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期刊与学术成长
——在首届全国区域国别学学术刊物主编高层论坛的发言
学人访谈 普遍与特殊：从冷战史到周边国家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访谈（一）
国内动态 “区域研究”与“研究的区域”
——“东北三省一区第二届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论坛”参会小记
学之探究 浅谈日本战后地域研究“非政治性”构建的背景
【编者按】区域国别研究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与现实联系高度紧密的学科，纵览全球概莫能外。因此，对于学科本身之“意识”与“定位”，素来是一个备受推敲的问题。以美国之区域研究为例，在全球政策的需求推动下，在国家霸权的实力加持下，美国区域研究广泛涉猎诸国，资料与成果丰硕，科研与教育制度完备，对于本国及全球的议程设置和学术建设均有显著影响。但从批评的视野看，美国区域研究的“政治定位”盖过了“学术定位”，其调查分析的规范也主要依赖于既有的社会科学框架，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意识和定位，其知识生产也没有充分对应后殖民时代与发展中国家的状况。而与美国区域研究相对照的，是日本战后的地域研究。后者从诞生之时起，就带着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要与日本战前研究和美国研究构成“对照”。日本地域研究从一开始就以一个“独立学科”的姿态存在，强调不完全依赖既有理论，与本国“政治”保持距离，从“研究对象”的立场展开跨学科综合研究，在此基础上生产“新知识”。由此，日本地域研究成果亦极具特色，研究者对学科有高度的认同感。但是，日本地域研究的理论化进展却不如预想的顺利，这也带来了当代研究者的自我怀疑，引发了对地域研究学科建设方向的诸多讨论。
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区域国别研究经验与成果，但区域国别学建设方才起步。从美日两国的经验对照看，“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和“学科的自身定位”是学科建设中的一对辩证关系，不管是学科缺乏自身定位，还是学科定位脱离现实联系，都不能生产新知识，亦不足以增益福祉。本期简讯“主编的话”中，刊载王逸舟教授在首届全国区域国别学学术刊物主编高层论坛的发言，从意识与定位、路径与成长规律、优势探索及作者挑选四个方面阐释了对学刊发展的认识。其中言及，学刊的意识与定位，区别于政策报告，也区别于大众传媒。由于学刊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由此引申，也意味着，在当今的时代变局与传媒技术环境下，学科建设的定位离不开对学术规范、政策需求、大众舆论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
理论思考离不开具体的实践，本期“学人访谈”中，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教授，讲述了教授本人与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及周边国家研究院多年耕耘的体验与心得。因专访内容甚多，本期暂摘选一部分，呈现从冷战史研究延伸至周边国家研究的过程，感受学术理论的普遍性与具体地区特殊性之间的互动交融。
7月4日，大连外国语学校主办了“东北三省一区第二届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论坛”，本期责编参会听讲，并略访大连市内若干遗址。从中联想到“区域研究”学科定位与研究的“区域（空间）”之间的关系，总结一小文附于“国内动态”栏目。
在大连市的诸多遗址中，也包括日本战前地域研究的代表性机构“满铁综合调查部”。而本按前述日本战后之地域研究特征，正是建立在对“满铁调查部”反思的基础上。“学之探究”栏目回顾这段历史，从中思考日本战后地域研究强调“非政治性”的时代背景。
主编的话 | 期刊与学术成长
—— 在首届全国区域国别学学术刊物主编高层论坛的发言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这里，我想结合自己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和《国际政治研究》两份刊物工作的经验，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做学术期刊须有明确的意识，有清晰的自身定位。它不同于专报、要报，后者的服务对象是领导部门，因而关键是简明扼要、抓住决策部门关心的重点。通常篇幅不长，短的1500字，一般来说3000-3500字。学术期刊也要区别于大众传媒，后者的受众是普通人，写者须会讲故事、懂得新闻速递，抓住热点、难点、堵点，及时追踪报道。学术期刊主要限于学界同行阅读，要有观点创新及注释之类规范，通常范围不大。在座的各位主编知道，我们有的期刊才几百份，多的几千份、上万份，在中国发行微不足道。办刊物的人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严格的学术责任及要求。在中国，所有学术期刊“吃的都是国家的饭”，须有敏锐的政治敏感和恰当的服务意识。学术期刊即使有来自于市场、企业和研究机构的赞助，总体而言是在政府的许可下，在监管部门特别是新闻出版主管要求下建立的，因而不能走偏了。现在比起二十多年前期刊审核日益严格，涉及各种选题能否触及红线，如名词、地图及地名的使用、重大事件及人物的追踪，弄不好会被停刊或推迟发行。所以，办刊物先要懂政治，建议编辑们定期学习、参加培训，懂得政策规定。
