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创立于2022年11月28日，由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担任院长。研究院旨在围绕区域国别之“学”展开研究、扎实推进，为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有特色的方案与智慧。《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对此做初步探索。
本期特邀责编:
王雪梅 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
郭晓婷 博士 、燕山大学东北亚丝路文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
贾佳美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时培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慕文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目 录
学之探究 俄罗斯的“中心”与“边缘”之辨
观点集萃 俄罗斯的“近外”与“远外”之分
学人访谈 邢广程学部委员谈俄罗斯及其区域认知
编者按：本期简讯聚焦俄罗斯的区域认知，以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为线索，探索俄罗斯对其国内区域和周边区域的认知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本期设立“学之探究”“观点集萃”和“专家访谈”三大栏目，旨在为读者呈现更为立体、深入的俄罗斯研究。需要强调的是，本期主要关注主流声音与国家官方定位，暂不包括和反映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派系和学术流派立场。“学之探究”以俄罗斯的地理、历史、民族等多个维度入手，从“中心”和“边缘”这两个核心概念延伸拓展，探讨俄罗斯对其自身区域的认识，剖析俄罗斯身处的独特地位如何塑造了其特有的发展轨迹。“观点集萃”聚焦于俄罗斯特色的研究，以“近外”与“远外”之分为视角探讨其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观念，解读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动向。“学人访谈”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就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地缘战略以及国内政治局势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学之探究 | 俄罗斯的“中心”与“边缘”之辨
俄罗斯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从地理上来看，俄罗斯的领土横跨了欧洲和亚洲两大洲，西部边界与欧洲大陆接壤，东部则延伸至亚洲大陆，因此常常被称为“欧亚大国”。这一地理特征使得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上都具有丰富多样的影响和特点，也赋予了俄罗斯独特的地位和角色。
俄罗斯对自身国内区域的认知随着整个国家历史的延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领土的盈缩变化而不断演变发展。在历史积淀和内部区域整合的基础上，俄罗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部拥有复杂层次结构的权力空间，存在着“中心”（центр）和“边缘”（периферия），“中心”和“边缘”之间建立起不平等和非对称的关系，“中心”与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受到地理因素的作用，而是更多地受到了文明定位、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心”位于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首都是国家中央机构的所在，负责制定战略管理决策。“边缘”地区则是这以外的广阔领土，而边疆地区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俄罗斯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划分原则。
帝俄时期，广阔而多样的地理空间中形成一些涵盖较大领土范围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独特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和民族信仰特征，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地区认同。地区认同与其说是民族性质的，不如说是领土性质的，由特殊的领土利益决定。
在基辅罗斯建立早期，基辅大公向归顺自己的城市派出总督，但各地与基辅的联系是松散的，基辅罗斯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仅是名义上的臣属和实际上的交贡纳赋关系。从基辅罗斯建立直到13世纪罗斯被蒙古征服这一段时期内，基辅罗斯的政治结构一直保留着原始村社的民主制残余。蒙古征服罗斯后，原有的政治结构遭到破坏。金帐汗国在承认各王公继续为各自公国统治者的同时，要求罗斯王公向汗国称臣纳贡并承认汗国的最高权力。汗国的绝对权威使罗斯王公获得了有关专制权力的新认识，并将之贯彻到随后的中央集权国家建设中。
14至16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一系列公国被莫斯科公国消灭或吞并。到伊凡三世时，罗斯从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获得独立，并基本完成了对罗斯各公国的兼并，具有统一形态的俄罗斯国家初步形成。他还建立了中央行政机构，使各地方由中央任命的总督管理，这为日后形成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伊凡四世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沙皇，俄罗斯在其治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确立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县警务官与旧的地方行政长官和乡长三方共同负责制，对地方行政长官和乡长的权力进行了约束，从而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在彼得一世时期，统治者结合西方的行政组织经验，不断调整中央和地方行政组织的职能和机构设置，一方面，尽量给予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满足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调整地方机构和职能，逐步压缩地方行政“军政长官”的职权。经过两次地方管理改革，彼得一世把全国分成11个省，下辖50个州。各州有着一套完整的行政官僚机构，由“军政长官”领导，每个州分别管辖若干个城市和县。[1]各县的专员和行政长官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组成州委员会，州委员会由本地高级贵族和农民选举产生。在县级地方有县级行政公署，县行政公署主要管辖村社。彼得一世的改革，意在加强对地方税的征收管理，以便改善军队供应。[2]同时，彼得一世在俄国第一次建立了比较统一的地方行政系统。