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学者普遍认为，“非政治性”是战后地域研究的根本性特征。这决定了日本地域研究有强烈的道义色彩和学术独立性，但是“非政治性”又并非不涉及“政治”。因此，本文试图从“非政治性”这个意识入手，通过聚焦战后政治环境变迁与学科“非政治性”的迁移，将战后地域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非政治性”的直接动机是回避激烈的保革政治冲突，确立地域研究的“基础研究”地位。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日本政治本身“去政治化”，“非政治性”的内涵也转向在学术方法上关注“全球地域”，超越民族国家政治。而在全球问题日益复杂化的今天，第三阶段也出现了萌芽，研究者对“政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非政治性”理解的分歧。
【关键词】日本地域研究；非政治性；政治变奏；再政治化
【作者简介】潘妮妮，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媒体政治、大众文化与传播。
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无疑都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就狭义的“政府”而言，区域国别研究受到对外战略和政策需要的推动；而就广义的政治，即“国家”而言，一定时期内的研究者对何为“区域”的认知、研究的方法手段以及边界，都会受到同时代的社会意识、集体行动取向，以及可动员的社会资源等的影响。因此，全球的区域国别研究者都需要处理政治影响与学术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意识通常是潜在性的。不过，日本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性，日本有自身独特的概念“地域研究”，以表现与美国研究(Area Study)的区别。强调它尽管“是从美国引进的，但非政治化是其研究前提这一点在日本得到普遍认可”。“非政治性”在日本地域研究中是一个被放置在前台的首要问题，是研究者的集体意识而非特定学者的个人/小团体取向，是“战后地域研究的支柱和区别于‘战前’的根本性特征”。
毫无疑问，“非政治性”在文字上传达出很强的道义色彩，但由于“地域研究”是“通过学术研究来面对现实世界诸问题的路径”，“非政治性”不可能单纯理解为不涉及“政治”。实际上日本地域研究也并没有脱离国家政策和资源，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通过课题的设置批准引导作用、委员会机制的广泛存在，以及学者直接参与国家对外关系图景的不断扩展，引发了日本地区研究不可避免的变化”，学者的兴趣和主题与“日本国内政党更迭、现实国家对外政策变化在无形中越来越密切”。然而，日本学界对“非政治性”的强调，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伪饰”，因为日本地域研究的很多优势和创造性，确实与“非政治性”有直接关系。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对一手知识的重视和分享、对跨学科研究的提倡，以及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反思。
因此，本文试图从理解“非政治性”入手，对日本的地域研究做一些粗略的考察和梳理。关注重点在于，鉴于“政治”有丰富的层次，那么“非政治性”所“非”的对象，是哪一层次的“政治”？同时，政治环境的时代变迁，是否也影响了“非政治性”的目标选择。在日本战后政治中，“保守”（右）与“革新”（左）的关系是一种基本的旋律。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将“‘保革对立’环境”“地域研究的‘非政治性’目标转移”和“研究方法论变革”三个要素连接起来，把“非政治性”的地域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的萌芽蕴含在第二阶段的进程中。
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为战后地域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期。“非政治性”的直接动机是回避当时激烈的保革政治冲突，学科方法上表现为脱离战时研究的“组织”形式，确立地域研究的“基础研究”自主地位。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日本政治本身“去政治化”，研究者对“政治”的敏感度降低。于是，“非政治性”的内涵，也从回避政治冲突，转向了强调在更为“纯粹”的学术方法论层面，超越现实政治，即主张用一种新的“全球地域社会”意识，应对跨境的全球问题，克服美式区域国别研究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视野。这种对“非政治性”内涵的重新阐释，在学术逻辑上是自洽的，也的确再次解放了知识生产力。但同时，由于对所谓“全球地域社会”的界定是开放性的，研究者受不同现实背景的影响，对“非政治性”的理解也会趋于多样和泛化。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全面右倾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强调意识形态站队的倾向，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又再度敏感起来。于是，在第二阶段的进程中，第三阶段也出现萌芽。当前，“非政治性”仍然是研究者坚持的原则共识，但是对于要“非”哪一种具体“政治”，要想象哪一种“全球地域社会”，这种选择又反映了潜在的“政治”态度。某种意义上，在政治领域淡化的“保守”和“革新”冲突，在“非政治性”的地域研究中反而重新浮现了出来。
一、保革冲突下的“非政治性”：建设“基础研究”
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中，国分良成指出，战后的“非政治性”是“反映了时代的大气候”，这种倾向来自“当时日本知识界”对“战前日本与亚洲之间不幸关系的强烈意识”。战后地域研究学科的重启，大致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初，而同时期，“保守”与“革新”两种政治力量正在发生激烈冲突。由于日本地域研究在战前和战中是推进侵略战争的工具，战后的地域研究既要与保守政治保持距离，也要回避激进化的“革新”政治。例如，日本亚洲政经学会代表理事卫藤沈吉在谈及学会成立（1953年）初衷时就提及，因为当时的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被马克思主义者主导”，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姿态”，所以应该由“更加实证性的亚洲研究者”，建立“字面意义上的学术性组织”。
在这种“大气候”下，“非政治性”的具体内容，就是尽量摆脱来自各方政治力量的“组织性”干预，同时把地域研究的定位从受政治支配的“应用学科”提升到学术性的“基础学科”，由研究者自主把握议程和方法。
（一）战后的“非政治”对象
从战前到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五十年间，存在着大量对亚洲殖民地与新兴亚洲诸国展开调查研究的机构、大学、学会与团体。与此同时，这些‘调查研究的担当者’之间，围绕对所属机构的认同、运动与意识形态、调查目的与方法问题，展开协调与对立，从中生出战前与战后（地域研究）的‘连续与断绝’”。而“非政治性”，可以视为这种复杂的思想与行动中的唯一公约数。
1.反思“满铁调查部”的“组织化”研究
