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亮 章煦 | 多学科视野下的非洲矿业研究述评

非洲大陆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且开采历史悠久。非洲矿产资源储量占全球总量的30%，矿产资源出口价值占非洲对外出口总值的70% 和国民总收入的28%。早在公元前7世纪，位于今苏丹共和国境内的麦罗埃王国就曾大规模炼铁，被后世研究者誉为“非洲的伯明翰”。公元9—16世纪，西非三大帝国（加纳、马里和桑海）的兴起与西非的黄金生产和贸易密切相关。公元14世纪西非黄金的供给占全世界总量的2/3，中世纪欧洲几乎所有黄金都来自西非。1324年，马里帝国国王曼萨·姆萨（Mansa Musa）携巨额黄金前往麦加朝圣并在开罗引发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被人津津乐道，也引发了外部世界对非洲的浓厚兴趣。正因这段历史，美国学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提出全球史的真正起点是非洲，因为航海大发现时代的最初动力并非与亚洲建立联系，而是源自欧洲数百年来渴望认识并接近非洲内陆的黄金产地。毫不夸张地说，非洲以黄金为代表的矿产开采和贸易是全球贸易或早期“全球化”的主要动因。此后，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矿产资源的掠夺是导致非洲社会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非洲由于坐拥大量“关键矿产”（critical minerals）再度被全球关注。这些关键矿产被誉为能源转型和科技产业的“维生素”。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非洲不仅拥有数量可观的黄金、钻石、铂金和铜矿，也是全球低碳转型和新能源产业中至关重要的铬、石墨、铌、锂、镍、稀土金属、银、碲、钛、铝、钴、铜和锰等关键矿产的生产和出口来源地。非洲占全球钴储量的47.5%［主要在刚果（金）］和全球锰储量的47.6%（主要在南非），这两种金属是制造电动汽车的关键原料；非洲还拥有世界磷酸盐岩和铂族金属储量的80%以上。此外，非洲开采最广泛的铜也是新能源产业的关键原料，位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铜矿带［主要包含赞比亚和刚果（金）两国］是重要铜矿产地。虽然中国凭借贸易、产业链和市场优势与非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但美国和欧洲也积极在非洲加大对该领域的投资和战略布局。近期被热议的“洛比托走廊”便是代表性的例证，凸显出非洲矿业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地缘政治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非洲的矿产资源不仅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也一直是非洲研究学界重点研究的领域。随着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尤其是中国对非洲矿业投资的规模和影响日益扩大，国内非洲研究界对非洲矿业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涌现。毫无疑问，这些研究为国内学界了解非洲的地质矿情、矿业发展概况以及全球大国在非洲的战略竞争做出了基础性贡献。然而，国内现有研究大多是从地质科学、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的角度出发，将非洲矿业视为一个具有科学、经济或战略价值的研究对象，缺乏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更广泛的政治学等多学科分析视角。缺乏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容易轻视非洲人自己采矿历史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也可能忽略自20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围绕非洲矿业的学术争论和新的研究进展。

因此，本文将梳理国际学界对非洲矿业的研究重点和趋势及其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需说明的是，本文关注的地区主要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此外，虽然石油也属采掘业，但不纳入矿产分析范围。国际非洲学界关于非洲矿业研究的突出特征是跨学科性，涉及主题也非常多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在矿业革命中的作用、劳工、性别、移民、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等议题。本文认为，国际非洲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30—60年代、20世纪60—8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和2008年以来的新时期。

一 、20世纪30—60年代：矿业革命与城市化

20世纪非洲矿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世纪晚期建立的殖民体系。虽然近年来学者对前殖民时期非洲本土采矿史和采矿技术的关注在提升，但是20世纪上半叶对非洲矿业的研究仍带有较强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矿业革命与城市化，即强调欧洲人在非洲的矿业开发为非洲带来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涉及南非金矿、西非金矿以及中部非洲铜矿带。

在南非，19世纪60—80年代金伯利和约翰内斯堡相继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引发大规模欧洲资本和移民的涌入。钻石矿和金矿的发展不仅造就了南非的矿业革命，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移民，加速了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南非自由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德·基维特（Cornelis Willem de Kiewiet）是最早系统研究矿业对于南非历史意义的学者之一。其代表作《南非社会经济史》发表于1941年，曾被誉为“南非历史最伟大的著作”。在该书中，德·基维特认为，南非社会由白人和黑人共同构成，并突出强调金矿的发展离不开黑人劳动力，因此矿业与黑人贫困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助手爱丽丝·丹妮（Alice Denny）则另辟蹊径，指出南非金矿的兴起和德兰斯瓦（Transvaal，即今约翰内斯堡所在地区）的发展加剧了欧洲列强的竞争和对非洲的瓜分，进而引发英国人与南非布尔人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英布战争。这一分析凸显了非洲矿产对于世纪之交的地区和世界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加纳金矿的开采和贸易历史悠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在黄金海岸（今加纳）确立殖民统治后夺取了金矿开采权，并于1897年成立阿散蒂金矿公司（Ashanti Goldfi elds Corporation）。矿业公司的特许权和税收是黄金海岸殖民地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伊顿·特纳（G. W. Eaton Turner）的研究显示，在塔夸（Tarkwa）和奥布阿西（Obuasi）等金矿城镇，阿散蒂金矿公司引入重型设备，提供电力和自来水，并出资修建道路和提供相应的公共设施服务。殖民政府在1901年和1902年分别修建塞孔迪港口（Sekondi）到塔夸和奥布阿西的铁路，方便阿散蒂金矿公司运输采矿设备和金矿石。换言之，虽然金矿的发展为这些地方的城镇化提供了初始动力，但矿业公司和殖民政府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明显的剥削性。

