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借鉴区域划分的文明史研究
观点集萃 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
学之探究 中国印度学
国外经验 后殖民理论与区域研究
学人访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院长访谈
【编者按】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展地如火如荼，去殖民化进程大大加速，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学已从当代世界消失，区域研究在此背景下出现并走向繁盛。区域研究借鉴了东方学的学科化过程，在一些层面与东方学有着共通之处，例如，区域研究和东方学都是对特定领域、区域的深入了解，且二者都有着明显的政治驱动，但区域研究也在一些层面超越了传统东方学。
首先，区域研究超越了东方学的研究取向。东方学首要着眼于人文和文本层面，更加关注静态的历史和文化，主要通过语言和宗教这两个视角观察“东方”（the Oriental）以及其他区域。政策制定者认为东方学和现实严重脱轨，东方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概念、方法和工具上差异巨大。而区域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驱，引发了跨学科潮流，研究对象也从过去东方学的“人”转为主权客体。东方学善于演绎，而区域研究似乎更看重归纳的方法。随着女性研究、民族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出现，区域研究又开辟了新的人文学科领域。
其次，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带有激进的认识论批判色彩。区域研究延续了东方学对待非西方国家的话语方法，关于非西方的知识以一种高度工具性的方式被感知。区域研究从东方学那里继承的话语遗产，它所使用的现代化方法和发展导向遭致后殖民批评者的广泛批评，后者受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等左翼激进理论滋养，在他们看来，连“区域”一词也颇受诟病，因此出现了第三世界研究新方法。但随着后殖民批评蜕变成一种研究以至学科后，它便丧失了革命性，“区域性”也再度侵蚀了它的批判锋芒。
如果说东方学是欧洲的事业，那么区域研究则是美国的事业。东方学的形成源自于19世纪欧洲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思路，区域研究则是美国间接统治非西方世界这一现实背景下对“去殖民化”政治生态的回应。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发现欧洲的学科传统已经无法描述现实世界的丰富性，东方学并不适合美国将承担的世界新角色，区域研究的知识生产开始与美国霸权的起落紧密相连。
本期简讯中，“主编的话”选取王逸舟教授有关如何从文明史角度划分区域；“观点集萃”选摘了国内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讨论；“学之探讨”简要介绍了中国印度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当代概况；“国外经验”聚焦后殖民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可能前景；“校内动态”选自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院长有关国内区域国别学现状与前景的访谈。
主编的话 | 借鉴区域划分的文明史研究
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于文杰教授指出，“区域”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参数。从文明史的角度观察，区域研究须注意三个方面：一是突出研究对象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民族与世界总体发展的关系，尤其是重视民族国家在近当代的根本地位，把民族国家作为近当代世界文明交往的基点；二是聚焦区域整体的文明形态及其生成过程，充分考虑区域间的有效沟通，特别是区域对于特定民族转向民族国家形态的作用，其中包括具体的历史情境与长时段大背景的关系；三是积极吸纳新史学、新文化史学的发现及工具，综合运用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全面透视区域文明史进程中的政治风习、经济变革、科技创新、环境气候等日常生活现象，以及人的精神进步、心理状态和情感变化等内在品质。研究者除了不能忽略人种、信仰、语言、国别等因素之外，须重视作为主体的人与国家和社会的复杂联系，突显人的史学价值，尊重人创造历史的观点，以此展开特定区域的政治思想、哲学文化、民俗宗教的画面。借鉴国外史家特别是英国史学界的工作，于教授强调，区域研究应是一项宽广的使命，要把本土意识与全球视野、静态解析与动态把握统筹起来（参见于文杰、【英】艾尔德主编《英国文明史》绪论 ）。
从咨政建言的角度看，可能会有人认为史学家的这类见解对于当下的政策取舍用处不大，但我个人以为，上述有关文明史的讨论不只有助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培育，使我们的工作从囿于政策工具范畴的简单解说拓展至有层次感、有清晰学理的分析，同样有助于国家决策有全方位的视野和长时段的把握。这也让笔者联想到最近几十年国际间广泛争议的“文明冲突论”。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对冷战结束后的新国际力量格局做出判断，认为以欧美为轴心的基督教文明圈正在面临抱有敌意的伊斯兰文明圈和正在崛起的另一类文明圈儒教文明圈的深刻挑战，传统所看重的国家地理边界越来越被各个文明圈的边际线（及其相互制衡冲突）所侵蚀所影响。这种学说属于很像是一种“近距离的斜视”：一方面是根深蒂固的欧美中心主义心理在作祟，一方面是对文化、种族、血缘、宗教、信仰等因素的敏锐捕捉。无论如何，它让受众的注意力扩大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让日常的外交官军人政治人物对外界的工作反应，扩展至对驱动全球格局长远改变的各种力量及组合板块复合因素的重视。故而言之，区域划分的文明史探究，既是符合学术规范、有学者气质的严肃工作，同样可以是助力国家政策更好制订和实施的一种努力。
观点集萃 | 国内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讨论
2022年版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明确了区域国别学学科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这意味着区域国别学将是一门融合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外国语言学、世界史、人类学、哲学等学科知识、方法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横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问，其作为正式学科的时间并不长，还缺乏普遍认可的学术标准，在研究方法上还未形成统一的共识。
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研究方法是否应当突破单一学科的狭窄范围，学者们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者应当以成为“通才”为目的。陈奉林认为，如果把今天的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相比较的话，它不同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和其他分门别类的研究，要求通观和通变的能力，在专的基础上达到通，对本区域的问题有全面了解，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教育、外交、技术、人口与资源等，要尽可能地积累与某一国家和地区有关的全面的知识。而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应当先从单一学科角度切入，不可盲目追求从多学科进行研究。李晨阳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从业者首先应尝试从语言、历史、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外交的单一角度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可以适度扩展研究领域或学科视角。如果要对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区域进行研究，更应重视研究的学科性。
