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区域国别学也是一种“人学”（再谈庄礼伟的意义）
观点集萃 国内史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认知
学之探究 美国汉学的缘起
国外经验 史景迁：擅讲中国历史故事的美国汉学家
学人访谈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学：与赵光锐副教授访谈（二）
校内信息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简介
【编者按】到底应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当前，以国内高校各学科学者为主的专业群体，围绕上述问题的讨论与论争如火如荼。编者在第3期简讯中提到“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史观之，学科发展离不开学术辩论”，认为“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理性论争成为推动这门交叉学科跨越式发展的‘润滑剂’”。
诚然，围绕区域国别学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必要的，学理性的辩论有利于学科内部与学科之间的学者弥合分歧、达成共识，为学科的协同发展共同发力。从上至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部门印发的重要文件、下至国内学界参与区域国别发展讨论的学科分布来看，政治学、历史学、外语语言文学俨然已成为推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主力军。
那么，这三个学科有关区域国别学的主要观点为何？彼此之间有何异同？鉴于往期简讯已经推出了较多有关国际关系学者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论述与研究，本期简讯主要围绕历史学继续探讨区域国别之“学”。
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据理力争固然重要，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更离不开各学科学者细致入微的参与式观察与日积月累的跟踪式研究。为此，我们需要聚焦学者个人，通过再发现他们作为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和开拓者的发现，挖掘区域国别学知识。研究其他学者的研究，本身就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途径之一。
这正是王逸舟教授在本期“主编的话”中“再谈庄礼伟的意义”（王教授在第5期简讯“主编的话”中曾“致敬庄礼伟”）的原因所在，因为“区域国别学也是一种‘人学’”。作为回应，本期简讯“国外经验”栏目以美国汉学家史景迁为例，呈现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讲解中国故事的“人学”研究。
在本期简讯其他栏目，“学之探究”概述了美国汉学的缘起。“学人访谈”刊出与南京大学赵光锐副教授访谈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已在简讯第3期刊出），探讨了德国学界尤其是史学界的欧洲观念及欧洲研究。“观点集萃”摘编了国内部分历史学者对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总体认知。“校内信息”简要介绍了江苏省重点智库培育单位——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
主编的话 | 区域国别学也是一种“人学”(再谈庄礼伟的意义)
我在第五期曾指出，庄礼伟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对国际关系作为“人的关系”的思考。与多数研究者时下的关注点不太一样，庄礼伟在分析他专长的东南亚区域及其内部各国时，主要着眼点不是政府间的权力博弈、不是国家贸易之类的器物利益、不是高层的决策次序与预算投向，而是各种族群的态度诉求、是城镇乡所的市井百态、是弱势阶层的平日忧喜。他的笔端所呈现的“南方声音”“草根视角”“边缘立场”，并非学术的时髦、抽象的概念，而是地球村多数人的实际态度、是千千万万不发声者的鲜活面孔，展现充满个性与困惑的真实世界。正是在普通人的快乐、痛苦、困惑故事表达中，历史的复杂性与国际关系的扑朔迷离得以表现。
笔者曾听庄礼伟说起，他每次来京参会都有某种不适感，因为听到的都是“大事”“大词”，而不是他熟悉的“凡人小事”。去东南亚各国交流考察，他有机会便离开首都或会议圈，设法接触观察“边边角角”和下层物语。与旅游者好奇或文艺家创作不同，庄礼伟想探究的，是平民百姓如何对所谓“战略议题”（如中美贸易战、东盟与中国关系、各国内部政坛变动）做出反应，媒体报道的那些消息到底给“山高皇帝远”的平常人起居带来什么后果，不同的人（阶层）如何被裹挟带入或讥讽化解之。
庄礼伟自嘲“很懒”、不懂文件“精神”，其实他是真正勤奋且用心的人，有着敏感细腻且不被名利带偏的非凡追求；他清秀外表给人的第一感，包括发言时给听众的最初印象，像一个内向少言甚至有些羞涩的大男孩；唯有读过庄礼伟的作品，才知道他视野有多宽、情感有多丰富、对“人”之主题有多爱。
这也对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有重要启迪：既要见物、更要见人，不光要眼睛向上服务决策，还需要眼光向下关心民众；课题设置及研究推进，一方面应当把国家政府各种急迫需求摆在重要位置，一方面还须把阶层、族群、个体的议题细致加以分门别类；学科布局、课程安排以及“学”之探究，瞄准的方向要有各国边界、自然地理和资源区域、军事安全政治经济过程，同时兼备与“人学”相关的各类参照系（血缘基因、种族民族、文化特性、语言谱系、哲学传统、心理差序、个性表达）。
唯有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种“人学”构建，中国学界未来方能搭建起与世界各国同行深入持续交流的坚固桥梁，拓展和夯实作为学科门类的理论学术基石。
观点集萃 | 国内史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认知
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同学科的学者专家持有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对立的看法。本栏目以《全球史评论》2022年第2辑刊出的5位史学专家的相关文章为样本，试呈现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学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认知概貌。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新成指出，从区域国别学“交叉”和“功利”的角度来说，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有利于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而世界史和区域国别学的差异，如观测视角、关注重点、研究方法，有助于两者互相借鉴、取长补短，进而开创学术研究的新局面。
