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王逸舟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主持人导语
裘援平 中央外办原常务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主任
对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认知与期待
周 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欧洲所原所长
从欧洲学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
任 晓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维度
吴小安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与华侨华人研究
张振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
区域国别学对国际关系学的挑战与机遇
卢光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融合发展
杨 成 上外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
消除异化和鄙视链，解决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难题
朱 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理论创新的思考
主持人导语
王逸舟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近两三年时间，随着教育部把区域国别学确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面的一级学科，国内各地区高校纷纷建立了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研究与教学专门机构。据不完全统计，仅仅高校范围已经有三十多个区域国别研究院，至于学校院系下面新设置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系所和专业更不计其数，用“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形容这种局面毫不为过。从全球范围来看，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学术现象，世界上很难见到任何别的国家出现类似的学科建设盛景。
对于关心时事政治和教育事业的干部及普通人来讲，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高校的快速兴起，有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战略需求和决策意涵，自然是渴望了解的一个话题。而对于专业人士和高校教师学生，更多在意的则是类似如下的问题：所说的“区域国别学”，是一种应用型研究还是基础理论工作，如果说是某种“并重的使命”、它的议程上有无排列的次序？作为一级学科，它与传统的文史哲、政经法等成熟学科相比，其本体与方法有何重要的异同？带有明显交叉性质的这一学科，如何在国内高校现有体制下面加以规划和设置，以完成其被独特赋予的研究项目和培养目标？此外，它是一种完全的中国特色、特有的中国话语（如“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美术书法学”），还是可以逐渐发展成便于国际学界交流、具有共同知识结构的学术领域和学科谱系？
面对这些问题和困惑，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和国际关系学院联手举办了一次主题会议，邀请国内多家重点学术机构和高校、乃至国家外交决策部门的多位权威人士和重量级专家，发掘当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崛起背后的“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意涵，深究作为一级学科的培育面临的各类机遇与挑战。在此刊登的，是基于其中部分发言并经作者核校后的精彩内容。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期冀以飨读者的同时，推动更加持续的理论争鸣。
对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认知与期待
裘援平 中央外办原常务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主任
作为实践者和终生学习者，结合自己40多年对外工作经历，谈谈我对区域国别研究以及区域国别学是什么、应该包括什么、与国际关系学是什么关系、实践中有什么用的看法。
在我看来，国际关系学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以探索一般规律和科学原理为主要目的，解决的是理论研究的认识论问题；区域国别学应该是应用型基础理论，以揭示特殊规律和适应实践需要为主要目的，解决的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问题。两者犹如源头和出口，相互支撑、彼此依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之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应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原本就是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层层递进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微观和中观研究，是我们对外部世界基础性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基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验证和应用场景，一直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工作基础中的基础。
对外工作一线部门内的业务机构设置，大多是按国别区域划分的，根据职能组合和重点各有侧重。毕业生入职后，首先就要提高翻译能力，同时着手做基础性研究工作，起步大都是地区处的国别研究。从熟悉分管国家基本国情开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党、思潮等各领域的简史和现状，以翻译和收集中外文资料为主，对外文水平要求较高。接下来就要根据做对象国工作需要，专项深入拓展研究。例如熟悉内政外交，就要对对象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等的历史沿革了然于胸，对施政报告、国情咨文、重要讲话、战略规划等最新政策文本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结合对外工作需要动态提出看法和建议。与政党交往，就要深入研究对象国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社会政治思潮等，搞清楚各类政党及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现状。涉及经济，要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现状有深入了解，掌握与对华贸易相关的各种基本数据和情况等等。
进入综合处就要搞区域研究，除地区基本情况外，重点是综合性研究地区重要的共性和特性问题，例如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地区一体化和次区域合作进程，地区主导性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局势及热点问题，地区组织和地区对外关系，以及一些专题性和理论性问题。到研究室搞的又是宏观和综合研究，主要对全球性、领域性和跨地区、跨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对策研究。例如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明、安全等发展进程和趋势的研究；对各领域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格局性、结构性、对策性研究；对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国际秩序等的研究；对世界热点问题和国际安全机制等对策性研究；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以及重大专题研究等。
在服务决策的部门，更是要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结合的视角，从全球战略、总体外交、综合安全和决策层面，跟踪研究全局性、趋势性、战略性、理论性、谋略性重大问题，牵头处置全局性重大涉外事件，研究涉外领域理论、战略、政策和工作体系建设，所涉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既要第一时间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更要回答怎么办和怎么办得到的问题。国家需要、形势所迫、职责所在，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干什么就得学什么，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要求至少成为“国别通”，而后成为“地区通”，最好成为“世界通”“路路通”，其实是很难做到的。然而，现实中，这个基础中的基础非常薄弱，难以支撑中国外交和外向发展的需要。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跟不上形势和任务发展要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海外利益在迅速拓展。仅仅在经济领域，就有遍布全球的国际贸易网络，42万亿元外贸总额，9万亿海外资产，4.5万家中资企业，100个海外工业园区，在180多个国家有工程承包项目，有10多个世界级的境外能源矿山，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每年1亿多中国人走出国门，海外劳务人员70—80多万，需要保护和争取的国际权益不断增多。中国已经与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经贸往来，“一带一路”建设更是延伸到沿线及更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更加活跃。大国外交意味着更大的朋友圈和交往面，更多的参与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无论是应对世界变局和中美博弈，融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都需要在点和面上大大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而我们各方面的研究基础、研究范围、研究能力和研究人员严重不足，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和任务发展的要求。
第二，一线区域国别研究缺乏智力支撑。一线研究人员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他们绝大部分是外语院校毕业的，接受过相关领域专业系统教育的很少。即便是接受过国际关系基础理论教育的研究生，由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水土不服，削足适履套用结果与世情国情相距甚远，实际研究工作中极少用得上，并不具有优势。而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分析法和归纳法等初级方法，少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多种研究方法并用，依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化研究，发挥出一定的优势和作用。面上研究方法的贫乏，导致整体研究水平不高，以主观经验和个人灵感为依据，处于资料和情况收集整理归纳的低水平重复状况。越来越多的现实之用，需要理论之学加以指引。
第三，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存在重要缺项。科学的本质是方法，科学的原始方法就是对事实进行分类和系统综合。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形而上的认识论，如哲学思想、理论假定、研究原则和分析逻辑等，目的是发现规律和解释因果关系；二是形而下的方法论，如研究范式、研究程序、操作方法等；三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所教授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次，即形而上的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层面，以从西方引进的知识和理论形态为主，其中不乏美国信仰、美国角度、美国假设下的理论范式，较少介入与中国有关的特殊性知识。对具有本国适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不太重视，没有在基础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设起由此及彼的桥梁，也就是应用型基础理论和战略研究范式，更没有形成一套从入门到深入研究可普及、可运用的实用方法。导致毕业生和研究人员认识和解决中国外交问题和世界现实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国际关系领域整体研究水平远远滞后于中国外交和国家外向发展实践。
从传统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似乎很难立得住。但从需求导向和创新观念看，国家重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意义在于要大力加强应用型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性基础研究及学科建设，尽快填补这个重大空白或叫薄弱环节，以揭示中国外交的特殊规律和适应中国对外实践的特殊需要为主要目的，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与相关工作全面加强和深化，夯实这个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工作基础中的基础。
