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宗华伟 博士、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一等秘书
目 录
学之探究 探名与思义：文化区域学
国外经验 学科建制：两所通识型学术机构的经验
观点集萃 反思与演进：面向全球化的文化区域学
学人访谈 伯特兰·巴迪谈法国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
编者按：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探索发现并认知理解异域国情文化的学问，在许多欧美国家都有久远的历史。如同其研究对象之千差万别，不同国家的区域国别学也有不同的样貌与风格。法国葡萄酒的一个术语“风土（terroir）”，指特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与葡萄种植酿造技艺的结合造就了不同产区葡萄酒的独特风味，颇适合用于描述不同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现代区域国别研究虽兴起于美国，但欧洲整体以及欧洲各国的区域国别学必然不会只有一款“美式”风味，而是依其风土各有千秋。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广泛了解各国的学科建构发展历程与特色，避免国际关系研究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只见美国不见其余”的现象，从多样化的观点声音与模式道路中汲取灵感与助力，推进具有全球视野并适合本国风土的知识生产。
法国是最早开展系统性异域文化研究的“欧洲列强”之一，于二战后初期开始推进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制与现代化，在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进入了现代区域国别研究的快速发展期。冷战结束后，法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任务、命题、方向、方法等开展了不断反思，推进学科面向全球化的革新与演进。法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历程、经验、争论与思考无疑能够为探索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之路提供诸多启示与借鉴。
本期简讯聚焦法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力图勾勒出法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引介其学科建制化发展之初的院校实践经验，展示全球化背景下学科自我反思与创新发展的一些问题与观点。本期简讯设置“学之探究”“国外经验” “观点集萃”和“学人访谈”四个栏目。“学之探究”探问法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之名与义，以法文“文化区域学”的学科命名为切入点，展示法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建构与兴趣关切。“国外经验”介绍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实现区域国别学科建制化发展的历程，梳理这两所院校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学科开创者和领头羊的若干经验。“观点集萃”回顾法国区域国别研究不同时期的时代使命及其主要反思与批评，重点展示21世纪以来法国学界内部关于经历快速发展之后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如何创新发展的思考。此外，“学人访谈”收录本期特邀责编宗华伟博士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授、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伯特兰·巴迪的访谈，展示法国学者对法国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特色及未来发展的观点。
学之探究 | 探名与思义：文化区域学
法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智识传统与深厚文化底蕴的欧洲大国，在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开创并维系着一种“法国特色”。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法国学者也没有照搬美国同行创建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概念，而是使用“文化区域学（Aire culturelle）”来指称关于当今世界重要政治与文化空间的研究。
法文的“区域（aire）”指的是由特定动植物种群占据的地域，专门用于开展某种活动的场地，或为某种行为、群体、现象所影响的区域。这个语词的选择有意避开了能与英文直接对应的、行政地理意义上的“地区（région）”。在区域之后加上“文化”的限定，说明法国学者探究的不是扩展至欧洲以外的威斯特伐利亚式民族-国家实体或民族-国家集群，也不是由经济贸易关系而联结起来的地理区域，而是以语言、风俗、信仰、传统、心理认同等要素建构的文化群体及其生活世界。文化区域定义为：不受政治行政边界限定、但共享一些相似的社会问题与历史经历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区域需要通过独特的方法加以理解，需要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比较的方法、汇集各领域信息及知识并对其加以拼接与整合。
“文化区域学”这一命名来自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年鉴学派是法国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60年代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史学流派，也是具有很高国际知名度、被认为能够代表法国学术研究特色的一支学派。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曾在1980年写道，“当我们的同胞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会发现我们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学等领域内，并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最终能够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是这些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50年代访问美国期间受到美国现代科研体系学科林立的启发，认为应该用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促进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以理解和把握文明的长期历史连续性。文化区域学就是关于一个文明的地域生境、社会风貌、经济生产与群体心理的学问。布罗代尔1956年向主管科研的国务秘书提交的关于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文化区域学的概念，建议从国家层面重视这些“类似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学术建设”。
