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跨学科交叉融合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天然使命。然而,中国学界所讨论的跨学科是个广义概念,存在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等多个层次。近年来,多家区域国别研究院进行跨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与实践。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院,从组织结构、研究团队、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四个维度考察其跨学科建设进展。初步考察显示,这些研究院的跨学科建设各具特色,也呈现一些共同之处。第一,研究院建设思路清晰、定位明确,结合自身优势进行跨学科发展;第二,重视人才培养,打造有特色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方式并不断优化;第三,通过平台建设聚合人才,汇聚各方人士的智慧和能量;第四,获得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机构建设大体完备。中国区域国别学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在参考这些成功经验的同时,各单位亦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加以借鉴。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跨学科;交叉学科;学科建设;区域国别研究院
【作者简介】王婉潞,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门类下的一级学科(1407),国内学界对此高度重视,云集响应,在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国内不同规模的区域国别研究院相继建立。截至2024年1月,中国高校已建立区域国别研究院60余所。时代背景与国家需求促使区域国别学在短期内成为学界焦点,中国向全球性大国崛起过程中,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服务“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在学科建设上采取这一重大举措。在诸多讨论中,区域国别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被反复提及,上升到不容忽视的高度,这就是其跨学科特征。
作为刚刚起步的新兴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尚处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尽管交叉融合已成为学界推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共识,但是,学界对如何进行跨学科建设尚存有相当多的困惑。不少学者一致认为,进行实体化建设是建立区域国别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必然选项,没有实体就没有团队,没有团队就没有稳定的成果产出。独立建制的区域国别研究院克服了跨院系的瓶颈,使跨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成为可能。在学科建设缺乏共识的情况下,出于对研究和人才需求的迫切需要,多家区域国别研究院结合自身积累与优势对跨学科建设进行初步探索。为此,本文选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国别研究院,根据公开发表的资料对其跨学科建设进行回顾,为全国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进一步建设提供线索与参考。
一、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及其跨学科意义
何为“交叉学科”?学界至今未对“交叉学科”的内涵形成统一的认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出,“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这个论述表明,交叉学科是打破学科划分,在现有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结构。
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源于其学科设立方式不同于传统学科。传统上,中国以“领域”来划分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等,区域国别学则是根据地域来划分。很显然,“领域”与“地域”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科划分方式。尽管区域国别学从地域上限定研究对象,但就每一个具体地域而言,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是区域国别学涉及的内容。众多学者反复强调,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整体与综合的学问,这意味着单靠任何一个传统学科都无法单独支撑。因此,以“地域”划分的学科设立方式打破了既有以“领域”设立学科的藩篱,使属于领域的学科化身为地域整体研究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跨学科成为必然选项,交叉学科的实现成为可能。
关于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与跨学科特征,学界达成高度共识。然而,与高度共识相伴,学界在具体操作层面如何实现“交叉”存有相当的困惑。学界不仅“尚缺少具有说服力的探讨”,甚至在区域国别学正式设立为一级学科之前,一些学者就对此表示担忧,比如“所谓交叉学科,是否仅仅是几个学科的拼盘……怎样才能通过多学科的合作,促使每一个相关学科都内在地发生变化,并进而形成跨学科融合的新范式”?
从既有讨论来看,学者们至少谈及两类融合:一类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融合,由此指导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致力于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分析,提高对复杂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这也是中国发展区域国别学的迫切需求;另一类是以理论建构为导向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目标是对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提炼学科的核心概念,完成一般性理论的建构,这种融合更符合“区域国别学”作为“学”的宗旨。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融合,并且很难说这两种选项之间存在必然的递进关系,即对复杂问题的完美解决,不一定必然对理论建构有所裨益。这种情况在美国区域研究(AreaStudies)中有所体现。
在美国区域研究诞生之初,不少学者对其抱有建构理论的极大期望,期待通过突破学科边界,产生创新性的知识产品,形成内在一致的区域研究学科理论,但其结果却不尽理想,乃至后冷战时期,区域研究遭受的批判恰恰集中在其过于迎合现实需求,甚至所谓的跨学科事实上只停留在多学科的层面,没有基于跨学科的新理论创建和贡献。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自然生发的结果,而正是美国区域研究项目的设计者、赞助者和实践者的共同选择,他们选择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路径,即以某一单一学科为支撑,寻求多学科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或借用多方位的思考来复原目标区域的全貌,而未以理论创新为核心诉求。美国区域研究强调实用性导致其研究中学理性的缺失,直接影响了该学科的学术生命力。
对中国来说,虽然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初衷是解决现实中的紧迫问题,实现“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关键时候起作用”的目标。但作为“国之大者”,中国发展区域国别学的战略目标远非解决燃眉之急,理应进行深远筹划,在跨学科基础上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发展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这亦构成区域国别学得以长久发展的坚实基础。
二、跨学科与中国高校既有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跨学科建设探索
