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彭世卿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目 录
学之探究 理解北欧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观点集萃 北欧国家的“和平学区域研究”循迹
学人访谈 李形教授谈北欧国家及其国际关系研究
编者按：本期简讯聚焦北欧研究，以北欧国家和平学区域研究的形成过程为脉络，尝试呈现出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特性以及北欧国家区域研究的偏好。本期设置“学之探究”“观点集萃”和“学人访谈”三个栏目。“学之探究”从北欧国家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概念辨析切入，探讨了北欧与欧洲文明互鉴的简要过程，勾勒出北欧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如何形成了妥协、互信、和平的政治文化。“观点集萃”讨论了北欧特色区域研究的思想源起、和平学特征以及区域研究过程中的价值争论，可以发现北欧国家在和平学研究领域有着悠久和卓越的贡献，但同时在进行区域研究时也可能面临陷入强迫的“价值共性”和“普遍主义”的危险。“学人访谈”收录本期特邀责编彭世卿博士对丹麦奥尔堡大学李形教授的访谈，内容聚焦于北欧国家及其国际关系研究的特点，也揭示了中国与北欧国家关系所面临的困境。
学之探究 | 理解北欧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从地理划分上来看，北欧地区是横跨北部欧洲和北大西洋的一个地理区域，北欧国家（Nordic countries）则是指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这五个主权国家。广义上的北欧国家除了上述五国，还包括了法罗群岛、奥兰群岛和格陵兰岛这三个自治领。而文献中经常提及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Scandinavian Peninsula）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时则被误解为北欧国家的同义词，并互相替换使用。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指代的只是北欧地域中的一个次区域，狭义上仅仅是指丹麦、挪威和瑞典三个国家，是北欧国家的子集。笔者认为，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概念更恰当的用法是用来代指和强调北欧文化的独特性。在种族和文化意义上，斯堪的纳维亚指的是“居住在危险的岛屿上说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人”，其种族主要是由北日耳曼语言群体“北方人（Norseman）”的后裔构成，经过试图一体化北欧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运动”而成为北欧人民的共同遗产与文明印记。现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囊括了移民北欧或被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所同化的群体，如冰岛、芬兰和法罗群岛。从语言上看，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已然形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连续体并可以互相理解；法罗语和冰岛语被称为岛屿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被前者所理解；芬兰语尽管与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相距较远，但其仍然将瑞典语作为两种官方语言之一。从群体身份上看，斯堪的纳维亚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它们具有极为相似的文化属性，并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等许多方面形成较高的一致性：都是人口较少却高度发达的中小国家，有着相似的“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制度，都是奉行“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并保持着极高的生活水平，也都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民主传统以及高度同质化的宗教等。斯堪的纳维亚因而成为北欧国家共同的文化符号。
北欧国家曾受到欧洲大陆的深刻塑造。尽管北欧人曾以侵略者和殖民者的角色出现在欧洲大陆，其创造的众神殿、诸神和女神等神话形象给欧陆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但与此同时欧陆也开启影响和塑造北欧国家的进程，并深刻影响到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形成。瑞典考古学家约翰·卡尔默(Johan Callmer)在《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大陆》（SCANDINAVIA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VIKING AGE）一文中指出，在整个维京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深受欧洲大陆精神和物质文化的影响，维京时代末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已经采用了许多源自大陆的重要文化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许多方面甚至直接成为西欧和中部欧洲文化的变种：从房屋建筑技巧到生活器具，从宗教文化到衣帽装饰，欧陆文化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一直在持续。
