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区域国别研究的岭南学派
观点集萃 国际安全的“地区”分析视角
学之探究 “东亚学”简介
国外经验 美国区域研究的“初心理想”
国内动态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何种理论？
校内信息 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简介
【编者按】受物理学和经济学研究范式影响，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其中“国际体系研究”的理论家孜孜以求的是创立简约的、关于国家间互动规律的一般化理论。在他们“时空普适性”的视野中，地区差异性并不重要。与此相对，地区研究专家声称，他们分别观察和追踪的特定空间是“独特”的，故而不能轻易接受一般化体系理论的适用。由此，弥合两者的解释鸿沟，补充单一分析维度的不足，自然就成了潜在的学术创新点与研究增长点。
有学者提出，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进程出现后，过去各个独立的、自成一体的、“一个地区即一个世界”的局面即被打破，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体系逐步形成。自此，国家间各领域的互动交流逐渐有了“体系”和“地区”两个维度的区分。在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亦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方面所有国家的安全问题都不是孤立的（self-contained），都无法与他国及全球国际活动相隔绝。但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对威胁来源以及威胁的感知也与“距离”这一变量高度关联。除极少数大国外，全球体系的安全问题并非大多数国家真正“现实”的安全关注点，而后者最重视的是它们所处“地区”的风吹草动。
所以，当相对僵硬的超级大国两极结构消失后，国际安全博弈既加速呈现“全球化”趋势，也稳步塑造了“地区化”进程。后者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威胁的主要根源局限于一定地理空间，或者该空间以外的威胁影响到了该空间整体的安全利益。第二，安全互动的后果，即代价或收益，更多局限在该空间以内，而非向外散逸到全球。第三，管理国际安全的制度与策略，主要由该空间内的成员进行设计与实施。第四，该空间内的成员有关于本“地区”的安全认同与问题共识。“后冷战”时代，国际安全学者围绕特定“地区”的讨论日益增加，各类“地区安全”研究理论与作品不断涌现，也正反映了上述国际安全形势的客观潮流。从地区维度研究国际安全问题，既可以充分关注某类安全问题的独特性与地区间差异性，便于更加“有的放矢”地构思贴近实际的解决方案，也可以让更多中小国家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为基于公平正义开展地区合作、合众力提供安全公共产品奠定理论基础，对全球体系治理形成有益补充。
从“地区”维度洞察国际安全规律，建构国际安全理论，化解国家安全难题，必然离不开扎实而丰富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因为后者提供着非常重要且丰富多元的“域外知识”。各个国际安全热点本身都有复杂而独特的历史经纬。不了解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那么研究这些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应对，就是无源之水，经不起推敲，甚至会产生严重误导。这就需要对相关地区和国家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据此才可能对安全环境进行精确的评估和预警，提出妥善合理的应对之策。同时，包括国际安全研究在内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理论演进，同样有助于赋予“区域国别学”持久的发展动力，因为它们可使后者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目的性和问题指向性。
本期简讯中，“主编的话”是王逸舟教授针对区域国别研究“岭南学派”重要特征的归纳总结，为学界同仁就同主题展开进一步思考讨论提供了起点与借鉴。“观点集萃”浓缩呈现了国际关系学者从“地区”维度认识理解国际安全形势的学理起源与相关洞见。“学之探讨”简要介绍了“东亚学”研究的概况与美日两国东亚研究之特色。“国外经验”聚焦美国区域研究初创期的核心理念与学术追求。“国内动态”囊括了我国学者关于区域国别学“理论建设”的部分代表性意见。“校内信息”围绕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的发展概况与主要业绩进行了专门介绍。
主编的话 | 区域国别研究的岭南学派
第五期我曾经提到暨南大学已故庄礼伟教授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独特思考，指出：他从东南亚研究出发，把整体的这个区域作为“全球南方”范畴的一个思考切入点，展开对于族群、草根和各类人等的观察分析，提出不同于决策视角、大国关系视角和器物力量视角的有趣观点，为我们今日所说的区域国别学贡献了宝贵的学理与素材来源。他的同事与好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张云教授，在这一领域亦有独到的思想：张云提出，在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中（注意这里提到的“区域转向”观点！），“区域治理”成为重要的学术概念，成了集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和社会实践于一体的国际话语。东南亚区域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具有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进入21世纪，以东盟为中心的东南亚治理逐渐展示出一种非大国权力主导的区域国际社会图景。
