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黄晨蕊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探索历程
学术阵地 从事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主要高校
观点集萃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中国东南亚研究：理论、路径、议题与未来
编者按：东南亚与中国地缘相连、文化相亲，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区域。因此，中国学界始终致力于探索、了解、讨论东南亚。古代中国因自身政治经济发达，且交通信息渠道较少，曾一度对东南亚抱有负面想象，认为其野蛮落后。随着古代中国王权对海洋文明的探索，中国与东南亚的接触增加，对其了解进一步加深。在时代的变局下，近代中国学界逐步突破对东南亚初级的认识，开始借助史学材料、实地考察对东南亚进行学术化的探究，这一时期也初步诞生了一些研究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更多带有社会科学特征的理论与方法被引入东南亚研究中，研究者们借助高校等平台逐步推动东南亚研究的理论化与学科化。
在中国认识和研究东南亚的过程中，酝酿了一种从朴素到规范、从模糊到清晰的区域国别视角。最初，“西南诸国”“蛮夷”“南海”对于古代中国政权而言是一个朦胧的区域概念；随着接触与认识的加深，区域内不同国家的特点得到了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高校与科研单位进行了学术分工，各学术机构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与历史传统深耕于不同对象国的研究；区域国别学兴起后，关于区域与国家边界、视角、理论范式等方面的讨论将为东南亚研究带来变革。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愈加成熟，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色彩也在逐渐淡化，中国独特的区位优势、历史观念、文化智慧均为东南亚研究做出了别致的贡献。
本期简讯聚焦区域国别视角下中国的东南亚研究，设置“学之探究”“学术阵地”“观点集萃”三个栏目。“学之探究”以时间为线索，简要回顾了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探索历程，纵向显示出从古代到当代中国人探索认识东南亚的变化趋向。“学术阵地”梳理了中国当前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几大学术重镇：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广西的几所高校，通过介绍各高校的建设历史、代表成果、特色方向，勾勒出中国东南亚研究学科设置与研究现状的图景。“观点集萃”聚焦近年来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以当代中国学者在理论、路径、议题三方面的创新为代表，呈现出中国东南亚研究与时俱进的成果，并讨论了区域国别学视野下东南亚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未来方向，以期在学科交叉、汇融、革新的今时今日，为具有悠久历史的东南亚研究赋予新的发展潜能。
学之探究 | 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探索历程
中国对东南亚的认知与描述自汉代起便初具雏形。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首先回溯了战国时期与秦代巴蜀地区人民与巴蜀以西区域的接触，进而着重讲述了西南国家同汉王朝之间的关系，记录了唐蒙等汉代官吏抚定西南国家等史实。文中将西南邻国统称为“夷”，并通过“夜郎自大”等故事侧面突出了西南国家国土狭小、文化落后等特点。《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晋书·四夷传》也同样以“蛮夷”称呼现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对当地人民的外貌、风俗进行了如“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年少勇健者皆凿其背皮，贯以大绳，以杖摇绳，终日欢呼力作，不以为痛”等描绘，进一步体现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南国家野蛮怪异、尚未开化的刻板印象。南朝时期，《梁书·海南诸国传》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称谓发生了改变，用“海南诸国”取代了“蛮夷”，并以相对客观、具体的语言“采其风俗粗著”。牛军凯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与东南亚诸国之间有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使古代中国对东南亚的印象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观。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治成就显著，“蛮”“海南”“南海”等称谓均有出现，体现了社会观念的逐渐流变。到了五代、宋朝及其后，官方多称东南亚国家为“外国”，也称“南海”。[1]《明实录》多见关于南海祭祀的记载，强调了明代皇帝对南海区域的重视。如今学界所熟知的“南洋”概念自清朝诞生。清水师提督陈伦炯在其综合性海洋地理著作《海国闻见录》中，提出南洋指安南、柬埔寨、占城、暹罗、爪哇、亚齐等地，对东南亚地区有了比较清晰的划分与指涉，《清实录》也多次出现“福建为南洋门户”、广东“当南洋首冲”等表述。[2]这些称谓与看法的变化直接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认识由浅入深，但总体来说，古代中国对东南亚的认识还比较局限，主要停留在对该地区进行探索与描述的初级阶段，且往往带有为古代中央政权服务的特点，与知识性研究仍有较大差异。
