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致敬庄礼伟
观点集萃 何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
学之探究 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
国外经验 美国东南亚研究的起源
学人访谈 卢光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简介
【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被誉为“大国之学”，也即只有具有全球性利益的大国才有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必要。早期的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伴随着欧洲列强的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活动开始的。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需要大批通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化、历史和社会的人才，成为20世纪40、50年代美国推动地区研究的主要动因。
同样地，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与中国实力崛起、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密不可分，这一点与二战后的美国有相似之处。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建立全球性霸权，而是为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后起的大国，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较晚，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可以对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进行必要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正如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揭示出基于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样，区域国别研究并不存在普遍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推动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应该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价值追求。
因此，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同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应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过于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夸大中国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力，注重政治、经济等重要议题而忽视历史、社会和文化联结。特别是在针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当中，应该深入国家内部，探寻国家对外行为的内在动因，而不是简单将它们看作中美大国博弈的附庸。事实上，中小国家也是影响国际秩序走向的重要参与者。
为此，本期简讯第一部分是王逸舟教授对东南亚学人——庄礼伟教授的致敬与缅怀；第二部分摘编了中国学者围绕“何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进行的讨论；第三部分追溯了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前身——“南洋研究”；第四部分介绍了二战后美国东南亚研究的起源；第五部分云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卢光盛院长分享了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一些看法；第六部分介绍了南海研究的跨学科、综合性平台——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主编的话 | 致敬庄礼伟
这几天拜读暨南大学张云老师《东南亚区域治理》一书，看到扉页上“纪念庄礼伟”的作者献辞，触动了自己对这位由于车祸意外离世的青年思想者的深深怀念。
在我看来，庄礼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极少有的一类人：他聪慧敏感、才思一流，却从不追逐权势名利；他研究世界、观测大局，更多是从下层人诉求出发；他性情温润、不喜交际，常行于村落、田野和城乡结合部等边缘地带；他学养深厚、兼通中外，还是写杂文、随笔的高手。如张云评论的那样，庄礼伟是一位“集探索 、思想和行动于一身，融学术研究、社会体察和时事评论为一炉的学者”。
这里没办法谈及他的诸多成就，单就区域国别研究领域而论，庄礼伟留给我们的学术思想遗产里，存有许多值得发掘和光大的内容，比如他对中国自身庞大阶级社会与政治架构内部之“草根视角”的认知及国际范围所谓“全球南方”的通观，对他所擅长的东南亚区域之多元多样性的独特解析（既有对各国东南亚研究领域理论方家的评说、也有来自他自身田野调查的大量独特体察），尤其还有他对国际关系作为“人的关系”“人之共同体”“我们亚洲”“我们联合国”的极富魅力阐释。
我很早批评过，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很长时间的一个传统是，注重大国关系，注重力量结构，注重硬实力，而不太关注中小国家，不太研究人的情感，不太探讨人文气息的方方面面。回过头来想，这也许是中国朝着世界大国成长的必经阶段，相对从前只讲阶级斗争、关心世界革命的状态有了很大进步，但进步只是中途半端，进步过程远没有完结。其中，把人的因素纳入，尤其是普通人的情感与看法，不同阶层族群尤其是下层阶级和边缘族群的感受得到考量，是今后一段时间外交与国际关系需要改进的方向，是中国从粗放式大国向精致大国转型、从单纯力量型目标朝向品质型目标前进的新阶段。
上述批评不仅适用于一般的国际问题研究，同样适用于区域国别研究这个领域。不夸张地讲，庄礼伟可以看成是把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人学、将之大写的一个先驱者，“庄氏路径”为我们在这一领域的持续研究、发育出更多流派、拓展中国学术的大国风范提供了宝贵启示。
观点集萃 | 何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
当前，关于如何推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大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如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不少学者建议要开创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但是，何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这种特色是基于对美国地区研究的批判，还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关系实践，又或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以下摘编了部分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
戴长征提出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他认为，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满足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国际权势斗争和争夺的需要，二是对弱小国家支配和控制的需要。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性质、任务和目标上与欧美国家有根本的区别，一是要满足统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要求；二是要满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
李安山也认为，美国的地区研究“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及带有偏见的实用性”，“具有很强的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等级观念”，同时“仅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意识色彩严重”。与之相反，中国特色的地区研究应该“具有更全面的视野和更广博的内容”。不可否认，地区研究能够为国家战略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咨询意见，但中国地区研究的目的远不止如此。地区研究可以普及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消除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歧视；地区研究还可以了解其他文明的内涵和价值，更好地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这才是“地区研究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孙建中建议充分挖掘中国特色推动范式创新。他提出，学者不应怕被扣上“中国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论”的帽子，只有在中国特色的理念下才能创新出真正有用的理论和范式，比如历史上的“封贡体系”及“东亚秩序”等。唯有这样才能有自己的理论特色和棱角，才能构建起自己的“理论高山”。