其次，办学术期刊，有其特定路径及成长规律，切不可一味跟风、不加选择地听从各种非学术性的指令及题目。我们各位办杂志，包括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培育相关的学理、方法、学科融合的路径，面对“打招呼”、“推荐”稿件、“关照”作者等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要守住底线，有自主判断、学术自觉与学人独立。政治压力和市场铜臭气容易让办刊方向受到冲击。坦率地说，不管是政治学、国际关系，还是其他领域的很多刊物，之所以吃了教训，还是因为自己没站稳脚跟，原先的办刊的宗旨、方向、初心让位于一些非学术性的东西。掌握好平衡是关键。懂政治、有服务意识的同时，要知道学人的位置所在，懂得学术发展的规律，善于和作者们沟通，帮助他们把有新意有突破性的观点，以合适文本和刊物口径下刊登出来。顺便说一下，在国外主编、编辑比作者的地位更高，善于引导作者的研究取向和读者的口味。国内编辑地位不够高，有“绿叶配红花”的说法，我认为未来随着发展编辑的地位和导向作用将逐渐提高，权力和责任更大一些。
第三，办刊须找准自身定位，扬长避短，探索出有专项、有优势的发展路径。最近这些年的学术刊物，多少给人感觉比较趋同，不光是格式趋同、栏目趋同，连文稿内容都大同小异，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不多。不少刊物缺乏特色，难于形成优势栏目、良好口碑和清晰识别度。从这个意义讲，刊物的立足，不能求大求全，而要有专项、有持续挖掘的栏目和领域。世经政杂志最早是内刊，后来逐渐变成学术公器、受到学界认可，究其原因，除了顶住一些不必要的压力，一些推荐来的稿件不合适坚决不发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专注理论前沿，追踪分析一些重大创新和方法，然后拓展中国的视角和意见，特别是培育新的一代。北大的国际政治研究杂志有另一种环境和氛围，世经政杂志风格不可能照搬过来，这里更讲究人文气质，培养学理基础，跟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的学脉相关，所以国际政治研究杂志很少刊登热络的政治战略选题，而是侧重比较思想、梳理学科走向。两个编辑部都有自己的目标作者群与明确定位，编委会定期商议特色稿件及栏目，尽量避免同行都在做的选题。有个性才能够站住脚、渐渐产生影响。当下期刊界的雷同性、缺乏特色比较普遍，原因之一可能是作者不太明白刊物的定位，刊物的引导不够，潜在的读者和作者不知道刊物想要什么、选题的重点在哪里、对什么问题不鼓励不倡导。这方面，撇开政治意识形态不论，国外一些有影响的期刊的编辑做法值得借鉴。其导向清晰，刊文的重点突出，各派各家围绕刊物的选题各抒己见、读者（潜在作者）比较有兴趣也愿意参与。当然这不只是刊物和作者的问题，也有学术体制、管理方面的某些因素。就我们自身能够做的而言，重要的是杜绝人情稿，不搞成“自家园地”，顶住压力、形成特色，坚持下去就会有好的口碑，吸引优质的作者及稿件。
最后，作者的挑选很关键，对中青年人才的培养和用尤为重要。目前的严峻现实是，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刊登量小、与稿源数量不成比例，年轻作者很难在优秀刊物发表作品。这个时候学术刊物同仁如何精心培养中青年，让他们的创新意识得到发挥，让抓热点走捷径的心理得以克服，是非常重要的。世经政杂志和国际政治研究认真培育了一批中青年作者，想了各种办法，比方让他们参加选题会，邀请加入编委会，不定期做出评估和征求意见等。办好刊物，不能光指望资深作者扛大旗、供特稿，更要发掘广大中青年的无限潜力。区域国别研究刚刚起步，很多中青年跃跃欲试，对他们的发现和培养恰逢其时。
学人访谈 | 普遍与特殊：从冷战史到周边国家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梁志教授访谈（一）
编者按：2023年6月2日，《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潘妮妮博士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教授。梁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冷战时期缅甸对外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及中美关系。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后在此基础上成立周边国家研究院，是将历史研究底蕴与区域国别研究议题深度结合的代表性机构。《简讯》编者就区域国别研究、周边国家研究院建设、研究实践经验等多个方面对梁教授进行了访谈，梁教授均予以细致解答。因内容丰富，限于篇幅，《简讯》拟基于不同主题，分期展现。今期涉及的主题是，当冷战史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周边国家议题时，如何看待既有知识积累与新议题的之间的关系，如何将学科的“普遍性”与问题的“特殊性”联动起来。在切入这个问题前，编者向梁教授咨询了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与周边国家研究院研究规划、团队建设的经验，本期暂时略去，在之后简讯中再向读者呈现。
潘妮妮(以下简称“潘”)：我刚才听您讲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您从东北亚（议题）转到东南亚（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但是您提到这是中心整体研究方向调整的需要，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您个人在转变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是完全意义上的转变，把以前的积累全部抛掉了，还是说您以前对东北亚的积累其实对您转到缅甸研究也发生了一些作用？
