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学问之道重在反思
学人访谈 国际维和研究：从行动到理念——国防科技大学何星副教授访谈
国外经验 东南亚研究的康奈尔模式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校内专家咨询会
【编者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全球性大国而言，区域国别研究自然具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供咨政建言的重要任务。这也导致目前的区域国别研究过于强调研究的现实价值，以成果为导向，“有什么用”成为衡量一项研究能否得以开展、能否获得资助的重要指标。由此形成的研究趋势必然是重大国、轻小国，重政治与安全、轻文化与社会。
如果按照这种功利主义的标准，詹姆斯·斯科特在马来西亚小村庄里历时14个月的田野调查似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正是基于对这些农民日常生活的研究，斯科特完成了《弱者的武器》一书，提出了“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等概念，开启了当代农民反抗运动的研究，也奠定了斯科特作为顶尖国际学者的地位。正如斯科特在书中所言，之所以选择马来西亚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来考察历史上失败者的抗争，恰恰在于它的“平凡”，因为这才是历史上所发生的阶级冲突的“常规情境”（第32页）。
平凡的个案研究，经由深度的分析与挖掘，也可以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这就要求我们摒弃成见，不以追逐热点为荣，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好长期研究。在注重大而宏观的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小而具体的领域，如草根阶层、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等，从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从政策性研究中发展出学理性成果。
为此，本期“主编的话”是王逸舟教授关于“学问之道重在反思”的思考，“学人访谈”部分刊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何星副教授关于国际维和研究的介绍，“国外经验”介绍了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的特色办学模式， “校内活动”部分介绍了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近期召开的校内专家咨询会。
主编的话 | 学问之道重在反思
我个人觉得，国内现有的区域国别研究讨论，尽管有高昂的宗旨和壮观的气象，但多少有些功利化、策论化，缺一点反思诘问和学术批评的成分。不少学人讲对外博弈滔滔不绝，一涉及体制机制软肋似乎无话可说；具体的时事信息传播很快，形而上的知识学建构却没有同步；各种会议和活动的聚焦点，永远放在“有什么用”或“好处”上面，而对于学人的代际异同和范式的更新迭代鲜有关注。
冯友兰先生曾说哲学要义在于反思，其实任何学科都需要“研究的研究”。现代科学和思想品格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它的自我审视和扬弃能力。要想让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门长久立稳的学术门类，必须培育这个方向的评价机制，激发学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意识。
学问学问，“学”与“问”相辅相成、同等重要，不能没有“问”这个环节。学会发问需要较长时间，过程中既要有宽容的氛围，也要有学者的建设性、创造性的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区域国别研究才可能生成不同的思想流派，孕育自身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羽化出支撑性课程和次生领域。
学人访谈 | 国际维和研究：从行动到理念
——国防科技大学何星副教授访谈
编者按：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何星副教授接受本期简讯责任编辑李途博士的访谈邀请，结合自身担任国际维和行动指挥官的经历，分享了中国参与国际维和30多年来的成就与不足，并谈及了对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些看法。
李途（以下简称“李”）：您在《稳定行动的演变及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美西方国家的稳定行动呈现出从“征服者模式”向“殖民者模式”转变的特征。如何总结中国参与国际维和30多年来的总体特征？在美西方主导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挥特色和优势？
何星（以下简称“何”）：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了中国军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程。30多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呈现三个总体特征：
一是中国维和力量数量逐年增加，类型全面发展。中国军队每年派出维和官兵的数量由最初的个位数不断增加到目前的2500多人，最多时达3000多人；同时，维和人员类型全面发展，从最初的军事观察员，发展到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直升机分队、警卫分队、步兵营等成建制部队以及参谋军官、军事观察员、合同制军官等各类维和专业人员。
第二，中国维和官兵的职能任务多维延伸。中国所执行的任务从最初的监督停火、支援保障等基础任务逐渐拓展到稳定局势、保护平民、安全护卫、协助人道主义救助等核心任务，并广泛参与战后重建。
第三，中国的维和贡献全面升级。目前，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出兵最多的国家，同时，中国注重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专题审议和政策制定，积极参加联大维和特委会、出兵国自携装备会议，就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保障维和人员安全等建言献策，积极组织诸如《联合国维和军事情报手册》等各类专家编审国际会议，派专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各类指导政策的编写等，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
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确保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正确方向负有政治责任。但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没有完全发挥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在维和行动理念、能力建设、人才储备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长期以来，西方大国所提出的“民主和平”“保护的责任”等理念影响着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西方大国拥有充足的国际维和专业人才和专业力量，他们利用丰富的国际维和经验以及专业人才长期把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关键部门和岗位，影响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践模式。这种情况下，其他维和行动出兵国，包括中国只能被动接受美西方提出的维和行动理念并按既定模式来实施联合国维和行动。
