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在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的发言
学人访谈 传承南大人学术传统，创建自主型知识体系
——于文杰教授访谈
国内动态 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设置：从三分法到五分法
校内信息 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简介
【编者按】近代以来，西欧殖民活动与殖民研究互为支撑。一方面，西欧殖民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催生了殖民研究，为了解、治理殖民地，19世纪，英国等欧洲国家开启殖民研究，这成为欧美区域国别研究智识来源之一；另一方面，殖民研究反过来服务于西欧国家的殖民活动。在殖民主义的破坏、征服与掠夺中，西方使用文明话语将自身行为合理化，“文明使命”“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感”等话语相继出现，殖民地成为所谓“文明国家”的势力范围。
我国的区域国别学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与欧美区域国别研究截然不同的使命。但是，与英美霸权相伴，欧美的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获得强势地位，弥漫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存在诸多失真现象。在探索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中，译介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是必要的环节。然而，不加辨别、不加思考地运用，不仅会偏离事实，而且不利于我国建设自主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为此，我们尤其需要仔细辨别外来话语中的立场与潜台词，形成中国自身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建构完整且客观的自主知识体系。不过，如何打破西方书写与西方理论话语？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创新？七十余年来，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历经数代学人，为还原历史真相不懈努力，相关经验值得借鉴参考。
在诸多殖民主义国家之中，英国曾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殖民帝国，其历史书写与话语塑造尤为强势。对此，南大英国史学人不断反思与探索。《英国文明史》（多卷本）是南大英国史研究的最新代表性成果，该项研究从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核心范畴与史学观、研究方法和世界观等方面做出新的尝试，以创建中国英国史知识体系为立足点，在批判英国文献、英国问题和英国现象的基础上，依靠历史文献、博物学、档案学的研究，对英国文明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做出革命性的厘清和还原。又如，西方学者认为“太平洋丝绸之路”是“马尼拉大帆船”商路，这种书写以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等形式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南大英国史学人从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航路、殖民主义历史遗迹的反思入手，通过全面挖掘历史文献，综合使用研究方法，还原“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还原以中国为主体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性权利。
区域国别研究是对目标国别和区域进行系统性、全息式的综合研究，具有天然的交叉属性。交叉属性使得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单独胜任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跨团队、乃至跨国合作成为必然选择。长期以来，南大英国史研究团队致力于建设与维护密切的跨学科与跨国学术研究合作网络，这些经验同样值得借鉴参考。
在本期简讯中，“主编的话”刊载王逸舟教授在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上的发言，阐释培育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所需要的原则；“学人访谈”栏目专访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于文杰教授，展现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的传承与自主型知识体系的创建；“国内动态”为“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侧记，记录会上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从三分法到五分法的设置经过；“校内信息”栏目对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做详细介绍。
主编的话 | 在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的发言
我个人以为，培育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需要确立一些原则。第一，要充分考虑区域国别学之交叉学科和跨领域的特性，避免等同于文史哲、政经法等传统大学科。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性质非常重要，我们培养人才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培养有综合能力、有更加广阔视野的人才。
第二，尽量发挥各地高校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地域特色，避免一式化、同质化。无论是幅员、还是人口来看，中国的规模相当于国外三十几个中等强国或者是大国，而且中国一半的省份、自治区与他国接壤或邻近。显然，譬如讲不可能要求我国西南方向的高校专门研究俄罗斯远东地区或者东北亚问题，或者期待西北方向的高校教师持续探讨海洋问题。因此，二级学科的设置要充分地尊重这种超大地域、民族特色和高校传统。
