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汉文 周文星 | 近十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成就、特色与趋势——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葛汉文教授访谈

【编者按】作为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地缘政治（geopolitics）旨在通过分析人口多寡、民族构成、资源禀赋、地理结构等地理相关因素，研究和预测世界与地区的战略形势、国家行为与国际关系，因而又被称为“地理政治 学”或“政治地理学”。现代地缘政治学缘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以美国海军史学家阿尔弗雷德 · 马汉（Alfred T. Mahan）的“海权论”、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 ·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陆权论”，以及美国战略学家尼克拉斯 ·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最具代表性与知名度。尽管地缘政治学的某些观点方法一直受到部分学者的质疑甚至批判，但地缘政治学至今依然具有极大影响并且形塑不少国家（特别是部分大国强国）的总体战略与外交政策，长期成为学界积极探索的重要研究课题。

地缘政治研究与中国学界当前热议的区域国别研究关系极为密切，两者皆致力于探究某个区域/ 地区或国家/ 次国家的地理、人口、文化、语言、政治、经济、 外交等要素及彼此关系。以地缘政治这个更具针对性的学科或研究方向为切入点， 可为理解和思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一个较为独特的观察视角。 那么，起源并兴起于西方的地缘政治研究在中国处于何种地位？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具有何种特色、存在哪些不足与缺憾、未来发展趋向如何？地缘政治学是否助力以及如何助力中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为回答上述相关问题，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周文星博士对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葛汉文进行了专访。

【学人简介】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地缘政治、国际战略与大国关系研究。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中青年科技带头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青年课题等高级别课题20余项。出版专著3部、译著2部。在《中国军事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 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十余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

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地缘政治在西方发端、兴起并被某些国家（如德国）付诸实践，至今已经成为政治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获得国内不少外学者的青睐，而且成为一些政治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您是中国专门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可否首先请您概括性地介绍一下地缘政治在西方的缘起背景、主要成就及其发展趋势？

葛：地缘政治是个古老的话题。早自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 年）那个时候，将地理知识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者说，使用地理知识为战略决策服务，就成为历史上诸多战略大家的特殊喜好。尤其是1899年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én）开创性地提出“地缘政治”概念以来，地缘政治以其独特的视角、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及远为宏大、 直观的叙事方式，在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特别是国际政治与战略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

总的来看，地缘政治在西方学术界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主要以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马汉和麦金德为代表，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是他们分别提出的“生存空间”“海权论”“陆权论”。

第二个阶段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主要以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和美国战略学家斯皮克曼为代表，标志性创新是他们首倡的“泛区论”和“边缘地带论”。

第三个阶段是冷战时期，主要是以美国战略学家乔治 · 凯南（ George F. Kannan）、亨利 ·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和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为代表，冷战的发动与演进均与上述战略学家学理论说的政策转化存在紧密的联系。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地缘政治研究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精彩纷呈的关键阶段：在理论方法层面，批判理论与经典论说正在竞相发声；在地 域上，非西方研究中心广泛涌现，形成了关怀不同、特色各异的诸多地缘政治论说；在议程上，生态政治与资源争夺、领土冲突与边界构建、空间记忆与政治认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政治权力的符号学反映、地区安全与社会运动，均被纳入当代地缘政治的研究议程之中。

周：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您研究了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批判地缘政治学，并且探讨了中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捷克等特定国家的地缘政治思想。您的地缘政治研究历程全面、丰富，可以说呈现了一幅中国学界探索地缘政治研究的知识图谱。请问起源并兴起于西方的地缘政治研究是何时引入中国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地缘政治（学）目前在中国学界处于何种地位？

葛：中国学者对地缘政治的关注由来已久。早自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步伐的大幅加快，中国学者对地缘政治的兴趣得到空前激发。在这一 时期，许多地缘政治研究的经典论著在中国得以翻译出版，不少中国学者也开始从借鉴乃至有所创新的视角出发，有意识运用地缘政治的主张和视角以求厘清国际战略的基本逻辑与演进脉络，并力图以此解释和预测中国在 21 世纪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还有部分中国学者在系统归纳地缘政治研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探究地缘政治本体论、方法论等元理论问题，并结合中国传统地缘政治经验，希望借此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尤其是近十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加速推进、“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显现的双重历史背景下，围绕国际权势对比出现较大幅度变动、大国权势竞争乃至冲突显性加剧、国际及地区安全形势大幅动荡的现实关切，中国学者对地缘政治概念议题的兴趣更是空前提升，诸多方法不同、议题宽广、志趣各异且精彩纷呈的地缘政治论述极大涌现，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也由此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繁荣时期。

