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晨 | 澳大利亚的区域国别研究： 历史、机制、特色——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为例

【摘要】太平洋岛国研究是澳大利亚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建制悠久，传统深厚，是太平洋史研究的发源地之一，诞生了“堪培拉学派”，也经历了发展、起伏与变迁。目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建制依托坚实，在教学、科研和智库职能三个方向上都较有积累，具有政府大力支持、学科基础坚实、重视岛国联系特别是田野调查和海外实践经历等特色，不过也存在学术研究与政府需求之间的张力，其仍存在的殖民性也需要反思。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仍然值得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参考借鉴。

【关键词】澳大利亚；区域国别研究；太平洋岛国；“堪培拉学派”；学科建设

【作者简介】陈晓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

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具有70多年历史，对其做初步梳理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

（一）初创

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暴露了澳大利亚对邻近地区缺乏认知，这是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研究在战后发展的动力。1944年的《澳新协定》初步框定了澳大利亚试图创制南太平洋地区秩序的方向。在此大背景下，1945年，澳大利亚战时内阁通过了关于建立一个太平洋岛屿领地研究机构的动议，这甚至早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于1946年，是澳大利亚第一所由联邦政府出资、作为联邦机构一部分的国立大学。1948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临时委员会（该校早期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后曾长期担任该校校长的赫伯特·库姆斯（Herbert Coombs）对学校初期院系设置提出了大致构想，其中包括建立一个专事太平洋和亚洲研究的研究型学院。根据这一构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成立之初设立了四个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s, 与一般的“学院”相比更偏重研究），分别是物理学研究学院、医学研究学院、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和太平洋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RSPacS）。太平洋研究学院是其中唯一一所以区域研究而非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学院，这足以体现学校及其背后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高度重视。1951年，学校临时委员会指示太平洋研究学院： “（学院的）主要焦点……将是澳大利亚控制的岛屿领地……与此同时，研究将一方面包含更广的太平洋殖民地，另一方面包含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特别是研究这些国家对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领地的影响。”可见，即使是亚洲研究，初衷也是服务于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屿领地的政策。太平洋研究学院第一位全职教授、太平洋历史系（Department of Pacific History）首任系主任、世界上首位太平洋史教授詹姆斯·戴维森（James Davidson）也表示，尽管太平洋研究学院覆盖整个太平洋岛屿领地，但澳大利亚控制的领地显然是优先研究对象，因为这符合澳政府的需要。

不过，鉴于此前澳大利亚从未创设过如此规模的研究机构，关于如何建院、走何种路线，各方看法不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临时委员会中首位负责太平洋研究学院的顾问、后出任太平洋研究学院第一任代理院长的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坚持学术本位的办学思想。弗思是著名人类学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作者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学生。他对弗思的办学思想有很大影响。据弗思后来回忆，他当时认为，虽然学校没有理由疏远政府需求与建议，但学校研究项目的决策与执行必须由学者而非政府官员决定。据此，他对太平洋研究学院早期的定位是“通过对广大太平洋地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系统性地扩展知识”，尤其重视人类学知识。

弗思还是一位学科本位论者。他认为，研究者应当以所属学科的知识为第一追求，甚至为此可以不必研究太平洋地区。他对学院早期的定位落脚到“系统性地扩展知识”上，而太平洋研究更多被他视为途径。他提议太平洋研究学院设立四个研究系（research departments, 与一般的“系”相比更偏重研究），分别为人类学系、地理学系、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体现了早期以学科为导向的学院建设思路，其中人文学科最受关注，为此也影响了早期学院的研究重点——重点资助以人类学方法对太平洋岛屿领地的深度田野调查。此后，学院组织架构还先后发生了如下变化：人类学系正式定名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在历史系基础上设置了兼顾教学与研究的太平洋历史系；远东历史系从社会科学研究学院调入太平洋研究学院；设立经济学系。由此，以研究领域为一级单位、以（当时的）各主要学科为二级单位的太平洋研究学院组织架构基本形成。

