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 | 解析威慑概念背后的战略文化要素：以美俄以三国为例

【内容提要】威慑研究是当代安全研究领域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在国家的威慑战略或理念背后潜藏着工具与规范这两个维度的战略文化要素。工具维度决定了行为体是否将威慑视为优先战略以及如何发出威胁，规范维度形成于行为体的长期行为，决定了行为体简化复杂场景与定义威胁的视角。美俄以三国的威慑战略或理念均有其独特的战略文化要素作为支撑，这也印证了威慑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国而异的。这种差异也为我们从国别与区域视角深化威慑研究提供了进路。未来，我们应将国别案例作为威慑研究的重要材料来源，辅以区域威慑思想的考察，注重探索对象国威慑思想背后的战略文化要素以形成决策闭环。同时，中国学者需注重更新发展威慑理论，努力构建中国威慑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威慑战略；威慑理论；战略文化；区域国别研究

【作者简介】陈曦，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2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威慑战略与理论，已在《国际安全研究》《西亚非洲》《情报杂志》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笔者曾以此文初稿在2023年第十六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做汇报，感谢郑先武、毛维准、郑安光等老师的意见、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一、战略文化及其对威慑战略的支撑作用

每个国家的战略行为背后都有其自身战略文化支撑，特别是对于涉及武力使用方式的威慑战略而言，战略文化的影响无疑更加深刻。威慑本身是国家依据所处的时空环境而表现出的战略行为，其会受时空变幻的影响，而战略文化影响的则是国家如何看待具体的安全环境并如何对军事力量进行“操作化”。因此，在最根本的认识层面上，战略文化规定了一个可能性的领域，在该领域内，威慑得以产生并运作。

不同国家对待同样一种外部安全环境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并据此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例如，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破裂的国际格局，美国拿出了与英法完全不同的安全路线图，即建立“国联”，通过集体安全机制来确保成员国安全。这与美国“天赋命运”，以“民主灯塔”自居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同样，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不同时期的主权行为体也可能会做出相同的战略选择。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处于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国际环境中，但“沙文主义”思想始终弥漫在其对外政策中，这与其历史上形成的“大国主义”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更进一步讲，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主题的认识，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

（一）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的关系探究

冷战期间，杰克·斯奈德（Jack Synder）等学者率先提出在战略研究中融入“战略文化”这一观念性输入要素，以此来强化战略行为的可解释性。斯奈德把战略文化定义为“指导和限定有关战略问题的思想，影响战略问题形成的方法以及设定战略辩论的词汇和视域的一系列态度和信念”。战略文化理论从根本上质疑了战略分析的结构现实主义模式中固有的关于国家是一个普遍的、非历史的、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概念，战略文化理论假定战略环境以及对环境做出的反应都是社会学习和历史建构的结果。第一代战略文化研究学者也因其相信战略文化的某种决定作用而被划为“决定论”一派。

第二代战略文化研究是指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冷战结束的“工具论”时期。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开始触及国家高层内部的战略决策。与“决定论”学者不同，“工具论”认为战略文化与实际的战略行为根本上是断裂的。战略文化无非是政治精英们模糊或掩饰他们战略选择的工具，其目的是给他们所实施的战略赋予法律或文化上的合法性，以此消除或误导可能出现的政治挑战。但“工具论”显然忽视了文化要素更深层次的影响，因而难言对理解战略行为有更多益处。 

第三代战略文化研究者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将战略文化视为战略选择研究的“干预变量”。各方普遍承认战略文化视角对国家行为具有独特的分析效力，但它只是新现实主义视角的有力补充，而非替代。从中短期看，物质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着国家的战略选择，而从长期看，战略文化因素则可以发挥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外部的压力要通过战略文化的过滤来影响国家的选择。

在对前三波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后，江忆恩认为，战略文化应该被视作一组超越时间与战略背景而持续存在的等级偏好。不同的外生性条件与恒定的战略文化之间的互动，导致了复合性自变量的变化。赵景芳作为国内战略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在综合国内外研究后认为，所谓战略文化，是指一套由国家战略决策体系内成员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共同享有的、以稳定战略价值观为基础的战略思维模式和优先排序的战略行为偏向模式组成的复合体。他强调，在关注国家实力与现实生存压力的影响的同时，应关注国内文化对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反之亦然，从而可使国家战略行为研究更为精确、丰满和有预见性。 

虽然战略文化概念本身及其对行为选择的影响仍有争论，但在对战略文化的重新审视后，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关系的共识。首先，一个有“使用价值”的战略文化概念一定是狭义的，其基本要素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即行为体如何看待对手以及如何看待暴力手段的使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一种特定战略文化的核心安全范式，而冲突型与合作型可以被视为两类大的战略文化。其次，战略文化是理解国家战略行为选择的重要参考，它应该被理解为是一个干预变量，并且依安全环境变化而呈现不同的影响效度。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下，战略文化与新现实主义强调的结构因素同等重要。特别是当国际体系处于大国均势状态下，大国国内文化因素对国家互动进程中的影响往往大于结构性因素，成为国家战略选择中更为重要的动因。最后，对战略文化与战略行为关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对象国基本国情与战略历史的基础上，应在与对象国的互动中考察其“行动式”战略文化，不能一味从看似标准简洁的静态文本中找寻“口号式”文化。当然，对象国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典籍是重要的参考源，这些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传承至今并深刻影响了决策层。不过，这些典籍本身可能也包含着诸多不同的思想内核，有些甚至是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结合历史实践来进行分析与选择，要摒弃“谁名气大听谁的”的人云亦云的做法。在做到这些的基础上，战略文化可以为我们理解不同国家的威慑战略或理念提供更加深入的见解。