跨学科交叉融合是区域国别学的天然使命。一个显著现象是,国内区域国别学界经常将“交叉学科”与“跨学科”混用,来表明其区别于传统学科的特殊属性。不过,“交叉学科”与“跨学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别指出,“学科交叉不等于交叉学科。学科建立有其自身规律,需要知识分化融合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够适用于学位授予单位规模化、规范化培养人才”。因此,有必要厘清跨学科、学科交叉、交叉学科这三个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以便在考察时有清晰的标定。
(一)跨学科、学科交叉、交叉学科
学科的分化固然体现知识的专业化与系统化,表征人类知识文明的进步。但当学科开始成为束缚思维开放拓展、构成理解问题的障碍时,跨学科的知识重组和制度重构就会发生。当前,建立在学科分化基础上的高度交叉融合成为学科发展的显著趋势。国外研究中较多使用的“interdisciplinary”一词由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塞钦斯·伍德沃斯(Robert S. Woodworth)教授在1926年最早使用,意为进行两个及以上学科的科研活动,旨在促进多个学科间的研究。国际学界对学科交叉融合进行了多年探索,并使用不同术语表示学科交叉融合的各个阶段,但国内文献中仍常以“interdisciplinary”一词指代“跨学科”“交叉学科”“学科交叉”等多个概念。
就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关系而言,中国跨学科理论研究者认为,跨学科不同于交叉学科,前者是一种整体的理念,后者则是该理念下产生的一个结果。关于学科交叉融合,国外学者得出多种分类方式,其中较多达成共识的分类是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以及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其中,多学科是不同学科视角下对问题进行深刻解读,注重将学科并置/并列而非融合,学科间可以没有关联;跨学科则在多学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关注两个或以上学科的互动综合,在多学科的基础上突破了学科间固有的壁垒,强调学科间的整合共融;超学科是最高程度学习整合,其整合对象与运行范围均超越了跨学科,融合知识方法,导向新学科诞生。超学科代表一种更高等级或最高等级的“跨学科”。
有学者强调,“交叉学科是在中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上被叫响,并开始迅速传播,因此可认为其源自国内,不考虑其英语词源”。在本土语境中,学科交叉是个动词,侧重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研究行为,其本质是知识体系结构的整合重构,但学科交叉并非一种稳定的范式状态。交叉学科则是个名词,侧重基于学科互动形成的学科属性,具有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和固定的研究对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21年11月印发的《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指出交叉学科形成了“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将中国的“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二分法与国外分类的“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相对应,可以初步发现:多学科仅仅是学科的并置,学科之间并无集成和交互,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属于学科交叉的范围,或者说是一种弱交叉;跨学科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壁垒,多个学科汇集起来,用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或国家急需的重大攻关研究;超学科则倾向于“重新构建”,解构知识和学科边界,形成交叉学科。
不同的目标使区域国别的交叉融合存在不同层次。在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远非多学科形式上的融合,而是探寻综合解释问题的跨学科融合,乃至完成理论抽象,形成新的知识内核、创新研究方法的超学科融合。这不仅是交叉学科的要义所在,也是赋予学科内生动力,在完成紧急使命后可以长远发展的根本。
(二)中国高校既有区域国别机构跨学科建设的初步探索
既往中国大多数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在研究团队、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方面展开的跨学科探索,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既有跨学科建设大多依托于单一学科,建立人才培养项目,与其他学院或系共享课程与师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涉外学科分别对世界上一些区域展开各自的探索和研究,这些学科因而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中获得强势地位,并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后成为主要的支撑学科。语言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无法阅读目标国的本土文献、无法用当地语言进行田野调查,则难以开展深入的研究。且语言还蕴藏价值观、传统观念、政治信仰等隐性层面的内容,这为形成对地区和国家整体全面的认知,以及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教育部进行布局时,语言学首先受到重视,获得学术发展先机。在现有450余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中,外语类院校占比约为30%。历史学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另一个主要支撑学科。历史学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和洞察现实问题的本质,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广阔而多层次的空间维度和足够的时间深度,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学因其天然的涉外属性,成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1963年中央外事小组呈递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经高层批准后,首先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并在地域研究上形成分工。不过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家间关系,尤其是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对区域与国别本身的研究不足。
第二,既有跨学科研究因地制宜,经过多年积累,一些机构形成独特风格与优势。例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院专注研究非洲地区;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以巴尔干研究为特色,“力争建成国家问策巴尔干问题的首选高校智库”;中央民族大学建有多个跨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各团队从不同角度研究世界各地各民族,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生态生计、语言宗教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及治理经验;等等。
尽管取得诸多探索,但从整体来看,中国高校既有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跨学科建设还存在显著不足。中国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小、散、弱的局面。例如,以往院系下的研究中心受到种种限制和制约,很难实现真正的学科交叉。这是因为区域与国别是复杂的,其所指向的是综合性、整体性研究,这是任何单一以“领域”划分的学科所无法承载的使命。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中国高校系统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多依托某一个系科而建,而系科之间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学科和资源等方面的壁垒,导致单一学科的独立研究较多,多学科之间的合作研究较少,对同一研究对象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并且,在试行过程中,发现单一学科下所设立的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会受到单学科的限制,例如由于向学生授予的是单学科学位,学生提交毕业论文时需要符合其单一学科论文的要求。这种制度上的限制是单一学科难以克服的,而这种制度和要求实际上也阻碍了跨学科的实现。
