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2024年第1期

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重视个性化的研究线索

学之探究  20世纪日本地域研究的“全球”转型意识

学人访谈  中国“犹太学”发展的三阶段——专访南京大学徐新教授

国外经验  上智大学伊斯兰地域研究所

校内活动 南京大学中英学术高层论坛成功举办

【编者按】2023年业已过去，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也走过了生机勃勃、积极发展的一年。而2023年的世界，一方面显现出各种不确定性；而另一方面，从这些不确定性中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地之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动性。这种世界形势之于区域国别学发展无疑有很大启发。纵观全球各地的事件，它们既有显著的特殊性，又存在着彼此间的共性与连接。事件的缘起和走向，都是历史渊源、社会机制、民众行为、国家间关系变化、传播媒介环境重构等“跨界”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结果。若干的冲突看似发生在“秩序”的边缘，仿佛是一种“异质”或者说“临时”的存在。但是细究起来，却又发现与“秩序”的脉动紧密相关，同时又推动着“秩序”自我更新。

这样一种现实状态下，传统学科、问题、理论和方法的固定“边界”也趋于模糊，传统意义上的问题“边疆”，未尝不会生产出启发未来的“核心”知识。如此一来，推动区域国别“学”发展，就正如本期“主编的话”中，王逸舟教授所言，固然要持续关注“光谱较亮的那些波段”，也需要重视“冷门、专精、细窄的区域”，推进研究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将区域国别学构建为兼具“严肃”与“活泼”的知识生产空间。

本期简讯中，“主编的话”刊登王逸舟教授对区域国别研究个性化、多样化面向的讨论。“学之探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地域研究的“全球”意识转型。“学人访谈”选自编辑部对南京大学徐新教授有关中国犹太学发展历程的访谈。“国外经验”聚焦于日本伊斯兰研究的一个富有特色的重镇——上智大学伊斯兰地域研究所。“校内活动”报道南京大学中英学术高层论坛的内容。

谨祝各位读者元旦快乐！

主编的话 | 重视个性化的研究线索

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既要有宏大命题和宏观视角，也应当重视不同的小切口和个性研究，培育丰富多彩的研究类型。遗憾的是，现阶段不少年轻教师和博士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光谱较亮的那些波段上，而对于冷门、专精、细窄的区域很少有兴趣；结果是很多项目报告或刊物稿件缺乏新意，总体看中国学者视域不够宽、思维灵动性弱。怎样改变这种不如人意的局面？笔者看过由一位少数民族博士生撰写的作品，探讨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习俗及思考方式，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有哪些挑战和贡献。作品用详实生动的大量证据表明，在处理水资源分配、生物多样性保护、非法人口流动、跨境走私和武器贩卖、边界勘查维护、多国基层组织协作等跨国跨境事务时，一些少数民族的习惯做法和思考方式颇有特点及效果，也有助于国家整体利益和目标的实现。这个作品很有启发性。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多国毗邻，改革开放这一区域从来没有出现世界上很多地方令人头痛的难民危机，也很少因边界地带的纠纷阻碍国与国的经贸旅游往来。究其原因，除了中央“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外，地方外事的辛勤努力、基层单位的创新安排、少数民族的灵巧做法，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边疆即边陲”的旧观念，积极寻求国际性难题“软着陆”的多种智慧和方案。结论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无论学科建设或对策建议、乃至与国外的交流对话，都可以从多样化、个性化的线索入手，激发出更大的创造性活力。

学之探究 | 20世纪日本地域研究的“全球”转型意识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地域研究界出现了一种方法论转型的趋势，从“一国研究”转向贯通性的“全球地域”研究。这一转变不仅引导了地域研究本身的学术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思路。尽管由于全球形势与国家间相对实力对比的变化，这一研究思路与日本的实践并未很好地匹配，但其中蕴含的地域研究学科化意识亦值得参考。

