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区域国别研究的“内”与“外”
观点集萃 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
国外经验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想象的共同体》
国内动态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
学人访谈 卢光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国关路径”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举行“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
【编者按】近日，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了“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背景、研究经历、研究领域和研究专长出发，提出了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思考，观点可以说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实，研讨会上呈现出来的学术争论，也一直是国内学界对如何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论争与思考。
这其中关键的争论点包括：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是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还是进行学理和学术上的探索；区域国别研究应该综合多个学科进行，还是要以单个学科为主导；区域国别研究是以理解特殊性为目标，还是以发现普遍性为目的；对具体区域或国别的研究应该冠以“研究”之名，还是“学”之名；区域国别研究是“大国之学”还是非大国专属，等等。
在上述论争中，既有学者坚定地站在其中一方，也有学者主张对两种对立的观点进行包容并蓄。这一方面反映出学界对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目前还没有共识，这也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必然要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区域国别研究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状态。有争论，才有思考。未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向何处去，目前未有定论。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充分的借鉴和深入的探讨过程中，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式区域国别研究。
正如《简讯》主编王逸舟教授所言，《简讯》的目的在于呈现学界的争论，分享各家各派的观点。为此，本期“主编的话”精选王逸舟教授对区域国别研究到底是为了“读懂世界”还是“读懂中国”的评析；“观点集萃”摘编了国内学界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导向是以个案分析为主，还是以理论建构为主的争论；“国外经验”介绍了从个案分析到理论建构的集大成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想象的共同体》；“国内动态”为国内学界对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构成的讨论；“学人访谈”刊出云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卢光盛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国关路径”的思考；“校内活动”部分为“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的介绍。
主编的话 | 区域国别研究的“内”与“外”
近期多次参加高校区域国别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听到有关研究对象的两种不同意见，感觉它们的分歧点很有意思，值得在此分享和略作讨论。一种看法（以暨南大学张振江教授为代表）是，区域国别研究可以看成是“外国研究”，即对中国以外的不同地区和国家进行的追踪分析，根本目的是让我们的学生及公众“读懂世界”。
另一种见解（以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为代表）则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须建立在对本国国情和需要的深刻了解之上，首先弄清楚中国自身不同区域、次区域及所属位置、族群、文化、地理、资源等情况，然后有针对性地按照需要对邻国、周边和更大范围加以探讨，研究的关键是“读懂中国”（不论外国人还是我们自己）。
我个人觉得，上述两种观点各具道理、各有重点，难分出对错或高下，不妨继续争鸣、彼此取长补短。就前一种立场讲，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毕竟有限，不可能同时掌握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之外的太多知识；教师和研究者纵使可持续追踪相关问题，同样囿于有限资源和精力，只能专注国际相关领域和对象做精做细，而不宜把原属政治学和国内社会经济专业的内容面面俱到地加以吸收。
后一种看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有意打通国际和国内的路径，即便无法专通精深，也益于视野拓宽。这种认知特别针对的是国内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弊端，即：搞国际问题的人对本国情况往往既不了解、也无兴趣，对外交往中被问及此类问题要么不做回应，要么答案缺乏深度与个性。
我以为，着眼于中国的全球角色，也基于信息化条件的改进，今后的区域国别研究，乃至于整体的国际问题研究、外交和战略研究、文化与文明史的研究，可以而且应该鼓励跨界的、跨国的研究交叉，包括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的贯通；它不妨碍不同的人，发展出适合自己的研究顺序和资源配置。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外部大区域与国内小区域的复合研究，是富有潜力的学术增长点。
观点集萃 | 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
由于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区域国别研究的导向是以理解特殊性和多样性（个案分析）为目标，还是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理论建构），在国内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特殊主义论”认为，由于区域国别研究往往集中于对一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不可能产生普遍性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发现都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反映着局部的特殊性。
周弘表示，没有特殊性就不能称其为区域国别研究。赵可金提出，从学术使命来看，区域国别研究“以获得对某一国别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为宗旨，并不以获取普遍性知识为目标”。尽管不少学者怀揣科学化的理想，但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区域国别研究更多地“属于不同文化转译的解释学”，也即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牛可认为，区域研究是“特殊性取向而不是普遍性取向的，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的，质化的而不是量化的，描述的和阐释的而不是规约论和解释性的”。祝湘辉、李晨阳表示，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必须适应不同国家和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模式和社会组织水平。区域国别研究提倡对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深层经验知识”，鼓励采取精细化、分层化和个性化研究方法。
“普遍主义论”则认为，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会导致研究成果停留在描述阶段，缺乏学理性基础。只有将基于地方性的知识发展成普遍性的理论，区域国别研究才具有作为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任晓提出，社会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本土的，或曰首先是本土的，但本土知识可以具有全球性意义。区域国别研究的最高境界在于，从区域的细部出发，经由对细部的深入考察，再通过比较研究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比如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周方银提出，特殊性不是“例外论”，如果过于强调每一个区域和国别的特殊性，不承认区域、国别所具有的一般性，会导致区域国别研究形成更多封闭性的小圈子，如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阻碍高水平跨学科研究的有效进行。杨雷也持有类似看法。他认为，区域国别学的长足进步在于，在不同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普遍性理论。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和取向，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正如秦亚青所言，“描述性的知识也是知识，而且是一切学理性知识的基础”，只要是高质量的知识，都是中国现阶段需要的知识，过分纠结于哪一类知识是学科发展的终极目标并不具有重要意义。特殊性与一般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要大批深耕案例研究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有赖于大批学者在区域国别领域进行理论建构。
