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2025年第20期：俾路支地区研究特辑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持续汇聚区域国别学的最新进展，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张元     博士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磊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谭纪婷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国内外学术界对俾路支地区的探索与研究

观点集萃   俾路支分离主义产生之探讨

学人访谈   冀开运教授、周戎高级研究员谈中国的俾路支地区研究

【编者按】俾路支地区研究是中东地区、南亚地区研究中一个复杂且重要的话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布赖恩·斯普纳（Brian Spooner）曾经强调，一些部落人口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融入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而成为被忽略的边缘化人口，这个群体应该得到真正地了解。在这个群体中，斯普纳提及长期生活在俾路支地区的俾路支人。这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希望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因而相继与过往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及现有管辖者巴基斯坦、伊朗等中央政府产生激烈的矛盾。

中巴两国正在联合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经济走廊以巴基斯坦西南港口瓜德尔为起点，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和运营安全。在伊朗方面，伊朗首都德黑兰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迁都计划正作为一项紧急应对措施被提上伊朗政界议事日程，其中外迁至南部莫克兰沿海地带（俾路支地区）成为选择之一。在巴基斯坦方面，2025年以伊冲突对巴伊边界俾路支地区经济民生造成冲击，引发巴基斯坦联邦政府的忧虑。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巴油气开发表达强烈兴趣，美国国务院将巴基斯坦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之一即俾路支解放军的定位从“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升级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一举措耐人寻味。

以上热点新闻都增加了俾路支地区研究的受关注程度。那么，国内外学术界的俾路支地区研究是怎样的状况？本期前沿将重点关注这一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学之探究 | 国内外学术界对俾路支地区的探索与研究

在俾路支地区研究方面，欧美学术界拥有绝对优势，这与其殖民主义历史和大国霸权地位有密切关系。从19世纪初中期开始，为在与俄国的大博弈中取得优势，英国对俾路支地区当地展开了实地调研，留下了珍贵史料。它们生动地反映出了俾路支部落的社会风貌，并为欧美学术界在俾路支地区研究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也形成了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传统和特色。 

181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亨利·波廷杰（Henry Pottinger）的旅途见闻《俾路支和信德游记》（Travels in Beloochistan and Sinde）。[1]1842年，东印度公司的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又名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出版《在俾路支斯坦、阿富汗、旁遮普和卡拉特地区旅途见闻的叙述》（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 Afghanistan, the Panjab, & Kalat,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ose Countries）。[2]1891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军官和语言学家曼塞尔·朗沃思·戴姆斯（Mansel Longworth Dames）出版了关于俾路支语的学习材料《俾路支语教科书：包含各种故事、传说、诗歌和俾路支语—英语词汇》（A Text Book of the Balochi Language: Consisting Of Miscellaneous Stories, Legends, Poems And Balochi-English Vocabulary）。[3]1904年，曼塞尔·朗沃思·戴姆斯主编了世界上第一本俾路支人类学专著《俾路支人：基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素描》（The Baloch Race: A Historical and Ethnological Sketch）。[4]另外，由时任印度公务员行政官贺拉斯·亚瑟·罗斯（Horace Arthur Rose）根据1883年和1892年旁遮普人口普查报告编纂而成的《旁遮普和西北边境省部落与种姓词汇表》（A Glossary of th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Punjab and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也十分重要。这是一部针对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地区的民族学研究著作，最初在拉合尔出版，一共三卷本，里面有关于俾路支部落及历史的详细记载。[5]

在相关著述中，时任英国负责勘察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的军官亨利·波廷杰的《俾路支和信德游记》（Travels in Beloochistan and Sinde）一书最为世人知晓。亨利·波廷杰即为香港第一任英国总督亨利·璞鼎查，他年轻时是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中尉，当时东印度公司对该地区知之甚少，他与朋友兼同事查尔斯·克里斯蒂 （Charles Christie）上尉自愿前往印度和波斯交界的地区进行考察。两人从孟买前往信德，然后伪装成印度人，经陆路前往卡拉特。他们很快被认出是欧洲人，但得以继续前往靠近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境努什基。在那里，他们分开行动：波廷杰继续向西前往波斯，途经克尔曼到达设拉子和伊斯法罕。克里斯蒂从努什基向北进入阿富汗，经赫尔曼德到达赫拉特，再从那里进入波斯，到达亚兹德和伊斯法罕，在那里与波廷杰会合。《俾路支和信德游记》是波廷杰亲身游历这些地区所撰写的游记，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记述了波廷杰的旅程，包括对气候、地形、土壤、动植物、民族和部落、习俗、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观察，第二部分介绍了俾路支地区和信德地区的历史和地理。此外，该书附录复制了克里斯蒂在阿富汗旅行时所写的部分日记。