观察从前辈学人到庄礼伟、张云这些中生代研究者，可以发现我所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外交研究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的“岭南学派”之若干重要特征：首先，这一学派有着大量一手资料与现实嗅觉，它基于东南亚这一专属性特色区域展开，选材案例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研究群体对于本地区各种重大事态保持了敏锐捕捉、统筹考量的实践意识和田野资料，比如庄礼伟对东南亚国家的田野调研、张云对柬越战争与东帝汶危机的追踪剖析。其次，这派学者重视国际经验和文献对话，从无“井底之蛙”之鸣和大国沙文主义味道，例如他们大量创造性借用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世界史作品及非西方主流古典论，把对区域整体的考察置入全球史的框架内，同时有意比照区域外的各重要区域（如北美欧盟及大东亚），字里行间以小见大、以微观方寸显露宏观格局。第三，当代中国的变革及其与东盟整体的关系，是这一学派擅长应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和中国视角，看待东南亚的区域治理时具有强烈的变革意识、双赢意识和人的意识；它与中国广东为中心的南风窗特点密切挂钩。
不难看到，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岭南学派基于其中国南方地理位置和近当代以来始终发散的变革气息，看重非国家层面的各个行为体，看重国家权力之下各阶级尤其是草根各部分在推进国家和区域治理上的角色，看重“以民为本、社会优先”的上位与本位。也因此，岭南学派分析对外关系，始终与分析国内变革包括内区域的独特动能联系在一起，构成明显不同于“京派”“沪派”“中原学派”或“西北风”的特有风格取向。
观点集萃 | 国际安全的“地区”分析视角
国际安全的“地区”分析视角植根于国际系统理论中的“地区子系统”思想。奈（Joseph S. Nye Jr.）认为“地区”就是由于地理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而连在一起的国家。坎托里（Louis Cantori）和斯皮格尔（Steven Spiegel）指出，地区子系统包括“一个或两个以上地域相邻的相互影响的国家，它们拥有相同的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和历史等方面联系。处于这个子系统之外的国家的行动和态度会增强这些国家的身份认同感”。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则强调，“地区子系统无需是地理意义上的区域”，它们事实上是由“国家精英的互动行为构成的”，只应在“最低限度上用地理区域标准来衡量地区子系统”。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则从更全面兼容的角度主张，应该从“物质”“理念”“行为”三方面来界定“地区”。
冷战结束前后，随着“新地区主义”研究和“区域一体化”运动的勃兴，“地区”分析视角进一步得到了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视和运用。罗西瑙（James N. Rosenau）主张，当时“驱动和维持全球动荡的过渡现象”代表了“全球化和区域化两种趋势的相互促进的过程”。布尔（Hedley Bull）更直言，“只有冷战后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加地区化的国际体系”。 雷克（David A. Lake） 和摩根（Patrick M. Morgan）提出，地区层次在后冷战世界更明显地具有了“独立性”，它既是国家冲突与合作的所在地，又是学者们尝试探究当代安全事务的分析层次，应对暴力冲突的努力将主要涉及在地区层面设计规划并实施行动。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指出国家通常更关注自己的周边环境，而不是全球均势，因此地理毗邻的大国更倾向于彼此戒备，并与地区外的强者（如美国）结盟来制衡地区内的对手。还有一些学者就国际安全研究转向“地区”或“区域”层次的原因做出了解释。比如斯坦（Athur A. Stein）和罗贝尔(Steven E. Lobell) 就认为，超级大国对抗淡化，减少了全球大国利益对世界其余地区渗透的程度。布赞（Barry Buzan）和西格尔（Gerald Segal）则认为，冷战后多数大国都因国内态势变化，退出了在世界热点地区的军事参与和战略竞争，使本地区国家和社会得以在大国干涉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安排它们的军事和政治关系。
辛格（Max Singer）和维尔德夫斯基（Aaron Wildavsky）曾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已分为“和平区”和“冲突区”两类区域。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则把俄罗斯南面的广阔带状区域称作“大巴尔干”，认为这片人口密集、族群复杂、宗教异质的空间将是全球最不稳定地区；该地的力量真空、关键位置、能源储备也使大国角逐在所难免。但布赞和维夫（Ole Wæver）却认为这种简化的区域划分掩盖了尖锐的地区差异。他们提出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基于区域边界、区域无政府状态、区域权力结构、区域身份结构这四个变量以及区域外大国影响这一干预变量，试图对世界各区域的安全态势进行精细化的把握与解析。卡赞斯坦也指出，欧洲和亚洲在冷战后的区域安全问题上表现出不同制度特征，前者偏好深远制度变革、国家主权让渡和多边主义方式，后者则倾向制度边际调整、坚持国家主权和双边主义方式。
参考文献：
1.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The Rise of the ‘Lite’ Powers: A Strategy for Postmodern States”,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3, No.3, 1996.
