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区域”研究的七色光谱
观点集萃 中国学者对国际区域学的理论探讨
学之探究 欧洲学在中国
国内动态 中国学界对区域国别学主导学科的论争
国外经验 从牛津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看英国区域国别研究
学人访谈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学：与赵光锐副教授访谈
【编者按】随着区域国别学被设立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全国各大高校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等重大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史观之，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辩论。因此，我们应乐见并欢迎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坚信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理性论争成为推动这门交叉学科跨越式发展的“润滑剂”。
当前，我国区域国别学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例如，究竟发端于美国的现代区域国别学是冷战的产物，还是可以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开创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新局？再如，区域国别学理应回归“地方”（local）并以探寻特殊性的“地方性知识”为主要目的，还是有望通过总结具体区域的经验而得出通则性（generalized）的普遍理论？
必要的学术探讨，尤其是具有反思批评的论争，有助于让类似问题“愈辩愈明”。同时，引进、批判和比较国外经验，也是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应有之义。诚如著名欧洲研究专家陈乐民先生所倡导的，欧洲学是一门“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的学问，这反映出中国老一辈研究者通过研究欧洲实现振兴中华的宏愿。欧洲学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尚且如此，内涵更丰富、范围更宽广的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自然更甚。
为此，本期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继续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尤其从中外比较的视野并聚焦于欧洲研究与欧洲学的相关讨论，为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添砖加瓦。在“主编的话”栏目，王逸舟院长提出东亚区域研究的“七色光谱”概念，主张对“东亚乃至世界上其它区域的分析追踪，应避免套用狭窄或线性的尺度，而须使用不同工具和方法，使衡量对象变得立体生动。”
“观点集萃”摘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教授构建国际区域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学之探究”简要回顾了欧洲学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与不足。“国内动态”整理了中国学界当前对区域国别学主导学科的论争。“国外经验”以牛津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为个案，窥探英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特点与不足。
本期简讯新设了“学人访谈”栏目，通过与赵光锐副教授的访谈，试图呈现中国学界与德国学界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学。期待本期简讯为学界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些许新的思路。
主编的话 |“区域”研究的七色光谱
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教授曾经说过，东亚地区就像一个马赛克，具备不同的层面与色彩。确实，中国所处的这一区域，首先有它的自然地理特性，作为毗邻西太平洋的东部亚洲，其人口、资源、气候、幅员具有与其它区域（如中亚、南亚、西亚）不同之处。它又是经贸意义上的世界经济重要板块之一，作为全球经济三大支柱之一发挥作用，尤其近几十年随着一批“小龙”“小虎”的活跃和中国的崛起而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内部发达经济体与落后经济体的极度不平衡，也带来区域的特殊互补性与脆弱之处，包括优劣条件及潜力。
东亚还是一个政治上充满矛盾和差异的区域，无论中国大陆台湾之间、南北朝鲜之间、东北亚东南亚之间，都有大相径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经常出现“政冷经热”或“政热经冷”等看似矛盾的有趣景象。不用说，这一地区同时是军事意义上充满对抗性、战略风险和不确定的一个区域，使其它区域的观察家大惑不解，也让域外的某些势力有机可趁；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如何在政策层面持续“亲诚惠容”，如何从理论层面解说区域的一体化加深与发展水平拉大的矛盾现象，都是不简单却充满意义的课题。
再从历史角度观察，往古老源头看东亚也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具有悠久传统和独特文化基因，对于未来世界各民族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有无限潜力；观察近代画面，这一区域又留下西方殖民、受剥削和革命造反的多重印记，后者与古代东亚的轮廓线索大相径庭，令“东亚”范畴充满张力和变动性。再从国家内部的社会层面分析，东亚地区有全球最多样化差异化的族群、社区、基层单元及民间组织，有各种微妙的、非法理非制度层面的互动线索，国家与社会关系极不同于譬如讲欧美、非洲等区域。
以上描述虽然简单，却也提醒我们，对于东亚乃至世界上其它区域的分析追踪，应避免套用狭窄或线性的尺度，而须使用不同工具和方法，使衡量对象变得立体生动。换言之，自然地理、经济贸易、政治制度、安全架构、古代文明、近代历史、社会关系等要素，或可成为显现“区域”概念的七色光谱，成为研究探索的多维空间。
观点集萃 | 中国学者对国际区域学的理论探讨
随着国家近年开始重视区域国别研究，全国建立了各类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来自政治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就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设置与理论建构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教授为代表的国际问题学者，对国际区域学的理论构建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
张教授指出，国际区域研究既包括区域综合研究，亦包括国别研究。“区域”和“国别”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研究区域离不开对国别的研究，研究国别也不能忽视所在的区域。但作为一门学问，可统称为“国际区域学”。要创建国际区域学理论体系，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即国际区域是什么？国际区域如何构成？以及，国际区域如何运行？这三个问题涉及国际区域的构成、定位及其理论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国际区域的构成基础。国际区域介于国家和世界之间，是一个多国共处的地缘与利益空间。其核心问题是不同国家如何相处，涉及利益分享、关系处理与制度构建。国际区域学理论是在对世界不同国际区域的研究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国际区域构成与运行的一般规律。国际区域学理论构建既包括地缘基础上的国际区域，也涵盖基于利益的功能性区域。