中部非洲铜矿带的开发始于20世纪初，主要在比属刚果的加丹加地区（Katanga）和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加丹加地区的铜矿开采由比利时的上加丹加联合采矿公司（Union Minière du Haut-Katanga，UMHK）垄断。1946年，一些自由主义天主教徒知识分子建立了“土著社会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des Problèmes Sociaux Indigènes，CEPSI），开始系统研究矿镇上的移民劳工以及他们能否适应现代都市的工作与生活。这些学者对定居者殖民地持批评态度，他们与上加丹加联合采矿公司合作对黑人低效的生产力和旷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非洲人很难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这也是为什么上加丹加联合采矿公司是非洲最早实施劳工稳定化（labor stabilization）的欧洲矿业公司。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公司就通过提供培训、发放家庭工资以及鼓励工人携带家庭进入矿镇等方式希望最大限度地留住黑人矿工。不过，由于该中心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法文发表，英语世界对其了解甚少。

北罗得西亚位于铜矿带另一侧，其铜矿开采主要由英国资本控制，特别是南非英美公司（Anglo-American Corporation）和罗得西亚选矿托拉斯（Rhodesian Selection Trust）。1938年，罗德—利文斯顿研究所（the 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在北罗得西亚成立，是非洲成立最早且知名度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该所的学者借助铜矿带的发展研究族群、移民、劳工以及城镇化问题。20世纪40—60年代，该所汇集了一批欧洲和非洲社会人类学家。包括曾担任所长的戈德弗雷·威尔森（Godfrey Wilson）、马科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和伊丽莎白·科尔森（Elizabeth Colson）以及研究员 J. 克莱德·米歇尔（J. Clyde Mitchell）。除了威尔森，他们后来都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任教，形成了社会人类学领域赫赫有名的“曼彻斯特学派”。其主要范式是非洲人的“去部落化”（detribalization），重点关注农村与城市间的移民过程以及非洲工人在矿镇参与的俱乐部、工会以及各类文化活动。

与比属刚果的土著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相比，罗德—利文斯顿研究所对非洲人适应现代生活持乐观看法。虽然他们对矿业经济导致的城乡移民是会摧毁还是巩固传统农村社会存在不同看法，但其共识是“非洲矿工”首先是一名“矿工”，其“非洲”身份是从属性的。对于殖民统治而言，城市化不仅成为一个经验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和种族问题。一方面，欧洲传教士担心，如果越来越多的非洲工人成为城市居民，不仅农业生产会变得不足，日益团结的工人还可能发展出政治权力挑战殖民政府；另一方面，白人至上主义者更倾向于将非洲人限制为廉价工人使用。以威尔森为代表的学者相信，由于正在发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非洲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他们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的限制黑人劳工举家迁入城市的政策和农村地区的落后持批评态度。应该说，罗德—利文斯顿研究所的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也为后来铜矿带研究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学术基础。

二、20世纪60—80年代：矿工阶级意识与“资源民族主义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过程中，工会和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矿工受雇于大型矿业公司，更易组织和动员，他们在反殖运动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非洲学界涌现了一系列非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专著，有相当一部分聚焦矿工。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关于矿工的研究深受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E.P. 汤普森的影响，即强调非洲工人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虽然是由生产关系而决定，但工人感受这种意识并不完全受制于外在的生产关系，而是结合传统、价值系统、观念和制度形式中的文化术语来表述和感知，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主观理解的经验。共同的阶级意识离不开共同的阶级经验，非洲产生这种共同的阶级经验最直观的场所就是矿区。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曾在赞比亚铜矿带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田野研究，揭露了白人和黑人矿工之间的制度性不平等以及黑人矿工如何通过工会为自身权益抗争。