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发展的客观形势推动了地域研究的新发展。从80年代开始，伴随着科技与资金优势积累、日元升值、国内市场相对饱和、能源需求紧迫等因素，日本必须要“走出去”，不仅是发展经济，还要重建“政治”的影响力。但与此同时，冷战“终结”，局部地区动荡不断，全球问题和思潮复杂化。这就使得日本虽有“发达国家”自信，却又有强烈的脆弱感。于是，从日本政府到各界精英，无论持有何种政治意识形态，都加强了对“全球”的关心。1992年，日本内阁决议发布《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其中提到“推进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地域研究、开发政策研究，以及政府开发援助的综合评价。”[1] 随着ODA研究和民间智库的发展，研究者和政府、财界的合作也趋于公开化。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日本地域研究中传统的“一国研究”路线自然会受到批评和质疑。批评者认为，过去的研究更多提供的是一些关于特定地域的特殊知识，既无法设置新的议题，也难以引领实践的发展。换言之，缺乏独立的学术价值，这对于在战后就强调地域研究是“基础学科”的学界看来是无法接受的。在非正式的场合，把地域研究称为封闭的“章鱼罐”，将研究者称为“不受规则约束的通才”“情报通”“整体把握对象状况的专家”，这种态度相当普遍。

基于此，学界也在探索方法论的革新。例如，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地域研究方法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是“一点集中主义”，深耕一个单独的地域，缺点是研究容易封闭化。另一种是世界体系论，将地域放置在结构中，缺点是过于依赖先验的理论。京大的研究者提出第三种替代性的比较研究视角，即在“世界多文明共生”的意识下，比较两种相异的地域单位，从而明确研究对象地域的性格。[2] 又例如，政治学者平野健一郎强调对“跨国境”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认为，包括国家边界在内，各种空间与事物的传统界限已经充满了缝隙、流动性和模糊性。由于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的不断流动，研究对象也必须跨越边界，放置在多层次的国际化构造中予以分析。[3]

在日本国家发展与学术界自我革新需求的共同作用下，以上这种贯通性的“全球地域意识”，逐渐作为一种学界的基本共识被固定下来。这其中的最显著表现就是日本学术会议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显示了日本地域研究界的“全球性”和“综合性”方向的制度化。日本学术会议设置在政府内阁之下，而地域研究委员会则囊括了约4万的研究者（2006年调查）[4]。地域研究在这个组织中被定位为整合地区研究(area study)、人文/经济地理学、人类学、国际地域开发学、地域信息学五个专门学科的复合性领域。

作为21世纪日本学术整体重构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域研究的“全球”意识被赋予了一些具体的内容，这反映在日本学术会议2010年的报告《地域研究分野的展望》中。首先，地域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从过去强调单一地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转移到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包括了一揽子重点问题清单：“地球环境的危机、国际的金融危机、与全球化伴生的国内外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冲突与恐怖主义活动频发，以及伴随着国际流动而产生的探索‘多元共生社会’的需求”。 [5]

其次，在具体的议题设置上，强调对“社会”的划分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内部单元，直接着眼于最普遍性的“人”和“社会”问题。同时还注重把这类“全球”问题与日本内部问题结合起来，重构一个跨境的“地域”概念。《地域研究分野的展望》报告中特别提出一个议题，认为日本内部地区内的高龄化、少子化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未来移民增加不可避免，由贫富差距、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也可能增加。因此，需要学术界未雨绸缪地探索“多元共生”之路，积极地影响国家政策。[6]

最后，报告继承了日本地域研究的战后传统，继续强调研究的“基础学科”定位。报告中特别，“面对国内外诸课题的挑战，‘知识状况’的自我革新不可或缺，有必要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常认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框架相对化，生产能够推动地区一体化和多元化国家结构的新知识” [7]。还明确要求抛弃“西洋=普遍”的刻板思维，“通过实地调查……将地域作为‘场域’，推进对‘普遍性’的再验证” [8]。以及要求加强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联动，以“推进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创新”。 [9]