日本在战前，针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地域研究制度，这自然是战争需求推动的。这就导致研究者在战后必须反思自身曾作为“战争工具”的角色，与“侵略战争”的历史决裂。而在众多的战前/战时机构中，“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综合调查部”（即俗称的“满铁调查部”，余同）成为标志性的反思对象。一方面，“满铁是为侵略中国而设置的机构，研究者的调查活动也是围绕这个目的展开”。另一方面，“满铁调查部”又是制度化和正规化的机构，众多出身者在战后仍然活跃，不可能完全割裂。因此，“满铁调查部”的历史经验自然成为“非政治”的具体对象之一。这种反思不是推翻所有，而是有所取舍。
事实上，在“满铁调查部”存续期间，研究者也有一种强调自身学术性的倾向。与大多数战前地域研究机构不同，60%的“满铁”调查员都是接受精英教育的“帝国大学”毕业生，另有部分是中国调查经验丰富的东亚同文书院出身者，而接受平民教育的商科大学、商科高中出身者极少。这种规范化的精英主义气质就决定了“满铁调查部”会倾向主动设置研究议程，表达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满铁”调查员普遍将来自军部的委托调查课题视为一种等而下之的任务，甚至不把它算作真正的“国策研究”；而认为综合性的、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才是调查的本职，要求通过详细的实地调查去抓住当地的真实属性，进而提出有学术价值的政策建议。
而一般也认为，这种精英主义的“学术自觉”，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满铁检肃事件”而衰落。要而言之，当时“满铁调查部”主动游说政府和军方，开展所谓“中国抗战力调查”“日满华通货调查”与“战时经济调查”。满铁高层一方面大力鼓吹“调查报国”，另一方面，又默认了左派研究者参与甚至主导工作。因为，“社会主义者虽然左倾一点,但是他们比较能做事,调查部的高层干部因而不大去挑剔”。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中西功、具岛兼三郎等均成为最重要的“中国抗战力调查”课题组核心成员，中西功在他撰写的最终报告“总篇”和一部分“政治篇”中，得出在战争冲击下，中国政治经济必将重组，并会出现对农村社会的动员的结论。而在“日满华通货调查”和“战时经济调查”中，撰写者也认为战时经济体制难以持久，暗示战争国策应有转换。这就引起了政府和军部警觉，于是在1942年9月21日和1943年7月17日，两次展开对满铁的“检肃”，突击逮捕审查了44人。最终，“检肃”虽然没有发展成军部预期的“间谍清洗”，但是“满铁调查部”也主动要求当事人离职、停职或者自我检讨。此次事件直接导致了调查部本身的衰落。
不难想象，在这个“检肃事件”中，多数人在其中所感受的，是一个多种“政治”因素交织的复杂环境。军部的暴力、上层的政商关系，以及左翼调查员的激进意识形态，都会被当事人视为“政治”。而在战后的研究者看来，个人的无力，是因为身处于满铁这个巨型“组织”中，承接各种“组织性”的政治影响。这种“反思”对战后的机构和方法论建设，有直接的影响。
2.应对“保守”与“革新”的激烈冲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归零”的地域研究得以恢复。其中，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1955年）、亚洲经济研究所（1958年）和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63年）的成立，则意味着地域研究开始建立“制度化”的学科。
而与此同时，“保守”与“革新”的政治冲突正在扩大和升级。简单来说，由于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不彻底，形成了政治与社会全方位的“保守—革新”分歧，也就是俗称的“右派—左派”的分歧。不过，日本的左右斗争并非欧洲式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更像是“一种围绕是否应当承认新生的‘日本国’的对立”。一部分政治力量希望维护和扩大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成果，通过政治及经济体制层面的继续改革来取消战争的物质基础，他们被称为“革新派”（左派）。另一部分力量希望通过美日同盟，襄助的美国冷战政策，以此换取维持日本的传统“国体”，恢复国际地位，他们被称为“保守派”（右派）。从1955年开始，在政治选举中，拥有美国政治和经济支持的“保守”自民党长期占据国会2/3左右的多数席位，而组织和资金薄弱的“革新”政党通过高唱和平主义，也能在很长时间内拥有大约1/3的议席。但在196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革新”分子对这种不对称的“平衡”感到不满，批判政党精英化，主张院外社会运动。以著名的“安保斗争”——反对时任首相岸信介强行在国会通过新修的“日美安保条约”——为起点，“政治”的风潮席卷大学校园，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也因此被称为“政治的季节”。
研究者当然也受到这种政治环境的影响。例如，在东京大学“安田讲堂”事件中，学生“攻占”了教授的研究室。而曾和战争密切联系的地域研究，自然更能点燃社会舆论与知识界普遍的政治敏感。在诸多研究机构中，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亚洲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亚研”）尤其具有代表性。前者是公认的日本地域研究“正式制度化”的模板，是“从发动引擎阶段转向正式发车阶段”的标志。但是，它的启动资金主要来自美国的一家基金会。后者作为地域研究的早期“据点”，它的研究方法和人才资源，对日本的发展中国家研究有深远影响。然而，它“与满铁调查部同样，是因应政府与实业界需求的‘国策调查机关’……研究所资金除政府提供的2亿日元外，还有经团联提供的6600万元”。从资金来源，不难看出两个机构于现实政策的直接关联。正是因为美日“安保条约”修约，日本获得了更多对等权利，也要向美国承担更多的“主动”义务。因此，日本政府才急需启动地域调查，以配合美国对东南亚的“开发援助”政策。这就不可能不引起负面反应。
根据亚研前研究员吉田昌夫的回忆，在他入职亚研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它（亚研）是由前首相岸信介创立的，因此给人一种‘满铁调查部’重启的形象，日本学界，甚至是经济界，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看法。认为‘满铁’最终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亚研会不会也成为日本进入亚洲的工具呢。不过反过来说，这种意识虽然对进入亚研工作的人而言是一种束缚，但同时也迫使我们要时常地考虑到这个问题”。而吉田也提到，当时的亚研所长东畑精一做出了一个“暧昧”却能抚慰年轻研究者的解释：“‘满铁调查部’是带着‘热’向前蛮冲，而不曾沐浴‘光’，而亚洲经济研究所应该以‘光’为定位，‘更加冷静地看待问题’。”东畑向研究员强调，要不断反省日本过去亚洲研究中“一时性的或偏袒日本的‘利益论’”的倾向，“始终坚持真挚的研究活动”。
