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目 录
主编的话 “区域”范畴的扩展
观点集萃 战争与和平对区域国别学科的塑造：进程与观念
学之探究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与《天山游记》
国外经验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英国区域研究
编者按：战争与和平作为国际关系研究永恒的主题，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理论创新不断注入发展动力。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主流理论流派都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了建设与讨论。区域国别学科作为与国际关系学科亲缘最近的学科，其建立和发展也与这一主题息息相关。
在战争与和平的交互下，区域国别学科得以发展新的理论和范式，从而反向影响战争与和平的政策选择，这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当下，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呈现“东升西降”格局，大国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地区冲突频发，“全球南方”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加入了国际关系舞台。新的全球政治态势也为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认识战争与和平和区域国别学科之间的关系便有了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本期“主编的话”为王逸舟教授探讨“区域”范畴的扩展，呼吁超越自然地理边界，延展其容纳性、鼓励创新思维，鼓励区域国别学科更多争鸣和流派林立；“观点集萃”列举了当前学界对于战争与和平和区域国别学科研究之间关系的探讨，分析了战争与和平和区域国别学科之间的互塑以及战争与和平如何拓宽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界；“学之探究”部分介绍了区域国别学科草创阶段俄国代表性的著作《天山游记》及其作者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国外经验”部分讲述了英国伦敦亚非学院的由来与办学特点，并藉此分析了区域国别研究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发挥的作用。
主编的话 | “区域”范畴的扩展
我在即将创刊的《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季刊）中指出，“区域”如今是一个热词，却用得太窄，多少束缚了研究者的思考空间。从学科成长考虑，有理由延展其容纳性、鼓励创新思维。“区域”原本是两个字组合而成：“区”字形似三面有遮蔽、一面敞开、里面有人或物体的构架，喻指一个地块、角落或位置。“域”字更复杂、更有讲究。它的古体是“或”，“或”也是“国”的初文。据专家考证，“域”是个左右结构的形声字兼会意字。左边的“土”字是形符，这与疆土范围有关。右边的“或”作声符，两形合一指一定疆界之内的地方。后来“域”字的词义扩大了，凡是一定范围的地方，都可以叫做“域”。这两个字逐渐一道使用，表现不同大小的地理、空间、位置、界限及划分尺度。“区域”较多应用的场景，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各种说法及标准，如指特定的土地界线、行政范围，小至一乡一村、一亩一坪，大到一省一国、一海一洲。学术界所讨论的区域，多半就是这种含义，譬如亚太自贸区、欧盟、非盟、北约或独联体之类。给定当代科技进步和思维创新的背景，“区域”范畴正在启动更强劲的维度伸展：超越单纯的自然地理空间，人们越来越有兴趣讨论元宇宙、金融领域、网络世界之类的新概念，在我们熟悉的国际关系和外交范围，专业人士把更大注意力放在高边疆的战略价值与掌控方式、不同文明圈层的冲突或融合等新视角与议题上面。从英文作为当代广泛运用的文字语言观察，当下讨论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也有着大相径庭的译法说法，如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world of regions, district limits, varied scopes，metaverse, digital world等。看似混乱、不统一的格局，孕育了更大可能性。不难想象，延展中的区域范畴，既可以有地理的内容、也有人文的内涵，既有物理界的要素、也有虚拟世界的成分，既有线性的、可视的过程，也有非线性的、耗散的态势。
这里以“区域”范畴的拓展为例，是想说明要以更加开放灵活的态度对待各种探索尝试，不要自我束缚于传统的自然地理范畴或器物层面，更不宜以行政手段强行定于一尊。笔者不时听到一些担忧或批评，或者觉得现在的某些讨论及作品偏离了正轨，与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有的样式不符合，或者认为现在发展的速度不够快、成效不够大、站位不够高。比如，一种看法认为这门学问是大国之学，讨论“一带一路”或中美博弈等大战略才是正道；有专家提出各国各地的语言文化、民族风习之类，属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探究对象，不必进入区域国别重点课题立项范围；有的学者把区域国别研究等同于国际问题研究或外国问题研究，认为研究兴趣向内政方向的延伸将分散国家下达的有限财政和人力资源；还有一种声音希望主管部门限定区域国别学的二级三级分支的数量，统一规定国内各高校在这一领域设置课程的名称及内容。其实，提到的这些问题（尽管不无道理），都是一门交叉学科成长初期的正常现象。真正应该做、值得做的，不是加强管束和各种切割，而是鼓励更多争鸣和流派林立，慢慢看、细细品，观察哪些探索最终占住学理、奠基理论，哪些研究服务当下、侧重策论，哪些概念孕育独特内核、哪些说法将会渐渐消融。有容乃大，性急不得。