卡拉特汗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南亚次大陆以前存在于俾路支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英军于1839年11月13日攻占卡拉特都城后，英印政府对俾路支地区进行了实际控制，直至1947年退出印度次大陆。在此期间，英印政府留有大量对俾路支地区进行考察和管理的重要行政文件，这部分材料留存在南亚研究回溯数据库（South Asia Archive）中。南亚研究回溯数据库的时间跨度自1798年到20世纪中叶，数据库内的珍贵资料由南亚研究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而来。南亚研究回溯数据库收录了英印政府在俾路支地区1901年至1931年期间每十年一次开展的普查报告。这些报告主要以政治归属和地方行政区划为基础，围绕宗教、教育、经济等方面介绍俾路支地区的情况，属于基础信息整理和总结。

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成为欧美学术界重视俾路支地区研究的政治背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巴阿边境区域局势成为欧美关心的热点。由于美国政府急需评估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中南亚地区的政策走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派出高级研究员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他接触了当地部落领袖和居民，尤其对俾路支部落地区的社会生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所著的《阿富汗的阴影：俾路支民族主义与苏联的诱惑》（In Afghanistan’s Shadow: Baluch Nationalism and Soviet Temptations）探讨了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历史与西亚南亚地缘政治格局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苏联介入该地区的可能性，尤其关注俾路支地区与阿富汗、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他在1980-1981年间就敏锐地观察到，虽然俾路支部落首领的思想部分受到苏联左翼思想的影响，但由于苏联可能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加上其无法有效控制如获独立的俾路支斯坦，也不能持续性地对俾路支分离主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和财政援助，因而苏联对部落活动的支持是极为有限的。这一预测可以说具有历史预见性。[6]另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又译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巴阿边境斯瓦特和迪尔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以普什图部落社会为主，也提及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一些历史关系，这部分材料记述于其主编的《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一书中。[7]冷战结束后，欧美国家学者继续对俾路支地区研究进行探索。其中2008年马丁·阿克斯曼（Martin Axmann）的《回到未来：卡拉特汗国与俾路支民族主义的起源，1915-1955》（Back To The Future：The Khanate of Kalat and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1915-1955）描绘了俾路支卡拉特汗国在英国统治最后几十年中衰落和解体的过程，分析了卡拉特汗王的保皇派运动试图扭转历史、恢复俾路支殖民前地位的尝试过程，及俾路支保皇派运动与印度穆斯林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互关联，将俾路支地区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8]

英国殖民主义暴行曾经激发了俾路支人的文化自强运动。19世纪80年代，俾路支地区达坎村的毛拉穆罕默德·法兹尔（Mohammad Fazil）聚集了一大批宗教学者，发起了一场泛俾路支主义思想运动。在此期间，累计翻译、编纂的俾路支语与布拉灰语书籍超过500本。这些资料奠定了国内外学术界认知俾路支社会、研究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的南亚本土资料基础。俾路支问题也是南亚、中东学术界在国别史梳理和专题规范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其中比较有亮点的研究类文献包括：卡拉特汗王的后人米尔·艾哈迈德·亚尔·汗·艾哈迈德扎（Mir Ahmad Yar Khan Ahmadzai）的自传《俾路支斯坦内幕：第十三任汗王贝格拉尔・贝吉殿下的政治自传》（Inside Baluchistan：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of His Highness Baiglar Baigi, Khan-e-Azam-XIII），以第一手资料记录了他的人生和政治经历，特别是他在俾路支省加入巴基斯坦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探讨了他对俾路支省历史政治以及他与英国和巴基斯坦政府互动的看法。[9]阿卜杜拉·江·贾玛尔迪尼（Abdullah Jan Jamaldini）专门讲述了俾路支部落和萨达尔制度（Sardari System），用生动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记录萨达尔如何从为部落整体谋利益的人转变为压榨和剥削部落民众的统治阶级。这是研究俾路支部落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被我国巴基斯坦学者陆水林教授译为中文发表于《南亚研究季刊》。[10] 