北京大学教授钱乘旦认为，作为一个跨领域、跨学科、交叉的学术领域，历史学已成为进入区域国别学多种来源知识的“窗口”，呼吁世界史同仁及时、自觉介入区域国别学的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去，思考世界史如何在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中发挥新的作用。
比较而言，另三位学者则更凸显历史学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核心甚至统领作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韩东育认为历史研究应具有“全立场”意义，同时也表示世界史研究至少应与外国语学科合作，而法学和文学的融汇则有助于历史学厘清“应然”与“所以然”、“为什么”与“怎么办”之间的关系。
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恒看来，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能够对区域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分析（他称之为“区域历史学”），进而指出“区域国别学的未来方向是系统的区域历史学研究”，呼吁制订中国世界史研究的“2035计划”。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梁占军认为，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性质使得推进校内、校际、国内、国际四个层次的协同缺一不可，但特别强调“在跨学科研究中要突出历史学科的核心地位”，主张“用正确的历史观统领其他学科的证据支撑”，从而彰显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陈恒：《区域国别学的历史方向是系统的区域历史学研究》，《全球史评论》2022年第2辑。
2. 韩东育：《历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建设》，《全球史评论》2022年第2辑。
3. 梁占军：《全球史视域下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与现实》，《全球史评论》2022年第2辑。
4. 刘新成：《世界历史学科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史评论》2022年第2辑。
5. 钱乘旦：《世界史学科应及时介入区域国别学新学科建设》，《全球史评论》2022年第2辑。
学之探究 | 美国汉学的缘起
作为一门学科，汉学（Sinology）是西方世界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不断认识、研究中国而逐渐形成的研究门类。从研究范围和学科边界而言，汉学涉及对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的系统研究。在诸多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汉学在资金投入、学术资源、研究规模、人才培养、学术影响等方面皆处于领先地位，值得予以关注和介绍。
与欧洲汉学相比，始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汉学起步较晚。但由于海外商业扩张的利益驱动，美国逐渐加强了中国各方面的了解和研究，推动美国汉学的快速发展。以时间点为界限，有些学者将美国汉学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早期（1877年前）、中期（1877~1928年）和后期（1929年后）。
作为文化输出的先锋，美国传教士是早期美国汉学的主要研究力量。来华传教士利用传播基督教福音之便，从事汉学研究。不同于早期欧洲汉学注重对中国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美国汉学研究随着中国国门被打开，逐渐偏离欧洲的传统汉学研究路径，更加注重美国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为此，美国马萨诸塞州于1842年正式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这是美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东方的、独立的、非营利的学术机构。早期从事美国汉学研究的传教士和政府外交官员，不少是该学会的会员。学会在1851年开始出版《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并设有一个收藏东方文献的图书馆。
美国东方学会的成立和学会杂志的创办，推动美国汉学转向了对中国历史、语言和古代文化更加系统的研究。诚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所指出的，正是美国东方学会发起了美国有组织的汉学研究。以此为标志，美国汉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于1876年主持在耶鲁大学首先开设了中文课程，并建立了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美国其他知名高校相继效法，开设汉学课程，建立汉学图书馆，成立汉学研究机构。早期在华传教士在美国高校教授中文课程，成为美国首批东方学者、汉学家和“中国通”。自此，美国汉学步入了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为美国汉学在二战之后更加蓬勃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Dorsey, George A., “Professor De Groot on American Sinology,” Science, Vol.36, No.936, 1912, pp.787-789.
2.Thompson, Laurence G., “American Sinology 1830-1920: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Tsing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2, No.2, 1961, pp.244-290.
