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 | 和平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作者简介】刘成，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和平学。

主持人语：和平学在当今世界包括在中国的研究获得日益广泛的发展。在这方面南京大学刘成老师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国际思想与作品引入以及中国和平学的生长、传播、教育等。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有幸请来刘成老师，对和平学的内涵及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加以讲解。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老师！

刘成教授：各位好！非常高兴也荣幸受到王逸舟教授的邀请，谈谈和平学的理念及南京行动。我本人专业是英国史，我的英国史在中国学的，我的和平学是在英国学的，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和平学产生的一个大的背景是其对立面——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一些欧美人认识到用过去的思路或者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和实现和平是不可能，他们开始探究是不是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所以，和平学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的，即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战争基础之上开始萌发了。其原因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如果人类还要生存下去，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人类必须彻底改变对彼此的态度和对未来的看法。武力不能再成为政治工具。今天，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成功地进行不同的思考，如果我们失败了，文明人类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最早的和平学的研究机构出现在美国，1945年美国开始有和平学的研究机构，但是学界一般把1959年作为和平学重要的开端，因为在这一年，挪威奥斯陆大学成立的“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最具代表性，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教授担任首任所长。在同一年，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建立了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The Richardson Institute），美国密歇根大学创办了“冲突化解研究所”（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flict Resolution）。学界一般将1959年作为和平学发展史的起点，和平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了。1964年《和平研究》（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创刊，这是第一本和平学的专业期刊。1964年国际和平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诞生了，该协会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和平学专业的学术性机构，有20个和平专题委员会，在各大洲也有分会机构，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我是这个协会唯一的中国理事。

和平学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崇，受到了遍及全球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关注，很多高校设有独立的和平学研究中心。由于和平学的跨学科性质，不同研究机构专注某一个领域，其名称也不同，但都在和平学范畴内开展工作，遵行和平学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目前，和平学已形成了包括文献（书籍和期刊）、学术群体、课程体系、教学形式（课堂教学，体验式学习，国际交流）等完整的学科体系。全世界约有400多个和平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它们开设不同类型的课程证书教育，授予和平学专业方向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和平学通过跨学科的合作，以非暴力手段探究预防、消减和化解冲突的方案，阐释暴力和非暴力的行为，分析冲突的结构机制，创建有助于实现和平的知识和实践体系，寻求创建人类理想生存条件的途径。和平学关注暴力造成的痛苦，“诊断”暴力的状态，“预测”暴力的变化进程，通过“治疗”减少暴力，改善生活境况。

和平学一般被分为和平研究、和平教育与和平活动三大部分，其宗旨是实现一个更加公正与和平的世界，重点是探究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高校开展和平研究，南京大学和平学研究所属于和平研究范畴，和平教育包括中小学、幼儿园以及社会层面公众的和平教育，重点是如何认识和平，什么是和平的课程建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组织法》序言指出：“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和平学与其他传统学科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没有围墙。传统学科的界定很清楚，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能突破围墙。和平学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也正是因为跨学科的性质，人们对和平学是不是一个学科，至今也存在争议。王老师是南大新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院的院长，我也参加过几次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会议，这个新的一级学科在学术界也存在质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和平学是一样的，涉及了太多的学科，而没有自己特定的界定或者是范畴的话，怎么能算是学科呢？但是和平学之父加尔通教授指出，和平学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围墙，因为有围墙的学科解决不了现实当中没有围墙的和平和暴力问题，因为靠某个单一的学科是不能解决现实当中那么复杂的和平与暴力问题的。和平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平也产生于人类实践就是战争，和平学的产生就是为现实服务的，要解决现实中有关和平、冲突、暴力、战争问题，而历史表明过去的方法理论没有解决或者解决不好，所以和平活动、和平实践是和平学的重要特色。比如说我们协助南京市人民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南京和平论坛，目前已经举办了三届。