塔杰·穆罕默德·布里西格（Taj Mohammad Breseeg）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其在俾路支民族主义和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十分出名。他的《俾路支民族主义：起源与发展》（Baloch Nationalism：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对俾路支民族主义进行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溯源和分析性探索，追溯了其从20世纪初至今的根源。此书不仅仅是一部描绘冲突的编年史，更揭示了城市化、知识阶层的崛起以及文化记忆的复兴如何影响俾路支人的政治身份认同。[11]西玛·汗（Seema Khan）、科斯塔斯·劳蒂德斯（Costas Laoutides）的《受困于宗教与族群：伊朗与巴基斯坦俾路支人的身份政治》（Trapped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dentity Politics against the Baloch in Iran and Pakistan）从对比研究入手，探讨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俾路支人因不同的身份标签而陷入不同的边缘化困境，认为伊朗俾路支人主要因逊尼派身份而受到什叶派主导政权的宗教歧视，巴基斯坦俾路支人主要因族群身份被旁遮普人主导的中央政府边缘化。[12]艾哈迈德·礼萨·塔赫尔（Ahmad Reza Taher）的《伊朗俾路支精英的社会政治文化》（The Sociopolitical Culture of Iranian Baloch Elites）通过对伊朗俾路支精英的分层次研究，将其划分为部落首领、逊尼派神职人员穆拉维（Molavis）、受教育群体和富裕阶层四类，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精英群体的形成背景、群体构成、互动关系及对政治社会规范的态度，认为殖民历史、统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造成了伊朗俾路支精英群体由宗教精英主导的政治社会文化特征。文章的突出之处是通过对精英群体的分层次研究，系统地分析了不同精英群体的内在特征和互动关系，并结合历史揭示出伊朗俾路支群体从传统部落结构向宗教主导群体的转变过程。[13]

中国学术界对俾路支地区的研究与欧美、南亚、中东学术界相比处于起步阶段。早期部分学者在对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进行国别介绍时，零星涉及到俾路支问题。例如陆水林教授的《巴基斯坦》，唐孟生、孔菊兰教授的《巴基斯坦文化与社会》，杨翠柏教授等编著的《列国志·巴基斯坦》。[14]随着学术界对俾路支地区研究的愈加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开始进行专题性讨论。其中，冀开运教授、钱雪梅教授是国内俾路支地区专题研究的早期开拓者。冀开运教授于2012年深入地探讨了伊朗俾路支民族问题，以及该民族问题与当地恐怖主义活动的互动关系、与伊朗中央政府的宗教文化政策之间的联系，并对当时伊朗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的走向作出预判。当时，冀开运教授在《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解析》一文中专门指出“中国学术界对俾路支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呼吁国内加强俾路支地区研究。[15]钱雪梅教授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一文中将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作为族裔民族主义的典型案例，详细分析促成俾路支民族主义长期存在的三项因素，强调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之所以长期难以消除，关键一点在于俾路支分离主义者总是从负面去解读联邦政府的政策主张，透过不信任的棱镜看待政府行为，这增加了巴联邦政府通过政策努力化解矛盾的难度。[16]

2013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提出是刺激国内学术界强化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的政策因素。由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安全形势的走向直接关系到中巴经济走廊的成败，加强对俾路支地区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国内一批年青学者对俾路支地区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张元的《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是大陆学界专门研究俾路支分离主义的第一本学术著作，该书从政治学的角度，以行为体为抓手，较为系统地描绘和分析了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的缘起、表征和演进，以及问题背后的成因。[17]在此基础上，张元在《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中还尝试综合运用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巴阿边境的俾路支部落社群结构与普什图部落社群结构进行对比研究。[18]乌昵尔博士在《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探究》中对20世纪20年代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过程、兴起原因、重要特点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9]苏欣博士的《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跨界族群视阈下的俾路支问题研究》等文章，以及武桐雨博士的《内政与外交的互动：论伊朗周边外交中的俾路支因素》深入分析了伊朗俾路支分离主义涉及的相关问题。[20] 于开明博士、闫伟教授在考察英国殖民主义时期的俾路支部落与国家的关系，以及英印政府对当地的殖民主义政策方面富有卓见，文献最大的亮点是对档案材料的深入挖掘。例如，他们在《部落社会视角下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起源新探（1948-1967）》一文中，利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档案馆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印度事务部档案、米尔·艾哈迈德·亚尔·汗·艾哈迈德扎自传，以及巴基斯坦官员和英国殖民官员的回忆录、游记等文献资料，考察英国殖民时期以来，俾路支部落与国家之间从合作走向对抗的互动轨迹，从而探究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深层原因和历史逻辑。[21]19世纪中后期，英属印度政府围绕是否出兵进占印度河以西部落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政策辩论。以罗伯特·桑德曼为代表的“前进派”官员提出推行以“保护原住民社会”为导向的“家长式”间接统治政策，即“桑德曼体系”。郭瑞博士、于开明博士在《论英属印度在俾路支斯坦的部落政策——以“桑德曼体系”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利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档案馆档案、印度事务部档案与私人文件以及英属印度政府报告等文献资料，以“桑德曼体系”为中心系统探究英属印度在俾路支斯坦的部落政策，而非从英俄大博弈的宏观视角考察英帝国在俾路支地区的扩张进程和军事布局，为殖民帝国与部落社会关系研究提供案例。[22]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对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出现的新特征即领导阶层去部落化、反抗手段专业化、分离主义组织统一化的趋势进行观察，兰州大学博士生赵磊正在围绕这个方面展开研究。中山大学马征博士对分布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外非聚集区的俾路支青年的边缘化处境与部分极端化倾向之间的联系正在进行有益探索。