但是，李晨阳表示，虽然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确迎来了创建新范式的历史机遇，但在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提出范式革命尚为时过早。同时，他也提出，与美国在二战和冷战时期发展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败对手或称霸全球，而是为了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进各国文明交流互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参考文献：
1.冯绍雷等：《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国别研究方法与范式创新》，《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
2.李安山：《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目的与方法》，《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2期。
3.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
4.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学之探究 | 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
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是在“南洋研究”（“南洋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南洋研究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族群、语言等视角，那么东南亚研究的内涵则远远超过了中国学者、华裔学者、中文语言、华人社会等范畴，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具有共识的研究范式。
南洋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1927年，上海暨南大学成立“南洋文化事业部”。1932年，《星洲日报》正式开辟“南洋研究”专栏，发表南洋研究相关的成果。将“南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区域进行研究，有别于古代以具体地名为单位的相对分散的记录，是“南洋学”成为一种“学”的重要标志。
1940年，“中国南洋学会”在新加坡成立，它是中国学者，包括侨居新加坡的华人学者建立的以南洋研究为课题的学术团体。二战期间，中国南洋学会迁址重庆，二战结束后重新迁回新加坡，并开始吸纳西方学者加入，朝着多元化与国际化方向发展。1958年，中国南洋学会更名为“南洋学会”，显示“学会要突破以西方或中国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以追赶本土化的时代潮流”。
国内方面，1956年，厦门大学成立南洋研究所，主要从事东南亚的华侨华人研究，这也是我国最早设立的东南亚研究机构。195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在亚洲史研究的基础上成立东南亚历史研究室。1959年，中科院广州分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所址设在暨南大学。1960年，东南亚研究所划归暨南大学；1965年，正式更名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此时东南亚的概念与东南亚研究开始在国内出现，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南洋与南洋研究仍然是主流范式概念。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对外交往的拓展，“南洋”及“南洋学”的概念开始淡化，“东南亚”及“东南亚研究”取而代之。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的转型，不仅意味着从单一的中国视角转向全球视角，也意味着研究重心从华人华侨史转向全方位的东南亚研究。受政策驱动的影响，中国的东南亚研究改变了过去“重文史而轻现实政治、经济的状况”，开始密切关注对政府和公众最具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和领域。
参考文献：
1. 陈荣照：《南洋学会多元化、本土化与年轻化的进程——代序》，载陈荣照主编：《南洋学会出版书刊总目（1940-2010）》，新加坡：南洋学会，2010年。
2. 王向远：《从东方学史看中国“南洋学—东南亚学”的成型与转型》，《云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3. 吴小安：《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一位中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载李晨阳、祝湘辉主编：《<剑桥东南亚史>述评与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国外经验 | 美国东南亚研究的起源
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美西战争后对菲律宾殖民地的研究。但是，除了几部关于菲律宾的历史和人类学著作以及少量的对菲律宾资源的调查外，美国并没有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当时的美国无论对菲律宾还是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兴趣，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东南亚的机构。
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研究直到二战时期才开始出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随着政治和军事重要性的提升，美国开始重视东南亚并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地区”来看待，1943年“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设立即是例证。为了获得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优势，美国召集国内的东南亚各国专家充当政府顾问。同时，为了使军官和士兵快速掌握当地的语言和知识，美国军队还与大学合作，开办了东南亚各国语言短期培训项目。基于东南亚地区的亲身经验，这批人后来成长为东南亚问题专家。在政府需求的主导和推动下，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开始走向兴盛。其中，来自奥地利的人类学家罗伯特·海涅-盖尔登（Robert Heine-Geldern）在推进美国的东南亚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在机制建设上，1941年，东南亚研究所（Southeast Asia Institute）在纽约成立，并在伯克利设立了分支，这是全美第一所冠名“东南亚”的学术机构，其理事会成员囊括了当时著名的东南亚研究专家。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学内开始涌现各类东南亚研究机构。1947年，在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下，耶鲁大学建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1950年，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东南亚研究阵地。195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立了南亚研究中心，1960年又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两者在1969年合并为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
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争夺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需要大批通晓世界各国语言、文化、历史、社会和经济的人才，并为此加大了对地区研究的投入。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案》，授权联邦政府给予各州财政资助，用于促进外语和地区研究。越南战争时期，由于公众关注度的提升，美国的东南亚研究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会。
从研究的学科取向来看，二战结束后，政治科学引领着美国的东南亚研究，其中民族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研究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50年代末期，人类学研究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当然其中的大部分研究仍然与政治科学中的国家现代化主题密切相关。越南战争期间，政治科学重新占据主导地位。70年代后，人类学研究再次兴盛。
参考文献：
1. John Bowe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 Russell H. Fifiel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rigins, Development, Futur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 2, 1976.