（二）解释威慑概念的两个战略文化维度

传统威慑手段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工具理性，而工具理性的概念并不依赖于对决策者偏好细节的任何绝对评价。一个工具理性的行为者是对所有结果具有完整的、传递性偏好的行为者，他总是选择自己最偏好的替代品，或者在几个替代品并列的情况下，选择最偏好替代品中的任何一个。将威慑作为一种优先的国家对外战略手段实际上就是一种工具性质的运用，表明理性行为体偏好威慑而不是通过其他战略手段来保证战争不爆发。但不同国家战略文化中的工具维度并不总是一致的，即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偏好上存在差异，并不总是将“以武力慑止对手”的狭义威慑概念视为首选。不同于西方威慑背后武力的绝对潜在使用的逻辑，中国古代的“全胜”思想可以被诠释为：凭借己方优势力量，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在最小化损失和最大化收益的情况下，尽量用不战的方式达成战略、战役或战术目标。这其中，达成“止战”的目标并不拘泥于武力手段的使用，同时也不排斥武力的有限使用。这体现了中国战略思想中从孙武开始一脉相承的对战略灵活性和权变性的强调，与西方威慑理论在内涵上有着很大差异。后文论述的俄罗斯威慑理念也存在这种工具维度上的特殊性。

此外，在将威慑作为优先战略手段的国家间，威慑的目标被理解为使对手相信威慑方发出的威胁并因此放弃改变现状的意图，但威慑方如何发出威胁，发出怎样的威胁，以及达成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对这三者的回答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国而异。对发展威慑理论的美国战略分析家来说，对手不是“苏联人”，甚至不是“政治人”，而是抽象的“战略人”，他们都是以博弈论的方式思考问题的。但事实上，在具体的工具维度上，不同国家对威慑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威慑手段的选择与应用上也是有差异的。

从历史的长进程角度看，虽然威慑理论谱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但大部分国家自诞生起就一直有对武力使用的态度或偏好。因此，可以认为，威慑战略或威慑理念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内形成的，而国家的战略文化在这个长周期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威慑战略或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应用后，其也会在战略文化中产生一种“规范”价值，用以指导与约束国家之后的战略行为。这种规范价值之所以影响国家行为，枢纽机制就是“规范理性”。行为体具有个体理性，在面对规范的时候，首先就是权衡利弊，然后决定是否接受或遵从规范。进而，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行为体也会内化规范，逐渐将规范视为理所当然遵循的行为准则。从这个角度来看，“规范理性”依然是工具理性的一种变异形态，是行为体基于长期的偏好选择而内化形成的一种价值要素。在进行分析时，我们不能简单将其与工具要素对立起来，应该在考察威慑战略或理念的工具性使用后结合战略历史剖析其在规范价值上的特征。 

综上所述，威慑背后所体现的是工具与规范两个维度的战略文化要素。战略文化的工具维度决定了行为体是否将威慑视为优先战略，并且决定了在威慑框架下如何具体发出威胁。战略文化的规范维度形成于行为体的长期行为，决定了行为体以什么样的视角来简化复杂场景与定义威胁。接下来本文将从工具与规范角度分析美俄以三国威慑战略或理念背后各异的战略文化。

二、美国的威慑战略及背后的战略文化

美国的威慑战略起于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在冷战后则依威胁源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威慑手段，使之契合美国的战略目标。这从工具角度上看是实用主义的，美国一直倾向于将威慑作为使用军事手段的首要方针。而从规范角度来看，美国对威慑有近乎本能的依赖，并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放在武力使用之前的，与实际使用武力区分得较为明显。这表明美国在道义理念上仍然是“慑而少压”，防止对手过激反应，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特性。但是，这种特性在现实中往往驱使美国走上自相矛盾的道路，引发更加激烈的对抗。

（一）美国威慑战略的演进

随着人类进入核时代，核武器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日渐突出，美国作为第一个研制并实际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自然对核武器的认识有更多天然优势，诸多有识之士在冷战期间深入探讨了核武器的角色与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威慑理论逐渐成为核时代美国智识的代名词，而在理论发展成熟的同时，美国的威慑战略也从冷战时期的核威慑转向了冷战后复杂威胁背景下的多元威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核武器作为人类制造出的威力最强大的“绝对武器”，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美国学术界对“威慑”理论体系及其基础上的政策应用进行细致的研究，至今已形成了四波威慑研究的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与美国主导的战略背景下核武器和技术的使用与扩散相对应，但很快便过渡到了理论建构阶段。第二波浪潮开始于冷战初期，美苏关系和联盟结构决定了这一浪潮的研究议程。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复”战略的确立使威慑理论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称为“黄金时代”。在这一期间，威慑理论的发展是为了指导威慑战略。所谓威慑研究的“黄金时代”几乎全部聚焦于威慑战略的考察，威慑在该时期也主要被视为一个军事问题。第三波浪潮则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重点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检验以前提出的概念、框架与理论。这一波研究表明，在运用威慑战略时，承诺、沟通与决心非常重要。心理学、官僚思维和领导能力等概念也出现在了威慑理论中。但在实际中对威慑战略的指导价值并不及“黄金时代”。

