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名家宏论 裘援平主任在“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主编的话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点启示
学人访谈 建立整合的、问题导向的、专业的区域国别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院长唐士其教授访谈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校内专家协调会
【编者按】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天然使命。由于不同区域与国别的核心要素各异，区域国别学这一“特殊性”基因为学者提炼总结一般性规律带来诸多困扰，构成发展区域国别学的一大挑战。反过来看，正由于这种特殊性存在，使得区域国别学无法简单地借鉴某一学科的既有理论，这为打破学科壁垒、融合多门学科，进而将区域国别学建设为独立学科提供可能。
对区域国别学而言，至少有两种融合：一是问题解决导向的融合，致力于进行综合的、整体的分析，提高对复杂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二是理论建构导向的融合，目标是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抽象，提炼学科的核心概念，完成一般性理论的建构。
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对上述第一种融合展开探索。随着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主流范式的争鸣，在范式间壁垒日益森严的同时，理论却愈发与现实脱节。由此，国际关系学界出现“实用主义转向”，即超越范式之争，以务实的方式思考如何应对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鲁德拉·希尔和彼得·卡赞斯坦由此写就《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一书，提出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折中”意味着从各种来源中挑选出能解决问题的有用要素，分析折中主义意指从问题本身出发，打破三大范式间的壁垒、选取其中的合适要素来建构分析框架，提高对国际关系中复杂现象的解释力。
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存在不同的层次。在建设区域国别学的过程中，我们所追求的远非拼盘式的形式上融合，而是探寻综合解释问题的跨学科融合，乃至完成理论抽象，形成新的知识内核、创新研究方法的根本融合。如何在实践中达到这一目标？裘援平主任和唐士其院长分别提出具体的探索路径。第10期《简讯》曾刊登原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平的会议报告摘要，引发业内同行的广泛好评与兴趣。经得裘主任本人同意，本期《简讯》更为详细地呈现这一报告，以满足研究界进一步了解这位“学者型外交家”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深邃思考。国家安全学同为交叉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构提供哪些经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分享了富有启发性的思索。
在本期《简讯》中，“名家宏论”栏目刊载裘援平主任关于区域国别学是什么、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与国际关系学之关系的洞见；在“主编的话”中，王逸舟教授提示非传统安全研究可能为区域国别学带来启发；“学人访谈”栏目展现唐士其院长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本质内涵、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的经验与感悟；“校内活动”介绍近期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的校内专家协调会。希冀本期简讯能够为区域国别学的交叉融合贡献智慧。
名家宏论 | 在“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融合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2023年6月10日）
裘援平 原国务院侨办主任
教育部提出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不仅是教学科研领域的一件大事，符合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规律，而且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之举，适应国内国际形势发展需要。作为实践者和终生学习者，我想结合自己40多年的工作经历，谈谈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是什么、应该包括什么内容、与国际关系学是什么关系、实践中有什么用的粗浅看法。
在我们实践者看来，国际关系学是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以探索一般规律和科学原理为主要目的，解决的是理论研究的认识论问题；区域国别学应该是应用型基础理论，以揭示特殊规律和适应实践需要为主要目的，解决的是区域国别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问题。两者犹如源头和出口，相互支撑、彼此依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之一，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应用。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原本就是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层层递进的，对应的就是国别、区域和全球。国别和区域研究作为微观和中观研究，是我们对外部世界基础性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基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验证和应用场景，为外交实践提供了客观的事实资料和实证方法，一直是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工作基础中的基础。
任何国家的涉外部门，即便是借助智库和“外脑”，都要首先考虑对应国别和区域工作需要。新人入职后，必然要提高翻译能力，熟练掌握对外沟通的专业技能。同时要从国别研究起步，熟悉对象国的基本国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政党、思潮等各领域的简史和现状，以翻译和收集中外文书刊资料为主，再加上对外交流中获取的第一手信息，对外文水平要求较高。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就要专项拓展研究深度和广度。熟悉内政外交，就要对对象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等的历史沿革了然于胸，对施政报告、国情咨文、重要讲话、发展规划等最新政策文本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结合工作需要动态提出看法和建议。与政党交往，就要深入研究对象国的政党政治、选举政治和社会政治思潮等，搞清楚各类政党及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现状。涉及经济，要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经济现状等有深入了解，掌握与对华贸易相关的各种基本数据和情况等等。
