥先生。在革命时期，他直面腥风血雨的考验，在艰难繁重的革命工作中利用有限的时间进行独立工作与思考；当革命形势转危为安，他作为经济学家直面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先后在山东革命根据地、财经类中央机关单位等地勤勉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的货币体系建设维护、工商业调整、物价管理、后勤保障体制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而在改革开放后，他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为创立新时期国家经济决策咨询事业与推进市场化改革贡献了全部心力。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经历中，薛暮桥先生饱尝战争之残酷与运动之冤屈，但依旧勇立潮头，堪为一代国士。需要强调的是，江苏人物的这一性格特点，并不是晚近时期才形成的，而是自古有之。无论是古代时期卧薪尝胆最终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勾践、可忍胯下之辱而成一代兵仙的韩信，抑或是近代屡战屡败而屡败屡战的企业家先驱张謇，在他们身上既没有卑躬屈膝、委屈求和，也不像燕赵之士那样常用暴烈手段结束生命以明志。对他们而言，骨气常在、脊梁不弯，但不显山不露水，宛如冰山下的火种，待时而发。

（二）“包容、璀璨、强劲”的江苏区域文化

千百年的人口迁徙、族群交融，构成了“开放包容”这一鲜明的江苏区域文化底色。江苏地处南北文化的交汇点，自古文化底蕴深厚，拥有质高量大的科教资源，文化发展带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从内部来看，江苏各区域之间呈现的多元文化色彩堪称“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北方的徐州地处中原，粗犷而豪爽，颇具楚汉雄风；地处中部的淮扬等地则南北兼容，刚柔相济；而江南的吴越故地则是吴侬软语，绵密而纤细。可即便如此，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仍保持着相互交融、连绵一体的态势，并未产生明显的分裂与隔阂。社会上虽常将江苏戏称为“散装”，并调侃如苏南苏北乃至苏中的地域划分，但这更多是由经济发展绝对水平普遍强劲而相对差距客观存在而导致的，并非来源于文化的对立。从外部交流来看，江苏作为中国东部经济大省，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在主要的历史时期，其都在中国人口流入省份的榜单上位居前列。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其他沿海发达省份，江苏的排外情绪明显更加淡薄。从纵向变革来看，江苏各地的文化都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革故鼎新，在保留自身底蕴的同时，吸收接纳有益的新兴元素，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外域文明，敢于美人之美、善于择善而从。

开放包容的宽广胸怀，造就了江苏文化的“多元璀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域，在面积不大的江苏地界上，吴文化、金陵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等流派纷呈，历史文化名城、古城数量众多。从内部因素来看，江苏省内水网密集、河道纵横、湖泊遍布，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前现代时期，由于自然山川的阻隔，江苏各地自主发展，各地市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化呈现。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吴侬软语等方言同处一台；昆曲、南京云锦、苏州刺绣、无锡惠山泥人、常州梳篦、徐州草编、扬州漆器玉器、盐城红糖画、淮阴剪纸年画、南通风筝等争奇斗艳。从外部因素来看，一方面江苏历史上经历过数次人口大迁徙，使其人口成分复杂，文化背景多样；另一方面，地处南方与北方、中原与华东地区的交汇处，亦使其深受诸如齐鲁文化、徽州文化等周边区域文化的影响。如此种种，使江苏的文化形态塑造既来自内部的区域分割，也来自外部的文化交流。双重因素的影响使江苏的文化既多元也璀璨。既不同于主要由于外部文化交流受阻而形成的岭南文化与东北文化，其典型特征是与外部区域文化迥异，但内部文化相对单一同质，有较为一致的价值偏好、文化习惯和地方语言，也不同于主要由于内部区域分割而形成的浙东文化、闽南文化，其典型特征是内部区域间文化分布高度碎裂，且每一处由于人口相对稀少。江苏文化的璀璨不仅来自空间维度上的四方交融，亦来自时间维度上的积淀传承。在前现代时期，吴越文化、江淮文化、六朝文化在此地先后兴起，留下了锦绣华章与画栋雕梁。而在近现代时期，在救亡图存的危难之际，江苏亦是马列思想在中国的落脚之地，是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以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神与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完美统一为精髓的周恩来精神，以崇高的理想信念为魂、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本、以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为色的雨花英烈精神，以听党指挥、坚定信念、坚忍不拔、英勇果敢等为主要内容的新四军铁军精神，以听党指挥、依靠人民、团结协作、决战决胜等为主要内容的淮海战役精神……如此种种，无一不是江苏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而在以改革创新为主旋律的改革开放时期，江苏又诞生了“四千四万”精神、“昆山之路”精神等。空间维度的交融与时间维度的积淀，共同造就了江苏区域文化的璀璨繁荣。