我认为和平学不是多学科的，而是跨学科的，是融合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也应该是跨学科的、融学科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否则不会有生命力的，和平学已经影响了将近六七十年了，逐步在走向融合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所有的学科都可以融入和平学当中去。我们现在区域国别学仅列了四五个专业和学科是远远不够的。我在整理国外和平学机构的时候，发现生物学、心理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甚至物理学等都是涵盖在内的，人的基因真的具有潜在的生物学基因吗？什么样的材料能够为和平服务？和平学要为和平站台，和平学要为和平发声，所有的学科都有责任，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和平，所以和平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价值前置，凡是与和平相关的，相关学科就要证明这是正确的、科学的；凡是与暴力相关的，和平学就要证明这是错误的。

和平学认为人类世界中的和平冲突极其复杂，很多方面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解决冲突的简单划一的方式，和平学研究的重点是如何用和平方式实现和平。我昨天在录制南京电视台有关和平的公开课的最后讲道，和平是一种信念的结果，相信和平，坚信和平，和平才能实现。虽然有战争，但人类历史主流是爱，是彼此的爱，是和平，所以人类才能繁衍至今，才有历史。和平学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和平学是有聚焦点的。前不久在浙江大学举办的区域国别学研究会议上，我也提到，区域国别学也要像和平学一样，要有一个抓手，如何用和平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实现和平，通过这个路径研究它，把不同的学科聚焦了，并与其他学科本身的研究有了区别，否则就是大拼盘，融合才是学术性的，大家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学科建设也是这样的。

和平学主要内容包括和平理论、和平问题、和平建设，涉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在最近二三十年，和平学者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研究不再放在宏观层面，因为觉得似乎没有意义，我们宏大的研究那么多年为世界和平真正增加了什么？中观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和平学研究的重点，刚才提到了国际和平研究协会的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相对聚焦的专业方向，而且这些研究都聚焦于一些微观问题，而不是大而泛的问题，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人人都能讲，改善到现在也没有改善，包括中英关系的问题，文章写了那么多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价值呢？我跟我的学生讲，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没有意义的事情千万不要浪费青春，人的生命多宝贵，为和平做一点事情，如果有一点点意义，人生就变得有价值，因为你有价值，才能为世界赋能，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

和平研究从一开始到现在，有三种研究方式，第一种经验性的，根据数据、根据资料、根据文献取得某种结论，如果数据资料有新的发现要修改结论，和平研究也这样，但是后来出现新的改变即批评性和平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后，这种研究方式开始越来越多，并且出现了建构性的和平研究，成为当今和平研究以及未来和平研究最重要的一种方式，而批评性研究是经验性研究与建构性研究的桥梁，我们的研究要注重不同方式的综合运用，必须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的研究，区域国别学也应该有这三种方式，而不能仅仅用一种方式。

和平学是庞大的体系，不同的学者提出很多理念。所谓的和平一定是在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发生的，也就是说和平是在关系中产生的，战争和暴力也同样如此，那么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提出了四种关系模型，第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型，由此世界变得不安宁，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频出，一个教授可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南京大学最不缺的就是教授，到南大教工食堂吃饭遇到的不是教授就是博士。有的人总觉得高高在上，这是造成当今世界冲突和战争主要的问题，这种垂直的关系结构必须被打破。第二种是多样性的关系模型，大家都一样，具有平等价值，每个人都有话语权，每个国家都要成为所谓的民族国家，但是同学们都知道，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人追求平等，都想进南大，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内卷现象，包括了各种形式的冲突，甚至是战争。所以，这种多样化的模型依然存在问题，需要我们检讨，没有检讨怎么可能有和平。第三种是互动模型，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都在互动中存在，在对话、在合作、在团队当中存在，如此才会变得和平，世界才会变得越来越有意义，才可能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用最多的词语是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的对话，没有这样的互动，怎么可能让世界永久地推进呢？否则，总有一天我们走不下去，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我们还有未来吗？我们真的很焦虑，可是我们也制定不了宏观政策，只能从中观和微观做起，尤其是和平教育。和平学最推荐的关系模型，也是本人最推荐的就是第四种模型，即融合模型，和平学的学科特性就是融合，在关系构建上也是推荐这样的关系模型，融合的或者是超越的、跨越的模型，在这种关系模型中，所有的文化宗教民族和个人都存在，但是在它们之上有全球性的东西，全球网络，全球经济，全球政治，全球生态，这些超越了我们的个体，个别的国家，所以为什么要搞区域国别学，一个国家的研究能解决变化的世界、全球化世界的问题吗，当然不能。我们必须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关系，我们坐在同一条船上，我们有共同幸福的追求，同样我们面临着共同的麻烦和问题，比如说生态问题，需要全球共同去解决，中国政府越来越支持解决生态问题，比如说碳排放，习近平主席向世界承诺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必须要用这样的思路关系重新看世界看我们，否则我们学术研究还像过去一样没有意义，会起反作用。