进入区域研究领域，同样要从了解地区整体情况入手，综合性研究对象地区的共性和特性问题。例如该地区在全球和地缘政治与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区一体化和次区域合作进程，地区主导性政治力量和政治思潮，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局势及热点问题，地区组织和地区对外关系，以及一些专题性和理论性问题。
在宏观和综合研究领域，要对全球性、领域性和跨地区、跨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和政策研究。例如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明、安全等发展进程和趋势的研究；对各领域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格局性、结构性、政策性研究；对国际体系、国际组织、国际秩序、全球治理等的研究；对世界热点问题和国际安全机制等政策性研究；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以及重大专题研究等。大国更有这方面的需要，在问题导向下研究范围和轨迹有相似之处。
提供政策服务，要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结合的视角，从全球战略、总体外交、综合安全和政策层面，研究全局性、趋势性、战略性、理论性、策略性重大问题，所涉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既要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更要回答怎么办和怎么办得到的问题。国家需要、形势所迫、职责所在，要什么就得给什么，干什么就得学什么，缺什么就得补什么，容不得你说“不知道”“不了解”。要求至少成为“国别通”，进而成为“地区通”，最好成为“世界通”“路路通”，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正所谓“学海无涯”。
现实中区域国别研究这个基础中的基础非常薄弱，难以支撑中国外交和外向发展的需要。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跟不上形势和任务发展要求。全球化时代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中国也已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区域合作，海外利益在迅速拓展，与世界和各国紧密关联。仅仅在经济领域，中国就有遍布全球的国际贸易网络，外贸总额6万多亿美元，海外资产约9万亿美元，中资企业4.5万家，海外工业园区约100个，在180多个国家有工程承包项目，有10多个世界级的境外能源矿山，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每年1亿多中国人走出国门，海外劳务人员70—80多万，需要保护和争取的国际权益不断增多。中国已经与181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经贸往来，是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建设更是延伸到沿线及更多国家和地区，形成“五通”的互联互通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更加活跃。大国外交意味着更大的朋友圈和交往面，更多的参与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无论是应对世界变局和中美关系，融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发展格局等，都需要在点和面上大大加强国别和区域研究，从个体、集体到整体上认识外部世界和合作伙伴。而我们各方面的研究基础、研究范围、研究能力和研究人员严重不足，远远适应不了形势和任务发展的要求。
第二，区域国别研究缺乏智力支撑。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力其实在一线，他们绝大部分是外语院校毕业的，接受过相关领域专业系统教育的很少。即便是接受过相关基础理论教育的研究生，由于所学的外来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水土不服，削足适履套用结果与世情国情相距甚远，实际研究工作中极少用得上，并不具有什么优势。而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分析法和归纳法等初级方法，少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多种研究方法并用，依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化研究，能发挥出一定的优势和作用，但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历练。研究方法的贫乏，导致整体研究水平不高，以主观经验和个人灵感为依据，处于资料和情况收集整理归纳的低水平重复状况。越来越多的现实之用，需要理论之学加以指引。
第三，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存在重要缺项。科学的本质是方法，科学的原始方法就是对事实进行分类和系统综合。研究方法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形而上的认识论，如哲学思想、理论假定、研究原则和分析逻辑等，目的是发现规律和解释因果关系；二是形而下的方法论，如研究范式、研究程序、操作方法等；三是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技术手段等。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教授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层次，即形而上的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层面，以从西方引进的知识和理论形态为主，其中不乏美国信仰、美国角度、美国假设下的理论范式，较少介入与中国有关的特殊性知识。对具有本国适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与手段重视不够，没有在基础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设起由此及彼的桥梁，这就是应用型基础理论和战略研究范式，更没有形成一套从入门到深入研究可普及、可运用的实用方法。导致认识和解决世界现实问题和中国外交问题的能力严重不足，国际关系领域整体研究水平远远滞后于中国外交和国家外向发展实践。
从传统学科建设的角度看，区域国别学作为一级学科似乎很难立得住。但从需求导向和创新观念看，国家当前重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其意义在于要大力加强应用型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性基础研究及学科建设，尽快填补这个重大空白或叫薄弱环节，以探求中国外交的特殊规律和适应对外实践的普遍需要为主要目的，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相关工作和人才培养全面加强与深化，夯实这个国际问题研究和对外工作基础中的基础。