其次是国际区域的认知与定位。从地缘角度来看，国际区域是一种具有政治与社会要素链接内涵的自然属性。但由于国家认同导致国家对区域也产生身份认同，进而赋予区域以特殊的定位并愿意在处理区域关系和机制构建等方面给予特殊安排，国际区域也就拥有独立的治理权属性。国际区域的关系结构主要基于三个层次，即国家间关系、区域关系和区域间关系。三个层次间的关系相互交织、彼此作用，促进或掣肘国际区域的向好发展。
最后是国际区域理论的研究方法。国际区域学是运用交叉学科研究方法对国际区域的构建、运行与发展进行综合研究。国际区域研究可分为三种，即基础研究、功能研究、制度研究。其中，基础研究着重于对构成区域的基础因素（地缘和国家）展开研究，功能研究侧重于对构成区域的链接机制（政治、经济、文化在区域运行中的功能）进行分析，制度研究则强调对国际区域的制度构建和区域治理的探究。
张蕴岭教授指出，构建完整的国际区域学体系，需要花很大的工夫。但鉴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做好国际区域学不仅是加强研究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的需要。如果以国际区域学理论构建为方向，有望改变以往国际问题理论大多由国外学者领衔的被动局面。
参考文献：
1.张蕴岭：《对国际区域学理论的探讨》，《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
2.张蕴岭：《国际区域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3.张蕴岭：《国际区域学思考》系列连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4、5、8、10、12、14期。
学之探究 | 欧洲学在中国
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构成要件之一，欧洲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40余载。欧洲学是对欧洲现状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包括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基础性研究和对研究对象行为的研究。尽管国内学界针对欧洲学的系统论著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学界不严格区分“欧洲学”与“欧洲研究”的差异），但有关欧洲研究的学术成果却汗牛充栋。
欧洲学与欧洲研究既紧密关联又相互区隔。欧洲学源于欧洲研究，但前者主要是基于多学科与跨学科视野、基础理论研究并致力于发展出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框架，后者则泛指对欧洲各国的国别研究，集中于对作者所处时代的欧洲问题展开探讨与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与学问，“欧洲学”是不同于“欧洲研究”的。
中国的欧洲学渊源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时期，其研究基础则脱胎于1949年以后以服务于我国外交政策为主要目的的欧洲问题研究。不过，中国现代意义上欧洲学的产生，既与国际局势有关，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
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欧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截然不同并尖锐对立，国内学界当时对于东、西欧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开进行的。冷战的结束为国内学界进行“统一的欧洲研究”提供了契机，尤其是随着我国打开思想解放与百家争鸣的大门，这使得欧洲学逐渐孕育发展成为可能。
欧洲学步入快速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社科院西欧研究所（1993年更名为欧洲研究所）和《西欧研究》（1993年、2003年先后更名为《欧洲》《欧洲研究》），分别作为中国第一个欧洲问题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和第一份全国性欧洲研究学术刊物在1981年和1983年的成立与出版。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著名欧洲研究专家、中国欧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陈乐民研究员在1990年代首倡欧洲学（Eurology）设想，主张对欧洲开展立体、多层面与综合的系统观察与深入研究，构建欧洲研究的学科体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外界交流的持续增加，尤其是欧洲与世界格局的剧变，欧洲学逐渐步入繁荣发展时期，该学科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经过40多年的发展，欧洲学在中国已经较为成熟，主要特点包括：从事与欧洲研究相关工作的学者与成果数量持续增加；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更加注重运用多学科、跨学科方法研究欧洲。
另一方面，欧洲学仍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将欧洲研究局限于范围更狭窄的“欧盟研究”，并在认识维度将欧洲研究等同于欧盟研究。而且中国学界主要聚焦于英法德等少量几个欧洲大国，忽视对意大利、波兰、塞尔维亚等南欧、东欧等国家的研究。因此，全面的、整体的欧洲学仍有待在中国建立。
参考文献
1.陈乐民：《关于“欧洲研究”在中国》，《欧洲》2001年第1期。
2.刘立群：《欧洲学刍议》，《欧洲》1995年第4期。
3.钱乘旦、胡莉：《区域与国别研究视野下的“欧洲研究”——关于欧洲研究发展方向的讨论》，《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
4.沈雁南：《“欧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光明日报》2001年8月14日。
5.沈雁南：《论中国的“欧洲学”建设问题》，《学术界》2000年第5期。
6.周弘：《新中国欧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7日。
国内动态 | 中国学界对区域国别学主导学科的论争
随着区域国别学成为国家新设立的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国内各大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围绕相关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其中引起中国学界较为激烈辩论的一个议题是：哪个学科应成为区域国别学的主要支撑或主导学科？学者专家仁者见仁，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一派观点认为，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需要明确主要的支撑学科。如有的学者指出，发展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要融合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的大背景，认为“无论是借鉴美国经验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要，区域国别学首先应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系列”，主张建立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国际问题研究。