3.顾钧：《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4.仇华飞：《论美国早期汉学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
国外经验 | 史景迁：擅讲中国历史故事的美国汉学家
何为中国？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解读近现代中国？过去几十年以来，美国学者们乐此不疲地探讨上述问题，推动汉学和更广义的中国研究在美国兴起、壮大，相关成果也已成为美国和西方学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的区域国别知识来源。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已于2021年辞世，但其诸多经典作品始终是人们观察美国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一扇独特窗口。
史景迁出生于英国，师从著名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于1965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任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并于2004至2005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据悉，“史景迁”意为“景仰司马迁”。然而，史景迁的治史风格与理念却不同于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撰史方法。
史景迁一生创造了大量的中国史学著作，包括《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等，几乎每一本著作都已成为史学佳作。
史景迁的独特撰史方法及其高产精彩的著作，获得美国史学界与汉学家们的广泛好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将史景迁的著作划入《史记》类别之内是“无可争议的”，费正清赞叹《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为“不世出的著作”，同为著名汉学家的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则盛赞史景迁在“像天使一样写作”。
著作等身、好评如潮，使史景迁成为享誉全球的中国史巨擘之一。但根本原因在于史景迁独特的治史风格，即乐于并善于以讲解故事的方式撰写中国历史，将宏观雄伟的大历史背景和看似枯燥乏味的历史细节，以微观的人物聚焦、丰富的内心独白，鲜活地呈现在学者大众面前。
史景迁讲故事并非如小说家那般发挥其无限想象，而是注重真实的历史。例如，曾经在中国引起大众阅读热潮的《王氏之死》一书，就大量使用来自山东剡城的地方志、清朝地方官吏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但史景迁也在作品中适当加入虚构成分，如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互鉴见，甚至剪裁后者的文学想象，用以虚构王氏临死之前的梦境。
史景迁偏离主流历史研究范式的治史风格，难免引起美国史学界部分人士的质疑甚至批判。然而，正是这种致力于“将历史还原于故事”的独特方法，奠定了他在美国与西方学界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卓越地位。他的大量著作不仅成为史学学者研究参考的经典文献和教材，而且也成为普通大众热衷于阅读的畅销书。史景迁掀起的这股史学热潮，不仅冲击了美国与西方主流史学界，而且也对美国内外文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深有启发。
史景迁并没有将“中国”置于过于宏大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历史背景之下，而是时常选取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并对某些历史细节进行个人化的深描，以便更深刻地呈现某些鲜活个体的情感波动。这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等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本期“主编的话”中，王逸舟教授指出区域国别学也是一种“人学”。一定程度上来说，史景迁建构重构历史人物、讲解历史故事，进而研究、理解近现代中国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探索和构建“人学”的过程。
参考文献
1.Lu, Hanchao, “The Art of History: A Conversation with Jonathan Spence,”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Vol.11, No.2, 2004, pp.133-154.
2.Spence, Jonathan, “The Once and Future China,” Foreign Policy, No.146, 2005, pp.44-46.
3.朱政惠：《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5期。
4.《上海书展|史景迁，一个坚定不移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2019-08-18。
学人访谈 | 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学：与赵光锐副教授访谈（二）
编者在第3期简讯中对赵光锐副教授进行了简短访谈，主要围绕欧洲研究、欧洲学等关键词，通过介绍与比较中国学界与德国学界对“欧洲”的观察与研究，旨在向读者呈现一个立体、多元与完整的欧洲形象。因篇幅所限，第3期仅推出访谈前半部分内容，现推出访谈后半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周：您在《德国研究》2021年第1期发表了文章“论利奥波德·冯·兰克的欧洲观念”，为外界了解德国人眼中的“欧洲”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兰克（Leopold von Ranke）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他眼中的“欧洲”是什么样的？
赵：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和近代西方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兰克的欧洲观念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后，一个保守派的德国历史学家对于整体的欧洲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思考。兰克政治上的欧洲是封闭的、由大国主导的均势体系，均势的主要价值在于抑制霸权、维护各国个性和独立。他重视国家个性，但又尽可能展现迥然相异的各民族共属于欧洲舞台。统一性中的多样性是兰克所描绘的欧洲体系的鲜明特征。兰克是明确将精神文化作为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实质性要素，并清晰展现欧洲体系中的文化竞争的首位历史学家，准确预言了20世纪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全球时代的来临。当然，兰克只是在拉丁-日耳曼大家庭和欧洲国家体系的意义上理解和呈现欧洲的整体性，而不是像康德、伏尔泰等思想家在“欧洲统一”的观念下来思考欧洲，他实际上坚决反对“欧洲统一”。
周：您在文章中比较了兰克和其他学者的欧洲观念。与兰克眼中的“欧洲”相比，当前德国学界具有怎样的欧洲观念？