除了工人运动，矿工的阶级意识也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此类研究的代表是南非金山大学历史学教授查尔斯·范·翁舍伦（Charles van Onselen）的《奇巴罗》一书。“奇巴罗”（Chibaro）是南部非洲表述征募劳工的当地用语，主要指通过强制或契约方式从农村招募的劳工。查尔斯·范·翁舍伦在书中对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矿区营地劳工的舞蹈、体育以及消极抵抗（如酗酒、怠工、巫术以及偷窃）进行了详细描述，认为这些行为不仅构成非洲矿工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也建构了阶级意识。查尔斯·范·翁舍伦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矿工作为被剥削受害者的形象，凸显了矿工自身的回应能力。此后，查尔斯·范·翁舍伦将研究范围拓展至约翰内斯堡的金矿区，分析矿区工作和生活与外部社会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帕特里克·哈里斯（Patrick Harries）发表的《工作、文化与身份》一书与《奇巴罗》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哈里斯在书中记载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南非钻石矿和金矿上劳作的莫桑比克移民劳工的境遇，突出他们携带的莫桑比克农村传统的价值观、文化和仪式如何在工作营地影响他们与欧洲人以及其他非洲工人的相处，并塑造新的文化和身份。

这一时期学者还特别关注矿镇与农村的关联，代表人物是南非社会学家哈罗德·沃尔佩（Harold Wolpe）。沃尔佩深受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影响，尤其关注生产方式的结构。他在《资本主义与南非的廉价劳动力》一文中强调，支撑南非矿业资本主义的是移民劳工制度，而移民劳工来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些矿工大多是农村黑人男性，季节性地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他们受制于种族主义政策无法成为城市永久雇佣劳动力，需依赖农村家人（特别是妇女）的劳动来赡养家庭其他成员，进而完成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换言之，正是农村地区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撑了以城市矿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家得以支付微薄的生存工资就能够雇佣移民劳工。因此，生产方式的二元结构是矿业资本主义刻意固化的结构，进而获取高额利润。在南部非洲，为南非矿业提供劳工的不仅包括南非国内的农村地区，还包括斯威士兰、莱索托、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等邻国，因此南非矿业对邻国农村的生产和性别关系也造成了影响。例如，埃利亚斯·曼达拉（Elias Mandala）对马拉维的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叶大量农村男性远在南非矿区打工，马拉维妇女在棉花种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伦·伊萨克曼（Allen Issacman）对莫桑比克女性种植棉花的研究揭示了类似情形。此外，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在赞比亚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认为过快的城市化对赞比亚的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赞比亚政府鼓励居民向铜带地区移民，但忽视了农业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非洲国家独立后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非洲第一次大范围出现“资源民族主义”（resource nationalism）的时代。很多非洲国家试图通过控制矿产资源获得民族经济自主，发展民族工业，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其表现是政府加强了对采矿业的监管，包括建立或改造国家监管机构、实施将矿业部分或完全国有化等措施。应该说，政府加强矿业权监管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一部分非洲国家自主发展的能力。例如，多哥独立后将磷酸盐矿收归国有，奠定了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赞比亚则是在1968年将铜矿国有化，国际市场的高铜价也给赞比亚铜带地区带来了繁荣，赞比亚因铜矿开采带来的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在整个非洲大陆脱颖而出。美国非洲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曾将 1940—1973 年称为非洲的“发展时代”（development era），其中非洲独立后矿业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

三、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资源陷阱”与新自由主义改革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国际能源和矿产价格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导致国家控制的大型矿产企业效益大幅回落，加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求非洲国家实施经济结构调整以缓解债务困境，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严重受阻，社会和政治稳定也遭受挑战。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末也被称为非洲“失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该现象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尤为明显，这一时期非洲在大众媒体中常被描绘成被贫困、战乱和灾难充斥的绝望之地。在此背景下，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有关非洲矿业的研究出现转向，没有了此前关于工人运动和资源民族主义的乐观基调，转而关注“资源陷阱”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对矿业的冲击。

所谓“资源陷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经济角度看，自然资源的出口会导致本国货币升值，进而导致其他产品出口失去竞争力（即“荷兰病”）；同时，过于依赖资源出口也会导致国家经济更容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冲击。其二，从政治角度看，资源丰富可能滋生独裁或使民主失衡，因为统治阶层容易通过资源获得经济“租金”来维系独裁或者恩庇政治（如贿选或特定的利益集团）。对部分非洲国家统治者而言，相较于在国内建立政治联盟，其与跨国矿业资本之间的“政治联盟”更易实现，便于其进行征税、维护政权以及对外交往。其三，从国内冲突角度看，资源依赖会增加爆发内战的风险，因为反政府军经常会通过资源出口来资助自身的军事行动和组织，或者以获胜后资源开发特许权的许诺向外部势力寻求资助和支持。