第三，便于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建设共同知识话语，避免让区域国别学成为绝学、孤学、哑学。这个是我有点担心的，因为历史上有过这种教训。比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学习时，一些院系及学科调整并没有完全考虑科学规律和学术本质。那时的苏联学术界也在政治意志主导下出现一些不良倾向，比如李森科生物学全盘否定了国际上几百年来的同行研究，再如提出社会主义物理学的口号及尝试。今天我们设立了很多一级学科，也要谨慎地做好平衡，一方面需要有中国自主话语、中国特色、中国品质，像中国的水利工程学、水稻种植技术、高铁都有很强的中国性，确实有可能发展成独一无二的学科、课程。然而，区域国别学恐怕是一个国际性的学问，必须能同国际进行交流，让其他国家同行听得懂，不能自说自话、全然不顾外部普遍的认知与规范。从专业角度看，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课程、教师懂得国际对话的重要。目前，国内一些新学科尽管重要、却很难参与国际对话，比如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美术书法学，这些一级学科的设置反映出政治需要、国情特色，但短时间不易开展学术交流、形成概念与方法的知识平台。而区域国别学从一开始就是面向世界的学问，必须在国际上持续深入交流，产生共同知识话语与对话范式，即使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观点。
第四，考虑区域国别学的综合特征，适当吸纳传统学科的某些二级学科和条目。区域国别学建设初期，不一定能形成完全自立、系统完备的二级学科，适当吸纳其他传统学科的学科、课程及条目，规定动作之外应有自选动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
关于自设二级学科的几个方向，首先是区域国别学的基本原理，包括理论和方法。其次要有区域国别的比较研究。然后更多是交叉性质、借用性质的，如全球文明史传播研究、学科前沿与交叉研究、国际组织与国际传播，这些都是当下国家需要、学术界又有基础，而其他的一级学科中也没有设定成二级学科的领域，带有跨界性质、交叉性质。同时，不妨借鉴某些传统的二级学科，如历史地理学、外交学、战略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民俗与地域文化、比较文学与语言学，吸纳它们的部分内容、支撑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基石。就是说，在设立二级学科时除了有规定的动作，还有一些选修的、跟其他平台相融合、共同使用的部分，这样有助于培养新一代跨界人才。最后提醒一点，学术发展与学科设置是水到渠成的过程，对此须保持清醒意识。今天讨论如何培养人才、如何设置学科、如何设计学术规划，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切不可犯拔苗助长的错误。想对相关主管部门提醒一句，政府对学科建设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新型举国体制下面，但要谨慎避免不适当的行政介入。
学人访谈 | 传承南大人学术传统，创建自主型知识体系
——访问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于文杰教授
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的发展，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已历经四代学人，形成独特且深厚的学术传统。南大英国史研究经历哪些传承和发展？取得哪些成绩？未来研究上有何难关有待突破？为此，2023年5月17日，《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王婉潞博士专访南京大学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于文杰教授，探讨上述问题，以期呈现南大英国史研究的立体图景。
王婉潞（以下简称“王”）：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邀约。南京大学素来是我国英国史研究的重镇，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南大英国史研究经历哪些发展阶段？
于文杰（以下简称“于”）：早在1927年，沈刚伯先生就已经开始了英国史等区域国别问题的教学研究；1939年，蒋孟引先生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全面开始了中央大学历史系的英国史教学与研究。在建国初期，南京大学成立了欧美研究所，这是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所的前身，是新中国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到目前已有四代研究者，我们属于第三代，我们是在高山仰止、由前辈们创造的历史学语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很敬畏前两代先生们及其辉煌的学术成就。
第一代是以蒋孟引先生和王觉非先生为代表的几人组成的团队，主要工作是翻译、传播与研究，同时建立中国自己的英国史教学与研究体系。蒋孟引先生于1936-1939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就读博士，他当时的博士导师是曾担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C.K.韦伯斯特教授。蒋先生的博士论文《论1856-1860年的中英关系》，做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运用了大量英国史料，证明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当时，整个世界处于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兵荒马乱的状态，在那种环境中强调我们国家利益是非常困难的。在博士答辩时，蒋先生可谓“舌战群儒”，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蒋先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爱国学者的榜样。
学成归国后，蒋孟引先生历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解放后，蒋先生潜心研究英国史，著述范围涉及英国从古至今的历史，从罗马不列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英国各时期历史都有所著述和精深研究的唯一中国学者。经过修改，蒋先生于1965年将其博士论文出版，确立了他作为新中国英国史研究的学术奠基人地位。在蒋先生指导下，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形成“从史实出发、从文献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优良传统。