不过，这种重新建构的地域研究“全球”意识，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也就是尽管一方面强调要在学术思考上超越普遍的“民族国家”边界，但另一方面对“全球”的理解又潜在地强化了日本本位属性。例如，《地域研究分野的展望》报告中列出了一个地域研究的“社会贡献”任务清单。分别是，在潜在移民问题下建设“多元共生”的日本社会、在全球性的资源环境困境下促进日本国内地域的多元化发展、促进日本国内地域信息收集与共享、助力地方教育和地方自治的发展、促进日本与国际社会相互理解、保存世界文化遗产和历史资料，发展与全球地区冲突和灾害问题相关的学术知识、发展国际开发援助、充实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实践。

这一份“贡献”清单前四条着眼于日本国内治理，后五条则是基于日本已有的优势能力，发挥国际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地域研究方法论的“全球”转型其实蕴含着——可能是矛盾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着学术的前瞻性之义，是从重构全球地域想象的角度，去寻找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但另一方面，在日本战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当代政治变迁趋势影响下，它又可能导致研究实践中生出某种意义上的“双重标准”，即，在“超越（他国）国界”的进步主义形式下，推进一些实质反映国家主义右倾趋向的研究议程。

注释：

[1]『旧・政府開発援助大綱』、1992年6月30日。1992年6月30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hakusyo/04_hakusho/ODA2004/html/honpen/hp203020000.htm，2023年7月12日浏览。

[2] 高谷好一、應地利明、掛谷誠、松原正穀、家島彦一、阿部健一「総合的地域研究の概念」、127－128頁。https://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bitstream/2433/187479/1/ias_007_123.pdf，2023年7月2日浏览。从今天京都大学东南亚地域研究所（2004年改组）的研究部门设置，可以看到这种“共生”思想的贯彻。包括政治经济共存研究、社会共存研究、环境共生研究，全球化生存基础研究。

[3] 平野「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特権性の喪失」

[4] 日本学術会議地域研究委員会、地域研究展望分科会『地域研究分野の展望』2010年4月５日。３頁。

[5] 同前引，第ⅲ页。

[6] 同前引，第ⅲ页、第11-12页。

[7] 日本学術会議地域研究委員会、地域研究展望分科会『地域研究分野の展望』、ⅳ頁。

[8] 同前引，第ⅳ页。

[9] 同前引，第ⅳ-ⅴ页。

学人访谈 | 中国“犹太学”发展的三阶段

——专访南京大学徐新教授 

编者按：2023年12月1日，简讯编辑部专访了南京大学徐新教授，请徐教授分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沿革过程。内容涉及1949年后犹太学研究发展的三阶段，各阶段的研究成果、机构设置和研究特色。 

简讯编辑（以下简称“编”）：徐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从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犹太学研究，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学者。“犹太学”对很多读者而言还是一个陌生概念，这里想先向您请教一下它的定义。

徐新教授（以下简称“徐”，敬称略）：在我开始从事犹太学研究时，当时所认识的犹太学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广义的犹太研究，也就是对整个犹太族群的宗教、历史和文化各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是狭义的，就是针对以色列，将它作为一个犹太国家来研究。

编：中国的犹太学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徐：如果讲广义上的对犹太问题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下，中国有广泛了解海外状况的强烈意愿。不时有关于犹太问题的报道和文章见诸报刊，特别在20世纪20年代，有较多文章和书籍面世。当时的文化政治名人，包括孙中山、茅盾、巴金、鲁迅、闻一多等均在自己的写作中有所涉及。这些写作为知识界和民众提供了最初的犹太信息。

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犹太学研究有了更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徐：是的。1949年之后的发展是一个分阶段的、渐进的过程。如果我们从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角度，对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沿革做一个大致梳理的话，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是一个起步阶段。这一时期严格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犹太研究还没有正式展开，学术研究类的书籍和文章数量十分有限。涉中东的发表内容大多属于报道性质，是对中东形势发展和冲突事件的报道。尽管中间或也不乏一些评论和分析，但这类评论和分析多半有着高度的时效性和政策性。从当代研究的角度看，可参考的价值较低。