3. William H. Frederik,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Vietnam,” Itinerario, Vol. 5, No. 2, 1981.
4. 包茂红：《国际东南亚研究的演变——以东南亚史研究为重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5. 温北炎：《美国对东南亚的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学人访谈 | 卢光盛：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2023年2月22日，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卢光盛一行来南大调研，与南大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教师举行座谈会。《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以下简称《简讯》）编辑部借此机会对卢光盛院长进行了专访。此次专访分两期发出，本期主题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下一期主题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国关路径”。
《简讯》：卢院长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的专访。云南大学1964年就成立了西南亚研究所，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可谓历史悠久，现在又拥有东南亚研究所、南亚研究所、非洲研究中心、缅甸研究院、印度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等等，发展势头迅猛。能否请您概况一下云大的区域国别研究特色？
卢光盛院长：云南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聚焦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四个领域，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辐射区域，同时兼顾以上区域国家与域外大国的互动，既保持特色，也融入主流。经过近60年的发展，目前云南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形成以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研究为基础，以东南亚、南亚研究为优势，以西亚非洲研究和“一带一路”国别调查与研究为特色，缅甸和印度国别研究全国领先的具有云大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新格局。
《简讯》：东南亚研究是云大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和优势，您也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能否请您结合在东南亚的访学经历以及在工作中的接触，谈谈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学者/大众如何评价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卢光盛院长：没有做过专门访谈，只是一些粗略的感受，主要是学术同行的。
一是量大。体现在机构的扩张、研究人员的增加和研究成果的大幅增长。全中国东南亚有关的研究机构、研究所或者是某个大学下设的各种小的研究分支，大概有三百到四百个。与之相应，无论是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规模，还是研究成果的规模都是庞大的。
二是快速。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地缘相近，2020年东盟更首次超越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彼此经贸联系紧密。在紧密的经济背景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助力推动更多的合作机会。而一旦该地区形势有变，中国也能快速作出反应，这同样反映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中。
三是有特色。一是研究成果以服务于中国政府的政策实践为主，具有很强的现实问题导向；二是研究内容与主题也有特色，以国别、东盟、南海问题、双边关系、华侨华人和次区域合作为主，理论方法多元，跨学科性明显。
四是国际化及实地调研有提升空间。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于赴东南亚长期实地调研往往提供颇多机会。相较之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前往对象国的实地调研和接触机会非常有限。国外学界其实也很想获取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进展，了解国内的情况，了解国内这些年东南亚研究的新闻，但因为中国学者国际交流频率较少、缺乏沟通渠道、疫情等原因而缺少机会。
学人简介：卢光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云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云南省“云岭学者”，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云南大学“东陆学者”；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秘书长；“澜沧江—湄公河创新智库”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外交、东南亚国际关系、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研究。
校内活动信息 |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简介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南海中心”）成立于2012年7月，是国家认定的首批14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之一，由南京大学牵头，受外交部、海南省、国家海洋局三个政府部门支持，联合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共同组建。
围绕基础研究、动态监测、战略决策三大方向，南海中心构建了“南海史地与文化”“南海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南海法律研究”“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稳定”“南海周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南海舆情监测与传播管理”“南海遥感动态监测与情势推演”“南海问题政策与战略决策支持”“南海国际关系研究”九大研究平台，启动南海维权证据链及基础数据仓库建设、南海问题话语权建设、南海预警及应急响应研究、南海战略决策支持、南海高端人才培养五大工程，全力打造集学术创新体、高端智库、人才培养基地、国际交流对话四大功能与目标于一身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南海中心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多学科协同创新为主体，每年招收18-20个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涉及哲学、法学、中国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地理学、海疆与海洋安全、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科学、大众传播与媒介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工商管理12个专业，实现跨学科交叉培养。
更多关于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信息，请访问官方网站：https://nanhai.nju.edu.cn/main.htm。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李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