弗思的学术本位、学科本位的办学思想和对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重视深刻地影响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包括正面影响与局限性。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学科本位论并不符合区域国别研究的原则——以对象国或区域为中心，以跨学科交叉研究为路径。即使在弗思时期，这种矛盾也已经显现，包括弱化区域国别色彩，以及与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存在职能不清与重叠问题。不过，这种对学科基础的强调仍然有正面价值，为后来丰富的学科门类打下了基础。

弗思作为学院管理者的工作并不算十分顺利。他本人因为多种原因，对学院的行政管理事务涉入不深。1949年，他曾辞去学校临时委员会委员一职，后被挽留，但在1951年，在被任命为太平洋研究学院首任代理院长后不久，他再次辞职并离开了澳大利亚。45年后，在解释当初离职原因时，弗思强调了个人和家庭原因，“个人研究方向与欧洲文化兴趣”，以及他本人并非澳大利亚籍（弗思为英国和新西兰籍）的事实。种种原因使太平洋研究学院在行政上的组织度一直不高，学院内部的合作主要依靠各个系教职人员之间的自发合作，以及相关领域领军学者的带动作用。

（二）太平洋历史系、戴维森与“堪培拉学派”

在20世纪50年代太平洋研究学院内部组织度不高的情况下，太平洋历史系一度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与教学的主要建制依托，其首任系主任、后曾兼任学院院长的戴维森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弗思离职后成为学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事实上承担了大量组织管理职责，也通过创新的研究范式带动了整个学院的研究工作。

作为管理者，戴维森领导太平洋历史系并带动学院工作主要取得以下成绩。

第一，大力扩充教职人员，成为人才中心。戴维森认为，人是从事太平洋研究的核心。到1960年，他领导下的太平洋历史系已有21名教职人员，此外还有若干研究助理，这些人员中不乏后来成为太平洋岛国研究大家的人才。例如，后来被称为“太平洋研究之父”的罗恩·克罗科姆（Ron Crocombe）。

第二，培育了研究成果，成为科研中心。据太平洋历史系另一位领军学者亨利·莫德（Henry Maude）统计，到1971年时，太平洋历史系学者（含已离职学者）已出版20多部相关书籍和专著，发表数百篇研究论文，“比其他有关太平洋历史的成果加起来还要多”。

第三，开展博士生教学培养。太平洋研究学院在建院初期坚持研究型导向，对教学培养并不重视。1957年，在戴维森领导下，太平洋历史系率先进行教学培养工作。到1971年，已有20名博士生从该系毕业。

第四，创立并运营权威期刊。1966年，在戴维森和莫德的领导下，《太平洋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依托太平洋历史系创刊，并很快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和学术交流平台，时至今日仍保持权威地位。

第五，在戴维森影响下，太平洋历史系非常重视收集、保存和利用太平洋岛屿领地历史档案。1968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以太平洋历史系为依托建立了太平洋手稿局（Pacific Manuscripts Bureau, PMB），“抢救性”地收集了一大批手稿资料，存放至今的微缩胶片超过4000卷、15万页，并通过复制向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共享。此外，该局还收藏有各种纸质或电子版手稿、档案、音像资料、艺术品等一手资料与藏品，从2015年起开始数字化供网上阅览。

第六，与时任社会科学研究学院院长基思·汉考克（Keith Hancock）一道组织了两个学院共用的新办公楼的设计、建设和启用，并在入驻后花了很大精力对其维护改造。这座1964年建成的办公楼被命名为库姆斯楼（Coombs Building），以纪念此时已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的库姆斯对创建学院的贡献。而这座外观呈三个六边形、构造独特的库姆斯楼也成为相当长时间里堪培拉的地标建筑和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学术重镇。

第七，戴维森还积极投身实践。他从事了多项政府服务项目，包括为西萨摩亚、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太平洋岛国制定宪法提供咨询建议。1961年，主要在他的主持下，太平洋研究学院在当时的澳属新几内亚领地首府莫尔兹比港设立了新几内亚研究机构（New Guinea Research Unit, NGRU），他提出太平洋岛屿领地开展实地研究教学，并多次亲往莫尔兹比港做教学研究工作，直到1973年在那里去世。

