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陈晓晨 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国别与区域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目 录
学之探究 | 格雷格·弗莱与《框定岛屿：太平洋地区主义中的权力与外交能动性》
国外经验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建制
观点集萃 | 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批评：从一位学生的反思谈起
编者按：太平洋岛国是一个传统上被视为“边远”乃至“”的地区，但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和曝光度不断提高，受到各方重视，经有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冷门”演变为某种程度上的“显学”的趋势。由于地理、历史、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原因，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太平洋岛国享有特殊地位，乃至在很多人眼里，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的“主要先驱者、主要贡献者和强烈维护者”（Wang Shiming, 2018）。反过来，太平洋岛国在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虽然有高低波动，但整体上一直较高。在《2020年澳大利亚防务战略更新》中，太平洋岛国尤其是靠近澳大利亚的美拉尼西亚地区被定义为澳大利亚的“紧邻区”（immediate region）——与澳大利亚的国防与安全利益直接相关。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对太平洋岛国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值得我国区域国别学研究者特别是太平洋岛国研究者深入探究。
本期简讯聚焦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与前几期不同，本期特邀责编陈晓晨研究员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及其前身机构）为聚焦点，试图“以点带面”地勾勒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发展历程、代表学者及著作以及对此的反思声音。本期设置“学之探究”“国外经验”和“观点集萃”三部分内容。“学之探究”介绍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荣誉副教授、太平洋岛国研究大家格雷格·弗莱（Greg Fry）及其专著《框定岛屿：太平洋地区主义中的权力与外交能动性》；“国外经验”介绍了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及其前身机构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建制沿革与目前的教学研究概况；“观点集萃”从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一位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中对母院教学的反思谈起，收集了几位学者对该学院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澳大利亚（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太平洋岛国研究仍然带有的“殖民性”的反思批判声音，为探察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提供不同视角。
学之探究 | 格雷格·弗莱与《框定岛屿：太平洋地区主义中的权力与外交能动性》
格雷格·弗莱（Greg Fry）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荣誉副教授，是整个职业生涯研究太平洋岛国的学术大家。他1950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战后的一代人”。25岁时，为了完成硕士论文，时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生的弗莱在南太平洋岛国游学和田野调查数月，期间在该地区主要地区组织之一南太平洋委员会实习，从此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兴趣。1978年，他再赴南太平洋岛国做实地田野调查，并对南太平洋论坛、南太平洋经济合作局等地区组织进行访谈。在前后长达数年的研究与实地调研基础上，1979年，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南太平洋地区主义：本土承诺的发展》，重点关注了南太平洋岛国（2000年以前主要被称为“南太平洋岛国”，该地区至今仍可被称为“南太平洋地区”，下同）和岛屿领地（指尚在西方殖民统治下未独立建国的岛屿政治实体）为何和如何一步步加强对本地区组织的控制力并试图组织地区合作，详细阐述了南太平洋地区非殖民化过程中地区主义实现本土化的过程、方式、动力及影响。虽然只是一篇硕士论文，它却成为公认的南太平洋地区主义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四十余年里，弗莱发表论文、报告等数十篇，研究兴趣广泛，但研究视角具有一以贯之的共性，那就是一直基于其博士论文的出发点，重点关注地区层次，关注地区主义中的本土视角。
