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浅议知识的生产
观点集萃 我国台湾地区区域研究概况
学人访谈 推进南大特色涉台研究构建自主涉台话语体系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教授访谈
【编者按】区域国别学也好，区域国别研究也罢，两者都涉及研究主体（研究者）与研究客体（区域或国别），且都是知识探索、知识积累与知识生产的过程。不过，由于对历史与现实的不同考量，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探索动因可能不同，研究结果也有天壤之别。
众所周知，早期欧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探索与发现，是与它们开展大规模殖民运动密不可分的。这一时期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自然是为欧洲殖民者们的拓殖野心服务的。区域国别研究在战后美国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并日渐成为一门具有理论根基和学科支撑的研究门类。但毋庸置疑，美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仍难逃为美国霸权护持提供动力源的诟病。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正逐渐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者们对于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有望超越欧美对其国家利益的狭隘考量，同时为本国和地区乃至全球提供更多区域国别知识的“公共产品”。
由于篇幅所限，本期简讯仅设置3个栏目。尽管栏目不多，但却内容丰富，不乏真知灼见。在“主编的话”栏目，王逸舟院长指出了“朝向一门学科推进的区域国别学”和“作为服务时政的区域国别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强调两者虽无高下之分，但取向各异、对研究者的要求有别。而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对话”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王教授看来，“特色”研究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现、通过对话才能发展。
“观点集萃”栏目梳理了“我国台湾地区区域研究概况”。台湾地区并未将区域研究设为独立学科，而是将其和地理学划归“区域与地理研究”。但与中国大陆区域国别研究最为接近的，当属“政治学”下属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政治”同为子学科的“国际关系”也触及区域研究议题。岛内区域研究聚焦亚太地区，以中国大陆为首要关注，其次是美国，再次之则是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岛内区域研究的上述学科与管理特色是特定历史与现实背景的产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研究者构成了生存挑战。为此，岛内学界呼吁台湾相关管理部门予以纠正，共同推动该学科的健康发展。
“学人访谈”栏目刊出了编辑部对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教授的访谈。南大台研所作为中国大陆两岸关系与台湾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重镇，在成立三十多年以来致力于“推进南大特色涉台研究构建自主涉台话语体系”，为构建具有南大特色的涉台研究话语体系，奋进推进两岸关系研究、贡献助力国家统一的“南大智慧”。
主编的话 | 浅议知识的生产
朝向一门学科推进的区域国别学，与作为服务时政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别。我想说它们并无高下之分，需要注意的是取向各异、对研究者的要求有别。
对策研究更多是说给决策部门听的，很多内容不一定公开，讲求的是时效性、针对性，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学理研究则是基础性的工作，多半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生作用，作为学术的一部分其有自身的规律、规范的表达和注释系统。学理性研究带有相当严格的自律性和边界感，比如它并不要求非专业人士都遵守学术规范，并不追求让公众或领导干部都懂得学术语言，但同业内部和相互之间必须尊重学术道德，阐述新见之前定会参照前人努力。
知识生产的一项重要前提，是研究中涉及的概念、讨论问题的方法，一定要国际“通用”，适合不同国家同行的交流，有共同话语的平台。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做出来的东西不仅别的国家的人听不明白，自身也不能深化和传承，自然也谈不上学科建设。
所谓“特色”，在比较中才能显现，通过对话才能发展。当然，学术意义上的“对话”，既可以是实际的会议和见面，还可以是不同文献的评判、学术成果的对译、各类路径的参照等等方式。
需要发问的是，现在的对话情况如何？关注国际同行研究进展的占多大比重？对此我没有把握判断，算是一个问题提出来供讨论吧。当我们谈论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时，“对话”这一议题也许需要更多的重视。
观点集萃 | 我国台湾地区区域研究概况
我国台湾地区并不使用“区域国别研究”的表述，而是采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有时也称Regional Studies）来指代这一研究门类。在岛内学界，区域研究尚未成为独立学科，而是将其和地理学划归一个学科，统称“区域与地理研究”。
台湾地区的这种学科划分安排，体现了相关部门对区域研究属于传统的地理学领域的考量。目前，台湾“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简称“国科会”），仍将“区域研究及地理”（即“区域与地理研究”）划归其八大处室之一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处”进行管理。[1] “区域与地理研究”含人文地理、交通运输、地政、休闲游憩、建筑与都市设计、都市及区域、景观学、环境与资源管理共8个子学科。可见，台当局相关部门虽然注意到了区域研究的跨领域性质，但对区域研究的学科认定是以地理研究为基础的都市规划为主。为此，岛内不少研究机构照此设置了相关研究项目与课程。
