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 | 从首都建设的“非洲性”审视国家建构 ——一项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首都研究

【编者按】首都建设不仅是理解非洲国家建构的关键，更是成为这些国家推行国家治理实践举措的重要抓手。殖民秩序所塑造的“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逻辑影响了非洲国家首都的选择与建设，在塑造出大城市病、首都与地方之间隔阂等殖民包袱的同时，也使非洲诸国至今都展现出一种“外向性”的特征，从而阻碍了国家建构的进程。后殖民时代的一些非洲国家则试图通过迁都的方式以谋求政治独立与身份重塑，进而从象征意义上和实质意义上对殖民包袱做双重的告别。弥合故都与新都所代表的非洲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二元秩序对立，并建构非洲国家首都的“非洲性”，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谋求独具一格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国家建构；非洲国家；非洲性；首都政治学

【学人简介】张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以首都政治为核心的比较政治学与区域国别学。

在既往研究中，对非洲区域的关注，尤其是对作为一个地理区块的非洲的关注，多集中在自然地理领域，其着重于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在非洲空间上的分布，以便为汲取与开采做好前期的初步准备，进一步地，还有研究基于此探索了“资源诅咒”对非洲国家建构的影响。同时，在既有的关于非洲国家建构的研究看来，其国家建构历史既缺乏资本与强制的逐步累积过程，也缺少因共同抵御外部危机而动员起来的以人力、财力为代表的国家能力，进而无法产生强烈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徒有“现代国家”的外形，而在集中权力、提取资源、建立现代官僚体系和发展经济方面却乏善可陈。其他关于非洲国家建构的研究则多为强调一个变量对非洲国家何以失败的影响及其机制，而失之碎片化，未能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本文则试图将政治地理学的视角引入非洲国家建构的分析当中来，以探求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之后是如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发展困境的。政治地理学着重的正是在国家建构历程中困扰诸多非洲国家的中央—地方权力分配问题：即政治权力是如何在非洲国家的政治地理空间中进行分配的。而在非洲国家的政治地理空间之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受到多重因素的交织影响，首都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非洲自身的传统结构导致其倾向于拥有一个王朝、部落的中心；另一方面，殖民者缔造的结构会选择交通便利的据点进行核心化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甚至有时互为因果。

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现如今之所以在国家内部处于政治等级体系的最高位置，可以归因于本地古老王国传统的持续性影响。譬如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部落时期，一名酋长的声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王国首都的规模，民族志学者发现，一位最高统治者在首都所举行的仪式与所构建的政治组织往往需要比其下属更为精细方能彰显其威仪；在客观的政治地理维度上，传统非洲社会中距离首都越远的村落，王朝中心对它的权力影响也就越弱。

直至今日，这样一种以首都为核心的政治地理权力分配关系在非洲国家亦复如是。首先在经济层面上，首都总是在非洲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其次在人口数量上，非洲国家首都城市也是首屈一指，加蓬的首都利伯维尔、刚果（布）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则集聚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到首都的距离越远，人口密度也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在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 ，1963— 2002 年）看来，对首都的占据成为政权更迭频仍的非洲国家用来确认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即如果一个政府控制着首都，纵使它失去了对部分领土的掌握，它也有合法的权利得到现代国际社会对其主权的充分认可与保护。譬如，即使蒙博托在其统治扎伊尔的最后几年仅仅控制了首都金沙萨及其周边的一小片领土，其政权仍旧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扎伊尔的合法政权——对首都的控制类似于欧洲人在柏林会议上首次定义的“最低政府存在水平”（the minimal level of government presence ）。这是因为在非统组织看来，对首都的控制象征着该政权位于非洲国家独立后权力梯度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因为在非洲国家首都以外政府的权威程度是变化无常的。那么，这样一套在非洲政治地理空间之中的权力分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便成为理解非洲国家首都建设与国家建构之间联系的关键。

本文将研究对象锚定在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不包含受欧洲和亚洲地缘政治影响的北非；同样地，本文的一些观点对南非的解释力也相对有限——这源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所面临的国家建构问题更为急迫，首都建设成为这些发展问题集中的爆发点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落脚点。可以说，首都建设不仅是理解这一片区域非洲国家的关键，更成为这些国家推行国家治理实践举措的重要抓手。

在观察殖民历史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时，通常都会探究殖民时期不同宗主国的统治模式对现如今非洲各个国家的路径依赖影响。譬如，英国当局普遍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将土著酋长纳入殖民统治体系当中，并使其继续享有前殖民地时期的职责与官位特权，从而减少殖民当局的统治成本，殖民者则往往定居于交通便利、生存环境较好的港口城市；然而与此同时，间接统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生活在交通不便的地方部落以及农村的普通人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位于首都（首府）城市的统治着他们的国家、政府以及殖民官员；在后殖民时代，非洲首都城市快速发展的工业化需要来自农村地区无数的劳动力来拉动，这导致了农村的贫困水平也随之不断被推升。可以说，非洲国家的首都（首府）与地方之间一直以来便普遍存在着深重的隔阂，这也导致了现如今“一旦走出首都，就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成为形容现代非洲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经典解释。本节试图从国际维度、国内维度与城市维度三大视角来论述殖民秩序所形成的“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逻辑对非洲国家发展全方位的影响，从而解释殖民历史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非洲国家的首都（首府）选择的。

（一）国际维度：作为殖民口岸的非洲首府城市

在 20世纪上半叶及之前的全球殖民体系之中，非洲大陆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正如伊曼纽尔 · 莫里斯 · 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所说，殖民体系下的“中心—外围”全球劳动分工体系导致世界政治经济中不同区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中心区、被殖民地区所组成的边缘区以及半边缘区——的形成。