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成立，蒋孟引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学会会长。1982年，蒋先生受教育部委托，领衔主编《英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份量的英国通史著作，从英国远古时代写到当代，吸收大量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再现英国社会发展的全貌，长久以来是中国学者在英国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最好成就，至今仍是英国史学生的必读书。除此之外，蒋先生发表或没有发表过的英国史论文汇集为《蒋孟引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蒋先生也编写过世界近代史的教材，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以前是油印的，还没有正式出版。王觉非先生主编的《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英国断代史著作，在国内外同行中具有重大的学术影响。
第二代以钱乘旦先生、杨豫先生、陈晓律先生、沈汉先生、吴必康先生、高岱先生等为代表，构成十多人的学术团队。第二代先生们在传承的基础上，拓展了英国史研究领域，开展对专门史的深入研究。钱乘旦先生主编过两套丛书，一套是“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另一套是多卷本《英国通史》，主持过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陈晓律先生从事英联邦国家社会制度研究、社会福利研究，主持过欧洲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福利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必康老师主要研究英国经济社会史，北京大学高岱老师主要研究英帝国史，南京大学杨豫老师做英国现代化与史学理论研究，沈汉老师主要从事英国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研究，陈仲丹老师主要研究图像史学，陈祖洲老师主要研究帝国史，清华大学梅雪芹老师主要研究英国环境史，这些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都享有盛望。
我所在的第三代学人是为数百人的大家族，前辈们做出辉煌和卓越的贡献，我们主要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探索构建中国英国史研究的自主型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在第三代中，我主要做英国文明史和丝绸之路研究，刘金源老师主要从事英国劳资冲突、英藏南海档案文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方面的研究，刘成老师主要从事工党问题与和平问题研究，舒小昀老师对斯密经济学与全球史做得仔细且深入，闵凡祥老师主要研究由英国史拓展开来的英语国家医疗社会史，陈日华老师主要从事英国地方志研究、中世纪研究，张红老师的英国宗教史研究做得也很有特色，洪霞老师主要从事帝国史研究，施义慧老师主要研究英国社会史、妇女儿童史，等等。第四代是更为年轻一代，国内外分布人数则数以千计。
王：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已形成四代研究团体，可否请您介绍各代研究的重大问题与各自的研究特色呢？
于：蒋孟引先生是第一代的核心学者。蒋先生有三个很了不起的贡献：第一，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方法论。蒋先生主编的《英国史》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史学观和方法论。第二，深厚和强烈的家国情怀，尤其是鲜明的国家意识，蒋先生的博士论文《第二次鸦片战争》运用英国史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档案文献学的功夫。蒋先生对史料、资料十分重视，蒋先生读书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回国时背了一大批的读书卡片。在课堂上，蒋先生拿一张卡片可以讲两三节课，每一节课在黑板上全英文板书，这令我们高山仰止。王觉非先生的近代英国史研究与欧洲研究也是第一代学人的标志性成果，王先生的英国史研究十分重视外国文献的使用；王先生还与哈利·T.狄金森先生交往深厚，在中英团队合作上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代以钱乘旦先生、杨豫先生、陈晓律先生、沈汉先生、吴必康先生、高岱先生为代表，在继承第一代学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研究的主要切入点是现代化，第二代学人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学的主题是现代化，作为后发达国家，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先生们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全方位变革，出现全面的社会转型。并且，现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自身的建设问题，也是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不致被消灭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二是英国社会福利、土地制度与资本主义史研究。三是英帝国与殖民主义的历史研究。
我们第三代是在高山仰止的语境当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推进英国史研究的学习和思考，并做出一些新的反思与探索的：一是对“天生自由”的反思。洛克是在批判父权制的背景中提出“天生自由”的观点，在这种语境中，洛克有其立论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在思考和运用的过程中，如果不加辨别地称英国是个“天生自由的国度”，这在某种意义上和历史的事实与客观的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距离。人民长期的劳动实践是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借用洛克的话，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独立的思考。
