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研究者的本土意识与知识结构
学人访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郑安光老师访谈（二）
——冷战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的互动
学之探究 “后殖民”之阐释
国外经验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编者按】在当前国内区域国别学建设如火如荼之际，从国内政治因素来分析对象国别的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业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重要路径之一。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囊括了政治学、历史学、外国语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大杂烩”学科，在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学科背景下，如何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不轻易被各种纷繁复杂的声音扰乱内心，或许是一些研究人员正在思考的问题。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及外交学专业也本就是一门非常融合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如何在多重融合的专业知识背景下寻求到值得深稽博考之处、并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件事。
国家是由集体的人组成的，国家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的集体行为，而不是独立单一的行为体的行为，因此研究一个群体的政策制定是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基础，它应该和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并互为补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内发展问题往往优先于对外事务，国内社会仍旧是其外交政策和行为的出发点。从国家内部制度设计出发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对于理解并掌握国家对外行为逻辑和外交政策趋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或者说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从国家内部制度设计出发来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及行为，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专业从业者在进行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优势路径。
本期简讯中，“主编的话”选取王逸舟教授有关研究者的本土意识与知识结构的思考；“学人访谈”选自编辑部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郑安光老师有关冷战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互动的讨论；“学之探讨”简要剖析了后殖民研究当中有关“后殖民”概念的解析；“国外经验”聚焦了印度著名的区域研究智库——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主编的话 | 研究者的本土意识与知识结构
清华大学刘东教授在其主编的《地区研究丛书》序言里提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全球关怀的“地区研究”，须围绕缺一不可的“三根主轴”展开，即：第一，本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价值；第二，在地的语言训练与田野调查；第三，与国际“地区研究”的即时对话。对此我是赞成的，他说的三点其实是任何区域国别研究者应当掌握的基本功，往大处说也是建设区域国别学的必备条件，是研究者须具备的主体意识。对象区域和国家的语言掌握和田野调查自不待说，自身国家的国情、历史与文化亦是研究者时刻须牢记在心的坐标；没有对本国情况的了解，单纯追踪外部区域和国家的问题，研究的成果有时会像冬天里飘飞的雪花，看似很美却转瞬即逝，其本体的确定和学理的解说都无法推进。刘东甚至认为，缺少对本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单凭掌握某个小语种，然后去对象区域（国家）做类似新闻报道式的交换，就无法建立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国际对话时不仅学力不足，还有可能被其它文化带着走（他使用的是“归化”），最终在大学体系中会处于边缘地带。他说的比较严厉，是否会“边缘化”我不太确定，但学科建设和知识质量肯定受影响。
我自己曾在中国社科院工作多年，见到过国际问题领域一些研究者的类似缺失。他们外语通常很好，对对象国的具体数据也比较熟悉，不时还有出国的机会或接待外国同行的条件，但他们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尤其当代中国的变迁、政治代际特点、战略挑战与重大布局等，鲜有认真关注与持续追踪，当成是“国际片”之外其它“学科片”的职责，无论在正式场合还是私下交谈都缺少对本国重大问题的感悟判断。这多少影响到国际交流的质量，降低了外国同行合作的预期，减少了传播中国声音的机会。这里我想说的关键是，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不可分：离开本土情怀的国际见解多半“难成气候”，没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叙事会变成“井底之蛙”。了解本国国情，不只是工具论意义上的一项条件，更是研究者应当具有的一种主体意识；在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中，有关本土知识的兴趣和感悟，对于自身国家历史线索、重大事态、进展及缺失的最低限度掌握（即做到对外交往中自如解说），是有效吸收、评判和驾驭外部知识的基础条件。
学人访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郑安光老师访谈（二）
——冷战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的互动
编者按：2023年7月19日，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郑安光老师接受了本期简讯责编魏涵博士的访谈邀请，郑安光老师围绕南京大学及全国冷战史的发展和特点，以及冷战史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发表了看法和总结。第14期简讯已发布部分访谈内容，本期将分享另一部分的访谈内容，主要发布郑安光老师有关冷战史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互动的看法。
魏涵（以下简称“魏”）：全国层面来看，当前中青年学者的冷战史研究又呈现哪些特点，例如风格、主题和方法等？与上一代学者的冷战史研究相比，有何异同？
郑安光（以下简称“郑”）：近年来冷战史研究得到了很大的拓展，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从研究的内涵、研究的方法和所使用的理论等，都有很大的进步。传统上，我们知道，冷战史的研究主要强调档案文献的利用，特别是利用多国的档案互相印证，去还原冷战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决策过程等。但是，现在的研究方法、研究风格有了很大的突破。