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按照《省级管理体制》，取消原来的三级省、州、县管理体制，代之以二级省、县管理体制，全国设50个省，省下划分为若干个县，省长及副省长由沙皇直接任命。[3]为防止省长专权和拥兵自重，沙皇任命若干总督，管辖二至三个省。此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和尼古拉一世时期，都对中央和地方机构设置进行了相应调整，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直到19世纪中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败，引发了国内一系列抗议和骚乱，亚历山大二世开启改革。根据《省、县地方自治机构条例》，[4]地方自治机构包括省和县地方会议及其执行机构——省和县地方自治局。省管理局成为省长的事务执行管理机构。一些不重要的行政和经济上的事务不再由省管理局管理，改由地方自治局负责管理，地方自治局成为具有地方政府职能的机构。同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使中央各部的职能更加明确，组织结构改善。部和部的地方机构建立在“垂直权力体系”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系统组织。在提高部的工作效率和灵活性同时，这次改革也削弱了中央集权制，使地方获得了执行事务和指挥部分事务的权力，中央只保留一般的监督和领导权。随后，在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统治者进一步收紧地方自治权。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俄国国民经济的内部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这必然要求俄国的政治结构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进行相应调整和改造。在尼古拉二世时期，地方机构的权限逐渐扩大。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在全民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统治俄国三百多年之久的专制制度终于崩溃，俄国的地方治理体系和央地关系在随后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迎来新的、历史性的剧变。
苏联时期，联邦主体的设置考虑了民族因素，具有民族联邦制的特点。
在1914年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阐述了民族自决权的内涵。他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5]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苏维埃国家“将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6]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具有阶级性，“我们这样做所关心的并不是各民族的自决权，而是每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自决权”。[7]民族自决权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求分离，而是为了使各民族更好地融合。与此同时，面对十月革命后各地民族运动的复杂形势，列宁从单一制转向更易于为各民族接受的联邦制。列宁认为“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8]到1922年底，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按照联邦制原则先后建立了8个自治共和国、11个自治州、2个劳动公社。[9]
十月革命后，在俄罗斯帝国的原有版图内建立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内战结束后，如何处理苏维埃俄国与上述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变得特别迫切。斯大林提出了“自治化”方案，列宁提出了建立平等联盟的方案、建立松散邦联的方案及各个自治共和国要求以独立共和国身份加入苏联的方案。[10]1922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批准了斯大林按列宁的修订意见拟订的新决议草案，决定各个苏维埃共和国不加入俄罗斯，代之以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随着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的通过，苏维埃政权开始进一步按照民族特征划分行政区，一方面，对原有的民族自治体进行升级改造；另一方面，对有些自治构成体及地区进行新的民族划界，建立新的民族自治体。苏联采用民族联邦制，其民族国家结构分为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等级性。[11]苏联时期的联邦制，既具有联邦制的形式特点，也展现出单一制的特点。加盟共和国的实际权力被掌握在联盟中央手中。比如，以人事任免为例，来自中央的干部政策必须被无条件贯彻执行。“没有莫斯科的命令，加盟共和国既没有任命本国主席的权力，也没有任命政府总理的权力，甚至连分散在加盟共和国各地的大型企业领导人都不能任命。”[12]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逐渐形成以民族—地区为特征构建的行政区划体系，而这种区域划分既有历史遗留痕迹，又在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特点。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为主权国家。但是，伴随着苏联解体前各加盟共和国同联盟中央的权力斗争，新独立的俄罗斯内部也出现了各民族自治实体同俄罗斯中央的权力斗争。最为典型的就是车臣和鞑靼。为了避免俄罗斯出现像苏联一样的解体情况，1992年3月31日，俄罗斯各联邦主体签署《联邦条约》，[13]形成了“条约联邦”的模式，但鞑靼斯坦和车臣-印古什未签署。该条约划分了联邦国家机关与各联邦主体权力机关的职权范围，联邦中央的权力被限制，相应地，联邦主体的权力得到扩大。在《联邦条约》签订以前，俄罗斯是由形式各异的民族实体组成的，行政区划体制是以民族区域为原则划分的。《联邦条约》签订后，俄罗斯联邦主体的成员数量有所增加，由89个联邦主体（21个共和国、6个边疆区、49个州、10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和1个自治州）组成。《联邦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俄罗斯分裂的趋势。但是在签订条约的过程中，各联邦主体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不断地同中央讨价还价，也进一步加剧了各联邦主体的不平等地位，尤其是鞑靼斯坦获得了高度自治权，出现了所谓“鞑靼模式”。而车臣也在追求主权独立的路上越走越远，在经历两次车臣战争后，联邦中央与车臣之间的权力关系才逐渐理顺。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这部宪法从法律上取消了联邦主体的“退盟权”，不承认《联邦条约》规定的俄罗斯联邦的联邦主体是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定。1993年宪法没有再向联邦主体让步，树立了联邦中央的权威。与此同时，为缓和与地方的矛盾，联邦中央还积极推进地方自治制度建设。自1995年起，俄联邦机构只设置到州一级，州以下实行地方自治，改变了苏联时期从上到下管到底的局面。