例如，作为岛内第一所培养中高级都市规划人才的研究机构，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将都市规划视为一门涉及社会背景、政治认识、经济发展、环境品质、民众生活与价值观念等内容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并在都市规划下设“都市与区域经济”等课程及项目。
但也有研究机构不限于上述划定的八个子学科，而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区域研究领域。例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以人类学为基础、以多学科对话为方向，致力于搭建一个聚焦于“区域研究与区域治理”的研究平台，该研究所将区域研究和区域治理视为对台湾岛内不同区域（如东台湾、西台湾）发展和地方政府组织互动进行探讨和研究的行为。[2]
台湾地区创办了与区域研究相关的专门机构与刊物。成立于1984年4月的区域科学学会，系“国际区域科学学会”会员单位，其宗旨包括：促进区域科学理论发展、研究区域分析方法、应用区域科学理论与方法、协助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以及增进国际学术交流。目前学会注册会员约350人，是来自都市及区域规划、都市及区域经济、交通运输、环境与资源管理、人文地理、地政、景观、休闲游憩、建筑与都市设计等专业领域的产、学、官、研人士。学会每年定期或不定期举行会员大会暨学术论文研讨会、研究方法研习会与特定主体研讨会、主办“太平洋区域科学研讨会”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3] 该会现任理事长由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系林桢家教授担任，理监事成员也大多为台湾地区主要院校的都市规划系的教授，可见该会以都市规划与环境资源为研究重点。岛内学界拥有与区域研究对应的刊物，如《“国家”公园学报》《都市计划》，但多半与地理研究有关。
毫无疑问，上述介绍的台湾区域研究与当前我国大陆学界热议的区域国别学差异巨大。与大陆区域国别研究最为接近的，当属比较政治研究。台湾“国科会”将与国际关系研究关系密切的区域研究，划入“政治学”下属的“比较政治”，与“比较政治”同为子学科的“国际关系”也触及区域研究议题。其中，“比较政治”子学科下设6个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工业化民主国家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以及分别聚焦台湾岛内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台湾政治经济和比较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子学科下设9个研究方向，与区域研究相关度较高的主要是“欧洲、亚太与其他区域政治”。[4]
与多数国家和地区一样，我国台湾地区以传统的地理区域为划分标准开展对区域的研究与探索。但囿于人力、物力及财力有限，台湾无法在传统框架内全面推进区域研究，而是采用议题连接而非局限于某一个特定区域的方式，结合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双重考量，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此外，台湾地区更加注重在非营利组织、疾病防治、环境保护、中小企业经验、职业教育、文创产业等优势议题上发力，将其打造为台湾地区的知名议题，从而提升为台湾知识界的突出议题与优势话语。[5]
尽管如此，台湾地区出于对其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将其区域研究的重点聚焦于亚太地区。由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人文等几乎所有领域的深刻影响，台湾始终重视大陆研究，认为大陆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政策研究的核心议题，为此长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6] 由于享有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地域优势，岛内学界在大陆研究方面已经形成了多元的研究社群与丰富的研究成果。仅次于大陆研究者，则是同样与台湾地区利益密切相关的美国研究。再次之则是对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的研究。由于地理距离与战略考量因素，台湾学界对俄罗斯、欧洲、中亚、中东、非洲、拉美等区域国别的研究相对匮乏。[7]
有关台湾区域研究的学科安排，长期遭到岛内学者的诟病。在他们看来，当前的学科安排不利于学者申请科研项目，成果产出的速度相比于其他注重量化研究方法的学科更慢。此外，区域研究刊物也存在明显的学科排斥性。总之，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区域研究在台湾的“生存”挑战，岛内学界呼吁台湾相关管理部门予以纠正并推动该学科的“健康”发展。[8]
注释：
[1] 台湾“国科会”率属于行政部门，由原“科技部”在2022年改制而成，是有关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最高主管机关，负责推动和协调台湾地区的科技发展、支援学术研究、发展科学园区、管理行政部门下属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以及对各“部会”科技计划可行度进行技术审查并提供必要改善建议。详见：https://www.nstc.gov.tw/?l=ch。
[2]“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区域研究与区域治理简介》， https://www.ioe.sinica.edu.tw/Content/Messages/Msg_content.aspx?SiteID=530167135246736660&MenuID=711246572064143266&FID=530207131011365177。