梁志教授（以下简称“梁”）：应该说是有一些继承，也有一些挑战。继承的方面，其实做区域国别研究，从理论上讲研究任何国家都一样，方法论方面并无本质性区别，只是研究的难度不一样。它不仅仅是了解还是不了解这个国家，而是每个国家本身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研究的难度不一样。我原来做朝鲜半岛问题，主要是美韩同盟关系、朝鲜半岛危机等。当我转到缅甸研究以后，我会发现它非常难。方法是一样的，都是这个方法。从原始文献入手，然后扩大到多国关系，乃至于利用多国档案，这都是一样的。历史的考证，包括历史事实如何阐发，结论怎么得出，应该说都相差不大。相对韩国，研究缅甸所谓的难度在于韩国在冷战时期是一个“一边倒”的国家，而缅甸在我看来是个长期在东西方之间“摇摆的国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它可能同时跟很多国家发展关系，那么它到底倾向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中的哪一边抑或是在两大阵营间保持平衡？它怎样在各个大国之间周旋？它的外交政策主线究竟是什么？它是不是中立主义国家？如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向中立主义的？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缅甸领导人说缅甸是中立主义国家，它就是中立主义国家吗？也不一定。有的时候，口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可能截然相反。
潘：我读您那篇文章（指《缅甸中立外交的缘起（1948-1955）》，《世界历史》，2018年第2期——注），受益颇多。对缅甸我们虽然有一定了解，但对缅甸建国初期的历史还是知之甚少，那么可能更多关心的是缅甸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哪些议程是美国设定的？
梁：缅甸有它的自主权。我们经常习惯于认为大国设定了小国乃至于中等国家的发展模式，影响了它的发展历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的自主性。其实缅甸的自主性是很强的。最有意思的是它既需要外部援助，又要保持独立性，有的国家则不然，这就是缅甸的特殊性。缅甸人有极强的自尊心，极强的独立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外部施援国，就要想办法在尽可能尊重它的自尊心的同时达到自身的援助目的。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经常不得不接受缅甸为大规模技术援助支付象征性报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独特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中国的周边国家更多地要采用本土视角。
潘：我觉得读您的文章的时候这种感觉确实特别明显，就是中小国家的自主性，那么它们是怎么在大国的限定结构之下表达自己的诉求的？
梁：这大概是从大国视角到中小国视角转换的结果。我原来研究美韩关系的时候，总的感觉是韩国的很多事情受到美国的影响。但随着研究日渐深入，我发现虽然美韩同盟的本质性特征是不对称，但韩国也有很强的自主性。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李承晚个人在推动美国与韩国结盟时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 所谓“尾巴摇动狗”指的便是这种情形。
有了这样的意识，当我的研究方向转到缅甸问题时，我就会更有意识地去关注它的自主性。因为缅甸是个中立主义国家，或者叫做不结盟国家，它的自主性应该是更强的，实际上也是如此。
潘：因为我自己做日本研究，您那篇关于李承晚的文章（指《被挟制的帝国：美韩同盟形成史论》，《冷战国际史研究》，2019年第2期——注），我一边看一边在想吉田茂的想法和做法，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对得上的，有很多共性，觉得很受启发。
梁：二者之间确实存在联系。我前面也讲过，研究方法也好，观察视角也好，本质上是相通的。我起步时做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后面开始介入缅甸问题研究。为什么我要去做东南亚研究？除了所在研究团队整体转向的需要，还有学理方面的考量。我的想法很简单，东北亚冷战和东南亚冷战不是独立存在的，二者是互相影响的。只做一个区域，很难发现并真正揭示出东西方冷战在两个区域之间的互动。我研究朝鲜半岛问题时，发现越南战争对半岛影响很大，美国恰恰是因为深陷越战而坚决避免在东北亚开辟第二战场，而朝鲜也时常将自身革命与越南革命加以对比。那反过来，我就想朝鲜半岛形势是不是也会对东南亚形势产生明显影响？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专题论文，题目就叫做《朝鲜战争的缅甸回响：吴努政府中立外交缘起再议》，讨论的便是缅甸外交怎样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这项研究其实目的很清楚，就是在我看到越南战争影响到半岛局势的时候，反过来想要了解朝鲜战争是不是或者说如何影响到了缅甸。不同地区冷战之间的互动是未来中国冷战史研究应该着力的方向之一。