而比之亚研，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则主要直面大学内左翼学生和教职工的挑战。根据时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农学家奥田东的回忆，中心即将成立的消息甫一公布，校内就成立了由职员工会和部分学生组织构成的“东南亚研究中心问题对策协议会”，向筹委会和校长分别提交了公开问询书。两份文件主旨大致相同，都是质疑中心会成为美国政策的工具，影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友好交流，且破坏了大学内部的民主自治。也许是因为这种切身体验，中心奠基人之一的本冈武，把“谈到地域研究就视为帝国主义”，和“照搬美国区域国别研究（AreaStudy）”，都归为“（我国）现在对地域研究的思想混乱”的表征。针对京大内部的冲突，最初牵头组织东南亚跨学科研究的校长平泽兴表示，京大的东南亚研究“归根结底只能着眼于对该地区进行科学研究，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采取政治性立场。”
从两个重镇的经历来看，“非政治性”既是压力下的表态，也是对研究者自主探索的鞭策。
（二）“非政治性”的方法论建设：继承与转变
战前日本地域研究的方法已颇为成熟，“如重视实地调研、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全方位观察和分析、重视数据积累、注重实用等，（在战前）都已基本定型”。不过，在战后，学者们也注意到，战前实地调查的组织与方法本身包含着“政治化”的风险。以“满铁调查部”等机构开展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例，一些研究者指出，尽管研究形式上是基于“事实”，但是调查是在侵略者的军事暴力加持下展开的，被调查的农民的回答并不能反映“事实”。而另一些研究者也提出，在结论层面，调查仅限于提供海量的“一手资料”，没有展开更有深度的学术性思考，最终只能从属于军国主义的议程。
这些反思，促成了战后方法论的变革。首先，在继承实地调查传统的同时，改变了对“事实”的理解方式。其次，淡化“组织”对学者学术自由的影响。最后，把地域研究定位于“生产新知识”的综合性“基础研究”。三者相互联系。对“事实”的重新理解，强调了“知识生产”的导向。对学者研究自由的保障，丰富了对“事实”的理解，同时促进了自主学术社群的建立。而“基础研究”的学术定位，强化了研究者的学科认同，又增进了研究者对“事实”和研究自由的专注。
1.对“事实”的理解：转变立场
在战后地域研究的规划里，“事实”和战前一样被放在优先地位，但战后研究的奠基者们强调在调查中转变“立场”。
首先，是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所谓“现代文明人”的视角，转向“从研究对象地域或者是对象国民的立场去考虑”。此处的对象地域，尤其指向那些曾受殖民主义之苦，同时日本急需发展关系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从过去“外在批判”的态度转向“内在理解”的态度。例如，本冈武曾劝诫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研究者说，当实地调查时观察到农民在进行“奇怪”的行为时，应该辨析以下三种情况，即“实际是最恰当的行为，只是研究者理解错误”的情况，或是“虽然农民本身不觉得奇怪，但是有改良可能性”的情况，以及“农民本身也感到奇怪，也追求改良，但是无法/难以实施”的情况，用“在那里存在的事物，必有其存在理由”的谦卑态度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单是这样一个立场的转换，就使战后地域研究实现了“针对（战前）的‘外国情况研究’的强力对照”。
其次，强调从“国家中心”的立场转向“社会中心”的立场。这种立场要求研究者对调查对象保持“谦逊”，设身处地地发展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为了充分理解“社会”和“人”，就必须摆脱社会科学的“国家现代化”逻辑，从历史、地理条件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发现和理解“事实”。这就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意识、传统、习惯、宗教、家庭、村落或者是沟通交流等所谓精神构造、社会构造”，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农产品价格关系、流通机构等所谓的经济构造”，连同“从农村行政到农业政策等的政治构造”，都有必要予以认识理解。时任亚研所长东畑精一也指出，尽管亚研着眼经济问题，但经济运作所依赖于“法制的、政治的、宗教的、自然的、技术的、民情的、民族的等诸多条件”，也必须是要理解的“事实”。
由于这样的立场转换，日本战后地域研究极度强调“综合性”，强调跨越单一学科规则。相较于受社会科学定式支配的美式区域国别研究（AreaStudy），日本地域研究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反过来更加着力于历史研究”。此外，地域研究“从一开始就寻求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参与”。这种跨学科的态度，尤其是对人文知识的重视，构成了日本地域研究与美国在方法论上的最显著差异，也回应了外界的政治质疑。
2.研究自由的保障：去“组织”化
这一点，在和“满铁调查部”同样具有“组织性”的亚研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59年就任亚研所长的东畑精一对于“政治需求”与“学术独立”的复杂关系，有着深厚的个人体验。作为知名农学家，东畑曾受军部委托在菲律宾比亚克岛进行实地调查。东畑精一在这项政治任务中贯彻和提炼了自身学术主张，即基于“生活意识”的经济分析。战后，东畑精一拒绝了吉田茂邀他入阁担任农业部部长，但在多个国家咨询机构和智库中担任职务，并在1958年担任日本对菲律宾战争赔偿问题的特命全权大使。
基于这种介于“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的个人经验，进入亚研后，东畑精一明确反对“满铁调查部”式的组织化集体调查形式，而倡导“一人一国”体制，以淡化组织需求——以及背后的日本政府——对个人自主性的影响。具体来说，亚研逐步设立了针对特定发展中地区的细化研究部门——即使这些地区还没有出现在政府的需求清单上——而对新入职的研究员，则是近乎强制性地安排工作方向。例如，日本战后拉美研究奠基人之一的细野昭雄就曾回忆道，他是以研究亚洲（马来西亚）为目标入职亚研，但却被派到拉丁美洲研究室从事阿根廷研究，且同年入职的研究员多数都派属到刚成立的拉美和非洲研究部门。这种安排虽然是把年轻人推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客观上也削弱了组织需求和先验知识的影响。在定下国别后，亚研会为研究员安排1—2年的海外研修，鼓励研究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自主设定论题与议程。这些研究员后来也转入其他教育研究机构，率先发展了冷门地域或议题研究。即使进入21世纪后，大学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者还有约一半都是亚研出身（2010年前后），这一比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域研究发展初期更高。这就使得日本地域研究界的视野和议题真实地超越了欧美中心主义，发展出对冷门地域和议题的关心。