博士毕业后，弗莱留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后任赫德利·布尔研究员——该岗位正是以英国国际关系学者赫德利·布尔命名。1988年，弗莱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部主任，任职一直到2011年。2011年到2015年，他赴南太平洋大学任访问学者，在斐济度过了五年时间，期间对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新发展进行了融入式实地观察，并与另一位太平洋岛国研究大家、时任南太平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桑德拉·塔特（Sandra Tarte）共同主编了《太平洋新外交》（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一书。此后，他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荣誉副教授至今。
弗莱本人虽然是澳大利亚籍，但一直对太平洋岛国的境遇抱有同理心，为此不吝批评本国政府的太平洋岛国政策。这种同理心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也将他的学术成果与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上世纪70、80年代，他着力解读“太平洋方式”（The Pacific Way），研究小国的主权问题、南太平洋无核区以及岛国自驱地区主义的勃兴；冷战结束后，他较早认识到冷战的结束可能使南太平洋岛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抨击当时澳大利亚主导推进的地区一体化不符合南太平洋地区的实际情况与需求；进入新千年后，他忧心西方尤其是澳大利亚打着“反恐战争”旗号，对太平洋岛国实施“新干涉主义”；近年来，他密切跟踪和研究太平洋岛国新一轮自驱的地区主义勃兴，认为这是“1971精神的回归”（注：1971年，太平洋岛国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由本地区国家组成的地区组织南太平洋论坛，是本地自驱的地区主义的标志性事件）；近两年，他大力呼吁维护《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反对“奥库斯”等冲击太平洋岛国地区机制，支持太平洋岛国“锚定自己的航向”。这种一以贯之的学术观点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统一是弗莱学术生涯的鲜明特点，也体现了一位国际关系学者、区域国别研究者身上的人文主义情怀。可以说，弗莱四十多年的研究成果连起来就是太平洋岛国地区发展史的一个侧面。
2019年12月，在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四十多年后，弗莱的学术专著《框定岛屿：太平洋地区主义中的权力与外交能动性》出版。在致谢中，他写道，这本书起始于1975年他第一次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身份为其论文做田野调查，此后45年太平洋岛国地区外交政治一直是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与南太平洋大学任职的研究重点，这本书是对他这段漫长研究旅行的总结。诚如斯言。
整体上看，这本专著站在历史的角度，全景式地考察了全球秩序变化背景下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建构历程。作者探讨“何为太平洋岛国地区”，首先从概念上探讨了“何为地区”“何为地区主义”“何为地区治理”。作者从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社会”概念出发，认为地区是一种“地区社会”；借用新地区主义理论，尤其是弗雷德里克·索德伯姆（Fredrik Söderbaum）有关“地区化”与“地区性”的概念，认为地区是国家之上的“想象的共同体”与“地区社会”，认为地区认同在地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同意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所说，地区是地区层次上的“政治竞技场”，并由此延伸，认为不同地区认同之间的相互竞争是构成地区的要件；他还同意索德伯姆与蒂莫西·肖（Timothy Shaw），认为需要突破国家中心主义，认为地区内外与国家之下的地区公民社会以及跨地区行为体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地区主义与地区治理是如上所述的多种行为体互动构成的不同地区认同与观念之间竞争的过程与结果，其结果取决于权力结构与行为体施动性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取决于各方叙事框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之所以从概念入手，不厌其详地讨论“何为地区”“何为地区主义”“何为地区治理”，是因为太平洋岛国地区的特殊性，也因为弗莱本人的研究经历。太平洋岛国是最晚整体上结束殖民时代的地区（甚至直到今天西方殖民统治仍然存在，且比其他地区程度更深），被一些人视为一个被西方定义的客体（“大洋洲”本身就是被西方定义的概念），而且国小民寡，在传统的以权力尤其是硬权力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被认为实力弱小，难以对国际体系乃至本地区体系产生作用，甚至难以决定自身命运。此外，在弗莱初入研究生涯之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功能主义理论大行其道，一度被地区主义研究者和实践者奉为圭臬，其路径一度被太平洋岛国地区组织照搬，从而产生了实践效应，而这种路径此后被证明并不一定适合太平洋岛国的实际情况。正因为如此，弗莱等具有太平洋岛国本土思维的学者特别强调太平洋岛国的主体性，认为外力不能完全决定太平洋岛国地区建构，强调太平洋岛国和岛民自身构成的“地区社会”在地区建构中的能动作用（施动性），而这种作用往往持续数十年之久，其间充满了各种互动乃至矛盾。当然，也正是在较长的历史进程中，太平洋岛国最终从一个地理概念演进成为具有“地区社会”属性的地区，产生并发展（尽管是在不同时期随着不同的全球秩序而产生波浪式发展）自驱的地区主义与地区治理。通过这种定义方式，弗莱希望强调，太平洋岛国的地区建构是历史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是自驱的过程而非完全受外力作用；是社会互动而非完全是域外大国政治的结果；具有本地区自身的特点而非其他地区的照搬；是叙事框架而非完全由硬实力决定的结果。
