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创造性推进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
观点集萃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对手还是伙伴？
学之探究 何谓“日本学”？
国外经验 二战后日本地域研究概况
国内动态 回顾2022年中国“区域国别学”研讨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编者按】现代意义上的区域国别学形成于二战后的美国，是后者确立全球领导地位催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刚刚起步建设，不少国内学人纷纷把目光投向美国，试图回顾与梳理它的区域研究脉络与成绩，希望汲取经验，获得启发。
尽管如此，美国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其实较为有限，突出标志就是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的长期疏离。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曾坦言：第一，以区域为研究重心的方式不是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国际关系的方法；第二，国际关系标准教材重点讨论分析框架和抽象模式，却忽略了区域研究。所以这就产生了有趣的问题：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都致力于认识与理解外部世界，但为何两者存在如此显著的隔阂？
或许，根本原因在于两种研究目标与路径的张力。一种强调所谓“科学性”，重视发现普遍规律，建设宏观理论，轻视地方性知识与语境化问题。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往往属于这一类。极端者如国际关系学中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甚至直接否定国家“异质性”，主张区域国别研究只能作为单元层次案例，其讨论结果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的基本假设。另一种热衷于人文视角的精细化实证研究，致力于揭示和描述各地方、各社群的详尽个性特征。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取向。这组矛盾助推形成了两种学问看似“近亲”，实为“远邻”的奇妙现象。当然，并非所有国家的相关研究都遭遇了上述难题。而且，鉴于冷战后全球化趋势发展与跨区域问题大量涌现，各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者与国际关系学者也在反思旧式研究范式的局限与缺陷，尝试寻找两门学科融合互鉴，携手共进的思路与方法。所以，在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初期，准确处理本学科与近邻学科关系，借鉴其他学科的建设经验与理论方法，充分发挥“区域国别学”的后发优势，显然是所有建设单位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另外，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也应注意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科学规划。不管从欧美还是我们近邻日本的情况看，其各自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都依靠长年不懈的资源投入，依靠脚踏实地的田野调研，依靠人才队伍的接续传承，依靠数据资料的搜集保存。我国国际问题学界曾长期聚焦“大国”与“周边”，面向其他中小国家与边远地区的知识与人才储备相对不足，需要从零做起、填补空白的地方不少。可以说，我们在某些研究领域亟需勇于走出书斋，跨越国门，做实地调查的专业人才。他们或许必须像昔日探险家与传教士那般，凭借持久毅力，忍耐艰难困苦，深入对象国与区域，做笔记、画地图、熟习当地语言风俗、融入当地社区生活，甘愿为开拓科研新领域，去做最单调无华的、但又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对于这样的学人与学风，我们应该多给予时间上的宽容、精神上的鼓励、资源上的扶持以及成果评定上的重视。
本期简讯中，“主编的话”选自王逸舟教授关于创造性推进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最新思路建议；“观点集萃”概略性呈现了国内外学界围绕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辩证关系的主要见解；“学之探讨”简要介绍了“日本学”研究的概况；“国外经验”聚焦二战后日本地域研究的发展态势；“国内动态”总结了2022年我国学者针对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部分代表性意见。
主编的话 | 创造性推进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
上一期提到，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理基础仍较薄弱，其专有理论和方法论并未成型，离一门独立的学问或学科仍有差距。但若借鉴地质学的“层化”（又名“层理”，英文stratification)概念，或可看出区域国别研究未来可能出现的多向扩展方向，显现年轻学人的更大发展空间。
层化是指岩石沿垂直方向变化所产生的层状构造，它通过岩石的物质成分、结构和颜色的突变或渐现，表现沉积岩的不同年代、生成环境、沉积作用和结构特点，在各层间构成特殊的层理（纹理）。地质学家对其分类解说，展示地质构造及周围大气空间环境的特性，解析宇宙发生和演化规律。
它启发我们，有无丰富且差异化的层化结构和剖析层理，有无自觉的学科整体意识又分门别类，是确立学科形态的关键。懂得国家大局方针、社会经济需要和学术学问发展的关系，懂得区域国别研究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系，懂得一门学科的本体和支撑性科目的互动，懂得学理研究与对策研究的区分，都可视为培育学科形态不可或缺的“学”与“问”。