而相对于亚研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则来保障研究者的自主性，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则依托于大学多样化的人才资源，鼓励研究者展开跨学科的交流合作。中心的实地调查规划“不是每年派出一个探险队，而是由若干的调查组奔赴实地。并且，各组应具备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的专业多样性……研究者的年龄与研究规则意识的强弱也千差万别……，研究者对于调查研究的思考与价值观也存在差别”。这种多样性，用计划制定者的话说，“同时是……优势也是劣势”。根据东南亚史学家石井米熊的回忆，这种探索性的实地调查有大量的“错误尝试”，但也逐渐发展成成功的模式。具体来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由于长期驻扎在陌生环境中，不同专业研究者之间非正式的日常交往自然增加，这些非正式交流有利于孕育出创新性课题的萌芽。第二步，通过正式的学会发表，形成更为成熟的交流合作意向。第三步，通过正式的研究合作，形成针对具体问题或者具体地域社会的综合性分析。从这个描述中可见，京大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实地调查和跨学科交流，流露出一种更具“革新”色彩的共同体气息。它和前述亚研的“一人一国”规定在气质上完全相反，但在促进战后地域研究的“非政治”自主性上，则是殊途同归。
3.“生产知识”的“基础学科”：“非政治性”的长期愿景
在战后的政治环境和气氛下，要让年轻的研究者自觉转换立场和方法，并重建对地域研究的认同，远期的“愿景”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战后地域研究坚决地将自己定位于独立的“基础学科”，让年轻研究者认识到，“对于新兴国家的综合性理解，是极度必要的，在未来还将越来越重要”。
战后日本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存在着大量的失败案例，并未达到其政治目的。并由此反证出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有着严重的不足，看似有成熟的理论规范，但不过是从不同的先验视角进行“专业”分析而已。本冈武在20世纪60年代告诫自己的同僚和学生不宜妄自菲薄，指出日本相较于美国，与周边国家分享了“地理、民族或者是文化上的近似性”，因此更“易于”从更深层的维度上理解周边国家的状况，从而纠正、弥补西方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后来的学者也在这种感性激励的基础上进行更为学术性的阐释。例如，东京外国语大学前教授，曾担任日本加拿大学会会长的小浪充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方法论”概念，他认为，鉴于人类活动中（多样化）目标价值之间相互渗透，而是“人类行为整体中表现出的理性，才应该成为究极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研究就是社会科学诸学科重组的过渡期的（支点）”。美式研究专注的是“由非经济的历史、文化要因所构成的‘地域’，或者说‘国家’，或者说‘民族集团’”，而日本的地域研究“以文化的地域作为基础，以个体的人为基础”，可以把日本的“人文”调查路径与西方行为主义的“科学”路径融合起来，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这种“批判西方/批判现代”的意识，也是当时日本知识界的共识。正如20世纪60年代的岩波书店“现代”讲座系列《殖民地的独立》中的表述：“日本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美研究，是基于欧美的研究方法、文献的间接研究与调查。而且，这些欧美的研究自身含有一定的传统与积累，无法彻底摆脱以殖民主义为媒介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无论是‘地区研究’还是‘文化人类学研究’，都是将三大陆的诸民族视为一种‘客体’来对待，而不是站在为独立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三大陆人民的主体的立场上。”
基于这种共识，战后地域研究就从“战败国”的负面“保守”遗产，反过来成了重建知识界自信力的“革新”阵地。例如，亚研前研究员、大东文化大学前教授林武有一个有趣的表述，他把当代亚洲、非洲研究在“研究方法、资料操作”方面的不足，比喻为“对亚洲、非洲等地区的研究还未获得学问上的市民权”。他进而指出深层原因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量与质都有压倒性优势的欧洲，具体推进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于非欧洲世界的关心相较于对欧洲的关心，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在“欧洲的文明优越论”下，现在的西方社会科学意识中，并未关注亚洲、非洲国家的真实问题，也缺乏对这些问题之间构造与相互关系的追问，而（日本）的地域研究建立自身学术规则的过程，正是要来“填补此社会科学意识的空白”。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战后地域研究“非政治性”的直接出发点是现实而保守的，出于规避政治冲突、接纳战后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它又和反殖民主义、反欧美中心论的革新思想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构成了展望未来的知识使命感。如此一来，“地域研究”作为一门“学问”——而非“工具”——的自我认同就建立了起来。
二 、“和平大国”的“非政治性”：“全球社会地域”的确立
如前文所述，20世纪60年代确定的“非政治性”与时代高度相关，且发挥了多重积极作用。短期上使地域研究回避了冲突的环境，安抚了知识界的内部质疑，同时保留了战前学科资源的有效成分，能够带着已有的研究优势重返发展中国家的现场。而从长期来说，地域研究从所谓“文明国家”的俯视立场，转向了“战败国”的谦逊立场，这既有利于修复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又获得了反思欧美中心主义、生产新知识的独立学术地位。
不过，随着日本重返经济大国地位，激烈的“保革对立”也不复存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走出“战败”、重返“大国”，也逐渐成为共识。于是，各方力量自然要求地域研究也面向“大国战略”做出变革和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地域研究从“特定地域研究”向“脱一国研究”的目标转变。简言之，强调地域研究的角色不是定位于“提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是寻求尝试建立贯通目标地域（问题）的框架”。这种“全球”意识更新了“非政治性”的内涵，体现在，地域研究不再讳谈学术服务于现实，但同时又强调，不是服务于任何政治的“现实”，而是要在学术方法论上超越现实政治框架。并不是要“研究者直接进入现场参与实务”，而是在“关注现实世界诸课题的自觉意识下进行研究，通过发展地域研究这门学科本身，来为现实世界诸课题的解决作出贡献”。这种对“非政治性”的再阐释，在解放了知识生产力的同时，却也让“非政治性”模糊了起来。
（一）双向奔赴：全球变局下的国家政策与学术转型
作为一个总是面向现实的学科，政治环境的变化让地域研究感受到自己的发展“瓶颈”，而各种政治力量也需要地域研究做出改变，这是一种必然的双向奔赴。
1.国内外政治大气候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日本国内，“保守”与“革新”的激烈政治冲突完全结束了，日本的“政治”重心从“国家制度”之争转向了“治理战略/策略”之争。要而言之，经济持续发展，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淡化，“保守”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自我克制，以中庸的“治理者”姿态稳定执政，“革新”派也在议会规则内活动。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性“石油危机”，更是让资方、劳方和民众的意识，都统一到“经济发展优先”上。大多数民众已不再将战争视为迫切的危险，激进运动失去了社会基础。换句话说，“政治”本身已经“去政治化”了，地域研究也没有了“回避政治冲突”的迫切需求。