戴维森在管理和学术两个方面均起到领军作用。作为学者的戴维森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开创了被称为“堪培拉学派” （Canberra School）或“戴维森学派” （Davidson School）的一套范式。“堪培拉学派”的突出学术贡献是跳脱（至少试图跳脱）西方传统的“帝国史学”，以太平洋岛屿为中心进行内视视角研究。如“堪培拉学派”第二代代表学者布里吉·拉尔（Brij Lal）所说，“堪培拉学派” 有一个“圣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太平洋历史系，一位创始者——戴维森，以及一套以岛屿为导向的太平洋史研究“意识形态”。有学者认为，戴维森1966年在《太平洋历史杂志》创刊号上刊发的文章《太平洋史诸问题》标志着“太平洋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被正式提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团队是太平洋史研究的真正奠基者。

（三）发展、起伏与变迁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多个太平洋岛屿领地独立建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性上升，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也显著提升。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体现在院系建制、教学培养和学校支持等各方面。

在院系建制方面，总体呈扩大趋势，学科门类更加完备与细分：史前史从太平洋历史系中分离并独立成系，地理学系规模扩大后被拆分为偏自然科学的生态地理学和地貌学以及偏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地理学两个系，新建了语言学系，还一度设立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展研究中心（1975—198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太平洋研究学院下设的单位数量及人员规模达到一个高峰。

在教学培养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起，太平洋研究学院开始以学院名义大力培养研究生（虽然学籍属于当时的综合研究学院）。后来成为“堪培拉学派” 第二代代表学者并长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的布里吉·拉尔就属于这一批的博士研究生。目前的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研究顶尖学者格雷格·弗莱（Greg Fry）也是在这一时期从该院硕士毕业。

在学校支持层面，这一时期学校进一步加强了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投入，其中有形的表现为：校图书馆建立了专门的太平洋岛国文献资源库，校出版社设置了太平洋岛国编委会，校档案馆建立了太平洋岛国档案室，等等。这些科研基础设施为今天的研究者和学生提供了丰富资源。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起伏，其中直接原因是学校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视程度降低，太平洋研究学院和太平洋历史系都经历了预算缩减带来的挑战。冷战结束进一步降低了太平洋岛国的地缘重要性，也使太平洋岛国研究面临困境。1990年，太平洋历史系与其他相关系合并为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部（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1994年，太平洋研究学院本身也更名为“太平洋与亚洲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 RSPAS）， 强调了亚洲的重要性，太平洋岛国的受关注度相对下降，甚至被一定程度边缘化。

前文所述的拉尔1981年从太平洋研究学院博士毕业后，先后在斐济和美国工作，1990年回到该院任高级研究员，后曾任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部主任。据他后来回忆，当时比改名更差的是，太平洋岛国研究已不再是新学院设定的四个优先领域；在太平洋岛国内部，重心也放在西南太平洋，也就是澳大利亚首要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所在（区域），对其他太平洋岛国研究减少。此外，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堪培拉学派”遭到了多个角度的质疑，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以克罗科姆为代表的更加以太平洋岛屿和岛民为中心的治学思想，甚至陷入难以为继的局面。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以外尤其是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岛国本土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得到了大发展，夏威夷大学等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为太平洋岛国研究“圣地”的地位不再，虽然它仍是重镇之一。

事实上，冷战后一段时期，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相对衰退是澳大利亚全国范围的问题。从1991年到2009年，澳大利亚全国10所高校开设的太平洋岛国相关课程总数由68门降至30门。缩减的最直接原因是澳大利亚教育部实施《高等教育贡献计划》，背后原因则是澳大利亚政府对太平洋岛国在政治上重视程度下降——似乎吊诡的是，那段时期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控制力达到空前程度。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视程度与澳大利亚地区霸权的稳固程度似乎呈现出一种反向关系。