第三,既有的跨学科研究多停留在专家个体层面,机构层面的跨学科建设相对不足。例如,不少外语学者多年从事跨专业研究,已成为研究对象国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问题的专家。他们是典型的跨学科人才,也是未来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不过,在整体层面上,大多数研究机构跨学科建设相对不足,多是依靠单一学科来进行研究。并且,很多研究长期停留在历史或现状描述的初级阶段,缺乏学术意识和理论思维,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延展性。
第四,既有的区域国别机构以智库建设为主,学生培养发展滞后,且人才培养多局限于单一学科。长期以来,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以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为依托,学科培养方向往往集中在国际关系、政治学等某一个具体学科或问题域上,忽视了国别和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特性,缺乏学科交叉培养,导致所培养出的人才的多学科知识基础相对不足。学科壁垒与专业藩篱难以打破,跨学科平台资源驱动乏力,课程体系设置“拿来主义”现象突出,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专业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发展战略对人才的需要。
(三)考察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院跨学科建设的要素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出,交叉学科建设的三个主要目标分别是:构架新的知识结构、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为区域国别跨学科与交叉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也为考察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的跨学科建设进程提供了框架依据与内容参考。这三个目标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通过跨学科乃至超学科研究突破现有学科分立而导致的不足,形成新知识结构与研究方法的交叉学科。现有分科建制导致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制度上亦对跨学科研究造成阻碍,无法以系统性、综合性、融合性的方式进行研究。而这种建设思路也同样影响到人才培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显重、国家需求越发迫切,既有的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界构建中的本体研究与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双双告急。
作为一门“应用型基础理论研究”,区域国别学需要在实践中发挥功用,以满足国家的重大需求。这些重大需求需要靠人来完成。“人才的短缺是最大的短缺,没有人什么也做不了。因此,若要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就应从人才培养这个根上着手。”高校不仅承担着科学研究的责任,还承担着人才培养的使命。在实践中,机构的跨学科建设最终落脚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研究,二是人才培养。“只要抓住本体研究及人才培养这两个主要方面,就能抓住区域国别学构建的‘牛鼻子’。”据此,考察因素可以确定为:组织构成、研究团队、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不过,受制于公开获取资料有限以及各单位建设进程不一,本文将结合各单位的实际情况,选取其中的几个因素进行考察,以突出各自特色。
传统名校、专业的外国语学院与具有区域特色的地方大学是中国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三驾马车”,鼎足而立。据此,本文挑选这三类高校所建立的区域国别院进行考察:一是传统名校所建立的“大而全”区域国别研究院;二是外语类院校所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院;三是极具地区特色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后文将围绕组织结构、研究团队、人才培养、平台建设四个维度进行考察。由于各单位尚处于建设起步阶段,一些研究院领导者的理念会贯彻于研究院布局中。因此,本文将适当纳入研究院领导者的理念,以此来获得这些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院跨学科建设的大致图景。
三、传统名校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跨学科建设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以下简称为“北大区研院”)与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以下简称为“清华地区研究院”)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院建设的先行者与引领者。北大区研院创建于2018年,清华大学于2011年创建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在此基础上于2017年成立清华地区研究院。这两家机构有很多相同之处,譬如两家都是实体机构、组织建设齐全,都是依托本校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都注重基础性研究与跨学科建设,举办大型学术讲座与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不过这两家机构也有较大区别,在研究对象、研究人员、跨学科建设方式上各有特色。
北大区研院创始院长是北大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先生,现任院长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北大区研院以主要依靠国际关系学院、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等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这也体现在其组织架构中。创始院长钱乘旦教授来自历史学科,现任院长唐士其教授来自政治学科,来自国际关系学院、法学院、历史学院、外国语学院,以及国际合作部的五位专家担任副院长。学术管理委员会的专家来自北大校内各个院系,专家构成同样来自上述主要建设单位。
清华地区研究院的跨学科建设思路同样体现在其组织架构中。该院的组织架构分为理事会、院务会、博士后工作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培养指导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建设中)、研究中心等。理事长由清华大学校领导担任,理事会成员来自校内外单位。博士后工作委员会与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国内外高校,跨越经济学、公共管理、国际政治、历史学、新闻传播等多个学科。培养指导委员会由清华大学文理工各院系的专家组成,指导研究院顶层设计工作。清华地区研究院下设全球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东南亚研究中心、欧亚研究中心、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拉美和加勒比研究中心(建设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研究中心(建设中)6个研究中心。致力于将这些研究中心打造成区域与学科交叉的综合学术研究平台,在学科交叉、地区基础、全球议题之间寻求最优结合。
在研究团队方面,北大区研院采用的是传统的兼任方式,研究人员来自各个院系。清华地区研究院则拥有独立的师资团队,现拥有教师21名,除两名教授和研究员外,绝大多数教师为助理研究员,其一大特色在于团队中的所有教师都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多人掌握三至四门语言。这些语种的潜在功用与深远影响在于突破英美话语垄断,为寻找本地知识提供可能。除专职教师外,研究院还有“兼课教师”“讲习教授团组”“卓越访问教授”,这些专家来自海内外高校。