自普京执政以来，联邦中央通过调整行政区划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以维护国家统一。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设立联邦区，派驻总统全权代表。2000年5月，普京签署命令，对联邦原有的行政区进行规划调整，在全国89个联邦主体的基础上按地域划分7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下辖若干联邦主体。普京还任命了7位全权代表驻联邦区，赋予其广泛的权力，直接对总统负责。可以说，这项举措实际上是重新划分了俄罗斯的行政地图，使联邦中央加强了对联邦主体的直接领导，有效削弱了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同时，也结束了地方各自为政、脱离中央管理的局面。此外，北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中央处理地方事务中的关注重点。经历了叶利钦、普京时期的改革，虽然该地区恐怖势力得到遏制，但恐怖主义并未能得到彻底根除，中央政府与地方仍处于对立和分化的状态。为了切实解决北高加索的遗留问题，2010年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在北高加索地区建立第八个联邦区。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合并联邦主体。原有的89个联邦主体，不仅数量多，而且内部行政结构多样。同时，联邦主体之间的规模，包括人口数量、资源储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容易导致各地出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最重要的是，不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治理和国家统一。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推进联邦主体合并是俄罗斯面临的三大任务之一。[14]通过这一举措，联邦主体的设置进一步合理化，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制约，巩固了俄罗斯的统一，优化了地方治理体系，对俄罗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实际上，这种服务于政治需要的区域划分，往往又会强化了不同区域对自身在行政资源、政治或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或优越地位的认识，进而导致某些区域产生扩大自治权甚至脱离国家实体的政治诉求。相应地，也就进一步使“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复杂化。我们可以看到，与俄罗斯内部组织复杂的国家空间相对应，俄罗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都建立起了一套地方治理体系，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集权和分权的调整，核心目标就是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定，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维持地方的活力。正如俄罗斯法学教授伊万诺夫斯基在1899年指出，政府活动的集权和分权问题就如同国家生活一样是一个老问题，同时，这又是一个值得挖掘的新问题，显然，很难找到一个对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都适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确切答案。[15]俄罗斯对自身区域的认知，以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形成的区域划分原则，具有典型的俄式特点，与在俄罗斯土壤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基础相适配。不容忽视的是，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也对历史与现实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构建与调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注释：
[1]孙成木、刘祖熙、李建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2] [俄]叶夫根尼·安尼西莫夫：《俄罗斯帝国史》，高雅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68页。
[3] 曹维安、郭响宏：《俄国史新论: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到彼得堡罗斯》，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4] 曹维安：《俄国史新论——影响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5] 《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6]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7] 《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5页。
[8] 《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9] [苏]苏科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赵常庆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9页。转引自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8-69页。
[10] 左凤荣、刘显忠：《从苏联到俄罗斯：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11] 刘显忠：《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第56页。
[12] [俄]叶·普里马科夫：《思想之声》，李成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58页。
[13] 1992年3月31日，俄联邦中央分别与不同类型联邦主体代表签订《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边疆区、州、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权力机关间管辖对象和职权划分的条约》《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内主权共和国权力机关间管辖对象和职权划分的条约》《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与俄罗斯联邦内自治州、自治区间管辖对象和职权划分的条约》，统称《俄罗斯联邦条约》。
[14]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5г., 25 апреля 2005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36354/page/2.