近代以来，中国人开始不断地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南洋研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轫兴起。晚清民国时期的探索研究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使之与古代中国的南洋观出现了本质的差别：首先，南洋研究逐渐学术化、学科化。随着与南洋的接触交往加深，古代中国对南洋的刻板偏见逐渐被打破，在封建王朝后期呈现出客观化的趋势，但归根到底仍是一种粗糙的认识，体现了相关信息的文本也多为日记、游记一类的生活化文本。这种学术研究缺失的局面在晚清民国时期得到了改善，晚清王朝面对的生存性威胁掀起了中国学人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浪潮，南洋逐渐由简单的认识对象转变为研究对象。尤其在“五四运动”前后，诞生了一批如《南洋群岛英属之部》（朱镜宙，1920）《南洋》（黄栩言、谢彬，1927）等南洋研究著作，与《中国与南洋》《侨务旬刊》等南洋研究期刊，刘士木、叶华芬等第一代南洋学者开始在此中崭露头角。发展至20世纪30-40年代，南洋研究在一批批学者与学术团体的推动下逐渐转变为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具备了系统性、全面性等学科特点。其次，南洋研究中逐渐出现了明确的区域国别视角。在近代的研究中，既存在关于“南洋”整体的讨论，又出现了大量关于菲律宾、暹罗（泰国）、安南（越南）、马来亚的探讨，其涉及领域包括经济、政权、与中国关系等领域，这代表了近代学人已经具备一定的、自然的区域国别研究意识，在区域研究尚未被系统提出的情况下，针对南洋进行了区域化与个体化的不同研究，为当今的区域国别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再次，出现了针对南洋的研究机构。1927年，暨南大学的南洋文化事业部成立，标志着国内南洋研究的机构化与规范化。1940年，关楚璞、许云樵、李长傅、朱杰勤等一批南洋学者在新加坡成立“南洋学会”，创办《南洋学报》，主要进行华侨研究和中国与南洋关系研究。专门学术机构与学术团体的形成代表南洋研究的逐步成熟，也代表国内学界将南洋问题视作重要的政治、经济、外交问题。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例如，这一时期学人对于“南洋”概念的认知是较为模糊且有争议的。从19世纪中叶的《瀛寰志略》到20世纪30年代黄兢初、李长傅等人的讨论，可以发现“南洋”概念边界不清。王赓武认为：“到19世纪末……中国人把所有属于西方强国‘殖民地’的沿海地区都归入‘南洋’的范围。在20世纪初，他们还不太了解诸如东京（今越南北部）、老挝和缅甸等与广西和云南省接壤的地区，而且也总是弄不清该如何来描述像暹罗这样的一个独立王国。”[3]由此可见，彼时的“南洋”与现代的东南亚研究仍有一定差距。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各独立主权国家相继成立后，南洋研究进一步深化，逐渐演变巩固为当今的东南亚研究。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华南地区研究机构与团体的努力下日益成熟。20世纪50年代，华南地区的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相继成立了专攻东南亚研究的系所，并在日后不断重组、调整、优化，如今依然是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牛军凯教授指出，三个研究机构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改变，例如，厦门大学的南洋研究所到20世纪90年代改名为南洋研究院，研究方向包括了华侨。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所最初研究华侨，后来也研究经济、政治。中山大学的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后改名为东南亚研究所，从历史衍生到华侨、政治和经济。21世纪，三个研究机构都演变为了国际关系学院，旨在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人，赋予东南亚研究新的生命力。[4]除此之外，云南省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因与东南亚地理位置邻近，交通便利，往来频繁，存在得天独厚的研究考察条件，由此也建立了东南亚研究的机构。20世纪60年代初期，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东南亚研究组，开始对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国家的历史、民族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2002年，云南大学成立了东南亚研究所。20世纪70年代末，广西社会科学院成立印度支那研究所，后更名为东南亚研究所。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等高校也逐渐加入从事东南亚研究的行业。时至今日，华南、西南地区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院校，包含了当前国内大部分的东南亚研究专家，相应出产了大量的东南亚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团体之间注重沟通联系，高校、研究机构间定期举办以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为主题的学术活动，以达到共同推动中国东南亚研究发展进步的目的。
纵观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历程，可见中国的东南亚观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变化过程，即由古代的轻视态度转变为近代的受威胁认知，再演变为当代能够较为客观、全面地认识东南亚区域及各国，并与之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实际上与中国的发展史息息相关：古代中国由于经济发展迅速，加之信息渠道有限，因此对自我文明颇具信心，“上位者”心态突出，将外邦视为低等、怪异、未开化的存在，这一特征随着宋代以后中国对海洋的开拓才有所改善。在封建王朝瓦解后，中国面临接近百年的战争，这种“强敌环伺”的不安全感打破了曾经“天朝上国”的自信，开启了中国统治者及大批学者对世界，尤其是周边环境的求知。这一时期的探索在客观上由外部侵略推动加速开启，却同时因受到战争的冲击而过程艰辛，但新思潮、新文明的涌入与对外交往的增加还是带来了大量学术经验的积累，为中国的南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领导人对外交的重要规划，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政治与经济上的重要合作对象，同时由于国家建设的日趋稳定，高校与科研机构具备了进行系统性东南亚研究的条件。在区域国别学蓬勃发展的当今，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又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注释：