赵：如何面对纳粹帝国甚至第二帝国的历史遗产，构成二战后德国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思想和学术主题。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战后指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历史已经终结。我们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能有所成就是洞察了这样的世界形势：如今民族国家观念对于欧洲和所有大陆来说都是灾难。”这是德国知识分子在二战后的普遍心态。他们“失去了德国”，但是“重新发现了欧洲”，欧洲成了把他们从对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负疚感中解救出来的希望。他们重新用康德、兰克、伏尔泰等的眼光来审视欧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研究欧洲的思想史、国家体系史、外交史、欧洲观念史和一体化史等，强调欧洲人的共同历史文化身份和集体认同。总体上，战后的德国学术界对于欧洲一体化持积极的支持和赞成态度，因为他们意识到，德意志民族只有融入欧洲才能确保新的发展道路。
周：您认为德国史学界的欧洲研究有何特点？
赵：德国历史学家关注欧洲的外交史、军事史，尤其是欧洲国家体系史和贯穿其中的主题：霸权与均势，兰克的《论诸强国》（Die großen Mächte）就是名篇。兰克的欧洲国家体系带有天然的“欧陆狭隘性”，但是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海伦（Arnold Heeren）写于1809年的《欧洲国家体系及其殖民地历史手册》却敏锐觉察到，到19世纪初，由于海外扩张，殖民地演变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影响欧洲大国兴衰和均势的重大因素。虽然一些历史学家隐约觉察到了一种全球政治图景正在生成，但是由于欧洲处在上升期和中心地位，这种全球政治依然被看作是欧洲政治的延伸和附属。20世纪初，欧洲国家体系不可避免地向世界体系转变的观念在德国学者头脑中明晰起来，林茨（Max Lenz）、马尔科斯（Erich Marcks）、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等对此都有探讨。现实中，德国的外交雄心也转向了世界政治（Weltpolitik）。正是源于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国家体系的死亡”，并且伴随欧洲“侧翼大国”的兴起，“欧洲的世界政治”（die Weltpolitik Europas）结束了，“世界政治中的欧洲”（Europa Weltpolitiks）成为常态。二战后，德国历史学家德约（Ludwig Dehio）的《均势亦或霸权》和《死亡的国家体系》，以及霍勒伯恩（Hajo Holborn）的《欧洲国家体系的崩溃》都对此做了精彩而深刻的总结。
学人简介：
赵光锐，男，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德国图宾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者，感兴趣的领域包括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中的“西藏问题”、中国外交、德国国际关系思想史等。
校内信息 |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简介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简称“华智研究院”）是江苏省重点智库培育单位，依托南京大学及海内外人才资源，承担凝心聚力、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六大职能。研究院坚持以海内外视角聚焦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和中国治理议题，借鉴各国治国理政经验，服务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华智研究院聘请海内外资深专家学者等组成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现任院长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孔繁斌教授。研究院组建高水平的学术委员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外交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美利坚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南京大学等机构的20多位知名专家担任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黄仁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院还聘请了数十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内外前政要、知名学者担任高级顾问和高级研究员。
华智研究院紧密围绕服务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与创建国家级高端智库的发展目标，不断整合全球思想资源，聚焦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进行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三大领域下开拓若干有特色的研究方向。在全球治理研究领域，设有全球治理研究、国际组织研究、一带一路研究；在区域治理研究领域，设有亚洲研究、欧亚研究、美大研究、非洲研究；在国家治理领域，设有社会治理研究、智慧城市研究、环境治理研究、产业转型研究。研究院将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展开各领域建设。
研究院及学术委员会成立以来，在全球治理、国家治理等研究领域取得明显成绩。一是举办一系列高端会议，主办主题为“东亚合作与全球治理创新”的“华智论坛”、“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原国务委员戴秉国等领导出席。二是《华智研究院专报》编发报送中办、中央国安办、中央外办等部门，已有多篇专报被中办全文转呈各位中央领导，并有效实现政策转化。三是打造“华智全球观察”微信号，刊载高水平智库文章，被国关界誉为“重量级专家和重量级文章最集中的新媒体平台”。四是围绕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适时启动多项课题研究。研究成果获得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江苏省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奖等奖项。
华智研究院坚持回应“时代之问、国家之需”的宗旨，不断集聚海内外华人智力资源，植根中国大地，放眼四海全球，通过借鉴各国治国理政经验，服务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院2019年成功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2023年入选江苏省重点培育智库，这为研究院早日建设成为一流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有关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的更多信息，请登录其官方网站：https://huazhi.nju.edu.cn/main.htm。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周文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