综上所述，多元璀璨的文化成就了江苏“享誉中外”的盛名。正是由于江苏的多元文化源自内部的区域分割与外部的文化交流这双重因素，使其在多元的同时，有足够长的历史延续和人口基础将其发扬光大，辅之以江苏不断增强的物质实力与对外影响力，最终走出江苏、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一点显著不同于某些仅仅存在于山林深处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对内，江苏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母子关系，而是其中的诸多元素与成分已经成为全国性文化，如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的三部——《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均在江苏写成；而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孕育出的海派文化亦是其自身元素熠熠生辉的鲜明呈现。海派文化作为中华次区域板块中最为著名的市民文化与地域文化之一，其诞生离不开江南文化所提供的底蕴。而海派文化的蓬勃发展，又为江南文化的 弘扬提供了广阔空间。对外，江苏文化中的一大批精品元素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的亮丽名片，如昆曲、苏绣等；再如诞生于清朝乾隆年间，在扬州、泰州一带广为流传的民歌《茉莉花》，其早在19世纪末便被收录在德国、丹麦、英国等多个西方国家的歌曲集里，被当成东方民歌的典型加以介绍。根据音乐理论家钱仁康考证，《茉莉花》是“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新中国文化外交的日渐发展，《茉莉花》进一步深入人心，享誉全球，在海内外华人和西方音乐界中广为流传，成为最经典的中国音乐作品之一。如今，悦耳动听的《茉莉花》依然保持着饱满的生命力，在国际舞台反复响起，成为最有辨识度的中国符号之一。

三、案例解读2：经贸特色

在经贸领域，自中国古代数次经济中心南移后，江苏便已成为当之无愧的鱼米之乡、赋税重地。近代以来，以张謇为代表的富有解放思想的江苏人便在建立现代企业的道路上筚路蓝缕、实业救国，使江苏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摇篮。改革开放后，地处沿海、依托长江、背靠广阔的内陆腹地，江苏在制造业与海外贸易领域佳绩频频，高水平的工业制造体系奠定了江苏在国际经贸领域大显拳脚的物质基础；深度参与国际经贸分工，又为江苏工业制造水平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绝的资本、技术与企业家才能，新法子、新路子层出不穷。

（一）园区发展之路的“先行者”

改革开放初期，江苏并非国家政策扶持的主要地区，四大经济特区中亦无江苏的城市，时至今日，也没有计划单列市。然而，江苏却探索出了独一无二的发展路径，即“有智有为政府引导下的一系列各司其职的工业园区建设”。相较于同属沿海发达省市的上海、浙江、广东等地，江苏在兴办工业园区这一领域的经验格外丰富，各级政府亦对于高新区这类兼具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促进自主创新功能的平台高度重视。

从全省范围内来看，江苏各地的高新区定位梯次分明，有学者将其分布格局概括为“苏州独大、苏南为主、苏北、苏中为辅”。由此可见，坐落于苏州的苏州工业园区与苏州高新区堪为江苏高新区建设的标杆模范，亦分别代表了“富开发模式”和“穷开发模式”两条新发展路径。前者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的合作项目，拥有强劲的资金支持与现代管理经验保障；后者则坚持“筑巢引凤”与“引凤筑巢”相结合，通过打造服务型政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集聚优势、扩充品牌效应，从一穷二白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除省级政府之外，各地市级乃至县区级政府亦是园区发展之路的有力探索者。以苏南地区的县域经济为代表，通过对外资的有效吸引、创新使用，逐步建立起了中国县域发展的传奇，形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百强县江苏独占前四的局面。其中，昆山市的园区发展历程与经验极具代表性与标杆价值。作为当今中国连续18年制霸百强县榜首、GDP总量跨越5000亿元大关的“县域一哥”，昆山在20世纪也曾有过一段筚路蓝缕的发家史。改革开放初期，在同属苏州的县中，昆山经济长期垫底，被戏称为“小六子”。然而，穷则思变，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昆山立足于自身区位优势，通过“农转工、内转外、散转聚、低转高、大转强”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并通过向深圳、珠海等首批经济特区学习发展经验，制定了“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发展思路。在经济底子尚不雄厚、国家尚未“给名分”的情况下，通过自费兴办工业新区，“筑巢引凤”，为日后大规模吸引外资奠定了基础。 1992年，昆山的发展成绩获得了中央领导层的关注与肯定，并于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国家级开发区，成为县级自费开发区进入国家战略序列的首例。1997年，昆山再次在国家出口加工区领域开创先河；“十一五”时期昆山提出“整体发展学新加坡、产业升级学韩国、自主创新学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思路，逐步从初期单纯凭借地缘优势承接上海溢出资源的被动模式，转变为构建优良营商环境、不断创新体制机制的主动模式，最终建立了独特的外资“朋友圈”。