为了构建起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交通与联系，殖民者将所统治的非洲殖民单元的政治中心迁移至口岸城市而绕开了非洲传统王国的都城。至此，非洲大陆上的首都（首府） 城市不再作为独立政权的政治资源分配中心与主权行使中心而存在，其为担当着贸易枢纽与运输中介的港口城市所取代——这些殖民政权首都城市的设立遵循着一种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的逻辑，其仅仅是殖民者统治非洲大陆的“牵引点”：一方面，宗主国、殖民者以殖民地的首府为中介汲取了非洲大陆内部的自然资源，以供给母国原材料、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母国的制成品会再次通过首府城市返回到非洲大陆，其在客观上促进非洲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比如很多研究者就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下带有殖民色彩的非洲首都城市是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之地，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出沉重的殖民包袱，导致非洲各国的首都通常都具有“一家独大”的现象：殖民时代遗留下的大城市病的困扰、首都与地方在发展程度上的隔膜与分野都给后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殖民者设置非洲殖民单元首府城市的逻辑与他们探索这块大陆的一套“抵达、探索、占领、管理、掠夺”的行事逻辑密不可分，在这样一种渐进式的过程之中，非洲大陆首先是海岸线的部分被描绘了出来，接下来是海岸地带和一些连通非洲腹地的河流沿线被探索、得知，最后才是整个非洲的资源、物产、人力被度量统计，继而纳入殖民帝国的信息系统之中，最先被开发、探索的海岸城镇理所当然地成为殖民者最信赖也最具效率的首府城市落脚点。

在非洲大陆融入全球化潮流的早期阶段，以 19 世纪末东非地区的斯瓦希里海岸为代表，当时在那里除了港口城市就基本没有其他类型的城市了。港口城市的功能就如同链条，在内陆收集货物被运送至此，再通过大型的海运船只输送到殖民母国或更为发达的地区。正是因为非洲的港口城市较之内陆地区与外界更为经常的交往，前者便具备了更强劲的信息接收能力。与此同时，居住于其中的掌权家族、统治者逐渐掌握了本地区制定货物标准、定价以及征税的能力与权力，这也使港口城市超脱于地区传统的古老政治中心，或成为连接外部发达地区与非洲内陆帝国的沿海城邦，或成为殖民地区的首府城市。

东非斯瓦希里海岸最为典型的海岸港口城市莫过于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与肯尼亚的蒙巴萨，这两座城市至今都持续发挥着殖民时期所遗留下的贸易枢纽职能，而在独立后国家中扮演着国家经济秩序主导者的角色。早在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便将蒙巴萨作为他们在东非地区贸易活动的总部，并以防御为目的建造了耶稣堡（Fort Jesus）；而后在 19 世纪末英国对东非地区的殖民统治中，英国人一直以蒙巴萨为据点探索西边繁荣的布干达王国（在今乌干达境内）——毫不夸张地说，殖民者对肯尼亚长期以来的印象仅仅是蒙巴萨和维多利亚湖边布干达王国之间的不毛之地。同处东非海岸的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其旧名为洛伦索—马贵斯（Lourenço Marques），是为了纪念一位在 1544 年首次探索当地的葡萄牙探险家——现在成为国际资本着重打造的东非贸易走廊的关键枢纽，意在将其建设为南部非洲地区仅次于德班港的重要港口。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海岸港口城市只是非洲首都城市的典型代表之一，还有曾经担当着其他殖民贸易功能的口岸型非洲首都城市，譬如作为商品贸易集散中心的河港城市刚果（布）首都布拉柴维尔、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作为地区性交通铁路枢纽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作为湖港城市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等等。

其实，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殖民当局对非洲地区的建设，那就是“外向性”。这样一种“外向性”在奴隶贸易时期便已初具雏形：譬如在位于西非的黄金海岸沿线，就有超过40个欧洲奴隶贸易堡垒兴建起来， 并在日后持续主导着西非地区的政治经济活动。毫不夸张地说，即使是在殖民地的边缘地区，殖民者也会不遗余力地将那儿的经济模式打造成出口导向的经济，这也使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着“单一作物”的经济问题——这在法属的殖民地中尤其明显：这些殖民地只是帝国庞大身躯上的一个小零件，其只具有单一的功能即为帝国生产某一种单一的原料。譬如从曾经属于法属西非的整个区域来看，塞内加尔作为法国殖民者在非洲最早的落脚点，法国人理所当然地将其首府达喀尔设立为整个法属非洲的中心，法国人的钱必须经由达喀尔才能流向非洲其他地区，而其他地区的物资很大一部分也要经过达喀尔才能转向法国及欧洲各地——这全然就是法国本土巴黎与地方之间关系的翻版。

不难发现，由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以及独立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提供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的依附性地位，海运对这些国家的意义便被天生注定了，而作为口岸的首都城市则成为把握非洲国家之脉搏的关键。所以整体而言，撒哈拉以南沿海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顺序总是以口岸首都为核心的沿海地区首先崛起，再带动内陆地区的发展——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的逻辑在国家发展的路径问题上把握着主动权。

（二）国内维度：首都与内陆地区的区隔

在殖民秩序所决定的经济逻辑主导下，效率而非均衡成为非洲这块大陆发展的主旋律，其不仅体现在作为殖民口岸的非洲首府城市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运输效率上，还反映在首府城市与内陆地区的汲取效率上——这样的一种经济汲取模式使非洲国家内陆地区同非洲首府城市一样也具有极高的“外向性”；一体两面存在的是，非洲国家内部的联系水平较低。殖民当局只会在矿场、内陆的各种经济作物产地与港口之间修建道路与铁路从而便于货物的运输，交通设施在首都与地方间的分布关系更多是“线性的”而非“网状的”；电信状况亦复如是，非洲国家位于内陆的农村几乎没有电信网络，但从非洲打电话到欧洲，却比从某个非洲国家首都打到邻国要容易得多 ——这就导致了延续至今的畸形现象：当今非洲国家与西方的商业联系，尤其是与前殖民母国的联系，比国家内部的商业联系还要密切，兼为首都与港口的城市首当其冲。