随着来自太平洋岛国（但未必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教职人员人数增多，1994 年，太平洋岛屿联系委员会（Pacific Island Liaison Committee）成立。这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职人员自下而上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旨在激发学校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兴趣，也成为与太平洋岛国有关教职人员的交流平台。

在此情况下，此时已成为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部主任的拉尔以及已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部主任的弗莱分别从史学和国际关系学视角共同推动太平洋岛国研究更加以岛国和岛民为中心。弗莱虽然身为澳大利亚人，但一直对太平洋岛国抱有同理心，为此不吝批评本国的太平洋岛国政策。冷战结束后，他较早认识到冷战的结束可能使太平洋岛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抨击当时澳大利亚主导的地区一体化不符合南太平洋地区的实际情况与需求；进入新千年后，他忧心西方尤其是澳大利亚打着“反恐战争”旗号，对太平洋岛国实施“新干涉主义”；近年来，他密切跟踪和研究太平洋岛国新一轮自驱的地区主义勃兴，并将他40多年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研究与实践融入其专著《框定岛屿：太平洋地区主义中的权力与外交能动性》。

2009 年前后，太平洋岛国地区面临新的地区格局：在地区内部，太平洋岛国的地位有所上升，地区主义与联合自强彰显，在国际舞台上不再完全处于边缘；在地区外部，域外国家对太平洋岛国的关注度上升，其中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角色尤为引人瞩目，甚至演进为多方博弈局面。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对太平洋岛国研究重新重视起来。200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在原有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以及亚洲研究基础上，组建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ANU College of Asia & the Pacific），统领该校太平洋岛国研究。新学院院部建在库姆斯楼旁边，以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系联合主任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命名。新学院得到的政府支持远不止这座赫德利·布尔楼。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自由党—国家党政府2017年推出的“太平洋升级 ”（ Pacific Step-up）战略下，澳大利亚外交部发起“太平洋研究项目”（Pacific Research Project），为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顶尖机构提供五年合计2825万澳元资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重点资助对象。在多方尤其是政府支持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迎来了新一轮发展动力。拉尔于2016年在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荣休，2021年去世。弗莱仍活跃在太平洋岛国研究界，而且一直保持着对太平洋岛国和岛民的现实关怀。

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是统领该校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一级学院（college）。作为集教学、科研、智库与对外交往等职能于一体的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机构，该院的机制设计体现了多学科、多领域、多区域国别交叉融合的意图。

在建制方面，该院目前下设四个二级学院（school）——科拉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 、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规制与全球治理学院，其中科拉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下设太平洋事务系（Department of Pacific Affairs），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下设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Department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该院还设有11 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其中包括以太平洋岛国研究为中心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所（ANU Pacific Institute）。太平洋事务系、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以及太平洋研究所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建制依托。

在教学方面，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设置了太平洋研究学士项目、太平洋发展硕士项目和太平洋深造博士项目，其中太平洋研究学士项目是目前澳大利亚唯一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本科专业，课程主要由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开设，也有一些课程由其他学院开设。学生毕业需要修满144学分（除了语言类课程，一般每门课6学分，每周8学时，每学期一般有12个学习周），其中包括以下七大模块。

第一模块为专业必修课，共24学分，包括《太平洋研究导论》《太平洋世界：大洋洲中的批判性探察》《全球化世界中的太平洋研究》《当代太平洋政治与发展》4门课，每门课6学分，分别由太平洋事务系和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开设。

 第二模块为高级专业课，要求至少修6学分，可在《太平洋的性别问题》《太平洋岛屿田野学院》（相当于田野调查入门课）《太平洋接触项目》《原住民研究阅读》《太平洋环境与发展》5门课中选修，每门课6学分，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块中选修一门课程即可达标。

第三模块为专题学习，要求至少修12学分，可在：①太平洋岛国历史与考古；②政治、国际关系与安全；③环境与资源；④文化、文学与语言四个专题共 23 门课中选修，多数课程为每门6学分，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块中须选修至少两门课程。