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上，不少学者贡献了自己的认识与观点。赵可金指出，先验研究和经验研究长期以来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主要争论，先验主义者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时更强调描述性研究和演绎分析，而经验研究强调对国别区域的社会调查、数据分析、理论建模等定量研究，既重视对一国自身不同发展时期的历时性比较分析，也重视一国与其他国家的共时性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出国别区域内在的某些客观规律或理论认识。任晓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不应当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助教，研究者必须从某一区域国别及数个区域国别的现实出发，扎实推进实证研究，然后在归纳、概括、比较、提升的基础上反思、修正和发展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李晨阳强调，国别与区域研究必须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要大力推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重视采用大数据进行分析。
在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路径讨论中，陈奉林认为，区域国别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需要探索基础理论，研究者应当在总结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与国际关系中有价值成分的基础上，破除西方长期主导的“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逻辑，创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与时代特征的区域国别学新理论。张帆提出，“中国故事”作为区域国别对话中重要的知识来源和思想资源，具有知识生产的巨大动能。中国的反帝反殖、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能为广大“第三世界”的区域国别学提供独特经验，成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思性力量。翟崑表示，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需要完成多种产品类型，应当全方位提供纯学术、政策型和社会型三类产品。
参考文献
1. 任晓：《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任晓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
2. 陈奉林：《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基本内涵、理论与体系构建》，《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期。
3. 赵可金：《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争论与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
4. 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
5. 张帆：《“中国故事”作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方法》，《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
6. 翟崑：《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学之探究 | 中国印度学
印度学，英文译名为“Indology”，顾名思义，即有关印度文化圈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等内容的描述和解释。古典印度学指以梵语文学为基础，包括巴利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在内的以古代印度语言、历史、宗教和哲学文献为基础的学科门类；而现在广泛使用的“印度研究”则更加关注印度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议题，扩大了古典印度学的研究范畴。第四期简讯谈到，海外印度学主要包括欧洲印度学、美国印度学和印度本土印度学这三个流派，中国印度学在秉持自我历史传统的基础上，也汲取了海外印度学的养分，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统特色。
从概念源头上来讲，中国印度学从佛学发展至梵学而后印度学，佛学、梵学和印度学在中国是三个紧密相关却又有差异的概念。“佛教”一词来源于海外，对普通民众而言，佛教指的是佛教文化；佛学则是指对佛教的研究，多在学者群体中使用。佛教东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佛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中国佛教虽自成体系，但保留了印度佛教和印度文化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梵学，尽管在中国古代经常和佛学混用，但梵学如今意指古典印度学，它将印度教等更多的非佛教因素纳入到了对印度文化的考察当中。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作为区域和文化概念的“印度”不断成型，从过去的“西天”“净土”“佛国”演化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印度”，传统的梵学也转变成了现代印度学。
二十世纪初，中国印度学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内开始了缓慢而持续的发展。北京大学是中国印度学的摇篮，在中国印度学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946年，北京大学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季羡林担任首任系主任；1951年，北大开始招收印地语专业的学生。而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早已开设印度学相关的课程。1917年，梁漱溟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随后中国大学开设印度学的课程逐渐增多。被称为“哈佛三杰”的汤用彤、陈寅恪和吴宓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教授印度学相关的课程。此外，同样从哈佛大学归国的周一良，以及俄国爱沙尼亚男爵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等学者也为国内的当代佛教研究和印度学研究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1935年，中国中印学会在南京成立，蔡元培担任主席；1942年，中国第一个印地语专业在云南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成立，教师由印度国际大学直接派出。正是这些印度学相关专业的早期开拓，培养了国内一批最早的印地语师资，如彭正笃、殷洪元等。
当前的中国印度学，一方面继承了古典印度学的传统，重视佛教写本等印度文化新材料的考释，以及经典文学的译介。这一流派师承季羡林、金克木、吴晓铃等老先生的研究路径，关注印度古典文学的翻译，代表成果如季羡林翻译的《罗摩衍那》和金克木发起、黄宝生主持翻译的《摩诃婆罗多》。另一方面，中国印度学紧跟后现代研究潮流，更加关注作为主权客体的印度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
参考文献
1. 郁龙余：《从佛学、梵学到印度学:中国印度学脉络总述》，《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2. 王向远：《“翻译驱动”与中国的印度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3. 王邦维：《北京大学的印度学研究：八十年的回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 刘震：《刘震谈海外及中国的印度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5月31日。