和平学的核心概念是非暴力，联合国在20世纪初为世界儿童建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我在中国做了数百场的演讲，没有一个人在我讲之前知道这个十年规划，多么需要令人反思，而且中国政府是在十年规划当中签字的。为什么联合国要把非暴力放上去，和平文化多好，这是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人人都会讲Peace，人人都会讲和平，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和平与暴力联系在一起，和平是包含暴力的，和平可以通过暴力的方式实现。比如说你打你的孩子，你认为是为你的孩子好，你的孩子好当然是和平，和平是包含暴力的。世界的问题就在这里，于是和平学提出非暴力，重中之重在暴力前面加上了否定，必须没有暴力才叫和平。

其实，学术界对Non-violence这个词汇并不满意，有谁可以创造一个词语不可能有暴力但是在字面上也没有暴力呢？到今天没有真正发现这个词汇，而且让全世界的人一看都知道可以去做。所以每次国际学术性大会永恒的主题是讨论和平，数学最简单的问题是1+1等于2，也是最难的，根本性的问题才是最难的，和平学要探讨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从现实的小问题开始入手。20世纪60年代，在人际（直接）暴力的基础之上提出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一下子改变了人们对暴力内涵的认知，从此人们对于和平的研究不止限于看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把大量的时间和智力用在研究如何消除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层面上。

和平学在思考和平问题时，就必然要考虑为什么会产生暴力，因为和平的对立面就是暴力。暴力为什么会产生？有多少人研究它？产生了多少学术成果？我们给出了最简单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的层面，大家看到的图示中的两个人是不一样大小的，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人人具有平等的权利，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和最基本的共识，但现实世界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些国家认为他们更了不起呢？甲和乙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他比你大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人这些国家认为他们拥有真理，真理是高高在上的，就像神一样。神是没有错误的，人怎么可能没有错误。他们认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于是他们变成了上帝，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也成了上帝，当你不愿意改变的时候，你的父母就压制你去改变，于是原本没有暴力的关系出现了暴力。所有层面的暴力都是这样产生的，原本没有暴力的权利关系就出现了暴力。

所以，和平学就是建立在被压迫权利的人、民族和国家的基础之上，我们同情弱者，这样权益的不公平分配造成了暴力，一个瑞典小女孩也可以为维护世界环境向全球发声：“你偷走了我的梦想。”和平学就是要站在弱者的权益上，当时我去英国学习和平学的时候，他们在选择学生的时候，同等情况下女生优先，和平是和平学核心的核心，和平学的和平是复数，至少包括两大类的和平，第一类是消极和平，没有战争的和平，这点大家非常熟悉，人类主要的精力都用在怎么样消除这类暴力，如何实现这类和平之上，从古罗马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然而，我们还需要第二类和平，即积极和平，为什么消极和平不能实现？因为没有实现积极和平，在结构层面在文化层面甚至现在生态层面上的和平是积极和平，我们为这种和平提出了我们的理论——“正义和平理论”，想要和平就必须准备和平，所以我今天到这里来作报告就是在准备和平，大家来听也是准备和平的一部分，和平就是这么具体，实实在在。

和平还是动词，和平不是静止的，和平意味着创造性采取非暴力方式实现冲突转化，我们不是用局部的方法来做研究，我们要用整体的，我们要用历史的视野来看待局部的问题，我跟我的研究生说，研究英国某个问题必须对英国史全了解，才有学力去研究英国的某一个问题，否则研究出来的东西行家一看就知道你什么都不懂，博士论文研究的这点之所以重要，必须建立在复杂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研究思维也一定不能是单线条的。所以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读博士的，把那点搞清楚有一个数据库都可以做，不能做的是人的思想综合，创造性的思维和创新性的成果，是任何机器不可能替代的，人因此存在永恒的价值，和平学就是要践行它。