瑞典学者安妮索菲·格拉斯隆（Anne-Sofie Gräslund）进一步指出，基督教从欧陆的传入丰富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化特性，伴随着基督教化和北欧中世纪王国的出现，欧洲对北欧文化的塑造结束了维京时代。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德意志和俄罗斯的扩张政策，对北欧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瑞典和丹麦在三十年战争中的参与直接受到了欧洲大陆权力斗争的牵连，这些冲突不仅塑造了北欧国家的军事策略，也影响了其国界和领土的划分。经济领域是欧洲大陆影响北欧国家的另一重要途径。中世纪晚期，汉萨同盟由北德的几个城市发起，其网络扩展到了波罗的海，包括今天的瑞典和芬兰。这种联盟促进了技术和商品的流动，使得北欧国家的经济结构与欧洲大陆紧密相连，同时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宗教方面，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对北欧国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北欧地区迅速传播，特别是在瑞典和丹麦。这一宗教变革不仅改变了北欧的宗教景观，还促进了教育和文学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结构和政策的制定。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对北欧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科学思想到启蒙时期的哲学和政治论述，都促进了北欧知识圈层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尽管受到欧洲大陆的深刻塑造，北欧国家因其独特的政治社会传统、自我生发的现代化发展路径，以及早于欧洲大陆的深度一体化运动，都让斯堪的纳维亚形成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独特文化，也为现代北欧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对外关系奠定基础。
首先，权力的妥协很早并且始终存在于北欧社会中，北欧早期社会的政治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协商与法令的融合。一方面，源于海盗时期的议事会议（Thing）给北欧人提供了协商议事的平台，用以罢黜领袖以及“立法”。从9世纪到北欧的中世纪（13-17世纪），议事会成为北欧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北欧的国王由议事会而非世袭产生，瑞典人甚至可以通过公民会议废黜国王，国王拥有倡议立法和监督审判的权力，但最终的结果仍然由公民议事会决定。从已知的时代至中世纪之前，北欧公民议事会自始至终是一块基石，它确保了北欧人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性和公正性，确保了统治者要通过签订契约受到被统治者的制约，否则将失去既有权力。另一方面，北欧宪章（Charters）的产生延续了用契约限制国王的传统，不仅限制了国王的司法权力，还推广有节制的税收理念，更是以官方条例的形式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因而“君主的意志即国家的意志”这种罗马人所秉持的观念，在北欧国家从来没有真正形成和被接纳。丹麦学者福尔默·威斯蒂（Folmer Wisti）认为：“北欧的政体——甚至君主政体出现之后——比世界其他地方实行着更广泛的参政。”“基于妥协”这一传统的烙印确保了对待冲突时较为温和的态度，近代以来欧洲大陆典型的暴力革命与社会动荡在北欧三国都没有出现，北欧三国也分别在1849年（丹）、1866年（瑞）和1884年（挪）和平自愿地终结了君主专制。
其次，北欧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促使其形成了妥协互信的政治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浪漫主义观念中和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竞争和贸易自由化产生的社会分化。尽管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常常受到欧陆甚至北美的影响，但北欧人总能找到自己的道路，著名挪威哲学家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就认为，北欧诸国从中世纪走向现代化的一些过程是独有的，是充满“北欧的优雅魅力”的，如较为公正的政治包容，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启蒙过程，以及因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实现富足之前便尝试建立一种社会化的福利关怀体系。这句评论指的是独特的北欧启蒙（田园启蒙）运动，与欧洲大陆广泛存在的现象不同，北欧国家推动早期启蒙思想的社会力量是上层的教士、开明官员和底层民众的联合，斯堪的纳维亚浪漫主义形象的建构主体是农民。起先，宗教虔敬主义禁止世俗力量举办宗教集会，强制人们阅读宗教典籍并进行教理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教士具有知识和能力引领变革，并在不产生宗教对立的基础上领导和制定一场启蒙运动。在18世纪自上而下的“开民智（folkeopplysnying）”运动中，这些教士捍卫质疑与分歧、自由研究的重要性，主张培养农民自身的思考能力和论辩技巧，坚持一种开明的君主专制，捍卫妇女权利等，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讲理的人”，并避免了反宗教的雅各宾派和亢奋的政治浪漫主义产生，开明国家官员、神职人员和农民之间遂形成良性互动。19世纪的人民运动是田园启蒙思潮的延伸，其结果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国家获得全面胜利。此间，瑞典社民党被保守党关于“人民之家”的畅想和概念建构所吸引，以家园为修辞的理念在北欧国家传播开来：国家的建立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政治工作、承担责任的过程，这个国家应该成为全民的家园，社会应当组织成一个家庭，现代意义上的北欧国家最终建立。
最后，斯堪的纳维亚集体身份的形成让其成为世界上和平团结的典范。从试图将北欧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到一战时期瑞典、丹麦、挪威三国的中立联合声明以及外交一致，再到二战结束后北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活跃在国际社会，北欧已经成为一个以友谊和信任为标志的集体，其特征是高度的社会相似、紧密的社会结合和充分的相互信任。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S. Browning）认为，北欧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证明自己比欧洲乃至其他国家更出色，它们代表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汉斯·安德森（Hans E. Andersson）更是指出，在欧洲尝试用制度化走向一体化之前，北欧国家已经通过建构集体观念进行了尝试，北欧“甚至可能被视为未完成的国家建设的遗迹”。
参考文献：
1. Anne-Sofie Gräslund and Linn Lager, “Runestones 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s”, in Stefan Brink eds.,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8, pp.629-639.