而在日本之外，世界局势的变化为地域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和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科技与资金优势积累、日元升值、国内市场相对饱和、能源需求紧迫等因素，日本必须“走出去”，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重建“政治”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冷战“终结”，局部地区动荡不断，全球议题和思潮复杂化。这就使得日本虽有“发达国家”的自信，却又有强烈的脆弱感。于是，从日本政府到各界精英，无论持有何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加强了对“全球”的关心，地域研究的重要性也更为凸显。1992年，日本内阁决议发布《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其中提到“推进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地域研究、开发政策研究，以及政府开发援助的综合评价”。随着ODA研究和民间智库的发展，研究者和政府、经济界的合作也趋于公开化。而一些研究者也主张，“20世纪的‘战争的时代’转换到了21世纪的‘人道支援’的时代”。按照这样的认识，“全球”在理论上就是一个摒弃和超越现有的“政治”框架，参与全球事务正是地域研究“生产新知识”的契机。政策需求与研究的“非政治性”追求逐渐走向兼容。
2.学术研究的瓶颈与破局
在日本学界，原本就一直存在“地域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潜在争论”，对于地域研究“理论”生产力的不满在环境的催化下走上前台。1992年，石川一雄和大芝亮调查了日本国际关系学者对本国研究优势的认识，其中高度评价地域研究的受访者占比最多（39.2%），其次是历史研究（37.3%），而仅有6.4%的受访者对理论研究表示满意。这个调查结果除了肯定地域研究取得的成果外，其实也暗含了一种认识，即仅把地域研究视为“（细致）信息的提供者”，而不认可它在“基础研究”“知识生产”层面的贡献。在非正式的场合，把地域研究称为封闭的“章鱼罐”，将研究者称为“不受规则约束的通才”“情报通”“整体把握事物的专家”的情况相当普遍。意指地域研究者专注于具体的知识，反而碰触不到前沿现实问题。这种批评不仅见于外部，后起的地域研究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东京外国语大学现代非洲地域研究中心教授武内进一曾回忆到，自己于1986年进入亚研，按照惯例被分配到中非法语圈（刚果）研究木薯经济，但是因为当地经常发生武装冲突，这种惯性的研究课题根本无法开展，他随后自主转向非洲冲突问题的研究。此外，认为地域研究对前沿理论的适应性不足，也是一种常见的批评。例如有学者以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为例，认为传统的研究者“将关注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研究，逐渐对对象国产生依恋，从而易于对国家制度做出夸大评价”。
也有学者明确主张，地域研究“知识生产”能力的不足，与传统的“非政治性”意识有直接关系。例如政治学学者平野健一郎就认为，“非政治性”本身具有矛盾，研究界一方面同意，“战后的‘地域研究’（Area Study）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的引进，其背后都有着战略的属性”；另一方面，研究界又存在“对地域研究战略属性的警觉，或者说，对地域研究走向（特定政治属性）的警觉”，怀着“战后的日本需要反思战前，且认为战略性的地域研究并非必要”的意识。这种矛盾心理导致研究者把自身约束在对“知识的关心”上。这种对研究的“个人趣味”化，曾经是地域研究者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从80年代开始逐渐丧失”。
基于这样的批评，平野健一郎提出了一个新的“非政治性”方案。他认为，研究者应该延续“社会中心”和“对象立场”的非政治传统，但要突破民族国家体系的限制，把对象的“地域”放置在“国际社会”中。这里所谓的“国际社会”“不是由国家与国家的平面关系构成的，而是围绕着个体周围的地方、族群、国家、地区以及全球等层叠的立体社会因素”。在此认识基础上，平野健一郎强调对“跨国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认为，包括国家边界在内，各种空间与事物的传统界限已经充满了缝隙、流动性和模糊性。由于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的不断流动，研究对象也必须跨越边界，放置在多层次的国际化构造中予以分析。
地域研究重镇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也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存在两种地域研究方法。一种是“一点集中主义”，深耕一个单独的地域，缺点是研究容易封闭化；另一种是世界体系论，将地域放置在结构中，缺点是过于依赖先验的理论。京都大学的研究者提出第三种替代性的比较研究视角，即在“世界多文明共生”的意识下，比较两种相异的地域单位，从而明确研究对象地域的性格。而要理解这种“共生”，就要摆脱美国式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线性思维序列，建立以“地域（社会）”本身为中心的网络状思维结构（参见图1）。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地域研究将“全球地域社会”意识视为突破自身瓶颈的抓手，这既是对“非政治性”缺陷的反思，同时也是为了实现“非政治性”内在要求的“知识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试图对“非政治性”概念本身进行重新建构，而非放弃。
3.政策引导的制度化
在地域研究者自我反思的同时，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也趋于制度化和公开化。2002年，文部省下设的“科学技术·学术审议会学术分科会”发布了名为《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振兴：为发挥面向21世纪的作用的振兴方策》的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使命”。包括发挥批判性作用，继承与发展文化，解决当代问题（特别指出了全球性的“人口问题”“环境文化”“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经济的全球化与民族对立”“恐怖主义的国际化”），以及促进学术知识的交互与创新。这份“使命”清单的内容面向“未来”，没有显著的政治偏向，但是它也意味着学术界和政府在创建“全球问题”议程上的联手。随后，该分科会又在2006年发布了《关于“以世界为对象的需求导向性地域研究推进事业”的未来发展》报告，明确指出，过去文部省的地域研究资助方针，原则上是以研究者的“自由思想”为中心，而当前则要强化“社会”与“政策”需求，重点促进官民各层面的交流与合作，首要目的是实现日本与对象地域之间的“协作”“相互理解”和进一步的“共生”。同时还细致地阐释了中标课题的条件。