在此基础上，弗莱分章讨论了各个历史时期该地区的叙事框架及其合法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地区治理，包括殖民时期、地区主义肇始时期、去殖民化早期、后殖民地区政治时期、“冷战”影响下的后殖民时期、后冷战时期、“反恐战争”时期和当代新的地区建构时期。通过对每个时期太平洋岛国地区叙事框架与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弗莱希望：第一，通过全景式的历史考察，揭示在每个历史时期影响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外部观念；第二，揭示太平洋岛国地区政治的变迁性质，包括外部变迁与内部变迁；第三，揭示每个历史时期在外部变迁影响下太平洋岛国地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竞争，特别是围绕叙事框架的竞争，包括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作为叙事框架的变迁，以及这种竞争推动下的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变迁。如此，弗莱不仅对他长达四十多年的研究生涯做了一个阶段性总结，而且将自身的研究经历融入了研究对象这几十年的历史变迁里。
当然，弗莱的这本专著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似乎是为了矫枉而过正，该书突出强调了观念的作用，弱化了权力关系及其对叙事框架的作用，在权力关系、地区机制与叙事框架三者之间似乎不够平衡，从而有陷入观念主义的倾向，乃至给读者一种“地区叙事框架的演进决定了地区主义的发展”的印象。不过，瑕不掩瑜，这本专著已经足够成为当代太平洋岛国地区研究的扛鼎之作。弗莱的学术生涯，特别是数十年如一日的钻研精神、学术热情以及对研究对象国家与人民的人文主义关怀，也值得当代中国的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者参考。
参考文献：
1. 陈晓晨：《南太平洋地区主义：历史变迁的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2. 徐秀军：《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以南太平洋地区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alism, London: Palgrave, 2016.
4. Greg Fry, Framing the Islands: Power and Diplomatic Agency in Pacific Regionalism,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5. Greg Fry and Sandra Tarte (eds.), The New Pacific Diplomacy, Canberra: ANU Press, 2015.
国外经验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建制
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机构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上传统深厚，建制健全，其历史沿革和经验做法值得考察。其中，尤其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ANU College of Asia & the Pacific, 2009-）及其下设的太平洋事务系（Department of Pacific Affairs）和太平洋研究所（ANU Pacific Institute）为主要建制（注：在澳大利亚与其他大洋洲国家语境中，“太平洋”时常狭义地指代如今的太平洋岛国地区，下同）。本文旨在对该学院及其前身太平洋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后更名为“太平洋和亚洲研究学院”，2009年撤销、并入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和太平洋历史系（Department of Pacific History, 后更名为“太平洋和亚洲历史学部”，2009年撤销、并入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建制沿革与目前的教学研究概况进行初探。
1946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是澳大利亚第一所由联邦政府出资、作为联邦机构一部分的公立大学。成立伊始，学校设立了4个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s, 与一般的“学院”相比更偏重研究），分别是物理学研究学院、医学研究学院、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和太平洋研究学院。太平洋研究学院是其中唯一一所以区域研究而非学科为基础的建制，这足以体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学校的出资者）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高度重视。1951年，当时作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最高决策机构的临时委员会这样指示太平洋研究学院：“主要的焦点……将是澳大利亚控制的岛屿领地……与此同时，研究将一方面包含更广的太平洋殖民地，另一方面包含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特别是研究这些国家对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领地的影响。”太平洋研究学院第一个拥有全职教职的教授詹姆斯·戴维森（James Davidson）也表示，尽管（太平洋研究）学院覆盖整个太平洋岛屿领地，但澳大利亚控制的领地显然是优先研究对象，因为这符合澳政府的需要。此后，戴维森从事了多项政府服务项目，包括为西萨摩亚、瑙鲁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制定宪法提供咨询建议。