由此可见，法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从学科概念诞生时就与文明史研究有深刻的渊源，带有强烈的文化主义取向，还有不少学者将区域国别研究称为“文明区域学（aire de civilization）、（zone de civilization）”。也是从文化主义立场出发，法国关于研究对象区域的划分标准具有多重性，有地理意义上的区域，比如远东、地中海欧洲、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区域，比如东欧；有以语言界定的区域，比如斯拉夫区域、阿拉伯区域；有以宗教界定的区域，比如伊斯兰世界；还有以某种历史延续性界定的区域，比如苏联或/与俄罗斯。
法国学界内部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文化中心主义不乏反思与争论。比如，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斯蒂芬妮·巴尔默（Stéphanie Balme）指出，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法国学者长期以来抱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文化能够解释一切，包括国家建构、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对外政策等，但是将文化作为唯一变量或主要变量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还有学者认为，把世界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文化板块是一种“可怕的假设”，因为这意味着假设确实存在彼此迥异、可被明确辨识的文化，还要假设区分这些文化的特性是客观的、不是人为建构的。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创始人让·梅利亚（Jean Meyriat）和让-巴普蒂斯特·杜罗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曾提出更便于同英语世界对话的“地理区域学（aire géographique）”或“地区区域学（aire régionale）”，但这些提法都未在法国学界普遍传开。至今，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法文通用术语仍是带有“文化”限定语的“文化区域学”。
参考文献：
1. 常绍民：《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研究及其现实意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96—200页。
2. Jean-Michel Chapoulie, “Un cadre d’analyse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sociales,”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Vol. 13, 2005, pp.99-126.
3. Eberhard Kienle, “«aires culturelles» : travers et potentiel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olitique comparée, Vol. 21, 2014, p.49.
4. Jacques Rev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 les paradigmes des Annal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Nov.-Dec., 1979, 34e Année, No. 6, pp.1360-1376.
国外经验 | 学科建制：两所通识型学术机构的经验
法国对外国语言和异域文化的学术兴趣与系统性探索始于17世纪的海外探索与殖民进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1669年设立了青年语言学院（Ecole des jeunes de langue），即今天的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这所学校是世界上少有的能够开设百余门外语及相关人文社会学科课程的学校，也是法国以外国语言为依托开展区域国别研究传统最为悠久的机构。但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文化区域学在上世纪50年**育并兴起于法国另外两所培养高等科研与精英型实务人才的通识型学术机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和巴黎政治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Sciences Po）。其中，在布罗代尔的倡议和推动下，文化区域学成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学部（6e Section）中的专门学系，这是法国现代区域国别学科建制化的标志。
二战后初期，法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建设在系统性和制度化程度方面与美国相比较为落后，学科间彼此隔离的现象也比较普遍。比如，经济学大多被设在法学院内，而社会科学设在文学院内，这一设置不尽合理且割裂了学科间的天然联系。第四共和国总理皮埃尔·孟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将增强国家科研能力作为推动经济恢复与增长的一项重点，专门任命了负责科研的国务秘书，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系统设计、调整重组与制度化发展提供了有利背景。
从1956年起接替费弗尔担任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院长的布罗代尔尝试设立一个新的跨学科学部、即经济与社会科学学部，来打破现有的学科间隔阂，在总体历史的视角下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等方法融为一体，同时系统性开展对重要文化区域的综合研究，在第六学部中建立了文化区域学系（Division des aires culturelles）。1958年第六学部的科研人员名录中首次出现了文化区域学这一类别，包括从事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非洲和俄罗斯研究的5名职员。这一时期，布罗代尔及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副手克莱蒙·赫勒（Clemens Heller）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积极的跨大西洋合作关系，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法国科研人员能够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经费资助。这一因素也为第六学部的文化区域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使文化区域学科研人员数量在50年代末出现了快速增长。到1960年，第六学部已有涵盖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欧洲、德国、英国、英联邦、美国、苏联、中国、拉丁美洲、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非洲、远东与太平洋、发展中国家、大国等30多项文化区域学研究计划。
