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史艳 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学院讲师
目 录
学之探究 | 拉丁的还是美洲的？
观点集萃 | 对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
国外经验 | 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编者按：拉丁美洲是与中国相距最为遥远的地区，中拉关系早期的发展受制于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拉双方对外战略的调整，中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拉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起步早、发展曲折，又因其特殊的殖民历史以及与北美洲形成的盛衰反差，为宏大理论的检验提供了天然的比较案例，拉美地区也越来越受到区域国别研究者的关注。
本期简讯聚焦拉丁美洲研究，特邀责编史艳博士以拉美研究的范式演变为线索，尝试梳理拉美研究的核心争论。本期设置“学之探究”“观点集萃”和“国外经验”三个栏目。“学之探究”从拉丁美洲的概念出发，探讨了拉丁美洲的文明基因以及文化与政治传统，介绍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政治学教授霍华德·J.威亚尔达的著作《拉丁美洲的精神》和墨西哥哲学家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思想。“观点集萃”梳理了拉美研究的范式演变历程，从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到相对主义范式下的依附理论，二者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区域国别研究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论；而通过拉美文化理论中的文化杂交概念，可以看到拉美研究在全球主义的范式下呈现新的研究景观。“国外经验”介绍了拉美地区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机构，包括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瓦加斯基金会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美研究院。通过拉美地区的代表性学者及其理论，本期简讯希望能为认识拉美研究提供框架性的参考。
学之探究 | 拉丁的还是美洲的？
从地理划分来看，拉丁美洲泛指以美墨边境格兰德河（Río Grande）为界、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的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南美洲的33个国家，地域总面积超过2000万平方公里，地区总人口接近６亿。然而，拉丁美洲本身是文化概念，命名的由来与欧洲殖民的历史密不可分，指的是以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代表的拉丁语系欧洲国家的殖民版图，区别于以英语为主的盎克鲁撒克逊美洲。拉丁美洲概念的缘起于1830年代，随着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谢瓦利埃（Michel Chevalier）开始用它来描述该地区，这一名称获得了关注。至1860年前后，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意图扩大法国在新世界的影响力，通过拉丁美洲的提法，表明拉丁系影响下的美洲大陆与法国存在一定的文化亲近性，强调其与拉丁系欧洲共同的语言和文化遗产，而后“拉丁美洲”一词首次以书面形式出现在智利政治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Francisco Bilbao）在巴黎的会议发表内容中。
拉丁美洲是拉丁的，意味着拉丁美洲是继承欧洲的。美国比较政治学者霍华德·威亚尔达（Howard J. Wiarda）所著《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The Soul of Latin America: Th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一书中指出，发现新大陆和对拉美殖民的历史，是从摩尔人手中重新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葡王国的延伸，1492年标志的不是同过去的断然决裂，而是延续和拓展。中世纪晚期，已经在欧洲其他地区衰落的封建制度在伊比利亚半岛繁荣起来，并被两大宗主国移植到新世界，被新经院哲学赋以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的封建制度，在长达三百年的殖民统治中垄断拉美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威亚尔达对拉美独立运动的分析指出这是一场保守的革命，不能与英国、美国、法国的大革命相提并论或被纳入社会革命的范畴，因为唯一关乎社会革命的印第安人起义遭到了镇压。因此，分析拉美国家建国的起点，更应关心的不是独立前后发生了哪些变化，而是哪些核心得以延续了下来。拉美的独立革命仅仅是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运动，是一次统治精英阶层权力的更替，目的是维护和强化在殖民地出生的白人——克里奥尔政治精英的权力，殖民统治的许多特征都保留了下来，包括威权主义、精英主义、等级制度、神权统治、重商主义、世袭制度等。
拉丁美洲也是美洲的，意味着拉丁美洲是基于本土生发的。尽管拉美政治制度和文化认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统治，欧洲的语言、宗教、政治安排、法律体系等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为其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奠定了基础。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拉丁美洲的文化是多元的，土著文化、非洲文化与欧洲的影响相融合，在地区内不同国家创造了独特的身份。墨西哥哲学家、1920年代公共教育部部长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在《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一书中提出了他对美洲本体论的认识，即美洲的本质是种族文化的混血，认为世界种族的加速融合将为一种新类型的种族的出现铺平道路，这个新种族即 “未来的宇宙种族”，将成为新的革命性力量。巴斯孔塞洛斯并不支持拒绝西班牙文化的印第安主义，而是倡导拥抱多元融合的新思想，指出拉美种族的混合不仅是血液的、也是精神的，拉美人是“两三种血液混合的继承者，精神世界由所有文化构成”，因此“只有通过宇宙的宽广才能得到满足”。韩琦指出，美洲融合的过程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政治、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首先是智慧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的。
除了欧洲与本土的呼应，今天拉丁美洲最特殊的地缘政治处境是与美国的邻近，墨西哥流传的一句俗语称“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Tan lejos de Dios, tan cerca de Estados Unidos）。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对拉丁美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包括经济往来、军事干预、文化交流等，美国价值观和消费文化在拉美地区广泛传播。美国和拉美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合作和伙伴关系时期、也有紧张和冲突时期。