不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临时委员会中首位负责太平洋研究学院的顾问、后来曾任太平洋研究学院第一任代理院长的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坚持学术本位的建院思想。据弗思本人后来回忆，他当时认为，虽然学校没有理由疏远政府需求与建议，但学校的研究项目的决策与执行必须由学者而非政府官员决定。据此，他对太平洋研究学院早期的定位是“通过对广大太平洋地区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系统性地扩展知识”。而且，他本人因为个人情况等多种原因，对学院的行政管理事务涉入不深，种种原因使得学院直到1961年才有了第一位被正式任命的院长，在此之前，学院内部的合作都主要依靠各个系教职人员之间的自发合作。而且，太平洋研究学院在建院后的二十多年里都没有从事研究生教学培养。
此外，弗思还是一位学科本位论者。他认为，研究者应当以所属学科的知识为第一追求，为此可以不必非要研究太平洋地区。他提议太平洋研究学院设立4个研究系（research departments, 与一般的“系”相比更偏重研究），分别为人类学系、地理系、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体现了早期以学科为导向的学院建设思路。其中，人类学和地理学最受关注，为此也影响了早期学院的研究重点——重点资助以人类学方法对太平洋岛屿领地的实地深度田野调查。当然，格雷格·弗莱在前述专著中批评这种研究路径“代表了西方殖民者的视角与叙事框架”。
1951年，在被任命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代理院长后不久，由于各种个人原因（其中包括弗思本人为新西兰人），弗思辞职离开了澳大利亚，但他的学术本位、学科本位的思想和对人类学的重视深刻地影响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其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包括正面影响与局限性。
同样在1951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已有的研究学院下设研究系的基础上设立了兼顾教学与研究的系，由此正式设立了太平洋历史系。而由于太平洋研究学院在行政上的组织度不高（例如直到1961年才有正式院长），且建院后的二十多年里都不招收学生，太平洋历史系一度成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展太平洋岛国研究与教学的主要建制依托，尤其在教学中发挥核心作用。此外，远东历史系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也与太平洋岛国研究有一定横向关联。在首任系主任戴维森的影响下，太平洋历史系以收集太平洋岛国历史档案为己任。1968年，太平洋历史系建立了太平洋手稿局（Pacific Manuscripts Bureau），“抢救性”地收集了一大批手稿资料，存放至今的微缩胶片超过4000卷、15万页。此外，该局还收藏有各种纸质或电子版手稿、档案、音像资料、艺术品等一手资料与藏品，其中部分可供网上阅览。1966年，《太平洋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依托太平洋历史系创刊，时至今日已成为该领域公认的权威期刊。此外，校图书馆有专门的太平洋岛国文献资源库，校出版社设有太平洋岛国编委会，校档案馆有太平洋岛国档案室等。这些科研基础设施为今天的研究者和学生提供了丰富资源。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多个太平洋岛屿领地独立建国，太平洋岛国研究的重要性上升，来自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也显著提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一个发展高峰期，体现在预算开支、职员规模、研究成果和教学培养等各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起，太平洋研究学院开始培养研究生（虽然学籍属于“综合研究学院”），前文所述的格雷格·弗莱就是该院参与培养的早期毕业生之一。
不过，20世纪80、90年代，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和太平洋历史系都经历了预算缩减带来的挑战。1990年，太平洋历史系与其他相关系合并为太平洋与亚洲历史学部（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太平洋研究学院更名为“太平洋与亚洲研究学院”（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太平洋岛国在其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乃至被一定程度“边缘化”。另一方面，来自太平洋岛国（但未必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教职人员增多。在此背景下，1994年，太平洋岛屿联系委员会（Pacific Island Liaison Committee）成立，这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职人员自下而上成立的非正式组织，旨在促进学校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兴趣。
事实上，冷战后一段时期内，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相对衰退不仅存在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而且是澳大利亚全国范围的问题。从1991年到2009年，澳大利亚全国10所高校开设的太平洋岛国相关课程总数从68门降至30门，此后大体维持这个规模。缩减的直接原因是澳大利亚教育部实施《高等教育贡献计划》，相关预算缩减，背后原因则是澳政府对太平洋岛国在政治上重视程度下降（似乎吊诡的是，那段时期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达到空前程度）。