总的来说，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俾路支地区的研究现状主要呈现以下五个特点：一是国内学术界关于俾路支地区的基础性研究仍然落后于欧美、南亚、中东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展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强，但目前基础性、学理性研究尚难以满足决策建议的需要。二是俾路支语拥有完整的口语和书面体系，俾路支语原文材料是研究俾路支地区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且数量极其可观，但是国内缺乏俾路支语人才，目前没有根据俾路支语材料进行研究的成果出现。三是实地考察少，真正到达俾路支地区开展三个月以上田野调查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十分稀少。四是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存在局限性。多数中国学者在探讨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时往往高度聚焦于宏观地缘政治，将其置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等背景下加以分析，主要关注恐怖主义威胁、地区不稳定对项目建设的影响，而较少深入探讨俾路支民族群体的内部社会结构、政治参与模式等。就研究对象而言，也缺少对俾路支部落精英、宗教精英及其与国家执政者互动关系的深入分析。例如，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伊朗俾路支民族群体在历史上同时面临宗教和族群的双重边缘化问题，但对两个因素在实际演变中的相对权重存在分歧。部分学者提出了将两个因素融合起来的分析框架，但对二者在不同时期、不同政策环境下如何发生作用及权重转换缺乏细致的比较分析，国内研究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五是对跨境因素的分析不足。俾路支民族群体分布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交界地区，导致不同国家内的俾路支人的跨境联系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日益明显。社交媒体和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但现有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单一国家境内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分析，而对跨境维度的系统研究相对缺乏。例如，国内学术界尚未充分解释跨境宗教教育体系如何塑造地方宗教精英的话语资源、跨境亲属关系如何在安全冲突中发挥中介作用，以及侨民网络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放大俾路支民族群体的政治能见度等。

注释：

[1] Henry Pottinger, Travels in Beloochistan and Sin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16.

[2] James Lewis (Charles Masson), 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 Afghanistan, The Panjab, & Kalat,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ose Countries, London: Richard Bentley, 1842.

[3] Mansel Longworth Dames, A Text Book of the Balochi Language: Consisting Of Miscellaneous Stories, Legends, Poems And Balochi-English Vocabulary, Lahore: Punjab Government Press, 1891.

[4] Mansel Longworth Dames, The Baloch Race: A Historical and Ethnological Sketch,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04.

[5] Horace Arthur Rose, A Glossary of the Tribes and Castes of the Punjab and 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0.

[6] Selig Harrison, In Afghanistan’s Shadow: Baloch Nationalism and Soviet Temptations, Washin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81.

[7] [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李丽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8] Martin Axmann, Back To The Future: The Khanate of Kalat and the Genesis of Baloch Nationalism, 1915-1955, Karachi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Mir Ahmad Yar Khan Baluch, Inside Baluchistan: A Political Autobiography of His Highness Baiglar Baigi, Khan-e-Azam-XIII, Karachi: Royal Book Company, 1975.

[10] [巴基斯坦]阿卜杜拉·江·贾玛尔迪尼：《俾路支斯坦萨达尔制度的历史背景》，陆水林译，《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

[11] Taj Mohammad Breseeg, Baloch Nationalism: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Lahore: Royal Book Company, 2004.

[12] Seema Khan and Costas Laoutides, “Trapped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dentity politics against the Baloch in Iran and Pakistan,” Dynam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Vol. 17, No. 2, 2024.

[13] Ahmad Reza Taher, “The Sociopolitical Culture of Iranian Baloch Elites”, Iranian Studies, Vol. 46, No. 6, 2013.

[14] 陆水林：《巴基斯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版；唐孟生、孔菊兰：《巴基斯坦文化与社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杨翠柏、胡柳映、刘成琼编著：《列国志·巴基斯坦》，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15] 冀开运：《伊朗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解析》，《世界民族》2012年第4期。

[16] 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

[17]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18] 张元：《巴阿边境普什图部落地区为何冲突频发？》，《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9] 乌昵尔：《俾路支早期民族主义运动探究》，《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6期。

[20] 苏欣：《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武桐雨：《内政与外交的互动：论伊朗周边外交中的俾路支因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4期。

[21] 于开明、闫伟：《部落社会视角下巴基斯坦俾路支运动起源新探（1948-1967）》，《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4期。

