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薇 刘北 | 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路径比较

【内容提要】20世纪60年代起，为加强对域外国家的了解，中国开始推进国别与区域问题研究机构建设。经过数十年发展，在国家战略需要推动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区域国别学于2022年9月成为一级学科，引发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热潮。本文旨在多角度分析不同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特征，归纳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几种高校建设路径。研究采用量化与质化结合的方法，对102家样本高校进行综合分析，从办学载体设计、既有优势积累转化、资源整合方式、学科建设情况等维度，对样本进行异同比较，总结出中国高校的五种典型建设路径。再通过各路径下共计10所高校的个案考察，分析高校路径选择的深层动因，为后来者制定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策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比较分析；案例研究

探索域外世界、了解不同国家与地区，是中国长久以来的战略发展需求。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开始逐步增设国别与区域问题的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后，区域国别研究逐步落实到高等教育系统内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服务中国外交的战略需要及“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实施，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进入集成化发展新阶段。自教育部2011年11月发起区域国别研究专项以来，截至2024年4月，获批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共453个，分布在全国186所高校，基本做到了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并陆续孵化出一批研究成果。

与此同时，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进程不断加快。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首批一级学科，强调了国家培养区域国别高层次人才的战略需求。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中国高校投身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热情高涨，发展出带有各自特色的建设道路。为深入了解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和建设学科的路径选择，本文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相关部门和高校的公开信息、负责人的观点和访谈记录等资料，对中国102家样本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建设区域国别学的情况进行多方位分析，从高校的办学载体设计、既有优势的积累与转化、资源整合方式、学科建设情况等维度，对样本高校进行异同比较，归纳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所形成的五种典型建设路径。再通过各个路径下共计10所高校的个案考察，复盘不同高校选择各自建设路径的关键因素，为高校中的后来者在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进程中，如何做出“有益于自身发展+有益于国家需要”的最优选择提供参考。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选取453个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所在的186所高校作为样本，经过初步的考察与筛选，剔除规模及特征相近的高校，最终确定了102所样本高校，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90所入选2022年中国“双一流”高校名单，占比为88.2%，其中涵盖10种高校类别，可满足研究对象选取的代表性与典型性要求。需要明确的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仅一年有余，目前只有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有限几所高校通过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立项审批。但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在高校的实践已足够丰富，且区域国别学本就是脱胎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据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而设的独立学科。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自教育部2011年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专项以来积极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高校，不仅包括2022年一级学科设立以来选择建设区域国别学的高校，也包括在2022年以前就以不同形式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并努力发展的高校，两类高校的范围有一定重合。为减少歧义、方便统计分析，后文将上述高校统称为“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的中国高校”，力求更全面考察中国高校的实践路径。

二、特征分析与路径归纳：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的中国高校情况统计

本文根据教育部公示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名单等政府公开信息，中国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自我宣传和媒体报道，以及中国学者对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建设进行的重要访谈和文章发表等文献内容展开。以量化分析为支点，对102所样本高校的办学载体设计、既有优势的积累与转化、资源整合方式、学科建设情况进行编码统计，编码类目包括高校名称、学校类别、所属城市及地区、区域国别实体教研机构建设形式、国家支持的区域国别研究载体（研究中心、研究培育基地、智库）建设情况、相关学科建设情况、课程设置、参与建设的校内院系与机构情况。研究发现，样本高校在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进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特征，也各有特色。根据编码统计与分析结果，研究按照样本高校彼此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对样本高校的建设路径加以分类与归纳，总结出中国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五种路径。

总体来看，从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到建设区域国别学，样本高校整体上的表现呈现出“刺激—反应”的路径特征。“刺激—反应”理论（又称S-R理论，即Stimulus-Response）是行为心理学中阐释人类行为活动的原因性解释，该理论由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布罗德斯·沃森（John Broadus Watson）进行阐释。2007年以来，中国教育部、外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委陆续出台的意见、计划与政策等，均可以视作“一般环境中客体对主体施加的影响力”。各个高校对于上述“影响”作出的回应行为，包括了申报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参加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的备案评选、整合成立新的实体研究机构乃至申报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等。比如，在笔者统计的102所样本高校建设情况中，42.2%的高校已经建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所）形式的实体机构，98.0%的高校具有至少一个在教育部备案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或培育基地，25所高校申报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5所高校申报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总之，基于政策响应的建设思路贯穿于所有高校的路径选择过程中。

（一）办学载体设计与高校办学类型

从办学载体设计来看，中国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主要方式有两种，一是从学校层面创办独立的实体科研教学机构，通常机构命名中突出体现“区域”“地区”和“国别”，这类高校在样本高校中占比22.5%，体现出对区域国别整体研究领域的重视。但也有许多高校在命名区域国别实体机构时选择了带有诸如“一带一路”（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南发展（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经济（辽宁大学）、全球治理（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吉林大学、山东大学）、非洲区域国别（浙江师范大学）、东盟研究（西南政法大学、贵州大学）、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深圳大学）等字眼命名区域国别实体机构，这种命名方式突出体现了该校的建设定位及偏好，这些高校偏向于将某一细分地区或者学科融入区域实体国别机构的建设，这种选择往往与高校自身的学科优势、资源优势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有一些学校会在机构名称中加入“高等”二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体现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高度重视。二是在二级院系或行政单位下内设一个虚体研究机构。纵观102所样本高校，内设区域国别虚体研究机构的二级院系基本集中于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学院，与学界倡导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需要重点具备对象国语言知识、历史知识和全球化视野相契合。但也有高校（四川农业大学）将区域国别研究中心虚体机构设为行政管理机构，归属国际交流合作处办公室管理，负责涉外高校联盟的拓展、合作及联络工作。办学载体设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校的资源优势和建设偏好。