可以说，殖民秩序所决定的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逻辑注定了非洲的首都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不会是一种“射线形”的结构，而是以一种“干枝形”的结构——首都城市不是为了辐射地方、带动地方发展而存在的，而是为了抽取、汇集、提炼、输送地方的经济资源。同样地，殖民者之所以很少在资源丰富的非洲内陆建立首府或中心城市，其原因在于类似于象牙、橡胶、金矿等资源是有限的，在高强度的采集与生产中往往会被迅速耗尽，那么在这样一个地区建立起政治组织就会显得得不偿失。故殖民当局并不谋求在资源富足的地区建立起区域性的固定权威以促成长期防卫保护体系的奠定，其只需要建成功能性的港口型城市以服务于内陆资源的转运即可。

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地区诸国政治中心的庞大需求是能够为非洲广阔的资源所暂时消化的。若同一社会内的成员希望脱离某一核心地区所代表的政治权威，他们只需要在距离中心更远的地方获得新的土地即可——因此，非洲形成了悠久的人口迁移传统。然而当殖民者入侵，殖民母国巨大的需求叠加而来时，情况便发生了改变。譬如在围绕着殖民统治时期乍得的首府拉密堡（现名“恩贾梅纳”，仍为乍得首都 )而铺展的商队路线旁，住在沿线的当地民众就会被征召充当商队的搬运工，其中许多人就住在离商队路线三天距离以内的地方；而当民众为了避免成为搬运工而试图搬到更远的地方居住时，当地政府便会设立哨卡和军营，阻止他们的迁移——可见，无论是在殖民时期还是在后殖民时代，服务于首都（首府）已经成为非洲地区政权的本色，首都通过其政治层面上至高的等级与强制性权力来获得之于地方压倒性的汲取能力。

同样地，正如前文所述，非洲的首都城市经常作为一种连接殖民母国与内陆资源地区的港口城市而存在，故在殖民时期，殖民者会围绕着作为港口城市的首府建设一系列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设施以确保这一作为“中介”的首都能高效运转。譬如以东非地区的肯尼亚为例，其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蒙巴萨与首都内罗毕——两者分别于 1895— 1907 年与 1907 年后担当英属东非首府的角色——就曾作为英国在东非地区的重要港口、军需物品转口站点而存在，这两座重要的殖民据点于 1896 年开始通过乌干达铁路联结起来。这清晰地反映了殖民母国的两大目的：其一是能够使大陆内部的原材料产地与大陆边缘负责产品进出口、连接外部市场的港口联系起来；其二则是可以使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通过交通网络快速渗透到殖民地的边境地区——铁路线路建设的目的就在于整合殖民地区的内陆经济，因为在殖民者看来，非洲的沿海与内陆这两大地区“无论有什么界限都要通通打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殖民时期的公共基础设施扮演的至多是汲取而非反哺的角色，其通过一种单方面地对内陆、边境地区的压榨使首都与地方间的差距无形中更为加深了。

而在摆脱殖民后的独立初期，非洲诸国因为政治集团对其首都的天然向往、人力资本的分配逻辑与独立后颇为不稳定的中央政权更迭状态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殖民时期的经济逻辑与状态，首都与地方间的差距进一步加深。

首先，所谓的“对首都的天然向往”，指的就是原先非洲国家在野的政党一旦成为执政党，他们就会运用一朝获取的最高权力将原本密布省份城市的联系扩张发展到首都。譬如在科特迪瓦的实际首都阿比让，对城市土地所有权的控制成为衡量在首都的统治阶级政治地位高低的标准：政府总理在首都住着豪华的别墅，下层官员在首都繁华的市郊柯柯迪（Cocody）拥有面积稍小但同样奢华的住房。而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独立时期的非洲国家执政者大多选择“将错就错”，延续了殖民时期不成系统的铁路道路建设。这是因为不少非洲领导人认识到，修建铁路道路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道路在使首都的权力可以向外延伸的同时，也会允许内陆地区以更快的速度抵达权力的中心。所以，对许多面对着广袤领土的非洲领导人来说，一个并非不合逻辑的策略就是尽量使首都不去接触边远的地区，故意、人为地使首都与地方之间形成隔阂，让那些想要威胁首都核心地位的地区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中，以确保他们本身的权威。

其次，在人力资本的分配方面，非洲国家的上层精英阶级通常都会在西方国家留学归来后，选择本国的首都城市作为其发展的据点，因为首都意味着更多的政治资源与晋升机会——这种现象就直接导致了容纳精英的首都与承载大众的地方之间的隔阂。当前者面对既保守又大多不识字的地方酋长和村民时，二者之间的差距犹如生活在两个世界——其实这种差距凸显的是在殖民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渗透程度多寡所造成的不同影响：首都城市因为处于面向西方国家出口的前沿，因而过着资本主义式的生活；而地方的许多农民仅仅与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维持着非常有限的联系，他们仍旧保有着非常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 ——首都与地方关系中生产方式的差异最终导致了央地间的政治文化裂隙。无独有偶，19 世纪 20 年代起从美国解放而来的黑奴陆续安顿于西非地区，之后遂成立了利比里亚共和国，其宪法从美国借鉴而来，甚至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的名字也来源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詹姆斯 · 门罗（James Monroe）；然而，在首都蒙罗维亚之外，便都是当地部族的地盘，美国引进的宪法在这一西非国家失效了，或者说仅仅流行于首都这一“实验基地”：本土的部族并不了解从美国来的这些黑人想要干什么，而美国来的黑人也并不关心当地部族的命运，蒙罗维亚好似一个外来者强加给这个国家的首都，显得不伦不类。