布罗代尔在第六学部中看到了一种多个学科“以全新方式协作”的格局。第六学部的经济学家安德烈·巴蒂埃（André Patier）指出，跨学科是文化区域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的文化区域研究只有一到两个学科知识支撑，比如关于中国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基于历史的研究，关于俄罗斯的研究以历史为主、经济学为辅，关于非洲的研究主要是地理学与社会学的视角；未来理想中的每个文化区域X都应吸纳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知识，唯有多学科和跨学科方法的文化区域学才是可靠的。（如下图）
几乎与此同时，巴黎政治学院的文化区域学研究也走上了建制化发展的轨道，标志是1952年成立了专门开展国际问题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CERI：Centre d’Etude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巴黎政治学院的前身、巴黎自由政治学院早有研究重要区域问题的传统，但主要视角来自外交史。50年代，以制度创新精神称著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让-巴普蒂斯特·杜罗塞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担任巴黎政治学院第三阶段（troisième cycle）、即科研部主任，以美国的学科制为镜鉴推进学科重组，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院系的苏联研究、人民民主国家及其经济研究、德国研究汇集到新设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成立了由10位权威学者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由法兰西院士、历史学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担任主席、雷蒙·阿隆（Raymon Aron）等人担任委员。到1968年，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下设欧洲与美国、欧洲政治、地中海欧洲、东南亚、苏联与中国、撒哈拉与南部非洲、北非、拉丁美洲共8个学部（section），以及东欧、英联邦问题和国际关系理论3个研究组（groupe de travail）。由此可见，巴黎政治学院的国际关系学科早期就是以区域国别研究为主体，而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则以国际关系研究为主要依托。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学部与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被视为法国现代区域国别学科建制的开创性机构，因为这两个机构不仅激活了既有的研究传统与项目，而且有意识地对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传统学科中的次级学科知识与研究实践进行再定义与再认可，有意识地打通学科藩篱以催生新的知识体系，并有意识地赋予这一新知识体系以合法性与自主性。
这两个机构之所以能够实现学科建制上的创新，与其自身的机构特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这两所学校在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体系中属于旨在培养精英的“大学校（grande école）”，有别于以普及高等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大学（université）”，享有较高的学术与行政自由度，能够较为灵活便利地开展新主题、新学科的探索并自主聘用教职人员。第二，两所学校都属于通识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institution généraliste），有较全面的学科设置，而且以培养有广阔学术视野、健全知识结构、广泛适应性的通才为使命，在开展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方面拥有天然优势与自觉动力。第三，这两所学校有丰厚的文化区域研究学术积淀和较强的国际开放性，与研究对象国家和区域有广泛的合作交流联系，为科研人员进行田野调查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学术界之外，两所机构还与法国外交部及外交实务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比如巴黎政治学院的苏联研究中心就是由法国外交部直接支持设立的。最后，这两所学校都与美国同行及相关机构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在50年代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美国机构的资助。总之，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与巴黎政治学院具有自主性、通识型、开放灵活以及国际化等机构禀赋与特征，使之成为法国文化区域学学科建制的开拓者与领军机构。
参考文献：
1.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18—28页。
2. 柴彬、陈谦悦：《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学术研究》2023年第12期，第129—136页。
3. Anne Kwaschik, “Transatlantic Exchanges: Fernand Braudel,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the Center for Area Studies in Paris,” in Corine Defrance, Anne Kwaschik (dir.), La Guerre froide et l’internationalisation des sciences, Paris: CNRS Editions, 2016, pp.71-90.
4. Eberhard Kienle, “«aires culturelles» : travers et potentiel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olitique comparée, Vol. 21, 2014, p.49.
5. Ioana Popa, “Aires culturelles et recomposition (inter)disciplinaire : la 6e Section de l’EPHE et les études sur l’espace russe, soviétique et est-europée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No. 210, 2015, pp.61-81.
6. Ioana Popa, “L’attrait d’un label souple : les «aires culturelles» au prisme des programme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français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Revue d’anthropologie des connaissances, Vol. 13, No. 1, 2019, pp.113-145.
7. Nicolas Guilhot, “«The French Connection», Eléments pour une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en Franc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67, 2017, pp.34-67.