在“资源陷阱”的研究中，石油是一个突出例子，但矿产资源也有类似影响，特别是钻石。部分学者将钻石称作反叛组织的“挚友”（best friend）。20 世纪 90 年代，安哥拉、刚果（金）和塞拉利昂的内战与钻石贸易的关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血钻石”（blood diamond）或“冲突钻石”（conflict diamond）的关注和谴责。以塞拉利昂为例，控制钻石矿的诉求不仅解释了内战各方的冲突行为，同时也能解释外部势力的干预方式，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冲突各方会达成和平协议。由于“血钻石”所引发的舆论压力，世界最大钻石制造商戴比尔斯（De Beers）在2000年发布声明，表示不再从非洲冲突地区购买钻石，并于 2003 年参与推动了钻石行业的“金伯利进程”（Kimberly Process），又称金伯利进程国际证书制度，即通过钻石认证对原钻贸易予以监管，进而根除“血钻石”。不过，“冲突钻石”在非洲仍然大量存在。2006—2007 年，联合国就曾短暂禁止加纳出口钻石，其理由是大量来自科特迪瓦冲突地区的钻石流转至加纳农村地区，并可能从加纳出口至国际市场，最后在联合国金伯利进程代表团考察后才取消禁令。需强调的是，钻石并非冲突的根源。同样以钻石产业作为经济支柱的博茨瓦纳却被认为是非洲的“成功样板”，其原因包括政治制度对精英的制衡、钻石能提供足够的“租金”稳定社会、政府对私产的保护以及关键领导人的作用。在纳米比亚，钻石矿也没有引发冲突。有学者认为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的钻石矿主要是大公司主导的岩矿，而中部非洲与西部非洲存在大量民间小规模钻石砂矿，其开采难以管控。

除“资源陷阱”外，学者还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后非洲矿业的运作方式的变化。矿业私有化和国际资本的涌入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矿业的政治经济逻辑。此类研究主要有三个角度。首先，从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看，国家更容易与跨国矿业资本达成某种同盟；同样，资本和外汇自由化也使跨国矿业资本可以随意“跳进”（hop in）和“跳出”（hop out）非洲的能源与矿产飞地（enclave）。换言之，全球矿业资本可以在非洲肆无忌惮地规避管制，追逐利润，而无须过多考虑对本地经济的贡献，其剥削性可见一斑。

其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的矿业给矿工带来了新的工作经验和城乡流动模式。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曾从矿工角度探讨矿业衰落中的另类现代性。20 世纪 30—60 年代罗德—利文斯顿研究所建立的“工业—城市化—现代性”的元叙事遭到了弗格森的批判，并引发其与英国历史学家休·麦克米兰（Hugh Macmillan）之间的争论。弗格森提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移民的论点，他在赞比亚采访的很多矿工都表示有返回农村的计划。这表明，城乡差异不显著，矿业波动并未给矿工带来理想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然而，麦克米兰则认为，虽然世界经济体系中铜价的持续波动影响了铜矿带城乡移民，但从统计角度看城镇人口仍稳定增加。二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城市化永久性（urban permanence）的界定。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该辩论反映出国际学界对发展话语的解构以及对非洲矿业发展经验的强调，即西方式的现代性并非唯一的历史规律。

最后，由于国家在矿业发展中地位下降，学者也将目光投射到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卫生、环境等社会领域。部分学者研究非洲酋长和酋长国对矿产行业的参与。南非的巴佛肯酋长国（Bafokeng）则是最典型的代表。巴佛肯坐拥储量丰富的铂金矿，并能够成功地与国际资本合作开发和运营铂金矿，巴佛肯也因此被誉为非洲“最富有的部落”。与此同时，学者对坦桑尼亚和加纳的金矿研究表明，由于法制不健全，20 世纪 90 年代前来投资的新矿业公司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占用严重影响了牧民和农民的生计，但却不给予充分补偿。此外，这一时期的学者也开始注重矿业和移民劳工所带来的卫生挑战，南部非洲矿工群体中的艾滋病流行就是典型案例。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在此不予列举。

除了“资源陷阱”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冲击，这一时期有关南非矿业发展的辩论也值得关注。南非是非洲唯一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即便如此，20世纪90年代学者也对南非过于依赖矿业经济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1996年，本·范因（Ben Fine）和扎瓦勒·拉斯托姆基（Zavareh Rustomjiee）发表重量级著作《南非的政治经济学：从矿产—能源复合体到工业化》，强调南非的政治经济学根基是矿产—能源复合体（Minerals Energy Complex，MEC），但是矿产—能源复合体同时也制约了南非的工业化进程，阻碍了制造业的多元发展。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激烈争论。特雷弗·贝尔（Trevor Bell）和格雷格·法雷尔（Greg Farrell）则认为《南非的政治经济学：从矿产—能源复合体到工业化》一书的论据不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非产业多元化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经过双方多重论战，虽然个别学术观点仍然存在争议，但“矿产—能源复合体”是南非的政治经济基石已成为共识，多数学者也认同该复合体导致了南非社会经济的发展失衡。