编：也就是说，学术意义上的“犹太学”研究，要到改革开放时期才展开？

徐：是的，我把1979年到2009年间这30年划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改革开放号角下，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进修，个个都怀有使命感，希望为实现祖国走向世界和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服务。中国犹太学领域元老级人士顾晓鸣、潘光、徐新、肖宪、傅有德、殷罡、张倩红等人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他们与犹太人直接交往，或拥有在犹太文化圈内生活或工作的经历。新一代学人对犹太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触和感悟，其程度远远超出阅读获得的对犹太文化的认识。由于这样一群学子的出现，犹太学研究开始萌动并逐步扎根中国。

在这一阶段，最初的研究关注集中在“来华犹太人”研究上。它是一个既与犹太研究有关，又联系中国自身社会的课题，开启了中国犹太学研究的新时期。1980年，著名史学家潘光旦《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一文刊登，陈垣首次于1920年发表的专论《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由中华书局再次刊发。这两篇文章广泛引证中国史籍、方志等，考订开封犹太教的碑文，结合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学者研究的范围。数年后又刊登出由加入中国籍的犹太专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撰写的文章《希望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犹太人历史》，连同英文版《古代中国的犹太人》一书将中国学界关于古代来华犹太人的研究成果推向海外。其后，关于近现代来华的上海犹太人的文章书籍也开始连续面世。

除了历史研究外，研究者对现实的关注也是强烈的，研究议题也逐渐丰富和多元。例如杨申的《论苏联犹太人》（《外国问题研究》1981年第3期）、刘邦义的《华沙犹太人反纳粹起义》（《外国史知识》1982年第7期）、赵复三的《犹太教简介》（《世界宗教资料》1983年第3期）、潘光的《古代犹太国家兴亡记》（《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余崇健的《从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到以色列国的建立》（《西亚非洲资料》1984年第18期）、汪池的《<出埃及记>的争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王庆余的《旧上海的犹太人》（《学术季刊》1987年第2期）等。1984年由王仲义撰写、作为单行本发行的《犹太教史话》小册子和1986年出版的由西北大学阎瑞松翻译的阿巴·埃班著的《犹太史》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影响力。反映了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多视角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一阶段中国还出版了若干关于纳粹屠犹、阿以冲突、犹太文学、以色列军事、情报和名人传记等方面的文章书籍，表明中国学界和读书界对涉及犹太研究领域不同议题的关注。如果说这些文章书籍的学术性尚有待提高，但它们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影响不可小觑，使得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青年学者，对犹太人产生兴趣，开始关注与犹太有关问题的同时，推动了犹太和以色列研究的开展。若干在随后犹太研究领域发挥骨干作用的中国犹太学研究者就是在这一氛围下成长的。

此外，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译介也是一项重要的学术成果，因为现代希伯来文学也有作为以色列“国家文学”的社会和历史意义。1989年，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格农的中篇小说《大海深处》就刊登在《当代外国文学》上。随后出现的有以色列文学各种专辑、论述现代希伯来文学的论文，如1992年刊登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当代外国文学》上的现代希伯来文学专论文章。其中，中国社科院的傅浩最先翻译和发表了以色列著名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诗歌。新华社高级记者、后成为新华社社长的高秋福先生也作为译者出现。北大希伯来语专业的学生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的约书亚作品还获得以色列颁发的翻译奖。不过这里面最受瞩目的要属中国社科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钟志清。经过她的努力，当代以色列著名作家奥兹的几乎所有作品有了中译本，这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界还是独树一帜的。