观点集萃 | 战争与和平对区域国别学科的塑造：进程与观念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国尝试去了解他者即其他区域的知识性探究，其开展的客观条件即包含了全世界不同地区之间需要有着趋于密切的来往与交流。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各国在相互竞争以及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开拓历程中增进着对其他地区的认知。亚非拉地区也在被迫卷入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后增进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战争与和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影响着区域国别研究的建设与开展。整体来看，战争与和平从两大方面塑造着区域国别学科的开创与发展：第一，战争与和平改变着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进程，从客观实在上影响着“区域”与“国别”的形成与变迁；第二，战争与和平影响着研究者的认知，塑造了不同的观念，再由此反馈到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上。本文梳理了中国区域国别学科自开展建设以来学者们对于二者间关系的探讨以做分析。
复旦大学任晓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各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形成与建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于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英国政府及学术界开始更多关注于对于小国的研究。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强调，英国战时的目标中的一项即为支持“诸小国”的权利。1915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成立了斯拉夫研究中心；1916年，又成立了东方研究学院，即今天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美国的参战，出于赢得战争的需要，美国以快速理解当地情况和掌握当地语言为目标，加快了对于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美军与大学合作，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等学校设立了特别培训学校与特别研究部。哈佛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以及哈佛东亚史学家费正清及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同行乔治·泰勒等一批优秀的学者都加入到了区域国别学科的研究当中。《菊与刀》等代表性著作也在这一时间段内问世。暨南大学张云也指出，早期的区域研究并没有特定的国家指向,多是模糊的区域范围。而正是伴随着欧洲各国全球性的殖民扩张,在不断的战争与冲突过程中，为了满足国家海外利益相应的需求，相应的区域研究在欧洲知识界开始得到长足发展,学院派研究开始流行,区域国别学科发展也越来越精细化和专业化。
南京大学朱锋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显学，美国的区域研究即是因应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而兴起的，为美国稳固二战胜果，进一步巩固世界霸主地位提供了助力。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国别学科的构建也为回答冲突与合作、制衡与再制衡、战争与和平等诸多国际关系学科中的重大因素的演进模式和基本规律提供了素材与视角。北京大学孔寒冰以中东欧地区为例指出，战争的结果塑造了对于区域国别的认知。今天我们所探讨的中东欧概念即是在二战与冷战后由于地缘政治上的争夺塑造而来。今天所普遍使用的“中东欧”一词缺乏较强的内聚性与有机联系，更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国防科技大学崔建树分别分析了从近代到现代欧洲、美国和中国发展区域国别学科的内在驱动力，从早期殖民开拓的需要到二战与冷战期间霸权争夺的要求再到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日益严峻，以中国为代表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关注解决全球性问题。战争与和平的进程一直在推动着区域国别学科的建立。
山东大学张蕴岭认为，“区域”这一概念所指代的地区在历史上本身就是矛盾、冲突和战争的多发地，而战争的爆发也为区域各国带来极大损失，造成难以消解的积怨。事实上，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区域重构和构建的动力增强，从这个角度出发，战争与对和平的追求也构成了“区域”这一概念自身能够存在的基础与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发展的源动力。
清华大学姜景奎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对外部世界知识的探求可视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科的肇始，其动力源自于对于和平往来的期望，这与西方发动的侵略殖民战争不同，中国在建立往来的同时传播了中华文化，让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形象深入人心，起到了“讲中国故事”的作用。而西方则是基于殖民和控制的需求来发展区域国别学科。清华大学赵可金指出，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关系背景分别塑造出了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两类范式，即国家主义范式与全球主义范式。国家主义范式将区域国别研究界定为对民族国家的研究，强调知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崇尚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域外知识是专业人士理性研究的产物。推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全球主义范式则更加关注全球性和全球利益，强调以人类中心论和世界政体论来研究全球治理；既使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也采用经验主义的经验理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杨洁勉则更加重视区域国别学科的建设对国家决策的影响，认为如果中国在区域国别领域的正确政治思想一旦成为国际主流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能极大地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和邻国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减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敌视，为世界和平注入强有力的动力。