从高校办学类型来看，除综合类高校在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外，理工类高校和师范类高校也在区域国别发展大格局内占据了重要地位。在样本高校中，综合类有42所，占比41.2%；理工类高校有26所，占比25.5%；师范类高校有11所，占比10.8%；语言类高校有9所，占比8.8%；政法类高校有5所，占比4.9%；财经类高校有4所，占比3.9%；农林类和民族类高校各2所，艺术类和军事类高校各1所。具体来看，综合类高校在学科建设和资源分布上优势更强，这也意味着其往往能够很快对国家政策需要作出反应。理工类高校的入局则充分体现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交叉性，体现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涵所具有的弹性和延展性。师范类高校一般以历史学、语言文学等与区域国别研究密切相关的人文社科类学科基础见长，所以进入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前期成本较低。

此外，财政支持对于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而言十分重要。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高校出于战略需要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捐款。这对其集中精力和优势参加区域国别（学）研究建设有很强助益。2023年中国高校财政拨款排名中，前20名全部由这三类高校组成，其中10所是综合类高校，8所是理工类高校，2所是师范类高校。而在2017—2022年中国高校捐赠收入总额榜单中，前20名也由上述三类高校包揽，其中，综合类高校11所，理工类高校6所，师范类高校3所。

（二）既有优势的积累与转化

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积累的既有优势,是根据高校发展历程和以往建设成果逐步形成的，体现了高校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既有优势可以分为内部和外部，其中，外部既有优势包括政策导向和就业形势，内部既有优势既包括了教学方面，也涵盖管理方面。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质量，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的建设效率。教学方面的既有优势与一流学科数量、优秀导师数量、培养方案设置、课题与项目承担能力等息息相关，而管理方面的既有优势则侧重学校内涉及研究生教育管理的部门之间是否能够形成合力，以及院系的教务体系运转是否顺畅。

已经形成并占据了头部地位的部分高校依靠既有研究优势深耕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发展。比如西北大学在中东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中央民族大学在人类学、民族学与宗教学方面的学科资源积累；再如华侨大学依托独特的华人华侨和旅游研究建设的华人华侨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以及西南政法大学依托东盟法律研究中心建设的区域国别学院，都与所属高校最优势学科相关联。此外，拥有相关学科领域的国内顶尖学者，也被视作建设优质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重要加分项，比如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聘请了国际关系领域的著名学者王逸舟教授担任创始院长，浙江师范大学聘任国内非洲研究的集大成者刘鸿武教授担任非洲区域国别学院（非洲研究院）的院长等。

依靠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和政策解读能力，另一些高校也在快速入局区域国别领域，发展出独特的区域国别研究优势。其中一类典型代表就是外语类高校。外语类高校的学科设置整体倾向小语种领域，一级学科相对较少且单一。不过，外语类高校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破局之路：在巩固语言优势的同时，积极借助外界（政府、智库、企业）的力量，补足自身缺陷。比如北京语言大学承接了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的职能，发挥高校联络功能助推国内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上海外国语大学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举办和运营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承担了智库、媒体和学术共同体的功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由学校层面统筹跨部门、跨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资源，依托小语种优势，承担并建设国别和区域研究，目的是提高政策咨询和资政服务成果。原本的学科单一劣势经此转化，联合校内外多方管理力量支持，也可以成为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一种可借鉴路径。

（三）建设进程与学科选择

高校的建设进程包括成立年份、建设目标、建设形式等要素。从建设形式与学科选择来看，目前，中国高校主要有两种建设形式，一是以“区域国别学”作为发展主线，组建独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教学实体机构、申请独立的学位授权点；二是以其他相关程度较高的一级学科作为发展的主线，设置“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在学科的壁垒下培养专门的人才。第二种方式下，高校的学科选择逐渐往泛化趋势发展。除了较为主流的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立“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还有在公共管理、水利水电、艺术学（清华大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石油大学）、教育学（天津大学）等一级学科下设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各高校在二级学科下自设的区域国别研究特色专业也是多点开花，比如中国政法大学的全球学（全球治理与地区治理）、内蒙古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蒙古国现代文学研究）、大连外国语大学的俄语区域国别学、山东大学的国别和区域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等。学科与专业设置体现了高校特色，也契合各高校自身的比较优势，成为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倚靠。