[22] 郭瑞、于开明：《论英属印度在俾路支斯坦的部落政策——以“桑德曼体系”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25年第8期。

观点集萃 | 俾路支分离主义产生之探讨

1839年11月13日，卡拉特汗国遭到英国军队攻占，后被肢解为三个部分。1871年根据“戈尔德斯米德线”，汗国西部被划归波斯（今伊朗）；1893年根据“杜兰线”，汗国北部部分地区被划归阿富汗；其余部分由英属印度控制，以卡拉特土邦为核心，后期归属巴基斯坦。生活在俾路支地区的俾路支人希望将这些被分割区域统一起来，建立“大俾路支斯坦国”，因而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中央政府产生矛盾。伊朗的俾路支人在1928—1931年和1969—1973年发动大规模武装反抗，试图脱离巴列维王朝统治。1946—1947年间，英属印度区域的俾路支人也表达了独立建国的诉求，同穆斯林联盟之间就卡拉特土邦（前身为卡拉特汗国）是否应加入巴基斯坦联邦这一问题出现了明显的意愿分歧，并先后于1947—1948年、1958—1959年、1963—1969年、1973—1977年、2005—2009年，五次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希望脱离巴基斯坦联邦。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困扰着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三国政府，对国家政权的地方管理造成冲击，并且跨界分离主义对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巴基斯坦是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发展的核心区域，建国以来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不断增多。巴建国初期，分离主义武装力量主要是阿卜杜勒·格里姆·汗（Abdul Karim Khan）于1948年成立的俾路支民族解放委员会（Baloch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BNLC）。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马里、布格蒂等部落武装逐渐发展，并在60年代形成“帕拉里”游击队（Parari guerrma）。20世纪70年代，“帕拉里”游击队发展为俾路支人民解放阵线（Balochist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BPLF）。20世纪80年代以后，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派别较之以往明显增多，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俾路支解放军（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BLA）、俾路支联合军（United Baloch Army，UBA）、俾路支斯坦军（Lashkar-e-Balochistan，LeB）、俾路支共和军（Baloch Republican Army，BRA）和俾路支解放阵线（Baloch Liberation Front，BLF）这五个组织。

武装组织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发展还出现了两个突出现象。一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城镇青年的加入。1967年11月26日，俾路支学生组织（Baloch Students Organisation，BSO）成立，它与卡拉奇大学的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Students Federation）紧密合作，组织俾路支省青年人参与政治运动，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俾路支学生组织包括四个派别——人民派（Baloch Students Organisation-Awami）、帕贾尔派（Baloch Students Organisation-Pajjar）、门加尔派（Baloch Students Organisation-Mengal）和自由派（Baloch Students Organisation-Azad）。自由派于2002年独立后，成为俾路支学生组织中主张最为激进的派别。2009年，来自马斯凯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高级知识分子阿拉·纳扎尔·俾路支（Allah Nazar Baloch）组建了俾路支解放阵线，成为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共和军的后援。2018年，另两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派系出现，一是俾路支共和军的古尔扎·伊玛目派（Baloch Republican Army-Gulzar Imam），其领导人古尔扎·伊玛目（Gulzar Imam）原是俾路支学生组织自由派在本杰古尔地区的负责人，二是俾路支解放军的阿斯拉姆派（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Aslam），即马吉德旅（Baloch Liberation Army-Majeed Brigade），长期借用巴、伊、阿边境地区的管理漏洞进行跨境活动。2021年10月，马里部落权贵迈赫兰•马里（Mehran Marri）失去了对俾路支联合军的控制。2022年1月，俾路支联合军的发言人穆里德·俾路支（Mureed Baloch）率领追随者与俾路支共和军古尔扎·伊玛目派合并，组成俾路支民族主义军（Balochistan Nationalist Army）。对此，2023年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曾发布报告，提醒巴联邦政府注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的现象。

二是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的恐怖主义化。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国土安全研究中心“恐怖主义全美研究网络”数据，2011-2015年，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联合军、俾路支共和军、俾路支解放阵线发动的恐怖袭击次数分别是87次、75次、254次和121次。2014—2015年，仅俾路支共和军发动的袭击就高达103次和84次。[1]俾路支解放军是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中的最强组织，分别于2006年4月9日和2006年7月被巴基斯坦和英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在2025年8月被美国定性为“外国恐怖组织”，其采取的战术手段日趋极端化，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是其突出标志之一。俾路支解放军于2010年秘密组建特殊敢死队——马吉德旅，最初鲜少行动，2018年由阿斯拉姆·俾路支（Aslam Baloch）领导后逐步活跃起来。2018年8月，阿斯拉姆·俾路支甚至派出自己的儿子赴死执行马吉德旅任务，在达班丁制造自杀式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根据2024年1月联合国评估数据，马吉德旅有60至80名人员可随时执行人肉炸弹式袭击任务。[2]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与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联动也在加强。巴基斯坦塔利班与巴联邦政府和平谈判破裂后，针对巴本土的袭击活动呈增长态势，其成为威胁巴基斯坦的头号恐怖主义组织，并寻求与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结盟。根据2025年7月联合国报告，俾路支解放军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巴阿边境共用训练营地，并得到“基地”组织成员在意识形态和武器技术方面的指导。[3]俾路支解放军及其马吉德旅还多次针对中资企业、人员设施进行自杀式恐怖袭击，导致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安全成本增加。 