周：您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有关地缘政治理论与思想传统的论著，是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推动者和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发展的见证者。在您看来，近十年以来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葛：与 20 世纪 90 年代乃至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近十年来中国地缘政 治研究在成果数量上出现大幅攀升、研究议题上极大拓展、研究手段上也出现较 大程度创新。主要议题和成就聚焦以下诸方面。

一是创新叙事方式、主动塑造地缘政治演进。近年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最重    要的议程之一，在于以新的视角重新思考地缘政治的理论逻辑，在结合时代新内涵与新精神的基础上，试图凭此规制乃至塑造地缘政治演进的方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地理与国家安全》 一书，以较为均衡和中肯的视角，对“地理” 与“权力”这一地缘政治的核心关切进行了较为平衡的论述，既肯定了地理因素对民族性格、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制约作用，同时也强调超越经典地缘政治逻辑的必要性和可能途径。刘雪莲等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一书中，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新发展与新议题，提出“联合”“合作”的地缘 政治互动模式，就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特征的现实变化及可能趋向展开了富有深 度的探究。倪世雄等在《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提出新地缘政治的范式、变量与逻辑，并试图以此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地缘政治学；张露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描绘出全球化时代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地缘政治的冲击与影响，并力图从中预测中国对美国地缘战略的可能选项。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建设的加速推进，得到了中国地缘政治学者的热切响应和极大关注，很多学者致力于发掘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导致的地缘政治效应，并以此预测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可能方向。

概括而言，不同于经典地缘政治的精神格调和研究议程，十余年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注重国家间合作而非国家间权势冲突，重点在于空间治理而非空间 争夺，这与中国政府近年来陆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相互呼应，体现出全然不同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和时代关切，着力为“后霸权时代”全球地缘政治演进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二是注重非西方关怀、总结中国传统的内生经验。考虑到地缘政治理论主要源自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国际关系与战略的思想与实践，因此，排除地缘政治固有的西方中心倾向和强权竞争色彩必不可少。从这个角度出发，关注非西方社会地缘政治思想观念的发展及影响，特别是注重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理论对经典 地缘政治加以改造创新，便是十余年来中国地缘政治学界的又一重要议程。

葛汉文的《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当代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特色及国际政治意义》一书，强调非西方国家社会地缘政治思想理论的独特价值，梳理分析了冷战后13个国家地缘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特定国家对外战略乃至地区安全的反馈效应，其中至少有7个国家均处于地缘政治传统学术中心之外。刘铮在《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选项》 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的理论演进及实践进展进行了专门介绍。葛汉文、王丰龙、刘云刚、尹朝晖、方铁、安北江等学者， 在发掘中国古代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理论与实践传统的基础上，关注中国传统哲学、兵学、法学与经典地缘政治的相互鉴采及其理论后果，试图以此纠正经典地  缘政治的理论弊病、丰富和创新其学术内涵。沈伟烈先生持续以中国主张和中国志趣重构地缘政治，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地缘政治的系列论述，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战略观与地缘政治相融合，进而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体系。

三是复兴经典方法、审视大国权势竞争的动向趋势。伴随着近年来国际权势 对比出现的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强国间的博弈竞争与国际安全形势的较大幅度动荡，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一种“新常态”。在此情况下，运用经典地缘政治“权力 + 空间”视角，衡量特定空间区域内大国实力增减及权力格局变化，论证及预测特定国家（尤其是中国）地缘战略动向及可能影响，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又一重大议题。

张文木在《中国地缘政治论》中，主要运用地缘政治的传统逻辑，从中国地缘政治特点、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地缘政治互动规律特点入手，力图从中探讨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规律及中国未来的地缘战略；庄从勇在《海洋地缘政治效应研究：主要国家海洋强国成败的历史分析》一书中，梳理分析美、英、日、德、苏等不同历史阶段建设海洋强国的不同经验得失，力图为当下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实践提供历史理论参考；许涛在《中亚地缘政治沿革：历史、现状与未来》中， 主要针对冷战后中亚地缘政治的调整变动，对域内外国家的地缘战略走向进行了  预测与展望；张文木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从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地理形态与历史演进出发，对印度洋整体地缘政治及主要国家地缘战略进行了考察； 卢光盛的《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西南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研究》，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西南周边区域合作的现状、意义、涉及各方及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