200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进行了组织机构改革，在原有的太平洋岛国研究以及亚洲研究基础上，组建了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运行至今。该学院（college）的设置试图体现多学科、多领域、多区域国别交叉融合的意图，目前下设4个二级学院（school）——科拉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管制与全球治理学院，其中科拉尔·贝尔亚太事务学院下设太平洋事务系。亚洲和太平洋学院还设有11个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太平洋研究所（ANU Pacific Institute）。与早期的人类学和历史学传统形成对比的是，该学院非常重视社会科学在太平洋岛国研究中的作用。从最早的太平洋历史系、太平洋研究学院到今天的太平洋事务系、太平洋研究所，体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的传承、起伏与变迁。
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已成为集教学、科研与对外交往等职能于一体的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机构。在教学方面，该学院设置了太平洋研究学士项目、太平洋发展硕士项目和博士深造项目，其中太平洋研究学士项目是目前澳大利亚唯一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本科专业，所包含的课程主要由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开设，也有一些课程由其他学院开设。学生毕业需要修满144个学分（除了语言类课程外，一般为每门课6学分，学时数大体与学分数匹配），其中包括以下七大模块：
第一模块为专业必修课，共24学分，包括《太平洋研究导论》《太平洋世界：大洋洲中的批判性探察》《全球化世界中的太平洋研究》《当代太平洋政治与发展》4门课，每门课均为6学分。这4门课分别由太平洋事务系和文化历史与语言学院开设。
第二模块为高级专业课，至少6学分，可在《太平洋的性别问题》《太平洋岛屿田野学院》（相当于田野调查入门课）《太平洋接触项目》《原住民研究阅读》《太平洋环境与发展》5门课中选修，每门课均为6学分，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块中选修一门即可。
第三模块为专题学习，至少12学分，可在：1）太平洋岛国历史与考古；2）政治、国际关系与安全；3）环境与资源；4）文化、文学与语言四个专题共23门课中选修，多数课程为6学分，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块中须选修至少两门。
第四模块为太平洋岛国语言辅修，最多24学分，目前可选修法语、德顿语或皮金语。
第五模块为语言辅修或相关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辅修（必须二选一），至少24学分，其中语言辅修课程除了上述太平洋岛国语言外，还有汉语、日语、印尼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可选；相关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辅修有考古学、艺术理论与历史、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课程，以及亚太国际关系、亚洲史、印尼研究等区域国别研究课程可选。这个模块旨在通过强化语言或强化学科与区域国别专题研究，提升学生对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认知与研究的综合能力，众多的课程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第四模块和第五模块在语言课程上看似有重复，实则给学生提供了可掌握两门外语的渠道。
第六模块名为“副校长本科生课程”，共6学分，主要是参加实习（其中包括在太平洋岛国的实地实习项目）或高级学术阅读，直接为学生就业、深造或通过实地调研完成论文服务。学校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支持学生在就学期间赴国外学习、实践。
第七模块为全校范围的通选课，需修满48学分，起到加强通识、拓宽视野、全面培养的作用。
这七大模块从课程设置角度看较为合理，既有通识培养、又有专业研修，既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又提供了丰富的不同学科与区域国别研究课程，有利于以精通太平洋岛国语言为基础的学科交叉，还注重田野调查与实践，从而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培养本科后备人才。
在近年来澳大利亚国内上下各方对太平洋岛国重视程度重新上升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2017年推出的“太平洋升级”（Pacific Step-up）战略对太平洋岛国研究2825万澳元直接资助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系近年来迎来了发展机遇。其中一个显著表征是，修习太平洋事务系课程的学生人数大幅度上涨，特别是本科生选课人数急速增长，从2017年的188名一路上升到2021年的547名，显示该校学生对太平洋岛国研究的热情，来自太平洋岛国学生数量的增长（根据评估，他们会倾向选修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课程），以及政府预算支持与院系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数据见下图：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部《太平洋研究项目评估》报告