观点集萃 | 反思与演进：面向全球化的文化区域学
有学者认为，历史地看，每一个新学科的诞生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产生。学科的发展总是与社会实践发展的要求相一致，不同时期的法国文化区域学也反映着其所肩负的不同时代使命。
17至19世纪的文化区域学是法国作为欧洲列强之一观察和理解欧洲以外的“不寻常地区（unusual areas）”“远僻地域”“原始社会”的知识体系。其产生发展反映了三重时代背景：一是欧洲向全球的殖民扩张与征服，二是法国知识界致力于创设专门用于描述和分析非欧洲社会的科学工具，三是出现了一套与前两者相关的学术科研组织与制度。殖民扩张时代的文化区域研究显然是欧洲中心主义与文明等级制观念根深蒂固的学说，如今已受到普遍的批评与反思。如历史学家史蒂夫·斯特恩（Steve Stern）指出，关于拉丁美洲的研究揭示的是他异性，而关于欧洲的研究彰显的是典范性。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巴尔默教授说，文化区域学的曾用名“殖民教程（cours coloniaux）”是我们今天并不引以为荣的东西，希望我们的谬误为今天的学者提供反思与教益。
二战后的现代文化区域学形成发展于美苏争霸与东西方冷战背景之下，是一门带有“霸权”和“发展”烙印的学问。一方面，文化区域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45年，法国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亨利·洛及埃（Henri Laugier）就与巴黎政治学院院长罗杰·赛杜（Roger Seydoux）、俄罗斯裔法籍学者乔治·古特维奇（George Gurvitch）共同推动创设了苏联研究中心，挂靠在国家政治学研究基金会下并由外交部给予资助。在当时法国外省公立大学几乎没有文化区域学研究的情况下，斯特拉斯堡大学1958年建立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研究中心，可见冷战时期的文化区域学服务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大背景。
另一方面，文化区域学与美国“发明”出来的发展问题密切关联，因为亚非拉地区新获独立但依然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整个“第三世界”都是文化区域学关注的中心对象。发展的概念把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连结在文化区域学的框架和语境中，前提假设是所有国家都愿意且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和民主化走向命运与共的未来。以发展为中心命题的文化区域学仍然是一种基于普世价值和单一现代化模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学说，发展学可以被视为社会进化论的一种新变体。
冷战结束后，关于文化区域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反思不断走向深入。比如，文化区域学有没有专属的问题或方法？从事文化区域研究的学者是否偏离了其所属学科的中心问题？文化区域学的跨学科研究究竟促进了学科间对话还是固化了学科间分野？文化区域学是否只能生产特殊性知识而不能带来普遍性认识？如果文化区域学仅生产特殊性知识，为何不将其纳入更为广泛的研究议题中，为其赋予更为宽广的理论视角或学科背景？
此外，如何避免文化区域学者潜在或明显的双重标准、双重建构也是法国学者反思的重要问题。在法国学者看来，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真正创新之处在于其文化多元主义视角，将文明的断层线作为理解新的多极与多元世界的分界线。在这一视角下，美国与欧洲只是世界多个文化区域之一，与中国、日本、印度、穆斯林等文化区域平等地并列在一起，文化区域概念不再是西方看东方、北方看南方的视角，而只是一种审视差异的途径。作为萨义德所称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产物，文化区域学的既有范式无法超越西方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可能会将所谓的文化差异固化为文化偏见，导致持久的文化隔阂、自我封闭甚至相互敌意，需要深刻检视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法国学界对如何在不否定文化区域学存在意义的同时推动其与时俱进开展了诸多讨论，一项共识性的观点是文化区域学应成为一门理解全球化世界与国际新秩序的学问。事实上，全球化为文化区域研究带来了新问题与新任务，因为全球化远未使世界趋同化，也没有消除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异质性，而是催生了民族主义、地区主义、部落主义等更为多样与层化的身份认同。这需要更具全球性视野和更具适切性的文化区域知识来理解和分析全球社会中的深层次问题。
2014年11月，巴黎政治学院、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西部大学、当代社会与文化历史中心、美洲研究中心以及非洲研究、亚洲研究和中东研究科研兴趣集团共同举办了一场关于文化区域学与全球化的研讨会。时任巴黎政治学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阿兰·迪埃科夫（Alain Dieckhoff）总结了这场研讨会关于文化区域学发展的两点意见。
第一，文化区域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要坚持学科定位而不能脱离学科发展，对每个区域的研究都需要有一套扎实系统的学科概念与方法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同其他学科对话并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文化区域学中的学科知识与区域知识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应使学科知识成为区域知识的坚实支撑，使区域知识成为回应学科问题关切、促进学科知识增长的积极助力，避免形式主义、表面肤浅的“跨学科”知识堆砌或拼凑。
第二，文化区域学需要借助一种真正的比较主义方法来走出“过度专业化”的困境，关注区域内（intra-aire）、区域间（inter-aire）和跨区域（multi-aire）层次上的问题研究。比如，在中欧地区、拉美地区、东南亚地区或西非地区，区域内的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再如，在不同区域之间或在跨区域层次上，研究阿拉伯世界、巴西、土耳其近年来的政治社会演变必将带来有意义的发现。比较主义方法并不要求研究者对每个区域都精通，但要求其对相关的多个区域有必要的了解和熟悉。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围绕一些主题进行多区域、多学科的联合研究，在清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组合下开展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文化区域学2013年以来出现了一种名为“科研兴趣集团（GIS: groupements d’intérêts scientifiques）”的新的组织形式，就是以主题或问题为导向的多个文化区域联合研究，旨在促进现有区域研究中心和团队合作，整合与优化资源，以重新巩固文化区域学的学科根基，提升文化区域学整体的可视度与影响力，更好地促进区域比较研究与创新。可见，法国的文化区域学正在为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任务和新要求而力拓新局。
参考文献：
1. 吴楠、段丹洁：《探索新时代学科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13日。
2.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18—28页。
3. Jean-Michel Chapoulie, “Un cadre d’analyse pour l’histoire des sciences sociales,” Revue d’histoire des sciences humaines, Vol. 13, 2005, pp.99-126.