就理论风格而言，此类成果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相比，继承多于改造、 描述多于规范。就关注地域而言，此类成果特别关注欧亚大陆边缘（如东欧、中亚、亚太）等传统陆海权势力交界之处，特别关注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崛起对传统的、以守成大国（或霸权国家）为主导的经典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与冲击。

四是聚焦新兴领域、拓展地缘政治研究议题。地缘政治向来重视技术发展对地理空间状况进而对国家权势增减的影响，任何生产、交通、信息技术之出现，总是能够得到地缘政治研究的热烈响应。进入 21 世纪后，数字、智能、网络技术的大发展，人类对于太空、深海、极地的新探索，粮食、矿产、气候、难民、货币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电、网、 能源通道、路桥、港口开发地缘政治意义的空前凸显，均得到了中国当代地缘政治学界的广泛关注。陆俊元在《北极地缘政治与中国应对》中，分析考察了北极及毗邻国家地缘形态、相关方北极地缘战略与政策实践；陈玉刚、秦倩在《南极：地缘政治与国家权益》中分析了南极地缘政治及主要国家的南极战略与实践；戴永红、力行在《世界油气管道的地缘政治经济研究： 以中缅油气管道为例》关注油气管道的规划建设对全球地缘政治乃至特定国家地缘战略形势的塑造性影响；任孟山、陈文胜、蔡翠红探讨网络空间领域技术发展及其地缘政治后果；申玉坤等讨论了太空地缘政治的相关问题。

五是注重计量方法、强调地缘政治的“地理学回归”。较经典地缘政治借助“地图 + 思辨”（即所谓“战略家看地图的艺术”）的研究方法显现巨大创新，随着计量模型、大数据、遥感测绘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今时代诸多地缘政治要素（包括社会经济数据、全球航运、粮食、能源、武装力量部署与调配）等数据的实时获取与动态化展示均已经成为现实，这便推动地缘政治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思路，朝可测量、可验证、可追溯、可显现的工程化方法转向。

十余年来，特别是在以陆大道、宋长青、葛岳静、杜德斌为代表的中国地理学家推动下，这部分研究成果以结构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框架和定量研究方法为特色，致力于对“地缘环境”进行更为“专业化”“细致化”“数据化”的描画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推生了“地缘政治回归地理”的发展倾向。其结果，不仅极大促进了既定领域内的学术争鸣和跨学科融合，同时亦为地缘政治研究更为丰富地获取现实数据信息、更为直观地呈现研究成果、更为紧密地服务决策参考提供了巨大助益。

周：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研究的风格、样貌与结果，既受到研究者价值取向、学科训练等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形塑；地缘政治研究概莫能外。您认为，域外主要国家 / 地区（如美国、日本和欧洲）和中国过去的地缘政治研究相比，中国近十年的地缘政治研究呈现出哪些特色？

葛：近十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大发展，背景基于近十年来主要国家间权势对比的重大变动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权势体系的大幅调整及国际形势的深入激荡。这也再次证明了荷兰当代地缘政治学者海尔曼 · 乌斯滕（ Herman Van Der Wusten ）的观点：“一般说来，如果地缘政治在一个国家社会生活与日常政治辩论中的作用开始大幅增强，表明其国内社会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权力地位或者正在面临极大危险，或者正处于急剧变动当中。 ”总的来看，近十年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大特色。

首先是取定扬弃立场，告别简单套用的历史。与早期主要以介绍、借鉴甚至以套用为主的研究方式极为不同，十余年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方法的固有弊病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对经典地缘政治内在固有的“西方中心倾向”“地理决定论”“领土中心视角”“空间争夺”“权势对抗”逻辑，乃至部分影响深远的经典命题（如“海陆永恒对抗”“欧亚大陆腹心决定世界命运” 等），中国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抱定扬弃乃至批判态度。即使部分学者在复兴传统的“空间 + 权力”视角审视国际格局变动和大国权势增减时，也并非简单模仿经典地缘政治的概念与命题，以主要源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形势的视野主张解释当下局面；而是强调以当前全球权势格局及领土空间的现状及演进趋势审视具体地缘政治问题，而非简单“回归历史传统”或“承认地缘宿命”。