近年来，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合并现象频繁。2018年11月，俾路支解放军马吉德旅、俾路支解放阵线、俾路支共和军古尔扎·伊玛目派、俾路支共和卫士（Baloch Republican Guards）组成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Baloch Raaji Aajoi Sangar，BRAS）。2022年1月，俾路支联合军中的穆里德·俾路支（Mureed Baloch）及追随者与俾路支共和军古尔扎·伊玛目派合并，组成俾路支民族主义军（Balochistan Nationalist Army），正式加入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2025年2月24日至26日，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解放阵线、俾路支共和卫士（Baloch Republican Guards）、信德革命军（Sindhudesh Revolutionary Army）四个组织完成合并，以俾路支民族军（Baloch National Army）的统一身份开展分离主义活动。3月11日，俾路支民族军制造了首次重大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即贾法尔列车恐袭案。俾路支民族军通过预先埋设的爆炸装置破坏了铁轨，于锡比地区的第8号隧道附近对奎达开往白沙瓦的贾法尔列车进行袭击，绑架杀害多名平民人质，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

在伊朗境内，活跃的俾路支分离主义武装主要是正义军（Jaish ul-Adl）、安萨尔·福尔坎（Ansar al-Furqan）等，以上武装团体可以追溯至阿卜杜马利克·里基（Abdolmalek Rigi）领导的真主军（Jundullah，后更名为伊朗人民抵抗运动（People’s Resistance Movement of Iran，PRMI））。阿卜杜马利克·里基出生于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扎黑丹，曾经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穆萨克尔的经学院学习。真主军多次袭击伊朗中央政府和军队领导人，突出事件是2005年12月袭击时任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的车队、2009年10月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造成革命卫队陆军副司令努尔·阿里·舒什塔利（Nar Ali Shooshtari）、革命卫队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司令官拉吉布·阿里·穆罕默德扎德（Rajab Ali Mohammadzadeh）等人遇难。2010年2月，伊巴两国情报部门合作，逮捕和处决了阿卜杜马利克·里基。2012年后，前真主军成员陆续成立分离主义武装即正义军与安萨尔·福尔坎。

伊朗分离主义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境恐怖主义活动比较频繁，从而对地区安全和伊巴双边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伊巴两国在镇压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上的共识是长期性的，因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国家安全稳定，既是德黑兰方面的基本底线，也是巴基斯坦的核心关切。2004年11月22日，伊朗锡斯坦—俾路支省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签署合作文件结成兄弟省份。但是，伊方担心巴联邦政府无力控制俾路支分离主义而对伊边境安全造成损害。伊巴两国因恐怖分子跨境活动常产生外交、军事摩擦。例如，2023年12月，正义军袭击了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拉斯克县的警察局，2024年1月16日伊朗发动空袭摧毁了正义军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本杰古尔地区的两个重要据点。伊朗此举迅速引发巴基斯坦的反击。1月18日，巴基斯坦针对俾路支解放军、俾路支解放阵线在伊朗萨拉万市的据点发动了数次空袭。