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两家单位都仅针对博士生制定培养方案。北大在过去本科生“多语种+区域研究”“外语+外史”的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跨院系、跨学科联合培养机制的基础上,以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为平台形成了专门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迄今,北大区研院共招收中东研究、中亚和俄罗斯研究、东南亚研究、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研究4个方向的34名博士生。在课程设置上,研究院为不同背景和基础的学生提供了个性化选择,结合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注重田野调查与一手资料搜集等特点,将校内现有相关课程与新设课程相结合,建立了一个有50多门课程的课程库,其内容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哲学、历史学、管理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环境科学、公共卫生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学生可以在课程库内自主进行选择,最终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在导师配置上,针对区域国别研究的跨学科属性,研究院聘请北大14个院系的近60位教师组成高水平跨院系导师团队,采用“外语导师+地区导师+专业导师”的导师组形式,指导学生撰写出符合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的学位论文。
学科融合是清华地区研究院的人才培养核心能力之一,融合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历史学、法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生态学和工程技术等。清华地区研究院由“发展中国家博士项目”发展而来,目前培养对象是博士生,培养目标是博士毕业生应掌握主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可以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区域国别问题,掌握至少两门外语(对象国语言和英语),能够系统深入地了解研究对象地区的历史、现状和前沿问题,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成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学术领军人物的潜力。在培养方式上,导师负责与联合导师指导组相结合,根据学术培养需要,经与导师商议,再确定两位联合导师,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对象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或相应学科专家。导师与联合导师共同组成联合导师指导组,组长由导师担任。整个培养环节包括1—2年在学校完成基础课程,不超过1年在发达国家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不少于2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田野实践),之后在清华大学完成论文撰写和答辩。多数区域国别研究院系在人才培养中,采用多学科分别招生,再用同一套培养方案进行培养的方式。学位论文由学生所属的学科进行评议,之后分别授予不同学位,这可能导致所属学科无法评议其论文中的跨学科内容。清华地区研究院同样是授予主学科博士学位,不过其依托清华大学的制度优势,克服了传统建制中跨学科的内容本学科难以评定的不足。根据培养方案,博士学位论文首先经培养指导委员会审核,接着报学校交叉学科评定委员会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获得主学科博士学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所属学科可能难以评议的弊端。
在平台建设方面,两家单位皆开展系列活动,成果尤为突出。平台建设可分为论坛、讲座、学术出版物三个方面。北大区研院举办各层级的多种论坛与研讨会,例如,“天下论坛”是中高等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博雅工作坊”邀请跨学科跨专业的学者展开小规模的、深入的研讨,每半个月左右举行一次,至今已经举办54期;“博望天下”区域与国别研究博士生论坛则是由博士生自筹自办、自主参与的平台,至今已经举办三届,吸引国内外20余所高校的青年学生参与;“新芽沙龙”面向年轻学者和学生,以“跨界与活力”为特征,至今已举办47期。2023年,为庆祝建院五周年,北大区研院举办“名家沙龙”“青年沙龙”“有朋(Adventus amicorum)研讨”等系列活动,邀请各个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和青年学者分享其思想精华。此外,还举办“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区域国别学新视野”系列研讨会,涉及内容涵盖中亚区域研究、日本地域研究、南亚区域研究等,进行学理探索。
清华地区研究院的标志性平台是“清华地区研究论坛”,自2019年创立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已举办三届。论坛涵盖撒哈拉以南非洲、西亚北非、南亚、欧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东南亚等地区研究议题,从不同学科和视角切入。其论坛组织形式也很好地贯彻了跨学科的目标,论坛会议形式分为主旨论坛、各区域跨学科分论坛和跨地区议题分论坛三个部分。此外,清华地区研究院的学术讲座分为“两乡讲坛”“系列讲座”“独立讲座”“专题讲座”四个系列。“两乡讲坛”是地区研究院重点学术项目,于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策划举办,邀请学术大家,至今已举办24讲;“系列讲座”与“独立讲座”则为契合地区院的六大研究区域而开设,对目标区域进行政治、经济、宗教、卫生、艺术等多方面的解读。
在学术出版物方面,《北大区域国别研究》是综合性学术集刊,以基础研究为思想导向致力于跨学科研究,至今已出版七辑。《战略务虚》《学术简报》和《燕南新见》等是针对性刊物,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信息及知识传播提供平台。《学术简报》是提炼学术活动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念与内容,涵盖区域与国别的方方面面。研究院亦推出“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丛书”,推介高水平学术成果,至今出版的著作既有著名专家学者有关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讨论,也有“燕南66优创”团队的奇思妙想,还包括跨学科学者合作的创新成果。
清华地区研究院的学术期刊分为《区域国别学》《田野调查》《南亚学》。《区域国别学》是综合性学术研究集刊,至今已出版三辑。《田野观察》定位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型集刊,至今出版一辑。《南亚学》是学术集刊,登载针对南亚及与南亚相关的研究成果,内容涵括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宗教、社会、区域国别问题等。在出版物方面,规划出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文库·专著”“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文库·译著”和“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文库·编著”三个品牌系列丛书。截至2023年年底,已出版专著3本,译著14本,编著5本。《区域动态》是编译作品,按照清华地区研究院的六大目标方向,收集对象国媒体的最新报道,进行采编整理,展示各地区的最新发展动态,每个月更新两期。
概言之,北大区研院和清华地区研究院基于名校优势与多年积累,依照跨学科理念进行探索,拥有鲜明的特点。一是研究院建设大体完备,已成相当规模。两家单位组织架构清晰、拥有专门的行政团队,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建设完备也体现在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建设,两家单位的网站设计精美、更新及时,公众号做同步推送,二者相配合,便于公众及时获得相关资讯,了解其最新发展动态,提供了高品质的学术公共产品。二是研究对象明确,北大区研院对全球重点地区展开研究,以“区域国别学理论”“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区域整合与地缘关系”“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与互鉴”五个问题为导向;清华地区研究院则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覆盖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亚、欧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及西亚北非六大区域。三是研究团队和人才培养实现跨学科组建,北大区研院致力于将研究院打造成全校外国问题研究平台,打破原有的边界,完成一些有协调性的、互帮互助性质的研究课题;清华地区研究院拥有独立的专职教师团队,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相同的地区进行研究。四是通过打造各类学术平台,聚合分散的人才,汇集海内外智慧。例如北大区研院善于调动青年力量,2019年组建“燕南66优创”团队,并在澎湃新闻设立“再看世界”专栏,聚集近百名年轻人发表的500余篇社会型学术作品。此外,北大区研院《博望天下》丛刊提供观察平台,召集海外学者、社会人士、留学生等群体从不同角度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撰写观察日志,其作品生动活泼、充满奇思妙想,同时不乏深刻洞见。