2. 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Joseph S. Nye (eds.),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8.
4. Louis J. Cantori and Steven L. Spiegel,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Region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J: Prentice Hall, 1970.
5. Max Singer and Aaron Wildavsky, The Real World Order: Zones of Peace/ Zones of Turmoil, Chatham: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3.
6.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7.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8. [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 [美]威廉·沃尔弗斯：《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载[美]约翰·伊肯伯里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王学玉：《论地区主义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3期。
11. 朱锋：《“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
学之探究 | “东亚学”简介
东亚学，亦称“东亚研究”（East Asia Studies），指的是一类独特的跨学科区域研究领域，下设中国学、日本学、韩国学、蒙古学等子领域。东亚学旨在促进对东亚历史与现状的人文理解与社会科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包括东亚文化、语言、历史、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等，是广义上的亚洲研究之组成部分。就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研究而言，美国和日本学界的研究水准相对较高，学术影响力较大。
一般认为，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便已初步涉及东亚研究。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出于推进实现本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始而启动了一项综合性研究，是为“东亚研究”。它以费正清、赖肖尔等人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为诞生标志，在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和话语形态等方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东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统的东亚研究，以人文学科为主，尤其是语言和文学。语言训练是东亚研究的基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东亚研究从清一色的语言文化，转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个领域，各大学的东亚系也在课程安排中加入社会科学的内容，或另设东亚研究中心，专司东亚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所以，语言文化与社会科学，成为美国东亚研究的两大门类。美国东亚研究中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除学术意义上的成就之外，还往往成为美国政府制定东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如东部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西部的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中部的芝加哥大学等，都曾设有东亚系；另一些未设东亚系的大学，也都有涉及东亚问题的研究方向。其中，哈佛大学一直是美国东亚学的研究重镇。其相关机构与制度包括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系、燕京社、日本—韩国研究中心和东南亚专题讲座。这主要得益于哈佛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严格的学术管理制度、良好的图书资料条件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活动。
日本的东亚研究自近代兴起，曾在“大东亚战争”和“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政策驱动下，建立了以“东亚”为名的多个研究机构，产出了不少“东亚研究”论著。但战后一段时间里，一大批带有“东亚”印记的研究机构或被解散或被改制，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大尽可能地避讳“东亚”一词，代以“中华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提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东亚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在借鉴和吸收欧美相关学术理论和方法基础上，又融合了汉学研究传统，日本学者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东亚史基本概念和框架体系，比如“东亚世界论”“朝贡贸易论”等。但须注意的是，日本的东亚研究具有“自我定位”和“东亚定位”的双重价值取向。“自我定位”是指日本在率先完成近代化转型之后，认为东亚世界的文明中心实现了从中国到日本的转移；而“东亚定位”则是指日本要为自身所在且能代表的东亚寻求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无论是“自我定位”还是“东亚定位”，其背后均潜藏着日本的“民族中心主义”意识。另外，部分日本学者开展的研究项目及产出的研究成果存在为政治现实背书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情形，对此需要高度警惕。
参考文献：
1. [日]川原秀城、王雯璐：《理文兼修的东亚学——日本学者川原秀城访谈录》，《国际汉学》2017年第4期。
2. 林晓光：《东亚研究在美国》，《东北亚论坛》1998年第1期。
3. 王建平、史国强：《费正清在哈佛: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4期。
4. 王明兵：《推进我国东亚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2022年8月22日第14版。
5. 阎嘉：《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4期。
6. 张伯伟：《今日东亚研究之问题、材料和方法》，《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国外经验 | 美国区域研究的“初心理想”