2. Bo Stråth, “Nordic Modernity: Origins, Trajectories and Prospects”, Thesis Eleven, 2004, Vol.77, No.1, pp.5-23.
3. Christopher S. Browning, “Branding Nordicity: Models.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Excep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the Nord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2007, Vol.42, No.1, pp.27-51.
4. Hans E. Andersson, “What Actives an Identity? The Case of Nor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0, Vol.24, No.1, pp.46-64.
5. Johan Callmer, “Scandinavia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Viking Age”, in Stefan Brink eds., The Viking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8, pp.439-458.
6. [挪]奎纳尔·希尔贝克著：《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7. [丹]福尔默·威斯蒂主编：《北欧式民主》，赵振强、陈凤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观点集萃 | 北欧国家的“和平学区域研究”循迹
北欧国家的“区域研究”是怎样的？或者说北欧国家是否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有益的，北欧国家的区域研究整体体现出重视和平研究、尊重社会平等、追求实用性等特征，强调国际关系和冲突解决中的理论发展与实际应用，这种研究特征或者说是研究传统并不类似于“西方正统”的区域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研究起初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强大国家和强力私人机构的仆人，其任务是增进殖民者对世界的了解。例如，第23期简讯“法国区域国别研究”特辑责编宗华伟博士认为，17至19世纪的法国文化区域学是考察“远僻地域”“原始社会”的知识体系，如今已受到普遍的批评与反思。二战结束后，区域研究在美国形成了稳定的范式与制度格局。李秉忠教授认为，美国区域研究的实质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美国文明的主导性地位与霸权性解释话语，是根据美国国家利益需求确定研究选题并进行资助。这一观点在今天同样具有说服力。与之相对，北欧亚洲研究所所长盖尔·赫尔格森（Geir Helgesen）思考了北欧国家区域研究的不同之处。他认为，进行区域研究之前必须先明确国家视角的差异。北欧国家由于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较小的幅员条件，使其在对外研究的过程中难以借鉴和效仿北美地区以及欧陆传统大国关于区域研究的经验和视角。同时，北欧国家不存在追求权力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能力和文化背景，建构国际或地区间的秩序也并非其力所能及。因此，对于北欧国家来说，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关系更像是一个需要互相深入了解、进行合作和沟通的平等“他者”关系，其中和平学视角下的区域研究成为北欧国家区域研究最为突出的特点。
北欧国家在和平学研究领域有着悠久和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在冲突解决、和平建设，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北欧国家有着公认的和平传统：北欧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和平。与其他地区一样，北欧也有许多争斗，如国家分裂、少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竞争、资源和边界争端等，不同的是这些争斗并没有导致战争，自1815年以来，北欧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武装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和平共处不仅是该地区的特征，也是外交政策的明确目标和北欧“品牌”的一部分。1919年成立的北欧民间协会(Foreningen Norden)将促进和平共处与合作视为首要目标。该协会最初是瑞典、丹麦和挪威大学生中的一个精英项目，但很快就将其成员基础扩大到这三个国家以及覆盖了芬兰、冰岛、格陵兰岛、法罗群岛和奥兰群岛的大部分人口。
北欧国家一直保持着消极和平和积极和平的统一。消极和平是指即使面临争端，北欧国家之间仍没有发生战乱。1905年挪威独立，1918年冰岛独立以及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争议、丹麦和挪威的东格陵兰岛争议，尽管有着较高的战争风险却仍然选择非战手段消解争端。积极和平是指北欧社会在历史上多次尝试建立统一的社群，以及按照北欧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准则及行为方式解决问题，从而达成共同的和平。北欧国家间的信任和克制不仅削弱了战争的可能性，更进一步形成了互相承认的共有价值体系，19世纪由社会精英提出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仍延续至今。
北欧国家还保持着内部和平和外部和平的统一。内部和平指的是国家内部的非和平因素大量减少。所有五个北欧国家都在劳资双方代表达成广泛社会妥协的基础上发展了福利国家。虽然福利国家并非北欧独有，但北欧模式的突出之处在于其致力于互信、共享、实用主义的普遍观念，并且非常强调将行动者纳入一个平等的共同体，共同为所有人的福祉承担责任。外部和平指的是冷战结束后，北欧的和平共处理念与安全议程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在高压环境下增加对军事安全的关注。因而，北欧国家在国际上的表现形式是国际主义，其重点是和平解决冲突、充当南北桥梁、促进全球平等以及对联合国等机构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北欧的和平学研究议题广泛，并将和平学理论应用于具体的区域研究实践中。例如，在冲突分析和预防上，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年鉴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密切关注全球安全、武器控制和冲突预防，为理解全球冲突动态和预防策略的宝贵资源；在冲突解决的探索上，瑞典学者彼得·瓦伦斯坦(Peter Wallensteen)在著作《理解冲突解决》（Understanding Conflict Resolution）中深入探讨了冲突解决的各种模式和实践，也包括了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应用。在和平建设议题上，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克里斯蒂娜·霍格伦德（Kristine Höglund）专注于和平过程中的暴力问题，尤其是在和平建设阶段如何处理持续的暴力冲突，比如在南部非洲建立和平区的探索，对战后城市前景与风险的分析等，她的工作为后冲突社会如何实施有效和平建设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在持续维护和平议题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谢尔埃克·诺奎斯特（Kjell-Åke Nordquist）致力于调解、促进冲突各方之间的对话，以及冲突解决的相关研究，并长期关注哥伦比亚、中东和东帝汶的和平进程，还在2017-2021年参与了由赫尔辛基大学牵头的关于全球南方社会安全研究项目。
