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伟 | 试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内容提要】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国际关系、国内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其中区域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政策本质上也属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范畴，需要使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逻辑进行研究。而对区域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更多的案例检验和创新空间。国际关系理论所强调的体系性因素对于各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也可以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国别研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可能。如果区域国别研究想要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必须打破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的壁垒，找到能够同时影响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位置现实主义认为整体国家利益应该是指导各国内政外交的根本依据，各国的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都应该与整体国家利益的规定相一致。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提炼出塑造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性动力，并使用这些要素来同时分析国际国内的力量格局、秩序变迁、思潮兴衰。位置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和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可以提供区域国别研究所需要的理论工具。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区域国别研究；位置现实主义；世界政治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被明确列为一门交叉学科，即“区域国别学”。2022 年版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明确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从而彰显了这一专业的交叉学科性质。那么，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旨在对特定地区和国家提供深入了解的学科，其研究目的是支持大国的外交战略，通过系统研究特定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大国提供智力支持，以更好地应对全球事务，具有高度的应用性。”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朱锋教授认为，“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同样是多种学科融合的综合体，包涵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但哪个学科应该突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模糊性。但无论是从学科方法论和基本的理论构架来看，区域国别学都需要以国际关系学为主体性的支撑学科。”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兴教授则指出：“作为应用性比较强的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要想胜任自己的学科功能，就必须以世界历史这门基础性学科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最基础的学科支撑。” 不同的学科都会强调本学科在构建区域国别学之中的重要性，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也反映出区域国别学的构建刚刚起步。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本来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例如，研究美国经济的应该是经济学学者，研究美国政治的应该是政治学学者，而研究美国外交的应该是国际关系学者。区域国别学想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就需要在本学科的研究领域内建立起独有的概念和逻辑体系，解释本领域的各种现象。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实非易事。从目前阶段来说，区域国别学的构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外交和内政的各方面——如何才能融合为一个新的整体，提炼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当然，也可以设想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继续使用不同的理论，但这样区域国别学将继续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存在。本文希望做一个初步的探索，即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实现相互促进与融合。考虑到区域国别研究包括两个主要的版块——区域国际关系与国别研究，本文将分别考察两个版块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可能的相互促进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区域国别学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学科，关键还在于如何从理论上整合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而位置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研究为此提供了两条可能的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别研究也曾被称为“外国问题研究”，即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从而加深对这个国家的全面了解。相应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也存在着“美国问题专家”“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提法。但实际上，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应该由政治学学者来研究，而它的经济问题则应该由经济学学者来研究，“隔行如隔山”，全部交给“国际问题专家”的做法是不合理、不专业的。在考察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别研究的关系时，我们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外交与内政。国际关系理论在外交政策研究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对一国国内情况的考察则可以弥补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而在对各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考察中，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起到补充和促进的作用。

外交政策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国别研究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理论揭示了许多制约国家行为的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各国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时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家为了生存，必须保持基本的理性，也就是考察自己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而一国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取决于该国与其他国家在实力、利益方面的相互关系。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当年新中国之所以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根本上也是取决于国际环境的制约，一是在世界分成两大敌对阵营的情况下，新中国因为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只能选择倒向苏联一边；二是新中国成立伊始，经济上一穷二白，十分落后，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有朋友”。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部分，在对各国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不过，体系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只能解释那些相对理性的外交政策，对于不适应国际结构选择的外交政策，则需要考察更多的国家制度和国内政治的因素。外交政策的发展变化，不仅受到国际体系的各种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各国国内局势以及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博弈的影响。例如，“媒体可以给民众提供各种信息，即便这些信息本身可能存在偏见。在存在自由媒体的条件下，利益集团或者***纵外交政策的难度上升了。因此，民主制度可以增加外交政策制定的观众成本”。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John Spanier）在分析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中提到的：“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肯尼思·华尔兹清楚地解释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解释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外交政策的解释，仅有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是不足够的，而且也不可能是足够的。只有在外部压力主导了国家的内部过程时，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才能解释国家的行为，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大多数情况下，各国仍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其行为或多或少会偏离结构的选择。因此，外交政策分析倾向于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只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够的，对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深入了解，往往是全面深入了解各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对理解各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帮助。事实上，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由来已久。由于贸易、战争等国际机制的存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发展态势一直相互关联。