从成立年份来看，国内最早成立的区域国别实体研究机构是成立于2001年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所。该研究所于2017年6月正式升级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院这一实体性机构，集科学研究、咨政服务、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功能于一体。而后是2015年10月成立的安徽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2016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2017年1月成立的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该院同时承担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以及2017年9月成立的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2018年4月揭牌成立的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8年9月成立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等。这些集中于2015—2018年成立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实体机构，也是区域国别实体机构建设的第一个小高峰。第二个小高峰出现在2022年，标志性事件是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随后，中央财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外交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在2023—2024年设立了独立的区域国别研究实体机构，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高校布局建设独立的区域国别实体机构，用以承担培养区域国别高层次人才的重任。

从建设目标来看，中国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旨在打造自身的区域国别高层次人才培养孵化器。正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首任院长钱乘旦教授所言，区域国别学培养的人，应该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积累，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进行专门的了解与研讨，具有运用跨学科知识进行深入研究的能力，将研究服务于国家的需要。这意味着他的学习方向和研究对象是高度地区化的——有特定的地区与国家，他对这个地区或国家有全面的、超出单一学科领域的深入了解，同时在某一学术领域内能做出高质量的、具有学科交叉特色的、独特的学术成果。这一目标决定了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人才培养需要整合多个学科的知识框架和教学力量，需要服务于现实和战略问题的解决。因此，众多高校在建设时的定位重点都在于交叉学科培养和在地化的田野培养，从自有二级学科的建设来看，区域国别研究已被放置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一级学科下，培养方案着重强调了学生需要前往对象国进行学习和生活。交叉培养和在地化培养已经成为建设区域国别高层次人才队伍的共识。

对中国已经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高校进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到各高校在办学载体设计、既有优势积累与转化、资源整合方式、学科建设情况等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与特色。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中国高校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实践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种：品牌思维驱动的学科建设路径、发挥地缘优势的领域选择路径、巩固头部地位的细分深耕路径、整合外语资源的政策响应路径、借力特色研究的跑马圈地路径。后文将通过个案的介绍与路径特征分析，进一步对比不同高校选择不同发展路径的动因，以期为具有建设潜在意向的高校提供思路借鉴。

三、个案考察：中国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五种代表性路径

（一）品牌思维驱动的学科建设路径

品牌是一个名字、称谓、符号或设计，或是上述的综合，其目的是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有别于其他竞争者。品牌建设是指品牌拥有者对品牌进行的设计、宣传、维护的行为和努力。品牌建设的目的是令消费者产生积极体验，从而提高品牌忠诚度。在学科建设的进程中，高校作为建设主体，为使自身的学科建设成果更加突出，承上获得教育部等上级部门的认可支持，启下吸引更多有志学生选择，采用品牌思维驱动的学科建设路径，积极整合资源，创设各种具有新质生产力的、能使自身在区域国别领域占据独特地位的实践，从零至一打造出一个能在相关利益者心目中留下独特印象的高校学科品牌。其中，较为典型的高校实践有：以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为代表的凸显独立一级学科的配套式品牌建设策略；以南京大学、深圳大学等为代表的依靠顶尖学者掌舵形成特色品牌认知的实体科研机构建设。

1.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和标准树立方面领先于国内的其他高校，并围绕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形成了配套式支持举措建设路径。针对上述策略，中山大学以品牌化的宣传思维不断造势，力求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形成独特的学科品牌感知。

第一，首倡发起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以领域内学术共同体创办者身份提高自身话语权。2019年10月，中山大学在教育部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的指导下，在全国首倡发起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以下简称“高盟”），截至2023年年底，已有160所高校的200多家院系和科研机构加入高盟，其中“双一流”大学有55所，形成了推动学科建设的强大合力。此外，高盟已构建理事长会、学术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交叉学位建设委员会四大委员会，下设八个分委员会，覆盖了学科建设的全部要素，也成为国内区域国别学领域创办最早、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学术共同体。高盟采用了品牌建设的思路运营自身，一方面，通过定期举办区域国别学系列学术活动，与国内高校保持了常态化互动和交流，持续联动并吸引国内高校学者和专家发声，成为面向社会传递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进程权威声音的主要信源；另一方面，不断丰富高盟内部的活动矩阵，并据此形成覆盖上级部委、理事单位高校、相关学科在学研究生和社会大众的精准宣传路径。比如主办包括全国大学生区域国别演讲大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规范化培训、区域国别学全国青年教师高级研修班、全国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论坛、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等在内的品牌活动，让大众将区域国别学学科权威的印象感知与高盟和中山大学形成固定的“刺激—反应”式印象。

第二，率先申请并获批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以此为契机反向整合跨学科教育资源。2023年9月，中山大学获批中国首个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而后，为更好服务于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中山大学形成了以学科建设反哺实体教学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发展路径。2023年12月正式成立了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聘任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从事阿拉伯学研究的陈杰教授出任院长。对中山大学的相关院系与学科资源进行整合，成立研究队伍，并于2024年1月5日，完成了2024级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生的“申请—考核制”招生面试。通过申请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中山大学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配备了灵活务实的制度安排和创新型的跨学科组织文化建设，使区域国别研究院能够协同国际翻译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系、哲学系、国际金融学院、旅游学院、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以及国家高端智库粤港澳发展研究院等校内相关院系和部门，充分发挥中山大学深厚的人文社科研究传统、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优势以及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聚焦东南亚、大洋洲、中东、欧洲以及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围绕基础性、综合性、复杂性和跨学科问题开展研究，为国家对外战略实施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人才与智识支持。