[1]牛军凯：《 ‘蛮夷’‘南洋’到东盟：中国东南亚研究的思想史脉络》讲座，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2024年4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eEL9kOnp7dphQnyZBIZ9OA。
[2] 谢贵安：《明清实录对“南海”与“南洋”的记载与认知》，《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18-26页。
[3] 王赓武：《新加坡和中国关于东南亚研究的两种不同观点》，《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第6页。
[4] 牛军凯：《东南亚研究与华南国际关系人才培养》，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8月31日，https://www.cssn.cn/qygbx/202208/t20220831_5489389.shtml。
学术阵地 | 从事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中国高校
中国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的重镇集中在华南地区与西南地区。根据对东南亚研究的主要贡献与团体之间的交流学习情况，可将国内东南亚的主要阵地分为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几个区域。其中，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几所高校在学术贡献与人才培养等方面较为突出，这几所高校在研究主题相似的同时各有偏重，逐步发展出各自特色。
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21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南洋华侨捐资创立的大学，其教学与科研因此具有面向南洋的色彩。1956年，中侨委决定在厦门大学成立中央直属的“南洋研究所”，首任所长陆维特指出：“它（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南洋（东南亚）华侨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问题，和南洋华侨所在国的历史、地理、人种、风俗习惯和文物制度等问题。”明确了南洋研究所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因考虑到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侧重越南、泰国等半岛地区，南洋研究所决定将研究重点置于海岛地区，鼓励田野调查，重视翻译和资料整理工作，经常组织侨乡调研和对侨访问。[1]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南洋研究所经历了停办。于1972年重新启动时，研究所注重外语人才的引进，结合国家的战略需要开启南海问题研究，强调研究视角的多样化，由此逐步从“中国中心论”立场的研究转向以海外华侨华人为中心立场的研究。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国家的支持与社会的发展，南洋研究所积极与中山大学、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等友情单位联系沟通，踊跃参与学术团体创办，推动了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福建省东南亚学会、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等团体的建设，同时搭建与澳大利亚、欧洲、北美、日本、东南亚、港台等地学者的学术交流桥梁。1996年，南洋研究所升格为南洋研究院，拟重点发展当代东南亚政治经济、华侨华人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及东南亚史研究、东南亚教育与文化、东南亚政治与法律等研究领域，改进教学与人才培养方案，重新组织《南洋问题研究》与《南洋资料译丛》编辑部，在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提升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水平。2013年，厦门大学创办了中国大学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致力于增进学校本部与马来西亚当地学者、学生的交流，促进人才培养与学术发展。[2]
自创办开始，厦门大学就受到了来自南洋华侨的大力支持，加之厦门城市面向海洋，为南洋研究所提供了卓越的研究条件与优良的研究传统。当前，南洋研究所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层面的人文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暨南大学 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史上，暨南大学具有开创性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侨校，暨南学堂（后更名为暨南学校、暨南大学）对南洋文化与华侨华人群体尤为关注。早在1918年，暨南学校就编辑出版了《中国与南洋》杂志，是中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开端之一。1927年，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诞生，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久、成绩最多、声名最著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机构，在学界与海内外社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国内从事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中心。[3]由于社会变迁，南洋文化部仅存在了二十四年，但这并没有停止暨南大学进行东南亚和华侨华人研究的步伐。尽管在战争中历尽坎坷，三度停办、五次搬迁，暨南大学仍保留了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资料、人才、学术联系等重要研究基础。