[3] 详见：https://www.crsa-t.org.tw/brow.php?id=11&fid=2。
[5] 林碧炤：《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祝贺“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八十年系庆》，《国际关系学报》2011年第31期，第36-37页。
[6] 同上，第36页。
[7] 本刊特约记者：《国际关系研究在台湾——张登及副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8页。
[8] 郑永福：《地理终结了吗？为何人文地理值得研究》，《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2017年第18卷第4期，第95页；《「台湾的区域研究：前景与挑战」论坛：推动区域研究为独立学门，深化台湾对世界的理解与能量》，The News Lens，2021年5月4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0394。
学人访谈 | 推进南大特色涉台研究 构建自主涉台话语体系
——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相平教授访谈
编者按：作为中国大陆地区两岸关系与台湾研究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重镇，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下文简称“南大台研所”）学科专业历史悠久、学术积淀深厚，自1991年成立至今的三十多年里取得了显著成就，致力于构建具有南大特色的涉台研究话语体系，奋进推进两岸关系研究、贡献助力国家统一的“南大智慧”。那么，南大台研所的“南大特色”涉台研究体现在哪些方面？三十多年以来在教学、科研、育人、咨政等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为回答上述相关问题，《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周文星博士专访南大台研所所长刘相平教授。
周文星博士（以下简称“周”）：刘老师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编辑部邀约，请您系统呈现南大台湾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首先，可否请您概括性地介绍一下南大台研所的基本情况？
刘相平教授（以下简称“刘”）：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于1991年，是大陆地区最早招收当代台湾研究方向研究生的学科点。在国台办、南京大学党委和行政的关心和领导下，该所在茅家琦、崔之清、刘相平前后三任所长的带领下，以教学为本，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通过教学带动科研，科研促进教学，二者相得益彰。长期以来，南大台研所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决策咨询、舆论引导、对台政策宣传、两岸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多次受到江苏省台办、国台办表彰，成为大陆地区研究台湾问题以及两岸关系的学术重镇。
周：如您所言，在茅家琦、崔之清，以及您本人前后三任所长的带领与指导下，南大台研所持续有序地推进具有南大特色的涉台研究，使贵所成为大陆具有代表性的涉台研究机构之一。可否请您谈谈三位所长任内台研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取得的突出成就？
刘：茅家琦、崔之清前后两任所长，为本所的创建、发展劳心劳力，居功厥伟。
茅家琦先生是台研所首任所长，他不仅是南京大学台湾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大陆研究1949年以后台湾史的开创者。
1980年，作为中国著名的近现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大家，茅先生应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赴美开展学术交流，他接触了台湾人和台湾的资料，感到在大陆即使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对1949年以后的台湾是什么情况”，也是“一团漆黑”，因此，我们“有必要让国人重新认识台湾”，对“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确实需要大力研究才行”。
不过，当时大陆学界开展台湾研究存在重重困难。主要包括：
1.台湾研究禁忌多、风险大。虽然，大陆已于1979年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大陆对台政策从“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和平统一”，提出要开展两岸交流，但毕竟“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大家对“海外关系”“港澳台关系”等还十分敏感，学者们对研究台湾问题多有疑虑，踟蹰不前。茅先生回忆说，他“找了许多朋友谈，别人都不敢。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其实我也是慎重考虑过的。当时大的气氛已经转到对和平统一的关注上了；再骂台湾，一味地说台湾不好，对统一没有任何好处。后来，我常开玩笑说，研究台湾，不能从宣传部考虑，可以从统战部考虑嘛，从统战部的角度考虑研究台湾1949年以后的历史，只有功，没有罪”。因此，虽然茅先生在1980年就有了研究台湾的想法，但是直到1985年春天，一些研究生自愿组织起来，在茅先生的指导下，才开始了真正的研究。
2.资料严重不足。两岸分隔数十年，不通往来，不通信息，大陆各大图书馆关于台湾的资料极少。茅先生在耶鲁大学访问的时候，该校东亚图书馆马敬鹏馆长送给南大一套1949年以后的台湾《“中央日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美国学者的帮助，如伊利诺伊大学的易劳逸（洛伊德·伊斯曼，Lloyd E. Eastman）、格林内尔学院的谢正光都赠送了很有价值的资料。南大图书馆通过对美交流等多种渠道，也得到了一些关于台湾的资料，对台湾研究予以了大力支持。茅先生对此称为“跌跌撞撞地开始起了对台研究”。