一方面，各国国内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发展，受国际环境的深刻影响。为了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后发国家往往倾向于学习先发国家的政治体制、军事组织和其他成功经验，例如，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制度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效仿对象。有学者指出，战争促进了各国公民权的兴起，“研究国家形成的理论家认为，虽然战争导致了惨重的伤亡，但国际竞争也有助于促进公民权的兴起。欧洲统治者本来奉行绝对主义，但当他们在国际领域追求野心时，需要依靠民众提供战争物资，以至披甲上阵，才有望提升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争取民众的支持，绝对主义的君主才被迫开放权力”。经济全球化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体系，使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当区域国别的研究者在探讨一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时，他们往往需要去了解当时的国际体系环境。正如现实主义大师、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所指出的，“无论是支持全球化的人还是批评全球化的人都认为，各国的日益一体化导致了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独立程度的降低或者国家主权的丧失。各种团体和个人都说全球化引起经济独立的结束、政治民主的消融和文化趋同的衰落。他们甚至指责说，各国经济一体化意味着本国团体，甚至整个社会，不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而要受制于外部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

近代西方列强为了保障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供应，深度介入非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之中，从而使得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和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世界政治体系和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形成，并且随着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成为日益密切的全球整体。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对各国的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产生持续的压力，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各国不得不降低国内的社会福利水平和环保要求等。正如中国学者俞可平所指出的，“跨国投资等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势必要求在有关的民族国家内有一个相应的政治环境。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千差万别，很难完全适应外来资本的制度要求。当全球经济活动与民族国家原有的制度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做出必要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原有的决策过程和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迁，这种制度性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主权构成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它还创造了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世界。美国学者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和罗纳德·罗戈斯基（Ronald Rogowski）分析了国际贸易大幅增长所带来的国内政治效应。他们认为，“更顺畅的全球性贸易将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相似的‘国际化’”。除了在经济领域的同质化，经济全球化“也对居住于固定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并效忠于国内政府的传统公民观和种族观提出了挑战……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生态环境的国际化，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淡化原来的国家认同，而滋生出了全球意识，出现了所谓的‘新认同政治’（new identity politics），少数先锋派如国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已经以‘全球公民’自居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反过来，对各国国内政治的了解不仅有利于全面分析各国外交政策的起源和发展，也有助于了解许多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背景与原因，即便许多国内的要素无法被纳入某个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之中。现实中，国际关系的运作是无法从国内政治运作中剥离的。国际关系的实际内容是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交往，而这些都必然同时受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制约。一国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常常会外溢成为两国乃至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正如研究全球化问题的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所指出的，“在整个近现代时期，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紧紧交织在一起：国内政治一直被理解为是支撑国际政治的背景，且前者经常是后者的根源。不管人们是在思考16和17世纪的君主政治（例如法国国王应该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的问题），还是去试图弄明白15和16世纪从东方到西方的商路变化模式（以及这些变化影响乡镇结构、城市环境和社会平衡的方式），都不能离开对地方性及国际性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模式的考察”。