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成立了时至今日的东南亚研究所，创办至今在学界影响颇大的期刊《东南亚研究资料》（后更名为《东南亚研究》）。60年代，暨大东南亚研究所在著名印尼爱国侨领和华侨教育家司徒赞的主持下，逐渐拥有了稳定的科研队伍和大量多语种专业图书资料，却又遭阻碍，被撤销数年。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学校与东南亚研究所终于迎来了稳定发展。1981年，暨南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华侨华人研究所（2006年升格为华侨华人研究院），自此大力发展东南亚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兼顾国际关系研究，培养从事国际关系学与东南亚研究的人才。[4]2011年，以上资源得到整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成立，成为国内外国际关系研究、东南亚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重镇。
在研究和办学的特色上，20世纪80—90年代，暨南大学主要集中于东南亚的经济研究与华侨华人问题研究，之后逐渐扩展到国际关系研究，研究范围也由东南亚扩展到亚太地区、美国，关注国别政治外交领域。[5]当前，华侨华人研究仍是暨大最鲜明的特色。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自初创起便与历史学有深厚的渊源，因此长期以来偏重于不同视角下的东南亚史研究。在几代学人的推动下，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在国内首屈一指，其汗牛充栋的著述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史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宝库。
20世纪50年代末，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室成立，得到了国内东南亚知名学术权威郭威白、陈序经、朱杰勤、金应熙等学者的鼎力支持，为中山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与科研队伍的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与厦门大学的东南亚研究做出分工，中山大学于学科建设早期确定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越南、缅甸、泰国，并兼顾印度。这一时期，一批东南亚归侨学者逐渐加入研究队伍，如柬埔寨归侨许肇琳、越南归侨邓水正、印尼归侨温广益，他们以对东南亚国家语言、文化、社会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东南亚研究的进程。研究室于1978年升格为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80年代末更名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设东南亚历史、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当代东南亚政治与经济、东南亚华侨华人问题四个研究室。21世纪之后，东南亚研究所几度随学校院系改组而变化，当前归入国际问题研究院。[6]
东南亚历史研究室建立以来，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以丰富的区域国别知识与严谨的学术态度，为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尤其是东南亚史研究贡献了大量宝贵的成果。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陈序经撰写了一系列东南亚史的论文与专著，其中《东南亚古史初论》等八本史学研究专著后集结为《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出版。50年代后期，学者们在东南亚的排华浪潮下，转向了对东南亚华侨的关注和研究。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建立之后，《东南亚历史学刊》开始发行，成为20世纪末中国学界东南亚史的最重要阵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山大学继续深耕东南亚史，产出了大量优秀成果，主要包括有关东南亚史的古籍整理、东南亚史代表著作翻译、东南亚史和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华侨华人史研究等。[7]2021年，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与东南亚研究所决定合编《亚洲史研究》集刊，在持续推进东南亚史研究的基础上，发展日本、韩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研究，为区域国别史再做贡献。
云南大学 云南省西部与缅甸接壤，南部和老挝、越南毗邻，省内的澜沧江水系与东南亚水脉相连，后发展为澜沧江-湄公河国际区域合作机制。在此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下，云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突出了鲜明的云南区位特征。
在云南大学专门成立东南亚研究机构之前，云南社科学界已明确认识到当地的区位优势，培植出东南亚研究的土壤。1963年，云南省历史研究所设立了东南亚研究组，开始对地理位置邻近的缅甸、泰国和印度支那国家的历史、民族等问题进行研究。70年代初，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复所，成立东南亚研究室，相继引入一批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的学者。80年代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进一步整合学术条件，创办了《东南亚》，后更名为《南亚东南亚研究》，至今仍是国内知名的东南亚研究期刊。在云南省内东南亚研究氛围的推动下，2002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成立，卢光盛、李晨阳、毕世鸿等当代知名东南亚学者接连入职，开启了以云南大学为阵地的东南亚研究与人才培养，并创办了《云大地区研究》等学术刊物。