把它放大来分析，也许把当前的问题看得更清楚，可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国家正是因为这样看问题才发动了战争，因为他觉得我跟你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所以要打你要侵略你这个国家，其实从发展的整体角度看那有什么，人类总是进进退退，此消彼长的。和平学研究的问题，比如说文化，很重要的方式是批判性的，我们不能在现有的体系之内、范畴之内研究问题，我们需要打破这个体系，比如说对文化提出自己的看法，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差别很大，真的是这样的吗？美国现在最富的马斯克，中国最富的人是马云，你觉得马云跟我之间文化的共同性会大于他与马斯克吗？不会，文化的传统定义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文化定义只能在亚文化层面去分析去思考，才有意义才符合今天。德国教授和我之间，我们之间的共同性太多了，远远大于我跟我的中国学生。全世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具有类似的文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也类似。

回应一下当今中国的现实。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基础之上，中国文明的和平性，最近刚提出来，如何让世界去认同？我刚刚从巴黎和平论坛回来，中国和世界在和平问题上有很多的共识。这种共识必须从理解开始，由此避免一开始因为不一样造成大动干戈。通过对话，我的学生给我讲讲为什么博士论文写不出来，但这不代表我认同他写不出来的理由和事实。理解是走向共同体的基础，有了这样的理解才能容忍，就不会严厉批评我的学生，有了理解才能够接受别人，很多冲突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之上，我们把自己包裹在一个狭隘的自我认同的空间里面，我们只有打开各自文化的束缚，发现对方也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才能看见别人看见的、我们也应该看见的真理，于是我们发现了对方也是珍宝，原来过去我们不能接受的、反对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因为通过刚才的三个步骤已经构建起了桥梁，已经走到了别人那边去发现，日本这个国家也是很好的，他们有同样的美食美景。我们跟日本和平学会有一个对话机制，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和平学者对话会，已经在北京、南京、大阪举办了三届了，疫情期间在线上也举办过一次，2024年3月将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五次，我们一致认为把对话的机制坚持下去，用民间学术合作的方式推动中日之间的和解和两国之间的和平。

在这样的发现了对方也同样美丽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联合在一起，否则怎么联合？这样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从理解开始，经过容忍（宽容）、接受、发现对方的价值，然后才能走向联合。所以最近我在推动中国的一些城市创建国际和平城市，不断创建国际和平城市的共同体，城市都不能联合，世界怎么联合，共同体一定要建立在非暴力的基础之上。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南京大学为和平学的发展都做了哪些事。南京大学和平学的缘起是在21世纪初，考文垂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创伤城市，而南京是中国创伤城市的典型代表，所以考文垂大学的和平学中心要跟南京大学开展和平学合作，最好懂英国史，懂英文的，于是跟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系学科合作，当时我们学科的负责人是钱乘旦教授，也是我的导师，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博士生，开始接触和平学。可是我的岁数比你们大，那个时候快40岁了，我第一次知道和平学，两位英国教授在南京大学做了什么是和平学的讲座，后来我到英国考文垂大学系统学习和平学，发现原来和平还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可中国那么爱好和平却没有和平学，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一定要把和平学介绍到中国，这也是我在21世纪初开始的和平学旅程，我为它做了20年，可是我的专业是英国史，这就涉及为什么要做，英国史是我的专业是我的工作，谁都需要一个专业一份工作，我们需要养家糊口，可是大学教授应该多一份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社会责任，为世界的公平正义作出自己的努力，我刚留校就把和平学的发展作为我的两大任务之一，做一件事情做好都很不容易，但为世界和平义不容辞。