因此我认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需要在两个层面上着力推进。一是由教育部根据国家需要，协调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地布局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逐步做到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全覆盖。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思维，跳出传统的学科禁锢，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外交和外向发展需要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
中国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和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国家所需要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是在面向人类社会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各领域）范畴内，其定位应该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型基础理论研究。要针对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对象多、领域多、问题多等“多”的特征，以及涉及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多学科交叉“跨”的特质，梳理出最核心、最重要、最基本的关联学科理论及方法。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学位。这既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历史的继承，也是对未来学科建设的指引，回答了区域国别学需着重哪几个学科门类进行交叉，突破哪些既有学科的边界。创新点和难点在于要建立起能支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研究范式，还要兼具通约性和适用性两方面特质，通过交叉形成融通的范式，作为二级学科的核心支撑。基于学科定位、历史实践和未来指向，这个“融通范式”要能覆盖多层次研究对象，兼顾普遍与特殊知识体系，调节“学”与“用”的平衡关系。
我作为过来人深切地感受到，对提升学界和一线整体研究能力、加快培养适用人才最有价值、最有效用的，是要形成一套中国人可以运用的实用研究方法（俗称工具箱），是要掌握资料收集法（文献检索、田野调查等）、演绎和归纳法、历史分析法、结构与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地理分析法、法理分析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具体方法，以及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在学科建设中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高度契合，具有超越各学科界限的普遍意义，其中包括了上述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实践证明这是管用的，并在外来国际关系理论不适用、本国外交理论体系未建构的情况下，指导中国外交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学科构建和实践中可能需要更多学科支撑，但是通过系统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学习训练，培养起博采众长的学习能力，会让研究者和受教育者终生受益。这就需要学界敞开胸襟、解放思想、放下身段，以科学和开放的态度守成创新，共同努力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
从欧洲学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
周弘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欧洲所原所长
我个人觉得把区域国别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是学界的一件大事，适应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适合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规律。现在全球化的进程已经把世界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了，这些变动既提供了解决矛盾的机遇，又激化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固有矛盾，产生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问题，需要加深加宽对于世界的了解和认知，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深入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很多关键领域，需要认识总体中的个体，也需要通过对个体的把握来掌握整体的发展态势，从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部环境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所以重要性就不多说了，我们不仅要强调学科的重要性，而且要用实际的行动推动学科的建设。
裘主任谈的几个点我都赞成。一个是关于区域国别研究基础性知识体系的建构，我百分之百赞成。对于国外问题的研究在我们国家确实始于国别和区域研究，这也是我个人的经历，这里不赘述了。裘主任还讲到了方法论，所以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我就以“欧洲学”为例说点看法。
关于“欧洲学”的讨论在我们国家断断续续已经有几十年了。早在40年前我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工作的时候，搞的就是区域国别学，欧洲所当时叫做西欧所，学科分布就是英国研究、德国研究、法国研究，还有南欧研究和北欧研究，所以是国别+区域。这种研究造就了一批国别通，这些国别通现在还有一些健在，有一些赫赫有名的学者，比如说法国研究的吴国庆，他写了一系列的包括当代法国、法国政治思想的书。德国研究的顾俊礼，英国研究的王振华和冉隆勃，他们使用的方法论恰如刚才裘主任讲的，主要是哲学、政治学、历史学。
后来欧洲的形势发生变化，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加快，欧盟的权重增加，民族国家向欧盟转移了一部分权力，所以就形成了“你要是不了解欧盟就没有办法全面深入了解德国和法国”，同样，“你要是不了解德国和法国，也无法了解欧盟”的现象。但是，如果不从国别入手研究，又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那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全面转入了学科方法论时期，也就是以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为工具，研究对象国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以及深层的社会问题。到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国际问题研究所都将研究机构调整为以学科为中心，分为经济研究室、政治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社会文化研究室等等，欧洲研究所还建立了欧盟法研究室，也就是按照学科平行布局了。学科分类产生出来的一个倾向是，过去的德国研究和法国研究相互不通，虽然现实社会中德国问题和法国问题是相通的，现在这样一分，结果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家、哲学家之间仍然不对话，而现实生活中，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以及法律是相互作用的。
举个例子，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以后有很多知名的经济学家预测希腊将要退出欧元区，他们按经济学原理推断，退出欧元区以后德拉马克可以大幅贬值，趁机甩掉一些债务，然后再刺激旅游业，以恢复经济增长。政治学者和法学者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希腊进入欧元区遵循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学规律，预测债务危机的发展一定要看政治博弈和治理改革的前景，也要看法律框架所能允许的政策措施，不是简单的经济规律可以左右事态的发展。后来的实践证明，希腊没有退出欧元区，欧盟通过自身的治理改革化解了危机。这其中有很多细节，需要多学科工具才能看到、看透。国际问题研究确实要强化学科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用单一学科的一条腿单脚走路，那是不稳当的，而且容易出现偏差。
再讲个我印象很深的故事。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陪当时欧洲所所长陈乐民先生访问美国塔弗茨大学的弗莱彻学院（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院）。记得那位院长讲到弗莱彻的学科布局时说，我们30%是世界经济，30%国际法，20%国际政治，其余的20%是世界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缺一不可，号称四大学科。后来我想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设立在国际政治二级学科下成为三级学科确实很荒唐。要想深入了解世界，四大学科应当在区域国别或国际关系下平行布局。如果缺了某项学科工具，综合判断时就会出现失误。至于这四大学科中哪个学科是主学科，陈乐民先生思考了很久，他是喜好历史和哲学的，他不仅提出一个“欧洲学”的概念，而且还认为“欧洲学”的主学科应当是当代历史和哲学。因此，他写作了《“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我本人是学习当代欧洲历史的，我的理解是，陈先生讲的欧洲当代史并非中国人写春秋那样的历史，不是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的编年史，而是划分而后又集合了当代的经济史、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社会史、乃至法律史、艺术史等等的研究成果，综合而成、融会贯通的大历史。能够通过不同学科的视角观测到常人和记者观测不到的事务。
关于“欧洲学”的概念，当时欧盟驻华大使魏根深也很赞成。他是一位汉学家，学中国历史的，对中国考古很有兴趣。他说为什么国外有汉学中国不能有欧洲学，汉学的兴起因为中国的地位在西方人眼中上升了，西方人希望找寻中国的规律，代表西方人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反过来也一样，中国人希望了解更多的欧洲特点和规律，就应该建构自己的欧洲学。我和魏根深甚至讨论了应当怎样创造一个“欧洲学”的英文词。这就是我们关于欧洲学的探索。
再说说我们在“欧洲学”方面的建构和初步的实践。我们做过一次实践，是和德国人、荷兰人、葡萄牙人(主要是为了把澳门大学拉进来)之间，也就是亚欧机构间的合作，中方有社科院牵头，还有北京大学和外交学院的参与。我们计划开发一套所谓欧洲学的课程（当时还是用了“欧洲研究”）。课程包括四大学科，欧洲政治主要是双层的、重点在民族国家向欧洲联盟的治理变革，欧洲经济主要探讨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发展，欧盟法是支撑欧盟体制的框架，还有就是欧洲一体化史和欧洲近当代史。
四个学科，也就是说我们的欧洲学。欧洲研究专业的学生需要进修四大学科中的多门课程，必修课覆盖所有四门学科的入门，最后通过1-2门主学科的考核，才能拿到硕士学位。20多年过去了，当时做的材料有一些过时，有一些还是有用的。事实证明，“欧洲学”的学者需要理论纵深，也需要有知识广度，需要不同领域里的知识碰撞和切磋，单靠数据和几大主义，解释不了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刚才裘主任都点到了，我这里算做个注脚。
最后，实践证明，多学科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相互碰撞就会产生出很多新的可以深入研究的议题。我们研究“欧洲模式”的最初想法就来自于这种多学科的研讨，我们会去追究，“欧洲的特性”表现在哪里？这种独特性的经济形态是怎样的？政治形态是怎样的？社会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和作为欧盟国家的共性体现在哪里。结果就产生对欧洲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模式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变局和挑战越来越多，对固有的“欧洲模式”产生冲击，出现了有关“欧洲转型”的话题。有了对于“欧洲模式”的研究，关于“欧洲转型”的研究就有了抓手，如此等等。
现在不仅欧洲学界的同行在探索“欧洲学”的内容和规范，我听说在区域国别学的框架下也有不少同行提出俄罗斯学，也有人提美国学、日本学等等，我觉得肯定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也不能无止境地分下去。关键在于怎么建构学科，学科内容都是什么，一个国别如果缺乏历史纵深和思想积累，能否成其为“学科”就另当别论，所以说，学科建设要经得住历史考验，真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除了要布局以外，还要有所取舍和侧重，例如在“欧洲学”中，法学的比重很大，是因为欧洲联盟就等于一个法律框架，不懂得法律就不懂欧盟，会低估那个“甚至没有领土的机制”。 “俄罗斯学”中，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比重肯定比较大，而“日本学”中的经济学成分应当占比较大。所以，我建议在构建国别学的时候，也要根据国家特性来选择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不同权重。同时，我们应当提出“双重专家”的目标，就国别经济学家，同时不仅是出色的国别专家，也应当是出色的经济学家，以此类推，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同理。
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维度