从现实状况出发,我认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建设，需要在两个层面上着力推进。一是由教育部和相关部门根据国家需要，协调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各有侧重、各展其长地布局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逐步做到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研究全覆盖。二是以充分的文化自信和创新思维，跳出传统的学科禁锢，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外交和外向发展需要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
中国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和处理好与世界的各种关系，当前最为紧迫的就是后者。各国各地区研究包罗万象、大而无当，不可能什么都研究，更不应该在“无用功”和“冷门”上投入国家资源。需要明确国家迫切需要的重点，着力支持区域国别学和区域国别研究适应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现实，在面向人类社会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各领域）范畴内展开，其定位应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型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型研究。要针对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对象多、领域多、问题多等“多”的特征，以及涉及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多学科交叉“跨”的特质，梳理出最核心、最重要、最基本的关联学科理论和方法。教育部将区域国别学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授予法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学位。这既是对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历史的继承，也是对未来学科建设的指引，回答了区域国别学需着重哪几个学科门类进行交叉，突破哪些既有学科的边界，实践中可能还会有新的加持。创新点和难点在于要建立起能支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研究范式，还要兼具通约性和适用性两方面特质，通过交叉形成融通的范式，作为二级学科的核心支撑。基于学科定位、历史实践和未来指向，这个“融通范式”要能覆盖多层次研究对象，兼顾普遍与特殊知识体系，调节“学”与“用”的平衡关系。
作为过来人我深切地感受到，对提升学界和一线整体研究能力、加快培养适用人才最有价值、最有效用的，是要形成一套中国人可以运用的实用研究方法（俗称工具箱）；是要掌握资料收集法（文献检索、田野调查等）、演绎和归纳法、历史分析法、结构与系统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地理分析法、法理分析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具体方法，以及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学科建设中，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性，这是我国主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当代治国之学高度契合，具有超越各学科界限的普遍意义，其中包括了上述一些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新中国外交70多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管用的，并在外来国际关系理论不适用、本国外交理论体系未建构的情况下，指导中国外交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学科构建和实践中可能需要更多学科支撑，但是通过系统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学习训练，培养起博采众长的多维度学习能力，会让研究者和受教育者终生受益。这就需要学界敞开胸襟、解放思想、放下身段、孜孜以求，以科学和开放的态度守成创新，共同努力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及学科建设。
主编的话 |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一点启示
非传统安全研究最近二十多年在中国的发展迅速、影响广泛。它提示的一个重要线索是，在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各不相同，中央部门和各地的应对思路和处置办法也多样化。例如，西北方向主要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所谓“三股势力”（分裂主义、暴恐势力、极端思想）；西南边境区域面对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是跨境水资源纠纷、非法人口流动、跨国毒品贩卖和其它走私行为等；东北老工业地区主要的问题属于发展动力孱弱，比如人口结构老化和人才外流、制造业更新速度慢、营商环境和社会治安较弱、国际贸易停留在原料和初级产品交换的较低层次；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同样有自身的非传统安全短板，比如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和海洋方向的国际纠纷增多，包括海上走私、渔业纠纷、海洋污染等法律案件数量远超从前。在国家层面考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跨国性跨洲性乃至全球层面的司法案件处置（如应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世界难民潮和债务危机链断裂风险之类，又有不同于国内次区域的性质及难度。
观察实践的进展不难看出，正是国内次区域层次或是国家整体层面的这些问题，催生了中国学界不同领域不同方向不同层级的关注追踪，带动一大批基础理论和应用对策的生成。观察非传统安全研究在中国的成长，不难发现，整个进步过程中内部并无定于一尊的教条，而是有诸多的代表性学者、重点和流派，对外方向上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始终有密集的沟通和合作，所研究的问题和提出的见解具备了国际前沿性和通用性。里面还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总结，这里不可能一一细说，此际的重点在于区域国别研究也可以发掘这种多元性和多样性。
学人访谈 | 建立整合的、问题导向的、专业的区域国别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唐士其教授访谈