到1985年秋天，随着研究的推进，有了初步成果，大家就在南京大学校内开办了大型系列讲座“台湾三十年”，内容包括了台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对外关系等许多方面。之后，又去了省内和浙江的不少高校，所到之处都场场爆满。大家以这些讲座的内容为基础，撰写专著《台湾三十年（1949-1979）》，该书出版以后，好评如潮，很快出了第二版。第二版的印数多达5万册。匡亚明老校长在《台湾三十年（1949-1979）》的序言里说道，这本书“既有助于大陆同胞对近三十年台湾情况的了解，更有助于台湾同胞了解大陆对他们的关心”。《人民日报》的评论甚至称赞，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当代台湾史的学术专著”。
随后，大家再接再厉，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进行了系统研究，于是就有了《80年代的台湾》，各界反映也不错。1991年8月，台湾研究所就正式成立了。而参与撰写《台湾三十年》《80年代的台湾》的作者，不少后来都成为了学界名家。
南京大学的台湾研究是在茅家琦先生带领下起步的，是一个学者秉持促进国家统一的家国情怀、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倡导和推动的，显示出茅先生及其研究团队强烈的爱国意识、坚定的学术勇气和敏锐的学术视野。
崔之清教授长期从事晚清史、太平天国史、国民党史的教学和科研，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曾获江苏省第4、8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第3届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项，并曾担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等社会兼职，在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
他接任台湾研究所所长后，一方面带领本所同仁着力做好当代台湾研究工作，出版了不少专著、编著，如《当代台湾经济辞典》《当代台湾人物辞典》《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与现实的实录》《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49 ~ 1998）》《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99 ~ 2008.5）》等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国台办等重要科研项目,其成果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他因而被聘为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并于2008年6月当选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理事。此外，他还担任了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台湾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等职。
另一方面，崔所长特别重视硕、博士的培养工作，开设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及政策研究”“当代台湾研究”“国内外台湾研究述评”等研究生课程，建立起完整的台湾研究课程教育体系，然后根据研究生们的不同学术背景，结合国家对台工作的需要，因材施教，为中央和各省市对台工作部门、对台研究部门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大陆对台工作、对台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周：一般而言，每一个研究机构都应当具有其自身特色。与大陆其他涉台研究机构相比，您如何界定南大台研所的特色？如果您认可“南大特色”涉台研究这一表述，您认为它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要说“南大特色”，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南大台研所源自于南大历史系，起始于当代台湾史研究，现在也还在历史学院中。在历史渊源和现实考评体系的双重影响下，其学风、作风是严谨求实的，其研究方法则以文献分析的实证方法为主轴，总之，在诸多层面都有深深的历史学烙印。
2.研究团队小而精，研究人员都是多面手。南大台研所创办以来，人数就较少，而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历史性研究，还包括现实性研究甚至对未来的预测性研究，面相宽泛，需要依赖学科多样。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看，不同的学者会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思想史等等方向中选择一个开展研究。但是，在台湾研究领域，区分就没有这么细致，研究人员对所有研究方向的知识、研究进展都要有所了解。研究需要，“逼迫”台研所研究人员成为“多面手”“杂家”，但坦率地说，这些研究人员确实很辛苦，付出多但收益率不高。
周：请问您认为应该如何建构涉台研究话语体系？南大台研所能为建构对台研究话语体系做哪些工作？