四、2008 年至今：非洲矿业研究的新趋势

严格来说，2008年至今的非洲矿业仍受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但又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非洲矿业遭受重创，大批跨国矿业资本的撤离反映出全球资本的剥削性（exploitation）和离场性（exclusion）特点，即在没有利润时会实施撤离。其次，金融资本得以进一步发展。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利润是通过金融手段而非贸易或商品生产获得。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信贷行业受到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事实上，矿工阶层也深受金融和信贷的影响，随着工作不安全感增加和免费住房或基础设施缺乏，矿工甚至在雇佣合同开始之前就不得不举债生活，即用雇佣合同作为抵押品从银行获得贷款并支付日常生活费用，此后的雇主甚至将一部分工资直接打入银行。最后，21 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南方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矿业资本加速进入非洲，如中国国有矿业公司以及巴西、印度等国家的跨国资本，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欧美资本主导非洲矿业的格局。为应对上述诸多变化，非洲国家和社会出现了新一轮的“资源民族主义”，强调资源主权，要求加强政府干预和市场改革，这在部分非洲国家引发了矿业公司停产或寻求国际仲裁的案例。概括而言，这一时期的矿业研究有五大议题或研究范式出现了重要的新进展。

1.“冲突矿产”和“关键矿产”

“冲突矿产”在20世纪90年代就是热议话题，但是近些年学者开始运用新方法进行研究，特别是地理信息技术（GIS）和经济学定量方法。采用这些新方法的文章往往发表在冲突研究和经济学期刊上，而非非洲研究期刊。卡洛·库斯（Carlo Koos）和马蒂亚斯· 巴 塞 达（Matthias Basedau） 对1960—2008年非洲产铀国的冲突进行了时空分析，指出铀矿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冲突，只有与其他要素特别是民族问题纠缠时才更容易导致冲突。尼古拉斯·博曼（Nicolas Berman）等人的研究显示，1997—2010年，矿产价格的上涨能够解释非洲四分之一的冲突。此外，也有学者通过比对1990—2006年数据，指出非洲矿业财富确实会导致抗议行动（protest）的发生。但是，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杰西卡·斯坦恩伯格（Jessica Steinberg）的新研究表明，矿区是否出现抗议取决于三个要素及其互动模式：矿业公司的社会产品和服务供给、矿区所在地的社区动员以及政府强制手段的使用。这也是为什么非洲国家矿区的反抗行动会呈现较大的差异性。

“关键矿产”在能源转型和数字时代具有突出的战略价值。由于很多关键矿产来自非洲冲突地区，因此也可能构成“冲突矿产”。以钴矿为例，钴矿是电池的电极材料，也是电子产品和新能源汽车行业不可或缺的生产原料。刚果（金）东部的冲突地区是钴矿重要产区。例如，英国学者希德哈斯·卡拉（Siddharth Kara）的新书《红色钴矿：刚果之血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描述了刚果（金）民兵组织控制下的采矿区以及采矿工人的遭遇，深刻揭露了钴矿开采的人权侵害问题。不过，近几年有关刚果（金）矿业最重量级的学术著作当属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Smith）的《世界之眼：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数字时代的挖掘》。该书没有将刚果（金）东部的采矿者作为全球科技产业和国家暴力机构的受害者；相反，史密斯通过长期的田野研究呈现矿工们如何通过创造性的“流动”（movement）与“合作”（collaboration）参与钴、钽、锡和钨等矿产开采。事实上，“流动”与“合作”源自刚果（金）本土的“许多手触摸金钱”（many hands touching money）的社会理念，也是当下矿工唯一的生存方式。史密斯的研究还表明，西方国家打击“冲突矿产”的倡议（如美国的《多德 -弗兰克法案》1502 条款）实际将当地矿工置于更艰难的处境。这本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科技生活与非洲矿工剥削之间的紧密联系。该书获得了 2022 年美国非洲研究学会的最佳著作提名奖。

2.“不稳定”的矿镇和矿工

对于矿镇和矿工的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摆脱了对“现代性”的执念，转而观察微观层面的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城镇生活的变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家庭和性别角色、生活策略和宗教。例如，环境人类学家帕休恩斯·姆苏莎（Patience Mususa）在《往昔的秩序：赞比亚联合铜矿私有化后的铜带生活》中描述了这一变化：国有化时代的铜矿公司为工人提供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其他设施，但当铜矿私有化或被出售给外国资本后，矿企则停止了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的建设和维护，导致矿工产生强烈的“被抛弃感”，加剧了城镇生活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场景是工作空间，即矿山和矿区营地的体验，主要涉及劳工纪律、薪资、罢工等劳资关系的经验研究。

除了描述新的劳工经验外，学者还开始使用“不稳定劳工”的概念来探讨新的分配政治的可能性。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从西方社会的经验出发系统阐释了“不稳定劳工”，突出强调“脱离”，包括脱离稳定的工作、脱离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以及脱离政治生活和权利。政治学家格迪米纳斯·莱苏蒂斯（Gediminas Lesutis）提供了另一种诠释，强调日常生活中弥散的痛苦状况，这种痛苦状况与攫取性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并且这种紧张关系既是物质性的也是情感性的。非洲矿业十分深刻地体现出了这种紧张关系。莱苏蒂斯通过在莫桑比克塔特省（Tete）的田野调查，研究了国际资本投资的化石燃料采矿如何导致居民强制迁徙，而看似补偿性的雇佣关系事实上将当地居民排除在矿业利益分享之外，矿工在全球资本主义边缘承担着最不稳定的剥削。英国历史学者迈尔斯·拉莫尔（Miles Larmer）曾使用“永久的不稳定性”（permanent precarity）一词描述铜矿带的劳工境遇。为了降低人力成本，矿企减少了直接雇佣的工人数量，转而通过劳务派遣与工人签订短期分包合同（subcontract）。从最直观的意义而言，劳动领域的不稳定概念指向了与长期的、正式的雇佣关系的分离，非洲矿业的历史体现出了这种分离的加剧。因此，“不稳定劳工”既是一种历史性总结，又是来自非洲主体性的批判。