[15] Ивановский В.В. Вопросы государствоведения, социологии и политики. Казань: Типо-лит. Имп. ун-та. 1899. С.244.
观点集萃 | 俄罗斯的“近外”与“远外”之分
探讨俄罗斯人对邻边区域的认知是一个有趣且意义深远的问题。除了对自身区域的认知外，他们对邻边区域的定义可能存在不同的观念。其中，“近邻”和“远邻”并非仅仅是地理概念，更反映了俄罗斯人对于地缘政治、历史和文化联系的理解。因此，我们需要以更加广泛的视角来理解这些概念，考虑到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因素，以更深入、全面地探讨俄罗斯对邻边区域的认知和定义。
俄罗斯在对外关系层面上关于世界区域划分观念具有独特性，如俄语中的“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近东）通常中文翻译为“中东”，俄罗斯关于“新欧洲”“老欧洲”的认识也与西方世界有所不同，而其中“近外”与“远外”之分代表了其独特的周边区域观念。每个国家对于自己的邻国和周边区域都会格外重视，但这一概念体现出俄罗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特殊考量，是苏联解体带来俄罗斯国际环境发生变化、重构对外关系进程中的观念产物。
在苏联解体初期，为了表示俄罗斯和这些新独立的周边国家的特殊关系，俄罗斯塑造出了一个词——“近邻国家”，来指代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另外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即在周边地带单独划分出了原苏联空间。这样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对独特的概念——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中文直译为“近外”，与之相对的正是даль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即“远外”，即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被称为“近外”，其他所有非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被称为“远外”。[1]同样是地理邻国，有些国家是“近外”，有些国家是“远外”。因此，作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构对外关系结构时在政治语言中出现的话语，“近外”概念代表着当代俄罗斯的一个特殊利益空间，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承认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又试图保持和发展与它们的特殊关系的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
与这一观念联系密切的还有“俄罗斯世界”概念，一个以俄语和东正教等文化要素为联系的共同体，形成了超越领土边界的影响空间，这一空间对内包含着俄罗斯与其他成员的等级关系，对外形成了相对于其他文明的独特性。这是历史文化层面上的体现。国际政治机制层面上，俄罗斯与这些国家成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除波罗的海三国，“近邻国家”都加入了，但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乌克兰相继退出。这一区域还有另一个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塑造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的重要抓手。俄罗斯希望通过经济层面的紧密互通实现欧亚地区一体化，但其对“欧亚”的主张是有着自己的理解的。普京曾明确表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资格只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开放，但加入欧盟的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除外。[2]例如，土耳其虽然是欧亚国家，但并不能够成为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相对于较为封闭的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则是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庞大地缘政治项目，并非基于历史文化内涵，而是一个外交概念，并面向广大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以及东盟、上合组织等多边组织，使之成为影响世界秩序的关键要素之一。但俄罗斯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能否支撑如此庞大的项目，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仍然值得观察。这些概念在对象上有所重叠，在不同层面执行不同职能。但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欧亚”观念与其原苏联空间情结紧密相关，而非基于地理范畴，其中尤以“近外”概念最为典型。