四、外语类院校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跨学科建设
外语院校在中国区域国别学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与潜力不容忽视。区域国别研究外语先行,根源在于语言具有基础性地位,掌握外语方能正确认识世界、有效表达自己。外语院校的多语种优势具有能够突破英美话语垄断的战略意义。并且,外语院校凭借多语种优势,经长年积累,通常与国外建立起了广泛联系,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可贵资源。从学科建制角度来看,外国语言文学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先行学科之一。在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前,“国别与区域研究”首先在2013年成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其后在2017年的外语学科调整中,成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五大研究领域之一。这一重大调整打破了原有二级学科的界限,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尝试。
以外语学科的视角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从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升级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这对外语学科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外语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研究内涵得以拓展,同时带来研究范式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诸多挑战。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优势在于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与对外沟通能力,但因其偏重外语技能型训练,人文社科知识系统化掌握欠缺。故仅从外语本学科出发,容易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描述上,这需要与社会科学进行深度融合。不过,作为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先行者与推动者,外语院系发起的种种举措亦为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探索带来启示。总体来看,外语院校在区域国别学跨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外语院校的卓著贡献首先体现为搭建全国跨学科平台,会聚全国各学科学者进行跨学科交流。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以下简称为“北语国别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为“北外高研院”),以及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相继搭建全国性平台乃至海内外平台建设。北语国别院成立于2017年1月,由罗林教授担任院长。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与国别院合署运行,汇聚全国各方力量,促进学术交流合作,为全国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负责协调与管理全国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内容包括协助开展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业务指导,建设和维护国别和区域研究专家库,组织政策咨询和学术评议,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信息建设,研究项目管理,协助开展面向所有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备案中心)实行“一年一总结,三年一考核”,等等。在整合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与学科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北外高研院成立于2016年10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教授担任院长。作为北外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发展平台,北外高研院是集科研、教学、政策咨询与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综合型智库,依托北外已开设的101种外国语言教学专业,统筹协调全校40余个教育部备案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共同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此外,2022年4月29日,北外主办的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正式成立,该共同体是一个国际学者学术网络,由来自全球180多个国家、覆盖100多种语言的知名学者组成,致力于推进区域国别学相关学科的交叉。
中山大学属于传统名校范畴,由于其前期区域国别工作由国际翻译学院开展,故暂纳入外语类院校考察。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于2023年12月,由陈杰教授任研究院院长,依托国际翻译学院管理。此前,2019年10月,在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指导下,中山大学携多所高校在全国首倡发起“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简称“高校区域国别学联盟”或“高盟”),旨在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目前,联盟理事单位覆盖160所高校,涉及十多个一级学科,已创办包括联盟年会、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中国区域国别学青年50人论坛、全国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论坛、全国区域国别学刊物主编论坛等十多项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力的全国性品牌活动。联盟秘书处设在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此前由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区域国别学团队承担秘书处功能。这些平台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跨学科研究人员的交往与智识流动。
在学术期刊建设方面,北语国别院《国别和区域研究》集刊入选CSSCI(2021—2022年)、(2023—2024年)收录集刊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集刊,积极编写《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一书,探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北外高研院管理《国际论坛》(CSSCI)和《区域国别学刊》(原名为《区域与全球发展》)两个专业刊物。这两个刊物相继发表有关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的讨论,积极推动学科发展。