在科研方面，太平洋事务系和太平洋研究所都承担科研角色。太平洋事务系目前由索尼娅·帕尔米耶里（Sonia Palmieri）担任系主任，全职教学研究职员目前共20人，其中不乏保罗·达西（Paul D’Arcy）这样的该领域知名学者，另有近20名荣誉职位和访问学者，其中包括前文所述的格雷格·弗莱，以及6名行政支持人员。太平洋研究所目前由太平洋事务系副系主任乔治·卡特（George Carter）兼任所长，另有18名顾问委员会成员，其中包括14名教学科研职员和4名行政职员。该所研究力量不仅包括全职成员，还充当了联系校内众多院系所中心共同从事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枢纽”，尽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本身存在多个不同乃至一些方面迥异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谱系。
总之，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70多年来的建设经验（包括前期走过的弯路、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在这些经验基础上当前的教学培养方案与科研建制，值得我国太平洋岛国研究乃至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参考借鉴。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澳大利亚外交部：《太平洋研究项目评估》报告，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review-pacific-research-program-2017-2022.pdf.
2. 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18—28页。
3. Donald Denoon, “Pacific Island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31, No.2, 1996, pp.202-214.
4. Raymond Firth, “The Founding of the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Vol.31, No.1, 1996, pp.3-7.
5. “Review of the Pacific Research Program (PRP),”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November 2021,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review-pacific-research-program-2017-2022.pdf.
6. Stewart Firth and Vijay Naidu (eds.), Understanding Oceania: Celebrating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and It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7. Wang Shiming, “General Review on the Process of Australia’s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 Yu Changsen (ed.), Regionalism in South Pacific,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pp.36-44.
观点集萃 | 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岛国研究的批评：从一位学生的反思谈起
对一个机构的教学研究工作进行评判，来自学生的视角非常重要。其中，学生的批评意见尤为难得见诸正式文本。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太平洋岛国研究就有这样一份来自本院学生的反思；更有意思的是，这种批评反思就出自这名学生的博士毕业论文的导论部分。本期“观点集萃”就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2015级博士生（2021年毕业）比安卡·亨内斯（Bianca Hennessy）在她的博士论文《去殖民化的太平洋研究的可能性：从学术活动演变的大洋洲谱系学中的所得》中对母院教育的回忆与反思开始：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殖民主义（原标题）
我的亚洲和太平洋研究课程和研究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为建制依托。亚洲和太平洋学院是一个本科生的好地方：它班级规模比其他学院小，有许多出国学习机会，对一些学生来说则是套磁杰出教授的渠道。学院对学生的鼓励内嵌在澳大利亚的“亚洲世纪”话语中：亚洲代表我们的经济未来，而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有在这个广阔地区施展肌肉的巨大空间。你可以有理由认为，亚洲和太平洋学院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很多授权可以在冷战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找到根源：好好了解你的朋友，更要好好了解你的敌人，在国家利益中动用这些知识。
因此，我们训练学生亚洲和太平洋岛国语言，从汉语到德顿语，从乌尔都语到皮金语，鼓励学生出国学习工作。我们为那些毕业后去外交部门和在其他国家NGO、在国家安全和国防领域工作的同学庆祝。亚洲和太平洋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从事各种形式的驻外工作，代表澳大利亚在全球的利益，将对某个区域国别和学科的“专业技能”收拢在他们的手提箱里。如图1.2所示，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学位被推广为服务于未来雇主“对地区专业知识需求”的“专业化学位”，给每个毕业生“国际职业发展”的渠道。
我就是这种教育下的一个“产品”，感谢我在此接触到的这些机会。但是，我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旅程意味着，尽管学院鼓励我“向外”旅行，但我总是感到“向内”的压力：我个人作为许多代的澳大利亚白人移民后代，批评我自己学院的历史和仍在持续的传统，清算那些宣称对其他人“专业”和“有用”的东西。