总体来看，中山大学对外以高盟为支撑，对内以学科建设为整合支点，通过品牌建设的路径发展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努力在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学科步入发展快车道之际，面向上级部委、理事单位高校、校内相关院系、潜在报考学生乃至社会大众打造独特的中山大学区域国别学品牌形象认知，以提升人才吸引力和培养效能。

2.南京大学

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起点则是围绕品牌建设的另一种维度——由领域内被广泛认可的权威学者牵头开展。这种建设方式与品牌建设中的IP打造十分类似。IP的原义为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存在形式可以是故事、人物、符号乃至流行文化，具有鲜明而突出的辨识度与认知度。围绕IP可以产生许多附加的效益与价值，带动并优化品牌建设的效果。

第一，聘任权威学者全职加盟，主导区域国别研究院的落地与发展。2022年11月28日，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在研究院揭牌现场，同时举行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著名学者王逸舟担任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的聘任仪式。王逸舟教授作为中国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曾兼任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十余所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或研究员，以及国内外十几家学术刊物的编委。近年来主持完成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中国与非传统安全、中国外交转型等重大科研项目，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等职位，具有丰富的一线教学和管理经验。王逸舟教授自全职加盟南大以来，在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支持下，围绕区域国别之“学”组织人员、组建平台，积极开展研究及成果分享。通过创建官方微信公众号“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发布最新动态，编写《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组织出版《南大区域国别研究》专题刊物，从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建设的角度，面向社会持续生产优质内容，以内容生产与观点输送的形式，不断增强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学界影响力。王逸舟教授作为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学术简讯和学术刊物的总主编，结合自身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方向的学界影响力，使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从发展初期就树起了“优质原创内容生产者”的品牌感知印象，充分契合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定位：围绕重要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开展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为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智慧、经验和方案，使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能够在高校扎堆入局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形势中，开辟出一条潜心生产优质内容以占据领域内一席之地的品牌建设路径。

第二，通过学术项目活动盘活既有人才资源，借力赋能综合性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已近两年，目前还没有单独开启招生，也并未像其他高校一样赶进度申请学位授权点，而是尝试盘活南大校内和国内高校的既有学生资源，通过科创项目、博士生论坛等活动形式，吸引在学人才共同丰富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的原创内容矩阵，运用自身的支持性资源和权威学者的站台，深度参与到国内高校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整体大格局的建设中。2023年11月，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第十六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将主题定位为“变动中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等19所高校的30位博士生围绕“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家视角”“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多边议程”“区域国别研究前沿：理论构建”等进行专题发言，为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博士生提供了跨学科的学术讨论平台，为拓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野、明确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作出贡献。2024年3月10日，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举办了“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探索的机会之窗”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推进会。科研创新项目推进会面向南大内部在学研究生，18个课题项目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环境、国家安全、历史、社会文化、教育交流等多个方面，旨在通过资金支持和研究指导，为区域国别研究贡献更多具有“中国范式”和“南大特色”的创新成果。

总体而言，南京大学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路径可以归纳为由权威学者坐镇并主导、以优质原创内容的生产提升影响力、以学术项目活动盘活校内外既有人才的研究能力，反哺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实体研究机构建设。

（二）发挥地缘优势的领域选择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关乎特定的地理和文化区域的知识体系建设。这意味着该研究领域受地缘因素的深度影响。地缘位置的天然优势，为高校建设具有地区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上，中国对域外地区的理解受地缘结构的圈层秩序影响，地缘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对外区域认知的基本框架。因此，中国对于发挥地缘优势开展区域研究有着丰厚的既有传统。在此思路下，地缘优势可作为高校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重要决策依据。中国国土幅员辽阔，与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均有接触。高校在不同地理位置依托地缘优势对相近区位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为典型思路。

1.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以下简称吉大）在地理上与东北亚的紧密联系，在东北亚研究方面具有长时段的发展历史，衍生出全面的机构建设。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吉大就已经针对东北亚具体国别和议题设立了研究机构。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吉大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之后又相继成立了日本研究所、朝鲜研究所（后更名为朝鲜韩国研究所）、苏联研究所（后更名为俄罗斯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图们江地区开发研究所等，对东北亚地区的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蒙古国开展研究。1994年4月，吉大将既有的各个区域和国别研究机构合并，成立了东北亚研究院。1999年10月，以东北亚研究院为依托，聘任了校内外从事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东北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成立了吉大东北亚研究中心。1999年12月，吉大东北亚研究中心经教育部批准，成为首批十五家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2011年6月，吉大以东北亚研究院为依托成立东北亚区域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提升对东北亚重大问题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的综合创新能力。2021年3月，吉大成立东北亚学院，旨在进一步提升吉大在东北亚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地位。发展至今日，东北亚学院下设世界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所等，通过具体机构的设立，吉大依托地缘在东北亚研究领域逐渐圈划优势研究范围，并服务于自身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需求。尤其是在区域国别学成立一级学科之后，可以即时、迅速地整合自身优势资源，抓住国家战略需求，发挥自身在东北亚领域长期耕耘的既有特色。