潘：就像您说的，虽然每个地区的问题都很特殊，但它们之间其实又有连接性。我就想到了地区研究里面经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特殊性跟普遍性，怎么把特殊性做深，同时又把普遍性抽取出来。所以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从一个冷战史研究专家的角度出发，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我们值得去探索的路径，具体指特殊性跟普遍性。
梁：探索普遍性可能一两位学者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要做非常广泛的研究，所以通常来说我们提炼出来的普遍性实际上是一个局部现象，它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或者说只是一个待验证的普遍性。比如我在做美韩同盟关系研究的时候，曾尝试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被挟制的帝国”。为什么叫“被挟制的帝国”？原来伦德斯塔德等学者都在讲“受邀请的帝国”，我一直就在想“邀请”和“受邀请”实际上还是一种比较平等的方式——受邀的一方当然有权利拒绝接受邀请，也有权利接受邀请。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作为受邀请一方的美国有时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换言之，对方发出的根本不是我们所说的“邀请”，而是一种“挟持”，这就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了。我原来的文章题目叫“被要挟的”帝国，之后接受一位前辈学者的建议，把修饰词的强制程度降低了，变成“被挟制的”帝国。那么，“被挟制的”帝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讲小国怎样迫使大国做出让步的。而这个提炼出来的概念以后能走多远，让我们拭目以待。它是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上的，含有作者所认识范围内的“普遍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遍性。当然，我要讲它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普遍性，至少我还要找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类似案例，我国台湾地区就是另外一个。我相信还应该有其他的类似案例，只是我的眼力达不到。不管怎样，我相信这个概念具有一定解释力。这可能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学者而言，在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谓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它的普遍性其实是有相当严格的范围限定的。首先，概念的界定本身可能就划定了它适用的大致范围。其次，它的具体适用范围实际上是要在后面的学者不断探索下才能慢慢划定的。如果有学者继续做相关研究，他可能还会做出更精细的解释，如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所谓“被挟制的”帝国。
在我看来，帝国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受邀请的”帝国；一种是我说的“被挟制的”帝国，它是朝另一个方向走了；另外一种更普遍，就是“压制性的”帝国。美国本质上是“压制性的”帝国，但它也有“受邀请的”帝国的一面，也有“被挟制的”帝国的一面。所以，所谓的普遍性，其实只是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就历史研究而言，它更强调偶然性，更强调特殊性，不强调必然性，不强调普遍性。今天的历史研究或多或少被社会科学化了，希望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到一定范围内的普遍性，“被挟制的”帝国概念的提出或许可以作为一例。
潘：我当时也是看您这篇文章（指《“被挟制的”帝国》），觉得这个概念特别有冲击力。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国际政治学背景，所以特别有这个感觉。
梁：希望它能够产生一点儿影响力。概念的本质在于高度浓缩。因为高度浓缩，所以易于传播。不过，任何一个概念源自的原生研究本身都具有特殊性。概念的解释力究竟有多大，要不断有学者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中，逐渐划定它的适用范围。