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一开始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缺乏经验，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自身利益，曾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在对西方失望后，俄罗斯才逐步确立起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战略。[3]由于政治、经济、领土、民族等原因，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不时发生摩擦和争吵，普京的重要原则是把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关系建立在实际利益的基础上，改变过去从政治需要出发不注重经济利益的做法，并开展了频繁的首脑外交，调整和改善与独联体其他成员国的关系。[4]那么现在俄罗斯如何看待“近外”问题？可以说现在这一观念更加紧迫了。2023年“近外”概念时隔30年重新回归于《对外政策构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优先方向，“近外”是“独联体国家和其他与俄罗斯具有共同国家性、共同语言、相近文化以及各领域深度相互依赖等多个世纪传统联系的邻国”，即不论近外国家是否加入独联体，即使一些近外国家退出独联体，但多重历史传统联系使这一地带仍是一个整体，俄罗斯与它们的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邻国关系仍然是不同的。俄罗斯基于庞大的空间幅员、久远的帝国传统、独特的文明特征、天然的使命意识，将自我塑造为一个“核心力量”。[5]正如俄罗斯学者所做出的“太阳系”比喻，其中心不是太阳，而是俄罗斯，与其他行星的引力反映了关系的紧密程度，或者“套娃”思维，最内层的小娃娃是未被承认或部分承认的国家：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再大一点的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然后是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然后是独联体，每向外一层都代表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凝聚力水平的下降，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密码仍在努力寻找忠实的老朋友（首先是在种族和文化上接近的国家），并且总是害怕对他们失望。[6]这一观念随着现实形势发展而愈加强烈。
俄罗斯对“近外”空间的诉求是什么？为何如此重视？俄罗斯的目标是什么？2021年12月俄罗斯半官方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发布了一份名为《无界之域：俄罗斯及其邻国》的报告，[7]将俄罗斯的想法表达得非常清晰。这一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理想目标是“在自己周边形成一条能够基于地缘政治情况进行独立对外政策决策的国家链”。何为“独立进行对外政策决策”？该报告也给了明确答案，“‘做出主权决定的能力’的意思是能够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合理评估自己的处境开展行动”。而“合理评估自己的处境”则基于“传统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地缘政治空间和共同历史经验等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可以看到，在俄罗斯观念中，近外可以是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它们的决策仍然应该考虑到曾经在同一国家中生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尊重传统力量格局和共同地缘政治空间中俄罗斯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关系“不是历史道路的延续，而是当前条件下的合理战略选择”，而俄罗斯在特殊空间中是“最强大的国家，它对整个空间的安全负有责任，并且其利益在客观上具有主导性”。在俄罗斯的周边形成一个对俄罗斯国家利益足够友好、保障俄罗斯国际地位的“链条”，不被其他国家利用来反对俄罗斯或者形成威胁，同时它也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是俄罗斯与近外邻国关系的真正基调。
因此，“近外”空间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是俄罗斯安全、稳定和国际地位的“保障性条件”。历史上形成的区域观念,以及现实中的强烈受挫感和综合性压迫感，使俄罗斯要求在近外空间巩固“基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和俄罗斯关键角色的区域安全体系”和推动“符合俄罗斯利益的一体化进程”，在安全、稳定和合作三个切身利益维度上保持一种特殊的亲近关系，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空间，而非完全意义上的一般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和2022年哈萨克斯坦骚乱突出地体现了俄罗斯仍然在近外空间发挥着特殊作用。第二次纳卡战争爆发后，俄罗斯以“善意中立”的姿态进行斡旋，不仅外交部长多次访问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促进双方对话，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并提供了人道主义救援，及时有力的情报工作为俄罗斯入局斡旋和外交控局进行了良好铺垫，体现出俄罗斯在防止和调节独联体国家内部及独联体地区性冲突，并对外实行集体防御方面的重要能力。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发生骚乱，应哈萨克斯坦总统请求，集体安全组织决定在哈萨克斯坦短期部署维和部队，当日俄军作为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的第一批主力率先抵达哈萨克斯坦，促进了社会恢复稳定秩序。本来这一骚乱是哈萨克斯坦的内政问题，但俄罗斯和集体安全组织的迅速作为和积极成效，无疑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在欧亚空间的特殊影响力，避免引发更大的局势动荡，特别是被西方利用演化为颜色革命。在原苏联范围内实行地区一体化战略是俄罗斯的战略构想之一，也符合中亚国家的战略利益。[8]
