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知识迭代的意义
观点集萃 区域国别学与比较政治学：融合与分离
学之探究 中国学：从海外走向本土
国外经验 《危险的愉悦》与美国中国学的后现代思考
【编者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深度嵌合，中国区域国别学甫一诞生，就在中国学科语境和世界学科语境的话语互动中前行。纵向观照其他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进程和范式变迁，从地方性知识的学科视角理解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历史，总结、回顾并深度理解世界各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演进脉络，有助于更好地在全球语境下探索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之路。横向比对世界各国区域国别研究在知识谱系中的学科定位，从中提炼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特色，亦能帮助推动建设更为精细化、专业化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
与此同时，如何理解区域国别学研究视角下的中国亦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命题。在海外，中国是美、日、俄等国家重要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围绕中国学研究，大量刻画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成果被积淀，构成一面观察中国发展的透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在演进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全面的研究方法、多元的研究视角，形成了成熟的研究范式。与海外中国学的对话，有助于思考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研究方向，并从不同的方法和进路中汲取研究经验。
本期简讯以纵向的历史变迁和横向的学科观照为线索，引介区域国别学的范式演化历程和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成果，展示世界语境下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观点。“主编的话”为王逸舟教授有关知识迭代意义的历史性思考，“观点集萃”以区域国别学和比较政治学的融合与分离为切入点，展示了国内外学者对于两大学科耦合、解耦的历史进程阐释，以及对区域国别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区别与联系的思考，并围绕区域国别学和比较政治学如何相互借鉴提供建议。“学之探究”回顾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进程，在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互动中理解中国研究。“国外经验”介绍了“海外中国丛书”系列代表作品之一——《危险的愉悦》，展示美国中国学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后现代取向。
主编的话 | 知识迭代的意义
字面上的“知识迭代”，指的是知识更新与提升，在此过程中的每一次迭代，不仅是对旧知识的筛选和对新知识的生发，更是分析范式与方法的不断扬弃式跃升。拿诞生一百年的国际关系学来说，最早的理论争论带有应然的、规范化的思想特征，主要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前景展开，探讨“应该如何”的各种命题，比如推进新外交、建立“国联”、传播国际法、教育公众和精英的合作意识等；纳粹德国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击碎了此类“理想主义”学派，代之而起的是重视实然进程的“现实主义”思路，强调面对实际威胁要做出强硬回应，比如增强军备实力、放弃外交绥靖立场、采取社会经济的应急措施等。二战后这种现实主义得到极大赞扬和推广，在美国取代英国主宰国际体系的背景下，激发出更多新式版本和具有美国特色的学问方法，如摩根索学说、比较政治学、霸权稳定论、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新旧地区功能主义等，它们在战后西方世界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助下形成浓厚的科学行为主义色彩，与信息论、系统工程学说、量化分析工具等元素碰撞延伸开来，强劲扩展和影响至世界各地的大学教育、研究机构和学术建构。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降，国际主流学界的第三场和第四场“大辩论”接踵而至，研究者探讨的不止是诸如“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等形而下的现实专题，更多还涉及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批判反思，譬如说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是否存在第三条道路，后实证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区隔，中层理论和“弱光谱地带”的价值为什么需要重新发现，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不间断的流派之争和方法之辩，以及它们所体现的知识迭代和范式跨越，才使得国际关系学这门相对年轻的社会科学学科保持了充分的动力与活性，令它在全球多数地区和重要国家实现较快的扩展。此际讲这个“国际关系学百年知识迭代”的故事，其实是希望在当下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有所启发和引申。我们不仅需要经费投入和机构创设，需要研判时事和跟踪对策，更需要关注研究角度、方法和范式，关注能否在这一领域推动真正的知识迭代和学术生长。
观点集萃 | 区域国别学与比较政治学：融合与分离
近年来，随着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兴起，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区域国别学与其他学科对比，关注区域国别学在学科知识谱系中的差异定位。其中，区域国别学与比较政治学是两个密切联系但又有明确区别的学科和学术领域，在研究对象、理论取向和研究进路等方面既有相似性，又有区别。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两大学科曾经有过一段相互参酌、交织发展的协作时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化”推进，二者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渐趋疏离。但随着学科分流的加强，一种打通学科壁垒、破除学科专精化思维的呼声也正在增长。在中国区域国别学方兴未艾的当下，应当如何处理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关系，是中国区域国别学一个亟待探索的命题。