潘：不管怎样，对我是启发特别大，会让我想到一些日本的事情和日韩之间的事情。您前面还提到了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您怎么看那些先验的理论，特别是有时候需要国际对话和传播的时候，就可能不得不用到先验的理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梁：我个人觉得，相对一些西方学者，大部分中国学者（不仅仅是历史学家）概念化能力、理论化能力偏弱。就我个人而言，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尝试将历史认识概念化？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具有个性的概念实现与更多学者之前的对话。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概念、任何一种解释、任何一套理论，严格来说它的解释力都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在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学者们最担心的是什么？是生搬硬套一个概念、一种解释或者一套理论。比如，一位学者在进行冷战史研究的过程中一边用档案文献，一边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因此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那些不符合理论模型的档案文献，这就犯了“削足适履”的大忌。
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说，谁都会预设结论。那么作为年轻人来说，最怕的是我预设的这个结论被几份档案直接否定了。当然，这里所说的“可怕”是相对的。也许换做一位成熟的学者，他可能就朝着另一个方向上走了。有时候他或许很希望看到跟自己预设的结论相左的档案文献，然后再去判断是否定档案文献本身（它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还是否定预设的结论，或者不是完全否定，只是从一个角度修正了它。其实遇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档案文献才是真正考验学者研究能力的时候。因为历史是复杂的，一份甚至是多份档案文献或许也不能否定相对成熟的国际关系理论。它（它们）只是提供了一个或多个反例。依据这些反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再去细细修正概念、理论或解释框架适用的范围。
其实，国际关系学和冷战史研究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可以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工具箱，一个是另一个的实验室。比如说，在我研究美韩同盟关系的时候，我会借鉴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但借鉴的所谓“同盟困境理论”只是其中的“抛弃”和“牵连”这两个概念，绝不是它的理论框架。为什么不借鉴理论框架？因为它太完美了，太无懈可击了。一个理论框架越完美，越无懈可击，可能它的解释范围越有限。结果恰恰如此，我揭示出来的美韩同盟信任危机推翻了“同盟困境理论”所有的理论框架。但我不是说它没有解释力，而是它的解释在我这个个案中不成立。反过来，我会根据自己的个案研究提出修正该理论的建议：在细化同盟类型（大小/强弱国同盟还是对称性同盟；政治同盟、经济同盟还是军事同盟）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理论模型设定。
潘：我觉得读您的文章就是觉得一方面深度特别深，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个历史学的门外汉，但是读起来特别的清晰，整个逻辑关系非常明朗。
梁：就是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尝试吧。除了是一位学者，我还是一位教师。作为学者，我是自由的。但作为教师，我是不自由的。这里的“不自由”是指我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学生，从理论上讲我应该都能够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但事实上我远没有这个能力。因此，我只能不断做各种尝试，目的就是尽可能让自己有能力指导兴趣各异的学生。既做利用档案文献的实证研究，也做不依赖档案文献的“提炼性”研究；既利用中央档案，也利用地方档案；既做纯粹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做中外关系或中国外交研究。
潘：正好您说到地方性档案的时候，我想沿着这个特殊性再往下追问一点。对于地方性知识，现在存在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针对地方性知识它可以做得非常深，而且就像您说的也会做得非常鲜活，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及其传播力呢？
梁：如果从纯粹的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普遍性存在的，所有的“普遍性”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特殊性。但这并不是说历史学不能提炼出某种规律，很多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它的规律是长时段的，不是短时段的。在我看来，历史学跟其他学科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长时段视野。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个人到目前为止可能所关注的都是“地方性知识”。比如，我观察美韩同盟关系的过程中，曾经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冷战时期美国怎样处理同第三世界独裁政权的关系，包括美国在什么时候会选择同独裁政权结盟，什么时候又会抛弃它？这就是我希望总结出来的规律。倘若这样的规律在解释吴庭艳政权、解释蒋介石政权的时候局部是符合的，那就可以了。这可能也就意味着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向全球性知识跃升。