最后，非洲国家独立后颇为不稳定的中央政权更迭状态则进一步反映了首都与地方间关系的疏离。军事政变是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早期的主旋律，其共同的特征是政变总是实施得易如反掌，多数的政变不会引起非洲国家根本的社会重组，因为通常参与政变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政变也经常只是发生在权力的上层——这也就意味着非洲国家的政权更迭只是发生在首都这一权力场域当中的游戏，发动政变的军人集团往往只需要通过控制首都的方式来夺取国家政权，而广大的乡村地区生活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干扰，仍然同政变前一样。更有甚者，在刚果（布）刚刚获得独立的 20 世纪 60 年代，其首都布拉柴维尔北部的农民却感叹“独立只是城里人的独立而已，其不属于我们”。另外，非洲国家的政变往往发生在首都且也仅仅局限于首都的原因还在于“二战后的国际体系给予控制首都的任何集团以主权承认”，而不管他们是怎么掌权的，也不管他们在首都以外有多少控制权——这一外部国际社会环境的原因，加剧了非洲国家首都地区与地方隔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三）城市维度：首都内部的城市阶级区隔

观察非洲首都城市的内部结构，也不难发现殖民因素的痕迹，譬如殖民地时期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方法往往会被保留，进而影响独立后首都城市规划的决策。可以说，殖民秩序为非洲首都城市创造了一种可识别的城市系统和等级分明的社会政治环境，其具体的表征就是种族隔离的城市：在殖民精英居住的非洲首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完备的社区为周边非正式的、缺少公共设施的“城镇”所包围。这一区隔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对底层阶级来说，非洲国家的首都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国家内部各地的移民，因为首都被国内的移民公认为是能够为公民提供较为完善的经济、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城市，这些移民会定居在处于较为发达的非洲首都核心区周边的庞大棚户区，这也是现如今非洲国家首都普遍生发大城市病的原因——被贫民窟包围着的尼日利亚的故都拉各斯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都是案例，首都精英与地方民众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却仍旧反映出首都与地方之间的心理距离。

譬如，法国本土以巴黎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模式便通过殖民统治文化的影响使法属殖民地的首府城市产生了“类巴黎”“类法国”的现象。在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几内亚，其首都科纳克里，从微观来看，城市空间被鲜明地划分为两个区域，这些区域是根据首都居民的购买力进行划分的，其主要以房产的投资能力来进行衡量——这样一种以土地所有权的多少作为区分首都城市居民身份高低的标准是法国体制的特点。

所以，在后殖民时代，非洲的首都城市一直浸润在这样一种殖民时代“精英—民众”二元规划的思想之中——从殖民时期的殖民者与非洲本土居民区隔再到后殖民时期首都人与流入的内陆外来移民的对立——这是因为在殖民时代，殖民者对“城市”的定义就是欧洲的行政、商业和住宅区，即首都城市的核心理应是一座“白人的城市”，这种地理隔离自从 19 世纪末 20世纪初的非洲传染病流行就被合法化了；与此同时，非洲本土的村庄与传统的社区则被排除在外。

可以说，这种殖民时代的“二元论”现如今涵盖了非洲首都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可以获得私人的城市设施和服务（例如，供水、下水道、电网、电力设施等），而其他绝大多数的非精英民众只能通过集体公共设施（例如，公共饮水机、公共厕所等）来维系日常生活。这种二元差异同样也适用于街道——非洲首都城市的内部，一面是精英阶层居住区的柏油道路，另一面则是土路。 而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观察，非洲很多国家的首都城市是一家独大的：譬如，仅首都科纳克里市的人口就占几内亚整个国家城市居民数量的 86% 左右。这种“畸形巨头”（macrocephaly）是法国殖民的常见遗产——其一方面无疑是“巴黎模式”的一种复刻，另一方面则是典型的首都城市作为重要港口城市的必然产物——这一趋势在几内亚独立后仍旧没有得到纠正，几内亚的第二大城市康康市（Kankan），早已不再是首都的竞争对手。同样地，曾经也是法国殖民地的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亦复如是：占据了全国人口的 25% 与全国经济收入的 80%。埃塞俄比亚更是于 2014 年公布了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新一轮的空间规划 , 将首都通过几条交通走廊与其周边的奥罗米亚地区进一步连接起来，这被国内广泛地视为首都政府政治范围的扩张，由此引发了非首都地区民众的反对游行，并发展成暴动和社会动荡，最终甚至导致了国家政权的更替——可见，非洲国家首都城市一家独大的弊病已经与国家建构深度地绑定在一起。

非洲国家建构的问题往往在城市中，尤其是在首都城市，反映得最为明显，而非洲国家其他地区的问题往往也能为首都的问题所代表。然而，学界对非洲首都城市与国家建构间关系的研究却一直很薄弱，但其往往却是了解困扰许多非洲国家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途径。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不久，首都在这片陷入困境的大陆的发展之中的重要性逐渐被专家学者和相关的实践者所认识。有学者指出，国家首都是国家建构过程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然而，将国家首都视为国家建构最重要的催化剂、工具和抓手之一似乎会更为恰当些：诸多非洲国家正是以首都为起点、样板，来开启独立后国家建构进程的。

由于殖民因素的影响，非洲国家之间的国界或是沿着河流走，或是根据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状态来划成简单的直线。而在这样一种机械划分而成的国界内部，各个新兴独立的非洲民族国家迫切需要通过创制统一的货币、国旗、国歌等来维持国家的统一与提升认同感。同样地，塑造一个新首都——或更新既有的殖民首府或迁移至新的首都——也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维系国家认同，进而促进国家建构的独特方式之一。显而易见，迁都并不是最常见的治国之道或民族地区整合的政治模式，尽管这种方式“昂贵且风险重重”“不经济”，有时却也会被统治精英所采取来解决国家建构面临的问题。故在非洲这片于 20 世纪发生迁都现象频率最高的大陆—— 54个非洲国家中有十多个国家发生了迁都现象，且迁移趋势几乎都是朝向内陆、远离海洋，从而更靠近国家领土的中心、摆脱殖民经济模式的束缚——探讨首都迁移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似乎显得更为紧迫：非洲的政治家显然将迁都列为一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解决国家建构问题的方式之一。可以说，迁都是这些非洲国家试图打破对殖民时期国家发展模式路径依赖的一种尝试和努力，是一种从象征意义上和实质意义上对殖民包袱做双重告别的方式。