我们出版了中国第一本高校和平学教材，第一套中小学和平教育的读本，出版了第一套中国和平学译丛，出版了中国第一套中国传统思想的和平的著作，等等，我们基本上建构了中国和平学的教材体系，我用20年做这件事情，未来我不做了没关系，有人会在我这个基础上继续完成，在座的就是，这也是我给大家作报告的很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国际和平城市丛书》（10卷，中英文版），我们组织国际团队，整个架构是我设定的，我们要把学术的前沿和中国的视角结合起来，我们写了十多年，没有华沙作者，为了找作者我两次去到华沙，也找不到，所以我跟出版社编辑讲，这套书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不是在写英国史，我们不是在写美国史，和平学是开创型的，写出来就是好，哪能用传统的老学科来比较它，和平学是开创型的，像区域国别学研究一样，怎么和其他学科相比？这套书是以中国学者为主编的丛书，是通俗性的，面向很大，出版后很多国际出版社都要，其中南京卷已经纳入国家的海外出版，我们也不懂南京可是这本书却纳入了，因为我们是从和平学视角去写南京的，我们要把南京和平的信息告知世界上更多的人。

我和德国教授Egon Spiegel有15年的和平学合作关系，我们花了五六年的时间走遍全世界在思考什么是和平，最终用中英文写的这本书《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要一分钱，人民出版社为了世界和平免费出版这本书，为什么能打动他们？因为和平，因为很少人真正去开拓性地思考这个问题。2004年，我在南京大学开始教授和平学课程，这也是中国高校第一门和平学本科生课程，我上了两年课之后，南京大学的学生讲我们没有教材，说刘老师要出和平学教材，我于是将两年的教案交给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出版社编辑还蛮急的，我说不要着急，我不写没有人写，谁愿意写一个没有学科的学科教科书？中国人有的时候还是很现实的，和平却是要有前瞻性的，我翻译的第一本和平学的著作，当时我刚刚留校不久，我们评副教授的时候译著不算评职称的学术成果。我当时就问自己，我放弃原本的工作到南京大学就是为了教授、副教授吗？不是的，是追求自己的理想，自由就是我的理想，我想做什么不希望被挡住，我也不给自己设定目标，但是要有方向，方向就是目标，过程就是目标。我们创刊了中国第一本和平学集刊《和平研究》，第一辑已经送给了王老师，第二期也出来了，第三期马上要出来，我们要有刊号，中国需要这个期刊，可是我们要先做起来，水到渠成，任何一件正确的事情往往都是自下而上的过程。我们出版了《中学和平教育》，在教案基础上联合的中小学老师跟我们的合作产生了，小学和幼儿园的和平教育书也已经在准备了，明年全部出版，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和平教育的教材全部准备好，我们希望教育部将和平教育（学）列入课程体系，在南京已经成为部分中学的校本课程，南京市教育局的有关同志正在考虑在多年南京和平教育课程的基础上，把和平教育纳入所有中学和小学的课程当中。自下而上的事情很难，坚持再坚持，转为自上而下的时候，就成为真正推动世界和平的伟大力量。

所以和平学和区域国别学不一样，区域国别学是教育部的一声令下，我们是润物细无声，20年，再过20年又何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当然很多人都愿意跟我们开展和平合作，南京市人民政府也愿意支持和平学，和平学越来越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没有钱也能干，有钱支持会干得更好。

这是我们在南京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的和平教育基地学校的图片，一个一个都是我去跑、去联系，一个大学的老师到幼儿园、小学给小朋友上课，从幼儿园到整个社会，从学生到政府官员，从中国到世界，从中文到英文，我一个人努力去宣传和平学，和平是需要时间的，和平是动词。我们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怎么会搞和平学暑期班呢？因为他们知道和平教育太重要了，南京大学教务处也愿意掏钱，请我帮他们搞C9高校大学生暑期营，这是南京大学第一次网络的暑期班，全是C9高校的，北大清华的也只能挑选9位同学，教务处老师担心网络班会不会人数不够，我说请放心，北大清华学生肯定来，因为在他们的大学没有这样的课，这是我们南大的特色，只是有一些人还没有认识到位，他们对和平的理解太狭隘了，不做改变哪有未来，我们读博士、读硕士就是要寻求改变。