（二）引领民族工业的“排头兵”

基于“园区”建设的经济发展路径，使制造业成为江苏经济最为依仗的支柱。以不同目标市场为导向的“园区”梯队，奠定了江苏的制造业无论是在规模、水平抑或是门类齐全度上都稳居民族工业发展第一方阵的雄厚实力。在制造业规模上，从总量与发展速度来看，2022年江苏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1%，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蝉联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37.3%，居于全国第一位；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达66.4，第8年位居全国省域经济首位。2023年，江苏全省制造业增加值达4.66万亿元，占全国14.1%，实体经济已占本省GDP总量的八成以上。从省域比较来看，2012—2022年，江苏制造业基础持续夯实，先进制造业集群规模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70%左右；制造业增加值从2.3万亿元增加到4.2万亿元，实现了翻一番的巨大成就，分别占全国的13.4%、全球的约4%，并在2021年超过了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广东省4.15万亿元的制造业增加值，成为当下中国第一制造大省。在产业体系层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门类的国家。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划分，其下辖“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个方面共计41个工业大类，而江苏的工业体系覆盖了其中除“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外的全部门类。横向对比之下，如此健全的门类体系既显著区别于以钢铁、石油化工、机械等传统重工业为主的辽中南工业基地，亦不同于以服装、玩具、电子、食品等轻工业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工业基地。在产业等级层面，截至2023年，江苏全省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48.5%、40.8%，规模化、智能化与集群化发展成效显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91.9，位居全国首位；新获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的企业近800家，名列省域经济第一位；包括新型电力装备、物联网、纳米新材料、工程机械在内的6个先进制造业集群被纳入“国家队”方阵，入选数量居全国首位；每万人的科技发明专利数量超过60个，已是第8年居于全国首位；入围“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达92家，近乎于广东入围企业数量的两倍。苏南地区也成为中国第一大综合性工业基地——沪宁杭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轻重工业发展并重，现今已成为中国历史延续最悠久、规模最大、产业结构最全面、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最高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三）融入世界市场的“弄潮儿”

以“工业园区”为抓手的发展路径使江苏的经济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外向性，而量大质优的制造业，更使其有充足的资金、人才与自生动力融入世界市场之中。在对外贸易的规模上，江苏体量之大在全国省级行政区中处于领跑地位，连续18年稳居全国第二位，利用外资规模居全国第一位。2023年，江苏省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5.25万亿元，占同期中国进出 口总值的12.6%，其中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49.2%，首次占到第一位；实际使用外资规模继续保持全国首位。在地市一级的横向对比中，其所辖各市亦全部位居中国对外贸易城市排行前列。江苏人敏锐的洞察力与灵活性，帮助其早早地意识到了开放的本质便是积极利用海外资本、资源与市场，大胆借鉴与汲取发达国家一切有益的体制机制与经验模式，促进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泉充分涌流。江苏人深知，“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形态不能停留在原有阶段上，理念不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方法不能停留在原有套路上”。对外经贸领域江苏优势地位的建立，离不开改革开放初期较早形成的国有资本、民间资本与外商资本共同支配的三足鼎立模式。在大多数地区尚跌跌撞撞、踌躇不前之时，江苏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市场环境以吸引外资、放手减负以发展民营经济，最终建立起了相互补充、协力促进的“制新格局”。在长期的“筑巢引凤”之后，如今的江苏亦积极融入“走出去”的发展浪潮，依据自身在园区建设领域的丰富实践，归纳总结出如“筑巢引凤”“重资产投资运营”和“轻资产管理输出”等发展经验，并将之运用于“一带一路”海外园区的建设中。江苏的各类境外合作园区花开四方，截至2022年11月，江苏在6个国家建有7家境外园区，以期实现江苏的发展成果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和地区共享。典型代表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农工贸合作区、坦桑尼亚江苏—新阳嘎农工贸现代产业园等。