编者按：2022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引发学界极大关注与热烈讨论，产生了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等诸多焦点议题。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不同？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有哪些具体方向？如何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为此，2023年5月20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唐士其教授接受本期责任编辑王婉潞博士的访谈邀请，探讨上述问题，并分享关于区域国别学的本质内涵、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与感悟。本期简讯完整推出访谈，以飨读者。
王婉潞（以下简称“王”）：唐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邀请。请问您如何看待区域国别学的本质？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不同呢？
唐士其教授（以下简称“唐”）：区域国别研究古已有之、早已存在，比如古希腊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记载包括波斯、埃及在内的很多异域风情；在中国，玄奘写过《大唐西域记》，记载一个一个国家，很有意思，这就是一种区域国别研究。
近代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东方学路径，直到现在，欧洲很多大学里仍然有东方学的相关教学和研究机构，他们称之为Oriental Studies，这是当时欧洲人出于传教以及控制殖民地的需要，对欧洲以外的区域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凭借人类学或者语言学展开，偏重文化方面；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兴起的区域研究或称为地区研究的路径，英文有两个说法，一个是Regional Studies，另外一个是Area Studies，其实指的都差不多，这种研究的重点不是文化层面，重点是政治、经济，即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内容，与比较政治学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两个路径是截然不同的，拥有两批不同的研究人员，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而且是出于两个不同的研究目的，有两种不同的关注。所以，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发展区域国别学时，我们要借鉴这两种传统中的哪一种传统？又如何去超越这两种传统？这是摆在眼前的问题，是一个基本的考虑。
目前，区域国别学已经成为一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与区域国别研究具有根本的不同。我曾在日本求学，日本对“学”和“研究”有非常清晰的区分。首先要有一套定义比较清晰的概念系统，然后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并且发展比较成熟，才能称之为“学”，比如说政治学叫做“学”，国际关系就叫做“论”，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国际关系研究”。我曾经在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个问题，就是咱们招研究中东的、研究拉美的、研究西亚非洲的、研究俄罗斯东欧的这些学生，考研、考博时，一个学科必须有一门考试的试题要在一级学科上面出，得考一门共同的课，那么这个共同的课是什么课？找不出那些共同的东西就出不了这门考题，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扩展到整个“学”，我一直在思考：区域国别学到底应该是怎样一个架构？有哪些基本概念？还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架构，也不要基本概念，还是像以前一样，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研究？但在实际研究中，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研究，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范式。比如，研究俄罗斯东欧的和研究拉美的，要有一些相同的或者是近似的关注点。总不能说研究俄罗斯的形成一个传统，比如对俄罗斯来说文化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路径，就从俄罗斯的文化来考察问题；研究拉美的又形成一个传统，由于拉美拥有殖民地历史，可能殖民视角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路径。每个地区的风格、关注焦点都不一样，采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也可以，但即便如此，背后也还是有一种思路，那就是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国家来说，影响其发展的、塑造其当前面貌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西。比如对于一些地方，经济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有的地方可能是文化，有的地方可能是宗教，其实这也是一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多元化的解释路径，意味着并不是对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区来说，解开谜底都要用同样一把钥匙。总而言之，我们还是要探索，无论是从概念、理论或者是方法，需要慢慢地去找出来。
王：国家安全学与区域国别学同为一级学科，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已在2022年设立国家安全学系，在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请问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供区域国别学借鉴？您认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应该朝着哪些方向努力呢？
唐：国家安全学也是一个新的一级学科，同样是个“学”。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构建是可以用国家安全学来类比的。我也反复思考国家安全学到底该怎么建立起来。国务院学位办下设学科评议组，我是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的成员，学科评议组深入思考过怎么建这个学科。最早的时候，评议组专家认为，关于国家安全学是什么，不必先下定义，但可以先把它的二级学科找出来。二级学科主要从两个维度来定义，一个维度是从逻辑上划分，包括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制度、国家安全技术，在逻辑上从高到低这样分下去；另一个维度是从领域上划分，这就涉及到很多领域，比如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极地安全、海洋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等，可以无限制地分下去。我对这两种划分方式都有所保留，因为目前没有一个学科的二级学科是用这种办法建立起来的，二级学科是按照一级学科下面一些特有的问题来定义的，不能按具体领域来划分。