无论是看作被遗忘在美洲的欧洲还是拉丁滤镜下的新世界，很难将拉丁美洲归为更“欧洲”、更“拉美”或是更“美国”，因为该地区融合了多种影响，每种影响的主导程度会因具体方面、特定国家或历史时期而异。然而还是可以公平地说，拉丁美洲保持着独特的文化特征，是由其欧洲殖民历史根源以及与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互动所塑造的。
参考文献：
1. 霍华德·J. 威亚尔达：《拉丁美洲的精神：文化与政治传统》，郭存海、邓与评、叶健辉译，张森根审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
2. 韩琦：《巴斯孔塞洛斯的“宇宙种族”思想与墨西哥的文化民族主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观点集萃 | 对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
拉丁美洲常常被比喻为宏大理论的试验场。拉美地区与北美地区同时期的殖民历史、先后的独立进程，以及建国后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将拉美国家置于天然的比较研究视野，南北美洲在独立前后发展进程的盛衰倒转被称为历史的 “大翻转”（Great Reversal）。建国以后的现代化进程，是对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议题。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拉美地区在发展问题上长期受到现代化理论和单线发展模式的影响，相关研究呈现出普遍主义的范式景观。这一景观的核心特点是，重视检验西方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模式，认为拉美发展滞后的根源在于特定的内部障碍，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成功检验了现代化的动力，拉美地区应着力克服内部障碍而全面追随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理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基本立场是倡导自由开放的市场与通过全球化实现比较优势的最大化。拉美国家作为自然资源集中的大宗商品原产地，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西方扩大资本积累、投资和促进企业家价值观的道路，建设自由市场模式、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在政治发展上，现代化理论的另一基本假设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民主政治的形成需要一系列其他社会条件作为前提，包括价值观、历史条件、社会制度等。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的各项条件上发展得越好，就越有可能支持民主制度。因此普遍主义范式下对拉美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工业化扩张带来的劳工运动崛起、民众日益上升的政治地位，以及不同类型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民主转型的条件和发生模式。
然而，宏大理论有时无法解释来自拉美国家的复杂经验。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拉美的现代化进程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民主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拉美国家的实践经验并不符合学者们所预想的现代社会，反而呈现出更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更保守的威权政治。无数例外一再确认，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并非必然以一个共同想象的彼岸为共识，而是持续地受到源于当地的独特逻辑支配。拉美地区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对象，其普遍性被放大、对其特殊性的关注不足。如何在现代化和自由民主的理论框架之外对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做出恰如其分的学理解释，探讨拉美政治经济变化多样性的实质，是拉美研究突破普遍主义范式的动力。
相比于国际学界对拉美地区的各种判断，拉美学者对自身的批判性研究以及由此反馈的理论贡献，形成的影响更为深远。拉美的学者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和社会动态有着深入的理解，这些细微的对地区独特性的观察，使其更能够在具体语境中分析问题，优先考虑国际学者不易顾及的方面。在对拉美的区域研究中，拉美学者挑战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对基于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提出质疑，为理解拉丁美洲的复杂现实提供了替代框架。与此同时，拉美学者的研究也通常与解决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具有更直接的政策相关性，从理论创新走向政策指导，拉美知识界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瓶颈问题提供了有力支持。
依附理论是由拉美学者发展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贡献。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sch）成为拉美经委会的执行主任，其与德国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尔（Hans Singer）共同建立的“普雷维什—辛格尔假设”（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基于大宗商品贸易逆差进行宏观经济研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发挥巨大指导作用的依附理论。该假设针对拉丁美洲经济实践的理论解释是，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劣势影响会日益加剧，发展中国家对制成品的购买力将会逐渐下降，每单元初级产品的出口所换得的制成品的进口量会不断减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贸易上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来创造自给自足发展模式的可能。普雷维什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比喻成为“中心”和“外围”国家，在中心-外围结构的基础上，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与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推进了依附理论的发展，发表了《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的重要著作，提出了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的概念。