在当代世界，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合作最终都要落实到地方和个人，这就使国际政治最终会成为地方性的政治，而地方性的政治也会成为全球性的政治。虽然一些国内政治的运作看似与国际关系没有直接的联系，例如，一所小学所开展的日常教学活动或者一家小微企业的纳税行为，这些日常的运作从长期来看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实力，短期内也可能直接卷入到国际关系之中，例如，小学接待外国小朋友的来访、企业接待外国领导人的来访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首先推动了煤钢联营的一体化进程，即把煤炭和钢铁这两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进行集中的生产和经营控制。这当然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因为，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为了这两种资源发生了无数的战争。但是，具体参与这一进程的包括各国的政府官员、地方政府、技术专家和私营企业。通过这种范围广泛的合作，欧洲国家期望合作形成的习惯可以不断扩散到其他部门和领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深度的合作进程，欧洲一体化不可能获得如此持久的发展动力。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霸权稳定论并不能离开对国内政治的考察来说明国际秩序的兴衰。虽然霸权稳定论告诉我们霸权国倾向于提供公共产品、构建某种国际秩序，但它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特定类型的霸权国建立起来特定类型的国际制度，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考察霸权国的国内政治，才有可能全面了解某种国际秩序的起源。国际经济秩序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在 1846 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当时英国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秩序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19 世纪 60 年代后，英国的制造业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50% 左右，工业制成品源源不断地输往其他国家，使对外贸易得以进一步增长，贸易额大约达到了世界贸易总额的 40%。如果当时的霸权国不是英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体，而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那么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必然不会是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诸如罗伯特·基欧汉这样的学者指出，霸权稳定论只是一个粗糙的模型，因为如果霸权国的国内社会不支持建立某种国际秩序的话，那么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霸权秩序”；国际秩序的建立，是霸权国的实力优势和国内意愿相结合的结果。

双重博弈论者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和国际互动的影响。他们认为，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制定包含国内层面的博弈和国际层面的博弈，因此对外政策最终取决于国内政治进程。国内政治因素发挥影响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协议形成过程，即对协议内容进行讨论；第二阶段，协议批准过程，即一国批准最终的协定。谈判代表所面临的国内制约，取决于他们在国内讨价还价中所拥有的政治权力 。“比较而言，国内层次的博弈更为重要，因为决策者关于国际谈判的立场是由其对国内能否批准的考量决定的。” 一些国内政治团体会有意识地参与到国际关系中，塑造本国的对外政策，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在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除了成员国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等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表达不同的观点，例如，法国的农民非常不满美国农产品的冲击，敦促欧盟通过了所谓的“共同农业政策”。一位学者研究了 1954 年到 1956 年之间美国国务院与农业部从古巴进口糖的争论。美国国务院支持扩大从古巴的进口，以维护美古关系，而农业部出于部门利益则反对。最终，总统出面指示美国国务院，“由于国内的政治考虑，必须要对国内的糖业生产者做出让步。”

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别研究的相互融合

国际关系理论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相互促进对这两个学科的发展来说都有重要意义，前者可以给区域国别研究的许多领域提供理论和方法，而后者可以检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区域国际关系和各国的外交政策。但是，这种相互促进对区域国学学者来说可能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区域国别学希望能够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社会科学。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整合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发展出一套理论逻辑来同时解释国际关系、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发展。目前来看，两条路径可能有助于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发展，也有助于完善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不足。

第一条可能的路径是位置现实主义所倡导的整体国家利益理论 。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国家利益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一部分人、集团的利益；国家利益应该在一个较长时间里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既然主权国家是一个相对紧密的实体，与其他国家构成可以相对分离的互动单位，那么它们自然在国际体系中就拥有一种整体性的利益，这种整体利益不是仅仅依赖于某个领域的利益性质，而是主要基于该国自身所处的国际体系位置。位置现实主义认为，整体国家利益是一定时期一国各阶层所共同享有的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并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角度来界定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虽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都是全社会共享的国家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利益的排序影响到国家资源在不同部门、群体之间的分配。出于自身的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需要，不同的政府机构和利益集团纷纷强调某一领域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其结果是，资源的分配从长远来看可能不利于国家根本战略目标的实现。相比之下，从位置性的角度界定国家的整体利益更具合理性。一国通过准确认识自己的现有位置和追求合理的位置性目标，可以全面提升本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依据整体利益关系的概念，可以判定不同国家是否存在战略上的冲突，为不同时期具体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提供了判定的标准，从而有助于有机协调不同领域的对内对外政策。

其一，整体国家利益的视角有助于认清各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例如，依据位置现实主义，国际秩序位置是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之一。在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下，争霸国和潜在争霸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而非挑战现有的国际体系来实现的。对于争霸国和非争霸国来说，他们需要获取的霸权秩序地位主要指的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而非重建一套新的国际规则。因此，在开放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尤其是还存在核武器的条件下，“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所讨论的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基础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