学科建设与研究成果聚焦特定国别、深耕具体区域。在学科建设方面，吉大东北亚研究院建立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学科体系。在入选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之后，吉大针对“东北亚区域政治、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研究”完成了三期的项目建设；“东北亚区域经济、历史与社会发展”学科，被批准为“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入选“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后，对于东北振兴、东北亚区域合作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进行了集中关注。经历多年发展，该中心围绕东北亚地区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以地缘为基础发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发挥多学科交叉的特色，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在研究成果方面，其“东北亚国别与区域研究”系列丛书，当前已出版三册，分别聚焦日本国家安全问题、中俄北极区域合作问题和俄罗斯帝国国家机构的历史变革。《东北亚国别与区域发展报告（2020—2021）》研究报告的出版，对新冠疫情及之后的日本、韩国、俄罗斯和东北亚区域合作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东北亚各国发展及合作的情况。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东北亚研究院与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学术机构均建立了双向的联系，通过学术会议、双向参访和学术调研等方式加强交流。例如与韩国东西大学举办线上会议，东北亚研究院“吉大学生国际竞争力卓越计划项目”赴俄调研、朝鲜社科院学者访问等，均对吉大的东北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地缘沟通思路，更好地夯实了区域国别研究建设的基础。

简言之，吉林大学长期专注且深耕以地缘优势为核心的东北亚区域及相关国别研究，在区域国别尚未在国内形成学科化趋势的情况下，就已经形成了独立自主的东北亚研究机制建构和学科体系，以地缘为特色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

2.云南大学

1964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由教育部批准组建国际政治系。自那时起，云南大学（以下简称云大）就成为中国在西南亚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依托，并成立了西南亚研究所，开启了一系列学术探索，为当时中国的对外交流合作、国际经贸往来和对外政策制定等提供了学术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托毗邻南亚、东南亚的地缘优势，云大先后开拓了东南亚区域和国别研究、南亚区域和国别研究等方向，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积极整合学科、语言、地理等诸多条件，逐渐夯实自身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基础。

第一，强化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云大区域国别研究关注的重点和优势领域。云大的国际问题研究以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的区域国别研究为重点，尤其以周边外交、跨境安全与能源安全研究为研究亮点和特色，其中也包含了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法、国际教育、国际河流研究等方向。这也为关乎国家和平发展的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契机，从而输出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包括“中缅油气管道与中国能源安全”“国际禁毒合作与境外罂粟替代种植”“跨境民族与边疆治理和周边安全”“西南国际河流与跨境生态安全”“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等，其中既有基础研究，也结合了应用型研究，奠定了云大在南亚、东南亚及西亚北非区域国别研究的优势基础。

第二，依托地缘建立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的语言基础优势。从地理上看，云南不仅是南亚语种教学研究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借助周边迈向世界的西南通道，其枢纽作用近年来愈发凸显。在地缘上，云南省联结了东南亚诸国，并与南亚地区遥遥相望。由于云南省的边境属性，境内地区也存在诸多跨境族群和少数民族，其在语言文化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因此，云大外国语学院在南亚、东南亚语种方面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人才的语言支持，并设立院系下属的美国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和区域与国别研究所，致力于培养“会外语、通国家、精领域”的国际化高水平人才，积极推动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学科建设路径。同样基于优势地缘条件，面向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开展主要的研究活动。

综上所述，云南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充分发挥毗邻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建成覆盖南亚、东南亚、西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较为完备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当前云大已有东南亚研究所、缅甸研究所（院）、印度研究所（院）·南亚研究所、西南亚研究所、非洲研究所（中心）、周边外交研究中心、文科实验室等多个校内研究机构，并建成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综合调查数据库。其研究重点，围绕着区域国别理论与实践、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西亚非洲研究和“一带一路”国别调查与研究五个方向展开。尤其是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国别与区域研究示范基地建设、区域国别复合型人才培养、区域国别研究和资政服务等各方面继续发挥云大的既有优势。

（三）巩固头部地位的细分深耕路径

区域国别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目标是通过对对象国或者地区的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研究，培养区域通、国别通、领域通的跨学科人才，助力中国更有效、更成熟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由此，对有志于参加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高校来说，完成该项任务的有效方式，是充分利用好高校既有的学科优势和研究优势，尤其是在区域国别相关的学科和专业领域形成了头部地位的高校。采用巩固头部地位的细分深耕路径来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是这类高校能够快速适应并占据优势地位的有效策略。其中，较为典型的高校代表有以中东研究见长的西北大学，和以非洲研究作为学校王牌优势的浙江师范大学。这两所高校通过地区研究王牌专业和学科的建设，为其后续建设区域国别学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细分领域优势。