譬如英国学者菲兹杰腊（W. Fitzgerald）与布腊斯（W.C. Brice）早在 1933年就指出，若“坦噶尼喀继续在东非各殖民地中保留为一个单独行政单位，那Z就很有必要将首府从达累斯萨拉姆搬到一个位于更中央的地方去；多多马或塔波拉就全国而论，都比目前的港口首府更适宜些”——多多马作为独立后坦桑尼亚的新都，确实在协调境内 120 多个民族利益、满足国家中部地区重大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同时，也意图消除农民与政府精英之间的差距。而在“坦桑尼亚国父”朱利叶斯 ·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的规划中，新都多多马不仅可以因与各主要族群距离相当而担起服务于广大坦桑尼亚人民的使命，而且可以作为一座“政治纪念碑”而被建立，以彰显其所倡导的乌贾马（Ujama）运动理念之于独立后国家建构进程的核心地位：多多马的核心区域被设计成梯田的形状，配套的住宅区域也有一些被设计成村舍的形式，从而符合以非洲传统村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可以说，新首都与新的治国理念是高度同构的，治国理念正是通过新首都的建设得以落地的。

博茨瓦纳的首都于 1969 年从梅富根（该国最有影响力的部落之一巴罗隆部落的传统基地）迁至哈博罗内（位于该国八个主要部落群体中六个的影响范围内，也是传统上部落之间的聚会点和集会地），其目的显然是力图达成一种部落族群间的政治妥协，意在为新兴的独立国家构建起一个多元民族集合的新身份。新首都成为非洲这一片族群关系最为复杂的大陆、促进民族团结的象征与遏制族群冲突的盾牌。

无独有偶，被称作“非洲语言汇聚地” 的尼日利亚为了寻求作为民族国家新的身份认同毅然选择了“迁都”来整合国家内部以族群冲突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建构问题。首先，早在尼日利亚谋求独立前夕，尼日利亚本土精英阶层便认为需要一座能够让其感到骄傲的首都——新独立的国家需要一个没有棚屋，且有着通衢大道的首都——而无序且拥挤的殖民时期首府拉各斯无疑挑战着国家的民族尊严。譬如在独立初期，尼日利亚便建立了一系列以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Niger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为代表的文化、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促进一个声称在非洲大陆拥有领导地位的国家的现代性特征。然而，殖民时期的包袱似乎早已积重难返、难以轻易移除。故雅库布 ·戈翁（Yakubu Gowon）总统在 1972 年启动了一场关于建立新首都是否可行的全国性辩论，试图建立一个位于尼日利亚中部地区的新首都——这样的举措可以在通过另起炉灶的方式来摆脱殖民时代包袱的同时，在另一全新的政治中心创造一套不同以往的国家治理机制与行政体制，迁都与改革相伴相生，从而更轻松地来推进国家建构。选择在阿布贾建立首都概源于其之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特殊地位：1967— 1970 年的内战结束后，民族和解相关政策亦呼吁建立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首都。阿布贾被选中正是因为它位于该国的地理中心，也是尼日利亚三个主要的族群区域——代表北区豪萨—富拉尼人的北方人民大会党（NPC）、代表西区约鲁巴人的行动派（AG）与代表东区伊博族的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国民会议党（NCNC）——政治力量的融合交界之处，而拉各斯则被尼日利亚北部的政治家普遍认为是南方人企图控制整个尼日利亚的象征。其次，在经济层面，尼日利亚于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石油开采（80% 的联邦财政预算来源于此）成为一个富裕的石油国家，其对拉各斯这一港口城市的贸易依赖程度也急速降低，迁都自然而然由于成本的可负担而被提上了日程。 更有趣的是，尼日利亚宪法还规定国内注册的政党总部必须设在新的联邦首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仅仅反映某个族群或一定地方范围的价值观念。

然而，首都的迁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尼日利亚所面临的国家建构问题。首先，迁都至阿布贾这一块新的土地其目的就在于可以不将拉各斯本身所储存的诸如殖民记忆、大城市病等问题带到新的首都；其次，阿布贾建成后几乎面临了在旧都拉各斯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首都规划问题的事与愿违、贫民窟团聚在新都阿布贾的周围、新首都建设中存在的诸多贪腐问题在故都的政治运作中亦有迹可循 。这样一种迁都与国家建构之间的怪象可以被称为“阿布贾的尼日利亚化”，就如同“巴西利亚的巴西化”一般，都被用来形容这种建基于对本国过去历史以及社会结构忽视上的迁都。可见国家建构的障碍并非可以简单地通过首都迁移一扫而空，迁都有时之于国家建构问题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首都只是症候。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阿布贾的建设不仅代表了超越尼日利亚本国多面文化（种族的和宗教的）身份的一种尝试，而且还是一种试图让所有人都认同“现代国家”之本质的试验——这对非洲国家建构的历程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新兴独立国家迁都至元首故乡、将其作为新都的案例亦层出不穷，科特迪瓦、马拉维和利比亚皆如此。这样的迁都往往受到个人家长式利益的影响，其目的仅仅在于加强统治者权力的基础，并带有一种围绕其建立新形式效忠的企图 ——这样一种依靠前现代的部落和氏族忠诚来加强他们以及所在的政党、政治集团的支持基础，维持其政治权力的方式，遵从的依旧是前现代部落社会的逻辑而非现代国家的逻辑，其并不谋求通过现代政治的方式来进行国家建构——可以说，迁都目的地的不同代表着“国家成熟度”的不同，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治理理念的差异：迁都是为了私利还是公益，是为了一时的党派集团利益还是国家长期发展的裨益。