四、案例解读3：治理模式

在社会治理模式层面，江苏在其各级政府的主导下稳中求进，寻求以最小政治风险争取最大发展效益，在群策群力中引领改革开放浪潮并为全国提供均衡发展样板，呈现出“集中生智生新，稳中求进求均”的鲜明特色。

（一）稳中求进：政府主导下以最小政治风险争取最大发展效益

面对机遇与风险相伴相生的改革洪流，江苏是永不停息的勇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以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雄文，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否定，为党在重大历史关头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千百年的历史激荡，使江苏民众的内心深处积淀着求新寻变的精神文化底蕴，而改革开放的“松绑”恰为江苏提供了思想解放与实践变革的时代机遇与历史舞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筹经费开办园区的“昆山之路”、不甘人后争创一流的张家港精神、金融市场的江阴版块、“天下第一村”的华西传奇，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仍处于改革春风之下，一面蓄势待发，另一面焦虑踌躇之际，江苏人以其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的创业精神首开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之先河，被邓小平盛赞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在取得开门红的成绩后，江苏人民并不满足于沉浸在功劳簿上坐吃山空，反而在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环境支撑等领域持续发力以建构特色区域创新体系。截至2009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8》显示，江苏已成功超越上海、广东与北京等地，成为全国最具创新能力的省域。江苏的勇气在于，在不同的历史发展关键期，不断进行新的思想解放。不迷恋于过去的成绩而骄傲自满、不自缚于既有经验而冥顽僵化、不局限于传统模式而裹足不前；清醒地认识差距与不足、勇敢地直面挑战与机遇、紧盯江苏在世界大格局中的方位和水平，不为目前的小富而停滞。

面对一次次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江苏是步伐稳健的智者。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实践来看，江苏虽然始终走在中国地方治理与发展模式创新的第一方阵，但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稳健”特点，即：青睐于改革中最小的政治风险，依托强势地方政府的推动，实现对制度创新的灵活运用，并最终争取到最大的发展效益，例如，江苏的私营经济发展在历史上就持续受到“政治约束反复”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尚未“松绑”的大背景下，江苏着力发展作为集体经济成分的乡镇企业，因受制于意识形态争论而畏手畏脚的私营经济只能屈居“补充地位”；相较之下，这一时期却是浙江民营经济萌芽并迅速成长的时期。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经济获得了“并存”与“共同发展”的名分后，江苏亦是着力推动乡镇企业走向外向型发展道路，使其民营经济发展速度长期落后于浙江。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浙江沿海以及闽东南地区的民间力量扮演重要角色，在江苏的创新过程中，民间力量主要是在睿智而富有远见的地方政府的组织与调控下发挥作用的。正因如此，也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江苏各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江苏的治理创新，伴随着的是制度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构成了区域发展的模式选择和结构变迁最为本质与核心的要素。制度创新是创新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涉及的范围很广，覆盖民主、法治、经贸、文旅等方方面面，但无一例外都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政府是制度创新的主体，也是驱动创新的主体。江苏的地方政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堪称中国省级政府的典范，注重在原有的制度体系中融入不同时期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政策，逐步形成了较强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不断累积，使如今江苏省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环境、营商环境都堪称全国表率。

（二）“集”中生智：“十三太保”各显神通

体制内外各主体的你追我赶、自力更生，造就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泵”。江苏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不仅体现在省级行政部门的积极进取、锐意创新，更体现在各个城市之间的你追我赶、不甘人后。正是这种赶超意识和竞争意识，推进了政策创新和制度改进。一方面，不同于部分省市的“等靠要”思维，江苏无论是省抑或是各地市普遍有着不甘人后的志气和自力更生的骨气。江苏人深知，要获得永续的良性发展，必须跳出江苏看江苏，着眼全球看江苏，坚决破除小富即安、小富即满的小农思想。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江苏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拥有强劲的内生驱动力与造血能力。另一方面，江苏的发展不依赖于某项国家战略所重点支持城市的带动，而是依靠各地市、县市乃至乡镇街道的自力更生。相较于其他沿海省份，江苏既没有经济特区，也没有计划单列市。秉持着“不等中央定‘名分’”“不等上级给奶吃”的骨气与豪情，江苏走出了一条“管自己要钱、办大事尽量花小钱、有限的政策也会变成钱”的发展之路。