其次是强调中国智慧，怀抱兼济天下之志向。十余年来，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最具特色之处，在于强调中国智慧之于地缘政治研究的突出价值。尤其是在内生 逻辑方面，强调以中国传统的人文—伦理哲学，化解经典地缘政治突出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倾向。为此，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诠释了包括“天下”“和谐”等核心概念，分析了包括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不同阶段的相关历史案例，在总结中国本生地缘政治思想及实践的基础上，先后提出包括“空间合作”“空间共生”“空间依存”“空间治理”等主张，试图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化解地缘政治之固有逻辑弊病，为国际社会破解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困境乃至最终打破传统的、无历史进步意义的权势竞争循环提供新的路径指南。

最后是关注中国崛起，紧密服务民族复兴的指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的蓬勃发展，已成为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尽管中国崛起与民族复兴的目的，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竞逐霸权，但如此规模和快速的大国崛起肯定已经且仍将对现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至少是对国际权势结构） 造成一种持续的、非线性的、复杂叠加的深刻影响。而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及解答，当然位列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头等议题之一。在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包括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迁、大国地缘竞争动向、周边地缘政治形势演进、重点领域地缘博弈现状等问题，均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中国学者显然希望通过类似的努力，厘清中国战略崛起存在的风险变数、化解可能遭遇的困难挑战、判定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地位作用，并适度预测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未来趋向。

周：整体来看，您认为中国近十年来的地缘政治研究存在哪些不足与缺憾呢？

葛：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比较，中国地缘政治研究 至少在以下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一是理论创新尤其是总体理论建构方面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诞生以来，经典地缘政治在一个多世纪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先后涌现 出包括“陆权论”“海权论”“边缘地带论”“生存空间论”在内的诸多自成逻辑且影响深远的概念命题，极大影响了特定国家对外战略乃至现代世界历史的走向。甚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流行于西方学界的“批判地缘政治”，也较传统理论别开生面，影响极于一时，为地缘政治研究的存绝赓续贡献颇巨。

与之相比，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研究领域似乎仍然缺乏体现本生原创且令人印象深刻（乃至引发广泛争鸣）的地缘政治概念、命题乃至系统理论。近年来学界所提出的若干概念命题，要么由于过多借鉴其他领域理论，进而导致地缘政治 “本色”受到冲淡，或多或少混同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要么哲学支撑不足，甚至存在逻辑方面的瑕疵，难以得到学界普遍认同。考虑到历史上经典地缘政治理论主要源起并服务于英、德、美、法甚至苏联此类强国、大国的强劲兴起，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现状，特别是标志性的地缘政治概念命题的不足甚至缺乏，与进入 21世纪后中国急剧提高的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并不相称，更与世界上几乎唯一的、从不间断的文明之历史—思辨底蕴并不匹配。

二是学科樊篱仍部分存在，跨学科争鸣乃至学术融合的出现尚待时日。尽管西方学界也存在类似问题，但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领域当中，学科壁垒现象似乎更为集中突出。中国的地理学界和政治学界（含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研究）不仅在地缘政治的手段范式和议题喜好等方面存在不同理解，甚至在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等“元理论”的认识方面亦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自说自话” 现象还广泛存在。当然，就根源而言，此类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跨学科属性使然。但近年来，由于相关研究在热度和深度方面的不断强化，分属自然科学门类与社会科学门类的地理学界与政治学界，在地缘政治研究领域所存在的显著差异性和隔阂有所凸显，而由此带来的学术壁垒甚至学科偏见，已经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继续深化发展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制约。