二是对“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的反思。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认为近代英国“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言下之意，1640年英国革命是***件，1688年以后英国不再有***件或很少有***件。但是，我们根据相关档案文献，发现1688-1689年从英格兰、苏格兰到威尔士，还是有许多***件的。为何巴林顿·摩尔要强调渐进主义呢？在某种程度上，英美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他们之间有一种传承，他们总是寻找历史上的闪光点，进行一种正面的、褒奖的、肯定的表达，是将历史往好处说，这种历史书写中的美化、失真现象是我们需要探索与克服的。中国学者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更不能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英国历史学会前会长、爱丁堡大学教授哈利·T.狄金森先生也认为，1688年是近代英国历史上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真正意义”在于其既是***件，也推进了社会制度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当理解并且应当尊重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英国近代走的渐进主义发展道路，总体上是考察1688年以后的历史、尤其是19世纪三次议会改革，确实在英国国内大规模的***件比较少，这也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按照洛克的分权思想去考察，对外权也是国家权力存在的重要样式。在英国的历史中，对外关系、对外的殖民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近代英国是世界历史上战争最多的国家，也是***件最多的国家。作为近代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帝国之一，英国近代史是血淋淋的，这怎么能称之为渐进主义？这值得我们思考。也因此，巴林顿·摩尔的“从暴力革命到渐进主义”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我把这个题目改为“从暴力革命到殖民主义”，也不应该有人反对。
三是对帝国史的反思。我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人的手心和手背的关系，帝国史同时就是殖民史，帝国史是一种西方的表达方式、美国的表达方式、英国的表达方式，我们至少应该辩证地说清楚帝国史和殖民史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只讲帝国史，不讲殖民史，这是错误的。我觉得“帝国”前面最好要加上“殖民”二字，就是从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这样一种滚雪球的发展，不能因为到了帝国这种殖民主义的鼎盛时期，就把殖民主义的基础给放弃了，我认为殖民帝国的看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本身。
王：谢谢于老师！南大三代英国史研究令人震撼。近年来您潜心研究英国文明史，并出版《英国文明史·总论》，可否请您谈谈为什么选择以“文明”为切入点？与既有的英国文明史研究相比，您这项工作的创新有哪些呢？
于：《英国文明史》（多卷本）是中英学者团队合作撰写而成的一部全新的英国史专著。这项工作启动于2011年，从我与约克大学马克教授初步讨论至今已有十多年时间，2022年1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正式出版《英国文明史·总论》。多卷本的《英国文明史》是我们第三代研究代表作之一，是我们和英方专家共同思考、共同书写的重大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我们研究团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对于先辈、对我们团队、尤其英国专家们深表感激。这部书中的作者有一部分是我的师辈，例如狄金森先生，是英国历史学会前主席，帕特·塞恩教授是英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士。对于英方专家给予我们的无私支持，我非常感激。
这套多卷本的整体结构分为总论与早期、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等四个段代，在近代部分，将英国国内、国外和思想史分开，多卷本计划出版6卷共12册。《英国文明史·总论》是这套多卷本的首卷。为什么强调英国文明史？历史上，英国社会产生过诸多现象，在这些现象背后，是有内在缘由和本质的。我们认为，思想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灵魂，这是我们探索研究英国史的一种重要的路径，因此，我们努力从社会发展史本身的存在，从其内在逻辑与背后潜在的动力、精神和本质这个视角去考察英国历史。英国近代文明为何崛起？不是因为英国是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也不只是地理条件的优越，而是这个民族群体善于吸纳与创新，尤其是基督教文明、古典文明与其他域外文明的进入与融纳，能很快消化成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强有力的文明因素，成为近代社会崛起的主要元素与强大动力。
因此，我们对英国文明史的研究，摒弃了传统国别史的结构和写法，以英国文明内在的思想文化、以英国的民族精神为主线来书写，致力于探寻英国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根源。在具体写作中，跨领域、跨学科地阐述英国文明融合、成长、释放、回归的历史。过去，中国的英国史研究受西方人影响比较明显，本书强调以中国英国史知识体系创建为立足点，对英国文明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做出革命性的厘清和还原，在书写中坚持中国观点和中国话语体系，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项工作还有一些现实意义，要从我们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语境中来理解。