譬如，在实践中，西方国家常常以“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来曲解安理会关于维和行动的“保护平民”授权，但实际上“保护的责任”并不等同于保护平民，前者暗含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相反，中国主张，联合国保护平民的授权，不应侵犯维和行动东道国的主权，维和行动需要在不对东道国主权造成歧视的状态下执行保护平民的授权，维和行动应该承认主权国家为保护平民的第一责任人。
在美西方主导联合国维和行动实践模式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发挥特色和优势？我认为：第一，中国应该积极持续深入地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有持续“在场”，才能保障、维护并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事务方面的话语权，持续培养各类维和专业人才，持续影响其他出资国和出兵国，确保维和行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二，中国应该积极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更多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诸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等中华民族传统和现代的和平方案和智慧，有助于维持并建设持久和平，有利于提升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效率，有助于推动维和行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可以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集体诉求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声音。西方大国提出的“民主和平”“保护的责任”等理念给联合国维和行动带来许多挑战，这些理论也遭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中国既是主要的出兵国也是主要出资国，中国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以集体诉求的形式发出共同声音，维护发展中国家在维和行动中的话语权，维护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权威和地位，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动员全球资源，应对全球挑战，把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设成有效维护世界和平的多边主义安全治理机制，倡导在维和行动中尊重并维护冲突后国家本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维护以人为中心的和平，促进以人为本的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李：您提到维和理念是建立国际维和行动话语权的关键，目前中国提出过哪些和平和安全相关的理念，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认可的规范？
何：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期间，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家以保护平民为由，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授权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并为此在利比亚全境建立禁飞区。法国、美国、英国先后对关键地域发动突袭，卡扎菲政府武装遭到严重打击，反政府武装迅速扭转战局，并最终推翻卡扎菲政权。同时，美法英等国的军事行动在利比亚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利比亚国内政治纷争不断，战火频仍，乱局依旧。可以看出，在利比亚战争中，保护平民的授权在西方的操弄下成为推翻一国政权的理由。
中国政府于2012年在联合国提出“负责任的保护”，主要观点包括：在维和行动中，国际社会应本着对当事国人民负责、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负责的态度实施保护平民的授权；维和行动应尊重当事国政府保护本国人民的第一责任；实施保护平民的授权必须有利于减轻人道主义灾难，反对动辄使用武力造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联合国应建立监督机制、效果评估和事后问责制，以监督“保护平民”授权的实施手段、过程并评估效果。
“负责任的保护”理念提出后，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称赞，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理念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不了了之。一方面是因为这一理念在当时缺乏具体的学理支撑，没有形成理论研究的热点以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共鸣或者吸引更多的理论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没有像美西方那样拥有强大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话语权，在议程设置、政策制定、价值倡导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一理念最终未能进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话语体系，没有成为维和行动的官方话语。
在2021年9月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在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体现真正的多边主义的集体安全行动。我认为，中国可以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发展促和平等理念来影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具体实践和发展方向。
首先，我们倡导维和行动应该本着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谈判消弭冲突，通过协调化解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这一安全观要求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反对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倡导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各地区安全，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保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与之相对的是，以北约为代表的集体安全观，强调“自我”和“他者”的对立，把非自由、非民主的“他者”当作是对民主自由的“自我”的威胁，主张通过把“他者”改造成“自我”，从而消除“他者”的威胁，保证“自我”的绝对安全。中国的安全观主张人类命运与共，安全不可分割，中国的安全观没有居高临下、征服、改造他者的成分，而是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