而直接体现政府与学界资源整合的，是2005年日本学术会议地域研究委员会的设立。日本学术会议设置在政府内阁之下，但又基于《日本学术会议法》活动，具有学界自治性质。而地域研究委员会的参与者，不仅涵盖研究海外地域问题的团体，也包含了日本国内地域发展问题和跨国境问题的研究组织，囊括了约4万名的研究者（2006年调查）。因此，分科会的设立，可以视为政府与学界共同确立了“地域研究”的新定位，在维护学界自治的基础上，加强了“组织化”建设。根据该分科会的“展望”，地域研究是“整合地区研究(AreaStudy)、人文/经济地理学、人类学、国际地域开发学、地域信息学五个专门学科的复合性领域”。这个新定位的核心在于“打破”不同学科（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不同研究课题（从国际课题到国内课题）之间的区隔，建构整体性的研究目标和综合性方法。它显示出，一方面，地域研究的“综合研究”属性得到了保留和提升，地域研究仍然被视为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生产新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传统地域研究者的自主性——或者说“特权”——被削弱了，政府正式确立了影响地域研究的制度性渠道。
（二）“非政治性”内涵重构：“全球地域社会”导向的确立
结合前文所述的时代背景和学界的自我反省，我们可以发现，“非政治性”内涵已经发生了转移，从过去回避“保守”与“革新”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组织的冲突，转向了强调通过学术研究自身的思想和方法变革，去主动超越现实的政治冲突。要而言之，就是用“全球地域社会”取代“民族国家”。本文通过日本学术会议的两个重要文件，来具体分析这种新的“非政治性”内涵。它们分别是日本会议“地域研究基盘强化分科会”的建言报告《全球化时代地域研究的强化》（2008年，以下简称“强化”报告）和“地域研究展望分科会”的《地域研究分野的展望》报告（2010年，以下简称《展望》报告）。前者是以日本学术会议设立地域研究委员会为“契机”而发表的“定调”文件，偏向于探讨学界内部的制度设计；后者从属于2010年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规划，侧重于阐释地域研究如何“为日本学术整体的重构作出贡献”。从中可以看得，在对“事实”的理解、研究自由和“基础研究”三个方面，地域研究的“非政治性”均有继承和改变。
1.重新理解“事实”
在“事实”层面，首先，地域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从强调单一地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转移到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展望”报告中更是详细列举了一揽子重点清单：“地球环境的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与全球化伴生的国内外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活动频发，以及伴随着国际流动而产生的探索‘多元共生社会’的需求”，倡导“在多个问题点上迎来世界史的转折期”。一方面，鉴于这类“全球”问题的主要受害者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民众，可以看作继承了传统；另一方面，用后现代非传统安全关注替代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经济发展”问题，在实践中又会受到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影响。
其次，两份报告继承了“社会中心”立场，批判现有研究“依然固执于以西洋为中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模式，无法充分应对新的课题”。同时，两份报告对此又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第一，在议题设置上，强调对“社会”的划分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内部单元，直接着眼于最普遍性的“人”和“社会”问题。第二，它尝试把“全球”与日本内部结合起来，重建“地域”概念。“展望”报告中特别提出一个议题，认为日本内部的老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未来移民增加不可避免，由贫富差距、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也可能增加。因此，需要学术界未雨绸缪地探索“多元共生”之路，积极地影响国家政策。这一项议题表现的，既不是战前的日本国家本位，也不是战后的“对象国立场”，而是把移民的母国地域与日本的内部地域结合为一个全新的“地域”对象。这一转变显著地丰富了“社会中心”的内涵。但它也意味着，日本地域研究在逐渐改变“战败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谦卑”立场，试图从自身社会需求出发去设置全球学术议程。
2.学术制度与组织
如前文所述，日本学术会议成立地域研究委员会，本身即反映了政府对地域研究影响的制度化趋势。不过从两份报告的内容来看，学术界仍然倾向于在官民合作的同时，对科研教学体制本身加以改革，维护和提升学术界的自治能力。2008年的“强化”报告对此有细致论述，指出学术体制中存在研究资源分散、就业机会缺乏、海外调查财政资源有限、信息与资料共享体系薄弱，以及研究成果的社会传播能力不足等重大缺陷，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解决方案，包括加强大学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合作、发展人才培养和就业保障体系、建设系统化的海外研究据点、开发情报共享系统和推动建立研究网络，以及建立和发展面向“市民社会”和政策负责人的信息传播机制，促进成果转换。
以上内容反映出，对研究者“非政治性”自由的保障，从更多依赖研究者的思想自觉，转向了强调规范化的制度建设，促进自我良性循环。但反过来说，制度化建设实践，又需要更多的政府和财政资源投入，这实际上又会加强对“政治”的依赖。
3.“基础研究”的愿景：“生产日本的知识”与“改变全球现状”
一方面，两份报告中仍然显著地继承了对“综合研究”“反思欧美中心主义”和“知识生产”的强调。例如，“展望”报告中提及，“面对国内外诸多议题的挑战，‘知识状况’的自我革新不可或缺，有必要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常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框架相对化，生产能够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多元化国家结构的新知识”。还明确要求抛弃“西洋=普遍”的刻板思维，“通过实地调查……将地域作为‘场域’，推进对‘普遍性’的再验证”。以及要求加强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联动，以“推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创新”。而“强化”报告中也提出，当前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不可能单纯通过“欧美的全球化”视角来解释，而必须依赖地域的内部视角。同时主张，大学教研活动中，“各专门学科仅依赖欧美知识体系”，才是“无法进行（知识）再生产”的真正原因。重申了综合性地域研究的基础学科价值。
另一方面，“生产知识”的愿景也被重新注入了“日本”的国家属性，认为“全球”意识下的地域研究，是提高日本国际影响力的抓手。“强化”报告中指出，“国际上看来，日本地域研究有极高水准，在当代美利坚等国的地域研究弱化的情况下，有必要强化这一学科的国际贡献”。并认为，“基于过去的规模巨大的研究积累，构筑日本独立的地域研究体系是可行且必要的，而突破现状的障碍则是紧迫的课题”。