其实，英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百年未有的大变局，17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各种暴力事件、民族问题、战争、瘟疫、火灾等等接连不断地出现，所以，我们学习英国史、编撰英国史，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形成在中国语境下的一整套理解和书写英国文明史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就是要从英国历史进程中寻找经验和智慧，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具体创新体现在我们从话语体系和价值观、核心范畴与史学观、研究方法和世界观这三个方面做出新的尝试：一是我们尝试创建中国特点、南大特色的话语体系，以思想文化为内在的精髓，贯穿整个英国文明史的研究和书写，这是我和相关专家、和我们课题组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二是在书写过程中，英国文明史必须对诸多英国文献、英国问题和英国现象拥有批判意识，要呈现出中国学人的话语体系、基本特征与中国风格；三是研究方法和世界观的创新，历史学的图书馆，档案学的档案馆，还有博物学的博物馆，甚至于考古学，这四大学科可以交融在一起，我们将在新的英国文明史研究当中充分体现，在思想为主线的基础上，依靠历史文献，同时依靠博物学、档案学的研究，努力让史实本身尽量还原其真相。
王：可否请您具体谈谈如何呈现中国学人的话语体系呢？
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范畴的一项重要的尝试，比如：用殖民帝国的方式去书写近代英国对外的历史，无论它是世界工厂、世界贸易还是世界帝国，英国对外文明的历史应该从1588年开始。尽管希腊时代也有殖民帝国时代，但是世界殖民帝国的历史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形态是拉丁世界的殖民主义，另一种形态是英语世界的殖民主义。而这两种形态的转换起点正是1588年英西海战开始，并在1898年美西战争完成最终的转换，历经310年。美西战争后，英语世界的殖民主义基本把控世界，在这当中，西方文明世界的一些重要内容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这种殖民主义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结构。
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关于印度问题的论述中，称殖民主义有双重使命，首先是破坏，其次才是建设。殖民主义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呢？总体上它会表现出这样一些方式，早期常常用一种科学的探测或经济贸易的方式走向异地、走向异域。然后会用一些商贸，用一些宣传和教育，这中间还牵涉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叫“形塑”，用书写的方式为异域世界造型，这个造型很多是一种矮化，像书写毛利人、印第安人等历史上的相关著作，大多数是一种矮化、是不负责任的书写。再深入地看，殖民主义教育，最终是一种对殖民地的占有和开发，这是它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最终实现了对相关地域的殖民主义统治。
哪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那就是在当代，古为今用、以古鉴今，西方殖民主义依然以特殊的方式存在于我们身边，这是我们要留心的。无论它是用意识形态的方式、生物细菌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这是需要我们保持清醒并正确面对的问题，要对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族群、我们的国家有一种清晰的认识，要让历史学，让英国史研究为我们国家建设服务。
王：在构建中国自主型英国史研究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您认为英国史研究中有哪些难点？有哪些方法来避免和克服？
于：对于英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英国的现代化、民主社会、和平、英国历史的发展道路，以及英国史与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关系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知识结构、价值观和世界观等诸多问题，应当予以辩证分析并做出新的探索。鉴于英国文明的两面性，在英国文明史研究中，特别要重视实证方法与辩证意识。
我们的历史学研究首先要从史实出发。历史学研究和历史事实到底相差多大的距离，是否能实现重合或部分的重合，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如果作为一种胜利者的历史学书写，是不是要做一些部分的反拨才能靠近历史本身，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为难的事情。如何尽可能克服？我们要努力去寻找第一手档案文献资料，寻找靠近历史事实的材料。其次是从文献出发。我们最近几年也在努力寻找英国史研究的相关的档案文献，包括书信、日记、方志和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全集等。最后是从“小学”出发，这是我们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我认为，这种方法也可以走向国际社会。这个“小学”在中国早期一般称之为文字学、金石学，就是细节研究、基础研究。还有就是用艺术的方式来书写历史，这在11世纪的英国出现过，“贝叶挂毯”就是案例之一，这是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我相信，英国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来说，任务非常繁重，也有许多艰难的使命，但是我们只要有这样一种初心，应该努力去担当，努力去坚守，并最终去完成。
王：于老师，我注意到您最近在主持“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可以请您谈谈为什么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延伸到太平洋丝绸之路方向吗？以及这个项目在创建中国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历史书写方面取得哪些突破呢？