第四模块为太平洋岛国语言辅修，最多24学分，目前可选修法语、德顿语或皮金语，也可以不选这个模块。

第五模块为语言辅修或相关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辅修（必须二选一），要求至少修24学分，其中语言辅修课程除了上述太平洋岛国语言，还有汉语、日语、印度尼西亚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可选；相关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辅修有考古学、艺术理论与历史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课程，以及亚太国际关系、亚洲史、印度尼西亚研究等区域国别专题研究课程可选。这个模块旨在通过强化语言或强化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提升学生对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认知与研究的综合能力，众多的课程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

第四和第五模块看似有重复，实则给了学生灵活选择的空间，可以通过以下多种组合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

① 第四模块和第五模块都选择太平洋岛国语言，能够培养掌握两门太平洋岛国语言的专门语言人才；② 第四模块选择一门太平洋岛国语言，第五模块选择一门太平洋岛国相关语言，能够培养有针对性的语言人才（如皮金语+汉语的组合，能够培养既了解中国又了解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语言人才）；③ 第四模块选择一门太平洋岛国语言，第五模块选择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能够培养知识结构均衡的“语言+区域国别”复合型人才；④第四模块不选，第五模块选择至少4门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课程，能够培养区域国别研究专门后备人才；⑤还存在一种可能，即第四模块不选，第五模块正常选课，用通选课冲抵学分，给学生留了一个容易毕业的通道。

笔者认为，第四模块和第五模块之间的灵活组合是这个培养方案的精华之一，有利于因材施教、全面培养，但也给学生留有“混学分”的空间。

第六模块名为“副校长本科生课程”，共6学分，主要是参加实习（其中包括在太平洋岛国的实习）或高级学术阅读，直接为学生就业、深造或通过实地调研完成论文服务。学校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支持在校学生赴国外学习实践。

第七模块为全校通选课，需修满48学分，起到加强通识、拓宽视野、全面培养的作用。

这七大模块从课程设置角度来看较为合理，既有通识培养、又有专业研修，既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又提供了丰富的不同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课程，有利于以精通太平洋岛国语言为基础的学科交叉，还注重田野调查与海外实践，从而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培养本科后备人才，其培养模式尤其可供参考借鉴。

近年来，在澳大利亚上下对太平洋岛国重视的大背景下，修习太平洋事务系课程的学生人数整体上涨，特别是本科生选课人数快速增长，从2017年的188人一路增长到2021年的547人，显示了该校学生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热情以及来自太平洋岛的国学生数量的增长（根据评估，他们会倾向选修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课程），并再次印证了政府预算支持与院系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在科研方面，亚洲和太平洋学院下设的太平洋事务系、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太平洋研究所都承担科研角色。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可被视为太平洋历史系的传承者，目前有全职教职14人，荣誉教授2人，不过研究方向不限于太平洋岛国，还包括亚洲和泛太平洋地区。与重视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早期传统相比，社会科学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的作用更加受重视，太平洋事务系和太平洋研究所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也更专注太平洋岛国研究。太平洋事务系目前由索尼娅·帕尔米耶里 （Sonia Palmieri）担任系主任，全职教学研究人员目前共20人，另有近20名荣誉职位和访问学者（其中包括弗莱）以及6名行政支持人员。太平洋研究所目前由太平洋事务系副系主任乔治·卡特（George Carter）兼任所长，有14名教学科研职员和4名行政人员。该所研究力量不仅包括全职成员，还协调联系了校内众多院系/所/中心共同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尽力去统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上存在的多个不同乃至一些方面迥异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谱系。

在智库职能方面，太平洋事务系、太平洋和亚洲历史系以及太平洋研究所都间接或直接服务于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外交与其他政府需求，包括通过著书、发文、学术活动等方式间接服务政府，以及通过政策简报、研究报告、政府项目、提案等方式直接服务政府。尤其是澳外交部发起“太平洋研究项目”后，更多服务成果得到鼓励与资金支持。仅在2019—2020财年一年时间里，太平洋 事务系学者共出版3部专著7个书章，发表9篇期刊论文、3篇讨论论文和4篇论文草案，完成3篇研究报告、9份分析工作和35份政策简报，还承担或参与官方委托的研究项目。当然，在政府资助下的研究也更加体现澳官方意图——澳外交部评估认为，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尤其是其太平洋事务系的资金支持是有效的、值得的。