首先是研究对象上的突破，原来更多地是关注大国外交之间的一些重大事件，现在的冷战史研究不仅仅是针对大国的重大事件，更多地开始往一些传统上不受重视的领域拓展。比如说，移民、种族和医疗，还有我们这里最近做得比较多的情报史研究，情报学与冷战史研究相互结合。我们有一个情报与冷战史研究“石城论坛”，这个论坛已经举办了两届，效果非常好。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议题也大大地丰富了。另外全球史视角的研究日益兴盛。历史研究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史将人类社会看成整体来研究，关注技术、移民、种族、性别、环境和医疗等问题。比如说，我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是研究美苏之间关于艾滋病病毒起源的认知战，它既是美苏冷战的一个主题，同时也是医疗社会史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比较大的拓展。现在大家更多地开始考虑使用历史学以外的方法，比如定量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经济、移民研究方面，甚至开始使用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效果。还有就是采取社会建构的方法，将社会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很多方法融入到冷战史研究之中，如文化建构、社会建构，现在文化冷战的研究很热门。像环境史的研究，观察冷战的环境因素，这里面就运用到了很多的科学数据，这是所谓数字人文方法的一个重要拓展。通过大数据的方法去研究人文议题，当然就不限于冷战史，还可以扩展到历史学及整个大人文学科。年轻学者可能更加重视使用综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比如说可以用历史学的档案研究方法去还原史实，同时可以用国际法研究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事实本身。所以跟前代的学术相比，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跨学科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
魏：您刚刚提到的跨学科融合的点，就和下一个问题打通了。您觉得冷战史研究如何和区域国别学打通？或者说冷战史研究在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过程可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郑：最近这几年，国家对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特别重视，全国也成立了很多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机构，现在正是这个学科大发展的阶段。区域国别学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这是它的一个自有属性。冷战史研究如何和区域国别学打通，我觉得，首先，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就和冷战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说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欧洲国家就开始研究西方以外的区域，但是作为真正的学科还是起源于二战以后的美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冷战需求。冷战开始走向全球进程的时候，美国急需要研究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还要研究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因此它的产生本身就有重要的冷战驱动因素，研究对象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也有很强的现实驱动。英国的地区研究，比如说利奇的《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这本名著，是个民族志社会学的研究，它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去分析解释，而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联度没有那么高。但区域国别学和现实政治的关联度很高，这和冷战因素有关系。
从这个方面来说，冷战史或者说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它本身就是区域国别学的重要基础。因为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必然要了解这一地区或相应国别的历史发展过程，要了解它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互动关系的演变进程，这就是冷战史或国际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当代很多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政治都是由冷战因素塑造，所以通过冷战史的研究去还原、剖析这种地缘政治因素的演变进程，可以说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个，从更广泛、更宏观的角度来讲，世界很多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还是冷战国际关系结构的延续和发展。比如说东亚地区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海问题，虽然冷战结束了，但是冷战所塑造的地缘结构没有本质变化。我们通过冷战史的研究去剖析、还原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随着很多档案文献的解密，我们能够更好地回溯这些地区的地缘结构形成和演变过程。
第四个，在当代世界政治当中，我们研究区域国别学，特别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来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中国对外战略所面临的新环境而言，当代世界政治的大国竞争因素日益明显。甚至有人说，出现了所谓的新冷战。中美之间是否存在新冷战，这一说法存在很多争议。那么即便不是新冷战，但至少从美国方面来说，以意识形态为基础、以集团对抗为手段的大国竞争形式还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冷战色彩。所以，我们研究冷战史，当然对于我们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有着很现实的指导意义。
魏：谢谢郑老师精彩的回应，下一个问题就和南大有关了。南大的冷战史研究如何促进学校层面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您有何看法？
郑：我觉得可以把冷战史研究换成国际关系史来观察，因为单纯的冷战史会有点局限。我刚才说了，区域国别学必然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等方面，这是一个交叉学科。既然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史、冷战史研究有很好的基础，它们当然也可以，或者说应该成为我校区域国别研究非常重要的支撑因素。
另外，从学科队伍来说，我们的冷战史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学科队伍中，很多学者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的研究，很多教授已经做了很多区域国别学的工作，比如说郑先武教授对东南亚的研究很有自己的特色。我觉得未来应该加强这方面的交流和互动，来促进南大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包括在人才培养方面，也可以互相交流。比如，我们可以开放互相选课，这些都能很好地打造具有南大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人才培养体系，我觉得是可以做到的。
魏：谢谢郑老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比较大，您对于区域国别学建设有何看法与展望？
郑：确实像您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简单谈几点。现在，区域国别学可以说在国内是一个显学，众声喧哗，大家热情很高。但学科建设还是需要扎扎实实做好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学科是交叉学科，是针对特定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基础知识的积累非常必要。当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依托单位不同：有的是依托外国语学院，有的是历史系，有的是在国际关系学科。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些问题，仅仅依靠所依托的这个学科本身，显然不够全面，基础也不够牢靠。