层化学说的借镜，对于新时代的年轻研究者会有吸引力；在工具论意义上，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辈容易掌握更多的“勘探仪”“监测仪”，愿意吸纳现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工具。区域国别研究想要成为新兴一门学科，只靠资深学者或官方推动是不行的，更多还得依靠新人、新思维、新办法。
结合“层化”思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各地发展与对外交往极具特色的超大国家，特别需要鼓励地方高校和老师们积极性的发挥，激活各自的存量资源、研究潜力及探索尝试。新时代中国式新型现代化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叙事，不能只有权威部门的顶层设计或少数重点高校的版本，更需要不同地区和类别高校的特色版本。各种角色充分施展之日，才是中国特色形成之时。而且，就现实意义而论，在我们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包含丰富各色文化传承基因、半数以上省份自治区涉边涉疆的国家，有创造性的区域国别研究，能够帮助缓解国家和社会面临的涉外难题，如跨境水资源问题、跨境人口流动问题、自然灾害后的勘界维护问题、跨国贩毒和走私问题、边海渔业纠纷问题、海盗及海难处置问题，等等。
中国各地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若下功夫捕捉类似线索，不仅能发展成与国际同行对话的自主性知识，更可打造出适合未来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学的高价值质料。
观点集萃 |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对手还是伙伴？
陈岳指出，完整的国际问题研究可分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和精细化的地区国别研究两部分。两者都关注外部世界问题，都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
但二者差异也很明显。卡赞斯坦强调，美国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加剧了两种研究取向的分裂与对立。林民旺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之所以存在重大分歧，原因如下。第一，研究焦点各异。前者主要关心解析某特定国家和地区，追求获取研究对象的“个性”知识；后者集中关注解析国家和地区间关系，希望发现和总结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互动模式的普遍规律，突出的是“共性”知识。第二，相互抱有偏见。区别国别研究者的弱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国际关系研究者则容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第三，研究目的存差别。区域国别的研究希望“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注重人文方法和移情式体验。这造成一个好的国别研究者容易具有某种“亲某”的倾向。而国际关系研究， 重在“解释”，重视社会科学的方法，基于可视化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摈弃情感价值等主观因素。
但李丹（Daniel Little）也提出，两种学科研究可成为合作伙伴。国际关系理论代表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基本概念框架，提示重大理论问题，推导因果解释机制。此外，面对全球化实践，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但国际关系学科却可为前者提供跨区域层次的共享知识。另一方面，正如日本学者冈部达味尖锐指出：没有地域研究的国际政治学者，除非具备特殊的才能，否则恐怕只能是“进口商”。钱乘旦也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可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广泛而坚实的知识支撑，若没有这些支撑，国际关系研究很难取得深入而有洞见的成果。因此，张云、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道格拉斯·莱姆基（Douglas Lemke）都主张区域国别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大体可发挥两种促进功能：第一，在理论上提供新的增长点，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从大理论转向中观和微观理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狭隘经验；第二，在实践上能够平衡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不同需求。
参考文献
1. Peter J. Katzenstein, “Area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 Volume 2 , Issue 1 , February 2002 , 2002.
2. Daniel Little, “Area stud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Understanding Society, July 28, 2010,
https://understandingsociety.blogspot.com/2010/07/area-studies-and-social-science.html.