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犹太“学”的意识在成果积累中逐渐浮现了出来。日后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的顾晓鸣，是周谷城教授的研究生，也第一套中文版“犹太文化丛书”的主编。他在1987年发表了《犹太学及其研究视野》和《论犹太文化对文化研究的意义》两篇论文，表明中国学者把犹太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认识和思考。文章在对犹太研究进行了界定和分析之后，呼吁建立某种犹太研究的体系，以便能够推动犹太研究在中国的开展。顾晓鸣的博士论文《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1990年出版）就是在这样一种学术意识上阐释的。可以说，经过数年积累，中国相关研究在80年代末进入了犹太“学”的意义范畴，而到2000年后逐步形成高潮，构成了不同寻常的30年。

编：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团体和机构也有积极发展吧？

徐：的确，专门性团体和组织的出现应该说是犹太学研究在中国向一个新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和评判标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研究的系统性开展和深入。最开始是一些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学会性质组织。1988年8月在杭州率先成立了“上海犹太学研究会”（The Shanghai Judaic Studies Association），1989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The China Judaic Studies Association)，1989年建立了“和平与发展研究所以色列·犹太研究中心”。90年代在北京、济南、开封、西安、昆明、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这样的犹太研究中心。

其中南京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会”颇有特色。它是一个国际性团体，成员中外籍人士超过半数。1990年代初就创办了会刊，较早地开设了网站，向国际社会报道和介绍中国的犹太研究。研究会成立当时还策划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活动。例如，在南京大学举办了“犹太学在中国”专题展览，当时的英文《中国日报》有报道。又比如决定动员全国研究力量，编撰一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1993年出版，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一个不可缺少的便利工具。1995年, 《犹太百科全书》获得中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全国最佳工具书奖。

在高校方面，80年代就出现了一些相关机构。例如北京大学于1985年在教育部指导下开设希伯来语专业，教授现代希伯来语，以填补国内语言教学的一项空白。北大希伯来语专业培养的人才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犹太学研究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包括翻译《塔木德》的张平教授，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现任所长孟振华教授，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虞卫东等人都是从希伯来语专业走上犹太学治学道路的研究者。此外还有同济大学1989年成立的“犹太学研究室”，其研究集中在“上海犹太人”和“犹太移民华夏史”等课题上，主要成果发表在《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学报还专门开辟“犹太学研究”专栏，先后发出的文章达数十篇。创始人唐培吉教授的贡献功不可没。

而随着1992年我国与以色列正式建交，各高校的犹太学研究机构和团队建设也稳步推进。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就在当年成立，它是获得南京大学正式批准建立的一所以科研为主兼顾教学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心章程里就阐明了机构宗旨，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这是中国高校系统中第一个以犹太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实体，2000年又更名为“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稍晚一些，1994年1月，山东大学成立了犹太文化研究所，在此基础上，2003年4月成立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Judaic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of Shandong University），主要研究犹太哲学和犹太思想，由傅有德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这个中心是教育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它为主题组建的国家985二期创新团队，是山东大学5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之一。

此外，河南大学在2002年3月成立犹太文化研究所，后来改名叫“以色列研究中心”，主要从事犹太历史和文化领域的研究，是国内高校中较早对犹太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机构。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犹太学研究的一支生力军。在张倩红教授的带领下，已经形成一个梯队式的团队。它的突出成果是编撰了《以色列蓝皮书》，集中反映以色列社会各方面的每年发展动态，具有很高的参照性。

除了以上成果丰硕的代表外，还有一些高校也相继成立了一些机构。于是2015年，在教育部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南京大学在国内高校系统中牵头其他七所已经建有犹太或以色列研究机构的大学，成立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创始成员大学是：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目前由我担任联盟主席，秘书处设在南京大学。由于这是一个中国高校的机构，成立时就不包括社科院系统的成员。不过，稍后成立的高校研究机构可以申请加入。联盟的成立使得中国犹太学研究有了一个全国性协调机构，一个得以与其他国家类似机构交流合作的机构，是中国犹太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编：通过您的梳理，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犹太学研究已经是成果积累丰富、机构组织较为完善，也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犹太“学”研究意识。那在当代有什么新的发展特征吗？