在前三波威慑研究浪潮后，威慑理论已经基本成熟，但威慑战略的研究却屡屡陷入困境，产生此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前三波威慑研究的时代背景是美苏冷战，核威慑独占鳌头。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年中，美国建立了无与伦比的单极霸权，这使其能够摆脱威慑的束缚，随心所欲地使用其他强制与非强制手段来实现战略目标，而不必像冷战时期那样顾虑苏联的反应，主要针对苏联/俄罗斯的威慑战略重要性自然大为下降。此外，美国在冷战后至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前这段时间里更关注俄罗斯的核武器安全问题并推动与俄罗斯的核军控谈判，军控而非威慑成为这一时期对俄的主线任务。总之，威慑战略在冷战后因苏联的消亡而一度消失于美国的战略设计中，但基思·佩恩（Keith Payne）、保罗·布拉肯（Paul  Bracke）等学者也提出“第二核时代”的概念，意在提醒学术界，核武器在全新的核安全环境下依然是美国维持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核时代还将继续。但如何在“第二核时代”变革威慑战略至今仍然处于争论中。

第二，进入21世纪，美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转变为恐怖主义威胁，而对恐怖主义势力的威慑对各国来说一直都是大难题。“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首要威胁，尽管小布什在任内初期抛弃了威慑恐怖主义的想法，转而寻求通过“先发制人”来实现绝对安全，但在2006年发布的《联合作战概念：威慑行动2.0》（Deterrence Operations Joint Operating Concept, Version 2.0）中，小布什政府再次将威慑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支柱，其中也包括了威慑恐怖主义。尽管小布什政府没有完全依赖威慑是明智的，但它对威慑流氓国家的前景过于怀疑，因此高估了使用预防性武力的必要性。奥巴马政府也将威慑作为反恐战争工具箱中的一项，但其注重从间接路径来实施威慑，包括切断资恐资金链、加强同阿拉伯国家友好关系等。尽管已有多年实践经验，但威慑恐怖主义的战略本身漏洞仍然很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研究也认为，美国需要不断转化思路，借鉴他国经验来实现威慑战略突破，以色列的威慑经验就是重要来源。

第三，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威慑战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这是经典威慑理论在前三波浪潮中从未深研过的问题。随着新域新质竞争的逐步显现，美国也寻求在传统的威慑生效逻辑基础上调整或重新制定对应的威慑战略。这些调整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不再强调惩罚性核威胁，而是更多地通过加强常规防御/拒止来威慑。这极大扩展了威慑战略的“武器库”，为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军事竞争提供了更多手段选择。

美国近年来在其所谓持续的竞争中着重关注对网络空间的利用。在某些重要方面，美国的网络威慑实践超过了理论。在学术界的理论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检验和完善之前，战略、战术和政策就已经形成、公布和使用。美国的网络威慑也已经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几乎只关注防御/拒止的威慑转变为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时期以惩罚为主的战略。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技术进步使美国提高了监测网络攻击并识别攻击者的能力，继而可以在网络空间内外实施报复行动。简而言之，惩罚策略越来越可行，但网络冲突的升级风险也随之迅速加剧。太空域的威慑问题上，在科技发展和国际互动的双重推动下，太空威慑逐渐由“太空作为威慑手段的威慑”和“太空作为保护对象的威慑”两个层次共同构成，通过“以太空能力慑止针对太空资产的攻击”，“以其他能力慑止对太空资产的攻击”和 “以太空能力慑止对其他国家利益的侵犯”三种路径发挥威慑作用。由于太空环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具有军民两用、攻击占优和缺少规范的特点，太空威慑战略也在传统威慑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变化。

与第一波浪潮一样，冷战结束后延续至今的第四波浪潮主要是对现实世界事态发展的回应，因而此波浪潮更关注威慑战略的发展，而非威慑理论。就学术研究而言，第四波浪潮既特别有活力，又略显混乱：阳光下的一切都成为焦点。流氓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一度成为威慑研究的主要目标，网络和太空两个新兴领域的威慑战略问题也同样得到高度重视。随着威慑研究范围的扩大，威慑的实践也随之扩大，但威慑理论的一些局限也逐渐暴露出来，威慑理论指导下的威慑战略也经常处于美国政策界辩论的中心。

（二）战后的美国威慑战略体现的战略文化：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

美国为了应对核时代的威胁而开创了对威慑的系统研究，并将部分理论成果与美国的大战略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极具美国特色的威慑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先后面对了在军事上与其势均力敌的苏联、制造巨大国内恐慌的恐怖主义、俄罗斯等所谓“修正主义”国家等，面对这些显著异质化的威胁，威慑首先成为美国应对安全威胁的“急先锋”，这体现出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样，美国在威慑战略中强调的“技术制胜”思想也源自“实用主义”的观念。在这种思想的长期指导下，美国逐渐从力量优势的视角来看待对手的威胁，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力量“不战而止战”，这也是其不断借助技术发展增强军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考量。换言之，让对手看到美国的军事实力优势，进而使对手进行合理的“成本—收益”考量，从而放弃打破“美利坚治下和平”的意图，是美国对任何类型的对手或威胁制定威慑战略的核心考虑。 

美国的战略文化既有强调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思想，同时兼具以道德为导向的理想主义情怀。前者较多体现在孤立主义与黩武主义思潮中，后者则更多反映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倡导民主、自由与平等价值的实践。而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给生活在不自由世界中的美国人带来了深刻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加上对美国价值观普世性的信念，有时会推动美国走向异常积极的大战略。反映在威慑战略这个次级战略上就是特有的高度进取性，希望其他国家遵从美国的想法，参与美国塑造世界秩序与地区秩序的进程中来，不要挑战美国的权威。这是规范维度上美国威慑战略的独特之处，也与美国威慑理论研究的核心立场相一致。