4. Arezki Cherfaoui, “Reconfigurer la recherche sur les aires culturelles : le comparatisme, une voie revisitée,” Diogène, Vol.2, 2017, pp.197-208.
5. Noëlle Demyk, “D’un paradigme à l’autre : les apories de la notion d’aire culturelle,” Cahiers des amériques latines, No. 40, 2002, pp.179-187.
6. Alain Dieckhoff, “«aires culturelles», comparatisme et transversalité,” Edito, Newsletter Sciences Po, 19 Novembre 2014, https://www.sciencespo.fr/newsletter/archive-287546f15e589736064e00e153687a4b.html.
7. Nicolas Guilhot, “«The French Connection», Eléments pour une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en France,” Revue français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67, 2017, pp.34-67.
8. Ioana Popa, “L’attrait d’un label souple : les «aires culturelles» au prisme des programmes d’enseignement supérieur français aprè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Revue d’anthropologie des connaissances, Vol. 13, No. 1, 2019, pp.113-145.
9. Jacques Revel, “Histoire et sciences sociales : les paradigmes des Annal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Nov.-Dec., 1979, 34e Année, No. 6, pp.1360-1376.
10. Steve Stern, “A New Century of Solitude? The Late 20th Century as a Cultural Background,”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5, 1998, pp.92-94.
学人访谈 | 伯特兰·巴迪谈法国的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
编者按：2024年3月15日，法国巴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伯特兰·巴迪在巴黎接受了本期简讯特邀责编宗华伟博士的访谈邀请，就法国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及未来发展发表了看法。
宗华伟（以下简称“宗”）：巴迪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的采访。您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对伊斯兰世界等文化区域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请您谈谈法国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有哪些特色，特别是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研究相比。
巴迪（以下简称“巴”）：这要从法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与文化区域学在二战后的发展谈起。要知道，国际关系这门学科虽然诞生已百年有余，如果从英国威尔士艾伯利斯特维斯大学1919年设立首个国际关系教席开始算，但是真正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发展要始于二战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可以说是美国学者对上世纪两场大战反思的结果，为什么是美国？因为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二战战胜国，拥有全球最为优势的权力，以战胜国和优胜者的姿态思考如何避免大战再次发生，如何建设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这里最关键的要素就是美国所掌握的权力，于是权力的生成、竞争、转移及消亡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命题。
然而，法国在二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心态都不是美国那样的“战胜国”，也谈不上“优胜”。除了雷蒙·阿隆之外，大多数法国学者并没有美国同行那样的热情去参与关于和平与战争的大思考与大辩论。事实上，法国对大西洋彼岸如火如荼的国际关系研究是不乏抵制和拒斥态度的，最典型的就是当华尔兹等美国学者努力提出国际政治的理论时，法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完全缺乏兴趣，而是专注于更为“实用”、与外交联系更为紧密的文化区域研究。而且，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文化区域研究，法国学术界都更依赖于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比如历史学、外交史、社会学、人类学等，而不愿意向经济学等学科去借鉴理性主义的分析工具，直到80、90年代，熟悉“国际关系理论”的法国学者和教师都是十分稀少的。你可以说法国的国际关系学科与美国相比特点就是总体落后，但坚持自己的传统优势学科也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知识生产，到今天也形成了一种法国特色。