任晓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我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作为时空体的区域国别。
首先，所谓区域首先是地理区域，在日语中常用“地域”一词，含义相同。区域国别研究在英文中通常叫Area Studies，也有用Regional Studies的。我们也经常会看到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连起来用的。我们把地球上的陆地分成几大洲，其中亚洲地域广大，情况复杂。西亚以及北非这个地区常称为中东地区，这个“中东”本来是由欧洲人看世界而来的。欧洲人向东看，根据离自己距离的远近分出近东、中东、远东，这些名称明显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但久而久之，欧洲中心论的色彩逐渐淡化。在中国，为了克服欧洲中心论，本来我们是采用“西亚非洲”一名来指称西方所说的中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已经不再忌讳了，比如说“中国中东学会”这个名称的确立，就很说明问题。之所以如此，我们划分地理区域所根据的不光是自然地理，还有人文因素，包括语言、宗教、习俗、文明等。此外还有跨越大洲界限的名称，比如说欧亚大陆（Eurasia）就是这样，但Eurasia在实际使用中的含义又常常不是指欧亚大陆。苏联解体后，原苏联、东欧的空间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经济震荡，这个地理空间也出现了大变动以及大变动之后不可避免的概念重构，如何界定和划分苏联解体以后出现的这个地区一时大费周章，中东欧、东欧、中亚、俄罗斯、欧亚等等名词术语同时得到了使用。也就是说，任何单一的名词都不足以表达前苏联东欧空间，现在我们看到的刊物名当中经常是“俄罗斯东欧中亚”并用，因为如此才能表达我们想表达的地区，但即便如此也常常难以很好涵盖。当“东欧”一名难以表达的时候，消失了多年的中欧（Central Europe）概念再度得到了使用，合成的“中东欧”也随着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的建立而一时兴起。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相对而言“自成一体”地区的认定发生了困难，也表明构成一个区域的因素相比自然因素而言更重要的是人文的经济和政治的因素。
其次，一般来说，在每一个区域中，通常存在着少者数个主权国家多者若干个主权国家，这些国家就是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国别”所指，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为数将近二百个的联合国成员国。一国有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其中土地当然是安身立命之本，一定范围的陆地构成一个地理上的区域概念，而陆海的结合也可以构成一个地理区域，比如说亚洲太平洋地区（Asia-Pacific），或者Pacific Asia，也就是太平洋沿岸的亚洲地区，就是如此。此即陆海结合的地区概念，主要是经由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而来的，经济活动成为各个主体中具有韧性的纽带。“亚洲太平洋”或者“亚太”概念很晚才出现，大体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而促成这个概念产生的，是这个地区范围内经济联系的空前增强和经济繁荣景象的出现。“印太”（Indo-Pacific）概念的出现，那就更为晚近了，是进入21世纪之后的事情，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战略色彩。又比如说我们讲地中海地区，是由环绕地中海的各国组成的地区概念，传统上由水路相连接，经济活动成为它的纽带。还有跟海洋关系不大的地区的概念，比如说由于经济活动而形成了跨越边界的地区，所谓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y即“自然经济地域”，就是这样的概念。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除了环地中海地区外，还有因河流的流域而形成的地区，还有因海湾而形成的湾区等等，它们常常跨越国别的界线，不纯粹是由于自然地理形成的。
再次，任何一个区域国别都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就空间维度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土地、人口、政府三要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从事经济、社会、政治的活动。空间维度体现出空间性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希腊、罗马、中国、欧亚、东方等等都是空间性的概念。从地理上来讲，除了山川、河流、高原、气候之外，人的活动构成为某个空间内丰富多彩的画卷。就时间维度而言，一个国别的区域通常有数百年至数千年的存在，体现为时间性的概念如时期、时代、朝代、时段等等，它们都是时间性的概念。任何区域和国别都有存在的时间段，有时间的纵深，它们在不断的延续中展开，生生不息。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时空体，一个区域和国别就是一个时空体。在这个时空体当中，人的活动呈现为其内容，这种内容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等，于是对这个时空体的探究就需要从多个视角出发进行，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协力才能把握其整体。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取向的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实际上就是一国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社会科学研究有多种取向，随着现代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发展，研究经济现象的成为经济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成为政治学，研究社会现象的成为社会学，还有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从总体演进的过程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经过了学科逐渐增多，分科越来越细的过程，既有其利，也有其弊。把人类的知识不断地进行划分，造成了过度的“条块分割”。
区域国别研究是社会科学中的另一种取向，它不是以上面提到的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以特定的地区和国别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又涵盖该地区或国别的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对外关系等等方面，因而需要借助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进行对一国或地区各个方面的透视，又能够整合起来从而得出某种整体的认识，通过这样的路径达成对特定国家的认识或者把握。
显然，这样的学术探究只靠某一个单一的学科是无法完成的。从某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视角展开的对某一个地区或国别的研究，所能掌握的都是研究对象的某一个局部，因为很显然任何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都有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运用不同的学科专长进行探究。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取向。就“学科”这个术语比较严格的意义而言，区域国别研究本身不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
目前我正在主持这个问题的教育部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特色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们课题组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成不了“学”的，观点很鲜明。另外一种看法是，既然现在新的学科目录中使用了“区域国别学”这个名称，我们用用也无妨。那么，如何看待“区域国别学”这个名称呢？我认为有非学术的因素在里面起作用，或者说有政府部门这个因素在里面起作用。为了使政府部门能够认可它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中新的一级学科，于是有关单位想出了“区域国别学”这个名字，以便听起来更像一门学科。因此，可以说是有一种非学术的因素存在的。
第三个问题，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形塑。
社会科学理论的形塑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开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对象国语言的基础、田野调查和对于一手材料的运用，这种研究要开展得好，不能没有学术意识而变成简单纯粹的描述。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关系。传统意义上具有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对机制、理论的概括和提炼，但理论的概括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能够为理论建构提供鲜活素材，还能为理论的修正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对照。由地域性的区域国别研究得来的知识在比较、概括和提炼的基础上可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如此。对国际事务进行规律性总结，强调共性。区域国别研究对某一国别或者区域进行细致深入的考察，强调个性。我们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过去的经验表明，有益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往往是从微观的案例研究入手。研究者在对特定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探索规律和机制，然后通过扩大研究范围不断对既有规律加以补充和修正，最终提炼出宏观深邃的社会科学理论。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理论探究不是两相孤立、相互排斥的研究领域。恰恰相反，二者天然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提供鲜活的素材和来源；另一方面，理论能够激发和启迪研究者提出问题。区域国别研究还是修正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参照。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观照实践，它可能高屋建瓴，但绝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在国际研究领域，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研究不能空对空，而应该放到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实中接受检验，进行修正，从而获得进一步发展。只有这样，理论研究才是具有生机和活力的。
华侨华人、全球中国与区域国别学
吴小安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我简单讲六点。第一，南京大学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把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结合起来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记得在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一份简讯里，特别提到了一句话，大意是说美国康奈尔大学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教授认为，美国学界的国际关系学，基本上不是研究区域国别学的。大家知道，国际上区域国别学主要是历史学、人类学、比较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发展经济学；有语言与文学，但语言是基本，语言学学人比较少，文学则相对很重要。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应该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如何回答为什么国际关系学对于区域国别学非常重要这一根本性问题。前面裘援平主任以亲身实践的经历已经阐明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如果从学科、学理和学术史等层面，继续深入阐明论证两者关联度到底在哪里，以及重要性到底在哪里？特别是如何关联，如何进行教学、科研、人才培养这些实际操作层面继续论证，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区域国别学是跨学科、交叉学科属性的。问题是，在中国跨学科的意识或者共识，还远远不够。我们在讨论跨学科的时候，经常是自话自说的，总是把学术的、学科的、专业的讨论，不幸地异化为个人的、朴素的和宣传式的；加之部门利益的板块化，这种明显的差距、割裂与分离让我们今天讨论跨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变得更加困难、更加富有挑战性。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意识与高度的警觉。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跨学科，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学科，是这样的一个大跨度的交叉融合的学科。这个学科在中国目前兴起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毕竟才几十年的历史。与国际学界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甚至可以说仍然是很落后的。讨论区域国别学时，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学界学科发展的历史、学科交叉融合的现实，需要保持清醒。