美国战略文化中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高度融合，表面上为其战略行为赋予了较强的合理性，但同时也为其战略逻辑注入了天然的悖论，即陷入“越威慑越恐慌”的死循环。自由主义要求美国的“常识”能渗透进所有国家，使它们归于美国的领导，这导致体系内的“异见者”往往被摆在与美国完全对立的一面，并使美国产生一种恐慌与不信任感。同样，实用主义者强调通过工具本身来直接实现目的，但是结果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困境，即更关注的常常不在于自身的工具效能如何，而在于对对手可能在工具上超越自身的一种极度恐慌，致使恐慌主导了战略进程。曾在肯尼迪政府任职过的理查德·巴尼特（Richard Barnet）对战后美国威慑理论的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认为，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在与自己进行军备竞赛。美国大大高估了苏联能力的数量和质量，误解了他们的动机。苏联没有先发制人的意图，也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反击。苏联导弹现代化计划的目的是在第一次打击中幸存下来，并提高报复能力，而这一能力要比美国的估计低40%。美国认为，苏联总是有可能对美国发动核攻击，但美国事后对核武器的性质、预算限制、苏联的政治压力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了解都表明，这是极不可能的。这种恐慌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冷战时期的极端对抗态势，也使基于惩罚理念的威慑往往不假思索地成为美国的既定和首要主张，这容易适得其反，引发更多激烈的对抗。诚如杰维斯所言，美国的威慑理论不是建立在与防御相对应的“威慑”概念上，而是建立在更广泛的胁迫（通过惩罚的威胁使对手服从）与蛮力（通过身体上的强迫使对方服从）之上。美国的威慑战略正是在这种“合理性的吊诡”中，找到了它可以充分伸张的空间。 

三、俄罗斯的威慑理念及背后的战略文化

作为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苏联及解体后衰微的俄罗斯，其借重军事力量谋求国际体系重要角色的理念一直存续着，但美国政学界对苏联/俄罗斯军事威慑理论的关注度一直较低，这其中既有语言文化障碍因素，也与威慑理论的“美国中心主义”密不可分。直到近年，随着学者对来自俄罗斯的史料与官方文献的细致解读，俄罗斯的威慑战略及其背后的战略文化要素才逐渐为人们所知晓。

（一）俄罗斯的威慑相关术语与威慑战略转型

俄官方各层级在使用“威慑”一词时相当不一致，这直接导致俄难以理解在西方眼中所谓“可信的威慑”到底意味着什么。也正因此，俄本国专家之间，以及他们与西方学者沟通时往往出现一些词义理解上的困难。特别是，虽然自2012年起，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开始就核术语制定共同的标准，但迟至2022年第二版《五核国核术语》发布，都没有列入对“威慑”一词 的解释。也就是说，五核国之间就此概念至今仍然没有达成一致。这其中，俄对威慑的理解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爱沙尼亚波罗的海国防学院政治和战略研究系研究员维罗亚尔·维贝尔（Viljar Veebel）的解释，在俄语中，“威慑”一词至少有三个等价词。分别是 sderzhivaniye（cдерживание），prinuzhdeniye（принуждение），ustrasheniye（устрашениение）。但在俄语中，这些术语不是同义词，而是具有不同的语义，甚至与西方所理解的“威慑”概念无关。

Sderzhivaniye 是俄语中最广泛使用的威慑术语。字面上的意思是“遏制、约束或抑制”。该词主要用于战略和政治背景，俄官方常用的词语“战略威慑”可以翻译为 strategicheskoye  sderzhivaniye。然而，该词在俄语中也可以被翻译为“遏制”。原则上，该词与西方国家使用“威慑”一词的方式类似，但俄官方学者的声明表明，俄和西方国家对“现状”的理解并不一致。西方通常将现状解释为中立或积极的东西，然而，俄倾向认为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俄希望保持的东西，而是应该增加相互威慑（即相互施压），以保证新的稳定。换言之，只有动态稳定才能称得上“积极的现状”。

第二个单词 prinuzhdeniye 的字面意思是“强制”。在俄罗斯，这个词大多用作司法术语，指通过武力和威胁说服某人做某事的行为，其含义接近英语中的“胁迫”一词。然而，俄研究人员也在军事背景下使用 prinuzhdeniye 一词，常以 silovoye  prinuzhdeniye 的形式使用，指武力作为进攻性威慑的工具。在此语境下该词具有更积极主动的含义，与“胁迫”的含义比较接近。但俄官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所谓的“胁迫”对他们没有用。

第三个单词 ustrasheniye 在英语中的意思接近“恐吓”，它被用来描述他人的非法的威胁政策。对俄来说，这个词包含了更多的负面信息。例如，sderzhivaniye putem ustrasheniya（意为 通过恐吓来威慑）是俄用来描述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一个常用短语。这说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威慑政策的反应是很消极的。

综上所述，俄语中作为“威慑”一词的同义词所使用的三个术语都是根据具体的上下文来呈现词义。它可以指不让某人做某事的威慑（sderzhivaniye）、让某人做某事的威慑（prinuzhdeniye）或恐吓的威慑（ustrasheniye）。俄本国专家则一般用 sderzhivaniye 一词来描述俄罗斯自己的对外威慑政策。

冷战后俄威慑思维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海湾战争美军展示了精确打击能力后，俄军事理论家便思考如何用核武器威慑常规威胁。随着俄常规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落后，俄不得不依靠威慑，特别是核威慑来遏制北约的安全威胁。按照西方学者的观察，“降级”（Degradation）理论成为俄应对这一挑战的主要选项。而俄核武器与其大国地位追求的紧密结合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任何可能削弱俄威慑力量发展的举动都被视为是在削弱其国际地位。2000年年初，普京同意采纳“特定条件下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原则并签署了新版军事学说。该学说引入了“去升级”（De-escalation）的概念——以有限的核打击威胁迫使对手恢复原状，允许在“对俄罗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而俄从 2000年开始进行的几乎所有大规模军事演习都模拟了有限的核打击。大力发展战术核武器的举动和频繁的演习表明俄将有效利用核力量优势威慑周边可能存在的敌人，在军控层面上则意味着俄不会再受惑于美国在冷战后期对俄采取的不对称裁军手段，不会主动放弃战术核力量优势地位。