我的看法是可以先研究具体问题，二级学科具体如何划分可以等一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在琢磨到底如何定义国家安全学，怎么才能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2021年，北大和清华得到了自主进行“双一流”建设的机会，国关学院决定国家安全学也应该争取一流学科的地位。不过，要去争取的话，光讲国家安全的重要还不够，还得证明国家安全是个学科。当时，北大请了各个学科的专家，分别讲自己所在的学科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发展前景。为此，我们构想出“综合安全理论”，用两张图（如下图所示）将国家安全体系化了（注：详见《综合安全论：风险的反向界定和政治逻辑》，《国际政治研究》2022年第6期）。因此，我在想，区域国别学是不是也能够找出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就是找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区域国别学应该是个整合研究。不能只要带上“区域”的定语，就全都放到区域国别学里面来，比如你来研究英国经济、我来研究德国文化，全都一股脑地放进来，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如果按照英国经济、德国文化等来处理，经济学还是经济学，文化研究还是文化研究，这不构成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应该是一个整合研究，既然是整合研究，肯定要把这个区域或者国别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把握。这样，问题就演变为：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要素能把它变成一个整体？或者说，我们用一些什么方式能够从整体上把它描绘出来、定义出来？我们从概念上、方法上还需要做一些探讨，但是这个基本的方向是确定的。
区域国别学应该是整体性的研究。然而，我们现有的这些学科恰恰不是整体研究，恰恰是分门别类的研究，把一个整体分成一些不同的部分，把它拆分开来或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同样一件事发生了，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科学就是这样产生。把一个整体分开、拆解开来进行研究的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应用得比较多，比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这是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但是，关于人的研究不能分门别类，人的行动、人的行为都是整体性的。比如一群人打起来了，对于打架这个现象，文学可以整体地来描绘，历史也可以整体地来描绘。不过，政治学可能要去找这些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经济学可能要找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心理学可能会发现他们的相互猜忌或者相互不信任，但事情是同一件事情。我认为，区域国别学要做的不是像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那样，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去找原因，而是要回归一个整体、回归一个整全，但是这个整全到底要怎么回归？用哪些要素能够把整全描绘出来？通过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我们所描绘的国家安全学那种，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些东西？肯定是要去找，否则区域国别学永远成不了一个“学”，会一直面临那个难题：区域国别的招生考试找不出一门共同的试题。如何整合研究，需要努力进行探索。
在具体探索时，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将区域与国别分开进行研究，二是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首先，区域与国别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相互独立”意味着我们不要把区域和国别混为一谈。区域和国别是不一样的，这两个词虽然捏合在一起，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刚才我说的第二种研究路径，Area Studies或是Regional Studies，这两个词汇中没有出现“国家”这个概念。为什么不出现“国家”这个概念？我想这其实有一些理由的。相对来讲，区域是一个比较容易区分的认识单元，或者是一种认识对象。地理上，有撒哈拉地区、地中海地区等区域，而地理后面是文化，这些区域不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也是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区域，撒哈拉地区有其宗教文化，地中海地区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延展等，这都是一些相对独立的整体。又比如俄罗斯东欧，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国有一些共同的历史文化遗产，有共同的区域，甚至还有气候、宗教文化上的共性，所以，区域的划分相对来讲是有一些自然边界的，当然不能说国别就完全没有自然的边界。但是，国家之间的区别的的确确有很强的政治意涵在里面。举个例子就很清楚，比如欧盟尽管已经建立起来，但到目前为止，欧盟成员国没有把国界线取消而变成一些地理单元。也就是说，政治有政治的逻辑，在很多时候，政治逻辑不能被其他的逻辑所替代，经济的、文化的、历史的、宗教的都不行，政治逻辑独立在发挥作用。说穿了，政治在现代社会起到什么作用？我想政治的很大作用就是再分配，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只要这个要求还存在，那么国家的界限可能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在政治之外，刚才所说的经济、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国家就不一定像区域划分这样自然，当然有的国家，其宗教、文化、经济可能是比较重合的，比如说日本。中国就不一定了，有中国，也有中华文化圈，文化的圈要远远大于政治的圈。因此，我们更容易找到对区域进行定义或者进行描绘的那些因素。从这个角度就回到了我刚开始讲到的那些可能性，也就是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特点，决定区域的面貌或者未来的关键因素可能各不相同，我们能较为容易地找到研究区域的这些线索。国家可能相对就难一点，或者说国家的动力机制跟区域是不大一样的，决定一个区域发展的因素和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的因素可能会有区别。所以，在我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不能简单地把区域和国别揉合在一起、一起称呼，好像都是一回事，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与此同时，区域和国别又是相互补充的。我们说国家有一个政治逻辑，当然这个政治逻辑并不是在孤立地起作用。一个国家在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时，会有一个外部的约束条件，就是基本的环境、资源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从外部制约着所能分配到的可能性。