其二，通过分析某一项国内政策或者对外政策与整体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可以了解其是否合理，以及该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德国是国际体系中的争霸国，但其直接的敌人是法国，其位置目标应该是尽快获取霸权实力地位来确保安全，而不是急于对外扩张和获取霸权秩序地位。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推动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远比获取殖民地的对外扩张更为重要和紧迫；维持与俄国的良好关系，比起与容克地主阶层妥协、实行保护主义对外经济政策更为重要。相比之下，和英国搞海军军备竞赛、争夺殖民地既不重要，也不紧迫，根本无益于德国获取霸权实力地位，还有害于德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导致德国提前与英国进行战略竞争）。

其三，整体国家利益的确定，有助于对政策自身进行设计，使其重点或者优先方向与国家的整体利益相协调，从而促进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有机协调统一。例如，邓小平将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确定为增强中国的实力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国防外交政策也要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服务，削减军备，国内政策着重于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外政策上，则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融入世界市场。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因此优先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实力。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来说，同样地，即便是为了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优先方向也应该是继续发展陆军、对法国形成更大的威慑，而不是重点发展海军与英国竞争。

整体国家利益的理论在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点，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这种理论本质上是基于国家理性假设而提出的规范性推论。它有助于解释一部分符合理性假设的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国内政策，但是它不能解释不符合整体国家利益的那些现状和政策。例如，尽管学习先进的技术可以提升本国的实力位置，但国内的利益集团未必愿意引进新的技术。所以整体国家利益路径的解释力是有限的。

第二条可能的路径是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即探寻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背后的共同推动力量，并从这些力量出发同时解释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经济等方面。“世界政治”的概念突出了世界的整体性与政治的统一性，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力量在同时推动着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以及后两者之间的互动。例如，技术因素同时影响了美苏之间的粮食贸易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美国拥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设施完善、生产率高。在 1972 年的时候，一个美国农民就可以养活 50 个人；相比之下，苏联的农业生产率就低得多，农业机械化水平远低于美国，一个苏联农民只能养活 7 个人。这就意味着在美苏的粮食贸易中，苏联处于相对不利的局面，不得不从美国进口大量的粮食。而在美国国内，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不多，但是这也意味着农业政策的变化对于每一个农场主来说关系重大，从而导致农业利益集团组织化程度高、政治能量大。“当美国政府尝试利用粮食禁运来与苏联讨价还价时，农场主们的利益受到侵害。因此，农场主们的愤怒成为在美苏谈判中，美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从世界政治学的视野来看，国际、国内的力量格局和基本秩序都是由同样的一些因素驱动的，这才是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存在深层联结、不可分割的根本原因。在世界政治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同时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因素，将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统一起来的机制也变得日益纷繁复杂。除了技术、贸易与战争，新闻媒体、汇率体系、跨国投资、跨国非政府组织、世界性宗教、气候变化、跨国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机制和因素，使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想要从这些机制和因素中找出同时推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易事。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追求承认的斗争等因素在推动世界政治变迁中的作用毋庸置疑，因为它们是最底层的、最普遍和最具有根本性的因素，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变化又直接关联。例如，卫星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于互联网的监管更加困难，这不仅会带来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不同政治思潮的传播，以及各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最终会深刻影响到各国的政治安全和相互关系。相比之下，气候变化也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世界政治发展动力，它不仅成为国家间政治博弈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推动各国更加重视绿色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影响到各国国内的就业状况、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

通过世界政治研究，我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改进现有的政治学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对于（国内）政治学研究来说，我们可以更多从影响世界的深层力量和深层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国内力量格局与国内秩序的变迁；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影响世界的深层力量和深层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国际力量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变迁。世界政治研究只是一种研究路径，基于不同的世界政治根本动力，可以发展出不同的世界政治理论。例如，世界政治变迁的技术革命理论、承认斗争理论、气候变化理论等。与位置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相比，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虽然具有更多的解释性和理论上的多元性，但它无法提出有关外交和内政的规范性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