然而，用核武器弥补常规武器劣势的方法不可能持续。21世纪后，俄军事理论家开始关注如何结合使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以更有效地威慑常规与核威胁。“战略威慑”成为第二阶段俄罗斯威慑思想演变的主基调，其更多被视为对西方武力胁迫的被动式回应。战略威慑在俄军事字典中被定义为：连续或同时采取的军事和非军事措施相协调的体系，目的是阻止可能造成战略破坏的军事行动。在平时和战时，战略威慑措施将不断实施。在俄威慑战略里，进攻性非核能力、防御性非核能力和非对称选择都是与威慑和战争相关的能力。因此，它们可以在平时和战时构成威慑。

第三阶段，从2010年开始，俄扩展了其“战略威慑”思想，特别是囊括了更多非军事要素。俄定义的非军事威慑工具包括 “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科技措施”，在西方看来则是明显通过“跨域手段”来胁迫西方。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俄近年来利用信息行动取得的成功，这种“灰色地带”的非军事行动在给西方国家的社群主体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的同时也给俄自身带来了一定的非对称优势。对此，西方学者频繁表示，非军事威慑机制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西方对俄威慑语境的误解，进而引发更加强烈的对抗而非维持现状，但事实上，“有限突破现状”本身可能就是俄罗斯威慑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俄罗斯威慑理念体现的战略文化：整体主义与现实主义

虽然西方对俄威慑战略的理解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但不可否认威慑思想在俄战略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面对迫近的北约威胁与可能降低的国际地位，俄不得不将威慑置于国家整体对外战略中并高度整合军事、经济、科技等国家资源。而从冷战结束后俄“战略威慑”的演进来看，其高度强调威慑手段执行的“全过程、跨领域”，力图以此营造对威胁源的持续威慑态势。这种“整体主义”（Holistic）的倾向实际上也是俄战略文化中的应有之义。“整体主义”倾向是俄罗斯在文学、宗教哲学和科学中的传统，它意味着俄需要掌握一个大的图景，并将现实的每个元素描述为在系统框架中与其他元素不断相互作用，将不同维度的问题视为相互关联。这种倾向不断投射在俄罗斯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战争文化、战略风格和军事思想中。对俄而言，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展示力量和让他国认识这一力量与运用力量本身同样重要。因此，作为俄战略艺术的最新版本，现阶段的威慑构想基本上反映了这种整体主义倾向，即普遍性、持续性以及“威慑与胁迫”逻辑的结合。从这个角度分析，俄威慑战略反映的并不是其战略文化的变化，而是延续。

在规范维度，主导俄罗斯政治精英对外关系基本观念的是以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融合了欧亚主义思想的保守现实主义。历史长河中，俄形成了崇尚实力、分而治之的现实主义战略，追求强国地位和空间扩张，必要时以空间换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性战略文化的体现。这种现实主义具有极强的斗争性与长期性，二者源于俄战略文化中的脆弱感、对突然袭 击的恐惧、俄被围困堡垒的叙事和永久战争的观念。面对敌人，俄经常从长周期角度来思考问题，认为暂时的失败并不会影响最终结果。或早或迟，机会的窗口必将向俄罗斯敞开，俄罗斯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便是俄罗斯精英对未来的看法。

如前文所述，对俄来说，国际竞技场上的行为体相互竞争，并不以稳定与持久和平为目标。俄罗斯担忧的是在欧亚大陆形成不受俄力量影响的局面。因此，冲突是具有连续性的全过程的一部分，而稳定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或斗争的间歇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俄话语体系不区分威慑、强制和胁迫三者，而是交替使用或在“威慑”的标题之下混杂使用。俄进行战略威慑与跨域胁迫行动的目的就是增加在俄得到利益的同时迫使对手以俄可接受的条件结束冲突的可能性。然而，问题在于，西方是否会理解俄相关概念中包含的威慑信息。而从理论上看，这种重大差异体现了俄战略文化的独特性，也需要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四、以色列的威慑战略及背后的战略文化

与美国不同，以色列认为，威慑并不是为了完全隔绝暴力，而是在数次交手中使敌人意识到行动的代价之大且很难成功，进而推迟更大规模暴力的到来，规范对手的日常行动，这就是以色列独特的“累积威慑”（Cumulative Deterrence）所表达的核心思想。而在规范角度，以色列因为其长期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追求一种“慑压并举”的威慑方式，并在其中放大了使用惩罚性武力的必要性，威慑明显变成以色列极端现实主义考虑之下使用武力工具的一种指引，有时甚至是主动使用武力的借口。