学人简介：
梁志，1975年10月生，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外交、朝鲜半岛问题、缅甸问题研究。著有《冷战与情报：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史》（2014）与《冷战与“民族国家建构”——韩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美国因素（1945-1987）》（2011），并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以及Diplomatic History、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The China Review、Asian Perspective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和青年项目以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创新项目各一项。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各级政府科研成果奖励。
国内动态 | “区域研究”与“研究的区域”
——“东北三省一区第二届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论坛”参会小记
2023年7月3日至5日，《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潘妮妮博士参加了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召开的“东北三省一区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年会暨三省一区第二届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学术论坛”，与会学者主要来自大连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连海事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延边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东三省一区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也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福建江夏学院等高校的学者。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可参考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正式报道（https://mp.weixin.qq.com/s/hh1L2GfWKBKO9Pzvbkt7rQ）。编者在此，谨与读者分享此次短暂大连之行的个人感受。
在会议上，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大连外国语大学常俊跃教授、深圳大学戴永红教授的主旨演讲，使编者极受启发。从中联想到“区域研究”与“研究的区域（空间）”之间的关系。三位教授的演讲，既呈现了建设区域国别学的不同角度，同时也反映了不同高校所处的区域（空间）特征。
楚树龙教授的演讲中，突出了“知识基础”面向。指出区域国别的研究者需要面对不同类别的议题，就需要掌握一个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思想与方法，与此同时，还要掌握知识前沿，既包括追踪新的著述、相关的学术讲演，也要广泛涉猎媒介的实时信息动态，对于政策、形势、国际状况的均宜有一定的把握。而从“研究的区域（空间）”的角度看，在夯实、发展区域研究的“知识基础”方面，在京高校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常俊跃教授的演讲详细介绍了国内外语学科本科阶段的区域国别学教育，以及大连外国语大学特色的教育、科研和出版工作及成果。从中感受到的是，外语学科在区域国别研究这个方向上，实际有极强的深化和拓展的空间。由此联想到的是，与大连同样，一个外语教研发达的区域，往往意味着与海外地区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联系，且在较长的时期有着频繁抑或常态化的往来。如何梳理这些具体的历史，如何拓展语言的地方化应用场景，都可以形成独特的研究课题与议程。
戴永红教授在阐述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科发展的“战略定位”时，展现了区域研究的“应用导向”角度。重点展现了发展“国际传播”、培养国际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战略，强调了辩明形势、顺势而为、借势而起的路径。深圳是我国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地，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引擎，是国际复合型创新人才高地。深大的战略，同样是区域条件与区域需求的直观反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幅员辽阔、历史深厚，内部区域既有着多彩的地方特征，又有着共同的发展意愿。这是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一个独有优势，从不同的区域特征出发，拓展多元的议题与调查成果，而相应的，这样共同打造的学术规范，也会自然具有中国特色。