然而，基于根深蒂固的平等主义价值观，北欧国家在开展区域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过于强调“价值共性”。也就是说，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必然出现的国家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之争的问题上，北欧国家会认为“相似性”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坚定地认为最重要且基本的价值观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价值，无论它们有多少与生俱来的差异性。同时，强调“相似性”不会带来冲突，而“差异性”则会。因此，试图淡化“他者”的“差异性”、转而强调和促进“他者”与自身的“相似性”，就成为北欧国家在进行区域研究时无法绕开的“人道主义责任”。尽管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区域研究，但这可能同样带来普遍主义的问题，因为社会发展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一个从少到多的增长过程，一个可以被描绘成线性上升的现代化过程，而在这个理想过程中，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似乎一定会向中心地区移动。但事实往往相反，不可能有这种普遍的轨迹，社会发展的方式因受不同文化影响而各异。因此，合理地利用差异来实现积极、合作和开放，从而增进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北欧国家对华研究方面。
参考文献：
1. Anders Wivel, “What Happened to the Nordic Mode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Peace Review, Vol.29, No.4, 2017, pp.489-496.
2. Clive Archer, “The Nordic Area as a ‘Zone of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33, No.4, 1996, pp. 451-467.
3. Geir Helgesen, “A Nordic perspective on Area Studies”,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27, No.1, 2019, pp.14-20.
4. Ole Wæver, “Nordic Nostalgia: Norther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8, No.1, 1992, pp.77-102
5. Peter Wallensteen, Understanding Conflict Resoluti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9.
6. Rachel Harrison and Geir Helgesen, “Inviting differences: an ideal vision for Area Studies?”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27, No.1, 2019, pp.3-13.
7. 李秉忠：《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18-22页。
8. 刘玉安：《北欧社会发展模式》，《文史哲》1994年第5期，第12-16页。
学人访谈 | 李形教授谈北欧国家及其国际关系研究
编者按：丹麦奥尔堡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李形在丹麦接受了本期简讯特邀责编彭世卿博士的访谈邀请，就北欧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特色发表看法。
彭世卿（以下简称“彭”）：李形教授您好，您是丹麦奥尔堡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中国与国际关系首席教授，研究领域广泛，深耕北欧国家多年且在北欧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遂想请您谈谈北欧国家的情况及其国际关系研究特点。
[丹]李形（以下简称“李”）：我们先要明晰北欧和斯堪的纳维亚这两个概念，北欧是五个国家：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而斯堪的纳维亚一般指三个国家：挪威、瑞典和丹麦，这三个国家更像是一个小团体，代表了北欧最核心的文化，且在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领域都有着很相似的政策。
北欧国家是非常团结的，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是北欧国家有着很强的国际主义观念，比方说具有宏大的国际视野以及很强的国际援助能力和意愿，但是随着西方国家逐渐衰退，近些年的国际援助力度有所降低。上世纪90年代冷战之后，北欧国家的国际援助能达到GDP的1%甚至以上，力度非常之大。二是北欧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有“小国特色”，也就是其独特的国际角色。通常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大国之间很难做到协调一致甚至妥协，有时连对话都很难，尤其是涉及安全利益的时候。但北欧小国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拥有良好的国际声誉，因而能够在大国间进行斡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介入国际组织。三是非常依赖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达成良好关系，严格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进行行动对北欧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北欧国家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那就是所有北欧国家都是北极国家，也都是北极理事会的成员国，尽管它们不是地缘政治的玩家，但是北极地区是北欧最鲜明的地缘特征之一。目前来看，北极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被大国瓜分和占领的地方，不仅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大国之间北极航道的争夺也逐渐浮出水面。因此，不论是从经济安全还是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在大国争端日益发酵的今天，北欧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其安全观念和对外政策的选择也都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彭：北欧国家的中国研究有何独特之处？可否请您谈谈北欧国家的中国研究的特点，以及这些年的变化？