另一派观点认为，“在学科初创期，无需人为设定知识等级和主导学科”。有学者表示，部分人士“仍然要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理解为某一个界限非常清楚的、边界非常明显的固态领域”的认知存在局限，因为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的知识积累”，而设定任何主导学科并不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目前，国内学界围绕区域国别支撑学科的相关讨论仍在进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一级学科可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也就是说，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应当是对区域与国别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系统性和深入性的研究，需要进行多学科交叉和跨学科融合发展。
当前，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历史学正成为区域国别学的三个主要学科。“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成员的主要学科构成（来自这三个学科的专家数量分别为11位、10位、6位），即可说明了这一发展趋势。
区域国别学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有关该学科的主导学科的论争还会继续下去。但不论我国区域国别学的主要支撑学科是何种学科，“只要能够生产真实、合理、有效的知识产品……都是区域国别学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钱乘旦、刘军：《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建设——钱乘旦教授访谈》，《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
2.秦亚青、孙吉胜、杨丹、王展鹏：《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
3.杨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的重构与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4.朱锋：《中国区域国别学：比较、鉴别与创新》，《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
国外经验 | 从牛津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看英国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欧洲大国对殖民地的研究。英国作为19至20世纪初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其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发展与式微皆与其全球殖民扩张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殖民体系在20世纪中叶逐渐瓦解，英国区域国别研究开始转向学术研究，继续服务于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以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简称OSGA，其前身为“跨学科区域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Area Studies，简称SIAS）为例。通过简述该院的教研项目、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组织构成等情况，可为读者把握当前英国区域国别研究梗概提供新的思路。
作为全球顶尖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牛津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社群之一”。学院开设针对非洲、中国、拉丁美洲、中东、日本、俄罗斯和东欧、南亚，以及比较区域研究的研究和教学项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7个理学硕士学位、6个哲学硕士学位、1个区域研究哲学博士学位，以及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共同开设“牛津1+1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学院现有各类教职人员157名，其中拥有博士生指导资格者26人。教职人员从事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从该院前身“跨学科区域研究学院”名称足见其多学科与跨学科特征），涉及法律、哲学、性别、地理、经济、政治、考古、社会、宗教、国际关系、公共卫生等学科领域。
得益于学院对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强调，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可以对世界各国和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宗教、军事、外交等内外事务进行多角度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基于已有的和不断开发的研究课题，学院为学生开设对象国语言课程，并为学生赴对象国展开田野调查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资助。
以牛津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为个案，可窥见英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开设面向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和区域的研究项目，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在地理范围的全覆盖。二是打破学科壁垒，注重人文传统与社科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致力于多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协作的研究范式。三是要求学生熟练运用对象国的主要语言，使研究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学院也鼓励学生到对象国进行一定时长的田野调查，并在人脉与资金方面提供支持。
总之，发端于殖民研究的英国区域国别研究，其发展模式在组织结构、项目设置、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较高程度的学科化、规范化与制度化。但英国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广受该国学界诟病，包括研究人员力量薄弱、区域国别史研究传统遭遇全球史等范式的挑战、英国高等教育制度中不利于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学科偏见，等等。
参考文献
1.“About Us,” 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https://www.area-studies.ox.ac.uk/.