（一）累积威慑与以色列的战略实践

长期以来，以色列依据其建国实践将国家安全框架建立在三大支柱上：威慑、预警与决策。具体而言，以色列认为，威慑的作用在于维护稳定，尽可能延长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和平期。如果威慑失败了，以色列将对战争征候进行及时预警，并尽快部署预备役人员。待作战人员就绪后，以色列的战场决策应该促成快速且决定性的作战胜利。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威慑理论中，对被威慑方使用武力就昭示了威慑的失败。但长期以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爆发多次冲突。因此，如何理解以色列的威慑战略成为学术界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多隆·阿尔默格（Doron Almog）及托马斯·瑞德（Thomas Rid）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累积威慑” 的概念。他们认为，在以色列的案例中，使用武力并不代表威慑已经失败，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恰恰是以色列威慑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以色列累积威慑战略的特殊性所在，诸多学者注意到了威慑理论在美国的发展与在以色列是不一样的，而美以威慑理论与战略的不同路径实际上反映了核威慑与常规威慑的显著分野。在美国，经典的威慑理论是在冷战时期核对峙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以色列的威慑概念和实践则是在不同的经验背景下产生的，即在形成过程中包括了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实际军事斗争。美国在冷战期间虽然也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但由于核因素更加突出，理论家们并没有强调这一点。因此，冷战时期，在以核武器为战略工具的互动实践中，核威慑理论产生并演变为威慑理论谱系中的主导范式。以色列的威慑政策则是以常规威慑为主，突出实际使用常规武器以塑造良好“声誉”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理论本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累积威慑是学者基于以色列的历史实践得出的理论范式，无论是对阿拉伯国家，还是对非国家行为体，以色列都高调强调有限使用武力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以色列认为仅仅通过传统的“防御性威慑”措施不足以建立一个旨在维持现状的威慑态势。以色列的军政领导人认为，只有一支能够速战速决，造成明确失败的军队才具有威慑力。为此，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IDF）采取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姿态，首先是阻止对手在战场上实现目标，而其之后对民事目标的报复则是对各种袭击的惩罚，摧毁军事力量和占领领土是以色列在威慑严重失能后对对手实施惩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经成为以色列维持威慑力的惯常做法。

不过，鉴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以色列也不断更新其威慑手段。在对阿拉伯国家的累积威慑中，以色列强调“决定性的胜利”的重要性，即只有阿拉伯方面获得痛苦的代价，才能恢复威慑力。但面对更复杂的非国家行为体威胁，以色列认为其目标不是胜利，也不是结束冲突，而是有效地管理暴力事件。在此目标下，以色列往往采用 “割草”的方式来创造与维持威慑。以“割草”来进行威慑的目的是说服潜在的敌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避免某些活动。虽然“割草”行动主要是为了对有价值的资产和能力造成损害，但一个必然的效果是降低敌人伤害以色列的动机。“割草”行动的一个具体政策表现就是在2015年，以色列国防军根据前期作战经验提出了“战争之间的战役”（Campaign between the Wars, CBW）概念。“战争之间的战役”涉及采取预防措施，特别是秘密行动，以经常性削弱敌人的能力并防止其获得先进能力，目的是推迟战争，加强威慑力，并在发生实际战争时为以色列国防军创造最佳行动条件。在近期爆发的哈以冲突中，以色列继续使用包括地面进攻力量在内的惩罚性手段对加沙北部的哈马斯进行打击。但事实上，这种“割草”性质的直接惩罚手段所带来的威慑效用日渐下降，远没有达到可以持久威慑非国家行为体的程度。

进入21世纪，第二次“因提法达”（Intifada）后，非国家行为体威胁以色列的手段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色列在非对称冲突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而在2009 年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后，伊朗给以色列带来了新挑战。与此同时，新军事技术革命给以色列带来的技术优势效应逐渐显现。更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跨境使用武力的政治约束日益强烈，这突出了以色列调整传统威慑范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而，在推动以色列整体威慑战略调整的过程中，拒止手段获得了更多重视，强调了在边境与后方构建主被动防御体系的重要性，代表性举措就是沿着边境线修筑“隔离墙”并大范围部署“铁穹”系统。以色列此举的目的就是向其对手传递现有手段无法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有效威胁的信号，而且以色列仍然会在袭击后选择性地进行惩罚。这种“组合技”在以色列看来有望更进一步地削弱对手发动袭击的动机，为以色列争取“平静期”。同时，有限打击的手段也更加符合以色列的安全需要与国际规范，增强了威慑的合法性与可信度。

（二）以色列威慑战略体现的战略文化：规范主义与极端现实主义

在累积威慑的政策阐释中，以色列政界和学界更多借鉴了在法律理论中被概念化的“威慑”概念，这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威慑”概念的最初来源。历史上，法学家们一般都赞同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观点，认为惩罚是防止犯罪的一种威慑手段。从“规范对手”的工具性目的出发，以色列通过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使对手不断更新对以色列国家实力与威慑决心的认知。在意识到针对以色列的行动可能会遭到报复后，对手则倾向于相信，不仅在可预见的未来，而且从长远来看，冲突无法在军事上以可接受的成本解决，从而不得不寻求通过政治手段结束冲突。在这些军事行动不断达成目标后，以色列可以逐渐确立一条延展开的、在以色列领土之外的“安全边界”，即对以色列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以色列知名学者迪米特里·亚当斯基（Dmitry Adamsky）在广泛采访以军高级军官后发现，作为威慑政策的主要制定与执行者，以色列国防军倾向于认为使用武力是对威慑能力和决心的“学习—教学”（“Learning-teaching”）过程，可以保持强硬的声誉并确保威慑可信度。因此，以色列的累积威慑模式主要是为了通过军事行动划定红线来规范对手的行动，推迟下一轮冲突的爆发时间并降低其规模。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威慑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同于西方经典军事理论中的范式。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nsewitz）看来，当军事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实现后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考虑是否放弃政治目的而媾和，以避免更大的损失。换言之，一场大规模消耗战的前景极有可能消除对手改变现状的企图，以此实现有效威慑。但在以色列累积威慑理念中，威慑应该是一系列有力的军事行为，这虽然制造不了消耗战的前景，但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创造和维持行为规范。从这个角度上说，惩罚对手所要表现出的并不是无限制的暴力威胁，而是某种规范性的有限打击。