与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理论在接受经济决定论的同时，翻转了现代化理论的结论和逻辑，认为导致拉美国家落后的根源不是来自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国内障碍”，而是来自拉美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后承受的不合理国际分工和不平等国际交换。拉美国家虽然表面上采取欧美的现代化道路，但其经济利润被“中心”发达国家夺走了，这才是导致其有限发展或欠发达的根源，在结果上表现为拉美国家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和威权主义倾向。依附理论指出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结构性不平等，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内部阶级行为的决定因素，拉美国家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发展自身独立的道路。依附论的批判性视角挑战了主流的发展理论，拒绝了阶梯式工业化走向繁荣的单一视角，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外围国家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受到剥削，长期处于欠发达的状态，而不是线性视角下的发展中（developing）阶段。依附论对拉美研究和更宽泛的发展研究产生了持久影响，重新强调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交换的历史进程在塑造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作用，这种系统分析通过揭示外围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因素确认了同样需要通过结构性变革来实现真正发展的必要性。
除了依附理论早期的代表人物普雷维什和卡多佐，另有代表性的拉美学者继续完善和细化了依附论视角下对拉美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达多（Celso Furtado）分析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在其著作《发展与不发达》（Desenvolvimento e subdesenvolvimento）以及《巴西经济增长》（Formação econômica do Brasil）中强调了外围国家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以及通过国家干预促进发展的必要性。巴西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狄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提出了“依附资本主义”概念，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不平等交换中的行为体作用，其参与编著的《拉丁美洲：依附的挣扎与超越》（Latin America: The Struggle with Dependency and Beyond）是第一部从依附理论角度对拉丁美洲历史进行的综述。智利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桑克尔（Osvaldo Sunkel）通过对拉丁美洲发展战略和区域一体化的研究，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著作《内部发展：拉丁美洲的新结构主义方法》（Development from Within: Toward a Neostructuralist Approach for Latin America）倡导促进国内工业化与区域合作相结合的政策。此外，秘鲁社会学家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阿根廷学者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等人发展并应用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来分析全球权力关系和殖民遗产，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各国在其中的处境。这些拉美学者对依附理论的阐述、批判和完善，丰富了其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变革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应用，一方面组成了对拉美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发展成为对国际学界的理论贡献。
对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还涉及文化理论，拉美的文化学者关注文化在塑造社会和身份方面的作用，对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阿根廷人类学家内斯特·加西亚·坎克利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是从拉丁美洲的角度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和文化现象的学者，提出了文化杂交（cultural hybridization）的概念，其发表的《杂交文化：进入和离开现代性的策略》（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成为拉美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坎克利尼以跨学科的视野，重新构想了拉美的现代性，探讨了拉美国家与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的矛盾在于拉美国家陷入了尚未消失的传统和尚未到来的现代性之间的空间，从其传统与民主之间的混合状态可以看出，拉美面临的挑战是构建现代民主的文化和知识体系，既不能屈服于精英艺术和文学的诱惑，也不能屈服于大众媒体和营销的强制影响。杂交文化是以拉丁美洲的方式庆祝一种所有人类文化的持续状态，超越任何单一的纯粹领域，而是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中形成多样的文化面向。以拉美为主要案例的杂交文化研究、文化全球化和流行文化等议题，推动了世界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的辩论。
从文化理论中的杂交概念不难看出，在对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多学科互动逐渐成为新的潮流，不再明确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在学科发展上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方法论上呈现中层理论倾向，研究成果表现为超越作为国别区域研究的后现代主义拉美研究。主要研究关切沿着全球主义的路径，提供了理解拉美区域的大规模过程视角，比如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跨文化贸易、生物交换、技术转移、观念更新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等议题。在这场学科发展的争论中，以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荣誉教授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M. Ster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全球化的冲击使得区域研究和所有学科一样都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和知识市场的变革，全球主义成为吸引眼球的新的研究主流，旧有的结构化研究模式不仅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面临彻底转型，全球主义范式景观下的拉美研究不容忽视多元文化特征，文化成为重要的自变量而不是过去的情境因素，未来的拉美研究发展势必更加关注文化特质问题，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关键内核所在。