综上，可以说，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是俾路支地区研究中的最核心话题，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成果最多，涵盖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多学科。各国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按照研究视角的不同，学术界对俾路支分离主义的研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中央政府责任说、萨达尔制度说、相对剥夺的经济刺激说。此外，部分学者从外部干涉和国际环境的角度讨论了俾路支分离主义发展的原因，但明确指出这些因素并非俾路支分离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而是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中央政府责任说的解释逻辑是，执政政府采取了可能不恰当的政策，使俾路支人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因而刺激分离主义分子的反抗。例如，艾迪尔·汗（Adeel Khan）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重新爆发的分离主义叛乱：军事化国家和持续的经济剥夺》（Renewed Ethnonationalist Insurgency in Balochistan, Pakistan: The Militarized State and Continuing Economic Deprivation）中认为，巴基斯坦军队将巴国人民看作军事管辖的对象，对于拒绝服从命令的可疑人士和叛乱分子，往往采取暴力手段予以征服，是造成俾路支分离主义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4] 西玛·汗（Seema Khan）、科斯塔斯·劳蒂德斯（Costas Laoutides）的《受困于宗教与族群：伊朗与巴基斯坦俾路支人的身份政治》（Trapped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dentity Politics against the Baloch in Iran and Pakistan）认为，复杂的地缘政治历史是两国俾路支人经历的共同背景，但巴伊两国中央政府通过不同的身份标签对俾路支人进行差异化的结构性压迫是引发国内持续冲突的重要原因。[5] 瓦赫・S.博亚吉安（Vahe S. Boyajian）在《俾路支认同中是否存在民族宗教因素？》（Is There an Ethno-Religious Aspect in Balochi Identity?）认为伊朗宪法不承认民族少数群体，仅承认宗教少数群体，同时逊尼派又不在被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范围内，因此俾路支群体在法律上面临民族身份被剥夺和宗教身份被削弱的双重困境，导致俾路支民族群体在伊朗国家体制内的结构性劣势。[6] 伊里姆·哈里姆（Irm Haleem）在《巴基斯坦的种族宗派暴力及普力夺主义倾向》（Ethnic and Sectarian Violence and the Propensity Towards Praetorianism in Pakistan）的研究，激烈的民族冲突使巴基斯坦社会信任度不足，反过来导致了军队对巴政治的长期干预。强硬的军事措施使得暴力冲突愈演愈烈。[7]以上判断受作者本人特定立场价值观的影响，在阅读文献时需要读者增强独立思考能力，有的学者对中央政府责任说就提出了不同思路和看法。例如，米提亚兹·阿里（Imtiaz Ali）在《俾路支问题》（The Baloshistan Problem）中并不认为巴联邦政府军队的强硬措施要为俾路支分离主义的激化负责。他认为巴联邦政府对于俾路支问题的处理没有上升到国家分裂的政治层面，才助推了俾路支分离主义的发展。[8]

萨达尔制度（Sardari System）说认为部落制度是俾路支分离主义反复发生的重要原因。弗农·休伊特（Vernon Hewitt）在《巴基斯坦的族群建构、省际认同与民族主义：以俾路支省为例》（Ethnic Construction, Provinci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in Pakistan: The Case of Balochistan）中认为巴联邦政府长期运用暴力处理问题，而较少考虑部落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结果激怒了俾路支部落首领，他们联合起来反抗中央。[9] 米尔·谢尔·巴兹·坎特兰（Mir Sher Baz Khetran）在《俾路支省危机：挑战与机遇》（Crisis in Balochist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中重点分析了部落体制的弊病。他认为，部落萨达尔特权的世袭性使得萨达尔极力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他们在利用民众的族属认同，与政府进行政治斗争。[10] 法尔汗·哈尼夫·西迪基（Farhan Hanif Siddiqi）在《巴基斯坦的族群政治：俾路支、信德与穆哈吉尔族群运动》（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akistan: The Baloch, Sindhi and Mohajir Ethnic Movements）中注意到部落首领对待执政政府的异同。[11] 艾哈迈德·礼萨·塔赫尔（Ahmad Reza Taher）在《伊朗俾路支精英的社会政治文化》（The Sociopolitical Culture of Iranian Baloch Elites）中对伊朗俾路支精英进行分层次研究，将其划分为部落首领、逊尼派神职人员穆拉维、受教育群体和富裕阶层四类，系统地分析不同精英群体的内在特征和互动关系，揭示出伊朗俾路支分离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次结构原因。[12] 菲利普·卡尔·萨尔茨曼（Philip Carl Salzman）在《伊朗的少数民族：霍梅尼之后的民族主义和族群问题》（Minorities in Ir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fter Khomeini by Rasmus Christian Elling）中认为，俾路支民族群体曾在巴列维王朝时期数次发动反对伊朗中央政府的叛乱，但松散的部落结构难以支撑其取得最终的行动胜利。[13]

相对剥夺的经济刺激说认为，执政政府难以有效平衡俾路支地区与其他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问题。由于省份间的发展差距落脚于少数民族群体上，使俾路支人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乃至怨恨情绪。例如，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G. Wirsing）在《俾路支民族主义与能源地缘政治：巴基斯坦分离主义语境的变迁》（Baloch Nationalism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Resources: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Separatism in Pakistan）中认为，俾路支分离主义运动与过去相比，最大不同点在于能源或自然资源上的争议。这前所未有地刺激了俾路支分离主义势力借助能源、资源问题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决心。[14] 2025年国际危机组织报告《伊朗俾路支地区的不满与治理失当》（Grievance and Flawed Governance in Iran’ s Baluchestan）认为，伊朗俾路支地区的长期动荡是由发展不足、结构性群体歧视和水资源危机叠加导致的。[15]以上判断有时带有明显的西方政治正确性，这也需要读者增强判断力。