从规范维度看，一方面，以色列长期以一种“极端现实主义”的视角看待安全威胁，这在其战略文化中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进攻崇拜”思想，反映在威慑思维上就形成了对惩罚性先发制人行动的偏爱。在军方基本主导威慑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快速的军事行动才是以色列的首要考虑，这也是由以色列战略文化中“军事安全优先”特质所塑造的。以军也一直倾向于在战争开始前打击对手的武器库。另一方面，“极端现实主义”塑造了以色列的“围攻心态”以及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在这些思想的驱使下，以色列的整体威慑思路逐渐变得不对称。以色列假定只有从优势地位而不是平等地位才能实现威慑，并试图在不被威慑的情况下进行威慑。《以色列国家安 全战略纲要》就明确指出，以色列的安全战略必须始终建立在国家的威慑力和和平条约可能崩溃的假设之上。以色列必须在短时间内保持广泛的安全边界，并持续为可能的战争升级做好准备。但这很明显是与威慑的稳定性相违背的。要想实现稳定的威慑状态，从来都不只是单向的，在处于持久对抗的两个国家之间，相互威慑才是和平的必要保证。

五、战略文化视角下威慑研究的进路思考

当前的威慑研究仍然具有极强的地缘政治色彩，并因新域新质竞争的加入而演化出不同的形态。不可否认，这是威慑战略自身的现实工具属性所要求的，是服务国家大战略的必要考虑。但以战略文化的视角观之，威慑研究也应从国别与区域的角度进行考察。这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威慑战略或理念的深层决定因素，也有益于我们创新威慑理论，为构建中国威慑自主知识体系铺路。

（一）国别与区域案例应当成为威慑研究的材料来源

未来的威慑战略（包括理论）研究应将国别案例作为主要材料来源，同时注重考察区域威慑理念的存在性与具体特征。这是因为，从历史的长进程来看，威慑理论相当大程度上是基于美国的发展经验抽象而来的，但我们不能认为美国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并非所有的国际政治参与者在做决定时都以同样的方式计算效用。简而言之，威慑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国家，我们应该从其他国别案例中寻找威慑战略研究的突破口。

威慑战略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是倾向于使用博弈论方法的学者也往往会使用国别的案例来检验之。国别研究本身具有独特的知识价值，提供了关于某一国别的系统知识，是了解对象国独特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发展进程的必备路径。而在不同文化、历史背景下的人，其政治行为的动机和模式可能全然不同。一个优秀的国别研究者，首先就需要对所研究的国家有全面、系统、真实的了解。因此，描述性知识是学科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国别研究的重要知识对于威慑战略的制定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在将国别研究与威慑战略研究结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把握两个重要原则。第一，在概念层面，我们在研究国别案例时需注意一个前提，即一个国家需要接受“威慑”作为其军事力量的主要运用方式，并在政策上予以一定体现。事实上，不是每个国家在政策上都有明确的“威慑”概念或主张，不过基本上都有“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来达到国家意图”的近似表达。因此，在进行国别研究时，我们首先应考察对象国安全战略中是否有“威慑”或其近似概念，接着再对与他国的比较研究进行可行性分析。 

第二，在方法论层面，虽然传统威慑理论基础概念的适用性已得到各方的充分认可，但建立在这些概念之上的威慑战略往往却有着浓厚的美式色彩。美国式的威慑思想，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优势文化，它的政策实施主体和客体之间是不平等的，它隐含着把对手当成一种“恶”来看待的思想。我们不能将这种思想先验带入对其他国家威慑战略或理念的分析。我们应该基于已有的威慑基础概念来分析国别案例，不能先验地将基于美国经验的威慑思维代入其中，这既无助于我们制定合乎需要的威慑战略，也无助于挖掘对象国更深层的战略文化要素。

区域是威慑战略研究中极易被忽视的一个层次，主要原因在于威慑战略主要是为不同的国家所定制，因此国别个案分析而非区域研究是其重点。但如果考虑民族、族群、文明圈这些特殊区域行为体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我们就可以将区域作为一个视角，从区域行为体的战略行为中析出其整体性的威慑思想或理念。这既有助于在制定威慑战略时涵盖更多高同质化程度的行为体，也可以为区域研究开辟一条新的研究路径，探寻区域行为体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特征。

战略文化是国家所拥有的特质，于区域而言，构成一个区域的因素相比自然因素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文的经济和政治因素。而这也意味存在着某种“区域文化”，这种文化是为区域内所有行为体所共有的，是在个体充分吸收与运用后上升到区域层面的，并影响了其战略行为。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在研究阿拉伯国家的区域文化时就发现，大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不但一度成为阿拉伯各国结盟的思想根据（例如排斥西方等），也对各盟邦的国家认同造成影响。这种从身份认同角度出发的区域文化在武力使用上的激进态度决定了威慑战略带有的进攻性特征。不过，这种文化并不是组成区域行为体的所有成员所长期共同认可的，必然受复杂的组织因素影响。因此，未来对区域威慑理念的研究也应注重从长时段角度分析其演进过程与驱动变革的因素。