徐：我认为2010年到现在，是处在发展的第三阶段。当然，从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看，这个阶段的时间点也不是那么地刻板，因为第三阶段其实是第二阶段30年的自然发展。大致上来说，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犹太学研究逐渐有了这样一些积极的发展。首先是学术属性和影响力的增强。如果说在21世纪到来之前，中国出版的绝大多数与犹太研究有关的书籍还是以翻译为主，以介绍为主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由中国犹太研究学者撰写、有分量和影响力的学术专著成为犹太研究的主流。比如说殷罡《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张倩红的《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刘洪一的《犹太文化要义》、钟志清的《当代以色列作家研究》、肖宪的《谜一般的犹太人》、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傅有德等的《犹太哲学史》、王健的《上海犹太人社会生活史》、张淑清的《中世纪西欧的犹太妇女》，以及我本人所著的《犹太文化史》，都凸显了极高的学术价值，代表着当代国内犹太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还形成了稳定的学术成果输出平台。例如山东大学的《犹太研究》期刊、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犹太·以色列研究论丛》，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以色列研究》年刊，以及河南大学每年的《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这些成果都是国内犹太学研究更加学术化、系统化的反映。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需求下，犹太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也在不断发展。例如，犹太学研究者致力于推动大屠杀教育。从2005年起到2018年，最初由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与英国伦敦犹太文化中心联合牵头组织，后由不同高校轮流主办。每年在中国一个城市举办的“纳粹屠犹教育培训研讨班”，使得中国大学生对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屠犹事件有了深刻的了解，有力地反驳了国际上不断出现的否定纳粹屠犹的思潮，并对中国反击日本出现的否定南京大屠杀思潮是一个很好的借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此开展与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的一系列合作，无论是在录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项目，还是在公祭活动方面的合作都成果显著。

而自2017年以来，区域国别研究正式成为我国际问题研究的主体，犹太学者通过撰写各类咨询报告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例如，近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碰到了瓶颈，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共识。经济发展转型中的犹太学研究在这一形势下，在研究上开拓了新的方向，突出聚焦犹太创新和以色列创新竞争力的文化因素研究方面，以更好、更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各研究单位和高校在这一方面贡献良多。数据表明，他们的努力促进了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多项合作。

编：感觉我国研究者们也还是在继续进行着创新工作。

徐：是的。其实就在今年（2023年），中国犹太学界举办了40年回顾座谈会，邀请进入该领域的老同志通过回忆畅谈每个人进入犹太学研究的背景、动因、感受，以及早年各自在所在单位和学校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并整理记录下来。以亲历者的身份反映犹太和以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开端、发展、成就得失，经验教训，并展望和规划未来。当时与会的研究者就形成了共识。大家都觉得能够成为中国犹太学的开拓者是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造化。所以唯有继续努力，勤勤恳恳肩负历史担当，真心实意坚持家国情怀，在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才能将中国犹太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编：非常有幸听到徐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全面的分享。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学人简介： 

徐新，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名誉所长，主要从事犹太宗教、文化、历史，以及犹太人在华散居史方面的研究。徐新教授是中国最早（1988年）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发表公开讲演的学者。1995年在希伯来联合学院从事犹太教研究，1996年和1998年两度在哈佛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三度在美国有关大学执教。自1995年以来，应邀在国外做过800余场次英文学术讲演。徐新教授对中国犹太学研究的起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犹太文化研究第一人”，是中国犹太学的奠基者之一。主要成果有：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主编）、《反犹主义解析》、《西方文化史》、《中国开封犹太人：历史、文化及宗教研究》（英文专著，美国出版）、《犹太文化史》、《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异乡异客：犹太人与近现代中国》等。论文50余篇。其中若干用英文撰写，在国外发表。因其学术活动和成就被国际学术界视为中国犹太学研究的领头人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