南京成为国际和平城市，为它我准备了两年，在一开始跟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的会长联系的时候，Fred会长不知道南京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可是经过两年的准备，在得到省市有关部门批准最终同意的，全世界的国际和平城市都知道了南京大屠杀。我曾看到一本很厚的大屠杀英文辞典，其中没有南京大屠杀。可见，追求和平是对创伤历史最好的纪念和修复，所以我要去做，Fred会长向全球公告中国有一座城市叫南京，成了国际和平城市，因为在历史上侵华日军在南京杀害了30万中国人。国家有关部门说要重视外宣工作，和平的话语才能传得远，人家才愿意听，听了以后才会相信；不愿意听，听了以后也不信有什么用呢？

任何一件事情的检验标尺有两种，一种是意图导向，用心是好的，要发展学科，还有一种是用效果去检验，你想要怎样也重要，但结果是怎样更为重要。既然南京成为国际和平城市，南京就要有所作为，于是南京要举办和平论坛，虽然地点在南京，但是通过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力，第一届南京和平论坛的英文议程是我们和平学教席起草的，当时是疫情期间，议程提交后，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第二天就联系我开网络会议，当时的办事处代表欧敏行第一句话就是，刘教授，我赞同议程中的每个字。联合国的官员工作效率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快，这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倡导积极和平，践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和平文化。所以，和平论坛在南京，一定要成为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让世界共享和平，共创和平。

我们都希望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都有美好的愿景，可是这样和平的世界不会自动到来。我们要创建新的学科包括推动和平学，重要的是实践，我从来不主动要什么，别人愿意跟我合作，志同道合就合作，我们的理念必须是一样的，没有别人的支持就做自己一个人能做的事情，不要受干扰，有的时候跟别人合作要被干扰的，刘成老师不是这样的，我要的是自己的自由。这个和平的世界不会自动到来，需要各方面推动，需要大学的智库，需要精神层面的支撑，尤其是今天的人是要一点精神的，西方人认为没有宗教是邪恶的，这个世界需要文化、需要司法、需要伦理、需要宗教，社会需要公平正义，南京大学也需要，因为世界充满着不公平不公正，而我们人天生希望公平公正，所以正义的问题是世界永恒的主题，所以一个和平的世界必须有司法公正，必须有媒体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在座的你和我，世界的和平是我们人去创造的，我们义不容辞，尤其是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尤其是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你有这样的责任，如果觉得没有这种认识就不配做南京大学的老师，南京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培养世界领袖，世界的未来必须是和平的方向，没有和平哪有希望，这个方向需要在座的同学们去引领。我有时候睡觉都要惊醒，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原子弹爆炸了，一醒来在做梦。只有当每个人能成为世界和平建设的一份子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就像小的时候熟知的拼图游戏，任何一块儿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才能完成拼图，每个人才是这个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力量，所以，谢谢大家！

王逸舟教授：感谢刘老师的精彩演讲！历史在变化，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人，如何去面对它，记住历史那些痛苦时刻，又对未来有新的高度和感悟，是刘老师报告时让我反复思索的一个问题。南京是中国遭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地方，又是中国今日第一个提倡和平学的城市。新一代人对于和平学的理论，和平学的教育，和平学的实践做了新的努力，守望自身又超越过去。刘老师就是这样的耕耘者、推动者。他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不光是做纯粹的理论、翻译和书写以及国际交流，而且更多的是在公众在城市在中小学去解说和平的珍贵与和平学的真谛。也许当下很多人并没有完全理解和平学的真谛，还是消极和平的概念，所谓无战即和平，或以威慑、以战争手段来实现和平。刘老师讲的积极和平有很深的意义，不只是无战，更包括对人性的理解，以联合国角度和全球及各个区域合作方式，着眼新一代人对于全球的关爱和人类共处复杂性多样性的理解，倡导更加互利的、建设性的和平与相处，遏制人性恶的一面。中国现在壮大了，有肌肉了，可能越容易滋生强烈抗衡与反击的情绪，越难理解广大弱小国家的难处与求得安稳的微妙心态。这方面要避免被美国带节奏，变成另外一个美国式的强权国家。南京大学的学子，中国的年青一代，须好好理解和平学的深刻内涵，更多加入这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