服务政府还体现在研究方向主动与政府需求对接。澳外交部“太平洋研究项目”设定了五大优先方向：政治与国家性质；地缘政治与地区主义；经济发展；城市化、土地与自然资源；性别、社会变迁与包容性。据此，太平洋事务系重新调整了研究结构，使其与“太平洋研究项目”相符。调整后的五大研究方向是：性别、残疾与社会包容性；太平洋移民与一体化；巴布亚新几内亚包括布干维尔研究；政治、治理与经济韧性；安全、地区主义与地缘政治。显而易见，二者呈现强相关度。

此外，太平洋事务系和太平洋研究所还直接参与了澳大利亚官方的外交与安全行动。2019年，作为澳大利亚“太平洋升级”战略的重要举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澳外交部的直接要求下建立了澳大利亚太平洋安全学院（Australia Pacific Security College），太平洋事务系和太平洋研究所及其学者对该学院的建立提供了诸多支持，一些教职人员更是深度参与该学院的运行，例如太平洋事务系的詹姆斯·巴特利（James Batley）、太平洋研究所的妮科尔·哈雷（Nicole Haley）分别担任该学院董事与咨询委员会战略咨询委员，太平洋研究所的亨利·伊法拉图雷（Henry Ivarature）担任该学院副院长。

除了上述成建制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还有若干机构和项目从不同领域和角度涉及太平洋岛国，包括气候变化研究所、发展政策中心、性别媒体与文化系、澳大利亚国立传染病学与公共卫生中心、澳法“太平洋对话”项目等。它们共同构成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机制。

研究“他山之石”，为的是“可以攻玉”，需要从中提炼特色、借鉴经验、思考教训。

（一）特色总结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突出特色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政府大力支持。在初创时期，政府投入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建制的主要外部推力。澳政府持续不断地对教学研究予以支持，使研究建制持续到今天，规模总体呈波浪式扩大趋势。与此同时，政府重视程度也与研究发展直接相关，政府重视则源于建立和护持地区霸权的需求。总体上看，当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面临问题、挑战乃至危机时，澳政府倾向于增加投入，太平洋岛国研究事业呈现发展态势；而当澳大利亚的地区霸权较为稳固时，澳政府倾向于缩减开支，太平洋岛国研究事业也易出现起伏。这种相关关系从侧面说明了政府支持对研究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学科门类丰富。得益于从弗思开始的学术本位和学科本位办学思想的影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学科基础坚实，尤其是在人类学和太平洋史等学科领域形成传统，使多学科的研究与教学活动成为可能。例如，在目前的本科项目培养方案里，除了4门专业必修课和5门高级专业课，还有23门各种各样的专题课可供学生在专题学习模块中自由选择，以及考古学、艺术学、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课程可供学生在辅修模块中选择。丰富课程的背后是70多年的研究积淀，其中人文学科课程体现了从戴维斯开始的重视历史学和人文基础的当代回音。

第三，重视岛国联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都重视太平洋岛国联系。在研究主体上，由于“近水楼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太平洋岛国人员交流密切，包括吸纳太平洋岛国籍教职人员、为太平洋岛国培养人才和赴太平洋岛国访学工作等，例如，拉尔本人就是斐济人，而弗莱的集大成成果是在斐济访学时完成的；在研究对象上，太平洋岛国总体上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研究对象，即使重要性时高时低；在研究视角上，虽然毫无疑问地直接或间接服务澳大利亚政府的太平洋岛国外交，但从戴维森起步的“堪培拉学派”的内视视角以及弗莱等从国际关系角度以太平洋岛国为中心的本土视角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以西方和澳大利亚自身为中心的外视视角构成一定的挑战以及在一定情况下的补充；在研究方法和工具上，从初代学者开始的人类学方法以及戴维森、弗莱等学者对太平洋岛国的实践投入，将田野调查和岛国实践提升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延续到今天。例如，本硕博教学培养方案均提供较为丰富的太平洋岛国或相关语言类课程，要求学生必须有海外实践或学术实习经历，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学生赴太平洋岛国从事田野调查与其他实践。