在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主要被称为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或Regional Studies），是对某一国家或由某种政治、文化或地理因素联系起来的数个国家所构成地域的研究。汪卫华梳理了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研究从“耦合”走向“解耦”甚至“脱钩”的历史。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研究都发轫自冷战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逐渐起步，并在冷战时代确立了各自的基本知识生态。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兴起有一致的现实动力，都服务于美国在全球范畴内扩张利益、开展大国竞争的需要。因此，冷战时期是美国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研究协同发展的“黄金年代”，双方在学术建制化和元理论支撑方面经历几乎一致。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研究都同样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的推动，开启了学科的建制化进程。汪卫华将这一时期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能够携手并进的原因总结为四个方面，包括对“现代化”的共同愿景、“结构功能主义”的元理论共识、在知识诉求的理论关切、比较政治尚未走向完全的“科学化”。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行为主义革命的影响，比较政治学出现了明显的“方法论自觉”，逐渐走向经验科学化道路，致力于寻求通则式解释（nomothetic explanation），与强调人文学的规范研究立场、特例式探讨（idiographic inquiry）的区域研究拉开距离。而区域研究仍旧坚持沿着人类学、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路径发展自身的研究取向，并与量化研究保持距离，强调“理解”研究对象区域文化上的异质性。
随着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分流，二者的学科壁垒、学科阵营也逐步形成，但在美国以政治科学主导的学科话语体系中，区域国别研究的话语权力较比较政治研究稍逊一筹。随着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成熟化，上述学科逐渐从美国扩散，在非洲、拉丁美洲等生根发芽，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体系，尤其区域国别学研究，其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政治意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区域国别学对于论证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研究意义。例如，伦敦国王学院非洲历史与政治系主任帕特里克·查巴尔考察了非洲语境下的区域研究，其认为抛却理论语境、学科语境来看，相较于追求普遍性和通则性解释的比较政治学，区域国别研究在非洲的深耕对于非洲政治发展的独立性有重要意义。查巴尔反思美国将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学科分化的思维，并主张比较政治和区域国别研究的融通，强调比较政治应当认识到公共选择这类忽视地区语境的理论缺陷，并加入文化因素的讨论。冷战后，苏联解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倒退”和跨国恐怖主义袭击的爆发也冲击学者反思比较政治学中政治现代化的命题价值，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亦认为，比较政治学持续强调的理论连贯性忽视并牺牲了经验研究的应有价值。德国学者马提亚斯·巴斯陶、帕特里克·科尔纳等则重新思考区域国别研究蕴藏的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大潮中的意义，并提出了比较区域研究的新思路。
部分学者分析了比较政治学和区域国别学的共性和区别。王正绪认为，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似之处在于，其研究对象都包含本国以外的国家或政治体、政治行为者。区别之处在于，在研究对象上，区域国别学聚焦于一国或一个区域内部的研究，而比较政治学力图在国家、区域间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取向上，区域国别学更强调对一国或区域内部的事实、现象进行深入、细致且全面、完整的研究，比较政治学在研究各国、各区域的政治现象基础上，试图形成超越具体国家和区域的通则性解释。中国学者查雯将这种分化归纳为普遍性理论与特定性情境的区别。
那么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应当如何看待中国区域国别学和比较政治学的关系？中国区域国别学与比较政治学是否有相互借鉴、融合的可能性？有别于美国的政治学研究，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目前与量化思维的学科规程尚未完全接轨，在人文化和科学化之间仍保留了富余的衔接空间，这为区域国别学与比较政治学成果的相互吸收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具有深厚的实地调查传统，可以为比较政治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化亦可以帮助区域国别学学者更好厘定不同概念、不同现象之间的关联性，提高叙事水平。与此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普适性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兼容问题。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特质是理解“他者”，从研究对象的所处语境中阐述独特且具有深度的叙事，应当发扬这种理解“他者”的共情式优势。但总之，作为一门高度强调交叉性的学科，区域国别学和比较政治学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藩篱，而是可以相互跨越，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也需要借鉴比较政治学等学科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刘杉：《现代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27日，https://www.sinoss.net/c/2011-06-27/533916.shtml。
2. 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关联》，《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
3. 王正绪：《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的融合与借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9日，https://www.cssn.cn/qygbx/202302/t20230209_5587110.shtml。
4. 查雯：《区域国别学与政治学的分野与交融》，《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24日，https://www.gmw.cn/xueshu/2023-08/24/content_36784612.htm。
5.Patrick Chabal, “Area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frica in Context,” Africa Spectrum, Vol. 40, No. 3, 2005, pp.471-484.