参考文献：
1. 牛可、刘青：《区域和国际研究：关于历史和“原理”的思考——牛可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
2. 秦亚青等：《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
3. 任晓：《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论地区研究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4. 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期。
5. 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
6. 杨雷：《加快区域国别学理论与学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11月10日。
7. 赵可金：《国别区域研究的内涵、争论与趋势》，《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3期。
8.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
9. 祝湘辉、李晨阳：《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学之探究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想象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民族主义研究、比较政治研究以及东南亚研究专家。1936年出生于中国昆明，1941年为躲避战火前往美国，1945年返回爱尔兰，1953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和英法文学，1958年前往美国东南亚研究重镇——康奈尔大学，师从乔治·卡欣，主攻印尼研究，1967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
作为爱尔兰的“英国佬和新教徒”、伊顿公学的“奖学金男孩”、大英帝国的“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安德森历经了种种“位处边缘的感觉”，但这种“无根的、缺少稳定身份的生活”也让安德森得以拥有“多重依恋”，这也是安德森很容易通过语言学习深深喜欢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并最终从事东南亚研究的主要原因。安德森认为，对研究对象的“情感依附”，是区域研究专家区别于其他学科学者的重要标尺。他将情感与政治倾向融入研究对象当中，称印尼、泰国为“我们的国家”，雅加达为“我的城镇”。四海为家的人生经历，也让安德森获得了一种对待世界开放包容的态度，对来自不同国家、地区、语言和阶级背景的人们充满理解和同情。《想象的共同体》译者吴叡人称安德森为“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
1966年，安德森与另外两位康奈尔学者共同完成了《关于1965年10月1日印尼政变的初步分析》报告（“康奈尔文件”），触怒了苏哈托政权并被长期禁止入境印尼。此后，安德森不得不转向泰国和菲律宾研究，但也因此发展出了超越单个国家的比较视野，并于1983年完成民族主义巨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开创了民族与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范式。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安德森提出，民族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又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然而他们心中都认为彼此属于同一个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与西方主流学界认为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的观点（“欧洲中心论”）不同，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南北美洲的独立运动，并一波一波地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受到殖民母国的制度性歧视，生活在美洲的欧裔移民及其后代开始将殖民地想象为自己的祖国，将殖民地住民想象为自己的“民族”。第二，安德森利用“印刷资本主义”的概念填补了长久以来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解释力不足而留下的理论真空。他认为，印刷语言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那些说着各式语言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可以相互理解了，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第三，安德森提出，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观念体系或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具有 “巨大的情感力量，以及让人心甘情愿为之牺牲的能力”。
安德森晚年反思《想象的共同体》时，提出它的根本缺陷在于将民族和民族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忽视了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在内的其他政治思潮的影响，因为很少有人是“单一的”民族主义者。这也是安德森后期创作《三面旗帜下：无政府主义和反殖民想象》的初衷，旨在对全球无政府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比较分析。
参考文献：
1.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椰壳碗外的人生》，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吴瑛：《多维事业下的民族主义的阐释——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
4. 谢侃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和他所经历的东南亚研究”，界面新闻·文化，2018年9月15日，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468488.html。
国内动态 | 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
随着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也提上日程。尽管国内学者们普遍认同区域国别学是对本国以外的某个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但是对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构成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以下列出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秦亚青提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该包括三种类型的知识：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没有描述性知识，就不可能出现“国别通”和“区域通”人才，也无法进行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没有学理性知识，学科发展难以为继，甚至会失去作为一级学科的基本标志；没有应用性知识，无法满足当下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需求，就会成为知识建筑的空中楼阁。
张蕴岭认为国际区域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国际区域学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功能研究和制度研究。其中，基础研究着重于对构成区域的基础因素，包括地缘和国家进行研究；功能研究着重于对构成区域的链接机制，如区域政治、区域经济、区域文化进行研究；制度研究则着重于对国际区域的制度建构和区域治理进行研究。
不同的是，刘鸿武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科要想获得创新发展，必须将“区域学”“领域学”和“国别学”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发展。以“非洲学”为例，它首先吸收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又坚持地域属性的研究，从东非、西非、南非、北非等方向开展研究，同时它还是国别学的一部分，需要研究者对非洲单个国家进行研究。
张云则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四维度综合论。在他看来，区域国别研究是理论、文化、治理和政策四个维度的综合研究。其中，理论是规律总结，需要兼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文化是本源，也即弥补国际关系理论在追求科学性和简约性的过程中忽略了对单元层次差异性重视的缺憾。（国际）治理和（公共）政策是国际实践的两个面向，治理是客观无政府世界的不同行为体的自然治理状况，政策则带有国家的政治意志和主观意图，指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与具体分配。
参考文献：
1. 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
2. 秦亚青等：《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与学科建构》，《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
3. 张云：《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4. 张蕴岭：《对区域国别学理论的探讨》，《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6期。