首先，我觉得要规划一些基本的指导原则，就是要对一个地区或国家进行研究，应该首先要明确积累什么知识，我们需要了解它的什么内容，这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文化、历史、政治和社会，这些研究如何结合在一起来形成知识体系。
同时，在形成这样的知识体系过程中，要形成有机的、相互补充的研究人才队伍。例如，既要有历史学方面的专家，又要有社会学、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去对一个区域或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很多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机构，但是知识积累这一点还是做得不够的。那么，要把分散到各个学科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这个非常重要。当前，我们很多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机构，有的是实体机构，有的是虚体机构，那么它们在研究力量整合方面就有差别。我觉得，必须要有相应的人才整合机制，才能够形成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研究，而不至于在比较热门的时候大家都来做，过几年热度降下来后又散掉了，这样会非常可惜。区域国别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的知识积累的过程，也需要一个长期的人才队伍建设过程。
第三点，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来说，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田野调查工作不够深、不够细。虽然有些学者、有些研究机构正在做这样的调查，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需要一些更加深入的、长期的、跟踪式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法是任何方法都不能够取代的，因为我们要对目标对象进行研究的话，只有直接面对它进行研究，才能获得更加丰富和全面的信息，学术产品才能更加可靠，也才能够在那个地区建立自己的学术人脉网络。当然，现在经费不足，出国也不是很方便，有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大家不愿意去。我们对田野调查，应该给予更大的支持和资源投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积累过程。然后，还是要强调多学科的方法。比如之前提到的数字人文、大数据研究，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前面讲的知识和资料的积累基础之上。
从全国范围来讲，区域国别研究急需要比较规范的学术规划，而不是一哄而上，然后一哄而散。我们需要涉及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去安排哪些研究机构注重哪些方面。这样的话，既可以给予长期支持，也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避免不必要的过分竞争。特别是对一些相对小的、我们以往不太重视的地区和国家，我们需要安排一些具体的研究机构进行长期的研究，给予长期的支持。
学人简介：
郑安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世界史系副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南海问题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亚太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史，在《国际问题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历史》《史学月刊》、Asia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ebat: Malaysian Journal of History、 Politics & Strategic Studies等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从国际政治到世界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Navies and Coastguard Nexus（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9，合著）等专著。
学之探究 |“后殖民”之阐释
后殖民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当中的重要议题，它不仅讨论过去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也讨论当代透过现代化、技术发展、大众文化等符号所折射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而后殖民理论则是处理这些关系中的支配与反抗、“内部殖民”的问题。理解“后殖民”概念，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厘清“殖民”的意涵，二是认识“后殖民”之“后”。
“殖民”概念，包含了从“殖民”（colony）到“殖民主义” （colonialism）意涵的飞跃。首先，“殖民”，“colony” 源于希腊语词汇“αποικια”（名词）和“ἀποικ-ϵδια”（动词），意为“在外国殖民，移民；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拓殖；殖民某地，运送殖民者去那里。”[1]作为概括拓殖活动的“colony”还未沾染过多贬损性意味，而到“殖民主义”（colonialism）概念之时，“colonialism” 常用于指称贬损性意义上一个强权对落后弱小的人民施行所谓的剥削政策，描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2]殖民活动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殖民主义却是很晚近的发明。
当以拓殖土地和统治人民为主要符号的殖民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但帝国主义行径却仍未消失之时，“后殖民”概念应运而生。英国学者约翰·麦克劳德（John Mcleod）认为，“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不同于“殖民主义之后”（after colonialism），前者仍然承认了殖民主义历史在当下的延续和变易，而非后者所暗含的线性时间意义上的取代和超越。[3] “后殖民”之“后”，其中暗含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落脚于旧殖民主义在当下的“新模式和新形式”，而不是“某种超越”。
与之相关，“后殖民”与“后—殖民”关系一度受到热议。艾勒克•博埃默 （Elleke Boehmer）明确了“后殖民”（postcolonial）与“后—殖民”（post-colonial）的区别——“后殖民”指代二战前，传统殖民方式占主流之时；“后—殖民”则为二战后，传统殖民方式被美国资本、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至全球的新殖民方式替代。[4]博埃默这一明确的时间分期被视作策略性区分路径，并不能视作本质性的分类标准，受到诸多学者批判。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Said）认为，后殖民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层面的修辞研究，而应当更加关注现实的压迫和抵抗，因此未在其著作中讨论这种技术性的问题。[5]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也反对为后殖民主义划分确切的时间分段，这种做法会堕入简单化甚至本质化的归类法危险。[6]因此，对于“后殖民”与“后—殖民”二者之间的时间概念区分，似乎并不重要。
注释：
[1]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Ninth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200.