三是对新兴领域的探索仍显不足，有关新兴技术与地理空间及国家权力之间的逻辑关系仍未完全厘清。地缘政治研究历来关注技术因素对地理空间状况进而对国家权力的重大影响。在历史当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武器、交通工具或信息技术的出现，总是能够引起地缘政治研究的热切关注。经典的案例包括：蒸汽船舶的广泛运用与海权论的出现；铁路、电报技术的大发展与陆权论的出现；航空技术的军事应用与空权论的出现；等等。进入 21 世纪后，尤其是近十年来，以人工智能、太空技术、网络、5G 通信为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亦迅速成为全球竞争的前沿阵地。现代世界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新的权力地图，而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由地理所完全定义，或者说，国家的权力已不再仅通过控制领土、海洋等“实在” 的地理空间而达成，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控制人、商品、货币、信息和数据的流动和联系来定义。技术的急剧发展，已然“穿透”甚至“消解”了传统的地理空间边界，在严格意义上，甚至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但稍显遗憾的是，当下地缘政治研究对此仍缺乏严肃且系统性的回应，不少新兴概念（如“数字地缘 政治”“信息地缘政治”“网络地缘政治”等）多是将“地缘政治”一词等同于“大国竞争”与“现实政治”，上述概念也大多成为主要大国围绕相关技术领域的博弈争夺；但却对“技术 + 空间 + 权力”三者的互动反馈关系（也即新兴技术如何影响、改变乃至重塑传统地理空间，以及这一效应对国家权力的作用）这一核心命题着墨不多，语焉不详。

周：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大国，中国理应生产出与其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地缘政治知识与思想体系。在您看来，中国能否贡献其独特的地缘政治智慧？

葛：中国学者很早便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影响，具有丰富的地缘政治理论与实践传统。自周武革命一直到清王朝，地理因素对国家战略的制约效应一向得到决策者的广泛重视，“地利”成为战略筹划所必须加以考虑的若干致胜因素之一。尽管缺乏系统的理论构建，但中国历史上众多名著一时的政论家和决策者自觉不自觉地从地理环境角度出发对当时的政治活动做出了较为准确的描述和预测，地缘政治思维几乎已经成为他们的“战略直觉”：“合纵连横”“近睦远交”“隆中对”皆为不同时期中国本生地缘政治表述的典型代表。其深刻之处，至今仍令人激赏不已。

中国的传统地缘政治经验，大体有以下三点要义。

其一，强调空间争夺对权势增长的重大价值。领土的多寡及附着其上的资源，特别是易于开发且具有足够防御优势的领土，通常被认为是“众民”“强兵”“广地”进而实现“富国”的逻辑前提，必须将争取和扩大具有显著战略优势的领土及空间作为大战略缔造最主要的依据之一。

其二，强调周边秩序对巩固自身的决定性意义。作为东亚的文明核心和权力重心，中国长久以来对“天下”应有的政治秩序，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有 自己独特的理解，一向将周边秩序营造视为确保安全甚至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突出体现为在中国周边地理区域内构筑朝贡体系的努力。其经验得失，至今依然在维持区域内部稳定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参考意义。

其三，强调人之主动精神对地缘环境的改造反馈作用。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一贯鼓吹人的主动精神，特别是战略家主动精神的重要意义。 这一点与西方的“物质决定论”经验特别是“地理决定论”经验存在显著不同。“人和”对战 略成功的重要意义是被置于“地利”之上的：在面临相对不利的地缘态势时，要求充分发挥战略家的智慧，灵活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手段，“事善能，动善时”，以求化不利为有利，从而起到改善自身战略境况之目的。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人类历史最为悠长的不间断文明，当下的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等各个方面，正在急速地进入世界顶尖国家之列。考虑到历史中国积淀深厚的战略经验和地缘智慧，以及当前中国异常丰富的对外战略实践以及其所开辟的宏大国际关系局面，将传统经验与当下观照相互融合，从“权势 + 空间”角度出发，对民族复兴这一伟大进程展开精确描画、适度规范乃至有所预测，对中国地缘政治学者而言，可谓正当其时，理应当仁不让。尤其是在当前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大国竞争激化加剧、国际体系深刻调整的新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地缘政治传统研究领域与研究特色的同时，必须致力于扩大地缘政治研究的手段方法和适用领域，努力加强对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学术开拓，从新的维度出发为中国营造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襄助。

综合国际学界的发展及中国崛起的现实战略需要，具体地说，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需重点关注包括“坚持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国国家  战略的基本立场”“重视国际学界关于地缘政治本体论、认识论及历史功用的新解读、更为平衡地把握经典地缘政治话语文本”“更新地缘政治研究手段、拓展地缘政治研究范围”及“坚持地缘政治研究的国家中心视角、重视国家权势起伏、关注领土空间变更”等问题。