2.David Mills et al., Demographic Review of the UK Social Sciences. Swindon: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2006.
3.Ian Brow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Maxine Berg e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lobal: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学人访谈 |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学：与赵光锐副教授访谈
本期简讯责编周文星博士对赵光锐副教授进行了简短访谈，主要围绕欧洲研究、欧洲学等关键词，通过介绍与比较中国学界与德国学界对欧洲学研究的异同，旨在向读者呈现一个立体、多元与完整的欧洲形象。因篇幅所限，本期推出访谈前半内容，后半部分内容预计将在第8期推出，敬请期待。
周：赵老师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的邀约，谈谈您对欧洲学的一些看法。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陈乐民先生就倡导欧洲学，并带领一批学者为推动欧洲学研究不断努力。您如何评价我国目前的欧洲学？
赵：关于中国的欧洲学（Eurology），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甚至争论。陈乐民先生主张将欧洲看作综合的文明概念来研究，重点研究欧洲通史、欧洲思想史和艺文史，区分欧洲内部的“别共殊”，强调研究者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素养和各领域交叉融通的研究能力。实际上，除了陈先生身体力行，中国出色的欧洲研究者和实力雄厚的研究机构也都是以欧洲学的思路在研究欧洲。例如，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及其研究力量，始终对欧洲历史、思想、文化艺术、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一体化运动、国际关系和欧洲国别等进行综合性研究，且成果丰硕。中国很多大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也有庞大分散的欧洲研究学者群体，只是还没有形成在整体性的“欧洲观念”下研究欧洲的共识。在区域国别学兴起和当代欧洲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欧洲学的内涵、方法、学科规范和研究重点等都亟需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加以明确。
周：欧洲学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推动我国欧洲学乃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批判性借鉴国外经验必不可少。德国是欧洲的大国，可否请您从学科的视角简要介绍德国的欧洲学？
赵：欧洲学在德国有久远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传承。何为欧洲？这是历史上很多德国哲人追寻探究的问题。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就是通过思考欧洲共同性（或统一性），寻找消除欧洲战争、达成“永久和平”的途径而进行的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思考。在当代德国，欧洲学更是一门显学，“欧洲议题”是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有专门的欧洲研究机构和人员，在“整体欧洲”的观念下，开展对欧洲各领域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德国大学中，欧洲研究大多划归在政治科学（Politikwissenschaft）门类下，同时在语言文化学、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下也有以欧洲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或讲座教授的设置。德国欧洲学的国际化程度很高，研究者和学生在欧洲国家间的流动性很强，交流频繁，存在着欧洲范围的紧密学术圈。随着一体化运动不断发展，德国的欧洲学除了继续研究传统的欧洲历史、语言文化、思想等，也越来越关注欧盟的内政、外交、安全和治理，德国的欧洲学也不可避免地有将欧洲等同欧盟，将欧洲学简化为欧盟学的问题。
周：可否请您简单概括一下中国和德国的欧洲学研究有何异同？
赵：中国的欧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站在中国看欧洲”，思考“欧洲何以是欧洲，中国何以是中国”，通过对欧洲的整体研究，理解源于欧洲的思想体系、发展模式如何深刻影响近代中国，探讨中欧间的文明碰撞和交流互鉴以及当代中国如何与欧洲相处。德国的欧洲学自然从德国视角研究欧洲，重视反思历史上德国的“特殊道路”与德国在欧洲国家体系中遭遇的困境之间的关系，关注德国个性与欧洲共性如何协调，思考如何真正做一个“欧洲的德国”。同时，一体化运动已席卷欧洲大部分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发源地最早尝试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这是一种崭新的政治社会实践。它可以很好地启发中国、德国等各国的欧洲研究者思考“世界政治”时代不同国家、文明、群体间的相处之道，这也是区域国别学的应有之义。
学人简介：
赵光锐，男，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者，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中国外交、德国国际关系思想史等。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周文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