除了从学术角度论证，两份报告也都公开谈论了地域研究的“社会贡献”任务。“强化”报告鼓励研究者“研究世界诸地域，增进对多样化的地球社会的理解，促进国际合作和相互理解”。而《展望》报告更是明确地列出了“社会贡献”的清单。分别是，在潜在移民问题下建设“多元共生”的日本社会、在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困境下促进日本国内地域的多元化发展、促进日本国内地域信息收集与共享、助力地方教育和地方自治的发展、促进日本与国际社会相互理解、保存世界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发展与全球地区冲突和灾害问题相关的学术知识、发展国际开发援助、充实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实践。
这一份“贡献”清单前四条着眼于日本国内治理，后五条则是基于日本已有的优势能力，发挥国际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报告本质上已不再讳谈“国家利益”和“国家立场”，但是它又试图从“全球地域社会”角度，重新建构“国家利益”的替代性解释。可以说，这种“非政治性”的新阐释在学术上是自洽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又存在着反被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替代的风险。
三 、“非政治性”的“政治化”：不同视角的“全球地域社会”
如前文所述，地域研究要在与现实结合的同时又保持“非政治性”，要在体现日本本位的同时又避免狭隘化，就需要对“国家利益”做出一个“全球地域社会”意识下的替代性解释。这个逻辑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日本政治本身——至少在公开的表现上——是“去政治化”的，社会治理稳定有序。在前述两个日本学术会议报告公布的2008年和2010年，日本还存在着自民党（保守）和民主党（革新）两个可以分庭抗礼的政党，看上去有望形成“保革两党轮替”的稳定均衡状态。但是，随着2012年民主党下台、解体，政治风向骤变。自民党的右倾政治力量对内获得了绝对的强势地位，对外公开推行渲染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外交。在这种强力的政治影响下，地域研究者就需要选择，是在右倾国家政策的范围内思考“全球地域社会”，还是用“全球地域社会”意识对抗右倾化的国家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全球地域社会”的理解蕴含了实质的政治选择。在政治的世界里消失的“保革对立”，反而在强调“非政治性”的地域研究中显现出来。
（一）“再政治化”的世界
1990年，自民党丢失了长期执政地位，日本政界组织进入了分裂重组动荡期。在这个过程中，自民党为了适应选举政治的需要，改变了过往的中庸“治理者”形象，转而强调右倾政治意识形态，推行里根、撒切尔式的新保守主义政策。经济上自由化，逐步侵蚀革新派的社会基础；外交上明确以中国为战略假想敌；军事上推动所谓的“正常化”；文教上历史修正主义也从幕后走向台前。2012年民主党解体后，革新派已无法形成制衡力量，日趋衰弱，自民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实质巩固。但是，自民党并没有回到“中庸”位置上，而是延续了右倾偏向。从2012年开始，安倍晋三第二次组阁，其任期接近10年，为战后史第一。尽管无可否认，安倍政府在技术层面采取过缓和亚太局势、增进周边经济交往的举措，但在政治战略层面，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冷战以来的美日同盟，并开展所谓“价值观外交”以“包围”中国，已经成为当前日本持续性的“国策”或者说惯性。
在“社会”层面，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展开，“革新”对基层的影响力式微，保守派的影响力反而增强。由于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活力、少子化和老龄化，地方社会自治能力也被严重削弱。尤其是2021年“3·11”地震与随后的福岛核泄漏事故，更是直接反映了“地方自治”愿景在国家与企业联盟面前的脆弱性。
在国际层面，近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其建立国际“领导力”的理想愿景也被削弱。再加上美国和欧洲也越来越强调自身对“全球化”的定义权和议程主导权，重拳打击挑战者，日本政府也只能更多地强调与美国对外政策保持一致性。这就表明，“全球”虽然是一个超越现实、面向未来的概念，但真要创造一个新未来，又需要充分认识并克服现实政治中的冲突。对于日本地域研究者来说，即使都接受“全球地域社会”这个基本意识，但是，要如何理解“全球”或者“社会”，要如何看待不同的“民族国家”，实际上都很难不伴随着潜在的政治选择：是要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还是20世纪的日本式福利国家；是要重新武装还是维护和平宪法；是要美日同盟还是睦邻友好；是要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还是革新性的全球化；等等。如此一来，坚持“非政治性”的研究者就必然面临着与政府的直接冲突，以及学术界内部的认识分歧。
（二）对抗直接政治干预：围绕“安全保障”研究的争论
前文提到，自21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逐渐加强了对研究议程的制度化引导。2016年，日本防卫省计划启动面向一般学术机构研究者的“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这就与“非政治性”发生了正面冲突。2016年10月8日，日本学术会议“地域研究基础整备分科委员会”展开“安全保障与学术”专题讨论。与会者提出若干类质疑。
首先，部分与会者全面质疑“安全保障”这一概念，实际就是战时“军产学连携”“军事研究”的替代性提法。批评者认为，学术界讨论“安全保障”，本身就是违背了“非政治性”立场。其次，另一部分与会者关注“安全保障”这一概念的模糊性，要求政府和日本学术会议进行更详细的说明。譬如，可能与军事目标相关的地域文化、习惯、生活方式等内容的研究，是否会被纳入“广义的军事化运用”。最后，一些质疑是落脚于实践层面。详细追问实际操作中，研究者是否应该从防卫省直接获取经费，对于相关研究应有什么样的伦理审查标准，以及在政府力求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的大势下，如何防止个人的研究成果被政府和军方滥用。
从会议记录中的公开表态来看，明确反对“安全保障”研究的人员居多。首先是原则性立场，鉴于日本的战争和殖民地支配的过往，坚决反对协助军事行为。其次是学科立场，主张战后地域研究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天然具有“全球和平”的义务，因此不能破坏日本与其他地域民众之间的信赖关系，不可采用“他者化”的军事安全叙事，而应该推动非军事化安全方案。最后，反对者还认为军事研究预算会占用民生研究资源，影响经费分配的民主性与公正性，剥夺学者的自主性和想象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回避政治冲突的妥协性意见，认为若要开展广义的“安全保障”研究，需要在技术层面维护“非政治性”。首先，主张在研究申请书中，让经费提供者注明是否同意/希望自己的研究与军事议题挂钩。其次，即使是“安全保障”的名目，相关预算也应该优先分配给有利于保障和平与“人”的安全保障的项目。结合以上各种意见，委员会最终向日本学术会议表态：原则上希望学术会议贯彻拒绝军事研究的立场；同时，希望学术会议考虑相关方案，防止相关机构用研究经费诱使学者进行军事研究。