还有内部的因素，比如价值观念。再分配涉及到公平、公正的问题，没有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再分配了。公平公正这些问题是跟文化相关、跟人们的价值观念相关的。政治不是赤裸裸的有权力就好，权力还有一个正当化的问题。所以，区域与国别是能够相互支持的，一方面，将这些非政治的因素纳入政治分析的时候，会成为一些解释性的因素、背景性的因素；反过来也要看到，国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现在一些国家塑造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的能力是很强的，美国对于整个美洲地区、俄罗斯对于东欧中亚地区、印度对于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塑造能力，都很重要。如果看不到这种因素，就会忽略一些发挥实际作用的重要力量。比如像中国，当前的中国塑造整个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版图的能力越来越强。再比如说，在欧洲整合的过程中，学习国际关系的人都知道，当时德国和法国所发挥的作用是绝对性的，如果德法当时做另外一种选择，欧洲就不是现在的欧洲了。但是，德法在当时一定会那样选择吗？那可未必，碰巧当时两国都有非常有远见的政治家，才做出了整合的选择。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从区域层面就能把区域给解释清楚，解释不清楚的。
第二个方面，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要有比较好的方法，我们不能光在那坐着冥思苦想，还是要做具体的事情。那么，具体做事我想有一个比较容易着手的途径，就是以问题为中心来进行研究。其实仔细想想，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不同的区域都各有一些独特的问题、比较特殊的问题。当然不同区域也会有共同的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就在那个地方特别地凸显出来。比如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这个问题在欧洲特别突出，在其他地方没有这样明显。而且，这个问题之所以突出，还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比较严重而已，而是这个问题涉及到现代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也就是说，现在欧洲的政策和制度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对待移民和难民？是把他们完全容纳进来，还是拒之门外？容纳进来会导致各种经济、社会、文化乃至宗教上的矛盾；把他们拒之门外，会导致欧洲人基本政治价值理念，特别是普遍人权观念上的自相矛盾。制度上同样存在问题，设计一种什么样的制度？特殊群体是不是要给一些特殊待遇？这个问题在欧洲非常麻烦。最后就到了政治哲学层面，涉及到难民和移民的人权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背后牵扯很多复杂的关系，去研究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在学科上、理论上会有一些突破。
在其他地区，我们也能找得到很多类似的问题。中东地区特有的政教关系问题，这是该区域现代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还有东欧的转轨问题、非洲的发展问题，等等。如果要去理解这些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学科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整合的、综合的问题，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牵扯在内。所以，以问题为导向，或者说以问题为核心，是我们来推进、而且是有成效地来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抓手、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我认为至少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可以有些效果，不至于在那空谈，而且与原来理解的那种简单的区域国别研究，比如研究英国的政治、法国的文化、德国的宗教等就不一样了。类似这些研究仅仅是原有学科研究加上一个区域而已，是把一个学科具体化到一个区域。现在，我们要找到能够把不同的学科扭合在一起、能够相互支撑的核心要素。在这样尝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科会慢慢地建立起来。
我刚才提到，区域国别学跟我们现在的科学都不一样，而且恰恰是相反的。现有的科学是分析，而区域国别学是综合，思想方式与逻辑跟原来的都不太一样。不一样也没关系，现在天天讲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各个学科之间、各个学科的研究学者之间隔阂越来越深，现在正好是个很好的机会，看看能不能打通这些学科之间的壁垒或者学科之间的界限。北大在这方面有些探索，学校给我们一个区域与国别研究基金，来鼓励北大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前的方式是把基金拿来，让研究区域国别的学者们自由地申请，觉得差不多就支持一下。从今年开始，我们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做招标项目，就是我们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来设计一些重要的问题，像刚才我提到的可以做抓手的那种问题，包括区域国别学理论、国家发展与现代化、区域整合与地缘关系、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与互鉴等。我们就这些具有导向性的问题设计招标项目，通过招标项目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或者区域国别学，看看能有怎样的发展。
王：您提到的整体性研究回应了学界的一个争论，那就是区域国别学应该建立在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上，还是基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学科。您的整合路径更是一种人文与社科的融合。那么，在尝试学科融合的过程中，请问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呢？
唐：这涉及到我刚才说的区域国别研究的两个传统。我们可以去借鉴这两种传统，并且要有超越。我想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与刚才说的整合研究有点相反，但是其实是相反相成。整合研究肯定不是万金油式的研究，整合研究的背后要有一些学科基础。从入手的角度来讲，做区域国别研究的年轻学人首先要有一个学科背景，经过严格的学科训练、科学的训练。为什么说相反？因为最后区域国别研究肯定是个综合的研究，但是开始时一定是个专业研究。我为什么这么说？这可能源自关于北大本科教育模式的长期思考。