但与此同时，考察俄罗斯的“近外”观念，不能脱离大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背景，俄罗斯的近外国家政策还受制于其与西方争取战略平衡与平等的诉求。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影响空间被挤压的过程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分享冷战“胜利成果”的过程，冷战胜利者的傲慢和“胜利者综合征”将俄罗斯从原苏联空间排挤出去，启动欧盟东扩和北约东扩的双拓展模式。俄罗斯希望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平等基础上发展关系，希望美国承认俄罗斯在近外空间的特殊存在和特殊利益，承认俄罗斯与之平等的大国地位。但是，美国并不将俄罗斯视为平等伙伴，而将其视为“异质国家”。不接受西方“改造”使得俄罗斯处于被遏制和挤压状态，阻止俄罗斯在独联体空间重建苏联式的超级大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底线。由此，可以看到双方在近外空间上具有结构性矛盾。[9]
苏联解体后，西欧和原苏联空间出现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现象，即西欧通过一体化、组织聚合、深度融合等方式，越来越走向统一，而原苏联阵营空间却出现了去一体化、分离化和碎片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没有实力去阻止欧盟和北约的双东扩进程，但也曾给欧盟和北约东扩划了红线，即原苏联空间是欧盟和北约所不能碰的。在西方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欧盟和北约时，俄罗斯表现过战略忍耐和无奈，给自己找了“台阶”：波罗的海三国历史上加入苏联的特殊性，属于“例外”，但独联体的其他地区属于俄罗斯的利益攸关区，西方国家不能染指。然而，西方国家再次跨越了红线，进一步加大了在独联体国家的战略投入，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颜色革命”和疑似“颜色革命”，北约与很多独联体国家签署了“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协定，欧盟通过给予“联系国”地位的办法，吸引独联体国家与欧盟建立密切联系。除此之外，还有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纳卡冲突问题等长期难以解决。美国及其盟国不理会俄罗斯的各种警告、抨击和斡旋，表明美国并不在意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俄罗斯的全部反应只能集中在外交和政治方面。[10]
2013年后，在乌克兰是否与欧盟进一步深化关系的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最终“斗破”了。[11]普京形容2013年乌克兰与欧盟的经济合作为“未经协商带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从后门进来了”，涉及到了许多第三方的利益，这还仅为经济利益，遑论其他国家利益。[12]俄乌冲突既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危机的总爆发，也是俄美之间在后苏联空间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利益矛盾的总爆发。[13]2023年，美国首次将2015年建立的与中亚国家的对话机制“C5+1”提升至元首级别，并派政府高官密集访问中亚国家。2023年10月召开的第19届“中亚-欧盟”部长级会议提出了深化中亚国家与欧盟相互关系的联合路线图，借俄罗斯深陷俄乌冲突之时拓展在中亚的影响力。同时在全球层面上，美国也不断破坏与俄罗斯的战略平衡。自美国2002年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后，又分别于2019年、2020年退出了《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俄罗斯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国际安全战略空间内的不对等。2023年，俄罗斯宣布暂停履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同时从其他渠道释放核威胁。双方博弈从区域层面上升到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层面，俄罗斯的不安全感愈加强烈，对周边空间的安全诉求也愈加强烈。俄美关系的波动性正是不对等的关系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持续性爆发的反映。[14]