1.西北大学

第一，以发展区域国别研究为契机，改变机构设置及招生培养方式。一方面，西北大学采用了一院双牌的形式，在原有外国语学院的基础上增加区域国别学院挂牌。并于2023年4月22日正式宣布单独成立区域国别研究院（由社科处牵头组建），在学校层面设立两个单独的区域国别研究实体机构。2024年履新的西北大学校长孙庆伟教授，既是教育部考古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又在北京大学任教多年，亦表现了该校对于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视，希望西北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培养“从大师到国师”的战略分析人才。在研究机构设置上，区域国别研究院下辖中东研究所、丝绸之路研究院、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叙利亚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中亚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尼泊尔研究中心、陕西国际问题研究院、区域国别与翻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在专业设置上，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学院）于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每年招收统考硕士生2—3名，并于2024年开始尝试将区域国别研究拓展至本科生教育。通过开办首届本科生区域国别研究论坛暨教学实践周活动，发动各年级在学本科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分享、经典丛书导读、论文写作沙龙、区域国别论坛和国别服饰展演等实践活动，沉浸式体验如何基于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价值理念面向域外进行传播。区域国别旨在聚焦西亚、北非、中亚和南亚研究，形成研究院与学院互联互通、相互促进，强化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

第二，以中东研究所为主力，深耕中东研究细分领域，抢占区域国别学中东研究方向话语权。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是1964年国务院在高校设立的首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原名伊斯兰教研究所，1978年更名至今，其下设的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伊朗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入选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名单。在学位授权点建设方面，中东研究所申请了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在导师团队建设方面，西北大学招贤引智，导师队伍包括著名中东史和世界现代史专家彭树智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的王铁铮教授，中国亚非学会和中东学会副会长黄民兴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韩志斌教授等。在学术刊物建设方面，主办学术集刊《中东研究》《中东形势与战略》等。在研究方向上，从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更加聚焦“大中东”即西亚北非地区研究，研究方向侧重于中东历史、当代中东问题、文明交往理论、中东社会与文化、伊斯兰教史、中国与中东关系等领域，并着力向中亚和南亚研究领域拓展。从课题承接上看，2013年以来，承担的8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和重点项目、9个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均与区域国别研究密切相关。在对外交流方面，中东研究所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伊朗等国的驻华使馆，以及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伊朗菲尔多西大学等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并持续面向中东国家的高校派驻交换生，鼓励田野调查。

西北大学通过区域国别研究院、区域国别学院、中东研究所的建设，构建了“三足鼎立”的区域国别研究实体，并集中力量优化中东研究的学术团队、招生方向、培养路径、课程设置，牢牢巩固了国内高校中东研究的头部地位，增强了在中东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2.浙江师范大学

第一，整合校内非洲研究整体资源，成立全国首个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在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进程中，浙江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浙师大）选择依托学校的核心交叉学科——非洲学，在原有的非洲研究院基础上，定位于国际交流智库，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耕式提高非洲区域国别学学科水平和学术影响力。2023年12月12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成立仪式在浙江金华举行，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学部形式出现的非洲区域国别学教研机构，同时也是浙师大67年办学历史上成立的首个学部。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设有专门的学术委员会，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区域国别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内知名区域国别学专家及非洲外交官、资深学者等共27人组成，将在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出版等方面起到宏观指导作用。非洲区域国别学部对浙师大校内的非洲研究整体资源进行了统筹与整合，在学位授权点建设方面，设有教育部备案的“非洲学”“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等交叉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及“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在研究配套资源方面，建有非洲图书资料中心与非洲特色数据库，以及国内高校首个非洲博物馆、非洲翻译馆和中非交流博物馆；在海外访学方面，与30多个非洲国家高校和智库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建有孔子学院和海外研究基地；在民间公共外交方面，将非洲研究院创办的“中非智库论坛”作为中非民间交流的常态化固定机制。目前，学部推出了“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文库”“非洲区域国别学系列丛书”等专著、论文、咨询报告等系列成果。由于在非洲研究领域的长期积累，浙师大在2023年成功入选实施区域国别学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全国15家，浙师大成为唯一入选的地方院校）。这也让学校领导层充分意识到巩固和加强非洲研究头部地位的重要性。深耕非洲研究，也成为浙师大培育新的人才增长点的新动力源。

第二，建立由非洲研究长江学者刘鸿武教授带头的导师团队，优化导师队伍和指导方式。浙师大自2007年成立非洲研究院以来，一直由国内非洲研究的著名学者刘鸿武教授担任院长。刘鸿武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非洲研究工作20多年，作为国际关系、世界史双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已培养了40多名非洲研究的博士、硕士和留学生，2009年因在非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授予的“中非友好贡献奖”。任教浙师大以来，刘鸿武采用跨学科的导学培养方式，在非洲研究院设立政治所、历史文化所、教育所、经济所四个教研方向，共有39位非洲研究专职教师。在秉持“没有人比非洲人更懂非洲”的培养理念下，每个方向都配备了至少一名非洲国家的外籍教师，并正在致力于从国内外的兄弟高校引进非洲研究优秀学者，构建特聘顾问队伍、客座教授队伍、学术委员会和兼职研究人员队伍，对研究院招收的硕博研究生进行充分的指导。此外，非洲研究院于2022年12月挂牌成立非洲区域国别学院，以“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与“中非发展合作”两大命题为学术研究重点，统领四个研究所的科研工作，鼓励导师与学生跨学科共同探讨“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如何解决、中非关系如何推动中非发展并进而影响世界变革进程”两大时代命题，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洲研究学术理念。