针对非洲矿业的不稳定劳工研究延伸出了众多主题，例如社区赋权、非正式经济、性别平等以及宗教组织等，但最有理论建树并引发争论的是有关分配政治的讨论。前文提及的姆苏莎就认定分配与再分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弗格森也有两本专著集中探讨该主题。弗格森基于南部非洲的经验，总结出一种较为激进的左翼分配政治倡议，即不以劳工类别为标准决定社会福利的发放，而是通过现金支付（cash transfer）基于“存在、相邻、居住、共享”的原则分配。矿区附近的居民即使并不以采矿为业，也会受到采矿业毒性和污染的影响，因此也理应享有矿业带来的红利。关于分配政治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也有学者对弗格森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意见。

3. 非正式采矿与非洲本土采矿知识

目前，国际学界非洲矿业研究的另一趋势是关注非正式采矿，特别是手工与小规模采矿（Artisanal and Small-Scale Mining，ASM）。传统对矿工的研究集中在正式雇佣范畴，甚至罢工等行动也属于正规公司内的劳资关系。此前，学者也研究过非正式采矿行为，但主要是将其视作需要被矫正的行为，例如很多“冲突矿产”的生产形式便是手工与小规模采矿。新一代学者则是深入手工与小规模采矿群体内部，研究他们劳动的社会经济意义、独特的文化和政治表达，以及背后所代表的本土采矿知识系统，从而凸显其主体性和能动性。事实上，手工与小规模采矿并不是非洲的特有现象。据联合国统计，全球参与手工与小规模采矿的人数超过 1 亿人，遍布很多发展中国家。手工与小规模采矿者有些是政府许可，也有相当一部分属非法行为。

在非洲的不同国家，手工与小规模采矿有着不同的称谓和采矿方式。例如，加纳的手工与小规模采矿淘金者被称为“galamsey”（对应的英文是 gather and sell，意思为“即挖即卖”）。加纳手工与小规模采矿的传统在殖民时代以前就大范围存在。在加纳南部，手工采金是农村的重要生计之一，主要是开采河床附近的沙金。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移民也曾大规模参与过加纳的手工与小规模采矿，以广西上林人为主，他们带去的挖掘机和淘洗设备为当地民间采金带来了巨大的技术革新。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矿区存在大量被称为“zama zama”的非法淘金者（祖鲁语，意为 take a chance，即“碰运气”），主要由来自周边国家的短期移民组成。他们通常是在正规矿区周边或废弃矿渣中进行淘金。这反映出在大规模失业的背景下，南部非洲底层民众如何通过对矿渣的“非法”再利用来获取生计的过程。前文提及的刚果（金） 钴矿开采也存在大量手工开采，甚至包括非法使用童工等现象。此外，加丹加地区的科尔维兹（Kolwezi）是一座殖民时代仓促规划建设的城市，整个市区坐落在铜矿带上，因此当地居民的重要生计之一就是在自家的前庭后院私挖采矿，学者将其生动地形容为通过缓慢“侵蚀”城市来获取生存。

手工与小规模采矿作为一种底层人的生计不仅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同时也对采矿者及其周边人群的身份、性别和政治产生影响。例如，有研究显示，在殖民时代的加丹加地区，男性气概的主要来源是正规行业的工作和薪水，而当下男性的工作自豪感和尊重感越来越依赖参与手工与小规模采矿。在中部和东部非洲，大量女性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参与手工采矿来获取生计独立，并实现小型资本积累。在津巴布韦，手工与小规模采金不仅是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之道，也是社会精英获取资本积累和进行政治赞助（political patronage）的手段。

对于手工与小规模采矿的研究有助于突出非洲本土的地质和采矿知识的重要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纽约大学教授罗宾·达维农（Robyn d’Avignon）的新书《习俗地质学：西非萨凡纳的黄金和地下知识》。达维农在书中强调了“地下”（subterranean）的一体两面：不仅矿物质来自“地下”，非洲本土的采矿知识同样在“地下”流传于西非社群之间。事实上，西非有一大片土地覆盖在富含金矿的“伯利米恩绿岩带”（Birimian Greenrock Belt）之上。该绿岩带造就了西非的三大帝国，也正是该绿岩带仍然支撑着西非国家继续进行着各类采金活动。可以说，绿岩带的历史就是一部西非史。在法属西非地区，这些传统采矿者被称为“orpailleurs”（手工采矿者），他们在千百年的开采活动中形成了一整套采金的习俗或礼仪（ritual），涉及挖掘方式、开采禁忌和关于“地下”的宇宙观。达维农的研究特别强调，殖民时期和非洲独立后的地质专家在勘探和绘制地质地图时极大地依赖了这些本土地质知识。从这个意义上看，非洲人是现代西非地质科学的共建者。