第三，中国的学科设置是中国特色的特殊现象。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回避、也无法回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中国的学科设置与学理意义上理论或者范式的专业学术搅合在一起。在此意义上，中国学界如果没有立足于严肃认真地回应国家区域国别学的战略需求与殷切期望，我们是要背负历史包袱的，甚至要承担历史责任的。这是因为国家需要我们学界从学理上阐明、从专业上回答、以研究成果回应这些国家关切的重大问题。但是，当下很多单位和同仁却是一哄而起换招牌，纷纷冲着国家的资源配置与营业牌照。我相信，这是我们区域国别学讨论需要认真警示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在上述重要前提下，区域国别学、跨学科研究出台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目前所有对外的认识或者知识贮备远远回答不了中国发展面临的战略需求。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现代化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进行了近200年的历程，为什么当下需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呢？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发展到了这个一个关键节点，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调高质量、创新的、内涵式的发展，特别是明确指出了我们将走的是什么发展道路的方向问题，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问题。这个大判断与下面我将要讨论的区域国别学几个重要结合点，应该是密切关联的、不可分离的。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区域国别学，核心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在于创新性。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对外界的认识大部分是基于对海外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翻译介绍与引进，不是有自己学术原创性的。对于这个基本认知前提，我们需要把握好。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我们是走出去的，中国走出去、中国人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然后外国要认识中国，不只是了解中国；是和世界的影响结合在一起，不只是自己或者自己这个国家和中国双向的关系。我们需要在这个背景下看待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对外学术话语权，以及中国的话语体系应该怎样引领着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根本性问题。
第五，关于全球中国或者全球华人。先看全球中国。无论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一个大框架是，区域国别学之所以在中国变得迫切、变得重要，是因为百年大变局。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全球中国的发展，全球南方的发展；是全球中国的叙事，全球南方的叙事；是全球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叙事，如何在当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得到学理性的与比较性的深层研究、审视和启迪，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无论怎么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全球中国的发展是变强的，全球南方的发展是变强的，“一带一路”是变强的，亚太是变强的，全球华人更是全世界遍布的。比较而言，还有一个重要关联点是，不只是变强的问题，还有变弱的问题；上述一些地区变强的背后是有些国家和地区变弱了，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学界应该怎样冷静地、深入地、系统性地、严谨地来研判它，而不是口语化的、新闻报道式的、还有政策对策式的那样碎片化的东西，对于中国区域国别学非常关键。
裘主任前面指出了一个很重要问题。我们很早就有外国语人才，问题是，外国语人才支撑中国外交体系的、安全体系的、国际问题研究队伍，长期以来一直都存在，为什么直至最近我们国家才提出区域国别学？这是因为这些队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需要在学科设置方面大力加强，需要在学科训练方面大幅提升。加强与提升的层面至少有二：其一是要跨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二是要有学科的训练与基础。以前，我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的训练主要是技术性或技能性的训练，然后实践性的学习提升，或者是强调国际通用语和地区大国研究，忽视非通用语和中小国家地区研究。
然后是全球华人。全球中国或者全球华人的关系，在当下已经远远超越历史发展阶段，从华侨华人与辛亥革命，从华侨华人与救亡图存，从华侨华人与社会主义新中国，从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然后到今天讲的全球华人与全球中国，是不同历史时期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这个结合是质的结合，是在新的世纪交汇点的历史性结合。我们看待全球华人或者全球中国，以及区域国别学，我们不仅要把握时代的战略交汇点，而且要上升到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来认识。中国长足发展了，但中国如何引领世界，如何内涵式发展与内涵式引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发展不只是物质的、技术的进步，要能够可持续性，是吸引力与引领性，是让人家信服你，心里佩服你，接受你。这是很关键的。
最后，我想谈谈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RIGCAS）的学术定位。RIGCAS是华侨大学面向未来、重点建设的科研实体机构；学术定位是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强调一个结合、两个关联的辩证统一。什么是一个结合？顾名思义，就是华侨华人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什么叫两个关联？其一，如果是做华侨华人研究，一定要关联区域国别的大框架、大背景。其二，如果是做区域国别研究，一定要关联华侨华人这个专门主题。所以，RIGCAS不是临时招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视之后设立的实体研究院。我们研究院的中文名字为“华人华侨区域国别研究院”，英文名字则为“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Global Chinese and Area Studies”（RIGCAS），我们是故意选择“Global Chinese”（全球华侨）替代中文“华侨华人”一词，其特别用心正在于此。我们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依托华侨华人资料中心、《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四端文物馆以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福建基地等专业平台版块，RIGCAS拥有六个研究方向群的学术支撑。第一是全球中国与华侨华人，第二是中华文明与华侨华人，第三是亚太区域与华侨华人，第四是印度洋区域与华侨华人，第五是比较移民与华侨华人，第六是侨乡文化与华侨华人。所以，RIGCAS旨在突破目前华侨华人的研究瓶颈，旨在突破区域国别空泛的、缺乏专门主题的东西。我们重点发展前三个研究方向群，培育涵养后三个研究方向群，实现错位发展。RIGCAS是一个以华侨华人为专门切入的、着眼于中长期研究、同时兼具智库的区域国别实体研究院。
区域国别学对国际关系学的挑战与机遇
张振江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区域国别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我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区域国别学对国际关系学的挑战。无论如何，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了。按照中国的高校管理，成为一个一级学科，就意味着大学可以建立学院、可以招生、就有师资指标、就有经费投入了，所以目前国内很多大学都在积极筹划成立研究院和学院发展区域国别学。从大学的系科设置和投入来说，和国际关系研究有着重大相关的区域国别学的挑战不言自明：一方面，国际关系成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另一方面，成立了区域国别学机构的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如何自立自处是个问题，直接有机构存在合理性、人员分化、研究重叠等问题。这种挑战对目前有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学来说都是必须面对的。
第二个主题是区域国别学给国际关系学带来的机会。刚才说的是挑战，仅仅是从国际关系学科以及现有国际关系学院的角度而言的，但如果换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其实区域国别学给国际关系学也带了重大机会。首先，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和多学科的“学科”，目前的区域国别学是放在第14个学科门类，这个学科门类是交叉学科，这个一级学科可以授予法学、文学、史学和经济学四种学位，而这四种学位下面实际上包含着一二十个一级学科，譬如法学门类下就有政治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好几个一级学科。就此而言，区域国别学是一个直面问题的研究了，传统的学科特色开始淡化。所以它给国际关系学、实际上给很多人文社科都带来了新的机会。多说一句，我觉得区域国别学可能是冲破现有以学科为导向的大学建制，意义非凡。
其次，区域国别学有三个融通（目前很难说是“融合”）。第一个是融通学科和专业，如前所说，区域国别学是以问题为导向，为了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现有不同学科和专业进行合作；目前的学科设置积重难返，学科为了各扫门前雪、有时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而森严壁垒，我个人特别赞同和支持区域国别学的这种融通。第二是融通学术与政策，系统全面的学术知识发现与积累是基础，但目前国家设立区域国别学是中国和平发展和逐步走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一现实的急需，所以区域国别学的这一特征需要我们值得注重。刚才裘援平主任讲话的重点就是政府所需。我不否认知识建构有客观性，但为什么进行这样的知识建构、如何进行知识建构和为谁进行知识建构是有特定立足点的，中国人看东南亚和美国人看东南亚肯定不一样，区域国别学的建构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如果学术界只强调理论建构、中立知识，我觉得这是掩耳盗铃，我们需要直面区域国别学为我所用的政策指向。第三个是中国与世界的融通。中国发展到今天，未来如何在世界上自处和引领？中国认知世界，我经常讲有三种逻辑：一个是“中国的世界”，一个是“中国与世界”，还有一个是“中国在世界”，它们既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呈现，更是三种不同的认知逻辑和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域国别学要解决的是让中国与世界的融通，是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此，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范围大大超过了国际关系。
就区域国别学的上述特征来看，目前的国际关系学一定得积极参与其中！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国际关系还能够引领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的范围庞杂多样，很容易堕入零碎知识的物理叠加。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体系的理论和方法，这个体系的视角很重要，我们要超越碎片知识的物理性叠加，中国讲家国天下，从家庭到家族、到村舍、部落、社区、部族、城邦，然后到今天的国家，特别是受西方影响所称的“现代国家”，还有到国际区域，最后还有一个全球和世界，国际关系学注重的体系层面的知识提炼和总结，就此而言，国际关系学是可以引领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的。
综上，我的观点就是，无论喜欢不喜欢，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一个一级学科，而且还可能改变大学的学科设置和学术研究，面对这一形势，国际关系学只有积极面对、主动参与，甚至还可以主动引领，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才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融合发展
卢光盛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现在区域国别学发展的现状是“方兴未艾”“群雄并起”。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关、国政专业将何去何从？我也同意张振江院长的看法，即现在国关、国政近期内已经几乎没有可能成为一级学科了，所以我们只能被“卷”进去，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考虑。对于我们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机会，所以我们去年就搞过学科建设的论证，我们在国关院后面又加挂了一个牌子——区域国别研究院，两者完全是一体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但一定要融合交叉谋发展。