外语院校的另一大亮点在于探索推动复合型人才,进行跨学科人才培养。自2013年“国别和区域研究”成为二级学科后,全国外语院系展开人才培养实践。尤其是自2018年起,部分高校尝试区域国别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当前,中国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实践刚刚起步,外语院校此前的诸多探索具有启发与参考作用。北外高研院设立了区域国别研究专业,这是北外自主设立的二级交叉学科硕士点,依托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法学、新闻传播学设立,授予文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包括“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周边国家与区域研究”和“中国学研究”,面向多学科招生,联合开设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国际法和国际传播等方向课程。其培养特色是形成任务导向式的育人机制,通过大量交叉研究项目,让研究生参与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研究实践,推动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此外,北外高研院还尝试展开文理交叉,引入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工具。2023年,中山大学成为全国首个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单位。中山大学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下设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东南亚研究、大洋洲研究、中东研究和欧洲研究五大方向。一级学科的设立为培养高水平区域国别研究人才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于2018年9月,是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和运营的协同研究平台。理事会是研究院最高决策机构,理事单位涵盖上海地区多家高校与科研院所。研究院理事长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担任,院长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岩松研究员担任,杨成教授担任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极具特色,不断尝试新方案。
第一,自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2020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成功在教育部备案自设二级交叉学科“国别与区域研究”,并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负责该专业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该专业以“多语种+”和“多学科+”叠合为依托,招生方向包括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比较区域国别研究、文明研究与跨文明比较、一体化与地区治理。其学科发展方向明确,“多学科+”以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为核心学科,研究者可以以问题为导向再增补其他必备的学科理论、方法等,需要政治学就加政治学,需要经济学再加经济学,缺什么补什么。其后,“国别与区域研究”专业于当年招收研究生,成为国内首家正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建设的高校。
第二,创设众多项目,提供多学科交流与跨学科合作的机会。研究项目是对课程的良好补充。在探索过程中,研究院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优势与自身定位,不断开拓新项目,目前已推出的项目包括“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项目”“阿拉伯国家研究特色研究生班项目”“区域国别学全球欧洲专项”,以及其他众多项目计划。
“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以下简称“欧亚班”)项目于2018年推出。作为先行先试的项目,欧亚班是以“多语种+”和“多学科+”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为特色的新型研究生培养体系。欧亚班的教学团队由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组成,此外,学生还将有机会参与学术会议、研讨会和国际交流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这些交流机会将帮助学生建立广泛的学术网络,拓展国际视野,并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或国际事务工作做好准备。研究院鼓励学生赴研究对象国、俄罗斯及发达国家俄罗斯—欧亚研究领域的一流学术机构访学,完成相应的田野调查等规定任务,并撰写较高质量的学位论文。自创设以来,欧亚班累计资助150余名研究生赴15个国家开展田野调查,总时长达1868天,显著加深了学生对研究对象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知,明显提升了学生的多语能力、科研能力、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和跨文化沟通力。
2022年,依托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及其研究优势,研究院开设“阿拉伯国家研究特色研究生班项目”,该项目是进一步的创新尝试,联合校内外师资力量,围绕“跨学科、跨语种、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的课程建设要求,开设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及治理研究、阿拉伯国家国别研究、中阿关系及相互认知研究三大研究方向,并拟开设一系列特色课程。
2024年,研究院为解决欧洲研究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短缺难题而设立“区域国别学全球欧洲专项”(以下简称“欧洲专项”)博士生招生计划,以超常规方式培养欧洲研究的“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人才,进行应用型基础研究。该专项对欧洲开展整体和系统研究,围绕欧洲内部问题、欧洲与外部关系、中欧互动互鉴三大方向开展“全球欧洲”研究。在具体培养上,实行跨语言、跨专业、跨院系、跨学科、跨学校协同培养,采取导师组联合指导方式,以问题为导向,以科研为支撑,专项博士生在读期间须完成5个“1”目标:1本译著、1项专题课题、1年海外研修及田野调查、1篇以上高质量海外田野调查或决策咨询报告、1次三个月以上实务部门或智库实习。本专项将充分发挥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合作网络优势,为专项博士的海外田野调查、研修及联合培养提供可靠保障。首期遴选博士生10名。
可以看到,这三大项目体现了研究院的不断努力与探索进程,其人才培养目标与方案日益明晰成熟。最初的欧亚班明确了跨学科建设中的核心学科问题,并将跨学科建设覆盖学术交流与田野调查。这在跨学科探索中走出第一步。“阿拉伯班”在欧亚班的建设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方向与课程,并且在原来跨学科的基础上进行“跨语种、跨专业、跨行业、跨国界”探索。2024年设立的欧洲专项是研究院结合此前实践经验、借鉴先行单位的示范,进一步明晰人才培养的思路。除以上三大项目外,研究院还有“非通用语种人才支持计划”等多项计划,选派联合培养研究生,提供赴中亚国家高校开展交流学习的机会。经过多年建设,2023年度研究院在读硕博研究生规模突破100人,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新增全球文明史、世界艺术史两个特色招生方向。现已初步形成了跨语种、跨专业、跨学科、跨院系、跨行业、跨国界的资源整合,其跨学科交叉融合覆盖了课堂教学、科研实践和海外田野调查等,收到良好的效果。
五、地方高校代表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跨学科建设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历经70余年的积累,在高校层面早已形成地区分工的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沿海、沿边省份的高校即设立对与之相邻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的机构,比如厦门大学在1956年成立南洋研究所,暨南大学在1960年成立东南亚研究所,辽宁大学在1964年成立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学在1964年成立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等。这是开展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巨大财富,也蕴含无尽的潜力。正如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与对外交往极具特色的超大国家,特别需要鼓励地方高校和老师积极性的发挥,激活各自的存量资源、研究潜力及探索尝试”。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院(简称为“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和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是地方高校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所单位,它们对跨学科建设的探索值得参考与借鉴。