6.Peter J. Katzenstein, “Area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34, No.4, 2001.
7.Matthias Basedau and Patrick Köllner, “Area studies,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ontext, Substance, and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Politikwissenschaft, 2007.
学之探究 | 中国学：从海外走向本土
中国学（China Studies）是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以区域国别的研究进路，对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进行考察的学科。二战后，受社会科学的介入、美国区域研究现实诉求的影响，中国学从美国兴起，与传统汉学研究（Sinology）分流，研究取向逐渐多元化。中国学发展至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学界研究主体意识的萌发，原本兴盛于西方的中国学也逐渐从海外走向本土，中国学者开始向外审视海外中国学的思考与成果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创建东亚研究中心，聚焦中西方现代接触下的中国研究，带动中国学兴起。中国学的源头是传统汉学，汉学以中国传统古典文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其研究进路强调人文导向，以历史的视阈观察传统中国，在研究中多撷国学的方法，重在典籍的考校。中国学则由社会科学研究取向主导，跳脱出原有的人文历史学科框架，重在综合、全面地考察当代中国的制度、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和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国际关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系列成果、视角相互融通，亦共同作用于中国学研究中。美国著名的中国学研究者沈大伟就曾经总结不同的细分研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美国政治学中的利益集团、苏联研究中的共产主义议题、组织行为学里的官僚政治、历史学中的朝贡外交、东亚研究中的新威权主义、欧洲研究中的公民社会、现代化理论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拉丁美洲研究中的依附论、东南亚研究中的政治文化等概念都与中国语域产生过关联，形成了庞大的中国学研究分支。
尽管美国在中国学研究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但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重要性的凸显，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日益密切，中国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以“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Countries, Reg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Data Platform）所收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名录为例，目前中国学研究在各洲均有分布，涵盖美、俄、日、英等国家，共成立367个研究机构，既包含专门聚焦中国的研究院所，也有将中国议题放置在分支部门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近年来，中国学研究逐渐呈现出新的特点，原先由美、俄、日、欧主导的研究传统被突破，埃及、加纳、墨西哥等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加入中国学的研究行列，中国研究的区域风格亦走向多元。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深入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学术界亦在大潮驱动下寻求研究的国际化，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国的定位，海外中国学逐渐作为研究对象为中国学界所讨论。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起点，海外中国学研究走向建制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下，海外中国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推动将海外中国学的成果引介至国内，诸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施坚雅的市场体系论和区域体系论在本土被讨论，部分成果甚至成为本土学者理解中国的重要视角，在社会现实资源运用层面被赋予意义；二是生发出本土语境的中国学。随着中国学界对海外中国学的认知加深，一种自主中国学知识体系的建设意识在本土学者群体中萌发。以中国学的主客体融通、中外融通实践为指引，从2009年起，包括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在内的高校开设“中国学”专业项目，通过跨文化交流的方式帮助世界读懂中国，完成了海外认知中国—本土认知中国—中外认知联动的转变。中国学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为催生出一种主客体并置的多元范式奠定了基础。海外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的联动本质在“他者”和“自我”的不同视角中寻求视角的契合点，并致力于凝聚中国研究的中外共识。而在中国延续千年的深厚文化传统和独具特色的儒家文明体系下，海外中国学的本土化削除了西方语境对于中国的部分误读，以更具中国性的眼光完成了中国学的迭代，并在中外互动中实现了海外中国和本土中国的话语接轨。
对海外中国学的发展考察能为区域国别学研究者提供一些启示。一方面，区域国别学研究他国/他区域的特质决定了研究对象的客体化，但另一方面，若要实现区域国别研究成果质量的提升，不妨从对象国的主体反馈中汲取灵感，完成区域国别学的自我更新。
参考文献：
1.唐磊：《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三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
2.吕德文：《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社会》2007年第6期。
3.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4. Zhuoran Li,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China Studies in the US, ” The Diplomat, December 19, 2023.