其次，我们倡导联合国维和行动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破解全球安全治理赤字。这一全球治理观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共商共建共享是其规范诉求，多边主义、伙伴关系是其现实路径。体现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共商”指的是维和行动需要征得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共建”指的是维和行动需要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参与共同出兵、出资，“共享”指的是维和行动的目标是实现非独享、非排他的和平，即行动共商、和平共建、成果共享。以联合国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为例，该行动由安理会、南苏丹政府、出兵国、出资国共同商量着实施，各方共同建设南苏丹和平。南苏丹实现永久和平后，不仅南苏丹人民可以拥有和平的生产、生活环境，地区国家和世界各国均可以共享南苏丹的和平局势。
另外，我们倡导联合国维和行动注重以发展促和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最终目的是实现持久和平，这就需要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在维持和平的同时注重发展议程，积极改善当事国民生，解决不平等发展的矛盾问题，缩小贫富差距，不断夯实安全根基。对战乱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持久和平。与以发展促和平的理念相比较，美西方推崇的“民主和平”常常以居高临下的态度，从外部给当事国强加西方式的政治改革。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证明，这些政治改革常常事与愿违，无法适应当地的政治生态，无法生根落地，不仅无法帮助当事国实现持久和平，往往还会给当事国带来更多的混乱和动荡。因此，我们倡导联合国维和行动在维持和平的同时，注重以发展促和平，帮助当事国实现持久和平。我相信，以上中国的和平与安全理念完全可以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范，可以指导联合国维和行动，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普遍安全、实现共同繁荣。
李：美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起源于二战时期军队的培训项目。能否介绍下国防科大的维和培训项目，及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联系？能否结合您的国际维和经历，谈谈对今天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看法？
何：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作为全国最早、全军唯一承担综合性维和业务培训任务的院校，30多年来，共有5000余名维和军官从这里走向维和一线。维和培训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军事能力培训；二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基础培训，包括维和行动的原则、授权、法律、历史沿革、观察业务、参谋业务等知识和技能培训；三是维和行动当事国的政情、民情、军情、社情等知识的培训。关于当地风土人情的培训主要依靠教官的个人经历口口相传，往往不成体系，不全面，不准确。遗憾的是，国内也很难找到研究当地问题的专家学者。
我个人观察，目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信息源比较单一，主要是从资料到资料，从文献到文献，缺乏第一手信息来源；二是研究以政策导向为主，注重战略层面的观察，草根意识不强，少见深入到国家内部、部落、村庄、社区的系统研究。如果研究只是注重表面的大问题，缺乏对当地文化、社会的深入了解，大问题的研究往往会成为无源之水，不能长久、不能深入、不成体系，甚至可能出现大的失误。
目前一些中国企业在非洲的研究，比如情况简报等，主要以时事观察为主，由于缺乏系统的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专业训练，无法发展成为优秀的区域国别研究成果，但是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供学者们参考。
因此，中国的学者在进行海外田野调查时，需要注意多和当地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学者等加强合作并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发展并建立多源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联系渠道（connections）和信息源（informants），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效地与当地民众开展深入对话，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
学人简介：何星，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维和培训中心副教授，主要维和任职包括2018年担任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战区司令，2015年任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司令部副参谋长，2008年任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MONUC）司令部工兵处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维和行动以及和平学。
国外经验 | 东南亚研究的康奈尔模式
1950年，康奈尔大学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东南亚研究项目（Southeast Asia Program），后来发展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东南亚研究阵地。康奈尔的东南亚研究项目目前拥有28名核心教师，能够提供缅甸语、印尼语、高棉语、他加禄语、泰语和越南语的教学。历经70多年的发展，东南亚研究项目“创造了超越其早期争议与危机的遗产，也超越了美国对更为动荡的地区的关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1康奈尔模式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创立初期的办学理念和宗旨。
作为东南亚研究项目的首位主任，人类学家劳里斯顿·夏普（Lauriston Sharp）坚持康奈尔的东南亚研究一开始就应致力于囊括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以及与东南亚研究有关的所有学科。2在他的领导之下，康奈尔还引进了三位至关重要的学者。一位是语言学家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精通12门以上语言，极大提升了康奈尔的东南亚语言教学能力，康奈尔也成为全美为数不多的能够教授该地区所有主要语言的高校。埃科尔斯还帮助创建了康奈尔的东南亚馆藏。另一位是现代印尼研究的开创者—乔治·卡欣（George Kahin），大力发展了康奈尔的印尼研究，后来继夏普之后成为东南亚研究的项目主任。由于当时美国对东南亚的关注主要是政治方面，作为政治学家的卡欣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子加入康奈尔项目，其中的佼佼者就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53年，经济学家、菲律宾问题专家弗兰克·戈利（Frank Golay）加入，进一步拓展了东南亚研究的地理范围和学科基础。