云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主要体现出两大特点：首先，与缅甸接壤的自然条件使得云南成为缅甸研究的重镇。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名来自云南省各单位的研究人员发表了对于缅甸政局的综述。云南大学研究阵地开启后，多名学者也进行了关于缅甸政治、中缅外交等领域的研究。随着对缅研究的不断深入，云南省重点培育新型智库“缅甸研究院”成立，为中国的缅甸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其次，云南因地制宜，重视澜沧江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致力于发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相关研究。刘稚、毕世鸿、吕星等学者围绕湄公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合作研究出版了大量论文与政策报告。[8]近年来，澜-湄流域“同饮一江水”的密切关系得到了中国及流域内东南亚国家的关注，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完善，云南学者们的研究更显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西高校 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越南相连，交往历史悠久，加之壮族的民族文化与东南亚民族存在大量共通之处，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21世纪以来，“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南宁、桂林等城市与东盟在经济、文旅、教育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
与云南省研究阵地的情况相似，广西的东南亚研究发展模式也是由社科院研究蔓延向高校的人才培养。1977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机构复建，次年更名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内设印度支那研究所，重点研究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80年代，由广西社科院主办的刊物《东南亚纵横》发行，印度支那研究所改名为东南亚研究所，在三国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泰国的研究。到了90年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迈入新阶段，人才队伍也逐步多样化，广西就此出现了良好的东南亚研究氛围。[9]
广西的高校中，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均设有东南亚研究机构。1995年，广西大学成立东南亚研究中心，在此基础上于2005年成立中国—东盟研究院，主要研究中国—东盟关系及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法律、文化及民族等方面的问题。2012年，中国—东盟研究院进一步细化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将机构增设并调整至现在的10个国别研究机构（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柬埔寨10个国别研究所）和10个专业研究机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经济带研究中心、中国—东盟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马产业园发展研究所、中国—东盟战略研究所、中国—东盟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文化研究所/骆越文化研究中心、法律关系研究所、中越经济研究院），有《中国—东盟研究》（季刊）《中国—东盟合作年度发展报告》《中国—东盟国别发展年度报告》及不定期研究报告。广西民族大学着力发展东南亚区域国别的语言教学，于2014年从外国语学院中独立出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致力于东盟国家语言、文学、文化、国情等方面的研究，重点培养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与当地国情文化的区域国别人才。学院教师全部具有东南亚国家留学或进修的经历，有助于相关研究能够贴近东南亚国家的现实情况。广西师范大学于2014年设立中国—东盟关系研究所，于2018年设立越南研究院，整合院校资源，进行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与人才交流。
注释：
[1]张小欣：《新中国东南亚研究机构的创设与变迁（1949—1984）——以厦、中、暨三校为中心》，《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第35-48页。
[2]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南洋研究院院史编写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院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3] 赵灿鹏：《暨南大学南洋文化部的历史沿革》，《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第5-12页。
[4] 张振江：《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6期，第13-17页。
[5]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国际关系学系》，广州：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2006年版。
[6] 牛军凯：《问道亚细亚：中山大学亚洲史研究学科史》，《亚洲史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2页。
[7] 同上。
[8]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建所20周年大事记（2002—2022）》，《云大地区研究》2022年第1期，第222-232页。
[9] 农立夫：《广西的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纵横》2006年第4期，第54-61页。