在国际干预方面，贾斯廷·S·邓恩（Justin S. Dunne）在《俾路支危机：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Crisis in Balochist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Baloch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Pakistan）中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对俾路支地区采取的殖民主义政策为日后俾路支省与巴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埋下了隐患。[16]翁布里恩·贾维德（Umbreen Javaid）和贾沃里亚·贾汗吉尔（Javeria Jahangir）在《俾路支省：全球政治中的关键因素》（Balochistan: A Key Factor in Global Politics）中对印度、美国、俄罗斯等国在俾路支问题上的利益博弈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17] 弗雷德里克·格拉雷（Frederic Grare）在《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复兴》（Pakistan: The Resurgence of Baluch Nationalism）中重点分析了印度、美国对俾路支问题的态度和活动。[18] 狄摩西尼—丹尼尔·格奥尔基（Demostene-Dorinel Gheorghe）在《俾路支省及其在南亚的地缘战略潜力》（Balochistan and Its Geostrategic Potential in Southern Asia）中分析了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在俾路支地区的利益关切。[19]外部干预说揭示了俾路支问题的复杂性，展现了外部势力干预对俾路支分离主义发展起到的重要影响。不过，较多学者认为阻断外部干预有助于解决俾路支分离主义问题，但是很少有学者认为这是治本之策。

注释：

[1]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The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START),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ast updated: July 2018, http://www.start.umd.edu/gtd/.

[2] “Letter dated 23 January 2024 from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pursuant to resolutions 1267 (1999), 1989 (2011) and 2253 (2015)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anuary 23, 202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035877?ln=en&v=pdf, p.19.

[3] “Letter dated 21 July 2025 from the Chair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Committee pursuant to resolutions 1267 (1999), 1989 (2011) and 2253 (2015) concerning 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 (Da'esh), Al-Qaida and associated individuals, groups, undertakings and entitie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uly 21, 2025, https://docs.un.org/zh/S/2025/476, p. 18.

[4] Adeel Khan, “Renewed Ethnonationalist Insurgency in Balochistan, Pakistan: The Militarized State and Continuing Economic Deprivation,” Asian Survey, Vol. 49, No. 6, 2009.

[5] Seema Khan and Costas Laoutides, “Trapped between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dentity politics against the Baloch in Iran and Pakistan,” Dynam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Vol. 17, No. 2, 2024.

[6] Vahe S. Boyajian, “Is There an Ethno-Religious Aspect in Balochi Identity?” Iran and the Caucasus, Vol.20, No.3–4, 2016.

[7] Irm Haleem, “Ethnic and Sectarian Violence and the Propensity Towards Praetorianism in Pakist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4, No. 3, 2003.

[8] Imtiaz Ali, “The Baloshistan Problem,” Pakistan Horizon, Vol. 58, No. 2, 2005.

[9] Vernon Hewitt, “Ethnic Construction, Provinci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in Pakistan: The Case of Balochistan,” in Subrata K. Mitra, R. Allison Lewis, eds., Subnational Movements in South Asia, Boulder, 1996.

[10] Mir Sher Baz Khetran, “Crisis in Balochista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trategic Studies, Vol. XXXI, No. 1&2, 2011.

[11] Farhan Hanif Siddiqi,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Pakistan: The Baloch, Sindhi and Mohajir Ethnic Mov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2] Ahmad Reza Taher, “The Sociopolitical Culture of Iranian Baloch Elites,” Iranian Studies, Vol. 46, No. 6, 2013.

[13] Philip Carl Salzman, “Minorities in Iran: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after Khomeini by Rasmus Christian Elling,” Th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Vol.6, No.2, 2015.

[14] Robert G. Wirsing, “Baloch Nationalism and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Resources: The Changing Context of Separatism in Pakistan”, Working Paper, Title 17, United States Code, Section 101, April 2008.

[15] “Grievance and Flawed Governance in Iran’s Baluchestan”, Middle East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Zahedan/Washington/Brussels), August 19, 2025.

[16] Justin S. Dunne, Crisis in Balochistan: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Baloch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Pakistan, Master’s Thesis of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California, June 2006.  

[17] Umbreen Javaid and Javeria Jahangir, “Balochistan: A Key Factor in Global Politics,”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30, No.2, 2015.

[18] Frederic Grare, “Pakistan: The Resurgence of Baluch Nationalism,” Carnegie Papers, South Asia Project, No. 65,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6.

[19] Demostene-Dorinel Gheorghe, “Balochistan and Its Geostrategic Potential in Southern Asia,” Strategic Impact, Vol. 52, No. 3,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