总体上，当前各个学科对于申报建设区域国别学的一级学科态度是有差异的。对于外语学科来说，因为通用外语有一级学科，他们不太着急，对于非通语种而言则是最为积极的。世界史有三个一级学科，也不着急，经济学更是“仍在门外”——他们不想介入。相对而言，国关、国政总体上处于“观望中”的状态，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这个事情的重要意义，我们不能再观望了。将来我们的学位可能同时包含几种学科，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一学科可能还不做单独的评估，并且在学位方面应仍应授予传统学位。
区域国别学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国家需要。区域国别学，既是“大学之学”，也是“大国之学”；它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项事业。所以在未来发展学科过程中，我们做建设工作的时候，始终要围绕国关、国政如何去服务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去谋划，否则这个学科也不能真正发展起来。虽然学术和政策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始终认为这两者并不是相背离、相矛盾的。我们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素有“理论”和“现实”双重关怀、“学”与“用”并进的传统。而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关、国政专业的同事们一直做的就是区域国别学的工作，只是没有这个名称而已。国关、国政是过去和现在做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因此，国关、国政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军，它们的融合发展是我们必然选择。
我们要从“国之大者”出发，与时俱进参与到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区域国别研究的“用”处很多，这些“用”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主题。例如，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更多地是为了通过“睁眼看世界”、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经验以求得“救亡图存”、国家振兴。而到了新中国早期，我们在已经取得国家、民族独立基础上，逐步以大国的身份面貌登上世界舞台，因而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继续发挥从他国获取国家发展经验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更多地涉及服务国家外交。在后者这一层面，国关、国政是区域国别研究当之无愧的主力，这也是今天我们探讨国关、国政与区域国别学融合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涉外事务的内容也愈加广泛，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这恰恰是“学”“用”互动、“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现实写照，也是促成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诞生的直接背景。这一背景犹在进行时的发展中，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长期存在。尽管我国的国家海外利益不断增加、涉外事务不断增多、外交方面的内容也更加多元，但总体上是有一个主线存在的。这一主线，我认为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当前，党中央从“两个大局”出发，明确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涉及内容不断丰富的当下，不能成为“大杂烩”，而要做到“形散意不散”，这个“意”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我们今后开展教学研究与学科建设工作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周边关系、重要的区域国际秩序和重点国别研究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国关、国政专业的参与，需要在交叉中创新，需要“他者”视角，需要做更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也是未来国关、国政可能的潜在新增长点。我个人的理解是，以前做国关、国政研究的学者一开始有些做新闻传播方向，有些是将西方的理论进行引进介绍，而后又有一些人讨论本土的中国学派构建等有益的工作，下一步则可能需要更多结合田野考察，结合具体的区域国别案例去寻找理论的新突破。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当前的国关、国政的研究者并不具备对象国，特别是非通用语的语言能力。不得不说，这可能会导致他们难以成为“真正区域国别研究的专家”。因此，他们正在做或未来一段时间可以做的工作，可能是探索性的、过渡性的、组织性的工作。如果能为将来培养出“真正的区域国别专家”做一点贡献，也是有意义的。想强调的是，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应该注重“问题导向”。在国家需求的大背景下，不管你来自什么学科，什么理论流派，只要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所以，我们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还是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四个面向”，其中一个是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这正是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根本导向。
在学科建设上，我们可以围绕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做一些文章，注重学科“门槛”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比如，在学科体系中，学科交叉中的交叉方式与学科边界问题、二级学科的设计问题如何解决。我个人有一些初步的思考，我认为学科建设应当首先明确交叉学科之“交叉”如何落实到区域国别学中。这里就涉及到学科边界的问题，也关系到区域国别学如何与国关、国政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到什么程度。二级学科的设计方面，首先，根据学科发展的自身规律，二级学科的建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次，根据官方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二级学科的设置也是一个必然的“程序”。我认为，我们当前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参与者们，应当在这个自然的过程和必然的“程序”中发挥应有的主观能动性、有的放矢地探索建立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学科方面的工作，归根到底还是涉及到“科学”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学术体系的建立。
学术体系的重点涉及一系列理论性工作，作为区域国别学主要交叉的学科、专业，作为社会科学的国关、国政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历来重视理论的建设，同时也积累了大量通过学科交叉推进理论建设的工作经验。众所周知，国关、国政的诸多理论不单单来自于其所属的政治学，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被接纳、吸收、改造进入到国关、国政理论中。甚至国关、国政的学科发展史的一种叙事线索，便是几次理论性的“大辩论”。国关、国政的理论可以被借鉴引入到区域国别学理论，国关、国政自身的理论建设工作经验同样可以被区域国别学理论建设所借鉴。
这里，我想可否探索建立“中国范式”，我个人此前曾抛砖引玉式地提出过一个“共同体范式”，这里简单向大家汇报下。所谓“共同体范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借鉴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理论、世界现代化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世界观，将共同体建构作为观察角度和基本假设，以“共同体”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围绕这一内核形成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纲领。至于话语体系，我想主要是围绕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配套的区域国别学“中国语言”体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强调特色发展和不可替代性。云南大学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将会坚持这个思路，以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为学术基础，以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为主要研究方向。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讨论在地化、国际化、智库化以及技术化的很多方面的问题。
消除异化和鄙视链，解决区域国别学的核心难题
杨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执行院长
前面裘主任有关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基础研究的阐发高屋建瓴，富有洞见，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的一级学科的根本动力在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我曾在外交部工作七年，本科期间学过两年俄语，后又被外交部提前录用而公派赴中亚学习非通用语种吉尔吉斯语，入部后主要从事的工作也是调研。裘主任提到的地区处、综合处、研究室等岗位我也都经历过。作为一个从外交一线转战学术机构的“跨界人”，我对裘主任提到的很多方面都有同样的感受，尤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供给和国家战略需求的不匹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认同。
随着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中国的利益也日益全球化，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在从过去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逐步向“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转化，全球发展赤字、全球安全赤字、全球治理赤字都期待中国做出更大贡献。国际失序需要中国有针对性地提出各种分众化、具体化的双边、地区和全球议程，而没有恰切、准确、客观和可靠的区域国别知识做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换而言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稳稳从“走近”到“走进”世界舞台中央、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特别需要通过有效的外交运筹营建有利于和美西方持久竞争的国际大气候和地区小气候，而这又需要我们克服以往的区域国别研究常见的重大国、轻小国、重政治和安全、轻经济和社会、重双边、轻多边、重浅层知识、轻深层结构等不足。
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落后于现实的，陈寅恪先生等前辈学人所追求的“预流的学问”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缺失或远远不足，有可能导致中国在当下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是未来可能的“惊涛骇浪”冲击时无法安稳应对或至少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如何建设优质的区域国别学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提供国别区域全球知识体系，理应成为我们的自觉意识。