观点集萃 | 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中国东南亚研究：理论、路径、议题与未来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教育部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可授予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学位，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学科范式的进一步分化、汇融、流变。这对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东南亚研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长期从事东南亚研究的曹云华、翟崑、张振江、牛军凯等知名学者都对当前国内的东南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相应探讨，致力于为未来的中国东南亚研究制定更加明晰、丰富的发展规划。同时，国内也有一部分学者立足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当下，对中国东南亚研究的理论、路径、议题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期待以区域国别的视角挖掘东南亚研究中潜藏的新可能。
从起初的实地考察、资料考据，到当前的学术化、学科化，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严谨的学术体系，其中理论化是提升研究水平的必要环节。将东南亚研究置于区域国别研究的视角下，则东南亚除存在区域本身的意义之外，也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张云认为，国际关系的区域国别研究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对区域国别进行精细作业的分类研究领域，在理论方面，面对国际关系大理论研究的衰退，区域国别作为单元层次有利于国际关系研究从大理论转向中观和微观理论。在此基础上，张云从东南亚区域史观的讨论出发，抓住了东南亚区域社会兴起的最重要概念“区域治理”，对东南亚史观的转变、区域知识论的解构、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和区域治理理论的嬗变进行了理论探讨。东南亚作为区域治理的典型样本，是“全球治理”理念在东南亚地区社会实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区域性国家间组织“国际社会化”的过程，它不仅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一场对话，还为非西方世界的区域治理提供了普遍性意义。[1]刘德斌指出，新一代的英国学派学者主要以宏大的世界历史叙事和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见长，张云创新性地以非西方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同时摒弃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叙事，是对英国学派知识论的扬弃和方法论的传承。另一方面，张云等当代中国东南亚学者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具有多年的一线调研经验，因此往往能在研究中将理论推演与实践经验充分结合，以窥探东南亚区域社会的真实面貌，推动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知识生产。[2]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学者开始以区域的视角认识东南亚，并借鉴传统经典国际关系理论搭建分析框架，以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这为东南亚研究带来理论拓新的同时，也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实用的、包容的道路。
在区域国别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的道路上，具体研究路径的探索尤为重要。包广将认识到，当前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两种难以兼容的路径，而这两种路径都未能跳出实体主义的窠臼。因此，包广将以东南亚的区域国别研究为例，提出一种关系主义的研究路径，将区域国别的内外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为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开创出一种新视角。在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一种路径强调区域国别研究的本土化，在东南亚研究中体现为掌握东南亚区域与国家本土的历史、语言、文化；一种路径注重区域研究的外部性或普遍性，认为任何区域国别都是与外部“镶嵌”在一起的。而将关系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性相契合，能够在研究路径上有所创新，化解传统路径的二元对立，以新视角看待区域国别研究。置于东南亚研究中：一方面，东南亚地区深受域外大国和多种外来文明的影响，在文化、宗教、语言、政治体制上极具多样性，但区域外部视角的研究容易使“自我”与“他者”简单对立，而忽略东南亚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并不是外来文明的被动承受者，其本身也具有积极探索的能力，但这种蕴于地区内部的独特性通常会将研究推入优越感的极端。而关系主义倡导平等看待区域内外因素，强调两者间的关系，这在东盟的成立和演进中均有体现，即将单个国家的安全、经济、文化与东南亚区域整体紧密相连，并主张东南亚区域有步骤、有管理、有规范地引入外部大国力量，将各种联系在“东盟方式”“东盟规范”“东盟理念”的引导下“网络化”。[3]这类关于东南亚研究路径的探索，彰显了中国学者对于东南亚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化。