3. Amitav Acharya，“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9, No. 3, 2011.
4. Douglas Lemke, “African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 56, No. 1, 2003.
5.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陈岳：《区域国别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7. 林民旺：《学理研究与政策研究：注定渐行渐远？》，《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2期。
8. 钱乘旦：《建设中国风格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刊词）》，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编委会：《区域国别研究学刊》第１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9.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国分良成、酒井启子、远藤贡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三卷）》，刘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10. 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学之探究 | 何谓“日本学”？
狭义的“日本学”指日本开国后欧美学者以翻译与研读日语经典文献为中心，对日本国家、社会与文化自觉开展的体系化、学科化研究。但广义的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研究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日本散论”阶段。它从西方文献中出现日本的记录开始，直至幕末开国为止，最早可追溯到足利时代（1336-1573）。研究成果以西方传教士和旅行者的个人印象点评为主。第二是“日本学”（Japanology）阶段，内容包括日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习俗、艺术、音乐和工艺等领域，以文献典籍为立论基础和资料来源，侧重古典人文学领域研究。欧洲学者是研究主体，尤以英国学者成就最突出。第三是“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阶段，指二战期间及战后，在北美作为亚洲区域研究（Area Studies in Asia）的分支发展起来的专业学术领域。其研究尽管也包括古典人文学研究，但涉及更广泛的日本社会，尤其凸显对村落、企业以及民众当下生活的分析。研究方法以田野调查为主，美国学者代替欧洲学者成为研究主体。
值得一提的是，1872 年 10 月，侨居日本的欧美外交官、学者、商人和传教士在横滨创办“日本亚洲学会”，并创办了一份英语刊物《日本亚洲学会学刊》。该刊物是英语世界早期开展大规模日本研究的体现。
然而有学者主张，早在欧洲日本学形成前，中国学者得益于地缘毗连性与交流密切性，早已发展起以日本为对象的研究。以下仅对近代以前，中国对日研究作简略介绍。近代以后情况，留待后续简讯再作概括。
《山海经》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倭”的记录，而《汉书·地理志》中的“乐浪海中有倭人”记录则标志着中国官修史书正式开始观察日本的存在。《三国志·魏志》里有《倭人传》，记载了倭人国家的地理位置、官制、社会风俗、经济与对华交流状况。此后，公元5世纪的《宋书》、唐代诗人李白缅怀阿倍仲麻吕的诗文、《宋史》中的《日本传》也都有日本国情社情的记载。及至明代，为“知己知彼”、更好抗击倭寇，同时也由于参与认识、观察日本的中国人群愈加广泛，中国对日研究出现飞跃发展，一批诸如《日本考略》《日本考》等综合性专著问世，“学”貌初现。而且，当时的学者已不满足对日本情况的口口相传，而是追求实地调查和一手资料。但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认识日本起步虽早，但把日本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从一开始（即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与欧洲相比并不占优势。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前的日本学研究必然是世界日本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学术遗产，当代中国的日本学研究应以此为鞭策。
参考文献
1. 初晓波、李尧星：《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2期。
2. 高增杰：《日本学与日本文化研究》，《日本问题》，1990年第1期。
3. 聂友军：《早期“日本学”与日本亚洲学会 》，《日本研究》，2016年第1期。
国外经验 | 二战后日本地域研究概况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目前根据会员专业分为历史系（A组，包括外交史、国际政治史等）、地域系（即区域研究方向，包括俄罗斯与东欧、东亚、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六个区域）、理论系（C组，国际政治理论与方法、安全保障、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非国家行为体系（D组，包括跨国问题研究、联合国研究、和平研究、性别和环境研究等）。在日本学术会议中，地域研究也确保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地位，并成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的资助领域之一。日本各主要大学内，普遍有地域研究的教研部门。此外，还有专门从事地域研究的半官方研究机构，如著名的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所以，地区研究一直在二战后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中占有显赫位置，并且与国际关系研究保持着密切关系。
有学者认为，二战前日本的“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东亚研究所”“东京帝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都可看作战后地区研究的前身代表。二战后，日本学科体系极大依存于美国。随着20世纪50年代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学者陆续回国，美国的区域研究也逐步传播到了日本。所以日本的地域研究发展轨迹是“从进口到本土学科”。于是，一些日本大学开始成立地域研究所/中心。1963年，福特财团还专门资助成立了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但与战前日本学术研究紧密服务政治需求与国策实施不同，战后日本包括地域研究在内的学术活动则高度重视与国家政治保持距离，突出所谓“非政治性”。而且，与美国不同，日本地域研究的理论化意识淡薄，而重视传统的实证和历史分析，重视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的学习，重视运用综合方法进行研究，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保存，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研究重点在于发现与识别欧美政治理论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与背离，谋求探索不同于欧美的新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后，在经济腾飞和“国际化”需求的推动下，日本地域研究及相关项目进一步增加，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中都出现了地域研究相关的课程。
总之，基于美国的支持与日本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上战前、战中从事地域研究的积累，战后日本地域研究很快恢复元气，并获得迅速发展，并持续处于较良性的发展状态：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结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学科体制方面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相关课程在大学校园里颇为受人欢迎；研究水准也得到研究者自身和国际社会的认可。
参考文献