于：近几年来，英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员先后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刘成教授的“英国工党史”和刘金源教授的“英藏南海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太平洋丝绸之路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是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对这个项目的研究，主要是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研究中的海洋史研究延伸而来。自近代世界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西方历史学家诸多失真的历史书写弥漫着世界许多历史学领域。就“太平洋丝绸之路”而言，西方学者认为：“太平洋丝绸之路”是“马尼拉大帆船”商路。这种书写以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等形式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如何打破这种西方书写呢？
这项遮蔽与曲折的研究是从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航路、殖民主义历史遗迹的反思入手，关注“太平洋丝绸之路”的重大理论与历史问题，通过全面挖掘历史文献，综合使用研究方法，还原“太平洋丝绸之路”的历史真相，还原以中国为主体的“太平洋丝绸之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性权利。项目成员来自世界许多国家不同学科的老中青三代人。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四个问题为支撑：一是在形式上，还原殖民主义语境中的“马尼拉大帆船”的贸易商路。确切地说，马尼拉大帆船的航海贸易是在西班牙主导的殖民主义语境中、历时250年之久的商务活动，但是这一活动的主体是中国人，主要活动是中国商务。英国学者已考证到，从马尼拉到美洲的阿卡普尔港，运去的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商品，而运回来的则大多是由中国吸纳的白银。也就是说，马尼拉只是充当了美洲对于中国的丝绸与丝织品和中国对于美洲白银的需求的中介。
二是从中介的角度，探究中马“印太航线”的开辟及其主权的历史转换。大明王朝为马六甲王朝授印除强、构筑城池、建立港口，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多国商务云集，使狭长的马六甲海峡成为沟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文化与经济交往的印太航线，形成历史上以“平等”与“互利”为本质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在1512年后，马六甲海峡先后落入葡萄牙与荷兰殖民者手中，中马共同开辟的马六甲“印太航线”进入殖民主义时代，这是东西方航海的历史分野，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分野。
三是从原型来看，接替“朝贡体系”的，在政治上是“条约体系”、在经济上是“互市体系”。历史档案文献充分证明，在西方大航海之前，东亚已有繁荣的贸易，并且逐渐形成互市体系。
四是从根源上看，东亚商贸互市贸易体系植根于中国民间内部经济结构渐变的需求。明代民间社会大量使用白银进行交易，使得中国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也使得明朝政府自下而上地开始“赋役折银”，以满足国家对白银的需求。赋役折银才是世界白银商务之路形成的力量之根源。明代中国白银货币化与国际化带来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价格革命。中国大航海通过印度洋通向太平洋，通过这样的路线图，通过经济与文化交往将中国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研究中，文博互证是该项国家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研究路径之一，综合使用档案学、文献学、考古学、博物学等方法进行考证。例如，对越南银锭从形制角度进行考察，显示了历史上的宗藩关系以及中华文化的强大影响力；中国西南及中亚的“红鸟”图像运用在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钱币之中；法属越南钱币，显示殖民主义割断中华历史，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档案、文献与文物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更加充分地揭示出西方殖民主义航海从探险、商务、书写与形塑到占有与索取的内在本质和历史逻辑。
在尊重“太平洋丝绸之路”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这项研究证明了这样的结论：太平洋丝绸之路是14世纪至19世纪、以中国等周边国家为主体的经济与文化交往之路，她是以“赋役折银”为根源，以“东亚贸易的朝贡体系”的历史变迁为原型，以“中马印太航线”为中介，以及使用中国商品与劳动力的“马尼拉大帆船”的殖民主义商路为形式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公正的范畴，也是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请问您认为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对当下的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启示？
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我们认为，吸纳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的经验，坚持新时代中国观点与中国体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坚持全球文明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互动与互补。全球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在区域国别研究，尤其在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中，努力为这一使命的实现多做贡献，坚持区域国别研究的自主创新与责任担当。蒋孟引先生向英国学者陈述与证明“第二次中英鸦片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就是历史上非常成功的案例，铭记初心，服务国家与全球文明建设，是我们当代英国史学人的初心与使命。
学人简介：