总体来看，随着区域国别学在国内的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在非洲研究和非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方面进行了精耕细作，依托新成立的校级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以及刘鸿武教授领衔的中非专职导师团队，对非洲研究的教学资源、师资力量、课程设置等进行了优化整合，以期做大做强非洲研究，助推浙师大非洲研究成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头部高校。

（四）整合外语资源的政策响应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但又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紧密关联，因此语言优势也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助推力量。区域国别研究逐渐产生跨学科、交叉学科的需求后，以外语资源见长的高校也开始积极寻求外语资源同学科资源的整合，结合多样化平台的集合效应，积极响应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需求和政策，创新高校培养体系，建立健全机制保障，解决实际研究诉求。

1.上海外国语大学

第一，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以语言与具体学科结合的人才培养改革办法对接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需要。为顺应国家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进一步需求，上外基于自身外语教学基础，对人才培养办法进行了改革，通过跨学科融合培养的思路进行路径探索。自2014年起，上外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实行外国语言文学导师与政治学导师的联合指导制度，并设立英语+国际政治、翻译+工商管理、德语+工商管理、外交学+法语、俄语+工商管理等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2018年9月，上外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并自主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并于2020年招收首批硕博士研究生。这种“多语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与实践”获得2018年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立项，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关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教改项目。除此之外，在跨学科创新路径的探索方面，上外也积极探索，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学科融合机制。自2017年开始，上外在“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基础上，以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和新闻传播学三个一级学科为基础，开拓外国语言文学综合交叉学科以发展区域国别研究。此外，上外的上海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项目“区域国别特色研究生项目”通过跨单位、跨学科、跨语种、跨国界、跨行业的方式进行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并充分借力外国语大学的多语种优势和学科特色实现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发展。该项目从全球与区域两个视野继续细分子项目，目前涵盖了全球化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子项目4个，分别为世界语言政策、全球新闻传播、全球教育比较、欧亚文明研究，以及区域化导向的子项目2个，分别为亚非研究和欧洲研究。

第二，构建区域国别机构保障，契合政策发展需求，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力平台。2018年，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上外成立，希望能继续发挥上外在区域国别领域的综合优势。上外的区域国别研究也被列入《上海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桥头堡作用行动方案》专项行动。该行动方案提出，“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筹建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打造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数据库和人才培训体系”（第五十条）和“依托上外，加强面向阿拉伯国家的国情研究，开展面向高级别官员的研修和培训，推动中阿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深层次合作”（第五十二条），均将上海外国语大学列为责任单位，以期发挥其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既有优势和引领作用，服务于国家政策需要。在政策和高校自主建设双向契合的前提下为满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对外交流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的实际诉求奠定基础。

上海外国语大学对以语言为核心，融合学科的培养路径的深耕，为外语类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典型且成熟的案例参考。同时，上外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为充分发挥外语优势、顺应政策发展需求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机制保障，从而为从语言学科延伸出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创新路径。

2.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以下简称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与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合署运行。以推动全国高校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为己任，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编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每月为读者提供国际新闻动态和观点，并特邀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热点问题撰写时评。

第一，以语言优势深耕土耳其区域国别领域研究。北语依托自身的语言教学优势资源，积极调整学科培养结构。从2015年9月起招收英语（“英+土”复语）专业学生，后更名为土耳其语（土英复语）的专业方向，培养精通两门外语的复合型语言人才。在土耳其国别研究领域，北语也依托语言优势积极发展。北语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土耳其研究中心，是第一批教育部认证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构建了特色的土耳其研究和教学，为土耳其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该研究中心建立了三种机制，分别为《土耳其博览》、土耳其研究共同体以及土耳其研究共同体年会暨青年论坛来推动中国的土耳其研究和学术交流。《土耳其博览》对土耳其研究的动态、资讯及研究结果进行信息整合。土耳其研究共同体联合上海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各高校土耳其研究中心共同发起，促进国内土耳其研究教学人员和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旨在服务于与土耳其相关的研究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中国与土耳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土耳其研究共同体年会暨青年论坛则从平台层面为土耳其研究的资深专家和年轻学者提供相互交流的渠道，拓展研究者对土耳其的内政外交与中土关系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同时，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积极贴合国家政策需求，组织内部研讨会十余次，以契合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教育部等决策部门的具体诉求，多篇研究报告转换为资政报告，为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参考。

第二，“以学资政”，依托期刊为区域国别研究政策服务提供平台保障。2021年4月，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集刊）遴选办法》，北语主办的研究国别和区域问题的综合性学术集刊《国别和区域研究》入选为CSSCI（2021—2022）收录集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22）》集刊核心。《国别和区域研究》于2016年创刊，秉承“以学咨政，服务‘一带一路’”的办刊宗旨，强化外语类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政策响应驱动力。其征稿思路以精确的研究对象作为抓手，例如全球、区域及国别的经济形势分析或经济体制比较，世界秩序、区域秩序与国际组织关系，国际法、国际伦理与国际社会等议题。从具体切口发表学术调研成果，为学术资政提供发声平台。

综上所述，外语类高校在区域国别建设方面主要采取了多方面的举措。首先，通过调整学科结构和培养路径，积极培养具有多语言、跨文化、跨领域视野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不同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其次，在研究机构和学科建设层面设立了研究中心和专业学科，建立了国别研究与语言教学相结合的路径。同时，通过创建专业期刊和学术平台，提供了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发表的渠道。最后，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的前提下，确定研究方向与重点，组织内部研讨会，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参考，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