2016年5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曾经联合举办过一次“中国的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历史、理论、方法”学术研讨会，我记得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做了深入骨髓的自我批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问题专家提到的中国的美国研究存在的两种“异化”现象，即国内学术界对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异化为美国外交研究，而对美国外交研究又进一步异化为中美关系研究。当时，中美关系尚未恶化到如今“自由落体式下降”且何时探底并不清楚的地步。回头看，国内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上万人，对于国家应对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的阻遏政策又有多少政策建言抓住了关键呢？甚至几乎所有专家都没有对特朗普执政做好预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牛新春研究员对我国学术界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分析中类似的预测和判断不准现象做过详尽的分析，我自己对国内有关“颜色革命”的知识生产的相关研究也有同样体验。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使乌克兰危机再次爆发，更是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俄罗斯问题专家更像是“砖家”。也就是说，不光是美国研究，而是更广义上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迄今始终存在着将区域国别研究异化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外交研究并进而异化为中外关系研究的两种“异化”现象，以至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所以，今天利用在这么重要的讨论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如何融通发展的机会，我恰恰想不合时宜地提出一个看法，即区域国别学一定要避免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化、绝对化。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当然有高度的紧密关联，但两者的差异又是巨大的。前者更为广谱，是将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当作本体来研究，包含着有关它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法律、军事等多重领域，一般而言更关注理解该国或该地区的结构性因素，透过这些深层知识可以更好地认识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后者则更为聚焦，主要探讨的是一国或特定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对外政策，而区域国别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到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那里就变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黑箱”。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经历了几波浪潮，但除了2012年以来的最近一波外，无论是建国初期在云南、四川、东北等边疆地区部署的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东北亚研究等重点领域，还是1964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北大、人大、复旦建立的亚非拉、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世界研究，抑或是文革后在中国社科院系统和全国高校部署的特定区域国别研究，包括1999和2000年世纪之交在教育部社科司主导的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国际片，无一例外都是在中国实力跃升为全球第二之前。因而，彼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我国其实相对更多是对大国外交而没有作为大国的外交背景下，一来没有“全覆盖”的布局而只能保重点，二来则是形成了重国际关系、轻内部结构的研究传统。这一点在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后还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
问题是，时代变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适应国家的战略需求重新出发，既要沿袭传统重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研究，又要将区域国别研究重内部结构的本质属性带回现场，以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意识驱动区域国别研究，以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增强国际关系研究。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如果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只能以国际关系理论做支撑并且主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的话，多年前学界自我批评的两种“异化”将势必依然作为常态长期存在，裘援平主任今天反复强调和呼吁的实现区域国别研究支撑外交决策这一国家战略需求的理想状态就将继续可望而不可即。区域国别的广谱研究当然要服务于国家间关系建构的终极需要，但“区域国别研究为体、国际关系为用”的逻辑和结构不能颠倒，不能搞错。我们可能要有这样的意识。
除了避免两种异化，我还想建议各位同行要注意克服两条鄙视链。第一条鄙视链指的是做学科研究的看不上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区域国别研究一经在美国创生，哪怕是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美国国内也一直存在学科和区域国别之争，前者指责后者只能供给特殊知识，无法供给更具价值的一般性理论，因而只能做理论的“搬运工”；后者则嘲弄前者沉醉于“象牙塔”的幻象中无法自拔，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能空谈“主义”。中国在此问题上并不例外，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门槛似乎如此之低，以至于未经学科训练的普通人都可以嘲笑我们“论深度比不上历史研究，论速度比不上媒体报道，论内部消息比不上出租车司机”。
实际上，区域国别研究和理论研究有不同的内在逻辑，不同的介入路径，不同的成品产出，不同的评价机制。一个是个案导向，一个是变量导向；一个重应用重对策，一个重系统化的知识构建；一个突出学科互涉，一个突出自我门户；一个强调特殊性，一个强调普遍性；一个务实，一个务虚。做区域国别研究的说搞理论的不接地气，搞理论的觉得做区域国别研究的不仰望星空。这样说起来，确实很容易出现法国学者形容的“聋子的对话”场景，互相瞧不上成为常态不足为奇。实际上，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应该是各说各话、各回各家的状态。理论需要从实践中发现、总结、凝练、升华，实践需要理论的引导、规范、扶持、支撑。现在我们的问题恐怕更多是理论贫困，这在区域国别研究中不算少见。
第二条鄙视链则颇有点中国特色，主要涉及到资源的配置和影响因子的影响，即做大国研究看不上做小国研究的。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国内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类期刊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内控机制，即尽量少发甚至完全不发小国研究方面的成果。如果涉及小国非发不可，最好是在大国博弈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和阐发。在大国研究领域，同样有鄙视链，做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研究的要比做俄罗斯-欧亚研究等相对资源更少的更有学术地位。甚至同样在欧亚研究领域也有更细化的鄙视链，做俄罗斯研究的总归地位要高一些，弱一点做乌克兰研究，再次一点做中亚研究。实际上对于全球中国而言，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已经是内在需求，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都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国际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组同步加速的情况下。
在相当程度上，两种“异化”和两条“鄙视链”的长期存在给当下我国积极推进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带来了较大干扰。上外从2020年起，就积极参加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倡议、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钱乘旦先生牵头，并由山东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共同参与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论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学科，包括将区域国别研究设为第五大方向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对新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都有广泛的异议。甚至在国务院新版学科目录去年9月正式公布后，仍有不少专家坚持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只能是一个研究领域，而无法成为学科。而赞同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高校在设计自身的学科建设方案时，又对二级学科设置满是纠结。且不说本身就充满争议的区域国别研究理论与方法，单就二级学科而言，到底是划分为发达国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研究还是大国研究、中等国家研究、小国研究还是综合研究、专门性研究，一直缺乏共识。而在评价指挥棒尚以大国研究优先的情况下，新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构建如何能促进对中国战略布局而言同样特别重要的小国研究获得增长动力，克服第二条“鄙视链”的负面影响恐怕也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在区域国别学已经由顶层设计获得了一级学科地位的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能否成为一个学科的问题已经无需再做过多讨论了，当前最迫切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是区域国别学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完成学科化的历史进程。我想强调的是，在区域国别研究院遍地开花、区域国别学建构热火朝天的情境中，我们尤其需要严肃的冷思考，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推敲，需要防止区域国别学过于顶天而不立地、并因过热发展而徒有表面繁荣，从而无法克服历史的路径依赖。区域国别学在发展过程中如果还是满足于宏大视角，动辄以某国某地区之名做所谓战略判断，缺乏精细的在地知识，必然无法承担起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及地区治理、服务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知识支撑的战略功能。
我觉得当下学术界最迫切的是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建构。区域国别研究是天然的交叉学科，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问题在于，是不是所有学科对区域国别研究都同等重要？如果不是，哪些学科更不可或缺？如果存在一个黄金组合，怎样的学科组合对区域国别学而言是最优范式？区域国别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主要大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何独到之处？是否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传统并基于此构建了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基于特殊主义还是普遍主义原则来建设？它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区域国别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应该是什么？区域国别学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是否只能采用“拿来主义”？还有很多具体问题，现在尚未得到充分讨论。
第二，区域国别学的基础设施保障。这里所指的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相应的图书文献和系统化的具有较高连续性的数据库。国内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真心不少，仅教育部所属区域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就有近500家，用中宣部和教育部的共同定性来说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问题是又有多少家真正拥有足够的图书资料和数据库做支撑。2009年到2010年我在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欧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当时最让我震撼的就是他们丰富的专业性藏书。其中仅关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的图书，请注意与此无关的国际关系等理论或实证资料不计算在内，当时就有26.5万册。中心还收藏了上千篇的博士论文，几百种专业期刊，相当数量储存在缩微胶卷上的档案资料。毫不夸张地讲，在那里做任何欧亚问题研究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资料。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可能要解决的不光是有大楼无大师的问题，恐怕更迫切的是扎实的资料供给问题。上外也设了国际访问学者项目，一般来说他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图书配置。我们刚刚拥有专业的亚洲特藏和斯拉夫-欧亚特藏近3万册，和国际同行比还处于起步阶段，加速发展迫在眉睫。