刘：当下，反击和遏阻“文化台独”，是大陆学界面临的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大陆学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加快构建台湾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三大体系”）。就建构台湾史研究的话语体系而言，应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践“中华民族史观”，以正确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呈现出台湾史的样态。为此，学界应该处理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应该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台湾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充分了解两岸和国际学界台湾史研究的成果，全面掌握一手史料，潜心研究，充分利用中国传统史学资源和国际史学研究成果，提炼出“立得稳、传得开”、有影响力的概念，形塑有穿透力、专业性强的话语体系。
2.要实现党的政策话语、文献话语和学科话语的有机结合和合规律转换。这种转换，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比较普遍、比较成功，值得史学借鉴。在两岸关系史研究领域，不少政策话语、文献话语已经成为学术话语。比如，“一国两制”“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两岸命运共同体”“两岸一家亲”等等。但是，目前专门针对台湾史研究其他领域的政策话语较少，需要学界去发现并转换为学术话语。
3.大陆台湾史研究学界不但要批驳“台独”话语，不能在台湾的台湾史研究的“台独”话语后边亦步亦趋，而是应以我为主，在研究中提出针对性的概念，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占领话语权高地。
建设包括“话语体系”在内的对台研究“三大体系”，需要整个大陆学界群策群力共同推进和完成，南大台研所愿意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2022年11月，南大台研所隆重举办了庆祝成立30周年暨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两岸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积极的讨论，当时我也荣幸与会并见证贵所的辉煌时刻。我记得，不少学者赞赏南大台研所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南大智慧”与“南大力量”。您如何回应这一评价？
刘：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南大智慧”与“南大力量”，是历史和时代赋予南大台研所的任务，我们必须勇于承担！这涵盖了南大台研所工作的方方面面，包括：
1.因材施教，着力培养对台研究和工作的专门人才。迄今为止，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批高层次台湾研究专业人才，包括培养硕士90多名，博士60多名。他们主要在中央和地方涉台工作部门或研究机构工作，多数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不少人成为大陆对台研究工作的领军人物。
2.勤奋刻苦，潜心科研。台研所先后承担和完成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国台办、国务院侨办、国家民委、江苏省社科基金、江苏省委统战部、江苏省台办、江苏省台联等涉台研究项目，研究领域涉及台湾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两岸关系等多个层面，出版《台湾三十年》《80年代的台湾》《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峡两岸关系日志》《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关系》等专著，在《台湾研究》《台湾研究集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多篇。
3.“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学以致用，积极为祖国统一大业建言献策。茅家琦、崔之清、刘相平等三位教授先后担任国台办海研中心特约研究员、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朱庆葆教授担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崔之清、刘相平等两位教授先后担任海协会理事。教授们充分运用各种平台、渠道，积极就我国对台工作提交政策咨询报告，为大陆对台工作贡献了“南大智慧”。仅仅2016年以来，该所研究人员向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撰写了数十篇咨询报告，其中，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正面批示的10多篇、省部级领导人批示20多篇。
4.积极参与两岸学术交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扩大促进国家统一的民意基础。除了参加各类两岸关系论坛、研讨会外，每年还坚持举办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比如，2014年2月12日，时任台湾陆委会主委王郁琦来访南京大学，在国台办新闻局马晓光局长的直接指导下，我们所的师生参与了有关接待活动并在王郁琦演讲提问环节发挥了较大的作用。2015年4月25日，我们所发起和协办了纪念胡锦涛、连战会面并发表五项“愿景”十周年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影响。2022年11月17-20日举办的“庆祝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暨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两岸学者150多人参加，受到两岸媒体的热烈关注，报道甚多，在两岸学界具有较为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5.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凝聚促进祖国统一的磅礴力量。本所研究人员积极参与舆论引导，先后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评社、环球网、华夏经纬网，台湾《中国时报》《旺报》《联合报》等海内外媒体采访300多次，撰写评论文章20多篇，宣传大陆对台政策，宣介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论述，批驳“台独”言行，积极参与到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国家统一进程的行列中。