东南亚史是贯穿了百年东南亚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中国学者认识和了解东南亚的重要窗口。祝湘辉与李晨阳基于区域国别视野，对中国东南亚史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史耀南、戴可来、贺圣达、袁丁等学者对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全面梳理有所不同，祝湘辉与李晨阳致力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透视区域国别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构建中国东南亚史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画卷中：20世纪30—40年代，以李长傅、岑仲勉、陈序经、冯承钧为代表的学者主要通过挖掘和考证中国古籍，论证了中国与一系列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史与华侨华人史。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学者重点翻译国外的史学著作或国别资料汇编，受时代影响，集中在东南亚民族解放、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史的研究重点开始与现实问题相关联，发展到90年代，中国学者主动吸收新的理论和范式，一改曾经对于东南亚史描述性的书写，开始将重点转向科学研究。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进一步使用定量研究、口述调查等新方法对东南亚史进行研究，体现出了一些跨学科的特点，既推进国别研究和专门史研究，又促进了区域研究和综合性整体研究。在区域国别学蓬勃发展之际，出现了一些紧迫的问题：区域国别研究如何融入史学？如何推动跨学科对话？如何夯实其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的地位？
对此，应当认识到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东南亚史研究之“新”：首先，中国目前进行的区域国别研究与“旧”区域国别研究在研究的意图上存在本质差别。曾经的区域国别研究起源于欧洲在殖民时期的扩张需求，知识体系的构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烙印。当前，随着世界秩序的演变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偏重于一种“走出去”的、认识世界的需求，相应的知识生产也逐渐带上了非西方地区的文化特征。其次，在此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契合了中国在面对来自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不同问题时，采取精细化、分层次和个性化应对措施的需要，拓宽了中国东南亚史研究的发展空间。从以往的研究风格上看，中国东南亚史的研究重点放在东南亚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及文献上，较西方的大学科导向来说，更具有区域国别导向；从当前的研究走向上看，中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跨学科方法，寻求融合科学和人文路径，探索区域国别和史学之间的交叉点。[4]区域国别视野下，中国将东南亚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在区域国别领域的延伸，不断提升对这一领域的认识，力争在西方东南亚史研究的霸权下迎头赶上。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国别学具有跨学科特质，与传统的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均有紧密的联系，其“新”与“旧”之间必将出现共生与分离、传承与革新的矛盾。因此，正确看待学科边界与学科竞争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高艳杰认为，在一些情况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可能面临整体学术、教学资源经过传统学科内化，被集中于领域内的传统优势学科，进而导致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偏离预设轨道的情况。同时，人文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仍存在一定距离，例如作为研究前提与基础的语言无法代替学术研究本身，作为一切社会科学基础的历史学难以有效回应东南亚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目前，从学术产出的实际情况看，国际政治相关研究已经在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领域获得主导地位，但如果缺乏本土化的原始知识，此类研究的深度也将严重受限。基于此，高艳杰进一步指出，学科之间的张力与竞争对学术本身的发展是有益的，在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中应注意：首先，研究不应完全依赖于政府规划，而需要将学术探索本身作为发展的另一驱动力；其次，也应避免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被高校内部学科竞争过度“牵引”，以至于无法满足政府对政策研究的需求。因此，中国的东南亚研究需要匹配多元的学科构成、合理的学科分工与合作体系，方能持续深入和健康发展。[5]
注释：
[1]张云：《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2] 刘德斌：《一本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拓新之作——<东南亚区域治理：理论、实践与比较>评介》，《南洋资料译丛》2024年第1期，第83-84页。
[3] 包广将：《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路径：以东南亚研究为例》，《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4期，第17-33页。
[4] 祝湘辉、李晨阳：《区域国别视野下的中国东南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26-33页。
[5] 高艳杰：《区域国别学视野下的东南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2月9日，https://www.cssn.cn/skgz/skwyc/202302/t20230209_5586898.shtml。
（主编：王逸舟/本期特邀责编：黄晨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