于文杰，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师承陈晓律先生治英国史，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所长，《英国研究》执行主编；2019年受聘南京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首席专家；先后赴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约克大学、巴黎大学、巴黎高师、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旁遮普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访问和讲学；主持国际合作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及教育部、人事部、科技部等国内外项目20余种；兼任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2012-2023）、中国欧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与国际问题研究、世界文化与艺术史研究。
国内动态 | 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设置：从三分法到五分法
—— “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侧记
2023年6月25日，本期责编王婉潞博士线上参与了第二届中国区域国别学50人论坛，会议由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来自区域国别学相关支撑学科与各研究领域的三十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区域国别学的二级学科方向设置，其“至关重要、关乎长远”，受到学界广泛关注。
自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的交叉学科以来，学界围绕区域国别学发展建设问题展开讨论。尤其2023年以来，相关讨论日益专深，研讨热点包括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区域国别学与相关支撑学科的互动等。不过，以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设置为主题而召开的大规模论坛尚属首次。
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立后，二级学科设置问题已迫在眉睫，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如罗林教授、陈杰教授等诸位学者所言，二级学科设置关系到课程设置、师资配置和教材开发等后续一系列环节的落实，需要在学科发展早期进行规范，在顶层设计阶段做好统筹规划。经由广泛讨论，本次论坛出现一些共识。例如，二级学科设置总体考虑要符合学科规范、遵循人才培养规律、适应国家需求；创立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构建，超越西方的话语体系；各个单位基于既有的优势方向，突出研究特色；注意规范性、特色性、包容性、开放性，避免固化，过早定于一尊，等等。
在下午“圆桌互动”环节，众多学者以二级学科方向设置三分法为基础展开讨论。所谓三分法，是指将二级学科设置为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区域国别综合研究、区域国别专门研究等三大版块。具体来看，第一版块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是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识，与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第二版块是区域国别综合研究，即对某一区域或国别进行整体的、综合的研究，如美国研究、欧洲研究等；第三版块是区域国别专门研究，专门研究是指那些尚无法上升到综合研究的具体区域国别研究问题，比如沙特阿拉伯国家转型问题、非洲经济研究、“一带一路”研究、文明研究等，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沿性，在发展更为丰富后专门研究可以升级为综合研究。三分法的优势是可以照顾到不同学校的特色，各单位能够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进行自主探索，形成各自的研究优势和特色，具有较大的包容性。自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设立以来，是否将各个区域与国别按照不同标准罗列为二级学科，如美国研究、欧洲研究等，成为二级学科设立中的经典问题之一。然而，这样的细致罗列有可能导致二级学科数量过多、包容性较弱。三分法中的综合研究与专门研究则较好地应对这一难题，因此获得不少支持。一些学者从教学与研究实践出发，认为三分法的方案可行，各个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与专长设置二级学科。
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三分法中的后两个版块提出异议。一种观点认为，三分法作为课程设计是可取与合理的，但“综合研究”“专门研究”的具体称谓需要再斟酌；另一种观点建议将国别和区域拆分开来，并增加国际和地区组织研究。在此基础上，秘书处决定将“综合研究”版块细化、拆分为“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区域国际组织研究”三个类别。这样，二级学科方向初步设置为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区域国际组织研究、专门研究等五个方向，被称为五分法。在实际设置中，各个学校可以根据自身不同情况在五个方向中至少选择三个。三分法的划分理念与五分法的具体方向基本满足各高校一般原则与本单位特色相结合的需求，最终被纳入会议的重要成果《面向区域国别学二级学科方向设置的倡议》。《倡议》第五条指出：“为基于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区域国别综合研究、区域国别专门研究三大版块，可设置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区域研究、国别研究、区域国际组织研究、专门研究等二级学科方向。”
二级学科方向设置不仅事关人才培养，也会对研究本身构成深远影响，决定未来的研究将以何种形式展开、区域国别知识如何生产。会议达成共识的五个二级学科方向体现了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并重的导向。这种设置也将在学科制度层面起到引导作用，如将“国别研究”与“区域研究”并列，应对目前我国“重区域研究、轻国别研究”的问题。从总体上看，这种分类方法力求区域国别普遍性理论与特殊性知识之间的平衡，以共同支撑区域国别学学科。