4. 环境和“人类世”（Anthropocene）新范式

过去 20 年，“人类世”的概念引发了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广泛讨论，也为矿业研究设置了新议程与新视域。采矿业是人类社会与地层交互最深刻的产业，对地球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在 21 世纪初将“人类世”（Anthropocene）术语引入公众视野，指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约 200 年的地质时代中人类对地球气候和环境的重大改变。这一概念宣告了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性意识，强调人类社会活动与自身存续的辩证关系，侧重于讨论如何应对人类引发的灭绝危机，如气候变化、环境破坏、有毒物质在生物体内的堆积等。

非洲研究领域对“人类世”的讨论是批判式的。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加布里埃尔·赫克特（Gabrielle Hecht）所言，这一概念将生态崩溃归因于无差别的“人”（humanity），但是“人类世”的责任和脆弱性分布极其不均，尤其体现在地理范畴上。自殖民时代以来，非洲就承受着最不平等的剥削。一方面，非洲殖民时期的矿业经济使用了非洲的强制劳工和非洲矿藏，而非洲国家独立后在全球贸易中的弱势地位使其在承担矿业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的同时并未获得相应的发展与回报，非洲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全球矿业的“倾倒场”。另一方面，近一个多世纪以来非洲矿业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废物堆积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应对。赫克特曾举例说明：矿产开采产生的颗粒物以及冶炼排放的废气会污染空气，矿区周边居民的呼吸及肺部健康因此面临威胁；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将空气污染列为最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但其并未像为欧美制订空气质量计划那样关注非洲的空气污染问题，甚至对非洲矿区空气质量的检测都极少。与其说“人类世”标志着人类迈入自我意识与主体性的新地质时代，不如说它是造成全球不平等的剥削资本与政治体系的因素。非洲矿业既是这种不平等最深刻的体现，也可能成为最尖锐的反思和批判性力量的来源。

从“人类世”范式出发，研究非洲矿业也需要关注作为“人”的居住者与岩石、矿脉、土地、水等“非人之物”的互动。例如，赫克特在《作为核：非洲人与全球铀贸易》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非洲多国的铀矿开采，包括加蓬、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和南非。她一方面分析了围绕铀矿的地缘政治，另一方面也深刻揭露了放射性物质对于环境和“人”的伤害和改变。此外，她在新著《残留治理》中研究了南非金矿和铀矿开采所产生的废物如何对周边社区造成了种族、资本、生理甚至主权暴力冲突。以约翰内斯堡为例，金矿开采的有毒残留不仅威胁着采矿社区的土壤、水质与空气安全，而且充当了种族隔离的地理隔离，将贫困社区与发达城区隔离开来。“人”与“非人之物”的互动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可以通过艺术来呈现。耶鲁大学教授卡杰丹·伊赫卡（Cajetan Iheka）从视觉艺术的角度对“人类世”的生态危机进行批评。他在新著《非洲生态媒体：网络形式和星球政治》中从非洲艺术家的视角展示了非洲社会对生态危机的体验和应对，该书第三章专门探讨非洲的石油和铀矿开采所带来的生态影响。该书获得了 2022 年美国非洲研究学会的最佳著作奖。

5. 南方国家介入非洲矿业

21 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对非洲矿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一方面，新兴市场对于矿产品的需求增长推动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资本也开始直接介入非洲矿业的生产和加工，而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这些资本进入非洲矿业提供了便利。由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媒体经常夸大中国对于非洲矿业的介入和影响。有研究表明，截至 2018 年中国资本只影响非洲矿产生产总价值的 7%。

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契约劳工就作为苦力参与了非洲矿业的开采。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也是帮助运输赞比亚铜矿带的铜矿。不过，中国资本介入非洲矿业是晚近的现象。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是李静君（Ching Kwan Lee）的《全球中国的幽灵：非洲政治、劳工和外国投资》。她在书中描述了中国国有矿业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资金有限公司在赞比亚铜矿带的生产状况与劳资关系。作者不仅将中国国有企业与其他全球性私营资本进行了比较，还对赞比亚矿产和建筑两个行业中的中国国有企业做了对比式研究。李静君认为，与我们的直觉以及主流媒体报道相反，中国国家资本（Chinese state capital）由于其目标不仅是利润最大化，还包括其他战略和外交诉求，因此在与非洲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中比全球私营资本（global private capital）更具妥协性，面对来自非洲政府的压力和劳工要求也更可能做出让步。此外，也有学者研究赞比亚矿区内中国人与当地人的互动，特别是当地人如何通过语言来扭转种族或阶层的等级。虽然，当地人曾一度视中国人为白人，但他们越发认为中国人不是“真正的白人”（bamukuwa），并更多地称呼他们为 machainizi（即“中国人”）。虽然这一称谓暗含着夸奖中国人的勤劳品质，但也意指苛刻、冷酷、小气、不诚实等负面评价。