尽管如此，日本防卫省还是在2017年启动了“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而日本学术会议给出的应对方案是模糊的，仅建议各研究机构、学会以及学术会议本身，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指导方针，强化学界内部的伦理自觉。这实际上已凸显出“非政治性”的困境：是坚决抵制（“非”）右倾化的“政治”，还是回避与保守政治力量的正面“政治”冲突？
（三）“非政治性”开放解释：学术界“保革对立”的显现
既然连在安全保障这类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上，学术组织也只能依赖学者的“自觉”，那自然就会产生学者个人对“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多样性的理解。一个极端的例子是，“非政治性”原则固然可以用来抵制安全保障研究项目。但反过来说，安全保障问题也可以被“非政治”化。
例如，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外交学者川岛真在日本学术会议组织的一次论坛上，做了题为《中国的困惑及对东亚形势的影响》的发言，在其中提出了一个“思想·情绪+安全保障的时代”的说法。把“安全保障”这个政治核心概念兼政府的右倾政策，与“思想”“情绪”这样的“非政治性”概念糅合在一起，让“安全保障”也成为一个非政治的概念。川岛真发言中主张，在20世纪，东北亚的“安全保障”是“政治外交”层面的事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经济”也成为“安全保障”的应有之义；而在当代美中“竞争”、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情况下，“安全保障”已经成为一个“思想”与“情绪”的问题。细究起来，这个“思想·情绪+安全保障”概念的内涵似乎并不复杂，也就是说，新的全球环境下，“安全保障”已经与民众的“生活”高度相关，渗入了日常的“情绪”层面。这类问题，其实全球研究界多少都有关注。但是，唯有在日本的地域研究中，这个命题必须以这种“非政治性”的曲折语言形式来表述。它反映出，“非政治性”虽然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立场，但研究者也可以依据自身的自主认识，把“非政治性”与“政治”的偏向融合起来。
而相对于运用“非政治性”为政府政策做出解读，“非政治性”还有一种反向运用，即强调跳出现实政府议程和政策的约束，把对“社会”的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新的学术知识，乃至行动空间。这一种“非政治性”，实际上已经很近似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革新”政治人士倡导的“市民社会”思想。即抛开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通过所有阶层的“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发行动，来推动反战、人权和社会福利的发展。这种“市民社会”观念不从属于政治，但直接目的又是削弱右倾保守政治的力量。而当代的地域研究者，如果强烈地抵制政府右倾政策，但又要坚持研究的“非政治性”，那么重拾“市民社会”意识，为社会治理寻求替代性方案，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取向。
2004年，即日本学术会议成立地域分科会的前一年，“日本地域研究联盟”（Japan Consortium for Area Studies,以下简称JCAS）成立，由相关的研究机构、教育机构、学会、非政府组织、项目团队等多样化组织构成。截至2020年8月，有104个加盟组织。与日本学术会议相同，JCAS也是旨在推进资源整合，践行“全球地域社会”研究。不过，相较于日本学术会议“官民协同”的组织性和制度性，JCAS更关注研究和参与“草根”地域层面的“多元共生”，认为“当今世界同时存在越境化趋势和排外主义趋势，地域研究应该向社会传达更多的（多元共生）信息”。
JCAS设有年度表彰奖项，已颁发13届，获奖成果颇有“市民社会”色彩。以第11届（2021年度）的4项获奖成果及授奖说明为例（参见表1）可见，其中既有与日本政府同步关注的课题，也有政府关注不足/无力关注的问题，还有依靠“市民”志愿者自主行动构建的“地域”问题。但不管是哪类问题，都强调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这就表现出既反思日本政府的政策，但并不直接“对抗”的“非政治性”。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两种有着鲜明政治偏向的“非政治性”表现，尚不是当前地域研究活动的主流。但是这些局部的案例已经足以表明，当代研究者对“非政治性”理解是越来越模糊和泛化的。
余论：“非政治性”的矛盾与启示
作为日本战后地域研究的根本性原则立场，一种绝对的共识，“非政治性”的变迁也意味着战后地域研究的变迁，这无疑是一个庞大和深厚的课题。本文也只是尝试从“政治环境变化”这个角度切入，去做一个粗略的观察。
“非政治性”本身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战后“保守”与“革新”冲突的影响。地域研究避免卷入冲突，但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旋律的影响。现实与理想，逃避与进取，妥协与抵抗，在“非政治性”的方法论中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兼容，又不断承受实践的矛盾冲突。这似乎也是战后史的缩影。“非政治性”解释的模糊化和泛化，其实也并不是近年才有的。例如，尽管学界内部公认“关注发展中国家”是日本地域研究的立场特征，但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中，2/3的成员是发达七国集团问题的研究者。又如中国研究，在反思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战后的研究一度转向重视中国主体性的“对象国立场”，但自20世纪末以来，使用美国社科方法将中国“客体化”的倾向逐渐增强。而哪种倾向符合“非政治性”，则颇难言说。
当然，即使有这种矛盾的存在，我们仍然不可否认“非政治性”对解放日本知识生产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学术界在战后矛盾中的探索，也具有普遍性意义。那就是，作为一个与现实高度结合的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如果受制于单一标准的“事实”影响，就会失去想象未来的能力，也就丢失了“学术”的价值。唯有把“区域”和“现实”都视为包含了丰富层次的存在，不断扩充我们对这个立体世界的理解，才能提炼出真正的“现实”需求和行动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日本地域研究对“全球地域社会”的畅想，对“跨境问题”的“社会解决”方式的关注，无疑有很强的理论启发性。但是，这种理想愿景的顺利展开，又需要现实环境、战略与资源的适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美日同盟的强化，打断了日本地域研究的理想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对未来的想象。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2期第38-78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