当然，突出特色中也蕴含着突出矛盾，其中一对矛盾就是学术本位论和政府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初创时期，弗思和戴维森等领军学者就面临来自政府和学校的需求压力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张力。事实上，库姆斯本人并不完全满意太平洋研究学院建立后的以学术和学科为本位的研究路线。他在1958年写道：“（太平洋研究）学院建立的基本目的，是为澳大利亚地区事务的行动需求提供日益增长的知识。”在他看来，弗思领导下的太平洋研究学院和此后戴维森领导下的太平洋历史系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澳政府资助学校和学院建立的初衷。拉尔认为，太平洋研究学院于1961年创办新几内亚研究机构的一个目的就是应库姆斯对新几内亚的重视，服务于澳大利亚外交。这种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张力一直持续到当代。当代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外交存在一个问题：掌握决策的往往并非太平洋岛国专家，而真正懂太平洋岛国的学者又往往在决策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导致澳大利亚虽然在太平洋岛国研究积累深厚，政策研究成果丰富，但并未被官方充分利用。从更深层来看，真正做到以太平洋岛国和岛民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必然与澳大利亚维护地区霸权的目标存在内在冲突，这是学术—政策张力的根本原因。

（二）批判反思

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不少批判反思，但其中一份很独特。它就出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太平洋岛国研究方向的一位博士生比安卡·亨内斯（Bianca Hennessy），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去殖民化的太平洋研究的可能性：从学术活动演变的大洋洲谱系学中的所得》的导论就从反思母院教育的殖民性开始，其中一个小标题就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殖民主义”。

当然，亨内斯的批评对象不仅限于她的母院，而是针对她目力所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她认为，所谓的“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殖民者为服务殖民利益而产生的，先天具有殖民性；在资本主义下，当代高校有两个功能：一是制造知识（就像其他行业制造商品一样）; 二是提供教育服务（可被视为一种商品流通）。亨内斯认为，以她母院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的建制、职能与系统都仍然带有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性质，其功能是生产和传播被殖民化了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武器化”，在此过程中对太平洋岛国本土知识产生“认知压迫”，使太平洋岛国的主体性与代表性被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系统性地边缘化。为此，亨内斯认为必须要对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去殖民化”。她最后仍然通过了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毕业后并未进入学界工作。

另有一些学者也持相似看法。例如，两位太平洋岛国学者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立太平洋安全学院一事评论道，“这是太平洋（岛国）研究安全化的表征， 也是大洋洲学术空间和话语的表征。澳大利亚机构日益期待了解太平洋岛国，但又缺乏太平洋岛国本土学者，这是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升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太平洋岛国的利益与优先事项，导致日益军事化而非太平洋岛民渴望的环境、文化和人的安全” 。

事实上，正如弗莱所说，“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被视为地区建构的政治中的一部分，也是关于人民如何在后殖民的太平洋岛国生活的叙事竞争的一部分”。他认为，不同时期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范式，从殖民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到去殖民化早期的民族学，到“冷战”高峰期的战略与安全研究，到后冷战时期的“良治”研究，再到当前的多种范式与方法并存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就反映了太平洋岛国地区叙事的演进，又对太平洋岛国地区建构产生影响，乃至本身也是地区建构进程的一部分。弗莱和亨内斯都批评了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前辈”在早期以“研究”为名对太平洋岛屿人民生活的贬低与侵害——例如，亨内斯毫不客气地指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手稿局的一些“收藏”实为从太平洋岛民的手中掠夺而来，警惕从早期的实质内核为种族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的西方叙事不仅对太平洋岛国研究，而且对太平洋岛国本身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活动本身就体现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对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视角与立场下发展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双重价值。

总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70多年来的建设经验（包括前期走过的弯路），以及当前的教学培养、科研建制和智库建设（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都值得中国太平洋岛国研究、周边国家研究乃至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