“十三太保”的群策群力、各显神通，建成了惠及全国的改革方案“智力库”。在江苏省内，各地市乃至县市、乡镇的自主创新精神，极大地调动了蕴藏在基层与民间的智慧，使其在各种历史关头有很强的自我创新能力，为“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之路提供了参考与遵循。尤其是不同城市或地区对于同一治理问题所采取的不同乃至相反的手段，为全国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对照参考样本。例如，在生态乡村的建设问题上，许多地区都将“宜居”作为建设的重要目标与方向。而在实现路径上，苏南与苏北地区则大相径庭。对于苏南而言，由于工业化先发优势显著，在实践中往往先大规模发展制造业，待经济水平和民众生活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利用积累的资本进行生态修复，换言之，侧重于优先从“富”的维度阐释生态村的宜居概念。而苏北地区深知自身能够用于快速发展工业化的资源禀赋相较于苏南地区尚有差异，于是注重保护好既有的生态环境，调整和完善第一产业经济发展结构，用绿水青山引来金山银山，换言之，侧重于优先从“美”的维度诠释生态村的宜居内涵。时至今日，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而有关二者的对比与思考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下去。显然，这两种生态村的建设模式，既是两大地区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下的时代缩影，也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举措，为全国范围内的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对照经验。

（三）恰逢其时：重大历史关头引领改革开放浪潮

江苏的每一次重大基层治理或发展模式的创新都直击时代痛点、引领改革浪潮。其典型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创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次：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崛起。

在1978年中央实行农村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之时，面对全国市场供给严重短缺、国有企业活力贫乏的困境，江苏成功把握住了这一机遇，集中力量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集体经济为形态、以加工工业为内核的乡镇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江苏各级政府除了政策引导，还为乡镇企业的初期发展提供了真金白银的助力。1977—1980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期，江苏凭借其本就较好的经济社会条件，获得了国家赋予的财政体制改革试点的宝贵机会，实现了对原有统收统支财政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根据国家计委先后印发的《关于改革江苏省财政、物资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纪要的通知》与《关于调整江苏省财政包干范围和财政收入留缴比例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江苏获得了“上缴61%，留用39%”的独特财政地位。在此背景下，江苏充分利用这一体制对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减免、资金扶持和公共产品供给等在内的有力支持。首先便是实行低税率乃至免税的让利政策。例如，对新办企业的免税期从两年延长至三年，并对徐州、淮安、盐城等地给予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延长免税期限的特殊待遇。仅此政策便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社队企业让利了18.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社队企业初期的迅速发展。截至1978年年底，全省有250万名职工投身于55496家社队工业企业，年产值约60亿元；到1980年，江苏全省农村工业产值便突破百亿元大关，达109.33亿元，同比增长74.56%，占全国社队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由1976年的13.8%上升到20.7%，而应缴税收仅增加38.2%。万里对此评价道，“江苏省沙洲县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与当地财税部门采取先扶持、后征税的措施分不开”。除了财政支持，江苏通过整合农村集体资产以及鼓励农民投资，创造性地实现了由社队企业到以“一包三改”为主要业务的乡镇企业的升级，形成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独特景象。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整体经济中占据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重要地位，使江苏迅速完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工业化基础布局，由农业大省一跃成为工业大省，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江苏奇迹”。

细思乡镇企业的发展路径，其首要得益于乡镇政府的大力推动，这也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显著区别。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既为江苏提供了宝贵的资本积累，也为后来历次转型留下了珍贵的火种。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大环境”进一步“松绑”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大都通过建立现代法人制度成为民营经济的基干力量，并伴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渐进完善，孵化出了极具活力的股份制经济；另一方面，伴随着浦东大开发的“东风”和“入世”的两次重大机遇，乡镇企业也成了以吸收对外直接投资为特征进行加工贸易的主力军。正因如此，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村工业诞生于微末、生长于东风、成就于栋梁，为江苏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贡献”。