不过，另有一个潜在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各高校基于既有优势学科基础、发展出研究特色的同时，如何实现区域国别跨学科、跨团队的合作？即如何在优势学科基础上进行交叉研究，或者打通数个优势学科的壁垒，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交叉，而不是固步自封、简单相加。这是未来二级学科建设之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校内信息 | 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简介
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发端于民国时期，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奠基者是中国英国史研究开山鼻祖、一代宗师蒋孟引先生。解放初期，蒋孟引先生和王绳祖先生共同建立南京大学欧美研究所，是新中国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1991年，依托于英国史教研室的研究所更名为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研究中心；2019年更名为“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研究所”，并先后作为“南京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的主要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历经数代人的共同努力，不同代际各有不同的追求和贡献，相继对英国史、英国近代史、英国现代化、英国社会福利、英国资本主义、英帝国史、英国文明史、英国工党史、英藏南海文献等英国专门史进行深入研究，形成各具研究特色的四代研究学人与深厚的学术传统，在国内外享有盛望。
南大英国史研究第一代是以蒋孟引先生、王觉非先生为代表。蒋孟引先生专攻英国历史，是中国高校英国历史学科的开拓者和领路人。1936-1939年，蒋先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就读博士，于1939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论1856-1860年的中英关系》，该论文运用英国史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长久以来在国际学界广受赞誉。学成归国后，蒋孟引先生历任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在蒋先生指导下，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从起步之时，就形成“从史实出发、从文献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的优良传统。1978年，蒋先生受权培养英国史方向硕士研究生；1982年，受权培养英国史方向博士研究生，南京大学成为国内最早培养英国史方向研究生的教育部直属高校。1980年，中国英国史研究会在南京成立，蒋孟引先生当选为第一任学会会长。1982年，蒋孟引先生受教育部委托，领衔主编《英国史》，后于198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英国通史著作，改写了外国教材垄断中国高等院校英国史教学的历史。王觉非先生也是南大英国史研究的领导人物之一。王先生对英国近代史研究与欧洲研究，以及英国史研究的人才培养取得了十分卓越的成果。在蒋孟引先生、王觉非先生等老先生的指导下，自改革开放以来，南京大学英国所注重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语境中进行研究，并形成一系列的标志性研究成果，除蒋孟引先生主编的《英国史》外，还包括王觉非先生主编的《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代是以钱乘旦教授、杨豫教授、陈晓律教授、沈汉教授等十多人构成的学术团体。钱乘旦先生的“英联邦国家现代化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山版社2000年版)、六卷本《英国通史》（江苏人民出版2016年版)，杨豫先生的译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比较现代化》，陈晓律先生主编的“西方制度建构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九卷本）、“欧洲现代化国家社会福利研究”、《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沈汉先生的《资本主义研究》等作品皆在国内外享有盛望。此外，陈仲丹教授的图像史学、陈祖洲教授的英帝国史研究亦有相当的成就。
第三代是以于文杰教授、刘成教授、刘金源教授、舒小昀教授、闵凡祥教授、陈日华老师等数十人构成的学术大家族。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代南京大学英国史学人为构建中国自主型英国史研究的概念、话语与知识体系而发奋努力、不断创新，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就。于文杰教授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构建英国文明史、中英专家共同主编、以中国话语体系为主导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英国文明史总论》(上下册)，刘成教授不断推进英国工党史研究，刘金源教授对“英藏南海文献”整理与研究做出新的探索，舒小昀教授的斯密研究、张红副教授的英国宗教史研究、闵凡祥教授的英国医疗史研究、陈日华副教授对中世纪英国地方志等研究也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第四代南大英国史学人则有数百上千人，他们分布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领域。
南京大学在英国史研究领域有深厚的学术底蕴，南京大学英国与英联邦研究所至今已逾七十余年，形成各具研究特色的四代研究者，经数十位学者的钻研与努力，现已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50多个，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18项，出版专著9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大批学人拥有国际交流、在国外获奖经历。当下，南京大学英国史研究正在不断探索中国自主的英国史概念、话语与知识体系，在英国历史与区域国别相关研究与决策咨询领域做出积极贡献。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王婉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