（二）透过威慑研究深化对战略文化的认识以形成闭环

与国际关系研究追求普适性、规律性的一般知识不同，国别与区域研究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的地方性、精细化的具体知识，更重视基于在对外部世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为国家制定更为精细的对外战略与策略、开展更具针对性和有效率的外交政策，并对外交行为提供经世致用的现实指导。如卢光盛老师所言，对国别与区域进行研究既是“大学之学”，也是“大国之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于威慑研究者而言，可以通过探索不同国家或区域文化影响下的威慑战略或理念，深化对战略文化的认识，并将得到的成果融入外交政策中，以此更好辅助决策形成闭环。威慑理论与威慑战略二者的贯通性极强，是可以融合并进的，而威慑理论又需要国别与区域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在这三者互相借重的过程中，关于对象国或所在区域的更深层的战略文化要素便可能随之流露出来。一个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实际战略行为就可以从其不同的战略文化中寻找原因，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也就能得到相应解释，政策也能得到更好的完善。

一国的战略文化中包含有其看待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方式，也可能蕴含着其独有的信号模式与传输路径。当然，战略文化是一个相当深邃的概念，中国学者目前相对集中地考察了不同国家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内涵，揭示了这些国家在战略思维方面的独特性及其主要原因。相关理论成果对于解释和分析这些国家的威慑战略选择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贡献。当然对于战略 文化与国家行为表现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中国学者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欠缺，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证。文化、战略文化、国家威慑政策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表现是否与其文化相一致，而战略文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国家的威慑政策或具体举措，这两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在对战略文化的深度阐释中或许可以帮助理解一些对象国重要的国家战略，进而可以辅助决策者推出或调整相关政策以更好应对危机、促进合作。

更进一步讲，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中国战略文化具有求统一、尚和平、重防御的基本精神。而根植于欧洲历史文化传统的美国战略文化则具有与生俱来的扩张性。中国讲的“慎战”“止战”思想，就这一点而言是根本不同的，这也是中国战略文化中包含的特殊意涵。因此，我们也应该适时地将对战略文化视角下威慑战略进行的批判研究上升到“慎战”“止战”思想研究。这不仅是威慑与战略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学者探索“战争与和平”这个永恒话题的新进路。

（三）在加深具体的威慑战略研究的同时发展威慑理论

在多数情况下，对国别与区域进行研究承担着一个国家形形色色的对外战略和实用目的，因此很多成果停留在描述性研究的层次，被批评为缺乏学理研究的基础。不过，在我们转向更加深入的威慑战略研究后，所研究的成果对威慑理论实则有一种“赋能”作用，中国学者可借此机遇继续挖掘威慑理论的深刻机理，实现理论创新，构建中国威慑自主知识体系。

由于经典威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时代的副产品，因此，它的发展受到美苏关系以及核武器的“过度”影响。但冷战已经结束，我们看到威慑成为一种跨文化、跨技术、跨时代的普遍现象。鉴于此，威慑理论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挖掘，而不能拘泥于美国的经验。为了维持理论的解释力，不少研究者不惜“阉割”现实，在研究中选择性地使用材料，凡是符合理论的就采用，凡是不符合理论的就舍弃，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丧失了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例如学术界长期以来忽视对朝鲜、伊朗等被西方国家视为“秩序破坏者”的国家的威慑战略研究，而对这些国家的细致研究恰恰是对威慑理论的重要检验。这种选择性研究既无助于推进对特定具体的威慑战略的认识，同时也限制了威慑理论自我修正和发展的潜力。

在当下的第四波威慑研究浪潮中，成熟的威慑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但面对日益复杂的战略环境与不同的竞争对手，理论本身也有必要依据不同的国家或区域而进行更加细致的拓展与创新。如何在不同分析层次上处理威慑现象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我们借助国别与区域案例深化威慑研究的主要方向。从抽象的演绎威慑理论出发，有必要重新定义不同层次的威慑问题。从理论上讲，威慑研究由三大层次构成：一是大国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二是对局部战争和有限战争的威慑；三是对非军事挑战和“灰色地带”冲突的威慑。第一个层次在威慑理论建构中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重视，学者也倾向于采用战略威慑的逻辑作为思考一般威慑的范例。然而，事实证明，后两个层次有其独特的威慑机理，如何在不同领域有效实施威慑仍然存在很多差异。这一挑战尚未得到解决，因而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深化威慑研究的进路。

结 语

威慑概念背后蕴含着工具与规范这两个维度的战略文化要素，它们对我们理解不同国家的威慑战略或理念起着重要的指引作用。美国的威慑战略体现了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但二者看似合理的结合却导致了美国陷入愈加恐慌的境地。俄罗斯的威慑理念则是贯彻了其整体主义思想，无论是战略选择还是具体威慑手段选择，都体现了这一理念，这背后则是由其历史上形成的现实主义思维所支撑的。以色列的累积威慑是在其建国与维稳的实践中产生的，是基于暴力管理思想的规范主义路径，但实质上也是由其战略文化中始终内含的极端现实主义思维所支配的。当然，从战略文化视角考察三国的威慑战略并不意味着它们对威慑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也不意味着它们的战略没有贯通性。本文实则是通过论述和比较来揭示威慑概念也是受战略文化深刻影响的，并且不同战略文化指引下的威慑战略或理念有其独特性与不同的侧重点。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没有非西方社会的位置，未来，为了构建中国威慑自主知识体系，我们也应更多关注中国战争史中蕴含着的丰富的威慑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威慑研究中的缺位一方面不利于西方理解中国的慑战文化；另一方面也压缩了威慑理论可能存在的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因而，加强基于中国自身的重要案例研究应成为中国学者未来可拓宽的重要途径。从中国自身案例出发可以使学者基于“一手资料”，以具体问题和现实需求为“双重导向”来选择理论和方法。这有助于启发学术界修正传统上基于美国思维的威慑理论，进而形成在理论研究上的创新优势，促进威慑理论这个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