1.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の組織構成、https://jair.or.jp/about/organization.html 。
2. [日]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国分良成、酒井启子、远藤贡主编：《日本国际政治学（第三卷）》，刘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 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
国内动态 | 回顾2022年中国“区域国别学”研讨
中国社科学界在回顾2022年学术热点时，均无一例外提到了“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独立一级学科。一年多来，专家们围绕我国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怎样建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知识谱系和学科建制等核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望区域国别学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建设思路。
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是一国由地区走向全球、深入观察世情、构建本国战略的“大国之学”。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相当于推进世界国情的“基因库”建设。区域国别研究在学科交叉融合的维度实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部融通发展；第二阶段是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政治学各一级学科协同交叉的阶段，探索出“文史融通”“外语+”两条发展路径；第三阶段是交叉学科门类下，以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和“优势学科”为基础，经济、社会、军事、安全等领域交叉融合发展。
新时代的区域国别研究首先应全力填补关于海外国家和区域实体对象知识的“绝对缺乏”。其次应将散落在各学科内的知识重组整合，形成以实体对象为核心的全面知识体系，而其中应至少包含三种类型知识，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还有学者强调，新的区域国别研究应确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价值，破除西方中心论，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国家的殖民/区域研究鲜明地区分开来，既能形成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又能为国家的重大现实需要资政建言。
还有专家建议，区域国别研究应尽快形成自身基础理论群、主要研究范式和相关中层理论，增强研究人员的学科归属感。但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区域国别学教学的专门教科书仍较稀缺。因此，教育部应做好顶层设计，多组织区域国别学教材编写组，尽快推出高质量教科书。同时，在日常教学中，应着力探讨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交叉点，让学生既看到知识前沿的理论争论，同时也教给他们语言、事实和系统思维。
值得关注的是，由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主任罗林教授牵头主编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已于2022年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参与区域国别学新增一级学科申报的核心成员：刘新成、钱乘旦、张蕴岭、罗林、韩东育、李晨阳、刘鸿武等专家的经典论述，并分为区域国别学历史使命、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人才培养和研究范式等五个栏目。鉴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尚处探索阶段，该书必然会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发展产生引领和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段丹洁：《 2022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揭晓》，《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月6日。
2. 卢光盛：《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刍议》，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0月28日，
http://ex.cssn.cn/gjgxx/gj_bwsf/202210/t20221028_5556685.shtml。
3. 罗林：《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担当》，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2年6月16日，
http://news.cssn.cn/zx/bwyc/202206/t20220616_5412703.shtml。
4. 罗林：《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月6日，
http://www.cssn.cn/gjgc/gjgc_jwzz/202301/t20230106_5578441.shtml。
5.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关系学编辑部：《2022年国际关系研究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1月9日，
http://www.cssn.cn/gjgc/gjgc_lbt/202301/t20230111_5579324.shtml。
校内活动 |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两位教育家匡亚明校长和史蒂文·穆勒（Steven Muller）校长以远见卓识和超拔魄力，开启了两校意义深远的交流与合作。1982年2月，中国教育部和外交部联合报文，国务院方毅、万里、姚依林、姬鹏飞四位副总理签字批准建立我国改革开放后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中美中心”）。1986年中美中心开始正式招生。
中美中心始终坚持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跨国界，共学、共住、共成长、共发展的人才培养特色，在实践中探索出了独特的涵盖国际政治、国际经济、比较与国际法、能源资源与环境、中美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目标语言教学模式和中美共同管理模式，已发展成为培养国际视野宽广、人文底蕴深厚、通晓不同语言和文化、适应全球化发展、具有厚实专业知识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国际化人才的教育平台。1986年创始之初的证书班，到2022年已开办37期；2006年开设的硕士学位班已至17届；全球新冠疫情期间，中美中心又开启了中国南京、美国华盛顿、意大利博洛尼亚三地联动教学的新模式。
中美中心联合证书项目为一年制，每年招收学生约100名左右；硕士项目学制两年，每年招收约50名。年均在校生200名，其中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各半。南京大学负责招收来自中国（包括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的学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负责招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
中美中心也是中美人文交流和民间外交的样本。每位校友都是人文交流的民间大使，都在以不同方式，做着增进彼此相互理解与相互信任，消弭或减少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赤字”的努力。
欲进一步了解中美中心详细信息，可登录浏览官方网站：
https://hnchome.nju.edu.cn/10603/list.htm。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顾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