而这种各地不同的“区域（空间）”，既是一种客观的“结构”，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因此，要发展多元的议题与调查，研究者的“在场”就是十分重要，在地的研究机构亦是不可替代的。在会议日程与通勤的间歇，编者短暂地拜访了旅顺与大连城区的若干历史遗迹。在旅顺日俄监狱，回忆东亚地区反殖民主义的艰难与希望；于中苏友谊塔之下，感念国际主义之思想；在市中心的“满铁综合调查部”遗址大楼前，结合史料体会战后日本地域研究者的所思所想。尽管所过都只是蜻蜓点水，但仍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有据可查，有感而发”，对于研究者是缺一不可。去亲身去走这样一段路，既有的历史知识就变得更加清晰生动起来。而感叹历史之后，同样亦是需要面向未来。虽然当今世界挑战极多，但世界之和平，民生之繁荣，人类命运之共同，依然需要我们的不断求索。大连的街市上，随处可见中俄、中日的经贸交流，东北区域的发展，也展现出一国之“区域”与跨国之“区域”之间联动的重要性。
学之探究 | 浅谈日本战后地域研究“非政治性”构建的背景
图：满铁综合调查部（“大调查部”）遗址，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24号，距离“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旧址仅需步行2分钟，距离当时金融机构、大企业集中的中心区（今大连市中山广场）也大约十多分钟脚程，是调查部“精英主义”的一个直观注脚。
“非政治性”是日本战后地域研究界的一个核心认同，这个认同的形成，来源于知识界对战前、战时地域研究的反思。这都是战后研究的奠基者的深刻教诲。不过，反思的内容过程又是复杂的，并不仅只有“反思侵略战争”这一个面向。这与地域研究制度化时期的时代的背景有关。日本地域研究的机构、团体自战后已逐渐建立，但其制度化一般被认为始于1960年代，而这个时代正是战后“保守”“革新”两种政治道路冲突白热化的时刻。有三个相关要素值得我们考虑。
首先，这是大政治环境下的必然。这一时期政治争议事件频发，尤以“安保斗争”为代表。一方面，主张修改宪法、加强与美国军事同盟的岸信介执政，美日两国修订了“安保条约”。在修约中，日本获得了更多的对等权利，但同时也被要求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因此，保守的日本政府急需启动地域调查，配合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开发援助”政策。而另一方面，为了对抗日美修约，日本民间“安保斗争”风起云涌，左翼学生作为激进斗争的“主力军”登上了前台，“反美”“革命”等思潮在大学中极富影响力。这就意味着，盛年的地域研究学者面临政治质疑，而青年学者则要处理内心的矛盾。以两个彼时成立的地域研究重镇为例。亚洲经济研究所（亚研）成立于1958年，“与满铁调查部同样，是因应政府与实业界需求的‘国策调查机关’……研究所资金除政府提供的二亿日元外，还有经团联提供的6600万元。”这就必然招致激烈的质疑。前亚研研究员吉田昌夫（前日本福祉大学大学院教授）就曾回忆道，他入职之时的亚研，“由于是由前首相岸信介创立的，因此给人一种满铁调查部重启的形象，日本学界，甚至是经济界，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看法。认为满铁最终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头部队，亚研会不会也成为日本进入亚洲的工具呢。不过反过来说，这种意识虽然对进入亚研工作的人是一种束缚，但同时也迫使我们要时常地考虑到这个问题。”而另一个机构，非官方的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它被认为是地域研究“从发动引擎阶段转向正式发车阶段”的标志——在成立之初也遭到校内的激烈反对。校内成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问题对策协议会”，两次向筹委会和京大校长提出问询书，认为中心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不可避免地让人怀疑（东南亚研究中心）是美国的派出机构”，主张其潜在危险包括，“（中心）在资金、研究方法（area studies）、准备过程中显著欠缺自主性，从现在的客观情势看，这可能会导致研究政治化，从属于美国的对外政策，导致危险的行动”；“妨碍与亚洲国家的友好国际交流”；“此种计划的推进将从内部破坏大学的自治”。在这样激烈的外部政治背景下，强调“非政治性”是学科建设的必然选择。
其次，知识界内部有弥合政治分歧的需要。战后至1960年代，日本的地域研究者已经逐渐转职、重组，一些地域研究的机构和团体也陆续建立。而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加之学科、人员关系、学业传承等多种因素的作用，研究者的态度和行动也形成了分歧或者对立。例如，当亚洲政经学会（1953年）成立时，就鲜明地主张要做“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学会代表理事卫藤沈吉后来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此时的历史研究和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均“被马克思主义者主导”，后者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姿态”，所以与此相对抗，要由“更加实证性的亚洲研究者”，建立“字面意义上的学术性组织”这里的“去政治性”，包含着“对抗特定政治态度”的具体内涵。但也表明，“去政治”这一概念不再专属于“去（侵略）政治”，而成为一种学科建设的共识。