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与战争和平问题密切相关的学科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贾珺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和平时期的军事建设和战争时期的军事活动，而军事环境史研究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间的相互影响，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可以为军事环境史的研究提供宽广的视野和多元的维度。国防科技大学申展也指出，区域国别学促进国家安全情报学研究，使之成为国家安全情报研究的“蓄水池”,同时区域国别学可学习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应用指向，增强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应用效益，将实践应用作为学科知识生产的终极追求。
从整体来看，当前阶段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深入了解理解战争与和平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第一考察战争与和平和区域国别学科之间的互塑；第二观察战争与和平如何拓宽区域国别研究的边界。从长期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愈加动荡的世界必将进一步影响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任晓：《战争、和平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成长史》，《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4期。
2.姜景奎：《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刍议》，《南亚学》2023年第1期。
3.赵可金：《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方法》，《政治学评论》2022年第2期。
4.孔寒冰，韦冲霄：《中东欧研究的历史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孔寒冰教授访谈》，《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3期.。
5.崔建树：《从服务海外拓殖到应对全球性问题——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与演变》，《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6.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
7.张云：《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践转向与学科进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8.朱锋：《中国区域国别学：比较、鉴别与创新》，《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
9.张蕴岭：《关于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东亚评论》2023年第2期。
10.贾珺：《军事环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2年第2期。
11.申展：《“他者之学”与“知彼之学”的互促共生——区域国别学与国家安全情报学关系浅探》，《情报杂志》2023年第10期。
学之探究 |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与《天山游记》
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Семё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Pyotr Petrovich Semenov）是沙皇俄国时期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副主席和俄罗斯昆虫学会主席，沙皇俄国参议院第二部参议员、国务院委员，同时也是地理学家、植物学家、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旅行家与政治家。
谢苗诺夫1827年出生在沙皇俄国梁赞省的一座庄园中，15岁时他和母亲搬到了圣彼得堡，在那里他进入了卫兵少尉和骑兵学员学校。完成培训后，他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自然科学系物理和数学系。1849年，谢苗诺夫从大学毕业后，成为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的会员。1851年，谢苗诺夫前往奥卡河和顿河流域，进行了“顿河植物区系与俄罗斯欧洲部分植物地理分布的关系”的研究。由于这项工作，他被授予植物学硕士学位。次年，他出访欧洲，在柏林大学结识了德国杰出百科全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是在这一时期，受1856年后克里米亚战争俄国战败开始转向亚洲扩张的影响，谢苗诺夫开始更多关注此前较少被关注到的中亚地区及中国新疆地区的区域国别情况。
1856年至1857年间，谢苗诺夫前往天山进行探险，取得了重大科学发现。他绘制了天山山脊图，探索了伊塞克湖，发现了锡尔河上游，看到了腾格里塔格山脉和汗腾格里金字塔，到达了起源于腾格里塔格群的冰川，确定了天山不存在活火山，证明了天山海拔极高处有终年积雪，建立了天山垂直自然带，发现数十种科学未知的新植物物种。他的伟大功绩是绘制了第一张以纬度山脊系统形式呈现的天山地形图。此外，他还收集了最丰富的岩石和植物收藏。在其晚年时谢苗诺夫根据其探索期间的经历撰写了《天山游记》一书。在《天山游记》一书中谢苗诺夫详细描述了中亚地区以及天山地区的自然情况及社会情况，对当地的经济、政治、民族等诸多方面做了全面的考察。谢苗诺夫详细记载了他在天山进行考察过程中如何与当地的吉尔吉斯人进行接触并参与到他们的政治交往过程中，同时也记载了沙皇俄国军队如何在这一地区进行殖民扩张。