周：当前国内学界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历史学是其中一个重要学科。您不仅是两岸关系研究专家，也是历史学者，可否请您谈谈您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看法？
刘：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区域”+“国别”+“区域”“国别”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是对一个区域整体性的研究。这里边的“区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即“内区域”），也可以是跨国家的一个区域（即“外区域”）。显然，台湾研究应该是区域国别研究的一部分，台湾史也就是区域国别史的一部分。当下，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国家一级学科，我们对台研究的学者大多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找到自己的学科定位，明晰自己的研究方向。
周：台湾研究与两岸关系也可以适当运用和借鉴区域（甚至国别）研究的某些理论与方法，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刘：外界有一种误解，台湾问题很敏感，研究方法和路径很特殊。实际上，只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研究中任何问题都可以研究，任何方法都可以使用。区域国别研究、台湾研究、两岸关系研究的方法都未定型，都还在探索之中，相通之处颇多。就我们台研所而言，除了运用文献分析等实证方法开展研究之外，还结合全球化理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软实力理论、民族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历史记忆理论等多学科理论，开展台湾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及海峡两岸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周：最后，可否请您展望一下南大台湾研究的未来前景以及您的期待？谢谢您！
刘：目前，国家更加重视新型智库建设，智库在我国各项建设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凸显，对台研究工作也是如此。南大台研所将继续在国台办和南京大学党委、行政领导下，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的引领下，以敏锐的眼光、踏实的作风、严谨的学风，进一步增强研究实力，为反“独”促统，为国家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应有的作用。
南大台研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带着新使命走向新征程，抓住一切有利于发展的战略机遇，凝心聚力、锐意进取，奋力开创高质量崛起的新局面。南大台研所明确“一个目标”、突出“两个理念”、推进“三大任务”，奋力谱写时代新篇章。
“一个目标”，就是建设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团队，为大陆对台工作贡献“南大智慧”。
“两个理念”，就是办“好的教学”，做“有用的学术”。
“三大任务”：一是持续营造活跃学术文化氛围，坚守新时代对台研究的精神和使命，坚持理论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发挥高校智库作用；二是扎根对台工作前沿，在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深度融入区域对台交流实践，紧抓区位优势，深化对台交流与合作，与两岸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同力同行、同频共振；三是以育人为根本，培育引领学科前沿和适应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学术拔尖人才与对台实务工作人才。
学人简介：
刘相平，男，1969年生，江西吉安人，中共党员。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当代台湾及两岸关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工作。同时担任海协会理事、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等职务。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国务院台办等多个科研项目，给相关部门提交咨询报告40多篇，其中1篇获得副国级、15篇获得正国级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和批示；出版专著《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关系》、编著《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99～2008.5）、参著《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台湾研究》《台湾研究集刊》《南京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先后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评社、台湾“中央社”、《联合报》《旺报》等海内外重要媒体采访300多次，撰写评论文章数十篇。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周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