除迁都之外，也有诸多非洲国家会选择通过加强既有前殖民地首府地位的方式来推动国家建构的步伐。独立后非洲国家政府通常会将本国的央地关系体制由殖民时期的联邦制或准联邦制向一元中央集权制过渡，其目的就在于加强首都的威势：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前者会鼓励亚国家民族主义的情感，使本就困顿的民族国家一体化任务实现得更为艰难。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一些领土规模较大的非洲国家来说，距离首都较远的二线城市有时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对首都进行政治挑战的集结点。因此，刚果（金）的大部分历史不仅可以解读为东部、北部和南部之间所代表的地区争端，也可以解读为首都金沙萨与遥远的城市基桑加尼和卢本巴希之间的争斗；而在索马里，则是首都摩加迪沙与全国第二大城市哈尔格萨之间的矛盾；对独立初期的尼日利亚来说，则是东区、北区与西区各自的首府城市哈科特港、卡诺和拉各斯之间的争端——故在非洲国家潜在的分裂主义者看来，聚集在远离首都的城市则可以维系非法政治集团的生存。在现代非洲的快速发展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二线城市规模的扩大，它们对首都的威胁则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它们最有可能达到最终威胁首都的临界规模，而被直接视为反叛的源泉与国家建构进程中不稳定因素的代表。 故将各项政治、经济资源仅仅集中在首都城市，一方面能够使权力定于一尊，另一方面能够减轻政治控制的成本，因为控制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的城市与人口是非常消耗政治精力的，这对刚刚步入国家建构初期的非洲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发展包袱。 而在那些首都权力所无法企及的权力真空地带，便会为地方传统的部族势力和军阀所控制，进行提供非正式保护与征收税收的活动，形成了“国中之国”。

因此，无论是营建新都还是巩固既有首都，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执政者都不约而同地将首都作为代表民族独立的象征与推动国家建构的利器。首先，在首都的中央政府机关建筑，无疑传达出一种民族国家的庄严与威势；其次，首都腹心区所营建、保护起来的文化遗产，则可以为族群冲突困扰的非洲国家树立、塑造出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感；最后，首都空间的政治化与“纪念碑化”，有助于非洲国家通过一种仪式象征性的方式来摆脱沉重的殖民包袱。譬如，更改带有殖民色彩的首都名称与首都街道名称，或代之以总统的名字，或代之以本国民族的象征物，或代之以本土的语言俗语，并树立起民族解放运动英雄的纪念碑，无疑都可视为一种从“国家记忆”层面上重新塑造国民整体记忆的方式。

可以说，在奴隶与殖民贸易的推动下，非洲各大政治实体中心由内陆向沿海偏移，“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的逻辑迫使它们将政治首府设立在港口城市，且这种殖民时期逻辑的影响一直延宕至今。不难发现，这样一种以沿海口岸城市为首都（首府）的现象使殖民时期非洲与前殖民时代非洲的央地关系发生了反转：如果说前殖民时代非洲国家的中心多位于广袤的腹地与内陆，那么殖民时期非洲殖民地的中心则转移至沿海地区，老旧的中心地区由于在殖民体系中不再占据经济上的重要地位而沦为边缘地区——非洲沿海国家在这样一种殖民体系的经济逻辑下产生了国土空间中心与经济人文活动中心相分离的现象，即这些国家国土空间的边缘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人口也会随着殖民首府选择在沿海地区从内陆向沿海迁移。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纵览非洲沿海国家的“经济地形”时，总会发觉其发展偏安一隅显得头重脚轻。

为了抵抗这种殖民包袱所带来的历史惯性，相当一部分非洲国家通过迁都的方式力图使国家的中心再度从沿海回归到内陆地区，使政治意义上的中心与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再度重合，找回殖民时代以来长期被国家所忽视的地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迁都并非简单的另起炉灶，其带来的是殖民时期所遗留下的故都与后殖民时代所建设的新都这两大国家建构进程中心的互相拮抗，其背后是“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的逻辑与“政治独立与身份重塑”的逻辑、是殖民逻辑与国家建构逻辑之间的对立与博弈。

一般观点认为，非洲国家普遍采取的从港口城市迁都到内陆核心地区的措施，在经济层面，可以发动全国的资源力量进入非洲内陆而非仅仅滞留在作为殖民产物的港口型首都，从而起到了全国层面的平衡作用；而在政治层面，通过迁都或可以协调族群矛盾、宗教冲突，或可以形成一个不为利益集团所裹挟的特殊中立地带。然而需要关注的是，迁都往往会导致“故都发展惯性”的产生，旧都往往具有与新都一较高下的力量，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即新、旧政治中心）的二元对立往往有时会引发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其他矛盾。譬如在尼日利亚 1993 年大选舞弊一案中，新都阿布贾与故都拉各斯的高等法院就是否无限期推迟大选一事持有完全相反的裁决， 这可视为一种分别以新都与故都为核心的政治势力的相互博弈与对抗。

不难发现，在很多非洲国家迁都后，国家建构进程并非显得如非洲的政治家们设想得那般一帆风顺，故都往往与新都呈双峰并峙的态势，分别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与国家的政治中心而存在。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故都 VS. 新都”现象背后，其实是一种殖民秩序所代表的“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逻辑与国家建构秩序所代表的“政治独立与身份重塑”逻辑的二元对立。所以，对非洲国家，尤其是沿海国家来说，到底是顺应经济、贸易运行的规律继续优先发展沿海，还是按照新的发展逻辑来协调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发展，始终是一个不断被讨论、争论的话题——迁都往往可以被视为一种以“政治逻辑”介入“经济逻辑”的举措。