2023年9月22日和2024年3月29日，普京分别主持召开了两次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最邻近国家”专题会议。普京指出，在国际舞台上与合作伙伴建立关系时，“对俄罗斯来说意义最重大的是近邻国家”，俄罗斯“在这方面工作量很大”，包含着经济、人文合作和地区安全等多个组成部分，并建议联邦安全局局长从安全问题着手。除上述影响因素外，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思潮也一直影响着欧亚地区的安全稳定。泛突厥主义思想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穆斯林，20世纪初由社会文化运动转变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苏联解体后，泛突厥主义思想滥觞，土耳其趁机以“突厥语国家”身份拉近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的关系，扩展影响力。土耳其于1992年牵头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召开了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升级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每年召开峰会。2021年11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升级为“突厥国家组织”，标志着泛突厥主义作为一支独立的地缘政治力量参与到地缘政治格局塑造的国际竞争之中，争夺在原苏联空间的影响力。2024年7月6日，阿塞拜疆在舒沙举办突厥国家组织非正式峰会，并通过了《卡拉巴赫宣言》，各国领导人签署了有关加强突厥国家组织秘书处的决议，突厥国家组织的非正式峰会也正在成为一种传统，并参与到国际热点问题中。
苏联的坍塌无意中造成了俄罗斯国际地位的变化，到目前为止，这个历程仍然没有结束。尽管俄罗斯在与西方博弈进程中时有战果，但不能挽回其战略上的颓势和被动局面。俄罗斯正在吞下冷战结束所带来的一系列苦果，这进一步强化了对苏联解体遗留问题的反思和历史叙事。在乌克兰危机延宕的背景下，建构国家文明的紧迫性进一步升级，俄罗斯正在重新定位“斯拉夫文明”“俄罗斯世界”“国家文明”等数个概念的内涵和话语表达，强化俄罗斯在该文明共同体中的“堡垒”地位，以新的文明叙事指导处理与斯拉夫国家以及其他近邻国家之间的关系。[15]“近外”概念回归体现出俄罗斯在对外关系的破旧与立新、边界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等问题上仍有着自己的独特考量，并且这些概念及它们背后的独特战略文化在现实形势压力下产生了重要的现实影响。
注释：
[1]Ожегов С.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Мир 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2019. C.337.
[2] Путин: ЕАЭС открыт для стран СНГ, 1 июля 2014г., https://vz.ru/news/2014/7/1/693622.html.
[3] 左凤荣：《俄罗斯：走向新型现代化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31-332页。
[4] 左凤荣：《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6页。
[5] 杨成：《帝国情结支配下的“核心-边缘综合体”模型与俄西方关系》，载《俄罗斯文明与外交》，姚海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27页。
[6] Игорь Окунев,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ды России —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приоритеты, 27 февраля 2020г.,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geopoliticheskie-kody-rossii-vneshnepoliticheskaya-strategiya-i-natsionalnye-prioritety/.
[7]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ё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без границ: Россия и её соседи”, Докл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декабря 2021.
[8] 邢广程：《新型伙伴范式：对中俄关系的多向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7页。
[9] 邢广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困境与根源》，《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103页。
[10] 邢广程：《科索沃问题与俄罗斯的战略调整》，载《邢广程论文选》，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3页。
[11] 邢广程：《2015年的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的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2期，第9页。
[12]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4 октября 2014г.,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860/work.