宗：那么这种法国特色具体如何体现呢，您可否举个例子来说明？
巴：比如国际关系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我和我同时代的政治学学人都受过社会学的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深受涂尔干的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虽然简洁，注重解释力，但是把复杂的现实过于简单化了。国际问题和全球社会的复杂性是不可能用某个单薄而脆弱的理论来解释清楚的，没有哪一个“变量”能够独立发挥作用或起主导作用，也没有哪一种单一的因果链条能够充分解释社会现象中的相互联系与影响。我和同事、朋友吉约姆·德文（Guillaume Devin）教授年轻时经常一起讨论国际关系理论，于是我们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分析路径，就是国际关系社会学路径。中心观点是，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有自身无法逾越的理论困境，出路在于正视和承认世界政治的非单一性和非普遍性，由追求“理论建构”转向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解诠释，从而吸纳兼容多种理论视角，使国际关系学科重心不再仅仅聚焦简单机械的“权力分析”，而是真正关注国际社会的问题、病症与变迁，使之成为一门研究全球化世界的“社会构造”的科学。
宗：从国际关系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文化区域学研究，会有怎样的启示？
巴：文化区域学，或英语中的area studies，当前格外需要国际关系的思维和视角，需要关注文化区域内部和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时代已经不再有自成一体、可以被孤立研究的文化区域了，所有的文化区域都与其他的文化区域相联系，都包含着其他文化区域的要素和影响，过于精专地探求某个区域的专门性知识是不合时宜的，也难以实现。区域研究要置于关系研究之中。
我想强调的是，这种国际关系不是传统上的国家间关系（inter-étatique），而是社会间关系（inter-social），由国家间性向社会间性的转变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最深刻的变化。国际交往的主体和主流不再只是国家，而是多种类型的非国家行为体，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访谈，就创设了一种社会间性的国际关系，社会间性把全球化的世界编织在一起。国家也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利维坦，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画面、声音、表情传递出来的具体符号，今天的国际政治其实是一种符号政治。在这样的转变之下，描述和分析国际关系的概念也需要反思与革新，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全球化社会的诸多问题与悖论。比如，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从未赢得过任何一场战争，无论是在索马里、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这是因为权力不再只定义为国家拥有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冲突也不再是强权的比拼，全球化世界的病症深植于社会肌体中，源于不平等、不融入、不受尊重、不被包容带来的羞耻与痛苦，有效的权力是能够让多元社会参与包容性治理的权力。因此，今天的文化区域研究也需要适应全球化的范式变迁而更加注重关系性、社会性的思考，更加注重全球性视角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才能找到不断发展前进的方向与动力。
宗：谢谢您的精彩分享。希望您有机会再次到中国来，相信中国学者会对来自法国的视角和声音抱有很大兴趣与期待。
巴：谢谢南京大学的采访。我今年有访华的计划，希望在南京大学再次见到你以及南京大学的同仁、师生。
学人简介：
伯特兰·巴迪系巴黎政治学院荣休教授、政治学家，曾任法国政治学大学教师资格会考委员会主席、国际政治研究协会副主席，长期主持巴黎政治学院研究生必修课“世界空间（全球研究的法式命名）”，是法国国际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巴迪被认为是继雷蒙·阿隆之后最具国际知名度的法国国际关系学者，被伊弗·诺伊曼和奥勒·韦弗尔列入1997年出版的《未来国际思想大师》中，与华尔兹、基欧汉、鲁杰、温特等人并列。
巴迪著有二十余部国际关系研究专著，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舶来的国家：政治秩序西方化论文集》（1992年），《没有主权的世界：国家的狡黠与责任》（1998年），《世界的转向：国际关系社会学》（1992年，1999年再版），《强国的失势》（2004年），《共谋外交》（2011年），《屈辱的时代：国际关系的病理学分析》（2014年），《世界不再只有“我们”：关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2016年，2022年由宗华伟译为中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间性：世界不再只有地缘政治维度》（2020年），《全球化的大国：关于国际安全的再思考》（2021年），《国际关系研究的主体性方法》（2023年）。此外，巴迪在法国、瑞士、英国等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期刊发表文章60余篇。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宗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