譬如，肯尼亚早在殖民时期就将殖民首府从港口城市蒙巴萨迁往位于内陆的内罗毕，然而蒙巴萨因其临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发展成承担包括乌干达、卢旺达等东非内陆国家海上贸易功能的重要港口城市，至今仍被视为东非最繁忙的港口。无独有偶，虽然早在 1973 年，坦桑尼亚便宣布将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迁移至位于国家内陆地区的多多马，但由于前者历史上重要的殖民口岸城市地位以及长期作为坦桑尼亚的政治及经济中心而存在的缘故，达累斯萨拉姆至今仍然是坦桑尼亚的第一大城市以及世界各国驻坦桑尼亚使馆的所在地，就连迁都过程也因为达累斯萨拉姆的重要性而持续了近二十年：在多多马的建设时期，只有 1%的全国预算投入其中，远低于预期的 10% ；政府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多多马和达累斯萨拉姆间往返迁移，以弥合首都功能分散两地的现状；而在后尼雷尔时代，随着乌贾马运动的消亡与多党制的开放，与领袖个人意志和治国理念高度绑定的新都建设也随之陷入僵局。值得关注的是，新都建设的初衷往往兼顾摆脱殖民历史的需求与通过将首都迁移至内陆而平衡经济发展与族群冲突的意愿，也常常因为政治强人的推动而快速落地，但也总是由于政治强人的退场而人走政息，最后致使新都仅仅沦为一种政治象征而无法建立起与广大国民和官僚阶层的紧密联系——如何在首都迁移的基础上真正建成新都，是非洲国家建构需要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

同样地，科特迪瓦的新都亚穆苏克罗也是由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博瓦尼主持兴建的。而随着博瓦尼的离世，亚穆苏克罗的建设也迈入了低速期，法属象牙海岸的首府、今科特迪瓦的经济首都阿比让，至今仍是相较于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更有存在感的城市——作为西非重要港口的阿比让至今仍旧是科特迪瓦大多数政府机关的驻地以及外交机构的所在地，是科特迪瓦实际意义上的首都。2000 年曾就任科特迪瓦总统的洛朗 · 巴博（Laurent Gbagbo）表示自己在最初是反对迁都亚穆苏克罗的，因为这不是出于国家发展需求进行的建设规划，而是以建设科特迪瓦为名来改造领导人的家乡（亚穆苏克罗是博瓦尼总统的故乡）。但是在掌权后，巴博决定继续建设亚穆苏克罗，因为他觉得科特迪瓦的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将如此多的投资付诸东流——由此可见，科特迪瓦的迁都举措虽是一项由个人意志主导的工程，但是其又在之后串联起了整个民族国家建构和治理需求的过程。可以说，这样一种二元秩序对立的思维深刻贯穿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国家建构进程之中，无论是领袖个人还是国家整体，都迫切需要通过推翻殖民遗产的方式来证成国家独立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这也是非洲国家首都迁移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的原因。巴博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迁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殖民时代进行切割，法国殖民时期科特迪瓦的首府就曾经进行过两次迁移，迁移的目的是深入腹地从而掠夺科特迪瓦的资源，其代表的是殖民者开发利用科特迪瓦的思维方式与经济逻辑。在巴博看来，独立后的科特迪瓦需要通过迁往新的首都来展现整个国家和民族一种新的自我，亚穆苏克罗应该成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象征，整个国家甚至可以通过这样一座新的首都来寻求对本国伟大文化的新的认同。此外，巴博还指出，迁都亚穆苏克罗可以缓解阿比让的城市化压力，其更接近国土地理中心的位置也可以更好地平衡各区域间的关系，特别是北方穆斯林群体和南方基督徒的关系。而与科特迪瓦的“阿比让—亚穆苏克罗”双城记异曲同工的是——贝宁的经济中心、实际上的首都，也是法属时期的殖民据点、港口城市科托努，而贝宁的名义首都波多诺伏的发展则屈居第二。

不难发现，独立后将首都迁往内陆的非洲沿海国家体现出这样几项共同点：它们都希望在与殖民历史作出切割的同时建立起一套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规划；它们都更多聚焦政治上的考虑，会兼顾不同族群和宗教派系的利益关系，并因此在新首都位置上都选择接近国土地理中心的地区；这些国家的首都迁移工程多由强有力的领袖来推动；新首都的建设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这些国家的迁都都意图平衡国内的经济发展状态但却皆未能改变原有的沿海故都在国内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这种非洲国家建构进程中故都与新都二元秩序对立的表现可以被概括为“双子星城市”现象：一座是位于沿海的港口故都城市，另一座是位于内陆新建的首都城市。前者往往因其所担当的通商贸易职能所决定的外向性而使其成为该国实际意义上的首都或经济中心，而这样的现象又反过来使以此为都的国家成为一种贸易依赖性的外向型国家。从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时代，以首都特性为代表的国家特征从始至终主导着非洲诸国的发展面貌与状态。可以说，非洲国家对作为港口城市的首都（故都）的经济依赖性并没有因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有所改变，路径依赖的态势使非洲沿海诸国实际意义上的首都仍旧是港口城市。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通过迁都来推动国家建构的方式往往最终并未达到预期 效果：或是国家的实际中心仍是位于沿海港口的故都，或是新都依旧延续了殖民 时期的病症而不能加以解决——新都要么为故都所俘获，要么干脆成为另一座故 都。其实，非洲国家建设的成功与否或许可以纳入一种新的考量维度：即故都不 再在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治理转而由新都所代表的政治秩序所主导，故都仅仅扮演着经济中心的角色而不再与政治中心分庭抗礼——这就意味着非洲国家 走出了以对内陆地区的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为核心的老路，而真正转向了政治独 立与国家自主身份的重塑。通过迁都，非洲国家政治意义上的“中心”与“边缘”被重新定义：正是由于内陆新都的资源与人力是不足以供给现代社会首都级别规模的需求的，因此必须要建立和维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把全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人力资源不断地补充到内陆地区的发展当中来，从而使国家机器常葆活力。