[2] John Andrew Simpson and Edmund Weiner edite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495.
[3] John Mcleod,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
[4] Elleke Boehmer,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Migrant Metapho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
[5] [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449页。
[6] Bart Moore-Gilbert, Gareth Stanton and Willy Maley, Postcolonial Criti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dge, 1997, p. 2.
国外经验 | 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与印度区域研究
1943年，印度的独立运动思想家P.N.萨普鲁（P.N. Sapru）牵头组建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ICWA），该机构随后成为印度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重要智库，是印度本土第一所也是最重要的区域研究智库。根据印度《1860 年社团注册法》，ICWA以非官方、非政治和非盈利组织身份注册成立。但印度2001年《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法案》规定，ICWA为印度重要的国家机构，委员会主席由印度副总统担任，副主席由印度外交部部长担任。ICWA总部位于新德里，其总部大楼也以其创始人命名，被称为“萨普鲁之家”（Sapru House）。
在20世纪初期，印度国际主义思想和民族独立运动逐渐进入高潮，ICWA便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当时，印度以贝诺伊·库马尔·萨卡尔（Benoy Kumar Sarkar）、P.N.萨普鲁、卡利达斯·纳格（Kalidas Nag）为代表的一批独立运动思想家站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前沿，为有组织地与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进行反殖民主义论战，便成立ICWA来传播印度民族主义之声。ICWA支持主办了1947年在新德里举办的亚洲关系会议，使得印度在亚洲独立浪潮中备受瞩目。
1955年，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协助下，尼赫鲁在德里大学又推动成立了印度国际研究学院（Ind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印度国际研究学院于1961年从德里大学独立成为准大学，并得到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开设了囊括欧洲研究、南亚研究、美国研究、英联邦研究和俄罗斯研究等广泛的课程，是印度区域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先驱和繁荣之地。1970年，印度国际研究学院并入新成立的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成为后来著名的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开办的《印度季刊》（Indian Quarterly）、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是印度区域研究领域周期性出版、拥有规范发表程序的重要刊物。
目前，ICWA拥有20余名全职研究人员，但其作为智库的最大作用在于集合印度全境区域研究的智力力量。除了智库全职专家产出相关研究成果之外，ICWA还出资赞助与区域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书籍出版和讲座会议等学术活动。例如，ICWA从成立至今，已资助80余本区域研究或国际关系研究相关的的书籍出版。
此外，ICWA还拥有全印度最好的国际关系学科图书馆。1955年，ICWA图书馆（又称“萨普鲁之家”图书馆）正式启用，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还为图书馆建成揭幕。目前，它拥有藏书14万余册，包括数千本珍本期刊、地图和缩微胶片，还有约100万份数字化剪报。此外，图书馆还订阅了约70种国内及国际学术期刊，以及12份全国性日报。在区域研究学术资源整体匮乏、分布不均的印度，ICWA图书馆成为印度国内相关研究者们重要的文献来源地。
参考文献：
1.世界事务委员会官网：https://www.icwa.in/index.php?lang=1。
2. Varun Sahni, “The Fallacies and Flaws of Area Studies in Ind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6, No. 1–2, Jan. 2009, pp. 49–68.
3. T.C.A. Raghavan and Vivek Mishra, Sapru House: A Story of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World Affairs, KW Publishers Pvt Ltd, 2021.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