第三，“会语言”“通国别”“精领域”的区域国别人才的储备问题。这其中又包含着四个需要重点考虑的维度：一是师资。人才培养，师资为要。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要求我们提供主要大国、重点地区、关键小国研究“全覆盖”的区域国别人才支撑，而卓越人才的培养需要一流师资的配套。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往往面临发表难、进而自然关联到拿课题难、晋升难的尴尬局面。对接我国发展的战略需求要求无论国家、区域大小在研究面前应该一律平等，但目前的考核指挥棒实际上又是导致此前所说两个“异化”、两条“鄙视链”的根源所在。解决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如何“破五维”、如何建构起更科学地多元评价标准、国家如何支持高质量成果发表等难题已经迫在眉睫，否则，指望左右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在摆脱不了传统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培养出适应时代需求的区域国别人才绝对不现实。
二是时间。区域国别学如何学科化？各高校可以继续尝试走特色化之路，但国际形势加速发展已经等不得，偏偏人才培养是特别需要时间的。学硕三年博士至少四年，就算现在起步到真要能用上还要好久。而且在学科建设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保障培养出的就是国家需要的？因此，干中学，学中干可能是必然选择。此外，建国初到60年代的几波区域国别研究浪潮中国家发挥了绝对的主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研究领域和人才培养的分工合作都是类似计划经济一样自上而下设计好、分配好的。我们承认不同高校有区域国别研究的不同传统，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区域国别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自身规律，不少机构出现起起落落也很正常，在人才流动已成常态的情况下，新兴高校是否就一定不如传统强校恐怕不能一概而论。教育部门最好是进行一次认真摸底，尤其是要充分发挥小同行评价的作用，从量和质两个维度考量，进行全国范围的资源配置并建立动态调整的评估机制。可以有一些定向指定建设的重点人才培养基地，但也要给高校自主建设留足空间。一方面，时间不等人；另一方面，做大做强需要精心设计周到安排，时间上又急不得。统筹平衡好是一门艺术。
三是规模。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之后，按照通行做法，势必要有本科教育。美欧近年来的流行做法是学科教育+区域国别项目，后者通常是辅修或荣誉学位。俄罗斯在域外区域学一级学科下开设了本科学历教育，但一来规模有限，只有40多个高校开设；二来从就业市场的反馈看，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区域国别学有很强的应用性，学科交叉的本质属性很容易导致每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学生掌握得都一般般，所谓“门门懂样样瘟”。这样一来，区域国别学的本科教育如何保质保量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价值。北京大学钱乘旦先生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区域国别学现阶段不宜开设本科专业，对此我特别认同。目前上外的做法是本科荣誉学位制，即将在全校范围内开设本科的区域国别学微专业及慕课体系，学历教育我们的重心还是放在硕士博士层面。也就是说，区域国别人才作为国家急需的特殊战略人才，我们的理解是在初始发展阶段还不能走量，要控制规模，以质取胜。其实，即便是研究生教育，恐怕也要考虑人才培养规模的问题，既要小班化、特色化的精英教育，又要考虑一定的规模效应。具有语言基础、区位优势、国际化程度较高、海外研修和实践资源保障充足的条件相对成熟的高校可以先行先试，以学科评估和学科目录调整周期为边界不断调适和优化，建立健全交叉学科门类下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全链条，加大新生代研究力量培养力度，尽快形成可借鉴、可复制、可持续的新型区域国别研究卓越人才培养模式。
四是出口。区域国别学是应用型基础研究，所以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既要以学为支撑，更要以术为导向。学为体，术为用，二者一体两面，但最终检验成效的还是在应用层面上。理论上讲，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了，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理所当然地要像美国在1947-1952年在Area Studies创生期所提出的战略目标一样“全覆盖”。问题是，“全覆盖”旨趣指引下培养的区域国别人才往哪儿用？就业市场有这么大的需求吗？对新鲜出炉的区域国别人才接受度又会怎么样？在没有像传统学科一样的口碑积累的情况下，如何让有志于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或相关工作的学生打消疑虑投身于这一新兴学科的训练之中？又如何避免招生与就业可能的恶性循环问题？考虑到区域国别学的战略之学属性，仅仅全靠市场化来解决上述关键问题可能不是最优选择。既然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是最核心的人才培养目的，至少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国家订货”加市场消化两条腿走路很有必要。很多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方面先行先试的高校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包括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招录的学科目录中并没有将各方自设的区域国别研究纳入，我们精心培养的学生报考国家部委的时候没有办法以交叉学科而只能拿本科的外语专业报名。一级学科的设置会加速这一问题的解决，但这里也有个时间问题。就算今年年内各高校成功申报交叉学科门类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明年招生，第一批次硕士研究生毕业也要到2027年了，博士生正常四年学制毕业要2028年。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开始了5年的硕士生和9年的博士生培养（即便以自设交叉学科算也有2年）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依然无法以区域国别学专业的研究生身份进入就业市场。在此情况下，国家公务员局可能要有一些变通的认定，确保建构起有利于区域国别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小气候。
最后，我想报告一下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的理念和实践尝试。上外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起步早，有传统。早在1980年上外就成立了苏联研究所、中东文化研究所，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最早从事国别区域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随后上外又于1983年率先启动了外语+涉外复合型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型。2000年中东研究所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国别区域研究重镇。2012年教育部首批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上外获批三家。2014年，上外提出要重视国别区域课程建设和学术研究并在政治学框架内设立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启动硕博研究生培养。2016年，学校第14次党代会正式设定建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的办学愿景，是国内较早将区域国别研究定为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高校。此后，上外不断强化这一战略方向，2017年获批14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2018年在教育部、上海市等大力支持下正式成立省部共建、由上外运营、协同上海市高校所属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及备案中心的全新平台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同年创办欧亚文明研究等特色研究生班；2019年上外区域国别研究特色研究生项目入选上海市一流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2020年新亚欧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获批国家级“111”计划；2021年上外第15次党代会再次强化发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既定战略，教育部明确指示要加大对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支持力度，“使其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2022和2023年相关教学成果先后获得上海市高等教育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国家级二等奖。
对于上外而言，2020年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关键之年。当时，上外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以“多语种+”和基于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为中心的“多学科+”叠合发展的自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交叉学科建设方案并成功在教育部备案。根据教育部相关统计，目前国内有10余所高校在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下增设了国别和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多数高校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框架内开设了区域国别研究方向，45％的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备案中心确认推进了交叉学科建设，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少数有自主设置和调整一级学科的高校已经通过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方案。应该说，上外于2020年7月成功将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教育部备案为交叉学科并于当年招收研究生，成为国内首家正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交叉学科建设的高校，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从上外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看，我们是先在政治学框架内设置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后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强化区域国别研究第五大方向建设，在此进程中我们慢慢意识到必须走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文科路径，而不可能走传统学科在研究对象、学科边界、核心概念、主要理论、关键方法都相对清晰基础上的学科化之路。
在2018年至2020年初的欧亚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实践过程中，我们从政治学所属二级学科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中受到了启发。既然本质上属于政治学领域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比较政治学可以用方法来界定学科，那么区域国别研究沿袭这一思路似乎也有可行性。彼时，英国已经推行100多年的现代经典学，即所谓的PPE项目给了我们第二重启发。大家都知道，PPE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涵盖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大现代文科学术领域。PPE课程的设计扎根于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要完整认识社会现象，必须通过几个不同角度而互补的学术方向和分析框架去达成。而政治、经济和哲学，正是被视为理解现代人类社会最为重要的几个角度。
这样一来，在明确超越单一学科、建设交叉学科的目标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的核心问题就转换为确定哪些学科对区域国别学更重要、更不可或缺的学理讨论。2020年4月，在完成校内、校外不同学科的专家多轮论证会后，我们最终确定了现有的建设方案，即将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作为交叉的核心学科。这并不是否定其他学科在参与区域国别学建构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不同学科都和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发生关联，都包含着对特定区域或国家的某一类特定问题的研究。