一是采取平衡谦虚之态度。与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更多强调借鉴西方概念、命题、理论有所不同，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和中国地缘政治理论研究的越发深入，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人类之发展演进，尤其是历史及意识之发展演进彼此之纠缠联结，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便已经成为事实。鉴于中国在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及当下中国的实力地位，中国社会意识演进乃至理论认识之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与世界潮流保持密切的互动关系。具体到地缘政治研究领域，该学科致力于探究的是人类政治活动之能动性与地理因素之规定性的互动反馈关系，因而中国之地缘思想及地缘实践，同西方地缘政治相比，肯定存在相异之处，但也显然有存在共通之处的可能。因此，在我们批判性解读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及理论时，也应对其逻辑贡献和理论成就抱有总体之敬意；当我们试图超越传统地缘政治逻辑时，也应有所取舍，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当中的地缘思想及其实践取相对平衡和实事求是之立场。

二是坚守求真务实之立场。就学理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中立”的地缘政治研究并不存在，服务于战略和政治的地理知识肯定很难全程和全然保持客观。尽管如此，在具体问题研究当中，从较为冷静客观的角度出发，较为全面地审视地缘空间与地缘环境之变动，细致追问和审慎评估其对国家政治行为和战略决策的有利有弊之处，依然存在较大可能。然而，在当下中国地缘政治研究领域，搜寻片面证据或者选择性地使用证据以求支撑研究者先验观念之现象仍然存在。同时，部分成果研究方法的选取和运用并不明显，部分论说无法做到逻辑自恰；甚至，概念混乱，假设和结论之间缺乏证据支持，仅有主张论断而无论证； 等等现象仍不时出现。坦率地说，这些缺陷甚至是对经典地缘政治早先备受指责的“地理决定论”逻辑的大倒退。这可能正是诸多似是而非、言辞夸大但实则漏   洞百出的“地缘政治主张”流行于一时的根源所在。

三是坚持突破创新之精神。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交通信息网络快速普及、国家间相互交往联系程度日益深入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地缘政治传统研究领域与研究特色的同时，必须致力于扩大地缘政治研究的手段方法和适用领域，努力加强对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学术开拓。尤其是考虑太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研究的领域范围，对地缘政治若干根本性的假定构成了有力的冲击和挑战。在此情况下，“地”缘政治（Geo-Politics） 的概念可能已经无法涵盖问题本身，为此有必要从新的领域角度，如“网”缘政治（Net-Politics）、“天”缘政治（Astro-Politics）、“通信”政治（Commun-Politics ） 入手，系统梳理新兴技术之于国家权力的突出作用。但同时仍应牢记，作为一个地理实体的主权领土国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最主要的国际行动体，而新兴技术的发展，已经并且必然对国家的主权领土空间发挥越发显著的战略性影响，从而决定国家权力的增减盈缩。因此，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仍将是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

周：当前，中国各界围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展开积极探索。鉴于地缘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紧密关系，您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能否在 推动构建区域国别学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如果是，应当如何发力？谢谢！

葛：地缘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向来存在紧密联系。对特定领土和区域之地形地貌、资源气候、位置距离、空间形态学的考察，正是地缘政治研究的逻辑 起点。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地缘政治学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的空间考察，远不局限于自然地理形态范畴，研究范围同样包括对人类在特定地理空间当中政治经济活动和文化历史传承的审视。这一点，在诸多地缘政治经典论述均得到集中体现。例如，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对俄国欧洲部分气候、植被、地形和人文历史的论述；马汉对英吉利海峡两侧海岸线走向、港口分布、风向变化、经济活动的考察；斯皮克曼对北冰洋沿岸地域、气候变化和通航情况的分析，以及索尔 ·科恩（Saul Cohen）对所谓“地缘政治破碎地带”自然和人文状况的细致论述。考虑到任何地缘政治结论之基础，便在于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的空间学考察，因此，国别区域研究当然也构成了中国地缘政治重要甚至是首要的研究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建设的持续推进，无论是为地缘政治  研究，还是为区域国别研究，均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学术增长空间。在这方面，地缘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存在极其广泛的相互合作和彼此镜鉴之处，而视角的多维和方法的多元，势必为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特定区域空间自然与人文结构，进而展开更具针对性的战略缔造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