从事对外战争、服务政治目的是驱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与部分学者开始积极“有意识”地深入了解非西方世界的重要因素。但若把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仅仅归纳为这一点，则显得有失偏颇。就像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这位区域研究的奠基性人物所强调的那样，“二战绝非区域研究之母”，其学术起源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尤其是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书写中所倡导的“希腊-蛮族”两分法。
更应注意的是，现代的美国区域研究实际上也是该国特定时期学术、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产物，是源于一场包含丰富理念和多重关切，携带强烈变革创新意图与明确规划目标的知识创建事业和学术思想运动。后者的出发点是对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职业化”“专业化”倾向的严肃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1943-1953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领导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创生运动”。这一运动不仅致力于填补当时美国海外知识的空缺，而且着眼于对美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改造，并饱含对美国文化和公共智识生活的关切和反思。
首先，美国的区域研究以“跨学科”和“全世界覆盖”为核心理念和目标，具有改造美国社会科学、对现有学术专业化格局予以深化和拓展的深远意图。其中，“跨学科性”希望纠治学科孤立主义导致的“知识零碎化”和“研究狭隘化”问题，期待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打通各学科共同参与的“整体进路”，推动社会科学在各知识领域和学科之间交流沟通基础上的“总体充实”。
其次，所谓“全世界覆盖”，是要将地球上全部社会文化空间实施社会科学的对象化。这种智识抱负和学术格局，是发端自启蒙运动，并深深植入美国文明的“世界主义”（Cosomopolitanism）在学术专业化时代的更新形式，也是20世纪以来具有浓厚理想主义气质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知识表达和知识基础。它强调区域研究不能是机会主义的“下赌注”，也就是不能仅从当前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政策的相关性着眼去选择或排斥地区研究的目标和范围。
最后，美国的区域研究推行和倡导“跨文化理解”和“文化相对主义”，构成了美国社会科学家和智识精英克服美国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偏狭性的自觉和重大努力。该主张认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文化上的“真诚同情”有着自身价值而不依赖于美国对外政策状况；唯有让美国人对外国土地的全面知识和对外国人民、文化和制度抱有真诚的同情，才能在更客观的态度下避免种族中心论的方法缺陷，才能使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外交行动保持在和平的轨道。
参考文献：
1. [美] D. L. 桑顿：《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 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
3. 刘超：《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脉络》，《学海》2022年第2期。
4.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
国内动态 |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何种理论？
任何学科发展的根基是理论，没有理论作指导的研究必然陷于材料的堆积与一盘散沙，失去本身的应有价值。而且，理论在社会变革中往往起先导作用。但传统上，欧美区域国别研究却普遍较为侧重历史性描述与总结，且异常重视实用性和政策性功能，从而导致区域国别研究往往忽视相关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运用，一定程度上也就造成了学理性的缺失。鉴此，当前若欲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需要依托什么样的基础理论？
首先，有意见强调，创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理论，必须坚持公正的、多元受益的利益观、发展观和安全观。理论建设的重大目标则是基于对特定区域和对象国的战略行为逻辑与历史演变规律的解释，加强与相关区域与国家的互鉴交流，并据此建构有利于增强中国话语权的国际传播体系，逐渐改变对象国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和偏执，改变欧美“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对区域国家对外政策的干扰与负面影响。
其次，有观点认为，区域国别理论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既有共通性，又有特殊性。所谓共通性是指区域国别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支撑的。所谓特殊性，是指区域国别学又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理论，更强调不同界别的理论交叉，更强调方法的实用性，更强调理论成果与政策咨询的衔接。
再次，也有学者鲜明指出，区域国别学应主要由三个理论做支撑：全人类共同价值论、世界文明互鉴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人类超越个体、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对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和方向问题的共同态度和立场。它不同于西方提出的所谓“普世价值论”，因为后者的实质是西方价值论和西方中心论。第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历来主张文明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交流共赏，世界文明互鉴论就是强调围绕对象国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为了交流互鉴，而并非突出“某某文明中心论”或者“某某国至上论”。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摒弃了西方长期秉承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在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持久和有效。总之，中国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在出发点、落脚点、手段和目的存在根本不同。