二战后的美国大学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学科门户主义。夏普和卡欣充分意识到传统院系在美国大学内的影响力，因此极力希望地区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学科基础上。“他们比耶鲁的佩尔策和班达更好地认识到，东南亚专业的发展和稳定取决于将新任教师在学术上、经济上整合进系里”。由于常规院系不愿意聘用年轻的地区专家，夏普和卡欣就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经费给这些年轻学者开工资。一旦这些学者获得终身教职，他们就会被转到院系的常规薪酬体系中，同时大量承担与东南亚无关的教学工作，以避免陷入学术孤立和东方主义。3对东南亚项目的研究生而言，他们必须选择其他学科作为主修专业，东南亚研究只能作为辅修专业。除了完成其他学科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这些学生还需要选修东南亚的语言、对象国研讨课，以及比较研究和泛东南亚研究课程，以培养学生在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加深对东南亚的比较研究和整体视野的掌握。
与康奈尔差不多同时期创立东南亚研究项目的还有耶鲁（1947）和加州伯克利（1956），但是它们主张建立独立的院系，单独培养学生，结果遭到许多院系的抵制，发展一度艰难，甚至呈现萎缩态势。4康奈尔模式培养的学生不仅在学界和政界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且其范围超越美国，遍及英国、澳大利亚和东南亚国家。5如印尼研究专家赫伯特·费思（Herbert Feith）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创建了莫纳什东南亚研究中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之一。
在区域国别研究建设热潮的今天，区域国别研究院在中国高校相继成立，包括东南亚研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在整合各个院系资源的同时避免研究机构的空心化？如何在推进跨学科合作的同时树立自身的研究特色？研究的目标应该定位为全覆盖、多领域还是少覆盖、专领域？如何在满足国家政策研究需求的同时推进学科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与思考，康奈尔模式也许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注释：
1. Andrey Kahi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outheast Asia Program at Cornell University, 1951-2008”, 2019,
https://ecommons.cornell.edu/handle/1813/65592, p. 31.
2. Andrey Kahi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Southeast Asia Program at Cornell University, 1951-2008”, 2019,
https://ecommons.cornell.edu/handle/1813/65592, p. 7
3.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徐德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53页。
4. 高子牛：《乔治·卡欣：在地区研究和冷战之间》，《文汇报-文汇学人》2017年8月25日，
http://dzb.whb.cn/html/2017-08/25/content_586773.html。
5. Andrey Kahin, “Growth and Crisis: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s First Two Decade’s,” Southeast Asia Program At Cornell University Fall Bulle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2007, p. 8.
校内活动 |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校内专家咨询会
2023年9月19日，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校内专家咨询会，就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来自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历史学院、社会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教师代表以及社科处领导出席座谈。
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教授表示，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响应教育部关于建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要求，深入挖掘南大建校120年以来的区域国别研究特色资源，展示出来并传播出去，同时侧重于区域国别学的学理研究，希望借助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平台，为校内的跨学科交流与整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推动。
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律教授分享了欧洲研究中心成立的历史背景以及创办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机构的切身体验。在如何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上，陈晓律教授提出，区域国别研究是纵深研究与横向研究的结合，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进行配对研究，形成学者间的互助团队。南大既有语言优势，又有国别研究优势，又有政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学科专业，可以通过具体的课题把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整合起来做长期研究，而不是追求短平快的成果。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孙雯教授分享了中美中心的办学模式和课程特色。她认为，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是中美中心课程设置的优势，同时她也提到中美中心近些年来发展遇到的瓶颈，包括中美人文交流减少、美籍生源下降等，希望借助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平台，推动学科间交流与科研发展。
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陈民副教授介绍了德语系的跨国家、跨学科、跨领域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中德跨文化日耳曼学项目”、“德语+法学”实验班，以及“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团队。她提出，研究德国作家的中国书写、南京书写，就需要了解中德之间的跨文化性。社会学院朱安新副教授介绍了社会学院本科生赴日本的全球科考项目。他提出，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部分，对日本现代化危机的研究，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会议最后，社科处刘颖副处长表示，在学校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院在梳理南大特色成果，发出南大声音的同时，可以汇聚几个小而精的方向，继续深挖具有学术价值的东西作为立身之本，希望区域国别研究院能够建设成为跨学科平台的模板。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李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