5.Richard Madson,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 Modern China, Vol. 19, No.2, 1993.
6.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ming Full Circl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3.
国外经验 |《危险的愉悦》与美国中国学的后现代思考
作为中国学的理论前沿阵地和研究重镇，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开启了对现当代中国的系统考察，美国中国学研究构成了美国区域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以近现代中国作为研究重点，融合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多学科、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科特色。
回顾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其研究取向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范式变迁。从史学角度来看，美国中国学逐渐从传统的现代史学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后现代史学，即否定西方历史传统叙事中的“大写历史”观，注重对历史中被忽视的“他者”，如下层社会、妇女和少数民族的研究，并采用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叙事方式，兼融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特质，追寻一种文本化的多层历史。史景迁所著的《王氏之死》、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都是美国中国学后现代史学范式的成果体现。
其中，《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被收录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是美国中国学后现代思考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贺萧是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系杰出教授，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前任主席，其以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娼妓行业为切入点，在后结构主义的历史学研究语境下跨越虚构写作和非虚构写作的界限，刻画中国近现代进程中娼妓问题的历史变迁，并从该问题出发透视中国现代性的演进。
贺萧提出，对娼妓形象的定位和描述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娼妓的权力关系定位从文人墨客的追逐对象逐渐转向被压迫的一方，这一历史流变嵌入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因素，反映了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社会中次属关系的再构建过程，娼妓亦卷入这场殖民叙事中，在次属关系里成为下属群体，并逐渐与国破家亡的中国群体记忆关联，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出口与被解放的对象。另一方面，现代化思想的涌入亦重新定义了娼妓群体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忆中，高级娼妓和恩客之间的关系存在包办婚姻之外表达自由的含义，但随着婚姻自由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现代性表达的主要内容并逐步演化为社会实践，娼妓的自由意涵渐渐消失，对婚姻关系的解放性定义使得娼妓反而成为被解放的群体，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从婚姻关系中迭代，呼吁解放的阵地就此转向娼妓行业。
在大多数的史料中，娼妓的自我语域表达被忽视，传统娼妓问题的研究多着重描述客体化的娼妓意象。但在《危险的愉悦》中，妇女的主体话语表述得到凸显，这折射出美国中国学的后现代史学转向，在主客体的互动中凸显研究语域的权力关系。除了《危险的愉悦》之外，“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亦收录了诸多美国中国学后现代思考的作品，例如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伊沛霞的《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均是美国中国学性别议题、文化议题的具体展现。后现代史学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兴起有其历史语境，是这一时期美国新左派运动、反文化运动等带来的思想潮流余音，亦为学者观察这一时期美国的社会思潮发展提供窗口。
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过程中，后现代范式当前仍旧处于话语体系的边缘位置，但对于各国、各区域“小历史”的关注能够丰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语域，形成具有区域国别实感的研究风格，亦可以作为区域国别学发展的未来方向。
参考文献：
1.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