第二次：20世纪90年代初的民营化改造与股份制经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方面，在体制“松绑”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和有益补充，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领域争议的逐渐平息，打消了厌恶风险的江苏人的政治负担。另一方面，伴随着外资企业的纷纷落地，原有乡镇企业普遍在技术、管理水平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此背景下，在政府拉力和竞争者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原本以集体所有为主的江苏乡镇企业大批开启民营化改造，民营经济自此蓬勃发展。

与民营化改造相同步的，是伴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不断成长，逐步发展出的充满活力的股份经济。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资金绝对量短缺和资金使用效率欠佳两大抑制自身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顽疾，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资本金融市场的正式开放为江苏提供了一剂良药。这一时期，率先完成改制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凭借自身的优良资产获得了资本市场的青睐，享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初创福利”，登上了登陆证券市场的“头班车”，极大壮实了自身的资本积累，亦提高了社会资金的配置效率。例如，赢得“A股第一县”声誉的江阴，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的前身都是这一时期完成民营化改造并进军资本市场的乡镇企业，其无论在法人数量抑或是资金募集规模上均高居全国县域经济首位。“江阴版块”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的出现，既表现为上市融资的企业数量多，亦表现为质量水平高、综合竞争能力强。该现象的出现，既离不开当地雄厚的区域经济实力支撑，亦当归功于当地政府的有力引导。需要强调的是，在苏南的县域经济中，无论是区位还是经济基础，江阴在当时均不是最好，能取得当下独树一帜的成绩与当地政府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醒得早、起得快、跑得稳”是密不可分的。当其他地区尚沉浸于初期乡镇企业所带来的滚滚红利之时，江阴市人民政府早早便意识到了依靠短缺经济所带来的短暂市场红利是不可持续的，“不怕卖不出，就怕产不出”的发展路径必有走不通的一天。自 1992年后，当地政府便确立了“四上一创”的全新发展思路，并着手推进企业股份制试点改革，陆续颁行《关于进行企业内部职工持股股份制试点的意见》《乡镇企业股份制条例》等文件，并挑选了7家企业进行第一批员工持股政策试点。1995年，当地政府又颁行《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的意见》和《关于批转企业改革五个配套文件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支持乡镇企业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法人制度。截至 1996年年末，全市已有6家股份有限公司与超过300家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制改革的大力推进，为金融资本运营提供了条件。面对199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投入试运行的机遇，江阴市政府敏锐地感知到了金融资本运营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领悟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聚对于短期内迅速扩大生产规模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秘诀”。1996年，包括江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江阴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江阴市支行等在内的13个业务部门联合组建了企业上市指导小组，用体制的力量帮助企业打破信息壁垒，在资产、审计、股权确认等方面给予企业最为精准、高效的保障，为企业上市保驾护航。1997年年初，“兴澄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江阴首家上市企业。截至2024年3月21日，江阴已有61家上市公司，稳居全国县域经济首位，创造了“从一个、到一批”的传奇。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一时期充当主导作用的乡镇政府在这一时期越发成为企业发展的牵绊。其原因在于乡镇政府长期强势参与企业活动的历史惯性导致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矛盾越发尖锐。眼前实践难题的破解，源自观念领域的变革。江苏没有顽固抱守“苏南模式”，而是在进行企业改制的同时着力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建立兼具强势与效率的保障型、服务型政府，大力推动产权所有制改革、丰富多元所有制结构，以土地资源置换资金注入，以空间利好寻求发展机遇，形成了以苏州、昆山为代表的新苏南现象。

第三次：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出口导向型经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政策引导，伴随浦东开发以及21世纪初的成功“入世”，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立足本地乡镇企业发展红利殆尽的现实，将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以积极的姿态和昂扬的斗志参与国际竞争、融入产业链合作。江苏以开发区为载体，转而在竞争中走出了一条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加工贸易的外向型发展道路，注重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产业内分工，依托差异化分工协作，大力吸引外资注入。外资企业的“落地”以及加工贸易的兴起使江苏的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出口导向型经济茁壮成长。