综上所述，非洲诸多国家所产生的“故都 VS. 新都”二元分化现象，从思维方式层面来看，是一种“殖民思维”与“国家建构思维”之间的对立；从城市职能分工层面来看，则是一种“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立；从国家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层面来看，则是一种“实际首都”与“名义首都”的对立。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二元秩序的现象在很多国家并非鲜见，例如，华盛顿与纽约分别担当着美国权力中心与资本中心的职能，而中国古代长安与洛阳、北京与南京所构成的“两京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帮助广域国家管理“东—西”“南—北”问题的同时，以首都为纽带也推进了国家内部民族融合与经济发展。可见，以迁都为代表的国家统治中心空间转移可以被视为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中的游动，其所产生的二元中心现象并非必然会撕裂国家、阻碍国家建构进程，如何打破“故都 VS.新都”所代表的二元秩序对立的逻辑，形成二元中心的融合发展，成为非洲国家实现国家发展的关键之一。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非洲国家（政治实体）的首都（行政中心）总体上呈现一种“内—外—内”的徘徊往复特征。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各个国家（政治实体）的政治中心从位于内陆的传统王国中心迁移到位于大陆外沿的殖民贸易港 口地区；到了后殖民时期，很多非洲国家又选择将位于殖民贸易口岸的首都再度迁移回归到大陆内部的国家地理中心——这样一种非洲国家首都（行政中心）在政治地理空间上的迁移规律，成为两百年来非洲国家政治权力分配模式在非洲大陆上具象化的体现，其背后蕴含着的是殖民秩序所代表的“经济剥削与利益汲取”逻辑和后殖民秩序所代表的“政治独立与身份重塑”逻辑之间的博弈。

以首都为方法来理解非洲国家建构的成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非洲国家实际上是“跛足的利维坦”（Lame Leviathans）。这意味着非洲国家一方面以强大的首都为核心，通过等级分明的官僚制结构与机械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对国内政治、经济资源形成了高度垄断；另一方面，与存在着的庞大国家权力相悖谬的是，首都难以通过那些有形的枝干向地方提供应有的回报，国家权力的触角难以延伸至国家领土范围的每一个角落——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权力仅仅维系在首都地区，而地方始终游离于首都的控制之外，国家对领土以及国民控制的合法性亦随之减弱。这样一种自 19 世纪到最近数十年间持续不断的首都与地方之间的巨大隔阂引起了非洲统治精英的警惕。他们认识到，要让首都掌握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权，从而建构起持久的统治体系进而有助于国家建构，关键的因素不仅在于将“地方的资源整合到首都”这样一种殖民时代的逻辑，更在于有效管理疆域内尽可能多的人口——对人的控制可能比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更加重要。因为一方面对人口的控制是维持在辽阔疆域内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国家权力无法触及的区域，不满的民众往往会反抗以首都为核心的现存秩序，组织起一种“武装边缘”，或是挺进权力中心，或是削弱之。

为了着手解决独立后的国家建构问题，很多非洲国家都选择了迁都的方式。然而，与其说迁都解决了非洲各国所面临的领土整合、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等问题，不如说暴露了非洲各国国家建构背后殖民因素的持续影响力。值得关注的是，似乎不能简单地将迁都视为推翻殖民包袱的一种必要姿态。本文发现，非洲诸国都有一种将迁都“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将迁都与告别殖民历史、民族国家独立、经济高速发展进行强绑定，形成了一种“为了迁都而迁都”的决策模式，最后仍旧使诸如大城市病、首都与地方区隔等故都所反映出的殖民包袱在新都“复刻”，迁都所造成的巨大财政压力与二元秩序对立甚至会阻碍国家建构的进程，进而在国家层面上造成无法挽回的系统性发展失调。

其实，这样一种二元秩序对立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于：非洲很多国家的迁都仅仅是一种点对点的迁移——故都与新都仅仅是两个“点”，而未形成辐射面进而带动周边广袤地区的发展，其本质是对殖民时期发展模式的一种延续。而在当代中国对非洲国家实施援助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欧洲殖民统治时期所制造的以首都为牵引点的局限性：通过铁路建设、港口建设以及医疗服务等方式，试图填补非洲首都（新都、故都）与地方之间的资源鸿沟和服务鸿沟，以期突破国际交往过程中的“首都局限”；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促使故都与新都相辅相成、互相弥合，变“二元秩序对立”为“二元秩序共生”。譬如中国帮助尼日利亚“三纵五横”铁路网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在打破了新都阿布贾与故都拉各斯之间的区隔的同时，拉近了政治、经济中心城市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成为尼日利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港口货物北运、北部资源南流”，使尼日利亚南北民族、社会交流深入，进而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整合。

进一步而言，通过非洲首都城市来理解国家建构的背后是一种大陆秩序与海洋秩序之间的冲突。以陆地为基础的非洲王国和以海洋为基础的欧洲帝国之间，由于军事技术与工业技术发展的差异而造成了明显的分野，欧洲海洋帝国的入侵标志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后非洲的历史与现实便可以被概括为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非洲首都城市恰恰位于两种秩序冲突的前沿地带。首都不仅反映了非洲国家发展进程当中所面临的问题与亟待解决的症候，也成为非洲国家治国理政的抓手与实践对象，如何融合大陆性与海洋性两种秩序，并建构非洲国家首都的“非洲性”（Africanness），或许是未来一段时间内非洲国家谋求独具一格发展方向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