中国与非洲的手工与小规模采矿也有关联。例如，在刚果（金），虽然中国矿业公司并未直接资助或雇佣手工采矿者，但数据显示大多数手工开采的钴矿都由中国企业加工或运往中国。在加纳，2006—2013 年大批中国人参与了手工与小规模采金，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采金效率，但在加纳南部造成了环境污染，并与可可种植之间形成了对土地和水源的竞争，最终导致加纳政府出手打击非法采金；但在加纳北部由于中国人并未直接参与采金，而是售卖小型采金设备和配件，因此也更具有可持续性。这些华人小规模采金者现在散布于很多非洲国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有关中国私营企业在非洲矿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的研究较少。

除中国外，印度和巴西在过去 20 年也是非洲矿业的重要参与者。关于印度在非洲矿业的投资，较为典型的国家是肯尼亚（碱矿）和赞比亚（铜矿）。2014 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肯尼亚和赞比亚的民众总体上对印度矿业投资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持积极态度，但是肯尼亚马赛人社区对印度生产碳酸钠的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举措持批评态度，认为印度公司污染了当地土壤，导致附近的居民暴露在疾病风险之中。近些年，也有学者开始对中国和印度在非洲矿产能源领域的介入进行比较研究。

巴西在非洲的矿业投资最重要的公司是淡水河谷，但其在非洲经营的结果不如人意。21 世纪初，淡水河谷带着其在亚马孙河流域成功的采掘经验雄心勃勃地涉足非洲矿产行业，并在非洲多国进行投资，包括莫桑比克、马拉维、几内亚、赞比亚、加蓬、刚果（金）、安哥拉、利比里亚和南非。其中，莫桑比克最为典型，淡水河谷也一度希望将其打造成“非洲的巴西”。2004 年，淡水河谷进入莫桑比克后，获得了莫阿蒂泽（Moatize）煤矿的开采经营权。淡水河谷在莫阿蒂泽煤矿以及纳卡拉物流走廊（Nacala Corridor）基础设施上累计投资了 80亿美元。然而，淡水河谷很快遭遇了当地人的抵制和批评，主要涉及强制搬迁，环境破坏以及创造就业不足。2021 年，淡水河谷决定以 2.7 亿美元出售莫阿蒂泽煤矿，从莫桑比克撤资。2017 年，淡水河谷在赞比亚也出售了铜矿资产，草草收场。淡水河谷的案例表明，南南合作所宣称的发展许诺在实操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严峻的挑战，如劳资关系、项目争议以及当地人对外资行为的敌意。或许，淡水河谷在非洲矿业投资的兴衰及其教训值得中国矿企仔细研究，进而更好地帮助中国矿企在非洲的经营和发展。

结 语

本文梳理了非洲矿业研究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大致经历的四个重要阶段和研究重点，同时介绍了当今国际学界新的研究趋势，凸显出矿业在非洲发展历程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对上述四个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关的学术研究是矿业发展现实与学科范式变化互动的产物。一方面，不断变化的非洲矿业产生了新问题和新现象，进而塑造了非洲矿业研究的重点议题；另一方面，学科内部的方法论、认识论乃至本体论也同样发生了变化，从而可以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和诠释现实。本文强调的是，非洲矿业研究不是一个狭窄的学术领域，它涵盖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特别是最近十多年，经济学的定量统计、地理信息系统、手工和小规模采矿、“关键矿产”以及“人类世”等方法、议题和范式极大地拓展和推进了非洲矿业的研究。

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非洲矿业的研究还比较滞后，主要限于地质、经济和国际关系领域，在跨学科交叉以及深入非洲矿区的田野调查等方面有所欠缺。然而，我们也需要意识到，21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的矿业合作发展迅速，这为中国学者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历史契机。事实上，20 世纪 30 年代欧洲学者最先也是借助白人矿企来开展对非洲矿镇和矿工的研究。目前，中国涉足非洲矿业的行为体非常多元，包含国有企业、私营公司以及普通移民，他们的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劳资关系、技术转移、社会经济影响值得持续关注。同样，“关键矿产”的生产和贸易、矿业与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关系、非正式采矿行为、矿镇的变迁、矿工的“不稳定”状态和身份，以及国际矿业资本在非洲的比较研究等议题都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切入口。如今，非洲矿业研究已成为诸多学科讨论时代变革的重要经验来源，也关系到人类社会自身与地球生态互动的未来。对于中国非洲学界和新一代的研究者而言，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从中国视角出发作出学术贡献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