（五）借力特色研究的跑马圈地路径

回顾全球学科发展历史可以看到，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是孤立的研究领域，其研究灵感是与各学科和研究诉求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事实上，诸多人文社科专业在区域国别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将视野拓展到了域外研究，这也为区域国别研究之后拓展交叉学科边界提供了机会、打下了基础。中央民族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人类学领域的深耕，在海外社会研究的范畴为建设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提供了一个可行视角。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在国际传播领域研究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界，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时代价值和应用价值开拓赛道。

1.中央民族大学的人类学研究

文化的生产是强化不同族群、地方社会和跨文化圈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概念下，人类学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跨区域社会视角下的研究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学科这一媒介，为研究当代跨国家、跨区域的议题提供方法论。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导向思路是理解不同区域、国别社会本源的有效工具，为理解不同区域和国家多样化的社会形态提供解释。事实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不同国家的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其对外战略政策的相应调整，其中人类学对不同国家的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剖析功不可没。因此，人类学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可借力的一种有力的跨学科工具。

第一，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见长的中央民族大学（以下简称民大），在海外人类学研究中逐步沉淀出以学科为中心的研究优势。自21世纪初以来，民大深耕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领域，充分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传统，对世界各国及其民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生态生计、语言宗教和社会化多样性及相关治理经验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因此，民大以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为主要依托，依靠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成为民大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的特色。其社会科学类研究多以跨境族群或海外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其亲属与社会关系、家庭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等经典的人类学议题展开研究。以人为出发点的跨区域社会体系与区域国别研究，采用“系统性观察”的方式加深对中国域外社会的理解。目前民大的区域国别研究已覆盖了30多个国家，尤其偏重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形成了一批区域国别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二，海外民族志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研究素材、拓展研究视角。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社会人类学者深入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其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实地调查、系统研究，从而撰写的海外民族研究报告。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在海外民族志方面进行了长期且深入的研究。民大在人类学和边疆与跨境民族问题领域的优势为区域国别研究向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开拓理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外民族志研究方向中，北京师范大学高丙中教授在该领域深耕多年，对海外民族志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提供了思路。尤其是以海外民族志为根源的海外社会经验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建设超脱出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的范畴，提供了探讨社会文化基本范畴的重要路径。

简言之，以人类学为主要依托，通过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论特色。这种以人为出发点的跨区域社会体系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域外社会的理解，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海外民族志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拓展了研究视角。尤其是海外社会经验研究超越了传统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为探讨区域国别的社会文化基本范畴提供了新的思路。

2.中国传媒大学的国际传播研究

中国传媒大学（以下简称中传）以国际传播这一强势研究领域为核心，构建与传媒领域相结合的区域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国际传播领域对于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进行了丰富且深入的研究。但当前国际传播实务层面的需求，已经从“走出去”转变为“走进去”，因此需要借助区域国别研究更为全面且多领域的知识体系，指导面向海外的国际传播实务工作做深、做透。中国传媒大学在语言、国际传播等领域均存在明显的学科优势，因此，文化传播、中国故事讲述、人文交流合作等成为其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特色领域。当前，中传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目前设置有坦桑尼亚研究中心、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和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等。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通过论坛筹办拓展海外研究影响力，亚洲传媒中心以传媒研究与区域品牌研究为核心领域。

在理论建设方面，中传在国际传播领域的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理论的互鉴呈现“双向奔赴”趋势。中国传媒大学在此领域借助学校在新闻传播学既有的学科优势，试图将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尤其希望将传播学既往所关注的议题，和区域国别学新兴的跨学科需求相吻合。同时也希望为传播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打通理论对话通道。这在中传“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课题组讨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该课题与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就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学的“双向奔赴”的潜能和面临的挑战进行讨论，为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各自建立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学科交叉视角，与媒介、传播、舆论、文化相融合，发挥区域国别研究与传媒方向互鉴的学科潜能。2023年10月，中传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和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联合主办了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高端论坛暨第五届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年会前会，对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发展方向开展专家研讨，并从跨文化交流、国际中文教育、国际传播理论等方面为国际传播赋能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融合路径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国际传播研究在区域国别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传以国际传播为核心，结合传媒领域的优势，构建了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的研究体系，并在理论建设方面尝试将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促进二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通过深入研究文化传播、中国故事讲述以及人文交流合作等领域，中传在区域国别研究上形成了独特的研究特色。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拓展研究领域，促进学科交叉和知识共享，推动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发展和融合。

结语

当前，在区域国别领域发展较为出色的高校，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一是以整合、创新自身特有资源和研究优势为核心，二是以学科交叉和多样态的研究类型服务国家政策导向，三是通过建设区域国别研究机制性保障，服务该领域良性、可持续发展。各高校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清晰规划和具体路径，得以在区域国别这一宏大议题下找到适合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优化路径。毋庸置疑，本文所述案例和相关高校并非当前建设区域国别研究高校的全貌，诸多研究机构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不断探索和创新。这些努力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路，打下了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