其实，北大的本科教育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争论焦点是大学教育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北大应该进行通识教育（北大称之为“博雅教育”），还是专业教育？争论没有明确的结论，但现在的北大本科教育模式一般被定义为“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一直认为，大学教育必须是专业教育。在大学里再做通识教育，就是把大一、大二变成高四、高五，没有了自己的专业，都是平面上的知识。一个平面上的知识再多，也不可能对事物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了解。通识课想让所有人都能听得懂，就不能太难，太难别的大类学生就听不懂了。所以，本来老师可以讲一些更深的、更尖端的东西，但通识导致老师不能讲太深。当然，大学教育最后肯定是要通的。但这种“通”是触类旁通，是一通百通，就像孔子讲的是举一反三，“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不是了解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叫“通”，而是把一个事情了解透彻了，道理讲通了，其他的事情很容易就“通”。
几年前，我曾有机会随北大的一个团去美国考察美国的通识教育。我对通识教育感兴趣，感兴趣的原因是跟政治思想史有关。美国有位政治思想史学家叫施特劳斯，他是主张博雅教育的，主张通识教育的。当时我就在想通识教育是一种什么教育，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带着问题去美国考察。我发现在美国，通识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会带着大家读柏拉图的一些经典。我就问这些学生，你读柏拉图的《会饮篇》，你读完了吗？你读得懂吗？学生说没读完，也读不懂。所以他就是知道了点这个东西，但是至于说效果如何，学生不在意，老师也不在意。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也说，学校要求所有的老师都能开基本的通识课。另一种情况是哈佛大学，哈佛也开设通识课，但是哈佛的通识课会开一年，一门课学一年，学生把这门课修下来，其实相当于我们的研究生课。这几年学下来，学生对这个专业、对这个领域会有很深刻的了解。我觉得通识教育应该是哈佛这样的，学生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学，但是不能是浅尝辄止。
韦伯曾说，现代人就是两种人，一种人是“没有心肝的酒肉之徒”，是指这些人没有道德、没有良心；另一种人是“没有眼界的专业人士”，是指对世界没有整体性的了解。我们当然不能培养这两种人，我们要有良知，而且要有vision，韦伯说的“experts without vision”是那种没有眼界的专家，只知道自己领域内的事，除此之外不知其他。但是，如何培养学生成为通才？我觉得还是得从专业出发，然后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不断地融通其他学科的知识，最后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目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区域国别人才的要求其实是更高的，而不是说简单地懂外语，懂外语当然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懂外语可不是一般地懂，我自己也学过很多外语，英日德俄法。我有过反省，过去五六年我在写一部关于海德格尔的书，我学过德语，靠字典读海德格尔的德语著作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要读海德格尔的德语著作，除非我的德语跟海德格尔差不多一样好才行，如果我的德语差得太远，我读他的德语著作是没有意义的。举个例子，让外国人读《红楼梦》，如果外国人的汉语跟曹雪芹差太远了，他倒是能知道写了什么，但他怎么能读得懂《红楼梦》？后来我就放弃读德文著作，去读了英文，我觉得我读英文比读德文要好得多。当然，懂点德文肯定是好的，尽管英文的翻译经过不断地锤炼、较为准确，但我看英文觉得不对劲的时候，还可以倒回去查德文原文。所以，语言不仅仅是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种体现。了解语言不仅了解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且是了解这个国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把语言放到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
除了语言之外，还必须要有一个很强的专业。不过，学了点专业知识并不意味着了解。比如，学了政治学不等于了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那是两回事。这要在了解政治学之外，去了解伊斯兰国家本身的政治，这就对专业有更深的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是专业的，但这个专业是指在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专业又突破了专业，或者丰富了原有专业。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讲，这就决定以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基本方向，要挑很优秀的人才。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一种开放的培养过程。我接手北大区域与国别院以后，发现了有一个很遗憾的情况，就是院里居然没有留学生。我们要把对象国的学生招进来，做开放的、相互的研究。
区域国别学必须是整合的，必须是问题导向的，同时必须是专业的。我们现在人文社科的专业划分，特别是社会科学所谓的专业，是建立在西方知识的基础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结果。用西方的知识和理论来套非西方的案例，肯定有很多地方是不合适的。西方区域国别研究曾出现一个词叫“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这是一个批评的词，是萨义德用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萨义德专门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做《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指的是什么？是指西方人不了解非东方，就把那些跟西方不同的东西都冠以“东方”之名，即把西方瞧不起的东西叫“东方”，把那些非西方的、西方不了解的东西也都一股脑地叫“东方”，所以这是个贬义词，批判西方的这种观念。倒过来讲，我们中国人里头其实也有某种“西方主义”，即把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跟我们不同的东西都叫做“西方”。但就如萨义德所讲的“不存在一个东方”，同样，也不存在一个西方。英国与法国仅由海峡隔开，但是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有那么大的差别；美国跟英国尽管用我们的话来说是“同宗同源”，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所以，西方知识本身也不是严丝合缝的，我们再把西方的知识套用到非西方的地区，显然是不行的。当然，我们必须借助这些知识，我们总要有一个拐棍或者一个路标，但是当借助这些拐棍、借助这些路标，真的进入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得根据实际情况来修改地图。也许通过这种研究，对于专业的那些知识会有一些突破，会有一些进步。