在现代化理论反映的普遍主义范式和以依附论代表的相对主义范式之间，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究竟应该更加强调理论的普适性还是强调地区的特殊性，应该试图去解释所有现象还是充分了解现存的个例，一定程度上，全球主义范式下后现代拉美研究的发展是试图超越二者对立的努力。归根到底，对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拉美与世界的关系，究竟是选择归属欧美发达国家之路还是寻找拉美地区自我发展之路，这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争论。
参考文献：
1.史艳、赵可金：《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兴起、进展与镜鉴》，《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
国外经验 | 拉美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
拉美地区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类型多样，除了主流大学和大学下设的专门研究机构，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机构还包括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FLACSO）和具有国际及地区影响力的智库，下面简要介绍各机构情况。
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西班牙语缩写为CEPAL，由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1948年2月设立，1984年7月将加勒比国家事务纳入工作范围，总部位于智利圣地亚哥，是联合国五个区域委员会之一，成立的目的是促进拉丁美洲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广泛的社会议题开展研究，定期发布研究报告，并在比如贫困、不平等、环境保护和性别问题等领域提供专项的技术援助，加强拉美各国之间以及拉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
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院（Latin Americ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西班牙语缩写为FLACSO，是一个地区性的学术机构，仅限研究生培养的大学和政府的合作组织，总部位于哥斯达黎加，在拉丁美洲设有多个校区和中心，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和墨西哥，致力于社会科学大类的研究生教育、专项研究和知识传播。拉美社科学院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7年4月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会议上提出的倡议所创建的，目标是促进该地区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就与该地区相关的广泛主题进行研究，鼓励跨学科的项目以及各国之间的学术网络建设。
拉美地区国际影响力突出的智库是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葡萄牙语缩写为FGV，成立于 1944 年 12 月，总部位于里约热内卢，还在圣保罗和巴西利亚设有办事处，以其严谨的研究声誉及其对巴西公共政策辩论的影响力而闻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最佳智库排名中位列世界前十，被视为拉丁美洲顶级、全球管理最佳的智库。FGV同时也是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经济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法律、社会科学、应用数学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本科生、MBA、以及硕士和博士课程。FGV该基金会下设90 多个研究中心，合作机构网络在巴西 100 多个城市提供教育课程，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主题涵盖宏观和微观经济、金融、商业、法律、健康、福利、贫困和失业、污染和可持续发展，还开展历史、社会科学、教育、司法、公民和政治领域的研究项目。
大学依然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许多大学都设有专门研究拉丁美洲的中心或研究所。拉美地区高等教育机构历史悠久，其中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当属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西班牙语缩写为UNAM，其下设的拉丁美洲研究院（Colegio de Estudios Latinoamericanos，CELA）于1966年创立，目标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历史提出新的解释和建议，创建以来拉美经历了古巴革命、冷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军政府政权时代等时代变化，CELA致力于生产有关共同历史和共同问题的知识，以促进拉丁美洲国家的知识一体化。墨西哥作为拉美的文化中心，一直是该地区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交汇点，也是流亡者的接收国，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意义。CELA强调从内部研究拉丁美洲现实的重要性，培养了第一批致力于本地区研究的学者。在后续的建设和发展中，拉美本土的拉美研究被理解为以经济和政治、文学、地理、经济和历史为基础，对拉丁美洲的议题采取跨学科方法、旨在不断完善一个能够应用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知识档案。
总体而言，拉丁美洲学术界的区域研究网络，通过提供独特的视角、进行比较分析、开展跨学科研究、参与国际学术社群，以及通过大量政策相关的研究回应全球性的挑战，为国际知识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上只是拉丁美洲众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知识传播的机构的代表，在推进拉美本土的知识体系建设、培养批判性思维以及塑造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公共辩论方面，共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CEPAL: https://www.cepal.org/ .
2. FLACSO: https://www.flacso.org/.
3. FGV: https://portal.fgv.br/ .
4. CELA(UNAM): https://cela.filos.unam.mx/.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史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