第一,基于地区优势与长期积累进行建设,研究方向明确,机构建设相对完备。非洲是金华出口第一大市场,金华已与非洲所有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20世纪80年代,浙江师范大学就开始招收短期来华留学生。截至2022年11月,学校已累计培养8000余名非洲留学生。地区优势与学校的长期积累为浙江师范大学发展非洲研究提供助力。2007年,浙江师范大学成立非洲研究院,这是全国首家高校实体性非洲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于2022年年底成立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院。非洲研究是浙江师范大学省重点高校建设的品牌学科,由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刘鸿武教授担任院长和学科带头人。非洲研究院拥有独立建制,秉持“实体化、综合化、国际化”的建设方针,下设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与文化4个研究所,东非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非洲法语国家研究中心、尼日利亚研究中心等9个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研究院还建有非洲图书资料中心、非洲特色数据库、非洲博物馆。
2023年12月,浙江师范大学成立全国首个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这也是中国高校首个区域国别学学部。学部组织是交叉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作为学术治理机构,旨在以“大问题、大融合”为宗旨,深度实现校内相关院系的资源整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形成学科综合优势,推进学校非洲区域国别学学科高质量发展。区域国别学学部的成立克服了以往传统学部的弊端,便于对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进行评审、对区域国别学学者开展职称评定,在制度上助力区域国别学跨学科融合。
福建是侨务大省。华侨大学地处福建,横跨泉州、厦门两大中心城市,福建拥有极其丰富的华侨华人历史。同时,福建长期处于海峡两岸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脉络链接下,与港澳台始终密切关联,与粤港澳大湾区、浙江、上海,几大核心方向产生独特区位链接,涵盖整个中国的沿海发展战略、亚太海洋发展战略关键节点。依据学校所属的特殊地理位置,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定位清晰,即面向海外、以侨为桥、为侨服务,将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于2021年11月,并于2022年6月正式揭牌,由吴小安教授担任院长。研究院是华侨大学重点建设的实体科研机构,聚合来自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传播学与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跨学科人才,开展中长期研究和智库建设。研究方向包括全球中国与华侨华人、中华文明与华侨华人、亚太区域与华侨华人、印度洋区域与华侨华人、比较移民与华侨华人、侨乡文化与华侨华人六大研究方向群,且以华侨华人资料中心、《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四端文物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四大要素板块为支撑。
第二,研究院拥有独立编制,注重培育团队文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专职科研与管理人员共有50多人,其中拥有正高级职称的有7人,拥有副高级职称的有8人,非洲籍学者4人,拥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超95%,且其中90%以上有赴非洲国家访学考察经历。在刘鸿武教授的带领下,研究院有稳定的领导班子、专职科研团队、行政团队,以及良好的办公环境与稳定持续的经费支持,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研究院搭建起超越传统学科、学院体制的跨学科、综合性的科研与管理团队。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特色在于跨学科的团队文化与团队共同体的培育。研究院的学术定位是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研究院据此进行跨学科布局,整合成一支具有多学科、跨学科背景的研究团队。团队现有专业教师21人,学科背景涵盖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文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等。吴小安教授指出,跨学科涉及机构文化、知识共同体,研究院致力于学术氛围、学术文化、跨学科的共同体建设。而研究院的独立编制极大地助力这种文化的培育。在培育团队文化方面,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开展系列活动,内部活动包括“再出发”系列、“研究进展”系列,以及定期的“读书研讨”系列;对外活动则邀请嘉宾做讲座,举办国际学术工作坊、国内学术工作坊等。“这样慢慢地形成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机构的制度文化和智识生产的激荡氛围,乃至形成共同体意识。”研究院通过跨学科整合成一个团队,其中每个人又是独立的;议题是共同的区域国别,但专业的切入是华侨华人。研究院专业团队明晰研究院的定位,了解华侨华人和区域国别的大主题和大框架,令出身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这样的跨学科团队中,进行日常的、不同维度的参与和头脑风暴科研协作,同时也做自己研究项目的设计。如此发展,尽管每个人是在独立做研究,但同时每个人也在进行跨学科实践。
第三,人才培养独具特色,建立交叉学科硕士点。经由十余年探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人才培养体系与组织架构逐步成熟。2011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设立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非洲国际关系与非洲国际政治方向;2012年,自主设置国内首个“非洲学”交叉学科硕士点,跨历史学、教育学两个一级学科;2015年设置国内首个“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点;2018年在中国史博士点下设置中非关系史二级学科方向;2021年,区域国别院与非洲人文地理成为二级学科方向,并于2022年春季开始招收博士生。围绕非洲研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形成了跨外国语言文学、中国史、世界史、教育学、地理学、政治学六个一级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区域研究硕士、博士高端人才的学科矩阵,与校内各部门、学院形成了深度协同合作及立体交叉关系,提升与促进了彼此资源共享、体系共建、学术创新及对外影响。与此同时,聚焦非洲研究的多学科课程体系,教材建设也在不断完善中,与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深度合作联合培养硕士、博士、访问学者,并获得多项省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一等奖。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独立招生,现有世界史一级学科硕士点、国别和区域研究交叉学科硕士点。跨学科的理念贯穿在培养目标之中,“展开专题性、跨学科的前沿议题研究”是世界史专业的培养目标之一,“跨学科、跨文化的分析视角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技能”是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的目标之一。首批硕士生于2023年9月入学。