江苏积极使用外资并参与国际市场而取得的典型成绩当数以昆山为代表的一批拥有强劲经济实力的县级城市。对于外资的有效利用，来自昆山地区的干部群众深植于内心“一切为了企业”的发展理念，充分把握了“市场经济就是候鸟经济，哪里环境好，就往哪里飞”的核心要义。在昆山引进第一家外商企业时，当地负责干部累计跑省进京百余次；在业务审批时，昆山行政审批局一改“窗口”与“柜台”面对面的传统办事模式，让审批员与企业肩并肩直面电脑审批界面，以平等姿态消除信息不对称，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将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企业”的承诺。在一点一滴中，打造出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标杆，打响了“亲商、安商、悦商、富商”的“昆山服务”品牌。从“以内引外”到“以外引外”，从“来者俱收”到“优中选优”，从“筑巢引凤”到“引凤筑巢”。昆山以不足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贡献了全国4‰的GDP，使用了全国9‰的外资，创造了全国1.6%的进出口额，2023年首次突破了7000亿元。

在十字路口一次次的正确决策，最终助力江苏成功经历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三大历史性跨越，实现了“改革大突破、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进步”。

（四）成效斐然：实力强劲、均衡发展

一系列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产生了“苏南模式”“江阴板块”等一段段佳话，但这并不是江苏所取得的最难得的成绩。其最亮眼的地方莫过于在总体上既大且强的同时，还维持了内部的均衡发展。在区域层面，江苏区域协调、省域发展一体化、南北联动、跨江融合等领域持续发力，呈现出“三大区域多头并进”的可喜局面。在城乡层面，江苏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亦在全国范围内居于领先水平。能够达成这一成就，一方面得益于江苏蓬勃发展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源于其探索出的符合本地实际的富有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此举既消解了区域间发展水平的过大差距，也较好地实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的一体共进。

从工业化的视角来看，在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镇企业为非城市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初始动力，第一次弥补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苏融入国际化大分工之后，逐步兴起的以县域乃至乡镇、乡村为单位的品牌专业化分工构成了以工业化助力城镇化并进一步促进现代化的第二次推动力。从城市化道路来看，江苏的城市化道路注重产业、城镇与人口集中互动的一体式可持续发展。有学者将这一道路模式盛赞为江苏30年发展的“基本主线”。早在2010年，《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制订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便强调“把区域共同发展战略深化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产业的聚集伴随着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同步升级，推动了知识的交流互通，摊薄了基础设施、服务共享的交易成本，建构了一种颇具效率的组织方式。此外，不同于某些地域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江苏早早地便确立了卫星城与城市带的发展思路，其背后的理念便是从均质扩张到功能主导的转变，较为有效地避免了部分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建成区面积扩大同配套功能滞后的矛盾，较好地抑制了因城市无序蔓延和过度膨胀所导致的土地资源浪费与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并且在开展城市化的同时，较好地调和了城与乡、人与自然的矛盾问题。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保证各板块之间的相对均衡。江苏在长期紧逼第一经济大省的同时，辖区内13个地市全部进入全国百强城市榜单，腰部城市实力强劲，人均GDP在各省份中稳居第一。与长期蝉联中国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省相比，江苏各区域之间虽然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但远远小于广东珠三角地区与粤东、粤北、粤西山区的差距。与同为经济大省的山东相比，江苏的城乡差异显著淡化；在百强县的对比中，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江苏都远胜于山东。与同样人均GDP居于全国前列并且区域、城乡发展相对均衡的浙江相比，江苏则在总量上有着近乎两倍于后者的巨大优势。

五、结论

本文基于区域国别的研究视角，以江苏这一次区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江苏在历史文化积淀、经贸领域的物质交换与生产以及社会发展层面的治理模式三个维度上相较于其他区域的差异化表征。

历史文化层面，其人物以“文韵十足、智慧为先、坚毅内敛”而闻名；文化以“开放包容、多元璀璨、享誉中外”而著称，“文映古今中外，人俱智义仁勇”。经济贸易层面，其经济增长路径模式之新、工业制造发展水平之高、全球市场融入程度之深，均独树一帜，“外融世界市场，内引工业潮流”。治理创新层面，其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稳中求进，寻求以最小政治风险争取最大发展效益，在群策群力中引领改革开放浪潮并为全国提供均衡发展样板，“集中生智生新，稳中求进求均”。最终，在以文化特色为底蕴、以经贸特色为依托、以治理特色为保障的基础上，江苏，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

本文一方面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多维度进行区域特征的立体探讨，一方面注重将国际大区域与内部小区域相结合，以江苏这一次区域为切入口，为读懂中国贡献了一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