[13] 李勇慧：《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对外战略调整及基本走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56页。
[14] 邢广程、初冬梅主编：《中俄关系：全面推进和战略协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35页。
[15] 郭晓婷、张建：《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国际论坛》2024年第2期，第62页。
学人访谈 | 邢广程学部委员谈俄罗斯及其区域认知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研究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2021级博士生时培然的采访，并就俄罗斯与周边国家关系发表看法。
时培然（以下称“时”）：邢老师您好，基于您对俄罗斯的深入研究，您认为俄罗斯在当前国际格局中的角色和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邢广程研究员（以下称“邢”）：二战之后到1991年之前，国际局势相对简单，由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主导。苏联作为两极之一，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表现强势，而美国则处于守势。这段时期，苏联有着非常辉煌的表现。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甚至有沦为二流或者三流国家的危险。普京在2001年曾指出，俄罗斯从一流国家的地位下降，甚至可能沦落为三流国家。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许多原东欧国家加入了北约，前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也加入了欧盟和北约。俄罗斯由原来的超级大国之一变成了多极世界中的一强，但并没有成为西方所认可的平等伙伴，美国对俄罗斯的轻视使其国际地位下降。这种国际地位的变化给俄罗斯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俄罗斯的民众心理、社会问题以及其与西方的关系，都要从这种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去理解。俄罗斯现在在国际上追求应有的地位和尊重，但其实力不足以支撑其大国地位，导致了能力与理想之间的巨大矛盾。特列宁在2015年的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在国际地位上的所有矛盾性都体现在其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却得不到美国的尊重和平等待遇。这种矛盾和痛苦是俄罗斯当前的重要问题。俄罗斯的地理空间和国际地位的变化也反映了其从苏联到现今的转变。
时：就俄罗斯的国家定位而言，您认为俄罗斯国家定位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俄罗斯在国家定位上的这种困惑？
邢：俄罗斯国家定位的巨大困惑是向东还是向西？这个问题至今未能解决。长期以来，俄罗斯的精英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这是主流观点。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准确地说，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这两种基本观点在不同时期都各有优势，但总体而言，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的观点更为占主导地位。因此，国际上对俄罗斯的定位也存在分歧，既有人认为她是欧洲国家，也有人认为她是欧亚国家。
利哈乔夫在其著作中明确表示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他还认为，俄罗斯的问题不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利哈乔夫指出，俄罗斯从南方引入了东正教，从北方学来了军事封建制度，这些都是南北问题的体现。此外，他还强调，俄罗斯从亚洲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认为俄罗斯的问题绝对不是东西问题，而是南北问题。
然而，近年来，认为俄罗斯是欧亚国家的观点开始增多。例如，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在任时就曾表示，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国家。尽管普京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但他也对欧亚主义表现出很高的兴趣，推动了欧亚经济联盟等项目。这表明普京对欧亚这个概念并不排斥。近年来，俄罗斯还提出了“欧亚经济伙伴计划”“大欧亚伙伴计划”，表明俄罗斯在地理上横跨欧亚，从地域上看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欧亚国家。
但是，文化上、民族心理上以及经济重心上，俄罗斯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欧洲国家。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俄罗斯自认为是欧洲国家，但其绝大多数领土都在亚洲。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现实。最近，又有学者提出“欧太国家”的概念，即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这种观点主要由西方派演变为欧亚派的人提出，认为仅称俄罗斯为欧亚国家还不够，还应视其为欧洲-太平洋国家。这个概念也得到了俄罗斯一些著名学术精英的认可。
然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没有明确其国家定位，将来可能还会继续陷入这种困惑之中。俄罗斯到底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这不仅涉及国家的民族认同和国际定位，还对其未来的发展战略有着深远影响。普京的高参苏尔科夫曾在《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孤独的混血儿”。苏尔科夫指出，俄罗斯过去八百年间，先向东看四百年，再向西看四百年，但都没有成功，因此未来的二百到三百年，俄罗斯将注定百年孤独。他认为俄罗斯既不向东也不向西，而是选择孤独，这意味着俄罗斯不结盟，但也不孤立，而是要与其他国家保持联系，但不依附于任何一方。
这篇文章在俄罗斯引起了很大反响，反映了俄罗斯面对国家定位问题时的无奈和困惑。苏尔科夫的观点认为，俄罗斯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过去二十年里，中俄关系的发展令人欢欣鼓舞，而就在此前的三十年，两国还处于冷战状态。特列宁指出，当一个国家日渐崛起，另一国家日落西山时，两国关系还能改善，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奇迹，这种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使中俄关系成为大国关系的典范。
学人简介：
邢广程，法学博士，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13年获俄罗斯“普希金”奖章，2020年被授予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荣誉博士”称号。主要研究方向为苏联历史、俄罗斯及中亚问题、周边国际问题和中国边疆问题等。
主要著作有《同盟、冲突和关系正常化：中苏关系演化轨迹》《苏联外交战略和政策研究》《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中国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等，主编《对外关系、和谐边疆与中国战略定位》《中俄关系：全面推进和战略协作》等。
（主编：王逸舟 /本期责任编辑：王雪梅、郭晓婷、贾佳美子、时培然、慕文艺）