最后，另有专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判断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志之一就是“能否为其创造一种理论”。区域国别学由多个学科构成，各分支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已有数不胜数的理论。它完全可以使用现有各种理论，大可不必（事实上也难以）获得一种能够“统帅”或适用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界不应该对现有理论进行反思、扬弃、批评或挑战。比如，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政治学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理论都不能对东方国家崛起与未来发展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解释东方历史和构建东方外交史的话语权的任务只能由东方人自己来完成，要发挥东方学者在大变革时代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参考文献：
1. 陈奉林：《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本内涵、理论与体系构建》，《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期。
2. 郭树勇等：《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3. 陆航：《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3月24日，
http://www.cssn.cn/qygbx/202303/t20230324_5615746.shtml。
4. 杨波、张帆、江时学、丁隆、信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
校内信息 | 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简介
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成立于1992年5月，是南京大学设立的一所科研教学并重的学术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和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徐新教授是该研究所的发起人并长期担任所长。自2022年5月20日所庆日起，由孟振华教授继任所长。
研究所的宗旨和目标包括：第一，开展犹太文化的专题研究，促进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展开和深入；第二，开设大学犹太文化素质课程，增加中国大学生对犹太文化、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了解；第三，招收和培养犹太历史文化和犹太教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生；第四，牵头组织撰写论述犹太文化的专门著作和文章；第五，举办有关犹太文化方面的专题讲座和涉及犹太文化的各种展览，促进社会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增进中犹人民间的友谊；第六，开展国际合作，举办犹太文化历史方面的培训班，邀请国外犹太学者来华讲学，促进犹太文化教学在国内有关大学的开展；第七，组织举办涉及犹太文化历史方面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促进中外犹太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第八，开展对犹太人在华散居史的专门研究，向世界介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九，建立犹太文化专门图书资料中心；第十，筹集基金，资助犹太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出版活动，奖励有成就的中国犹太学学者。
作为国内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的机构，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已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在教学科研方面，徐新教授编写的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至今仍是本领域学者必备的工具书，研究所收藏的3万余册外文图书成为国内最丰富的犹太专业馆藏。研究所教师在海内外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分量的中外文著作和论文；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以及与美国、以色列等国大学合作的科研项目；在各国发表了数百场学术演讲。
在人才培养方面，研究所教师每年为本科生开设的犹太文明通识教育课程，覆盖面超过在校生总数的10%；《犹太文化史》一书作为本领域的经典教材，被广泛使用，多次再版或重印；研究所的数十位硕博研究生毕业后，很多已成为国内高校犹太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或为犹太文化的普及作出贡献；研究所组织举办的暑期培训班，令为数众多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始关注犹太和以色列研究领域，进而投身其中，学有所成；徐新教授个人捐资设立的犹太文化奖学金鼓励青年学子在专业学习中更加精进，15年来已惠及上百人之多。
在咨政建言方面，早在中以建交之际，徐新教授就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专业的政策建议。近年来，研究所先后入选江苏省高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教育部国别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完成了多项国别区域研究的专项课题，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十余篇咨询报告，内容涉及到以色列的方方面面，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采纳和批示。研究所教师还多次应邀为各地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设讲座，或接待部委和省市领导来访座谈，助力地方发展。
2018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同志专程来到南大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视察，对研究所的工作表示了高度的赞许。教育部特别指定南京大学作为牵头单位，成立了由国内高校各犹太、以色列研究机构组成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研究所所长徐新教授出任会长，秘书处也设在南大犹太所。这些既是对研究所过去成就的肯定，也是对未来工作的鞭策。
欲进一步了解研究所详细信息，可登录浏览官方网站：
https://judaic.nju.edu.cn/main.htm。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