第四,研究成果独具匠心,具有标识性。经年的研究与实践使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得以产出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2019年,院长刘鸿武教授结集出版《非洲学发凡:实践与思考六十问》,这是国内首部探讨非洲学建设的、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著作。2023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发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丛书”首批成果。正如刘鸿武教授所言,“非洲问题非常复杂,涉及领域广泛,许多问题都不能单独解释,如非洲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其实都是与非洲的文化、宗教、种族、生态等问题搅在一起的,因而是一个整体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科对它开展研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推出的丛书贯彻了这一理念,丛书涉及非洲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地理、法律、教育、文化、人文交流、中非关系等,共有23部著作。以其中的法律系列为例,该系列涉及非洲多项具有特色的法律,是对非洲法律体系及最新研究成果的完整体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且对国内企业开展非洲业务具有现实意义。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吴小安教授的专著《区域与国别之间》于2021年出版,是关于区域国别的专题著作,秉持多学科、跨学科视角,具体研究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之间、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东南亚地区内各次区域与地方之间、华人家族与东南亚地方历史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区域与国别之间》分为“学科方法论”与“专题个案研究”两编,其亦对区域国别学学科进行了讨论,谈及区域和国别的概念、区域研究的范式、区域与国别之间的智识含义。
六、结论
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构是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2023年,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等学科积极探讨本学科如何与区域国别学融合发展。交叉融合的学科建设思路已经成为各高校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工作的广泛共识。但这一高远理想最终要依靠具体院所的长期建设而落地。本文围绕组织结构、研究人员、人才培养、平台建设等维度,对部分发展领先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跨学科建设进行初步考察。初步结果显示,各机构在跨学科的探索上各有特色,亦有共同之处值得借鉴。
一是研究院建设思路清晰、定位明确,结合自身优势进行跨学科发展。不少机构经过长期的发展积累,已经形成自身的特色与势能。这种特色可能是基于所属学校本身的学科优势,例如外语院校;也可能基于学校所在的地理位置,例如特定地区的高校。本文所考察的学校无一不是充分利用了自身优势。在建设过程中,各个机构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且对跨学科具有清晰定位,例如在研究对象上,北大区研院以五大问题为导向,清华地区研究院重点研究六大区域;在跨学科定位上,北大区研院以国际关系、历史、外语为主导,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以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为基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以历史学、地理学、外国语言文学为基础性核心学科。
二是重视人才培养,打造有特色的跨学科人才培养方式并不断进行优化。既有不少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以智库建设为主,但本文考察已显示,这些领先的区域国别研究院皆招收研究生,且绝大多数设立交叉学科进行培养,制定跨院系、跨学科的培养方案,并通过项目制度进行补充完善,其跨学科建设覆盖人才培养的过程。不过,不少学者指出,教师、研究团队建设才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团队文化培育带来相当的启示。
三是通过平台建设聚合人才,汇聚各界人士的智慧和能量,提供多学科交流与跨学科合作的机会。正如刘新成教授所言,人才不是没有,只是散落在不同角落。这些代表性单位都经由不同平台有效地聚合起人才。拥有独立建制的研究院在聚合人才进行跨学科研究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冯仲平研究员在介绍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时提及,“尽管学科研究重点各异,但大家都在同一栋楼里,可以相互交流探讨,相互启发。尤其是学术讲座,不同学科的人都会去听”。各家单位在平台开发方面各有特色,如北大区研院发挥年轻人的力量,《博望天下》为海内外各界人士提供贡献区域国别知识与智慧的平台。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则以课题、访问学者等方式聚合人才,其开放性课题面向多家理事单位开放;访问学者则面向全国开放,吸引优秀学者交流,在研究院原有基础上,加强知识的流动,促成跨学科研究的实现。
四是各家单位都得到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机构建设大体完备。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全校之力推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清华地区研究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理事长皆由校领导担任,华侨大学着力将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打造成华侨大学独特优势学科支撑与品牌,等等。
既有讨论与初步实践亦表明,中国学者采用的是跨学科的方法,追求超学科的结果,亦即“交叉学科”,但起步阶段往往呈现“多学科”的形式。在中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建设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多学科”,即将知识作为目的,以获取对目标地区与国家的综合性、整体性认知。尽管多学科被认为是一种弱交叉的形式,但其有自身价值所在,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步阶段,正是需要借助多学科的探索与积累,逐步构建对特定地区或国别的全面认识,进而在此基础上融会贯通,为跨学科提供基础。正如杨丹教授所言,“我们要接受新的交叉学科的状态演化,可能存在着‘水果拼盘’到‘果汁’,再到‘新水果’形成的若干阶段。目前我们正处在‘水果拼盘’阶段,虽然现在并不太令人满意,但这是必经的阶段”。经由多学科的知识累积,逐渐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再从问题导向的区域国别研究逐步迈向理论创新的区域国别学,也就是从“跨学科”进化到“超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学科。
不过,由于各校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单位的既有积累与发展重点不同,这使跨学科建设无法统一规划、整齐划一,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学科建设。还需说明的是,跨学科交叉融合固然重要,但是否需要跨学科要根据问题而定,不宜盲目追求跨学科研究。“融合”一定不是硬性嫁接与合并,而是基于现实需求的问题为导向的思考与实践。多位学者建议,应先从单一学科角度切入,立足于各自专门学科的基础之上,进行跨学科的实践。不可盲目追求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否则研究难以深入。
当下,区域国别学正处于极快速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展开多元的探索路径,其未来发展值得期待。本文选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国别研究院,对其跨学科建设进行初步考察,总结成功经验,希冀提供一些经验与启迪。文章在具体列举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对于文中不当之处,唯愿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对这一课题进行定期跟踪研究,以推进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建设。
(本文载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1期, 第151-191页。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