学人访谈 | 卢光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国关路径”
2023年2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卢光盛一行来南大调研，与南大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教师举行座谈会。《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以下简称《简讯》）编辑部借此机会对卢光盛院长进行了专访。此次专访分两期发出，上期主题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 （详见《简讯》第5期），本期主题为“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国关路径’”。
《简讯》：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但也有学者认为跨学科中需要一个主导学科。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卢光盛院长：当前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浪潮方兴未艾，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热潮之下，我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何去何从？我在去年的相关会议及论文上提出过，我们不应“独善其身”，也不能置身事外。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快半年，情况有所变化，但我想当时的个人理解可能有点参考作用。
我认为，面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浪潮，各传统学科、专业有以下几种反应：
一是“亢奋的”外语学科。外语学界，尤其是非通用语领域的同仁，是推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落地的一股重要力量。据我个人的观察，在区域国别学被正式设立为一级学科之前，各外国语高校的相关力量已经开始发力，明确设立之后，普遍进入学科建设“加速度”状态，总体上，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对外语非通用语领域的影响是比较积极的。
二是“观望中”的国关和国政。面对区域国别学建设浪潮，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反应不太积极，这一状况与各学科、专业原本所处的学科地位密切相关。非通用语类专业以往在外语学科中的影响相对不足，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专业则更多是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如果说部分高校的相关专业原本所处的政治学学科在几轮学科评估中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地位，那么他们存在一些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大家冷暖自知，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是“平静的”世界史。世界史是在2011年才跻身为一级学科，本身仍处于自身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所以也在犹豫是否分出力量参与到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当然，已经有相当部分世界史学者开始探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世界史路径，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四是还在“门外的”经济学。至于学科指导方案里提及的可以授予经济学学位涉及的经济学类学科、专业，据我了解基本上还处在“门外”。不是说他们是 “门外汉”，而是他们觉得这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他们的圈子已经有很好的学科发展空间，所以不是特别在意。
我们国关、国政过去在做国际问题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多数情况下也就是在做区域国别研究，迄今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区域国别学兴起的背景是国家战略需要。各位学界同仁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做工作的理由、依据是什么？就是国家战略的需要，这是“国之大者”的考虑，我们国关、国政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工作为己任。虽然学术和政策还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我们始终认为这两者并不是相背离、相矛盾的。所以国关、国政与区域国别学的初衷和目的是一样的，当然可以在里面发挥重要作用。
《简讯》：您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国关国政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卢光盛院长：首先是不能“置身事外”。要从“国之大者”出发，与时俱进参与到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国关、国政过去和现在都是做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不能“拱手让出”。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周边关系、重要的区域国际秩序和重点国别研究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国关、国政专业的参与。
同时，我们要有他者的视角，要去做田野考察。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很难成为“好的区域国别问题研究专家”了，因为这些人不懂非通用语国家的对象国语言，不能在这些国家长期生活、工作、学习和调查。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
《简讯》：区域国别研究升级为区域国别学之后，如何推进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您对此有何建议？
卢光盛院长：作为一个区域国别研究的院长，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要为未来的发展考虑。我们可以围绕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做一些文章，注重学科“门槛”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有一些具体工作要考虑和面对，学科建设浪潮之下，我们需要有冷静的思考。
首先，到底要不要参加学科建设申报？原有学科怎么办？对于一些在现在学科评估中排序较为靠前的学校来说，如果分一些力量去组建新的学科，原有的学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某些学校有些犹豫，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决定要去干了，下来怎么整合资源、设计方案？这些还将面临现实的诸多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由学校来进行顶层设计并主导建设方案的落实，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其次，学科评估怎么办？准入门槛怎么办？我们知道同为交叉学科门类下新设一级学科的国家安全学，学科申报并不完全是开放的。我估计并希望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申报会有所不同。
再次，如何处理和设计二级学科的方向？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方法，但如果没有规范和统一，可能对学科的发展不利。可能需要强调的是有主干要求之外，尊重和鼓励特色发展。
还有，学科建设的短板怎么补齐？此外，学位的授予、培养体系、教材体系，以及人员经费、学生就业，包括学生就业求职报名的专业目录的规范等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努力考虑。
《简讯》：能否介绍下云大区域国别研究院在这方面的工作？
卢光盛院长：就云南大学而言，我们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将按照“错位发展、云大特色、突出不可替代性”为基本思路，以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为学术基础，以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真才实学、跨国视野的区域国别特色人才培养道路，为我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作出云大贡献。
学人简介：卢光盛，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云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云南省“云岭学者”，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云南大学“东陆学者”；兼任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外交研究会副秘书长；“澜沧江—湄公河创新智库”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周边外交、东南亚国际关系、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研究。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举行“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