《天山游记》一书作为游记形式的田野调查文献，在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也有着极高的价值，其价值在于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先驱的近代列强殖民地研究著作，直接反映出了欧洲列强国家域外探险考察目的、关注焦点、时代观念。同时直接反映出了区域国别学科在创立之初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紧密结合的关系。这一点在书中内容有直接反映，谢苗诺夫的天山之行是有明显的政治背景的。在这次考察中他直接参与了沙皇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活动，并依照其见闻为沙皇俄国政府做政策建议。而在历史上，沙俄政府依照他的建议深化了对于中亚地区的研究。区域国别学科与国家政策实践中的相互联动作用由此而彰显。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谢苗诺夫的观察与研究提供了当时时代的一手资料，对学界研究中亚区域国别也有相应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对当地历史、民族关系的叙述，有许多观点是错误的，需要批判地加以看待。这也启示区域国别学者在进行文献研究时不仅要关注文本本身，更要关注到作者生平、成书时代、研究对象等在内的时代文本语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山游记》一书中也完整反映了在沙皇俄国殖民过程中对当地各民族实行残酷的敲诈勒索的背景下，当地民族所进行的为追求民族独立而展开的顽强斗争。这更有助于我们从非当地的视角研究中亚地区历史。这更涉及了今天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即如何书写他者，以及如何通过对他者的书写展开区域国别的相关研究。
参考文献：
1. [俄]彼得·彼得罗维奇·谢苗诺夫著：《天山游记》，李步月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2. “Они открывали Землю，Семе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http://i.geo-site.ru/node/82.
国外经验 |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英国区域研究
1916年，英国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大战的爆发压倒了其他各种问题，赢得战争成为当时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了加强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商业和军事存在，英国政府授意伦敦大学系统建立相关学科的学院，来培养熟悉殖民地及亚非事务的专业人才。学校于1917年2月23日由英王乔治五世亲自出席宣布成立，出席者包括前印度总督凯德尔斯顿伯爵寇松（Earl Curzon）和其他内阁官员。
成立之初，该学院有两个名称供选择，即“东方语言学院”和“东方研究学院”，最终确定以后者为其名称。虽然在这一阶段学院名称中并无非洲，但在学院的教学内容中仍有着大量非洲相关的内容。自建立后其立即成为了培训英国行政人员、殖民地官员和在大英帝国海外任职的间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受过他们将要统治或在其中工作的殖民地或其他亚非国家的习俗、宗教、法律和历史的学习后，毕业学生将被派往亚洲或非洲协助当地殖民当局开展工作。1938年学校名称中增加了“非洲”一词，校名正式确立为今天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即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亚非学院目前下设三个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语言与文化学院以及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今天其仍对英国将派往驻外的政府官员进行亚洲、非洲和中东语言和地区研究方面的培训，特别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目前学校在校生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000人左右增加到6000余人，但仍是英国最低的师生比例的学校之一，师生比例为11：1。亚非学院图书馆是英国当前最大的收录亚洲、非洲和中东研究资料的图书馆。它拥有超过120万册书籍和电子资源，用于研究非洲、亚洲和中东的相关情况。
自建立以来，亚非学院培养了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部长、外交官、央行行长、最高法院法官、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以及世界各地许多其他著名领导人。包括马来西亚国王萨拉赫丁苏丹（1999-2001年）、挪威王储妃梅特·马里特、奥斯曼帝国第35任苏丹穆罕默德五世·雷萨德的后裔艾谢·古尔涅夫苏丹公主、加纳前总统约翰·阿塔·米尔斯、莫桑比克前总理路易莎·迪奥戈（Luisa Diogo）、土耳其前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缅甸第一任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扎伊里尔·基尔·乔哈里、巴基斯坦前经济事务部长兼工业和生产部长萨米亚·恩克鲁玛和马尔代夫第四任副总统穆罕默德·贾米尔·艾哈迈德等。
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建校历程与培养方式可以看出，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家政策的导向有着极强的关联性。而战争与和平作为国家政策制定时的第一考虑因素，对于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是难以被忽视的。同时，区域国别学科的发展以及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对国家推行相关政策提供了智识积累与人才储备。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在今天英国的政治力量相较以前出现了明显的衰弱，但其仍能通过此前的学术积累以授课的方式培养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从而在今天仍然保持了对亚非国家的极高的影响力。这也是值得我们所学习与借鉴的。
（主编：王逸舟/本期责任编辑：马智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