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2018年在论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基础时曾提出了空间维度、历史维度、文化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分类法，显然前两者对应的学科就是地理学与历史学，而后两者所指正是以人为中心的深层结构及具象活动。任晓教授也强调，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首先是一个时空体，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而人的活动呈现为其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形态。2020年在做学科论证时，我恰恰是首先受王缉思教授有关洞见的启发，从而决定将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视为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的基础。前段时间和北京大学王铭铭教授等交流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相互关系时，我表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比较容易识别，为什么上外在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时对人类学这么友好甚至是偏爱？尤其是人类学尚且没有获得一级学科，而只能依附于社会学、民族学的情况下。这是基于我们的一个问题意识：一方面，现有区域国别研究范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聚焦到抽象的国家而对具体的人有所忽视，但实际上是人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整合到统一场域内。涉及到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时，无论是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外交，抑或是安全、文化，最终都要回到人的本体上来。是人，而不是其他因素，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特定对象国或地区的焦点。另一方面，人类学在理解作为他者的异文化时通常发挥着“读心术”的功能，尤其是它所秉持的文化相对主义理念、将研究对象与本我平等相对的意识以及具体的田野调查等方法都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
裘援平主任在主旨报告中提到了她在中联部负责哥伦比亚调研时对当时的哥伦比亚政党政治除了建构起时间上连贯、空间上全覆盖的系统知识，还特别强调中联部形成的“盯人”传统，即关注30岁左右的可能成长为更重量级政治家的哥伦比亚精英的跟踪研究。这实际上似乎可以作为上外近年来不断强调的“一切区域国别学本质上都是人学”的一个旁证。我记得王逸舟老师在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中两次评述暨南大学已故东南亚问题专家庄礼伟教授的贡献中，也特别强调庄氏及其所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岭南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人学”。上外从2020年起就把人类学这样的二级学科在学理上纳入区域国别学的基础学科并且将其放置在比历史学、地理学这样的传统学科更靠前的位置上，主要的考量就是想把人带回区域国别研究的现场和中心，想部分对冲现有主流范式过于重视冷冰冰的硬实力的现状。在这一点上，我百分百认同王逸舟老师提出的思想，即：把人的因素纳入，尤其是普通人的情感与看法，不同阶层族群尤其是下层阶级和边缘族群的感受得到考量，是今后一段时间外交与国际关系需要改进的方向，是中国从粗放式大国向精致大国转型、从单纯力量型目标朝向品质型目标前进的新阶段。
此外，我们的一个重要考量是，相对于经济学这样的“硬学科”，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都属于边界具有较高开放性的“软学科”，甚至都可以被视为交叉学科。交叉学科再交叉产生新的交叉学科，从学理上似乎更具有可行性。也就是说，这三个学科自身的开放特质，可能会使其相对于那些边界更稳定、开放性较低的学科而言更容易交叉融合。
如前所述，上外的区域国别学建构方案是基于任何区域国别研究都绕不开时间、空间、人间三个场域的认识论。这就像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H. Maslow）从人类动机的角度提出需求层次理论一样，要想维持人的生存就离不开空气、水、食物、睡眠等必备条件；而要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间、空间和人就是所有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必须关注的入门要素，而相对应的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知识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在我们看来，在此基础上再叠加更相关的学科将是区域国别研究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提供了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的问题意识，研究者可以以问题为导向再增补其他必备的学科理论、方法等，需要政治学就加政治学，需要经济学再加经济学，缺什么补什么。在此意义上，区域国别研究者一定是“杂家”，但不是“万金油”式的，而是建立在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三个核心学科交叉基础上的。这又进一步验证了区域国别研究的难度。要想打破外界的鄙视链，先得自己建构起足以值得尊敬的新身份。
沿着多语种、多学科叠加的思路，上外提出了“政治定力、多语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四力一体的区域国别人才综合素养指标体系，其中政治定力突出培养学生对国家、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主体认同”与世界眼光互构，以及对文化差异的自觉意识、批判意识与创新意识；多语能力将语言视为知识、观念、思想、情感载体，谋求借助多语承载的多元知识体系获得客观认知；学科能力瞄准区域国别特殊知识，提升“一国一策”“一事一策”处置素养；话语能力涵盖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和跨文化沟通力，重在塑造破解有话说不出、有理说不清、即便说了外部世界也不理解的常见困局的国际传播能力。
为此，上外开始全面推进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创新改革，借助第一课堂（课程育人）、第二课堂（田野育人）、第三课堂（智库育人）三管齐下培育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兼顾的紧缺战略人才。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这些尝试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以去年11月在新冠疫情仍在持续的情况下，我们师生一行9人去哈萨克斯坦观摩哈总统大选并进行为期两周的田野调查。对比2018年12月类似的田野调查，同学们已经超越了政治学或国际关系的单一视角，真正基于在交叉学科方法论指引下的问题意识进行很多将区域国别作为本体的“真”研究。
总而言之，中国正处于完成民族伟大复兴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关键节点上，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区域国别研究从业者的历史使命。避免前述两种异化，克服两条鄙视链，解决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三大问题，探索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范式，理应成为我们的政治自觉、学理自觉、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
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理论创新的思考
朱锋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在中国高校全面落地和启动，需要解决四大领域内的问题。它们分别是：专业门类清晰化与二级学科设置、跨学科与多学科的人才培养体制、系统化的课程体系、以及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学科理论。我这里侧重就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谈一点个人思考。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国别学基本的研究方法，或者说学科方法论；二是区域国别学的基础性、框架性的学科理论；三是区域国别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路径依赖与方向选择。近年来，我在参与中国国内的区域国别学建设大讨论中，始终在强烈呼吁国际关系学科应该成为该学科落地的牵头专业、牵头学科。我这么做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区域国别研究是国家对外政策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核心问题之一。这要求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要做好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工作、分析工作、把脉工作。政策需要和战略需求的本质是社会科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判断和掌握国家间多层次、复杂的关系互动。这从学科门类来看，人类学、历史学、还是外语学等都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仅学科范式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路径都有很大的区别。区域国别学要响应国家政策发展重大战略需求，一定要落实在社会科学的学科门类之内。这也是我多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切身体会。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社会科学研究尤其需要田野考察等具体和深入的实证研究。
其次、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要牵头？刚才很多专家都谈到一个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在国内现有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的根源在哪里？能不能因为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设而得到带动来进一步解决和成长？我认为从师资力量到专业团队、到研究机构都要进一步反思如何成长壮大。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和壮大离不开国内高校中的资源分配、话语环境以及政治规范的各种限制，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科，各种学科体系都处在转型和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需要在现有的话语环境、政策环境下，通过壮大研究力量和不断追求更高的学术标准的同时，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进程中把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第三、多学科、跨学科的融合协同确实非常需要，但各个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科都在努力希望自己主导，区域国别学建设的方向和路径都会难以避免地出现模糊化。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社会科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共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有共识的方法论、有共识的学科理论，确实可以跨越不同的专业领域，强调共性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
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究竟如何建设和推进？我们可以在不断凝聚学术界共识的基础上共同努力。我个人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基础性、专业性的核心要素。这分别是国家主义、社群主义、发展主义和文化主义。
“国家主义”是区域国别学理论的中心环节，它强调的是我们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论思考和创立必须立足于国际体系今后依然是“国家中心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在坚定和清晰地维护中国利益和中国战略的同时，着眼于国家间无法分离和弱化的竞争关系、共存关系和互利关系，来探讨和研究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建构。“社群主义”是着眼于当前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性，在国与国关系作为研究重点的同时，深入探讨和研究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抓住社会、民间、企业和经贸、文化与宗教等方面的关系互动模式，来拓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深度。“发展主义”是立足于安全与发展已经不可分离的21世纪世界政治的新特点，分析和总结国别与区域层次上不同行为体的政策与战略选择的特性，同时细致研究导致这些特性的“发展因素”。“文化主义”同样也是区域国别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支柱。但社会科学中的文化主义，并不是简单地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来分析其对国家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从观念、认知、规范与行为习惯等视角来分析其文化因素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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