国外经验 | 后殖民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后殖民讨论无处不在，出生于印度的当代著名后殖民理论家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强调，“全世界都是后殖民的”。后殖民主义认为，从前的殖民时代大体已经完结，但殖民者（西方）与被殖民者（世界其余部分）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未终结。根据这一概念理解，后殖民研究不仅讨论过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也讨论透过现代化、技术发展、大众文化等符号所折射的当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而后殖民理论则主要处理这些关系中的支配与反抗、“内部殖民”等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后殖民思潮盛行于西方人文学界，西方的区域研究热衷探讨后殖民思潮所强调的“去中心”“反线性”逻辑，而这一经验值得国内借鉴。
首先，后殖民理论包含较大的“区域性”特质。过去的“殖民化”，表现为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移植西式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其中分别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本身就是两种有关区域划分的概念。后殖民理论所关注的“东方”与“西方”的对抗、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第三世界群体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以及关于种族、文化和历史的“他者”的描摹，都蕴含了基于文化身份、地理方位作为划分标准的区域概念。
当前，后殖民理论的东方主义批判、对被殖民者文化身份的分析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探讨都可以成为国内区域国别研究的潜在话题。“东方”决非像传统东方学家暗示的那样作为一种抽象观念，而是具体存在的地理范围，它涵括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数十个国家和十几亿人口。正是在对东方学者关于“东方”的建构中，后殖民批评着意揭露西方统治和支配东方的话语真相。在此基础上，决定某个人或群体的“身份”不再仅仅由血统决定，而是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后殖民批评的语境中，后殖民主体对种族、阶级、性别等身份的认知在不同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结果。基于对文化身份的思考，殖民者施加于被殖民者的封闭身份，背后蕴藏了殖民主义权力结构中的“文化原质失真”现象，被殖民者的文化特性和民族意识在殖民过程中被殖民话语不断扭曲、失真。因此，后殖民批评所探讨的民族主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以封闭身份为先决条件的狭隘民族主义，同时揭露新型民族主义本质也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当代延续和形变。国内后殖民研究多处理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大多由比较文学学者对文学作品中的后殖民现象和议题加以研究，视角微观且未落脚于区域或者国别，而这正是区域国别研究未来重点开拓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张法：《论后殖民理论》，《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期。
2. 罗如春，苗智越：《再解复数的“后殖民理论”》，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3.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学人访谈 |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朱锋院长访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教授接受了本期简讯责编魏涵博士的访谈邀请，朱锋教授围绕国内区域国别学的发展特点以及本土区域国别学的构建路径提供了自己的思考，扼要展现了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现状及关键方法。
魏涵（以下简称为“魏”）：区域国别学正式纳入研究生学科目录，并成为一级学科，此举凸显了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学科地位。国内的区域国别学发展现在有何特点？
朱锋（以下简称为“朱”）：从这几年中国学术界广泛、深入的讨论来看，区域国别学已开始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跨学科、交叉学科基础上的创新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动力不是简单地依靠某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已有知识积累，而是通过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融合和相互促进，建立和建设一个强大的、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学科领域。二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服务国家三者必须高度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满足区域国别学设置的初衷和目标。三是区域国别学在中国高校系统内的落地和起步，需要依据不同的学科发展条件、交叉学科已有的成果积累和教学、科研队伍的已有规模，集中规划、各有分工、分头落实，真正在各显所长、各施所强的基础上系统和有节奏地推进区域国别学在全国高校体系内的发展。
魏：知识本土化是国家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当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正是在探索知识本土化的一个路径。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可以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话语、构建自己的本土化叙述？
朱：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还是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是是中国大国外交崛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来源，更是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大现实需要。从学科建设来说，区域国别学究竟如何建立二级学科、教材编写、学位点设置及形成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将是国内高校全力推进区域国别学落地开花的重要举措。从创新内容来看，从美国区域研究起步发展的历史来看，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提升大国外交的基础性、学理性、同时又是高度应用性和涉外人才培养需求型导向的学科建设重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适应国际环境和战略利益变化的时代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人才、信息和影响力等领域的有效保障。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和发展，要汲取外国经验，通过比较、鉴别与创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提供及时和重要的支持。
学人介绍：朱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2018年入选中宣部首批“高端学者走出去工程”。2021年受聘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首批特约研究员, 并担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中美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以及南海海上安全等研究。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