最后，“去政治”是建立在反思战前地域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它的对照物实际就是战前的机构制度，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满铁大调查部(综合调查部)”。以“满铁大调查部”为代表的实证调查技术，“如重视实地调研、运用综合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全方位观察和分析、重视数据积累、注重实用等，都已基本定型”，实质上都被继承，但在战后也受到明确的学术批评。以“中国农村常规调查”为例，尽管其一手资料至今仍受到重视，但其方法论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质疑。一些研究者指出，在起点层面，调查是由调查机构统一组织，在侵略者的军事暴力加持下展开的，研究意识乖离了学者之本质，被调查的农民的回答亦不能反映“事实”。而另一些研究者则提出，在终点层面，调查仅限于提供海量的“一手资料”，却没有展开学术性的思考，尤其是无法展现中国农村的“革命性”面向，最终不过是从属于军国主义的议程。
而在战后的制度建设方面，能够明显地看到奠基者们对这两个问题的针对性处置。此处仍以“亚研”和京大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例。亚研第一任所长东畑精一反对“满铁”式的大规模“组织化”调查方法，而倡导“一人一国”体制。即，设立面向各发展中地区的研究部门，对入职的研究员——甚至是强制性地——安排国别方向。例如，日本战后拉美研究奠基人之一的细野昭雄就曾回忆道，他是以研究亚洲（马来西亚）为目的入职亚研，但被派到拉丁美洲研究室从事阿根廷研究，同年入职的研究员多数都派属到刚成立的拉美和非洲研究部门。在定下国别后，亚研会为研究员安排长期的海外研修，鼓励研究者广泛接触学科理论，并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自主设定论题与议程。这些研究员在归国后，不少人组织相关学会，从而奠定该冷门地域的研究基础。
而在京大东南亚研究中心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特点，是树立“对象国立场”。研究者被告诫要保持“谦逊”的态度，对待发展中国民众时从“外在批判”的态度转向“内在理解”的态度。当实地调查时当观察到农民在进行“奇怪”的行为时，应该辨析以下三种情况，即“实际是最恰当的行为，只是研究者理解错误”的情况，或是“虽然农民本身不觉得奇怪，但是有改良可能性”的情况，以及“农民本身也感到奇怪，也追求改良，但是无法/难以实施”的情况，进而做出符合事实的学术判断。而为了了解“事实”，鼓励研究者提升自己的综合学养，而不是拘泥于特定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对于“农民意识、传统、习惯、宗教、家庭、村落或者是沟通交流等所谓精神构造、社会构造”，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农产品价格关系、流通机构等所谓的经济构造”，连同“从农村行政到农业政策等的政治构造”，都有必要予以认识理解。
这些战后初期的要求或者说告诫，在今天都成为了日本地域研究公认的“学术准则”，但它们的形成，又适应了特定的历史条件。这就意味着基于时代的变迁，“非政治性”的原则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具体研究导向。
注释：
1. 末廣昭編『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帝国日本の学知＞6、岩波書店、2006年、第22頁。
2. 「アジ研の50年と途上国研究 第4回 アジ研のアフリカ研究創成期」（『アジア経済』、2010年51巻7号）、第56頁。
3. 「シンポジウム：「地域研究」の新しい展開」（『アジア研究』1982年28巻3.4号）、第70頁。
4. 奥田東「本岡武教授と東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の創設」（『東南アジア研究』、1977年15巻3号）、第476頁。
5. 同前引文，第475页。
6. 末廣昭編『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第41、43頁。
7. 于铁军：《日本特色的地区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第43页。
8. 『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第36～38頁。
9. 細野昭雄「アジ研の50年と途上国研究第3回ラテンアメリカ地域研究の創造と発展」（『アジア経済』2010年51巻6号）、第47頁。
10. 本岡武「地域研究についての反省―東南アジア調査研究第1年度の経験をとおして―」（『東南アジア研究』1964年1巻4号）、第78頁。
11. 同前引。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潘妮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