[丹]李：北欧国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丹麦也是较早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并以1897年建立的与中国和东亚国家贸易的东亚公司（The East Asiatic Company, EAC）而著名，与中国的贸易关系非常悠远。丹麦曾经有一位年轻人叫辛德贝格，在抗日战争当中依靠自身工作的水泥厂保护了上万名南京市民，并将侵华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众。因而北欧在中国人的形象中是比较清晰且亲切的，尤其是文化上的交流，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安徒生童话。此外，当今很多丹麦的外交精英和学者都曾在上世纪70年代前往中国学习汉语，改革开放之后人数更多，因此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谊。但是很遗憾，最近几年关系急转直下，中国和德国、法国之间还可以进行一些互动，但是和北欧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
北欧国家是高度发达的福利社会，民众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血统纯正且有着民主平等的悠久历史，因此有着极强的自我优越感。比如，北欧国家虽然承认美国的力量并且跟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从心底里认为美国缺少文化、贫富差距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而在进行区域研究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现在北欧国家对中国存在偏见逐渐加深，对中国的内政问题会站在价值观的角度进行批评。尤其是在一些涉华敏感问题上，北欧国家近来冲在最前面指责、批评中国，曾经与我们关系最好的国家之一现在妖魔化我们最厉害。
彭：还想请问您，北欧在学术上的关注点有没有自己独特之处？
[丹]李：北欧国家毕竟是小国，很难在战略上尤其是地缘政治上跟德国、法国、意大利或是美国站在一个水平线上考虑世界局势。近些年来，它们对价值观的关注尤甚。美国尽管会以价值观为由对中国进行批评，但美国还是以经济为最大的考量。北欧国家近些年对价值观的关注非常大，尤其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中国的价值体系进行评判。因此，北欧是非常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导向的国家，可以理解其在地缘政治上起不了很大作用，这不是他们能玩的游戏，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去加入游戏，所以必须通过价值体系来维护自身独特性。也可以发现，德、法等国家与中国的冲突更多关注大战略上的冲突，但这方面北欧国家是没有的，所以只能产生价值观方面的冲突。北欧国家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只能极大地依靠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保护伞，所以对北约和美国的支持度非常大。
彭：感谢您接受采访，也希望中国与北欧的关系健康发展！
学人简介：
李形(Li Xing)，丹麦籍，丹麦奥尔堡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政治与社会系中国与国际关系首席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为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一体化和社会变迁、跨国资本主义、发展学理论和政治社会学，以及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秩序等。曾任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成员，国际关系教学委员会主席等职务。2012年在丹麦创建《中国与国际关系学刊》并担任主编。一直以来，李形教授大力推动中国高校的对外研究和教学合作，目前是中国多所大学的特聘教授。李形教授是建立嘉兴学院对外合作的奠基人，于2002年推动和促使丹麦的雷比市(Rebild)和中国浙江省嘉兴市的友好城市关系，于2001年被编入《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于2017年选入《中丹关系名人录》。
近十年来，李形教授主编和出版了一系列由世界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以“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影响”为主题的系列书籍。这些系列书集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主要视角并结合多方面维度分析中国的崛起和其对现行世界体系带来的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主要学术成果包括《中国的崛起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2010, Ashgate)、《大转型时代的中非关系》(2013, Ashgate)、《“金砖国家”的崛起：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个新的世界秩序》(2014, Ashgate)、《新兴国家，新兴市场，新兴社会: 全球的对应》(2016，Palgrave MaCmillan)、《解析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2019, Palgrave MaCmillan)、《金砖国家国际政治学》(2019, Routledge)、《中国-拉丁美洲21世纪的关系: 机遇与挑战的双重复杂性》(2019, Palgrave MaCmillan)、《在全球变迁下的中欧关系》(2021, Routledge)，以及《中美博弈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秩序的重塑》(2024, Routledge) 等。目前，李形教授已经接受中国高端人才引进项目，并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签署云山领军学者聘佣合同，自2024夏季将就职于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彭世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