当然，亨内斯批评的对象不仅限于她的母院，而是针对目前她目力所及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她认为，所谓的“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从一开始就是西方殖民者为服务殖民利益而产生的，先天具有殖民性；在资本主义下，当前的高校有两个功能：一是制造知识（就像其他行业制造商品一样）；二是提供教育服务，可被视为一种商品流通。她认为，以她自己学院为代表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机构的建制、职能与系统都仍然带有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其功能是生产和传播被殖民化了的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武器化”，在此过程中对太平洋岛国本土知识产生“认知压迫”，使得太平洋岛国的主体性与代表性被以学术研究的名义系统性地边缘化。
为此，她认为必须要对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去殖民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第一，承认和减少对太平洋岛民知识的“认知压迫”；第二，推动学术关系转型，包括学者、教职、学生、广泛的共同体以及学校本身的关系，使其走向权力关系的重新平衡，更多由太平洋岛民领导与太平洋岛国相关的研究、课程与组织，而非太平洋岛国须出让学术权力；承认和减少正在发生的学界中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面临的由殖民的结构和系统保持的学术压迫。
一些太平洋岛国学者与亨内斯博士（她最后通过了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但毕业后并未进入学术界工作）持相似看法。例如，塔尔西休斯·卡布陶拉卡（Tarcisius Kabutaulaka）和卡特莉娜·特艾瓦（Katerina Teaiwa）就2019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澳外交部的直接要求下建立太平洋安全学院（太平洋事务系和太平洋研究所的学者参与了该学院的建立，詹姆斯·巴特利[James Batley]等还参与较深）一事评论道，“这是太平洋（岛国）研究安全化的表征，也是大洋洲学术空间和话语的表征。澳大利亚机构日益期待了解太平洋岛国，但又缺乏太平洋岛国本土学者，这是一个问题。澳大利亚的‘太平洋升级’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太平洋岛国的利益与优先事项，导致日益军事化而非太平洋岛民渴望的环境、文化和人类安全。”
事实上，正如格雷格·弗莱在前述专著中强调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也是叙事框架竞争的一部分，对地区建构具有施动性。不同时期的太平洋岛国研究范式，从殖民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人类学，到去殖民化早期的民族学，到“冷战”高峰期的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到后冷战时期的“良治”研究，再到当前的多种范式与方法并存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本身就反映了太平洋岛国地区叙事的演进，又对太平洋岛国地区建构产生影响，乃至本身也是地区建构进程的一部分。弗莱和亨内斯都批评了太平洋岛国研究的“前辈们”在早期以“研究”为名对太平洋岛屿人民生活的贬低与侵害——例如亨内斯毫不客气地指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手稿局的一些“收藏”实为从太平洋岛民手中的掠夺，警惕从早期的实质内核为种族主义的人类学研究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背后的西方叙事不仅对太平洋岛国研究，而且对太平洋岛国本身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和太平洋学院的太平洋岛国研究活动本身就体现了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互动，对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视角与立场下发展太平洋岛国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研究客体和研究主体的双重价值。
参考文献：
1. Bianca Louise Hennessy, The Possibilities of Decolonial Pacific Studies: Learning from an Oceanic Genealogy of Transformative Academic Practice, ANU Thesis, October 2021.
2. Greg Fry, Framing the Islands: Power and Diplomatic Agency in Pacific Regionalism, Canberra: ANU Press, 2019.
3. Tarcisius Kabutaulaka and Katerina Martina Teaiwa, “Climate, Coal, Kinship and Security in Australia-Pacific Relations,”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ug. 21, 2019, http://www.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climate-coal-kinship-and-security-in-australia-pacific-relations/.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陈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