2023年6月10日，“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暨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科建设咨询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成功举行。中央外办原常务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主任裘援平，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周弘出席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感谢兄弟院校学者的莅临参会与大力支持，并对裘援平主任为南大区域国别学建设所予以的精心指导表达了诚挚谢意。在主旨演讲中，裘援平结合自己40多年对外工作经历，从实践者的角度，阐述了对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的认识。她指出，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层层递进的。区域国别研究作为微观和中观研究，是我们对外部世界基础性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一直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工作基础中的基础。当前形势下，国家之所以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并且把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最主要的是中国外交和外向发展的迫切需要。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开展大国外交、进一步融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等，都需要在点和面上大力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及人才培养。而迄今各方面的学科建设、研究基础、研究范围、研究能力、研究人员等严重不足，远远适应不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要求。需要以国家需求为首要导向，在两个层面上着力推进：一是协调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各有侧重地布局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二是以创新思维积极探索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加大相关人才培养力度，不要纠结于传统的学科禁锢。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和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国家所需要和呼唤的区域国别学，总体是在面向人类社会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范畴，其建构应该定位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型基础研究上。要针对区域国别研究涉及对象、领域、问题“多”的特征，以及理论、方法和手段多学科交叉“跨”的特质，梳理出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关联学科，找到兼具融通性和应用性的研究范式，特别要形成一套指导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箱”，这对于培养适用人才和培训一线实践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裘援平认为，国际关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关系，犹如相互支撑、彼此依存的源头和出口，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之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应用，为基础研究提供实践验证和应用场景。教育部明确区域国别学可授予法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学位，既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历史的继承，也是对未来学科建设的指引。构建中和实践中可能需要更多的学科支撑，学界应该敞开胸襟、放下身段，以科学和开放的态度守成创新，共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在致辞中表示，国际关系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对成型，既有各自不同的学派又能够相互交流，但是学界对区域国别学能否作为一级学科目前还没有共识。区域国别学能否作为一级学科真正立住脚，并引领学术的发展，是学界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
在名家讲坛环节，周弘学部委员强调了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性，认为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是学界一件大事，符合国际形势发展和中国战略需要，也符合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规律。我们要用实际行动推动学科建设，形成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学科，要根据不同区域和国别的特性选择其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研究内容的不同权重。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表示，区域国别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取向，但不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学科。两者在实践中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扎实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能够为理论建构提供新鲜的素材，还能为理论的修正完善提供有益的检验。华侨大学华侨华人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吴小安教授认为，区域国别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学科与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性，要着力于进行鲜明的时代性大变迁与中国性元素双重特色背景下的学术创新，加强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的对话交流，提升中国学界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振江教授提出，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对国际关系学既造成一定的挑战，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国际关系学可以利用学科优势加入和引领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运用体系理论整合与超越零散和碎片的知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卢光盛教授认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军，区域国别学与国关国政的融合发展是必然选择，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创新、他者视角、田野调查也有助形成国关国政的“新增长点”。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提出，理想状态中的区域国别研究理应在议题和领域上实现“全覆盖”，当前国内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主要不足包括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连续完整的数据库建设等基础设施问题以及人才储备问题等。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教授建议，国际关系学科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落地的牵头专业。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要综合运用国家主义、社群主义、发展主义、文化主义等视野，推动学科理论体系建构。
与会专家还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如何积极响应加强区域国别学等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圆桌交流，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张亮、学科办副主任冯帆、社科处副处长刘颖、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姚远等也参加了研讨。在青年学者论坛上，周弘教授受邀为青年学者作题为“从欧洲学的视角看‘欧洲模式与欧洲转型’”的特别演讲。与会青年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前沿问题充分交流，周弘学部委员、王逸舟教授、任晓教授、杨成教授对发言一一进行点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契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2022年以来，中宣部、教育部《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会，对“强化国别区域研究”提出明确要求。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贯彻中宣部、教育部要求，落实南京大学“奋进行动”，统筹推进国际关系、国别区域、国际组织、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举措。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李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