学人简介：唐士其，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比较政治思想和比较政治学。主要学术成果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政府与政治》（台湾扬智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初版，2010年再版），《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2008年版），以及《理性主义的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
校内活动 |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校内专家协调会
2023年9月13日，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召开校内专家协调会，就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推广宣传、学术交流与下一步工作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来自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俄罗斯学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院、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台湾研究所、香港研究所、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教师代表以及社科处领导出席会议。
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教授指出，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是学校新文科建设的新平台，主要目标是整合学科、学理、学术线索，推动文科新高地出现。为此，展开全校范围内的调研与摸底工作，有效展示并推广南大代表性研究机构、学者及其成果。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将围绕引领性、开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由中青年主导的新兴领域，以及需要扶助的重要领域等三类成果展开。在排查清楚后，通过各种传播渠道进行相应的推广工作。
各中心相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分别介绍中心概况与代表性成果。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华涛教授与副主任特木勒教授介绍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前身可以追溯到1944年设立的中央大学边疆政治系和1956年设立的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中心开创人韩儒林先生在蒙元史、西北民族史、西藏史、中西交通史等领域学术成就卓著。多年来，中心承继韩儒林先生传统，深耕蒙古-元朝史和蒙古、新疆、西藏地区历史及回族历史，在学界享有盛誉并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肯定。今年4月，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入选中央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在入选的28家基地中间，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的学术方向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北方和西北民族。
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加兴教授介绍了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与研究特色。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以语言、文学、文化为基础，与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出四个主要的研究特色。第一，翻译并出版“俄罗斯社会与文化译丛”，为国内首套成系列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丛书，包括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俄罗斯思想史、俄罗斯民族，以及俄罗斯的海岸带管理等；第二，从文学推动外交，将俄罗斯思想史与文化结合起来；第三，俄罗斯大众传媒研究，这在国内研究中尚属空白；第四，俄罗斯教育概况，编写高校教材《俄罗斯教育概况》，填补国内空白领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郑先武教授介绍了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的历史沿革、研究传承，以及转型发展。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研究源自王绳祖先生，王绳祖先生是1981年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其十卷本《国际关系史》是国际关系史领域的奠基之作。国际关系研究院承继王绳祖先生，以国际关系史为基础，进入到理论、现状、地域的探究。当前，研究院第三代学人在承继老一辈的基础上有所转型，从以欧美为主、以史为主，转向以历史为基础、凸显国际关系的特色，并以中国周边为研究中心。郑先武教授还就如何借助区域国别平台更好地展示工作成果与实体化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建议。
南海协同创新中心的陈波老师介绍了南海协同创新中心的历史背景、学科特色以及研究模式，指出南海中心下设八大平台，在国内首先设立“南海学”博士点。南海中心也是跨学科的协同平台，其中一些协同的经验具有启发意义。
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教授介绍南大台湾研究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工作重点。南大台湾研究起源于茅家琦先生访问美国，回国后茅先生完成《台湾三十年》一书。自成立以来，研究所培养博士70余人，硕士百余人，不少毕业生成为大陆对台工作、对台研究的骨干，出版多部成果，发表论文400多篇，涉及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刘相平教授介绍未来研究与工作的五个重点，并提出相关建议。
香港研究所所长孙杨副教授介绍了香港所的基本情况，指出当前学科建设的两个矛盾，一是教育部新文科的建设要求与学校传统的院系学科体制之间的矛盾，二是传统的学科需求与国家战略需求之间的矛盾。孙杨副教授还提出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学术交流与成果推出等方面的建议。
会议最后，社科处刘颖副处长表示，南大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成立先后得到几任校领导的关心。南大多个领域已有多年深厚的研究积累。区域国别研究院发挥南大的学理优势，计划宣介已有的研究亮点与成果基础，用更容易被认可的方式，提升南大彰显度。希望研究院从汇聚成果逐渐深入到学科交叉、团队培育，在进行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培育人才并做出高质量成果。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王婉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